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60年和文化問題
 
 
來源:紅旗文稿  作者:衛建林

　　（1）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成為中國數千年歷史新紀元的開端。社會主義新中國60年，是中國共產黨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領導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在探索和創造中前進并取得巨大成就的60年，是中國人民從奴隸變為主人的60年，是落后的中國變為先進的中國的60年。

　　這里是一個狹義的文化事業的部分成績單：普及教育、科技和降低文盲率與嬰兒死亡率；極大地改善人民健康狀況、消滅和基本消滅多種惡性傳染病；推進體育事業的發展；進入核技術、人造衛星和運載火箭等當代高科技領域；涌現大批群眾喜聞樂見的電影、小說、詩歌、戲曲、美術、音樂作品；在很短時間里掃蕩夢魘一般糾纏中國以往全部歷史的“七毒”——黃、賭、毒、盜、黑、腐、貪。1949年到1976年，世界人均預期壽命從47歲提高到58歲，同期中國從35歲達到65歲，超過韓國。2000年，發達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為75歲，發展中國家為63歲，而同期的中國人均預期壽命為71.8歲，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

　　中國人民尚未擺脫物質生活的匱乏，卻享有尊嚴、平等、相互信任和道德的溫暖。一首平實的兒歌傳遍街頭巷尾：“我在馬路邊，揀到一分錢，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邊。叔叔拿著錢，對我把頭點。我高興地說了聲，叔叔再見。”從人民心中產生的小作品，卻有一個大主題，成為社會文明程度的一面鏡子，凝縮著勤勞節儉的風氣、樸實真誠的愛、對黨和政府的信賴與親情。這種孩子、警察、1分錢的故事，舊中國完全不能想象。

　　在若干成為社會進步標志的重要領域，年輕的共和國已經創造了歷史的奇跡，走在世界的前列，奠定此后的發展根基。

　　（2）一定的文化（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經濟和政治。

　　文化是民族和社會的“精、氣、神”。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標識，決定了這種文化的性質和生命力。人民在精神上從被動變為主動，成為國家、民族、自己命運的主人，開始認識、把握客觀規律并遵循客觀規律要求從事自覺的歷史創造活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同志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并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比方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之流，他們對于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認識水平，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普通戰士的水平之下。”（《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516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在精神上首先由被動轉入主動。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由于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處于國家的領導地位，由于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確立，這種體現在先進階級及其政黨的轉變，被推向整個國家和全民族，在國家政策和發展道路的層面、在社會改造和建設的層面上逐步實現。也如毛澤東同志所說，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

　　這本身屬于歷史，既是歷史的結果，也表現為一種歷史過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是，新的歷史進程開始了。

　　（3）關于舊中國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區別，關于新中國各方面的成就，可以援引無數正式的文獻和數據，以及親歷者的回憶和學者的論證。但是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的親歷親見，從一種獨殊的視角，顯示出令人折服的力量。

　　1960年5月，蒙哥馬利訪問中國，和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會談。他回國以后，6月9日在一個公司的宴會發表演講，6月12日又在《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我同毛的會談》。在西方主流宣傳用鋪天蓋地的謊言、捏造、污蔑妖魔化中國，競相表演自己的無知和偏見的時候，他的看法震撼了世界。當時新華社等單位編發的有關材料介紹說：

　　他30多年前到過中國，那時的舊中國正受著外來侵略和內部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革命看來是不可避免的。它的領導人便是毛澤東；毛澤東是一個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處理問題很講實際，對西方世界情況的了解是驚人的，對一些政界領袖的評論非常準確；毛澤東的基本哲學非常簡單，就是人民起決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層工作一個月，保持和人民的聯系，贏得人民的信任；中國需要和平，從事長期而艱巨的建設，因此不會對外進行侵略，也不試圖迫使其他國家接受它的共產主義思想；中國人民可能是世界上最勤勞的人民，大家團結在一起，為祖國的繁榮而努力，……

　　毛澤東建立了一個統一的、人人獻身和有目的感的國家。

　　他在中國期間，看到了幾千年延續下來的中國文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只有向前推進，并未受到損害。革命對中國是有益的，貪污、腐化、地痞、流氓和洋鬼子都被趕走了。

　　（4）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產生于人類進步文化和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在20世紀的交匯點上。它吸收和改造中外文化的積極成果，植根于中國人民的歷史創造實踐。

　　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它提出并部分地回答一個歷史進程的前沿問題：“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0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這就有了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提出的發動一個“普遍的啟蒙運動”的任務。

　　這種啟蒙運動是五四運動的繼續，實質在于回答中國應該堅持新民主主義還是回到舊民主主義，中國的前途應該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對待中國古代文化，只能采取“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華”的方針。復辟被五四運動打倒的孔家店，不過是夢囈或鬧劇。另一方面，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的欺凌，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美國當局支持蔣介石打內戰等等，一次一次堵上中國的資本主義之路。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一次一次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破產。社會主義成為現代中國的歷史選擇，成為符合中國實際和中國人民利益的正確選擇。

　　（5）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最初8年，比較多地學習蘇聯的經驗。1956年毛澤東同志發表《論十大關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及其影響的問題。像報紙、廣播、電影這類東西，掌握在誰手里，由誰來發議論，都是屬于權利問題。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絕大多數人民的權利就有保證了。總之，人民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不能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則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

　　在文化問題上，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唱響主旋律、提倡多樣化——這些既是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的要求，貫穿著黨的群眾路線、社會主義民主原則和充分尊重知識分子勞動的科學精神，也是人民管理上層建筑的具體方針。

　　（6）一些號稱學術研究的著作和反映相關歷史進程的文藝作品，熱衷于收羅、集中、展覽黨和共和國的錯誤，夸大甚至制造陰暗面。基本的事實卻是，黨和人民在不斷地糾正錯誤，使自己調整到符合客觀規律的道路上，在加強團結中日益走向勝利。

　　馬克思說，如果斗爭只是在有極順利的成功機會的條件下才著手進行，那么創造世界歷史未免太容易了。關于美好生活的理想和設計，關于這種理想點燃起來的改變現存秩序的激情，往往產生在理想實現的條件具備之前。“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就出現在中國奴隸社會。作為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邏輯結論和新的起點，社會主義不是某種現成教條的實現，不是外來移植的產物，也不是少數人“管理”多數人的事業，而是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創造。如馬克思主義一向要求的，中國共產黨最重視的，是人民群眾的歷史主動性。黨和人民在實踐中認識客觀規律、積累多方面的經驗。別人的經驗是重要的，然而自己的經驗更重要。在改正錯誤中開辟前進道路，正是一切正義事業的常規。

　　這使我們想到列寧的話：“工人階級一定能用他們充滿錯誤的革命行動來爭得自由”。這種以人民歷史主動性為前提的、前進中的錯誤，同那種怨天尤人、指責栽贓的平庸智慧相比，“要千倍地高尚，千倍地偉大，千倍地有歷史價值，千倍地正確”。（《列寧選集》第1卷第728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人民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改造、錘煉和提高著自己，并形成新的觀念和品質。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蕩滌著人民身上的落后、狹隘、散漫和無知。共產黨人、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都需要適應客觀世界的變化改造自己。

　　中國是一個農民占人口多數的國家。在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中國農民永遠地告別了阿Q和楊白勞的時代，涌現出大批大批先進的共產主義戰士，和具有工人階級世界觀的優秀的軍事家、政治家、理論家、科學家、技術專家、藝術家。在世界歷史上，這是從未有過的。

　　人們已經熟知中國改造清朝末代皇帝和戰犯的業績。人民解放戰爭期間，起義、投誠和接受和平改編的國民黨部隊共188萬人，其中涉及陸軍240個師、海軍艦艇97艘、空軍飛機128架，包括將領1500余名。將近200萬來自敵對陣營的軍人，靠共產黨的政策，靠政治委員、指導員和戰士們的工作，實現“靈魂裂變”，改造為人民軍隊的成員或者誠實的勞動者，一些部隊整建制地在抗美援朝戰場建樹功勛，相當多的人后來孜孜追求共產主義。在世界歷史上，這同樣從未有過。

　　（8）中國人學習馬克思主義，在精神上開始由被動轉入主動，最早的代表者，是先進的、革命的知識分子。抗日戰爭時期大批知識分子從國民黨統治區奔赴延安，新中國成立以后又有大批知識分子從海外歸國，都是因為他們從共產黨、從社會主義身上，看到了祖國、民族和自己的希望。

　　知識分子改造，首先必須逐步樹立工人階級的世界觀，解決知識是來源于勞動、來源于人民，還是來源于個人主觀世界的問題，解決知識應該貢獻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業，還是私有、待價而沽、以此向人民討價還價的問題。新中國知識分子，走著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道路。如果不和工農群眾相結合，必將一事無成或陷入歧路。從山村小學的教師，到普通的醫生、科技人員、文學藝術工作者，到譽滿天下的教授與院士，中國知識分子的勞動，作為中國人民歷史創造活動的一部分，被載入共和國的輝煌史冊。

　　把一個時期有關某些具體政策的提法——這些提法往往針對一個時期的某些具體情況，往往處于不成熟和不完善的、變化的過程中——絕對化為僵硬的、凝固的政治標準，用“右”或“左”的政治罪名，排斥打擊對這些提法有不同意見甚至有正確意見的知識分子，是基于同一方法論的兩種形式的錯誤。這不是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政策。它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教訓和重要財富。

　　（9）毛澤東同志把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概括為工人階級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領導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強調，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一切文化建設當然也要在共產主義思想指導之下發展”。

　　取消或削弱共產主義思想的當代意義，或者以強調共產主義信念的名義否定適合當前社會歷史條件的資本主義經濟成分，都是錯誤的。共產主義是工人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它從共產黨出現，就始終存在于現實運動中，指導著黨和國家社會政策的制定與實施，貫穿于共產黨人和先進分子的思想、道德、行動。

　　弱化、剝離、取消共產主義目標和共產主義思想指導的所謂“社會主義”，過去和現在都存在。這樣的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第二國際機會主義可以接受，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可以接受，甚至希特勒也可以接受。《共產黨宣言》從理論上清算了封建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稍稍注意美國資產階級官方文獻就會發現，那里充斥著對共產主義的絕對的仇恨和排斥，卻有時允許存在一種保障資產階級社會存在的“社會主義”。

　　（10）因此，在我們黨提出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進程中，鄧小平同志一再告誡全黨，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總結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是什么，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什么？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名詞就是共產主義。我們多年奮斗就是為了共產主義。我們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產主義。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共產主義的理想是我們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犧牲就是為了實現這個理想。

　　（11）社會組織程度是社會進步的標桿。在一個很長的時間里，西方列強和帝國主義敢于欺負中國，中國長期落后，中國人民陷于被壓迫、受剝削的境地，一個根本原因，是中國處于一盤散沙狀態。在一個小農國家，這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共產黨、社會主義，永遠地終結了這種狀態，使中華民族和中國社會的組織程度，提高到現代的、超過西方國家的水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從兒童團到青年團、婦聯、各種群眾團體和黨政部門，從民兵到區小隊、縣大隊、地方部隊、正規軍，把全民族的偉力、億萬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理想，組織于捍衛國家的獨立與主權的波瀾壯闊的斗爭中。在社會主義的國家里，無論工廠、企業、農村、學校、醫院、商店，都有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組織。城市基層居民委員會和幾位“小腳偵緝隊”的大媽，就足以隨時發現犯罪分子，保證居民的安定生活。組織起來，作為中國人民長期奮斗的成果，成為國家不可戰勝的文化力量。

　　（12）毛澤東同志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批評，已經部分地觸及后來蘇聯共產黨失去執政地位和國家解體的根本原因。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以人民的勝利和權利，創造了20世紀人類歷史的偉大成就，隨后則以赫魯曉夫以來人民被逐漸剝奪種種權利，黨和政府失去人民的信賴，走向自我毀滅。這種“來自上層的革命”，成為各種腐朽思想和作風的溫床，為西方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及作風的大規模輸入和發動意識形態戰爭，打開了方便之門。

　　（13）西方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從一開始就伴隨著文化滲透和文化改造。上個世紀70年代，英國記者保羅·哈里森曾在若干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實地考察并著有《第三世界——苦難、曲折、希望》。該書寫道，這種滲透和改造，在民族文化本身不具備免疫力的第三世界國家，造成一種定式：各國首都建設同西方大城市相似，學校進行西方的教育，官方流行著西方的禮儀，西方服飾和化妝品引領時尚潮流，到處培養照搬西方模式的“比照集團”。他說，當第三世界國家迫切需要自力更生和保證更多人參加爭取發展的活動的時候，“西方化的誘惑，歪曲了發展的目標，把造就孤立的個人消費者作為努力的目標”，“伴隨著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帝國主義，又產生出一種更為陰險的控制形式——文化上的帝國主義。文化上的帝國主義不僅征服了受害者的肉體，還征服了他們的心靈，使他們淪為唯命是從的幫兇”。（保羅·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難、曲折、希望》第50、36頁，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

　　蘇聯解體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一個歷史性步驟，是在全球特別是原社會主義國家，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這是一種包括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廣泛領域詳細計劃的資本主義系統工程。作為它的一部分，作為它的思想基礎的是，或者肢解、消蝕、削弱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貶低各民族文化對人類文明的獨特貢獻和繼續存在的必要性，或者直接攻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推銷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或者用“融入”、“接軌”、“國際慣例”之類含糊其辭的術語，剝奪第三世界人民歷史創造的主動精神和自主權，使他們成為政治上、經濟上特別是精神上的侏儒和乞丐，不知不覺地甚至是自覺自愿地永久地淪落于依賴的、附庸的地位。用保羅·哈里森的話來說，就是征服他們的心靈。

　　（14）目前仍在肆虐全球的、起源于美國的經濟危機再次告訴人們，喪失自主權而依賴西方資本主義，正是第三世界之為第三世界，和第三世界一切苦難的淵藪。

　　第三世界國家在危機面前能夠依托的自身實力，比西方國家遠為薄弱。國際清算銀行2008年底公布的數據顯示，匈牙利國際貸款該年上半年增長7倍，占非銀行部門貸款總額的80%；捷克和波蘭國際貸款同一時期增長10倍，占貸款總額的100%；這一比例在俄羅斯為50%。法新社根據這些數據指出：“新興經濟體日益依賴國外資本，因而更容易受當前金融危機影響”。（法新社瑞士巴塞爾2008年12月7日電）在多國聲稱警惕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時候，《華盛頓郵報》也說，這種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是“依賴出口的國家”。（安東尼·法約拉、格倫·凱斯勒：《貿易壁壘隨全球經濟衰退而有所加強》，美國《華盛頓郵報》2008年12月22日）

　　難怪按照媒體的預測，經濟危機中已有的輸家和未來的輸家，多屬第三世界。美國刊物列舉出的“輸得最慘”的名單，包括俄羅斯、委內瑞拉、伊朗、非洲和拉美大部分國家。（美國《鹽湖論壇報》網站2009年1月5日）2008年底西方金融研究機構預測：“最危險”的10個國家，是巴基斯坦、韓國、印度、烏克蘭、印尼、菲律賓、俄羅斯、巴西、阿根廷、南非。（龍安云：《美歐聯手逼發展中國家埋單》，《世界新聞報》2008年10月24日）同時傳來自信和樂觀的聲音：“美元是危機的贏家”。（《兄長的錢》，德國《柏林日報》2009年4月27日）。“看似不公平的是，美國這個被世界其他國家視為危機始作俑者的國家，很可能比大多數國家的損失都小”，“美國將是最終贏家”。（新美國基金會經濟增長項目政策負責人邁克爾·林德：《金融大火后的贏家可能是點燃這場大火的人》，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2009年5-6月號）

　　（15）經濟危機具有兩重性：它是資本主義固有矛盾激化的產物，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又是西方資本主義強加給西方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的一種進行控制和超常規盤剝的平臺。

　　西方當局不會放松對付第三世界。侵朝戰爭失敗以后，鑒于軍人士氣低落，美國軍方曾設置龐大機構，研究在戰爭中發揮“反共愛國”為核心的“人的因素”的作用。目前最常見的是貨幣手段。然而還有比如收縮而不是放棄軍事入侵和占領伊拉克，重點轉向阿富汗，阿戰經費已經超過伊戰。比如在格魯吉亞、巴基斯坦、朝鮮半島、伊朗、中國南海等地繼續加劇緊張局勢。比如以“反恐”名義在非洲、以“緝毒”名義在拉美強化軍事存在。如此等等。

　　來自西方的援助，西方強加的“改革”，以及政治干預、經濟制裁、文化滲透、軍事威脅，種種說三道四、挑撥離間、縱橫捭闔、恫嚇利誘、制裁封鎖，目標都集中于固守與強化現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固守與強化這一體系中第三世界依賴西方的既成機制。

　　問題仍然集中于對第三世界的控制。日本刊物文章把這叫做“爭奪主導權”：“統治階級控制了世界的谷物、石油、媒體及最大的軍事力量”，但是第三世界在尋找和創造適合自己的道路，“歐美對世界的統治正在落幕”，因此，“歐美統治階級對此抱有危機感，開始通過一般人看不見的金融來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以阻止這一趨勢”。（本杰明·富爾福德：《以“謀略史觀”來解讀世界金融恐慌》，日本《追求》2008年11月26日）

　　一切都在處心積慮中，仿佛不經意間接上預設軌道，安排得順理成章。只要沒有顛覆這一體系，只要繼續在這一體系內部小修小補，或者說，只要不能獲得有保障的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人民不能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和自覺的歷史創造者，第三世界注定無法翻身。

　　（16）中國人懂得人心向背和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經濟上、軍事上的弱者， 在一定條件下戰勝強者，是中外歷史上常有的事情。井岡山打敗南京，延安打敗西安，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獲得世界歷史的意義，是文化強者的勝利。

　　2004年5月7日，英國《金融時報》刊文提出“北京共識”。在當前的經濟危機中，“中國模式”、“中國道路”成為引起世界廣泛議論的熱門話題。

　　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斗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國家利益的苦果。我們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擴大對外交流。同時，我們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決抵制外來腐朽思想的侵蝕，決不允許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在我國泛濫。中國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熱愛祖國、貢獻全部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為最大光榮，以損害社會主義祖國利益、尊嚴和榮譽為最大恥辱。　

　　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戰略任務，要求“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可以預言，社會主義中國將以自己巨大的文化力量，走向更加燦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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