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權制度變遷中的意識形態問題研究　　

何其多　　

[摘    要]   所有權制度變遷不僅是利益博弈的結果，同時也是意識形態博弈的結果。由于所有權制度對經濟制度乃至社會制度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所有權制度變遷的性質決定著社會制度變遷的性質。　　

[關鍵概念]   所有權           所有權制度            制度變遷            意識形態            私有化　　

ON THE IDEOLOGICAL ISSUES I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OWNERSHIP　　

He qiduo　　

[ABSTRACT]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ownership is not only the outcome of the interests game, but also the results of ideological game. As the ownership institution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even in the social system. Therefore, the nature of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ownership determines the nature of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society. 　　

[KEY CONCEPTS]   Ownership    Ownership 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Ideology    Privatization　　

一、引言　　

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現實斗爭表明，所有權制度變遷不僅是利益博弈的結果，同時也是意識形態博弈的結果。在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型完成之后，人本身（如奴隸）作為一種財產可以被他人（如奴隸主）擁有所有權進行占有、使用、經營、抵押、轉讓、出租和獲取收益的權利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就已經基本結束。因此，從奴隸社會走向封建社會是一種歷史性的社會進步。但是，當人類社會從封建社會轉向資本主義社會之后，人的勞動甚至勞動力再次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基本的商品并由其雇傭者即資本家擁有其所有權進行占有和使用而從中獲得收益。雖然，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勞動和勞動力的所有權被資本家擁有并對其派生權利^①相對于奴隸主義制度下奴隸主對奴隸的所有權而言是不完備的。但是，從封建社會中勞動和勞動力作為勞動者自己所有到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和勞動力作為資本家所有使處于不同階級的人的自由、權利和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資產階級的自由、權利和地位上升了，而作為勞動者階級的無產階級^②的自由、權利和地位卻下降了。因此，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地位不斷擴大其差距的過程中，資本暴君^③對社會的專制程度也日益加強，社會兩極分化及其所導致的矛盾也必然日益突出。顯然，在技術進步外生性假定的條件下，就人的解放和社會正義　　

①、如占有權、控制權、使用權、收益權、抵押權、買賣權等。　　

②、部分依靠自己勞動的有產階級—個體勞動者的情況處于中間狀態。　　

③、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對只擁有自己的勞動力的廣大無產階級具有絕對的權威、絕對的壓迫和絕對的奴役的至高無上的暴力，資本主義的一切統治機器也只是為資本暴君服務的工具。　　

來看，資本主義制度是對封建制度的反動和歷史性倒退。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下，人及其一切非自身的所有權均已經從所有權客體中消滅，勞動和勞動力從資本家對它的所有權中解放出來并使全部社會成員形成平等的政治關系、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人才真正獲得走向“自由人聯合體”的解放。　　

二、意識形態對所有權制度變遷的影響　　

中國社會在經歷了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整整三十年的“公有化運動”后最終實現了“純粹的公有制經濟”。但是，在這一時期，中國社會過度追求所有制形式上的社會主義，而忽視公有制經濟組織的效率機制設計和企業治理制度創新，從而使公有制企業（行政組織亦存在相同的問題）的效率無法持續地得到保障。同時，頻繁的政治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政府、企業甚至全社會對個人生活質量的忽視、壓制人的創造性的低工資制度、以貧窮為榮的社會價值標準和社會心態、重積累輕消費和重重工業輕輕工業（尤其是消費工業）的宏觀經濟方針以及只有具有形式主義特征的宏觀經濟計劃而缺乏企業微觀經濟計劃的資源配置方式無法促使整個經濟體系乃至全社會沿著使全部社會成員的生活質量普遍性地最大化的路徑正常運行。其結果是，公有化運動完成后的社會主義經濟沒有能夠如人們理想的那樣實現社會主義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目標。然而，正如我們所提到的那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尤其是人民群眾生活質量沒有能夠達到我們所理想的那種狀態的原因是復雜的。但是，經歷了低工資制度下物質短缺生活而對社會主義持不滿態度者、對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問題不能容忍者以及對社會主義政治持不同政見者幾乎都將其注意力轉移到了以美國為榜樣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國家的比較上。而從美國經濟制度中被西方主義者所共同發現的與中國經濟制度不同的正是所有制，這就很容易給人們形成一個普遍性的印象和結論就是：公有制缺乏效率，只有私有制才是有效率的。更為嚴重的是，在整個中國社會普遍性地出現了社會主義信仰危機—在以新自由主義者為核心的西方主義者的蠱惑下，人們普遍地將自己的生活不如資本主義的原因歸罪于社會主義公有制，并且不再堅持社會主義信仰，而開始崇尚資本主義—享樂主義人生觀、金錢主義價值觀、消費主義生活觀及至形形色色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成為越來越多數人的共同追求。　　

從理論認識和社會認同方面看，公有產權制度缺乏效率的錯誤認識的結果導致了中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展開了大規模的針對公有制的改革運動和對外開放。對外開放將人們的目光轉向了以美國為榜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及其生活水平并以其為一切目標的參照系，而中國社會越來越對私有產權制度的經濟效率深信不疑。與此相反，公有制遭到了來自社會主義的反對者、尤其是新自由主義者越來越多的批判。一些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也為中國經濟改革提出了以演變社會主義制度為目標的私有化方案。并且，隨著開放而使人們看到的是更多的以美國為榜樣的西方社會的較高的物質消費水平，使中國以新自由主義者為核心的西方主義者獲得了對已經對公有制失去了信念或對公有制產生了動搖的部分當權者和公眾進　　

①、國人對私有制資本主義世界的兩極分化和拜金主義及其所導致的一系列資本主義問題視而不見，更無人愿意接受西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現實的物質生活水平是數百年歷史積累的結果這種事實。顯然，國人需要的只是立即享受到與西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上流社會一樣的物質生活，而對資本主義制度可能給中國文化、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和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帶來的災難卻缺乏應有的最基本的估計。　　

行私有制觀念灌輸的機會，其中的相當一部分理論工作者和當權者甚至完全站到了反對公有制及其整個社會主義制度的立場，這些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的反對者也就是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的擁護者在正式的場合表面上公開發表言論擁護社會主義制度，而在行動上卻極力反對公有制和社會主義制度，極力推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制度。新自由主義者在公開言論上聲稱其擁護社會主義的背后，在實際行動上卻正是反對社會主義的主力軍—表面上的擁護和實際上的反對不僅成為中國人民最陰險的敵人，同時也成為中國人民最危險的敵人。這說明，當前中國社會中新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以及人民利益與資產階級利益之間的矛盾不僅是激烈的，而且是生死攸關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與否將直接關系到全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和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　　

    從人民的社會主義信仰方面看，審視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內部，我們也不難發現，中國社會中缺乏普遍的社會主義信仰也是導致社會主義公有制不斷倒臺的重要原因。筆者的研究發現，中國社會中并不存在普遍的社會主義信仰，社會主義的真實信仰者即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可能只存在于那些道德高尚的理論賢才和社會中的一部分具有利他主義思想和道德教化優良的賢者當中，甚至社會主義信仰已經變成了象國學一樣的研究者的事而不是人民的事或人民生活中的信仰和追求。正如我們前面所述的那樣，在所有正式場合聲明自己是社會主義擁護者的人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不僅不是社會主義的擁護者，而且是社會主義的反對者甚至是社會主義的掘墓人。對此，毛澤東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就深刻而富有遠見卓識地指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者（“走資派”）在中國的存在及其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并且對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結束后可能走向資本主義（“走資派還在走”）產生了極度的擔憂和強烈而精確的預見。但是，毛澤東只有采取缺乏實質性作用的僅僅停留在意識形態上的批判和發動群眾對資本主義者進行教育的溫和方式上，而沒有采取制度上、尤其是法律上的行動對資本主義者進行整肅，并且沒有安排下來一套堅定地執行社會主義路線的制度。實際上，對當時并不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影響的資本主義者、甚至只是有資本主義傾向者只需要通過法律程序進行整治就完全可以輕而易舉地實現。然而，批判運動即反資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不但沒有肅清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路線對中國社會的惡劣影響，反而導致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及其中華民族的民族性等方面都付出了沉重代價的后果，更加深了資本主義者的反社會主義傾向和普通民眾對社會主義信仰的懷疑。并且，對資本主義者的批判反而一定意義上激起了人民對走資本主義道路者產生了同情甚至支持，從而促成了新自由主義者進入權力階層。而新自由主義者成為當權者的直接結果正是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得以在中國在極短的時間內大規模推行的根本原因。因此，如何從行政權力上、教育上和理論宣傳上嚴格控制新自由主義者進入權力階層，并保證社會主義者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普遍地控制行政權力、教育權力、理論權力和宣傳權力應當是當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斗爭的核心內容。因為，只有在保證社會主義權力不被新自由主義者和資產階級占領的前提下，只有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只有按照社會主義原則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人民的利益也能真正得到充分保障和實現，生產力發展的成果才可能由全體人民共同分享，國家才可能真正成為民有、民治和民享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企業才可能成為民有、民治和民享的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社會也才可能成為民有、民治和民享的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因此，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始終不應放松對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進行切合實際的而不是教條主義的社會主義教育，堅定人民的社會主義信仰，不斷提高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水平。只有這樣，中國才可能實際地沿著以人民利益和正義為目標的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前進。　　

三、主要結論　　

所有權制度變遷是一個社會中人們對組織、資產和資源、甚至對人的勞動力及其人本身的所有權制度進行重新安排或變革的過程。所有權制度安排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此，一個社會中所有權制度的性質不僅決定著這個社會的經濟制度的性質，而且決定著這個社會的全部制度的性質。顯然，所有權制度變遷必然導致經濟制度的變遷乃至社會制度的變遷。　　

所有權制度變遷不僅是利益博弈的結果，同時也是意識形態博弈的結果。因此，用以維護不同階級、尤其是不同統治集團利益的所有權制度在任何社會中都具有決定性的重大意義。　　

雖然，中國從社會主義公有制向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制度變遷雖然只是局部的、暫時的。但是，所有權制度變遷加之新自由主義影響的擴大、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的權力化給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同樣是極其深遠的，因為它直接關系到中國社會主義的前程。因此，我們必須對社會主義公有產權制度向資本主義私有產權制度的變遷及其推動者的新自由主義引起嚴正關注，并對所有權制度變遷中形成的意識形態結果進行全面批判，徹底肅清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社會主義經濟、社會主義教育、社會主義醫療和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及至中華文明造成的破壞，堅決反對新自由主義者對社會主義行政權力、理論權力、教育權力和輿論權力的控制，積極任用道德高尚、治國有方并具有堅定的社會主義信仰的社會主義者進入行政、理論、教育和輿論領域實現對行政權力、理論權力、教育權力和輿論權力的掌握，保證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使社會主義制度不斷走向完善。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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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阿爾弗雷多·薩德-費洛，黛博拉·約翰斯頓：《新自由主義：批判讀本》（中文版），陳剛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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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克里斯·哈曼：《對新自由主義理論研究的反思》，唐科譯，烏有之鄉網，　2008年10月22日　。　　

[8].張順洪：《關于當前的意識形態斗爭》，《政治學研究》，2009年第3期。　　

[9].劉國光，楊承訓：《關于新自由主義思潮與金融危機的對話》，中國政治學網，　2009年3月2日　。

本文源自《私有化運動-社會主義所有權制度變遷研究》，請尊重作者的知識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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