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i?ek)在對占領華爾街運動中露營在祖科蒂公園的群眾演講時說，“想象世界的末日很容易;想象資本主義的末日卻極困難。”這是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幾年前對西方政治思潮的一句評論的轉述，那時候新自由主義的霸權依然如日中天。然而占領華爾街運動本身意味著想象資本主義的末日已經比以前容易些了。一開始，這一想象的前景看來很不美妙：在經濟危機的風口浪尖之上，眼看著全球經濟似乎就要崩潰，資本主義的末日看來將開啟一個無政府主義的暴力和苦難的時期。當我寫作本文的時候，歐元區搖擺在崩潰的邊緣，以上可能性依然存在。然而最近以來出現的從開羅、馬德里蔓延到麥迪遜、華爾街的全球示威浪潮為左派提供了謹慎樂觀的理由：也許在資本主義之后會有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

　　我們能夠肯定一點：資本主義一定會滅亡。也許不是在近期，但是可能也用不了多久。歸根到底，人類還從來沒有打造出一個永久的社會制度。并且，資本主義較之前的社會制度更加動蕩不安。問題是：資本主義之后會是什么?羅莎•盧森堡，評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時，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話：“資本主義社會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要么過度進入社會主義，要么倒退回野蠻社會。” 本著同樣的精神，我做了些思維試驗，試圖推論出可能的未來。這些未來有些是社會主義的，假如復興了的左派能夠成功的話;有些是野蠻主義的，如果左派不成功的話。

　　許多關于后資本主義經濟的文獻都全神貫注于一個問題：在資本家老板缺席的情況下如何管理勞工。但是在這里，我一開始就假設這個問題不存在，以便更好地說明其他方面的問題。只要我們簡單地推測一下：資本主義對不斷增加的自動化程度的追求將使得生產不斷走向更高效，而生產更高效的結果是資本主義體制創造工作機會的能力受到挑戰，接下來，產品的市場需求也將面臨挑戰。這一主題最近在中產階級的思想界有卷土重來之勢。2011年9月網絡雜志《石板(Slate)》上面法哈德•曼朱(Farhad Manjoo)發表了一個很長的系列文章，討論“機器人的入侵“。之后不久，麻省理工學院的兩個經濟學家發表了一本電子書《和機器賽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他們認為：自動化正在迅速控制那些直到最近還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工作機會最多的領域。從全自動汽車制造廠到可以診斷病情的電腦，自動化不僅僅控制了制造業，而且控制了服務業的許多領域。

　　在邏輯上如果我們推向極致的話，有一天，自動化的動態將使得經濟生產不再需要任何人力。這并非意味著：人沒有工作做，或是雇傭勞動的終結;就像許多人反復的、錯誤的預測新技術進步的未來一樣。但是這確實意味著把人從強迫勞動中解放出來的可能性將會日益增加。我們是否應該抓住那個機會，以及如何抓住那個機會，將取決于兩個主要因素：一個是物質的，另一個是社會的。第一問題是資源匱乏問題：找到便宜的能源的能力、提取或再生原材料的能力、以及總的來說依靠地球的潛能來為所有人提供一個高標準的物質生活水平的能力。社會如果同時擁有替代人力的技術和大量資源的話，就能夠徹底戰勝匱乏。而一個只擁有技術的社會則做不到。第二個問題是政治上的：我們將變成什么樣的社會?是一個人人自由平等、人人都有同等權利分享社會財富的社會呢?還是一個等級制的、由精英階級統治和控制大眾、并控制他們對于社會資源的使用的社會?

　　這樣一來，兩組對立條件——資源豐富與資源匱乏，平等主義與等級制——交叉產生了四種邏輯組合。 如果用通俗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說，第一組對立決定了后資本主義時代的經濟基礎;第二組對立決定了后資本主義時代的社會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其中有兩種未來是社會主義的(我只用社會主義命名其中一種)，而另外兩種則是野蠻社會的不同形式。

　　第一種未來：平等主義+資源豐富= 共產主義

　　在《資本論》第三卷有一段著名的話，其中馬克思區分了“必然王國“與“自由王國“。在必然王國中，我們必須通過體力勞動進行生產，“與自然界作斗爭來滿足我們的需要、維持和再造生命“。馬克思認為，這一必然王國存在于“所有社會形態和一切可能的生產模式中“，大約也包括了社會主義。然而，社會主義與其它社會制度的區別在于：人們理性地計劃生產、民主地組織生產，生產并不依照資本家的奇想或市場的變化而運作。但是，對于馬克思來說，社會主義不是革命的真正目標，而只是一個前提。這個前提“為的是純粹地發展人的能量，但是真正的自由王國只有以這一必然王國為基礎才可能發展出來“。

　　在別的文章中，馬克思認為：有一天我們也許可以把人類全部從必然王國中解放出來。在《哥達綱領批判(The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中，他想象：

　　“在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在把人變成奴隸的勞動分工消失之后，以及精神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區分消失之后;當勞動不但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是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時候;當個人的全面發展帶動生產力的提高，且當一切共同創造的財富如泉水般涌起且四下流溢——只有到那時候資產階級右派的淺薄視野才能被徹底清除出去，那樣的社會會在其旗幟上刻寫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馬克思的批評者們經常引用這段話來攻擊他，把這段話說成是描畫了一個毫無希望的、不可信的烏托邦。什么樣的未來社會能夠擁有如此強大的生產力以致于全人類可以從強迫的和沒有成就感的勞動中解放出來?然而普遍使用自動化生產恰恰有可能實現這一解放，或至少近乎達到這一解放——假如我們能夠保證產生動力和確保資源的話。但是最近我們不僅在商品生產方面取得技術進步，而且在產生供自動化工廠和三維打印機使用的能源方面也取得了技術進步。這樣我們就有了一個可能的后匱乏的未來，在這樣一個未來里，我們擁有節約勞力的技術，以及與今日不同的能量制度(今日的能量供應受到礦物燃料的物理儲量和對環境的毀滅程度限制)。這樣的未來遠遠沒有保證，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希望的端倪。比如，生產和運作太陽能板的費用在過去十年急劇下降，按照這個趨勢，到2020年的時候，太陽能將比現在的電力資源更便宜。如果便宜的能源和自動化能夠與有效生產和回收原材料的各種方法結合的話，那么我們將真正告別把“經濟”作為社會應對匱乏的機制的時代。如果是這樣的話，即將來臨的是什么呢?

　　這并非意味著所有的工作都停止了，我們所有人都無所事事、大肆揮霍、像進入休眠狀態。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勞動不但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不論我們從事什么活動、參與什么項目，我們之所以參與是因為這些活動讓我們覺得有內在的充實感，而不是因為我們需要工資或者我們每個月欠合作社多少工作時間。這其實并非不可能，如果考慮一下今天人們選擇職業時有多大程度是基于非物質的考慮的話。在那些享有選擇權的人們中：數百萬人選擇讀研究生、或稱為社會工作者，或開辦小型有機農場，雖然他們完全可以從事更賺錢的職業。

　　今天看來，雇傭勞動的消亡似乎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然而曾幾何時，在勞工運動從減少工作時間的要求上后退之前，在縮短工作周的長期走向停滯和逆轉之前，人們都在擔心工作時間縮短之后我們能做什么。在一篇名叫《我們的孫子們面對的經濟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的文章中，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預言說，幾代人之后，“人將面對他真正的、永恒的問題——面對科學和復利幫他贏得的、從迫切的經濟問題中解放出來的自由和休閑時光，他該如何使用才能活得有智慧、快樂且健康?” 在一份最近發表的發生在1956年的一場討論中，麥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發言的時候，先不經意地評論了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的這段話：“如今我們的生產力已經足夠;很明顯我們能夠為全世界提供商品，并且能夠試著讓人類無需工作。”

　　凱恩斯和阿多諾生活在一個工業似乎只有在大規模狀態下才能存在的時代，不論是在資本家的工廠中，還是在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中。這種形態的工業不論是在什么樣的社會結構下都意味著等級制。最新的技術進步暗含著回歸到不那么集中的生產結構的可能性，而無需大幅度降低物質生活水平：三維打印機和小型“制造實驗室”的涌現使得在不完全犧牲生產率的前提下縮減某些制造業規模的可能性提高了。因此，在我們想象的共產主義未來中，就某些勞動力依然需要用以生產而言，小型集體企業(而非資本家的或國營的公司)應該就能滿足需要。

　　在經濟上超越雇傭勞動也意味著在社會上超越它。在社會上超越雇傭勞動意味著我們在優先次序和生活方式上的深刻變革。要想象一個工作不再是必需的的社會，從小說中汲取養分要比從理論中推導更有成效。事實上，許多人早已熟悉了后匱乏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因為這樣的烏托邦存在于我們最廣為人知的大眾文化作品之一——《星際迷航(Star Trek)》中。《星際迷航》中的經濟和社會制度是建立在兩個基本技術元素之上的。其一是“復制器”的技術，只要輕輕摁一下按鈕就能夠憑空產生出任何物體。另一項技術是含糊說明了的能源，顯然是免費或幾乎免費的。這一能源是復制器和《星際迷航》中一切事物運作的動力。

　　《星際迷航》的共產主義特征常常被掩蓋起來，因為根據其改編的電影和電視節目主要圍繞探索銀河系且和外星種族發生沖突的星艦上的軍事等級制而展開。但是這一等級看來像是尋求冒險和探索的人生的人們自愿選擇產生的;至于其中對市民生活的驚鴻一瞥而言，看來很大程度上擺脫了等級制和壓迫的困擾。至于這個節目偏離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程度，是因為那些作者引入了外在的、惡意的外星種族或資源匱乏以制造足夠的戲劇張力的結果。

　　不過，要想象共產主義未來的災難，我們不必用咒語召喚星艦和外星人。科利•多克托羅(Cory Doctorow)的小說《魔法王國受難記(Down and Out in the Magic Kingdom)》想象了一個后匱乏的世界，背景看上去仿佛是今日美國的衍生。和在《星際迷航》中一樣，物質匱乏在《魔法王國受難記》中也已經退居次位了。但是多克托羅理解的人類社會中，某些非物質的商品將總是匱乏，比如名譽、尊敬、同輩中的口碑。于是這本書圍繞書中人物企圖積累“物非(whuffie)”來展開。物非是一種類似于虛擬的小童軍點數的東西，每一點代表你積累的信譽值。并且，物非被用來決定一個人在任何自愿組成的集體企業(在小說中是管理迪士尼樂園)中的權威。

　　和《星際迷航》比較來說，多克托羅那本書的價值在于：它認為后匱乏的世界仍然存在等級和沖突，而不是一個人人都生活在絕對和諧中、沒有政治沖突的社會。名譽，如同資本，可以通過不平等和自我繁殖的方式被積累，就如同那些已經很受歡迎的人獲得了做某些事情的能力，而他們做這些事情的結果是獲得更多的關注而使得自己更加受歡迎。這樣的動態關系我們現在就能看到，比如博客和其他社交媒體制造出廣受歡迎的守門人，而這些守門人能夠決定哪些人得到關注，哪些人被忽略。這一個方式和誰有錢可花不盡相同。即便脫下其資本主義的外衣，如果我們組織一個社會根據的是某人在臉書上面受歡迎的程度，那么最低限度都會有某些弊端。

　　即便這里設想的不是一個完美社會，在這種共產主義的未來中，沖突至少不是基于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對立關系，或資源匱乏帶來的矛盾。這是一個并非一切都和錢有關的世界。和以往所有社會形態以及資本主義社會一樣，一個共產主義社會將不可避免地存在地位等級的不同。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盡管并不完全，一切社會地位的等級都是依據一個主要地位等級因素來決定的，即資本和金錢的積累。而在理想中的后匱乏社會里，各種尊敬度之間是獨立的，因而一個人作為音樂家的尊敬度和他作為政治活動家積累的尊敬度是不相關的;他不能用音樂家的地位來換取政治活動家的地位。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把這樣的社會稱為“平等主義的”結構是一種用詞不當，因為這樣的社會不是沒有等級，而是有許多等級，沒有一種等級較另一種更優越。

　　第二種未來：等級制+資源豐富=租用主義

　　考慮到技術上完全自動化和免費能源的條件，《星際迷航》中描繪的純粹共產主義的烏托邦是可能的，但卻遠遠不是必然的。歸根到底，今天的資產階級精英階級不僅享受著對稀缺的物質產品的特權，他們還享受著相對于工人大眾的特權地位和控制工人大眾的社會權力;不可小覷的是，這些也是資本家的動力源泉之一。說到底，沒有人能夠在自己身上花上10億美元;然而我們看到一些對沖基金的經理人一年之內就賺了10億美元，第二年又來要賺更多。對這些人來說，錢是控制他人的權力之源、社會地位的標志和記錄成功的方法，和多克托羅的物非差別不大，除了這種地位是以在物質上掠奪他人為基礎的。因此，可以想見的是：即便有一天勞動對于生產來說過剩了，統治階級依然會竭盡全力保留一個基于金錢、利潤和階級權力的制度。

　　后匱乏時代經濟中的階級權力，其雛形可以在我們的知識產權法體系中看到。雖然當代知識產權的辯護士們把知識產權說得和其它產權大致類似，其實知識產權的基本原則和其它產權大不相同。經濟學家米歇爾•博爾德林(Michele Boldrin)和大衛•萊文(David K. Levine)認為，知識產權遠遠超過了了傳統意義上的財產。知識產權不僅僅確保“人對于自己的想法的控制權”，就如同保護你控制自己的鞋子和房子的權利一樣。相反，知識產權給予權利人對他人如何使用其“擁有的”某個想法指手劃腳的權利。博爾德林和萊文指出，“這種權利在其它形式的產權中不是自動給予的。假如我生產了一杯咖啡，我有權利決定或者賣給你，或者自己喝掉。但是我對這杯咖啡的產權不能給予我賣給你咖啡且指導你如何飲用的權利。"

　　產權形式從不動產到知識產權的突變，催化了社會的轉型進入某種不能被看作資本主義，但是同樣不平等的社會。資本主義，就其根源上說，不是由資本家的存在決定的，而是由資本的存在決定的。而資本的存在和以雇傭勞動為手段的商品生產過程是不可分割的。這個過程就叫錢-商品-錢的過程。當雇傭勞動消失之后，統治階級可以持續積累財富的唯一條件是：他們保有對一大批可租用之物的控制能力。而這一能力將起因于他們對知識產權的控制。隨之出現的將是一個租用主義的，而非資本主義的社會。

　　舉個例子，假設所有的生產都是通過《星際迷航》中的復制器達成的。為了保證出售復制出來的東西能夠獲利，必須禁止人們免費制造他們想要的任何東西，而這就是知識產權的功能。想要復制器，你只能從擁有該復制器使用許可的那家公司處獲得。任何想要給你一個復制器或者用自己的復制器復制出另一個的人都違反了他們使用許可的條款。不僅如此，每次你用復制器造出某物的時候，你都要付給對那東西擁有權利的人一筆許可費用。在這個世界里，如果《星際迷航》中的船長讓-呂克•皮卡德想要復制他最喜歡的“熱伯爵茶”的話，他將不得不付費給擁有熱伯爵茶知識產權的那家公司。

　　這至少在表面上來說解決了如何維持牟利企業的問題。任何妄圖用復制器來滿足需要卻不付錢給版權卡特爾的人都將成為罪犯，就如今日的網絡文件共享者。雖然這聽上去很荒謬，在當代互聯網分享文化中很容易找到為這種安排呼吁的批評者;比如，杰倫•拉尼爾(Jaron Lanier)的《你不是個玩意兒(You Are Not a Gadget)》就公然呼吁給數碼內容強加一種“人造匱乏”以恢復其價值。這類言論的惡果在唱片工業起訴無助的mp3文件下載者們的案件中已經很明顯了，其影響還可以在反擊盜版的偽裝下持續加強的監視狀態中看出。把這一制度擴張到實體的微細制造(micro-fabrication)只會使問題更加糟糕。再一次，科幻小說如查爾斯• 斯特羅斯(Charles Stross)的作品給我們很多啟發。他的《漸速音(Accelerando)》為我們描寫了一個盜版者被槍手追殺的未來，而《停機狀態(Halting State)》描寫的是“法布斯人”在法律出臺前于窮街陋巷偷偷運作三維打印機的情形。

　　但是一個建立在人造匱乏的基礎上的經濟不僅是不合理的，也是有機能障礙的。如果每個人不斷被迫要付所謂的使用許可費的話，人們得有賺錢的法子才行，而這會帶來一個新的問題。租用主義的根本難題是有效需求的問題，也就是如何確保人們賺到足夠多的錢來支付支撐私人利潤的使用許可費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和工業資本主義當年面臨的問題沒有多少不同，只是在人力勞動日益被擠出經濟制度之外的情況下，這個問題更加尖銳了。并且，人類作為生產的元素已經是多余的，但是作為消費者依然是必要的。因此問題是：這樣的經濟制度下還剩下什么樣的工作呢?

　　依然需要有人能想象出可用以復制的新事物，因此一個人數不多的包括設計師和藝術家的“創造階層”依然會有一席之地。隨著創造物的累積，用不了多久可復制的事物之數量將大大超過人們可以用來購買它們的時間和金錢的數量。任何公司最害怕的事將不是勞力或原材料的價格(那時候將很低或根本沒有)，而是他們手中擁有的使用許可沒有競爭對手的那么受歡迎。因此，市場營銷和廣告業將持續雇傭大量人員。在市場人員之外，將要有一個律師組成的軍團，因為我們今天只是關于專利和版權的侵權訴訟在未來將覆蓋到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最后，就像在任何一個等級制社會中一樣，必然要有一個鎮壓的機構，以防止窮人和無權無勢的人從富人和有權有勢者那里拿回他們的一份那類行為。執行嚴苛的知識產權法將會需要大量薩繆爾•鮑爾斯(Samuel Bowles)和阿爾瓊•佳亞德福( Arjun Jayadev)所謂的“警衛勞力”：“那些監視器、警衛和軍事人員...... 不是為了生產，而是為了強制執行在交換中以及在追求或阻止所有權單方轉手過程中出現的權利糾紛。”

　　盡管如此，在租用主義經濟中，維持完全就業將是一項長期的斗爭。以上四個領域的工作機會不太可能完全補足自動化造成的工作流失。并且，即便是這四個領域的工作也將面對節約勞力的創新舉措的威脅。市場推廣可以通過數據挖掘(data mining)技術和算法(algorithm)實行;律師工作的許多日常職能可以由軟件來替代;警衛勞力可以由監視機器人而非真人警察充當。即便是產品發明這類工作有一天也能由具有初步創造性人工智能的電腦來進行。

　　而假如機器失敗了，出租者的精英階級還可以占有我們的空余時間以榨取免費勞動。臉書已經依靠其用戶來免費創造內容了，近來出現的“游戲化(gamification)”熱潮表明了：一些公司對于把雇員的工作轉變成某種游戲化活動很感興趣;這些活動的特點是人們喜歡做、且愿意花自己的時間免費來做。例如，計算機科學家路易斯•凡•安(Luis von Ahn)的專長是開發“有目的的游戲”，一種應用程序讓終端使用者感覺好玩的同時又可以實現某種有用的計算任務。凡•安的一個游戲是讓使用者辨認照片中的物體，這些數據被輸入數據庫為搜索引擎所用。這一研究方向啟發了奧森•斯科特•卡(Orson Scott Card)的小說《安德的游戲(Ender's Game)》的世界;小說中孩子們以為自己在玩電子游戲而實際上是遠距離參與了星際戰爭。

　　這一切都意味著：租用主義社會很可能要受到持續性的就業不足趨勢的影響。為了保持社會的穩定，統治階級將不得不想方設法應對這一挑戰。這將導致已故的安德列•高茲( André Gorz )對于后工業社會的一個設想能夠實現：“支付手段的分配必須與社會創造的財富數量相對應，而不是和所做的工作量相對應。” 這樣一來也許需要向盈利公司收稅然后重新分配給消費者——很可能采用不帶任何附加條件的有保證的收入形式，且可能要求他們從事一些不必要的工作作為回報。但是即使財富再分配對于階級整體而言是有利的，要求集體行動時問題就出來了：在他人的付費之上免費搭車，對于任何公司或富人來說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因此，他們會抵制強征再分配稅的努力。當然政府也可以簡單地發行更多紙幣給工薪階級，不過這樣做導致的通貨膨脹也是一種間接的財富再分配因而也一樣會被抵制。最后，還有一種方案：通過讓消費者提高負債率來資助其消費行為，但是二十一世紀初的讀者們大概無需被提醒這個解決方案固有的局限性。

　　考慮到以上所有麻煩，你也許會問：既然食利者階級能夠簡單地復制出他們想要的任何東西，為何他們還要盡力從人們身上榨取利潤呢?是什么使得這個社會不會簡單地解體變為前一部分中描述的共產主義呢?也許是因為沒有人能夠擁有足夠的使用許可來供給他們所有的需要，于是每個人都需要收入來支付自己的使用許可費用。你也許擁有復制蘋果的技術專利，然而只能制造出蘋果不夠保證你的生存。從這個角度來看，食利者階級不過是那些擁有足夠的使用許可，從而能夠支付自己所有的使用許可費的人罷了。

　　如一開始就提到的，或許會發生的是：在這個階級分化的社會里，統治階級為保證上層階級對于其它階級的特權將采取防范的姿態。這暗含了租用主義就業不足問題的另一個解決方案：雇傭人們來提供個人化服務也許會成為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征，即便自動化服務使得這一做法完全沒有必要。今天服務型經濟的崛起具有很大的預兆性，也許會演變成19世紀英國或今日印度某些地方的一個未來主義版本，在那里精英能階級能夠雇得起大量奴仆。

　　但是這種社會能夠持續存在的條件是：大多數人必須接受統治該社會的等級制的正當性。也許意識形態的力量足夠強大到能夠勸誘人們接受這里描述的種種情形。又或者人們會開始追問：為什么知識和文化的財富被嚴格的法律封閉起來，而，套用一個最新流行的口號，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對于人造匱乏制度來說是遙不可及的。

　　第三種未來：平等主義+資源匱乏=社會主義

　　我們已經看到：在自動化生產和資源富足的條件下，社會或者進入純粹烏托邦的共產主義階段，或者進入荒誕的、反烏托邦的租用主義狀態。但是假如能源和資源依然短缺呢?那樣的話，我們將進入一個同時存在富足和匱乏的世界，生產力得到解放的同時，對生產投入的計劃和管理得到了強化。同樣地，控制勞動的需要消失了;但是管理匱乏的需要卻保留了下來。

　　生產的物質投入上面出現的匱乏不僅僅包括特殊商品如油、鐵礦石。資本主義對環境的惡意破壞可能會永久地破壞我們今天的經濟仰仗的氣候和生態系統。氣候變化已經搞亂了全球的食物供應系統;未來的人們回顧的時候，也許會把擁有多種多樣食品的今天看作一個不能長久的黃金時代。(早幾代的科幻小說作者有的時候想象人類有一天將選擇從一粒無味的藥丸中獲取所有營養;但是我們也許將不得不那么做。)如果采用更嚴峻的估計的話，今天人口密集的許多地區未來將無法住人，這將給我們的后代帶來人口遷移和城市重建方面的巨額花費。

　　于是，我們的第三種未來是：無人需要勞動，但是人們不能想消費多少就消費多少。某種形式的政府是必要的，純粹共產主義的可能性被排除在外;我們將要面對的是一種社會主義，以及計劃經濟的某種形式。不過，和二十世紀的計劃經濟著眼于生產不同，資源緊張的未來社會中的計劃將主要關注對消費的管理。也就是說，我們將假設復制器依然存在;問題在于管理我們輸入復制器的東西。

　　這聽上去沒那么誘人。歸根到底，消費管理恰恰是蘇聯式計劃最為不足之處。一個能夠武裝起來對抗納粹的國家，在戰后卻面臨無盡的物品短缺和長長的領救濟的隊伍。這樣的模式很難成為鼓舞人的樣板。但是蘇聯及其仿效者的真正的教訓在于：當年計劃經濟的時代尚未到來。而當它真正到來的時候，事實證明：共產主義體制下僵化的官僚制度和漏洞百出的政治制度容不下計劃經濟。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的許多經濟學家勇敢地嘗試重組經濟，企圖將其變成可操作的形式。這一嘗試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列昂尼德·坎托羅維奇(Leonid Kantorovich)，他的故事最近被弗朗西斯•斯布福特(Francis Spufford)寫成小說《紅色的富裕(Red Plenty)》。這一嘗試失敗的原因不是因為計劃經濟在根本上說是不可能的，而是因為：計劃經濟在那個時代的蘇聯從技術上和政治上來說都是不可能的。技術上不可能，是因為夠強大的計算能力當時還不具備。政治上不可能，是因為蘇聯的官僚精英階層不愿放棄當時的體制賦予他們的權力和地位。

　　但是坎托羅維奇以及當代計劃經濟的理論家們諸如保羅•科克肖特(Paul Cockshott)和奧林•卡特瑞爾(Allin Cottrell)的嘗試表明：某種有效的、民主的計劃是可能的;而在一個資源匱乏的時代，將是必然的。私有化的資本主義生產雖然在刺激節約勞力的技術革新方面成效卓著，在保護環境或限量供應稀缺資源方面卻敗績累累。即使是在后資本主義的、后工作的世界里，我們依然需要某種協調以保證總體上人們對待地球的方式不是破壞性的。正如邁克爾•樓易(Michael Löwy)所說，我們需要的，是某種“全球的、民主的計劃經濟”。這種計劃經濟建立在多元的、民主的爭論的基礎上，而不是被官僚階級決定的。

　　但是，我們需要區別開民主的計劃經濟與完全非市場的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可以在合理化計劃的同時依然保有市場交換的某些特點，以及金錢和價格。而這一點，就是坎托羅維奇的洞見之一;不是要去掉價格信號，而是要讓價格成為把計劃生產目標變成經濟現實的機制的一部分。目前的通過總量管制交易(cap-and-trade)計劃來向溫室氣體排放收費的做法指向這一方向：雖然市場被用作協調機制，該做法依然是一定形式的計劃，因為其關鍵的一步是一個非市場的決定：溫室氣體排放在什么標準是可以接受的。這類做法在未來和在今天看來會大不相同，因為未來其普遍化的執行將不存在資本主義的財產關系和財富不均。

　　設想一下：人人都得到一份錢，不是作為勞動的報酬，而是作為基本人權。這份錢不能用來購買他人的勞動，相反可以用來購買你使用復制器時耗費的能源和資源的數量。可能出現一個人們選擇交換不同形式的消費許可的市場，但是那將是社會學家埃里克•奧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所謂的“成年人之間自愿的資本主義”，而不是在被餓死的威脅之下被迫參與的雇傭勞動。

　　這樣的社會需要規定消費水平，且保證達成穩定的消費目標，因而還要設定價格，所以政府不能像在共產主義社會里那樣逐漸消失。即便階級沖突已然消亡，只要存在匱乏，就一定會有政治沖突。在不同地域的人們之間、在不同年代的人們之間、在更關注環境的長期健康與希望在短期內得到更多物質消費的人們之間都存在矛盾，且任何一種矛盾都不是能夠輕易解決的。但是最低限度我們能夠作為民主社會超越資本主義，且基本上完整無缺。

　　第四種未來：等級制+資源匱乏=滅絕主義

　　假設進入未來社會的時候，人類不能實現平等，而環境的限制持續給我們帶來壓力，那么人類可能進入第四種，也是最令人不安的一種未來。在某種程度上，第四種未來和我們一開始設想的共產主義有點像，只不過它是少數人的共產主義。

　　關于全球的精英階級，也就是那些我們現在稱之為“百分之一”的人們有一個悖論，那就是：一方面，因為控制著這個世界大量的金錢和財富，他們被稱作“百分之一”;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他們卻是那少數最少被金錢控制的人們。正如查爾斯• 斯特羅斯寫的，最富有的人生活在一種免費享用世間大部分商品的狀態中。換句話說，相對于他們的財富而言，食品、房屋、旅行及其它便利設施的費用非常之低，以至于他們幾乎不需要考慮任何東西的價格;他們想要什么就可以擁有什么。

　　也就是說，對于極為富有的少數人來說，這個世界已經像先前描述的共產主義社會了。不同的是，這些少數分子的后匱乏狀況不是單純靠機器而且是靠全球工人階級的勞動。但是對未來的一種樂觀的估計，暨我在此前描述為共產主義的那個未來，是：最終全人類都會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那百分之一。就如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著名的評論，"未來已經來到;只是分配不均。”

　　但是假如能源和資源就是太稀缺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達到今天的富人享有的物質生活水準呢?假如在未來，生產上不再需要普羅大眾的勞動，但是卻滿足不了人人都過上隨心所欲的高消費標準呢?如果在那樣的世界里，我們的社會是平等的，那么前一部分描述的社會主義的、共享的保護資源的制度就是解答。但是假如，相反地，我們依然是一個分化成特權精英階級和受壓迫的大眾的社會的話，那么最有可能的軌道將會把我們帶向更加黑暗的未來。我將用E.P. 湯普森(E.P. Thompson)在冷戰最劇烈的時候用來描述另一種反烏托邦的說法，稱之為：滅絕主義。

　　在等級制和資源匱乏的社會中，從統治階級的角度來看，自動化生產帶來的巨大威脅是：廣大群眾變得多余了。和這一情形相對照的是：資本主義社會里，資本和勞動的敵對狀態的特征是：既是一種利益沖突的關系，也是一種互相依存的關系。工人依靠資本家，只要他們自己沒能控制住生產手段;資本家則需要工人來運營工廠和店鋪。就像那首歌《永遠團結(Solidarity Forever)》中唱的，“他們拿走了巨額財富，卻從來不需要辛苦勞動;但是如果沒有我們的大腦和肌肉，一個齒輪都轉不動。”但是隨著機器人的增加，第二句話將變成歷史。

　　對于統治階級來說，社會上存在一個貧窮的、經濟上過剩了的烏合之眾是很危險的一件事。他們自然害怕逼近的財產被沒收的可能性。為了對付這一威脅，存在幾個行動方案：一定程度的資源再分配可以收買大眾，就像富人在社會福利計劃(social welfare program)中分享他們的財富那樣。這一方案至少在資源緊缺程度不是很嚴重的時候可以進行。但是除了有可能在富人生活中重新導致匱乏之外，這一方案還有可能導致大眾不斷升高的需求的浪潮，從而再次帶來財產沒收的陰影。這種情況基本上就是福利國家達到高潮之際發生的狀況，老板們開始害怕：他們正在失去對于利潤和工作場所的控制。

　　如果收買憤怒的烏合之眾的策略不能持久的話，另一個選擇是逃跑且躲起來。這條路是社會學家布萊恩•特納(Bryan Turner)所謂的“飛地社會”。在這種社會中，政府及其他機構尋求對空間的管制，且在有必要的情況下阻止人群、貨物和服務的流動”，其手段主要是“建圍墻、設立官僚程序障礙、法律上的排斥以及登記制度”。封閉式社區、私人島嶼、貧民區、監獄、恐怖主義妄想癥、生物學隔離;這一切加在一起造成了一個逆向的全球化的古拉格(gulag)，富人居住在小小的、滿是財富的島上，環繞這些小島的是一大片苦難的海洋。在《無序地帶(Tropic of Chaos)》中，克里斯蒂安•派仁第(Christian Parenti)提出：我們已經開始建構這樣的新秩序，因為氣候變化帶來了生態破壞、經濟不平等和政府失靈等“災難匯合”現象。殖民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遺產是：富有國家和貧窮國家的精英階級一道，推進了社會的瓦解，催生了無政府主義的暴力狀態：各種部落的和政治的派別在爭奪已經被損害了的生態系統的饋贈。面對如此慘淡的現實，許多富人(從全球范圍來看，也應該包括富裕國家的許多工人)已經躲進自己的堡壘，且把自己封鎖起來，用無人駕駛飛機和私人軍事合同工來保護自己。我們在租用主義社會遇到的警衛勞力，在這里再次出現，且更加兇惡，只有幸運的少數人被富人雇來作殺手和保鏢。

　　但是這條路也只能達到一種不穩定的平衡，因為它和收買大眾有相同的根本原因。只要存在貧窮的人群，就存在這樣的風險：有一天富人將無法控制他們。一旦大規模勞力成為多余，一個終極解決方案忽隱忽現：富人針對窮人的集團性滅絕戰爭。許多人把最近賈斯汀•汀布萊克(Justin Timberlake)的電影《時間規劃局(In Time)》當作馬克思主義的電影，事實上這部電影更準確地說是一個關于社會走向滅絕主義的寓言。在電影中，一小撮統治階級躲在他們封閉的飛地中利用基因技術達到長生不老，而所有其他人被設定死于25歲，除非他們能夠乞討、借貸或者偷來更多時間。能夠保住工人的唯一一件事是：富人依然需要他們的勞動;當富人的這一需要終止的時候，工人階級本身大概也要不復存在了。

　　以上就是關于滅絕主義社會的描述。這樣一個集團性屠殺的終極目的看來也許有點像怪異的、漫畫書中的壞蛋那樣的野蠻主義。也許想像一個被二十世紀的那些屠殺刻上傷痕的世界會再次沉淪到如此墮落的地步有點過分。但是再一次，看看美國這個國家吧：一個重要的總統候選人陶醉于殺害無辜的人們;而現任的總司令(Commander-in-Chief)隨意發布命令暗殺美國公民，甚至于都不需要走法定訴訟程序的過場;而且人們對他們的所做所為報以普遍的、自由主義的歡呼。

　　關于未來的這四個設想是抽象的理想類型，是對一個社會的柏拉圖式的抽象。這些設想不考慮歷史中繁瑣的細節、且忽略了在現實中，匱乏與富足、平等與等級制之間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而是像天平的兩端一樣，其間存在許多可能的中間點。而我描畫這些簡單化的未來的靈感，來自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追求的純粹資本主義社會的模式：一種無法在真實經濟史的復雜混合體中得到完美反映的理想模式，但是這一理想模式闡明了一個社會秩序獨特的和基本的元素。這里描寫的社會主義和野蠻主義的前景應該被視為人類可能走向的未來，即便也許我們永遠無法真正抵達。了解一下每條道路的盡頭會是什么，也許會讓我們避免向錯誤的方向前進。

　　本文作者彼得·弗雷茲是《雅各賓》雜志的編輯，也是紐約市大學研究生中心的社會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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