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反思和方法論（上 1949-1978）

　　鄭彪

　　引言

　　1949-1978年這段歷史，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占有極其重要和特殊的地位。說它極其重要，既是因為中國終于獲得獨立，人民獲得解放，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也是由于它為改革開放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創造了政治前提，提供了制度條件和必要的物質基礎。而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取得全國勝利，不過28年。這是歷史的飛躍，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個基本事實。說它占有特殊的地位，不僅在于“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基礎上進行的”;也在于種種復雜的國際國內原因使得這一段歷史經歷了開局良好，進而在特殊歷史條件下陷入復雜化，以后在極“左”路線影響下發展又相當坎坷，終于導致“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危難?？梢哉f，飛躍和曲折是新中國前30年歷史的基本特征。也正因為如此，至今國內外對于這段歷史的評價充滿爭議。長期以來，圍繞這段歷史產生的種種錯誤觀點，造成思想混亂，嚴重地侵蝕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削弱了中華復興的軟實力。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近代以來中國人面臨的全部問題，歸根結底是中西文化的關系問題。近代以來中國的革命和改革都是由這個問題引起的，都是試圖解決這個問題。為什么要反帝?為什么要“趕超”?都是中西“文明沖突”鬧的：1842年中國被迫戴上了半殖民地的鎖鏈。從那時起，中國就面臨生死抉擇。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自從1919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921年成立了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28年奮斗犧牲，終于有了一個偉大的政治成果，就是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實現民族獨立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只是實現中華復興偉業的一個政治前提和階段性成果，接下去的路在何方?沒有現成的路。蘇聯的路不適合中國，中國仍然需要探索和開創自己的路。20世紀50-70年代的中國，外部面臨兩個超級大國，先是遭到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封鎖，后又遭到蘇聯的打壓，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主義的意識形態沖突、兩種社會制度的政治沖突、圍繞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分歧和中西文明沖突以及民族、國家之間利益的沖突(例如中美、中蘇之間)交錯在一起，格外錯綜復雜。離開“西強我弱”的世界政治格局和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國際環境中承受的外部持續高壓，離開中西文明沖突，這個時期的許多問題，根本說不清楚。

　　1949-1976年被稱為“毛澤東時代”。在一個昏睡百年初醒的東方大國，一個古老民族在忍受了百年屈辱之后終于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運之時，在海內外同呼盛世的開國大典之后短短不到30年的時間里，其歷史的起伏跌宕，大起大落;各種政治運動的頻繁展開;各種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回腸蕩氣;西方人不大看得懂東方文化，對中國抱有一種無法釋懷的好奇心和神秘感，抱有一種相當復雜的感情和心理(咒罵中國同樣是出于一種復雜心理)。西方學者對中國這段歷史的評論有不少精彩之筆，也有大量誤解。海外華人學者，畢竟同文同種，容易理解這段歷史，一般來說，他們的學術功底扎實，學風嚴謹，又擁有史料優勢，不乏精彩的著作。但其中由于大部分作者缺乏60年來的大陸生活，缺少感同身受，自然隔了一層;加之一些學者自由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許多事件和人物多有誤解。而中國大陸人自己對這段歷史，由于種種原因，描述性的成果多，真正深入的理論思考和學術研究，特別是能夠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進行全面、深入和科學地研究，能夠對未來中國發展提供有價值、有深度、有戰略意義的思考的研究，還很不夠。

　　一、必須堅持唯物史觀

　　學術研究使用何種研究方法，與研究者的目的和立場密切相關。當代中國學人研究學術的正確目的，不應是為學術而學術，而是為實現中華復興。這也是中國文化傳統，是中國道統特別是中國學統所要求的。中華復興，理論上歸根結蒂要靠馬克思主義，在方法論上靠唯物辨證法和唯物史觀指導，這是百年來的中國歷史反復證明了的。1957年毛澤東在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期間寫道：“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是辨證唯物論。這種宇宙觀反映自然界、社會和人的思維的普遍發展規律，適用于過去、現在和將來。辨證唯物論的對立物是形而上學和唯心論。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如果不用辯證法和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問題，就會產生片面性和主觀主義，就會使思想僵化和脫離實際，不善于對事物作恰當的分析，就會犯修正主義或者教條主義的錯誤，就會在政治上犯錯誤。在實際工作中運用辨證唯物論，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干部和廣大群眾，是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迫切任務之一。”這段話被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所接受，寫進了1957年莫斯科政治宣言。⑴歷史證明，這個道理非常正確，這方面的經驗教訓也非常深刻。

　　關于堅持辨證唯物論，本書第七章再來討論，這里先談堅持唯物史觀。

　　堅持唯物史觀，把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歸結為國際生產關系，把國際生產關系提高到工業化信息化時代生產力的高度，就可以揭示20世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形態實際上是在向社會主義演變的歷史趨勢;就可以看出在21世紀的今天，雖然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還沒有走出低潮，但是最困難的階段已經過去。新自由主義破產和美國金融海嘯以后，世界政治出現一些新的動向;而世界已經處于“資本主義混亂的終結時期”(沃勒斯坦語)。從歷史的眼光看，列寧關于帝國主義歷史地位的思想并沒有過時。這就不難看出，20世紀以來的中華復興和馬克思主義復興是完全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堅持唯物史觀，就會自覺地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中國來說，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無論這條道路經歷了何種曲折反復，歷史的大方向并沒有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完全正確，中華復興的歷史腳步不可阻擋?，F在連海峽對岸的同胞、學者、海外華人與所有國際上追求世界和平、進步事業的國家、政黨和人民，都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樂見其成。

　　堅持唯物史觀，在展開本章內容時必須強調幾個觀點，作為討論的前提。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著中國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這是自1840年起一百多年以來中華民族偉大斗爭的最寶貴的政治成果，是全民族幾代人用無數生命和鮮血灌注的。這個共和國雖然還有諸多不足，但卻是偉大的中華民族幾千年生存繁衍和孕育的光輝燦爛的中華文明的唯一的政治和文化載體，是孕育了這個偉大文明的這塊神圣熱土(包括960萬平方公里領土和300萬平方公里領海)的地緣政治的唯一合法繼承者。這段歷史絕不是一個黑洞，總結反思這段歷史，只能肯定成績，汲取教訓;但是潑去臟水，不能連孩子一起潑掉。這個時期最大的成就，是為改革開放和中華復興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礎和必要的經濟基礎。第二，對于極左理論和實踐的批判和否定都是必要的，但并不意味著與之相關的一切都是錯誤的;即使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問題，由于歷史已經前進，對某些問題的認識可能會發生變化，也是可以討論的。這就需要有一個正確的定義，所謂“左”的路線和錯誤，是指在政治上形成這條路線的某些思想、理論、方針和政策實踐所導致的錯誤，這些需要批判和否定。同時，也需要根據歷史的新鮮經驗對這一時期的思想、理論和實踐加以仔細深入的研究、“剝離”和再認識。這里所說的思想理論，不是指所有的理論，有些思想理論還大有研究的價值和余地。例如關于戰爭與和平問題的 “兩點論”(即關于“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發生侵略戰爭的危險”和在一定的力量對比有利于和平的條件下存在制止帝國主義戰爭的機會的觀點)和“帝國主義的本性沒有改變”等關于國際形勢基本判斷的一系列觀點，都是符合唯物辯證法，而不是極左的;對蘇共“三和兩全”和修正主義的批判以及整個中蘇論戰，其中固然如鄧小平1989年5月16日所說“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但是其中仍包含著社會主義運動的大量極其寶貴和有益的經驗。又如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將“階級斗爭為綱”作為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的大政方針和基本政策，其理論和實踐是不正確的;但是在一定條件下，例如在當前中國的國際環境明顯惡化，國內外出現某些重大動向的條件下，對于“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加以適當的概括，在理論上仍有價值;而在政策實踐上如何適當地靈活地加以把握，大有研究的余地。1980年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既然“長期存在”，而且“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究竟是“哪一種條件”或“哪些條件”，近年來的國際國內情況是不是具備類“某種條件”，這些都需要從理論上加以回答，在政策上有所遵循;長期不回答也是有問題的，甚至是危險的。所以，需要對“左”的路線和錯誤加以定義，路線主要是指政治路線，至于在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領域雖然也有理論和政策表現，畢竟情況復雜，需要加以區別。這樣加以限定和區別以后，就可以分清楚臟水和孩子。因為在1957-1976年這20年中，雖然“左”的錯誤愈演愈烈，但是畢竟有“左”的錯誤，也有對錯誤的抵制和斗爭;有破壞，也有建設和調整;有惡，也有善;有少數政治人物的活動，也有廣大干部、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的作用。畢竟歷史是人民創造的，雖說是“一舉”粉碎“四人幫”，也是1971年“9.13事件”以來黨內健康力量的斗爭以及后來的“四五運動”奠定了政治和社會基礎。所以，不能否定了“左”的路線和錯誤，就連同這段歷史統統加以否定，于是歷史似乎就“一團漆黑”，成為“黑洞”了。共和國60年的歷史不能割斷，前30年的歷史不能一筆抹殺，即使存在許多錯誤和問題，甚至發生過歷史曲折，發生過十年“文革”的危難，但是這一切沒有改變這個國家的性質和方向(社會主義共和國既是中華復興道路上的階段性成果，也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共產黨和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反倒是在改革開放以后，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日益面臨從根本上改變的現實危險)。粉碎“四人幫”和隨后的歷史轉折，畢竟是共產黨自己領導完成的，前30年歷史畢竟與解放前半殖民地的舊社會不可同日而語。第三，沒有國家工業化就沒有今天的一切，即使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國家工業化的步伐也沒有一天停止，黨對工業化的領導，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主體和計劃經濟，那都是歷史貢獻。后來搞 “左”了，但是各有各的賬，應當按照“資產負債”分開算賬，不能一鍋攪馬勺。至于廣大人民群眾在黨和政府領導下，在“一窮二白”、有時候連飯都吃不飽的艱苦條件下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為社會主義建設付出巨大的忘我勞動，譜寫了中華民族為崛起而斗爭的一首不乏悲壯色彩的歷史史詩，這難道有什么錯?歷史畢竟是人民寫的，人民是偉大的，也是無辜的，領袖需要為人民負責，人民不能為領袖負責。不能全盤否定歷史，也不能割斷歷史。包括國民黨政府統治的歷史也不能全盤否定，也不是一團漆黑，至少抗戰不能否定，經濟建設也搞了一些，學術文化教育建設，例如“西南聯大”，如此等等?？傊?，歷史是人民創造的。第四，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錯誤的認識，需要深化，從而在思想理論上為未來開辟道路。但是畢竟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卓越領導人和中國近代最偉大的民族英雄。用世界著名歷史學家、旅美學者何炳棣先生的話說：“毛澤東將一盤散沙、各自為謀、忍辱待斃、任人宰割的舊中國變成為堅苦卓絕、急公好義、勤仆儉武、自力更生，受到全世界尊敬的新中國。”他的后期錯誤所形成的“毛澤東現象”，有其極為錯綜復雜的根源。對他建國以后的嚴重錯誤，黨的抵制和斗爭不力，同時黨也為此受到嚴重傷害。但是畢竟不能因領袖個人的錯誤而否定全黨和黨領導下的人民的全部理論和實踐;而且畢竟還是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走出了歷史的曲折，創造了歷史的嶄新局面。所以，對歷史的研究必須堅持唯物史觀，才是真正實事求是，否則連大是大非都分不清楚。

　　筆者之所以在這里不厭其煩地為歷史辯護，與其說是為共產黨辯護，莫如說是為中國人辯護。因為這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如果中國歷史真的是“一團漆黑”，等于說中國人一無是處，而改革開放就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也不是中國歷史和文化的進步，乃是一種通過改革開放而被西方文化的變相征服，是中國文化的萎縮，而不是中西文化的主動交融和中華文明的浴火重生。無論歷史上的錯誤如何，這都是我們中國人的錯誤，那些以自由民主人權的名義對中國進行干預的國家，不過是為了自己的私利，目的是在中國制造“顏色革命”，使中國變成西方的奴仆。正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國家發生的那樣。小布什說“反共就是反華”，將問題的實質說得十分透徹。而極少數在政治上看似明白其實“糊涂”的中國人，在這場中西方之間既是“主義的沖突”，更是“文明的沖突”中有意無意地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符合歷史真實的學術，往往最容易引起爭議。學術引導國家，與國家利益和命運密不可分，這既是學術的光榮和責任所在，有時也為學術和學者帶來災難。歷史上統治者以政治權力為武器，迫害異己思想和思想者。這在古今中外，都不乏事例。歷史上讀書人的良心自由、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毫無保障。所幸的是，現在的時代畢竟不同了，現在是中國歷史上作學問條件最好的時期。

　　二、引進地緣政治學方法

　　一個時期以來，脫離國際政治和文明沖突，孤立地研究中國問題，包括研究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弱點，也是一個硬傷。西方國家的研究，一個普遍的突出的長處，就是具有開闊的國際視野、歷史視野和文化視野。原本近代以來，隨著資本國際化，一切都國際化、全球化了。而西方地緣政治學則到處滲透，交叉，幾乎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學科。

　　地緣政治學是19世紀末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最終形成時期，適應帝國主義國家對于擴張經濟、政治和文化空間的需求應運而生的一門學科?！缎虏涣蓄嵃倏迫珪?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將其定義為：“地緣政治學是對在國際政治中的力量關系具有影響的地理因素進行分析的學科。”實際上，“一般認為，地緣政治學是在三種學術理論基礎上演變而來的，即：地理決定論、軍事戰略論和文明論。”(2)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認為，地緣政治學是為西方國家進行帝國主義擴張進行辯護的理論，這樣看并不錯，也很深刻。但是不夠全面。如同許多西方社會科學學科一樣，地緣政治學不是一門嚴謹的科學，但是它有用。具體說，它有認知功能、預測功能、控制功能和意識形態功能。(3)特別是隨著文化因素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作用上升，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明論的研究方法在社會科學的許多學科，特別是在文史哲和有關國際問題的學科包括國際政治經濟學中，都得到了廣泛運用。美英等國都是地緣政治的老手，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為美國在現階段條件下延緩衰落提出了新的地緣政治學框架。所以，繁榮和發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包括研究中國近現代問題，在堅持唯物史觀的前提下，有必要引進地緣政治學方法，包括文明論的方法。

　　國家領土、主權和安全，是傳統國際關系的三大要素，也是國際政治的基本內容。為了進一步說明上文提出的觀點，確立本章討論的前提，需要簡要地回顧建國初期中國面臨的國內外環境和任務。

　　新生的共和國面臨幾個關系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第一個重大問題，也是任何新生政權面臨的壓倒一切的問題，是國家安全，民族獨立和解放無論如何不能得而復失。當時，不僅要清除境內的一切外國勢力及其殘余，而且對邊境安全和對周邊的緩沖地帶也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對于朝鮮戰爭，近年來冒出來一些錯誤觀點。例如認為中國上了斯大林的當，這是非常簡單化的結論。1956年9月23日毛澤東在會見蘇共中央代表團時指出，斯大林關于朝鮮戰爭的決定，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是百分之百的錯了”。(4)其中一個重要原因還在于，朝鮮戰爭事實上將中國解放臺灣的計劃沖掉，有損中國利益。斯大林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是高超的地緣政治家，雖然他老謀深算，也難免失誤。且中國剛剛建國，多有求于蘇聯，無力左右朝鮮半島的大局。關鍵在于，決定朝鮮戰爭和決定中國參戰不是一回事，前者主要是斯大林的決策，后者是中國獨立的決策。在美軍撲向鴨綠江的情況下，中國別無選擇。出兵朝鮮既是“保家衛國”，也是義不容辭，這是完全正確的，絕不是為他人作嫁。朝鮮主要是中國的鄰國，歷史上直到清末都是中國的屬國。從地緣政治看，美軍如果打到鴨綠江，直接威脅東北，危及北京，雖然也威脅蘇聯遠東，但畢竟遠離莫斯科。“唇亡齒寒”的成語表明中國古人很早就懂得地緣政治學的道理。“唇”者，現代學術用語就是指軍事緩沖地帶。失去緩沖地帶，就是兵臨城下的局面，例如近年來的阿富汗。俄羅斯為什么對西方導演烏克蘭的“背叛”恨之入骨，那是因為一千年來烏克蘭與俄羅斯是連體人，基輔根本就是俄羅斯文化的發源地，是俄羅斯的核心利益。朝鮮之于中國，有幾千年歷史的淵源，有巨大的地緣政治利益。這也是今天中國不能坐視朝鮮沉淪的原因所在。朝鮮戰爭一仗，在敵我力量對比極為懸殊的條件下，用幾十萬中華英雄兒女的鮮血和生命打出了中國人的志氣、威風和國際形象，贏得了超過半個世紀的和平。這是一個東亞地緣政治的基本事實。同時，也就是在志愿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之后，正如毛澤東所說，斯大林“才覺得我們不是半個鐵托，是國際主義者，是真正的共產黨了。蘇聯決定援助我們141個項目是在抗美援朝戰爭打起來以后才完全定下來的。我們在莫斯科的時候還沒有完全定下來。”(5)50年后冒出這種錯誤觀點，說明多年來的思想混亂已經嚴重削弱了民族的軟實力。我們不妨看看美國人的觀點。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喬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說：“中國與越南、巴基斯坦、阿富汗等擁有共同邊界的臨國有地緣政治的問題，但真正的問題將出現在朝鮮。鼓勵朝鮮入侵韓國的是蘇聯人而不是中國人。斯大林的想法令人難以琢磨，但他的考慮十分出色。美國介入朝鮮戰爭，擊敗朝鮮人民軍，兵鋒直指中朝界河鴨綠江。中國人看到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美國軍隊向其邊境蜂擁而來，決定阻止美軍向前推進并向南展開進攻。這導致了三年的殘酷戰爭，并使中國損失近百萬人(原文如此——引者)。從蘇聯的角度來看，中美之間的戰爭可想而知是最棒的事情。但從戰略預測公司(Stratfor，弗里德曼創立的公司——引者)的角度來看，這證明了中國對蠶食其緩沖區行動反應的敏感性，這些緩沖區構成了中國國家安全的基礎。”(6)只有傻瓜和無能的政府才對自己的屬國或緩沖地帶麻木，顢頇，象滿清政府聽任越南淪陷于法國，終于招致法國侵略者得寸進尺，以至有馬尾之戰的慘敗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就是八國聯軍進北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滿清政府腐敗無能、引狼入室的后果。

　　20世紀50-70年代，國家安全一直困擾著新生的貧困的甚至不免饑餓的社會主義中國。這期間中國總共打了一大仗三小仗，包括為了打破核壟斷而研制核武器，以及戰備支出(當然也包括國際援助)，不得不耗費了大量寶貴資源，這在當時是一筆極為沉重的負擔，必然要擠掉大量消費基金。這是“窮社會主義”的一個現實原因(窮，主要還是歷史原因，特別是近代西方侵略和掠奪的原因)。“在冷戰的漫長歲月，美國各屆政府都通過煽動反共仇恨——有時過分了——來確保美國人民愿意作出必要的犧牲。”(7)直到現在，東邊一個朝鮮問題，西邊一個阿富汗問題，都在升級，還有南海一群乘火打劫者，這些都不是隱患而是現實威脅。背后是在鬧什么鬼?不問可知。在這種情況下，再指責中國增加軍費，就是為虎作倀。

　　第二個重大問題是吃飯和建設。這個問題之嚴重，長期困擾著中國黨和政府，為現代世界各國所罕見，也為現今一般年輕干部和學者所難以想象。中國至今還有上千萬人口溫飽不足，僅此一點可以想見建國初期的窮困程度。除了國家安全，一要吃飯，二要建設，這個歷史上長期解決不了的矛盾當時只有靠計劃經濟解決。后人在計劃經濟問題上持一些相當偏激而不近情理的觀點，多數是屬于書生之見，相當于腐儒不知“兵(經濟)”，或是飽漢不知餓漢饑。吃飯問題，首先是個生存和溫飽問題;建設問題，主要是工業化的資金問題。這兩個問題，如果沒有“左”的路線造成的長期歷史曲折，本來可以解決得更好。如果美蘇兩國一直善待中國，中國也不至于被擠上極“左”道路。事非經過不知難，這些都不是局外人所能了解的。即便如此，靠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正確方針指引和全國人民的忘我勞動，也基本上完成了初級工業化，攢下了幾百萬億元以上的固定資產。這個成就是在相當數量的人民群眾溫飽不足的情況下取得的，這是構成我們厚重的社會主義建設歷史的一部分。然而，不當家不知柴米貴，有的學者對這段歷史的厚重缺乏感同身受，或者由于別的原因觀點偏頗，缺少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而是以一種輕浮的筆調動輒加以貶斥，將歷史虛無，將現實神化，將市場經濟捧上天堂，將計劃經濟打下地獄。以為改革開放真的是萬丈高樓平地起，世界上哪有這種事?所以，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這段話就叫作“不忘本”。“本”，漢語指“根”，引申意義也指人和動物的生命出處。所以“忘本”近乎罵人。人之不能忘“本”，也在這里。這都是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是“一本性”文化，非西方文化所知。西方文化，連基督教都是外來的，可謂“無本性”文化。

　　第三個重大問題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如同新民主主義革命，要走自己的道路，不能照搬蘇聯。這個重要思想，在50年代中期就已經確立。但是從理論到實踐，限于種種條件，直到70年代沒有能夠完成這個任務。

　　新中國成立，勞動人民翻身解放，這件大事亙古未有，特別是五十年代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由政治上翻身解放所煥發出來的階級覺悟和忘我勞動的精神，真正是立國之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是需要大書特書的，更不能否定。長期以來，新中國建國以后中國人民積累起來的這些極其寶貴的軟實力，受到空前的消解。如何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和勞動積極性，即使在改革開放后的今天，也是需要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和諧社會中，在理論和實踐上加以解決的重大課題?；蛴腥苏f，解放后勞動人民翻身不假，做主未必。其實建國以后，工人階級翻身做主，應當是歷史事實，不打折扣的。至于人民公社化以后的農民，即使有種種問題，政治上翻身總是事實，至于經濟上被“剝削”，是被國家“剝削”，與解放前被地主剝削、欺壓不可同日而語。也不獨工農群眾翻身道情，擁護共產黨;民主黨派、愛國人士也心向共產黨，開國大典的空前盛況自不必說，1950年“五一”節，無黨派人士聯名在天安門城樓向毛澤東獻旗，上書“我們永遠跟著你走”，(8)無論如何評價這件事，這些民族精英都是自發的真情流露，他們都不是共產黨，也無人指使其獻旗。你道為什么建國初期毛澤東的威望如日中天?那是因為共產黨在1921-1949年這28年里“不斷創造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業績”(十七大報告語)。那個年代是用鮮血和生命檢驗真理，所以毛澤東從山溝里一路走來，能力排群英，越過陳(獨秀)、瞿(秋白)、周(恩來)、王(明)、張(聞天)等，而獨領風騷。因為他是以思想領袖兼軍事天才(白崇禧語，白是國民黨的軍事權威)、常勝將軍而成為政治領袖的。60年代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長征組歌有“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歌詞，那不是杜撰，是歷史事實。所以到開國大典，共產黨拿下全國政權，蔣介石敗走臺灣小島，毛澤東在黨內和人民群眾中的形象，幾乎已經神化，至少已經有半仙之體。歷史需要還原，不能以今人眼光裁剪歷史，隨意臧否。

　　新中國建國以后，走社會主義道路既是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又有深刻的社會歷史文化等國情方面的根源。朝鮮戰爭爆發的次日，美國立刻封鎖了臺灣海峽，造成分裂中國的事實。以后則是西方對中國的全面封鎖。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中蘇兩黨兩國關系逐漸惡化、分裂。這段歷史，除去其它原因，也由于中國既不想成為西方國家的附庸，也不愿成為蘇聯的附庸，其中有深刻的歷史和文化原因。獨立自主是新中國最可寶貴的東西，是中國共產黨第一重大政治外交原則，并非共產黨或毛澤東個人與美國和蘇聯過不去，或如蘇聯所說爭奪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之類原因。有海外學者嘲笑毛澤東既反帝又反修，左右開弓，不懂得“坐收兩國之金”，是搞 “山洞外交”。(9)其實這是海外人士不了解中國共產黨創業執政艱辛的一種自由主義評論。中美關系、中蘇關系，中國都是弱者，又有骨氣，不甘心作附庸，這有什么錯?

　　新中國前30年，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是嶄新的一頁。主要標志是民族獨立和勞動人民翻身解放，堅持唯物史觀就必須堅持這個立場。那時候中國人雖然特別貧窮，但是心情舒暢，勞動熱情沖天，因為不是被跨國公司剝削，也不是被貪官侵吞，更沒有財富外流，補貼美國，而是為國家工業化作原始積累。特別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終于擺脫了列強的奴役，窮是窮點兒，但是揚眉吐氣，這些都與舊社會不可同日而語。從這個意義上看，筆者至今覺得那時候雖苦猶榮，建國以后這兩代人對共和國有歷史貢獻。這些人現在活著的，多已經老了，對他們，要有歷史溫情。

　　西方國家向現代化轉型，用了幾百年時間。中國向現代化轉型至今經歷了一百六十多年，其中還有多次戰爭和長期動亂，并不算長。中國轉型與西方的一個根本不同，在于外部條件，近代西方社會轉型占盡先機，且沒有外部壓力，可以肆意對全球擴張，以掠奪全球資源、剩余價值和開拓外部空間來緩解內部矛盾和壓力。中國則恰恰相反，不但沒有外部資源和空間，反而一直在遭受西方國家的野蠻掠奪和巨大壓迫下完成轉型，加以人口多，底子薄，資源財富貧乏，內部的各種矛盾沖突自然更加深刻激烈，難免表現為歷史上的折騰。從根本上說，這是由于外部環境惡劣，壓力太大;也是我們的國情制約，不是中國人專好內斗。在中西文明沖突和“西強我弱”的條件下，在某種程度上內斗是外壓的一種反應或表現。中國共產黨與滿清政府、國民黨政府不同在于特別能戰斗。這既由于中國文化的韌性，共產黨的堅強，也是外部壓出來的。西方國家敵視中國共產黨，其實是忌憚，忌憚又不能明說，就拿人權說事，力圖用這根稻草將中國共產黨壓垮，或從內部搞垮，進而就能肢解中國，就舒心了。政治轉型需要時間，中國太大，歷史太久，文明獨特，底子太薄，轉型的歷史半徑比日本那樣的島國要大得多，需要給執政黨一點公道，給中國一點時間。如果不給，在當前中西“文明沖突”的態勢下，客觀上就是將中國推向俄羅斯剛剛經歷過的那種災難，人們就有理由懷疑某些人的立場和動機。

　　三、 重讀《諫太宗十思疏》

　　地緣政治學是西學，地緣政治思想卻是中國土產。說中國是祖師爺也不算夸張，因為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極其豐富多采的外交思想和實踐，整理出來就是一部精彩的古代地緣政治學，不亞于《孫子兵法》在世界軍事學中的地位。例如“尊王攘夷”、“合縱連橫”、“遠交近攻”、“挾天子以令諸侯”等等，都是極有價值的地緣政治思想，現在也還在用。“尊王攘夷，爭取與國”是管仲為齊桓公制定的地緣政治戰略，極其有效，具有超時空的意義。“尊王”就是就是擁戴周天子，就是要有一個政治領導核心，不能有兩個核心，這樣才師出有名，才能號令天下;“攘夷”就是抵御外侮，“反對形形色色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爭取與國”就是就是建立國際統一戰線。所以中國歷史文化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建設現代智庫，先要發掘歷史寶庫。這方面中國的無形資產，世界第一。這里說說《諫太宗十思疏》，其實是世界各國領導人必讀。

　　自古以來，成功具有一種魔力，它往往會給成功者帶來巨大的喜悅和更大的自信。正是在這里會產生一種魔力，使其可能由驕傲而陷入盲目自信，導致失敗。越是偉大的成功，這種魔力往往也就越大，魔力所帶來的失敗、曲折和危難，也更嚴重。

　　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杰出的明君。有明君就不乏賢臣，自古賢臣多有，明君難求。唐太宗手下出了許多名臣，魏征是其中著名的錚臣。君臣相得，于是有著名的貞觀之治，為唐朝289年基業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文獻，也是文學名著。由于歷史原因，這個歷史名篇長期犯忌，受到冷落。現在改革開放，躬逢盛世，重讀這個歷史名篇，對建國以來前30年既波瀾壯闊又復雜曲折的歷史作一點軟實力的思考，應屬開卷有益?！吨G太宗十思疏》言簡意賅，總計372字，茲抄錄如下。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于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吳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茍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而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偞耸?，宏茲九得。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待百司以職役哉?”

　　《諫太宗十思疏》寫于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距今已經1372年，重讀這篇文字，我們不得不為祖國傳統文化和智慧感到無比驕傲自豪。驕傲自豪之余，我們又不得不承認，西方近代以來隨著工業文明的確立，經歷了幾百年的社會轉型，體制磨合，盡管對外仍然戰爭不斷，畢竟內部逐漸穩定下來;盡管也經歷不少大的危機，畢竟上了法制軌道。毛澤東曾說，斯大林時期大規模破壞法制的現象，在(現代)西方國家不會發生。同理，中國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類似現象，在現代西方國家也難以發生。這是中西歷史發展階段不同。中國進入社會主義，這是指基本政治制度;但是還沒有進入法制社會，這是指成熟程度，說到底還是個轉型期的問題，也是后發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發展不平衡的表現。

　　這篇諫疏，每一句都能與現代對號入座，這里不擬一一論列，只能擇要而論。“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這里魏征指出了一個中國歷史發展的政治怪圈?；叵胄轮袊⒅酰_國大典，盛世氣象，史無前例。但是不到十年就陷入經濟政治危機，直到1976年，實際上一直沒有走出這個危機，反而深化了危機，所以叫做“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危難”(十七大報告語)。當然最終走出這個危機，實現改革開放的歷史轉折，還是靠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其中的教訓極為深刻。這30年來，一方面，黨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科學評價毛澤東同志”(十七大報告語);另一方面，由于種種原因，毛澤東已經被國內外某種勢力妖魔化，與20世紀60-70年代毛澤東被人為地神化適成對照，造成許多思想混亂。其實，“毛澤東是人不是神”(陳云語)，他犯過的錯誤就其主觀原因來說也與一般人一樣，由于勝利而驕傲，而不是象某些人說的那樣一開始就如何如何。政治有它的邏輯。正如上文所說，建國初期毛澤東坐擁新民主主義革命期間積累起來崇高的威望，是一筆前無古人的巨大無形資產。50年代初期三大改造又取得偉大勝利，偉大的成就和歷史的飛躍滋生了驕傲，造成領袖和黨內一些干部頭腦非同一般地發熱，再與執政地位相聯系，與權力、魄力、理想和事業相結合，不免小看了經濟建設的難度和復雜性，理論上用哲學代替政治經濟學，實踐上導致嚴重的經濟錯誤和巨大的禍患，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的政治理想、思想理論傾向和強勢作風在國際國內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實際上演變成一種以極“左” 形態表現出來的強大政治力量，黨內思想斗爭和政治斗爭完全不足以制衡，終于將黨和國家拖入“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危難局面”，也釀成了黨和國家歷史和偉大領袖個人歷史上的一段悲劇。這一切都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也確實包含有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理論走上了極 “左”的偏鋒，政治制度上沒有制衡機制，實踐上愈滑愈遠，走入死胡同，扭曲了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不僅未能執政興國，反而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了嚴重損失，也損害和削弱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中國共產黨，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經過28年奮斗犧牲和以2000萬生命換來的響當當、硬邦邦的執政合法性，竟然有所流失，造成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危難局面”，需要實行改革開放的“第三次革命”來重新確立了。

　　這段歷史曲折的一個重要教訓在于，不能因政治斗爭損害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思想斗爭和政治斗爭在世界各國、各黨都普遍存在，近代早期西方政治斗爭也是無序的，動不動就上斷頭臺。現代西方國家將政治斗爭納進入法制軌道，有制衡機制，但還是難以避免政治操縱、黑箱作業。沒有黑箱作業能搞出金融海嘯?海選沒有政治操縱?當代國際舞臺的特點之一是大規模的政治操縱、經濟操縱和意識形態操縱。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如何制約權力，發展民主，進入法制化，使其良性發展，這個問題正在解決。但是如果說中國黨內完全沒有制衡機制，那是昧于中國國情黨情。中國共產黨開創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實踐中國的政治制衡機制主要表現為黨內斗爭，所以不能否定黨內斗爭的積極作用。毛澤東說：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歷來如此。還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健康的黨內斗爭是一件好事。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樣惡劣的形勢和環境下，黨內堅持正確方向的健康力量對占統治地位的極“左”勢力之間的抵制和斗爭也并沒有停止，到后期還取得了當時條件下可觀的成果。問題還在于政治權力的配置，就怕該有權的權力小，不該有權的權力大，暗潮亂涌，就容易出亂子。

　　“9.13事件”在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失敗，也自然地成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轉折點;它在客觀上宣告了從五十年代中期以來長達二十年的左傾路線失敗，席宣、金春明同志說，只是“由于毛澤東未能充分領悟林彪事件的教訓，繼續迷誤和堅持‘左’傾路線，而使這一歷史轉機被喪失”，“加以江青集團由于競爭對手的滅亡而攫取到更多的權力，野心更加膨脹。他們不斷地制造風波，挑起事端，向黨和政府的最高權力發動一次又一次沖擊。這樣，就使全國各族人民在全局性的‘文化大革命’‘左’傾錯誤籠罩下，依然走著曲折崎嶇的道路，繼續遭受著痛苦和災難。”(10)江青集團的折騰，只是延緩了歷史發展的進程，不可能改變歷史發展的趨勢。這是共產黨執政條件下由自身錯誤導致的一次艱難的歷史轉折。

　　(本文系拙著《中國軟實力 決定中國命運的兩種思路》第六章“歷史的飛躍和曲折”的第一節，該書2010年有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回眸、反思和方法論（下 1979-2009）

　　鄭彪

　　引言

　　馬克思說：“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1)這個道理，不僅啟發了無產階級，也啟發了資產階級。與馬克思主義比真理，壟斷資產階級沒有辦法。但是，撒旦自有撒旦的“軟實力”。他們發現，理論只要能蒙人，也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如果在學術上“包裝”得好，再配合以其它條件包括特殊的歷史條件、政治經濟條件，就能蒙人。不僅能蒙普通人，而且也能蒙學者、企業家和政治家。所以，凱恩斯說：“經濟學家與政治哲學家的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于常人意料。實際上，統治世界的不過就是這些思想。許多實干家自以為不受任何理論之影響，往往淪為某個已故經濟學家最壞學說之不自覺的奴隸。”(2)不幸的是，歷史被凱恩斯言中。世界近現代史上起重大作用的，最主要就是幾種主義：重商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凱恩斯主義，最近30年流行一時的新自由主義不是一種獨立的思想理論。這些主義，在歷史上都發生過重大影響，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地發生影響。真理能推動歷史前進，謬誤能干擾歷史發展。歸根結蒂，謬誤蒙人只能一時，真理的力量不可戰勝。美國金融海嘯推動了馬克思主義進一步復興。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改革開放要“不斷創造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業績”，而要經得起實踐、人民和歷史檢驗，歸根結底還是要靠思想理論正確。這也是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把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作為重大而緊迫的戰略任務抓緊抓好”歷史背景、思想背景和根本原因所在。

　　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這個時期，適逢西方政治“換屆”，英國保守黨撒切爾夫人上臺(1979年)、美國共和黨里根上臺(1980年)，合伙推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20世紀70-80年代以來是當代世界政治特別是東西方關系的一個關鍵時期。所謂東西方關系的關鍵時期，是西方文化在總的衰落過程中，在世界經濟政治文化重心向東方轉移過程中，西方為挽回頹勢與非西方世界之間展開的一次戰略搏弈，也是美國孤注一擲的政治豪賭。當代中西“文明沖突”的真義也在這里。這個時期，恰好也是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經過長期蓄勢、轉折和走向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基本歷史背景。改革開放沒有現成的路，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注定是一個披荊斬棘的歷史進程。就思想政治領域來說，當代全球化條件下的意識形態沖突、社會制度沖突和中西文明沖突等等交錯在一起，格外錯綜復雜。離開“西強我弱”的世界格局下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國際環境，離開全球化中的各種矛盾包括離開中西 “文明沖突”，許多改革開放中的問題，許多重大問題都難以說得清楚。

　　今年是新中國建國六十周年。子曰：“六十而耳順。”“耳順”是孔子進學的第四階段，也是較高級階段。(3)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要艱難得多，改革反思也已持續有年。今年是共和國“耳順”之年，要能“明其所以然”并不容易。恰逢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發生，重創美國模式的政治威信和話語權，不僅給予中國發展和改革的深刻反思創造了條件，也為中國崛起騰挪了巨大的空間。經過建國以來兩個時期前后各3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徹底總結、汲取建國60年正、反、“左”、右兩方面極其豐富和深刻的歷史經驗教訓，并加以反復比較研究，在改革開放的下一個四十年，即到建國一百年，中國可望走出真正屬于自己的成功道路，可望進入一個社會主義建設理論與實踐“進學”的較高級階段，即“天下大治”的階段。

　　1978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譜寫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進的壯麗史詩的嶄新篇章。這段歷史畢竟離我們太近。太近，沒有歷史縱深，就容易眼花繚亂，看不清楚，甚至容易被誤導而落入陷阱，所以思想方法、研究方法和工作方法更顯得重要。30年來的中國改革和發展，經歷了國際風云、時代風云和理論風云，思想斗爭極其激烈，大規模的理論爭論有三次。20世紀90年代以來，流行“不爭論”，結果還是免不了爭論。去年以來，理論界掀起了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經驗的熱潮，但是分歧很大，陣線分明、交鋒激烈，原因是各自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不同。

　　立場這個概念，久違了。立場，指認識和處理問題時所處的地位和所抱的態度，歷史上也特指階級立場。在“文明沖突”的今天，要強調中國立場。認識和處理任何問題，都離不開立場;研究改革開放，至少應該有中華復興的立場，中國的立場，這其實是中國學者的學術道德底線;其次是大多數勞動人民的立場，這既是馬克思主義的要求，也符合中國文化傳統?？鬃诱f“苛政猛于虎”;孟子講“民貴君輕”，其實都表明中國文化特有的親民立場、道德立場。立場，首先是個價值判斷問題。中國文化自始就有鮮明的價值判斷：“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4)這一點與西方文化不同。改革開放以來關于兩種發展觀、兩種改革觀和兩種開放觀的思想斗爭，其實是自古以來關于道的斗爭的延續和發展。辜鴻銘先生說：“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道，就是施仁政。有人說，經濟學不承認價值判斷，那是蒙人的，不承認價值判斷本身，暗含著一種不言自明的以西方為馬首的價值判斷。社會科學都含有價值判斷，自然科學、技術科學本身沒有價值判斷，但是它的使用，它的載體即科學家，也離不開價值判斷。錢學森同志就是一個改革開放條件下中國愛國知識分子堅持理想和操守一個光輝典范。一個人沒有價值判斷，就如同沒有靈魂的行尸走肉。“魂”字就是鬼在云端里游蕩，有了價值判斷，魂就有所依歸，就能守舍;沒有價值判斷，就魂不守舍。現在社會某些方面呈亂象，是由于一些人魂不守舍，主要是兩個東西鬧的：一是錢鬧的;二是西方文化鬧的，資本主義鬧的。西方文化是另一只“看不見的手”。

　　一、必須堅持唯物辯證法

　　堅持唯物辯證法與堅持歷史唯物論是一致的。前三十年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改革開放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所以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是為了實現現代化，讓人民富裕起來，國家強大起來，實現中華復興。而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也不是搞什么“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馬克思主義其所以經過一個半世紀以來世界歷史的反復檢驗，被證明是真理，根本原因在于它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方法論。其中前者是基礎，是建立在唯物主義基礎上的辯證法理論，也是關于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發展普遍規律的科學。說它是科學的科學，也不為過。雖說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最高成果。長期以來，存在一種認識誤區，以為馬恩是西方人，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文化，共產黨老說繼承傳統，又搞馬克思主義，這算什么?殊不知西方文化也有清濁兩流，只不過濁流泛濫。而且，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來源，追根溯源，方法論的辯證法直接來源于黑格爾，間接與中國有關，或者說中國文化對它有重要貢獻。唯物辯證法是建立在唯物主義基礎上的辯證法理論，中國歷史文化既貢獻了豐富的唯物主義，也貢獻了豐富的辯證法思想。以辯證法而論，《易經》中包含著中國先民天才的辯證法思想，所以《易經》幾千年不衰，改革開放以來還成為一些人的生財之道。一般認為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是在黑格爾唯心主義辯證法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并不錯，但是西方人不說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哪里來的。掠中國文化之美而不注明出處，這是大量近代西方文明史著作的一個特征。這方面黑格爾比孟德斯鳩要誠實一些。黑格爾在自傳中承認它的辯證法來源于易經，他在《哲學史演講錄》中感嘆：“《易經》包含著中國人的智慧。”19世紀西方已經有知識產權制度，所以19世紀有西方學者指出黑格爾剽竊易經，但是指控沒有結果。南懷瑾先生說：“西方文化中婦孺皆知的黑格爾辯證法——‘正、反、合’是舉世聞名的。所以有許多人談到《易經》時，說我們的《易經》真了不起，和黑格爾的辯證法——‘正、反、合’完全一樣。這是中國人的悲哀!我說，老兄!我們《易經》是五千年以前的產物，黑格爾幾時才發明辯證法?為什么把我們老祖宗的東西，拿來同洋人比，還說同他一樣?這等于在街上看到祖父拉著孫子走，說祖父長得像孫子，而不說孫子長得像祖父。”(5)雖然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都是中國“土產”(西方也有自己的“土產”)，黑格爾則是在唯心主義基礎上將辯證法加以理論化，只是弄顛倒了，馬克思把它再顛倒過來，與唯物主義相結合，這就是現代哲學的革命。筆者這樣講，并不等于斷言黑格爾的辯證法來源于易經。這個重大理論問題還有待深入研究考證，但是說兩者之間存在聯系，似難以否定。所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之于中國，不能完全算是西學。唯物辯證法在中國有思想史的根基，這也是20 世紀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很容易接受也特別服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因所在，包括錢學森同志這樣偉大的科學家。

　　但是在實踐上，再科學正確的認識論、方法論也是通過人的主觀活動實現的。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的長期左傾錯誤，其方法論是形而上學，其根源是唯心主義。1962年毛澤東回顧“大躍進”的錯誤時說，提倡敢想敢干，確實會引起唯心主義，我這個人也有胡思亂想。(6)“文革”期間，毛澤東批評“四人幫” “形而上學猖獗”，其實自己也沒有避免形而上學，例如他說“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這在思想方法上無疑是形而上學。形而上學是一種很頑固的東西，在政治實踐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50年代的形而上學導致了極左錯誤，這與后來不一樣。西方搞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和實踐，將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加以極端化和宗教化，其方法論特征也是“形而上學猖獗”，連索羅斯都稱之為“市場原教旨主義”。其實就是市場拜物教，也是一種“市場幼稚病”，都是違背辯證法的，所以栽跟頭。劉國光同志說，按照唯物辯證法，如果說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是“正”，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拜物教就是“反”，按照“否定之否定”，下一步就應當是“合”。這是指邏輯判斷，不是指價值判斷。什么是經濟體制的“合”?就是市場與計劃的內在的對立統一，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表現在所有制結構上，就是要堅持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同時，要重新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在經濟運行機制上，在繼續堅持市場化改革的同時，要重新強調國家計劃宏觀調控的作用;在分配關系上，要從主張“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向“更加重視社會公平”。這些方面，都是當前我國發展和改革繼續深化的內在要求。

　　從文化上看，近代中國群慕西化，喜新厭舊，喜西厭中;一味破釜沉舟，求新求變，過河拆橋，不顧傳承;輕視歷史，迷信將來;也是一種形而上學。改革開放以來，西化思潮再度泛濫到極致，西化已不過癮，乃認定以美國為目標模式。所以，改革的一切成就被一些人解釋為學習美國的結果;改革不斷尋求“突破”，一再強調“攻堅”，每有問題、障礙發生，便高呼改革“不到位”，其真實含義是照搬美國“不到位”;殊不知，雖說這樣一來對傳統模式、中國模式突而破之，貌似思想解放，勇則勇矣，然則卻做了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奴隸。按中國傳統觀點，此為忘本，飲水不知思源，誠非厚德載福之道。從思想方法上看，還是形而上學。在世界觀上，是實用主義。毛澤東說：“實用主義，這是一種極端的主觀唯心主義”，它“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隨遇而變”。(7)“文革”時期流行一個口號，叫作“好得很!”“就是好!”意指凡是“文革”干的事都“好得很”，沒有理由，“就是好!”與此相反的是，凡是反對“文革”的事，皆曰“好個屁!”所以當時安徽有“好派”和“屁派”，打得不可開交。現在關于改革開放，其實也有“好派”和“屁派”。前者老虎屁股摸不得，抱住“市場原教旨主義”不放，改革就是“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這“三化”，“就是好!”后者夸大了改革中出現的問題，以為天就要塌下來，其實塌不下來。毛澤東詩曰：“山，刺破青天鍔未殘。天欲墮，賴以柱其間”。現在美國面臨金融海嘯引起的滅頂之災，乃嘯聚西方國家，驟然加大圍堵中國的壓力，大有“黑云壓城城欲摧”和“天欲墮”之勢，但是天塌不下來?？渴裁?靠幾千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凝聚出的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正確的領導，靠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一致，靠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國內外有一種輿論成天唱衰共產黨，其實是要唱衰中國，為西方火中取栗。這些人寫的東西水平不高，之所以不能成事，除了其它方面以外，也是由于方法論錯誤：只知一點論，不懂辯證法的兩點論;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只看現象，不看本質;只看靜態，不看趨勢;只看局部，不懂歷史、文化，也不看全局;總之這些人是形而上學猖獗，不僅方法論不行，理論工具也不行，既沒有馬克思主義，也沒有傳統文化，文字也缺乏功力，沒有魅力。

　　總之，實踐反復證明，思想方法上離開唯物辯證法就必然走向形而上學，在當代全球化條件下又有國際推手，必然導致自由主義泛濫，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十七大報告說，改革開放不可能一帆風順，就是說難免走彎路。歷史的彎路表現不同，現象可能相反，但是思想方法的根源都是形而上學。報告明確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段話非常重要，也非常有針對性。

　　二、“文明沖突”的國際“光譜”分析

　　西方的學術總體上對現實的反應敏銳，是一個優點，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就是一個顯例(西方的經濟學和國際關系理論長期嚴重脫離實際，以至于無能解釋現實，也是事實)。文化在現階段世界體系演變中的作用和地位上升，使得引進文化分析的地緣政治方法來研究中國改革開放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長期以來，與西化思潮泛濫相聯系，在一些人眼里世界已經變成玫瑰色，似乎中國只需要“讓世界充滿愛”，思想上政治上“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只須埋頭于發展和改革，自然而然地就富強了。于是一些人不僅不再“講政治”，尤其缺少國際政治思維，更不必說缺少“文明沖突”的視角。于是思想上解除武裝，理論上不免走彎路，實踐中難免吃虧上當。

　　歷史上曾經流行的全盤西化思潮在經過長期的沉寂以后，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卷土重來。這個文化現象在中國引起了激烈的思想沖突，也是現代化過程中“文明沖突”的反映。近代以來率先進入現代化的國家除了日本以外，都是一些西方國家，所以現代化過程中本土文化與西方化的矛盾是困擾一切后發國家的“文明沖突”。解決現代化過程中“文明沖突”的不同方式和后果，形成了后發國家現代化的不同道路或模式。將這些不同道路或模式加以光譜式的排列和比較，可以對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提供有重要意義的坐標參照系，有助于判斷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正確方向。

　　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西方都極力以“西化”改造世界，這個過程徹底失敗了。亨廷頓研究和總結了這個過程。他說：“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獨特產物。19世紀，‘白人的責任’的思想有助于為西方擴大對非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統治作辯護。20世紀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為西方對其它社會的文化的統治和那些社會模仿西方的實踐和體制的需要作辯護。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8)西方普世主義的失敗已經被美國“文明沖突”的頂級思想家蓋棺論定了，可是在中國仍然有人在不遺余力地兜售這套陳腐的東西，這只能說明：第一，中國的思想界真的很混亂，有些人不知在想什么;第二，讀書不夠，特別是多年來忽視了學習馬克思主義，傳統文化更不必說了。對西學其實也學得不夠，有些跑偏，偏于自由主義。這一點與國情黨情有關，長期不重讀書，存在迷信經驗主義的傾向，包括歷史上兩度(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初)迷信蘇聯和改革開放以后迷信西方。

　　將現代化等同于文化上的西化，或者說西化就是普世主義，這是西方在世界上推動已久的思潮。但是在實踐上，后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卻表現出不同的選擇。這里筆者在吸收西方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其概括為以下五種基本思路和類型：

　　(一)完全拒絕西方化和現代化的思路，稱為拒絕主義，這種模式存在于19世紀以前。 殖民主義的歷史表明，非洲、美洲和東南亞缺乏必要的能力拒絕西方化，印度也一樣，所以這方面的例子在東亞。中國明清以來以儒學對抗西化，直到19世紀中葉。日本也是一例。亨廷頓說：“日本從1542年第一次同西方交往到19世紀中葉，實質上遵循了拒絕主義的路線。它只允許有限的現代化形式，如獲得火器，但嚴格禁止引進西方文化。西方人在17世紀中葉全部被驅逐。這一拒絕主義立場由于日本1854年在美國海軍準將伯利的壓力下被迫開放門戶和1868年明治維新之后全力學習西方而告終。幾個世紀中，中國也試圖阻止任何重要的現代化或西方化。雖然中國于1602年允許基督教傳教士進入中國，但以后又在1722 年把他們驅逐出境。”(9)這里需要指出，亨廷頓的表述有錯誤。早期傳教士來華帶來的是基督教而不是現代化，1722年以前西方還沒有發生工業革命，總體上比中國還落后。那時候“以夷變夏”沒有說服力，所以日本和中國分別在17世紀中葉和18世紀初驅逐西方人，這說明西方文化離開現代科學技術，對東亞文化根本沒有吸引力。事實上，西方也是在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后才靠武力打開中日的大門。亨廷頓也看到了這一點，他說：“與日本不同，中國的拒絕主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中國作為中央帝國的自我形象和堅信中國的文化優越于所有其它文化的信念。”(10)而日本則是在鴉片戰爭中國失敗以后，才放棄拒絕主義立場并開始明治維新的。

　　拒絕主義在東亞歷史上有重要意義。主要由于中國明清時期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尚保持有必要的自衛能力，文化上也能以儒學對抗西方文化，使得東亞得以將殖民地命運推遲了兩百多年。在這方面，日本其實也受惠于中國這一東亞屏障。大機器工業時代宣告了拒絕主義失敗。在20世紀，除了世界上個別地區還存在一些小的原始農村村落，完全拒絕現代化已不可能。

　　(二)全盤接受西方化和現代化的思路，稱作凱末爾(基馬爾)主義。這條道路沒有成功。

　　工業革命的成就將18世紀西方國家流行一時的對中國文化的尊崇一掃而空，西方人頓時感覺自己不但國力富強了，而且在文化上也頓時空前高大起來。西方對后進國家發出的文化信息是：“你們要想成功，就必須象我們一樣。我們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全盤西化論建立在一個假設基礎上：“現代化是可望的和必要的，本土的文化與現代化不相容，必須拋棄或廢除;為了成功地實現現代化，社會必須完全西方化。現代化和西方化相互加強，而且必須相輔相成。”(11)亨廷頓接著說：“這一方法以19世紀末一些日本和中國的知識分子的論點為典型。他們認為，為了實現現代化，他們的社會必須放棄其傳統語言，而采用英語作為國語。” (12)感謝中華文化傳統的偉大力量，自古“夷狄之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只有化人而沒有被化的傳統。從16-19世紀儒學對抗西方文化幾百年以后，中國產生了孫中山和三民主義，發生了辛亥革命，雖然也難免在一定程度上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畢竟沒有產生也不可能產生凱末爾和進行凱末爾改革。

　　穆斯塔法·基馬爾·阿塔蒂爾克(1881-1938)是土耳其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元帥?；R爾又譯凱末爾，因為基馬爾年輕時成績優異，曾獲得“凱末爾” (阿拉伯語，意為“完善的”)稱號。1919年凱末爾發動資產階級革命，并率軍擊敗英國和希臘的武裝干涉，于1923年建立土耳其共和國。歷史上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是西方的夢魘，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終于被西方國家肢解。這時候歷史造就了第一代基馬爾主義，到20世紀90年代的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已經是第二代了?；R爾為了在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上創建一個新土耳其，使其既實現現代化又西方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包括廢除蘇丹，建立西方共和體制;廢除傳統的教育部和宗教部，建立統一的世俗公共教育制度;廢除伊斯蘭教的國教地位，建立以瑞士民法為基礎的法律制度;最重要的一項改革是，明文規定廢除阿拉伯字母，改用羅馬字母書寫。這項改革使得新生代土耳其人不能使用傳統文獻，是對本土文化徹底的閹割。以后又實行多黨制，諸如此類。凱末爾改革的政治后果在國內是土耳其民族在文化上徹底失去自我，在國際上土耳其在二戰后迅速倒向西方，1952年加入北約。以后又在本土設立美軍基地，成為西方在東方的橋頭堡(西方肢解了奧斯曼帝國，又在文化上搞垮了土耳其，極大地削弱了中世紀以來伊斯蘭世界的力量，可以專一對付蘇聯和中國。這是20世紀西方的大戰略)。在1955年萬隆會議上土耳其遭到非西方國家和不結盟國家的譴責，在伊斯蘭世界被視為背叛。土耳其在文化和政治上倒向西方，沒有得到好果子吃，它既是冷戰的產物也是冷戰的犧牲品。它要求加入歐盟的申請屢次遭到拒絕，表明西方對“全盤西化”的土耳其并沒有文化認同，阿拉伯國家同樣對它失去文化認同。在20世紀末土耳其終于發現自己的悲慘境遇，在文化上已經失去家園——里外不是人了。其后果導致20世紀以來土耳其國內不斷發生嚴重的文化沖突，90年代的流血沖突更是相當嚴重。亨廷頓稱土耳其是一個“文明撕裂”的或“無所適從”的國家。土耳其是20世紀20年代自由主義改革的犧牲品。在這種背景下，其作品玷污了土耳其民族文化的帕穆克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他在本國不敢在街頭散步，卻在中國受到一些人追捧。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改革使墨西哥成為又一個土耳其。墨西哥是一個保留了印地安文化傳統的國家，19世紀被西方列強瓜分，20世紀初獨立以后一直拒絕認同西方，這一點與土耳其不同。亨廷頓說：“從30年代到80年代墨西哥領導人一直奉行向美國利益挑戰的經濟和外交政策。”但是，到了 “80年代，一切都發生了變化。米格爾·德拉馬德里總統和他的繼任者卡洛斯·薩利那斯總統對墨西哥的目標、實踐和認同重新進行了全面的界定，這是1910 年革命以來最廣泛的變革努力。薩利那斯事實上成為墨西哥的穆斯塔法·基馬爾·阿塔蒂爾克。阿塔蒂爾克促進了世俗主義和民族主義，它們在他那個時代是西方占主導地位的主題;薩利那斯則促進了經濟自由主義，這是他這個時代西方的兩個主題之一(另一個是政治民主，他沒有接受)。象阿塔蒂爾克所處的狀況一樣，這些觀點為政治和經濟精英所贊同，他們中的許多人和薩利那斯及德拉馬德里一樣曾在美國接受教育。薩利那斯大幅度地降低了通貨膨脹，使大量公有企業私有化，他促進外國投資，降低關稅，削減補貼，調整了外債，向工會勢力挑戰，提高了生產率，并使墨西哥與美國、加拿大一起組成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正如阿塔蒂爾克的改革旨在把土耳其從一個中東的穆斯林國家轉變為一個世俗的歐洲國家一樣，薩利那斯的改革旨在墨西哥從一個拉丁美洲國家變為一個北美國家。”(13)這是新自由主義背景下“文明沖突”的一個極好的案例，實際上是美國(文明)在吞并墨西哥(文明)。盡管美墨兩國接壤，美、墨、加三國自由貿易協定早已實行，也就是 “二吃一”的模式已經形成，特別是墨西哥的絕大多數政治、經濟和知識精英都贊成這條道路，但是鑒于這條道路遭到民眾的激烈反對，所以亨廷頓對墨西哥北美化的前景并不看好。他認為，無論是溫和的基馬爾主義主義還是極端的基馬爾主義，前者主張非西方社會可以通過西方化而實現現代化，這個觀點沒有得到歷史證實;后者主張非西方社會為了現代化必須西方化，這個命題并不成立。(14)

　　(三)接受現代化，但拒絕西化的思路，就是力圖把本土文化的主要價值包括體制與現代化結合起來，西方學者稱之為改良主義。這種選擇在非西方國家最受歡迎，因此也最流行。從19世紀起，這種選擇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提法，在中國叫“中體西用”;在日本叫“日本精神，西方技術”;中日的不同提法看起來沒有本質區別，但是實際上有明顯不同。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后形式上保存了自己的文化，但是接受了西方的價值觀，這是日本與中國現代化轉型的不同之處。日本成為發達國家中唯一的一張“黃色的臉”，但是在價值觀上已經皈依了西方文化，所以日本至今在亞洲，特別是東亞是文化上“孤獨”的國家。日本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屬于西方，地緣文化上屬于東亞，卻在東亞備感孤獨，這是日本民族存在某種“文明撕裂”的所在。但是日本畢竟保留了許多自己的傳統，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在這方面，從 19世紀30年代起，埃及也開始“嘗試不使文化過度西方化的技術現代化”道路，換言之，埃及希望走一條“既非日本式的沒有文化西化的技術現代化”，也非 “通過文化西化來實現技術現代化的基馬爾主義”的中間道路。埃及的嘗試沒有成功。(15)從19世紀后半葉到20世紀50年代，伊斯蘭世界的精英一直在嘗試傾向于基馬爾主義的改良主義，即不僅接受現代化，也接受西方的體制，但是它受到了隨后興起的“以原教旨主義為形式的更純粹的改良主義的挑戰”。(16)20世紀60-70年代以來，文化本土主義日益在阿拉伯國家復興，表明基馬爾主義日益被拋棄。

　　(四)沒有技術現代化，只有文化西方化，這是后發國家一種失敗的痛苦的選擇。其中一類是殖民體系瓦解以后沒有走上現代化道路的國家，另一類是試圖抵制文化過度西化而沒有成功的國家。一般認為前者如非洲國家，后者如埃及。

　　(五)接受現代化，卻難以確定自己與西方文化關系的國家，結果表現為在兩者之間游移不定或某種歷史的折騰?，F代化是一個文明轉型的過程，但是現代化轉型，并不意味著文化上必然西化。這個問題，對于儒家文化圈的國家相對容易認識，對于同屬基督教的斯拉夫文化圈的國家來說，認識和解決起來都相當困難。處于某種文化邊緣上的國家，或者在現代化中失去自我而迷失方向的國家，亨廷頓稱之為“無所適從”的國家。他認為土耳其、墨西哥都屬于這類國家，但是他認為在“無所適從”中表現最甚的是俄羅斯。而且由于俄羅斯是斯拉夫文化的核心國家，“如果俄羅斯成為西方國家，東正教文明將不復存在”，(17)，這將導致世界地緣政治的巨大改變，所以無疑是西方“文明沖突”戰略的一個目標。西方一些人做夢都幻想在未來去充填東正教文明不復存在而留下的巨大真空，其實是垂涎那里極其豐富的資源。東斯拉夫(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文化發源于基輔羅斯，后來繼承了拜占庭文化，包括接受了通過拜占庭傳播的古希臘、古羅馬文化，又受到蒙古的影響。按照西方的定義，“俄羅斯文化是基輔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強大影響和蒙古長期統治的產物。”(18)這是西方至今在文化上不認同俄羅斯的根本原因，文化上絕不認同，政治上實踐上絕不放松搞垮俄羅斯，包括肢解和同化俄羅斯，這是西方厲害的兩手。但是，自彼得改革以來，幾百年來俄羅斯一直致力于現代化和西化，只是這種努力沒有成功，反而造成了“文明的撕裂”。于是，到19世紀主張西化的十二月黨人與斯拉夫主義者或歐亞主義者之間展開了激烈的斗爭。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被認為是放棄西化，向西方挑戰，其標志性事件是蘇俄遷都莫斯科。原本列寧斯大林開辟的蘇聯道路出色地解決了俄羅斯文化上的兩難：蘇聯成為既不同于西方文化，又比西歐強大，而且成為將西方(西歐)從法西斯鐵蹄下解救出來的世界超級大國。其實是布爾什維克實現了彼得大帝以來東斯拉夫人的強國夢，可惜后來蘇聯人放棄了馬列主義，也就放棄了自己獨特的業已成功的道路，片面追求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權，奮不顧身地一頭扎向西方文明懷抱，結果不僅完全失敗，而且拉大了俄羅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距離。不但一百來年的努力白費了，而且烏克蘭(基輔)、白俄羅斯作為俄羅斯文化的發源地和核心利益被切割，這是極其嚴重的地緣政治后果。對于俄羅斯的政治-文化演變及其后果，亨廷頓的分析不乏深刻性。他說：“通過采用西方的意識形態和運用它來向西方挑戰，俄國人在某種意義上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西方，并更加密切地與西方纏繞在一起。盡管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差別很大，但在某種意義上，雙方講的是同一種語言。共產主義和蘇聯的崩潰結束了西方和俄羅斯之間的這種政治-意識形態的相互作用。”(19)他還說：“此外，俄羅斯人不再表現得像馬克思主義者，而開始表現得像俄羅斯人，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鴻溝擴大了。自由民主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之間的沖突是意識形態上的沖突，盡管它們之間有重大的差別，但它們都是現代的、世俗的，并公開地贊同最終要實現自由、平等和物質富裕的目標。一個西方的民主主義者可以與蘇聯的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進行思想上的爭論，但他不可能與一個俄羅斯的東正教民族主義者這么做。”(20)蘇聯解體對于俄羅斯的損失，遠不在于是“20世紀以來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普京語)，蘇聯前部長會議主席尼·伊·雷日科夫說在《大國悲劇》一書中指出：“我們的悲劇就在于我們丟失了‘蘇維埃價值’，我們沒有把過去的一切正面的東西帶到新時期來。非但如此，許多對我們格格不入的、不為大多數人民所接受的教義，也被強加給我們這個社會。我們的國家缺少一種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來的思想和價值。”這表明雷日科夫認為，蘇聯解體以后，俄羅斯在文化上退回到東正教，這對于國家的軟實力是遠遠不夠的。值得注意的是，他還指出， “(90年代初期前后)把政權搶奪到手的那些人，往好里說都是西方的思想附庸，實際都是直接聽命于西方的走，他們決心把俄羅斯交付西方聽憑宰割。”

　　蘇聯解體以后，百年前進行過的圍繞俄羅斯文化在世界文化譜系中的定位和歸屬的斗爭重新激烈起來。亨廷頓認為，“在俄羅斯的認同這一中心問題上，90年代的俄羅斯仍然是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西方-斯拉夫主義的兩重性是俄羅斯民族特征中一個不可分割的特點。”(21)有跡象表明，經過20世紀90年代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折騰，俄羅斯地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歐亞特征正在日益突出起來。

　　三、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啟示

　　研究現代化道路上各種文明與西方“文明沖突”的國際光譜，反思中國現代化走過的道路，可以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從以上的光譜分析中可以得到些許有益的結論。

　　首先，近代以來世界文明沖突主要表現為西方文明與所有其它文明之間的沖突。一方面，正如亨廷頓所說，近代以來“在所有的文明中，惟獨西方文明對其它文明產生過重大的、有時是壓倒一切的影響”，(22)有時是吞噬其它文明。這種影響，不是由于西方文明先進，而主要是由于西方使用先進、強大、有組織的暴力;另一方面，也正如亨廷頓所承認的，20世紀宣告了幾百年來西方推行的普世主義徹底失敗，隨著西方和美國霸權衰落以及東亞和中國復興，世界開始出現了文明之間的均勢。上述“文明沖突”的光譜，總體上反映的正是這一趨勢。

　　其次，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瓦解，只能為發展中國家帶來民族解放，只能為其發展提供政治前提，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為發展中國家帶來幸福。一個突出的國際現象是，在20世紀，堅持現代化方向的后發國家都不可避免地在文化上與西方發生“文明沖突”，凡是能夠始終堅持文化自我意識，又有能力堅持走出現代化民族道路的國家，都取得了成功：有的成功得早，如日本;有的本來已經成功，又發生倒退，如前蘇聯;有的正在成功，如中國;歷史上不同程度地走上“凱末爾道路”而落入“西化陷阱”和“文明撕裂”的國家，幾十年來一直在致力于掙脫這條道路，例如某些阿拉伯國家和拉美國家，這些國家的努力成為世界多極化進程的一種動力，是有成就的，但也是極其艱難、成敗未卜的;而走凱末爾道路的土耳其、菲律賓及80年代以后的墨西哥，都被亨廷頓視為失敗。

　　再次，拒絕主義和凱末爾主義代表了全球后發國家對待現代化問題的兩個極端。對于19世紀中葉以前的拒絕主義，至少在東亞有積極意義。對于20世紀的拒絕主義，正如湯因比所說，狂熱不是可靠的選擇。對于凱末爾主義，梁啟超先生生前就洞若觀火，指出土耳其改革是“欲孵化為別一體而不成”，說明有深厚傳統文化功底的中國自由主義先驅也是有敏銳的文化和政治洞察力的。張君勱先生稱梁啟超是中國“偉大的自由主義人士”，而稱另一位自由主義者胡適為“一個偉大的書生的悲劇”，其區別也在這里。問題在于，20世紀30年代已經被中國有識之士看破的凱末爾主義，居然在換上新自由主義“皇帝的新裝”之后于80年代卷土重來，而且在拉美國家、蘇聯東歐國家和其它國家掀起狂熱的浪潮，造成蘇聯解體這樣“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普京語)。對一切非西方文化國家來說，這無論如何也是20世紀“文明沖突”的一個極其重大而深刻的教訓?？墒菫槭裁磿斐?ldquo;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呢?一個曾經以十月革命改變了20世紀人類發展方向的國家，一個曾經打敗了德國法西斯、在某種程度上拯救了西方文明的國家，一個以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一度成為世界領袖的國家，一個曾經不可一世的超級大國，怎么就弱智到那種程度，以致在實際上被美國實施了意識形態操縱呢?(23)

　　回顧近代后發國家的現代化道路，我們看到一個事實：成功的經驗不少，失敗的教訓更多。固然是“沉舟側畔千帆過”，但是如果不認真總結和汲取其教訓，焉知下一個“沉舟”是誰? 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掀開了奧斯曼帝國馳騁歐亞非幾百年的輝煌歷史;進入20世紀奧斯曼帝國終于被西方國家肢解，凱末爾改革不過是奧斯曼帝國解體的余波和光榮的土耳其文化的西式葬禮。穆罕默德說：“一個穆斯林不在同一個山洞里被蝎子蟄兩次”。所以，現在汲取了歷史教訓的伊斯蘭國家與西方勢不兩立，堅決拒絕西方的普世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說教，就是不想“被蝎子蟄兩次”。此后，印度帝國也被英國肢解;到20世紀90年代，蘇聯帝國(華約、經互會集團、蘇聯)解體，至少在相當程度上也是被西方冷戰和施以地緣政治手段肢解。整個20世紀，西方總體上在衰落，但是正是在自身衰落的過程中卻能將它的文明對手一一解體。蘇聯解體以后，西方的下一個目標是中國，這一點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五角大樓和亨廷頓更是說，中美之間遲早會有一場戰爭。其實“戰爭”早就開始了，俄羅斯學者稱冷戰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現在的經濟戰、金融戰、貿易戰、信息戰、心理戰等等包括“文明沖突”已經是第四次世界大戰。他們認為，“9.11事件”以后，西方在“反恐 ”和“文明沖突”掩蓋下推動全球地緣政治沖突升級，目的不僅是文化滅絕，而且是種族滅絕，“將俄羅斯從世界大國變為一個區域性大國的潛在可能性將意味著俄羅斯的終結”，(24)而且認為，歷史遲早將徹底揭開“9.11事件”的面紗，證明在當代世界“文明沖突”的名義下進行的是一場西方發動的，以爭奪全球剩余資源為目的的世界大戰。

　　從以上分析中，已經不難得出許多對中國有益的啟示(警示)，有些重要的啟示其實是不言自明的，例如凱末爾主義和新凱末爾主義(新自由主義)以及俄羅斯的教訓，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亨廷頓認為中國走上了改良主義道路，這條道路，傾向于基馬爾主義，但是又不同;基馬爾主義認為現代化就要西方化，兩者缺一不可;改良主義認為，沒有實質上的西方化的現代化是可能的。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導向其實就是基馬爾主義，蘇聯改革就是當代基馬爾(凱末爾)改革。30年來中國的兩種改革觀和兩種發展觀的斗爭其實反映了選擇現代化道路的兩種文化思路。亨廷頓說：“現在這種基馬爾主義的態度在東亞已經消失。東亞沒有將其經濟的迅速發展歸因于對西方文化的引進，而是歸因于對自身文化的伸張。”(25)這句話透露出亨廷頓對中國改革的某種失落，但是他畢竟承認了基馬爾主義的失敗，也表明他在文化上似乎有些讀懂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還說：“現代化并不一定意味著西方化。非西方社會在沒有放棄他們自己的文化和全盤采用西方價值、體制和實踐的前提下，能夠實現并已經實現了現代化。西方化確實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無論非西方文化對現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礙，與他們對西方化造成的障礙相比，都相形見絀。正如布羅代爾所說，持下述看法幾乎是幼稚的：現代化或單一文明的勝利，將導致許多世紀以來體現在世界各偉大文明中的歷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終結。相反，現代化加強了那些文化，并削弱了西方的權力。世界正在從根本上變得更加現代化和更少西方化。”(26)“無論非西方文化對現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礙，與他們對西方化造成的障礙相比，都相形見絀”，這個觀察相當深刻，所以西化根本不可能成功，特別是在擁有五千年歷史的優秀而獨特文化的中國。從這些方面看，亨廷頓的 “文明沖突”一書雖然散發著種族主義氣味，但是也確有某種學術力。所以，西方的自由主義學者雖然政治上叵測，文化上可惡，但是學術上也不能小視，許多人確有學問，也就有見地。他就是騙你，也騙得“有學問”。值得注意的是亨廷頓對日本的評論，他說：“總體說來，日本經濟并未按照西方經濟學發展。”(27)另一位分析家說：“日本的經濟發展沒有遵循西方的邏輯，原因很簡單，因為它不是西方自由市場經濟。日本人創造了一種經濟類型，它的運行方式超出了西方觀察家的預測能力。”(28)中國學美國太多，特別是一度為新自由主義所誤導，沒有學到日本道路的真諦。日本學西方，歷來有自己的一套，這一點實在值得中國人反省。所以日本既是獨一無二的西方發達國家，又是獨一無二的東亞國家。日本贏得西方的尊敬是有道理的，亨廷頓把日本文化視為當代人類文明的一種獨立的類型，也是有道理的。

　　(本文系拙著《中國軟實力 決定中國命運的兩種思路》第七章“改革開放和中華復興”的第一節，該書2010年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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