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列主義與共產黨的命運

——對90年歷史的沉思

奚兆永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我不是共產黨員，但從1949年解放起就接受共產黨的教育，而且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作，因此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歷史、對中國的現實和未來前途自然十分關注。在這篇文章里，我想談談我多年積累的對于中國共產黨和它的歷史的一些思考，當然也包括對于中國當前現實和未來走向的一些問題的探索。

中國共產黨成立于1921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從成立之時起，它就確定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 90年的歷史和實踐一再證明：只要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革命和建設事業就前進，黨就會走向勝利；而如果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革命和建設事業就要遭遇挫折，黨就會遭致失敗。這已經成了一條屢試不爽、顛撲不破的真理。

這里我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有人可能不以為然。現在主流媒體都不講階級和階級斗爭了，也不講階級斗爭在革命隊伍內部的表現——路線斗爭了，但是，現實卻清楚地告訴我們，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路線斗爭也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承認是不行的。一些人之所以不承認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是為了掩蓋事實真相，欺騙人民；我們如果也不講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那就會在斗爭中吃敗仗，給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這一點是我們所萬萬不能掉以輕心的。

全文近12萬字，共分8個部分，本站將分開連載。

一、中國共產黨成立是馬列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

二、大革命的失敗的原因：黨還在幼年時期，對馬列還知之不多

三、“新民主主義論”將馬列與中國實踐相結合，共產黨走向成熟

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

五、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六、關于改革開放

七、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只能是實現共產主義

八、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只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三、“新民主主義論”將馬列與中國實踐相結合，共產黨走向成熟

⒈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論”的理論源頭

毛澤東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提出了“新民主主義論”，這固然與他用《兩個策略》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有關，同時也表明他是在學習列寧的《兩個策略》以及其它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后將其運用于中國革命實踐所進行的偉大探索。

關于“新民主主義”，毛澤東是這樣概括的：“現時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和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即國際資本主義的。……這種新式的民主革命，雖然在一方面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中國現時的革命階段，是為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過程。這個過程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才發生的，在中國則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開始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國的社會必須經過這個革命，才能進一步發展到社會主義的社會去，否則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頁）

實際上，“新民主主義”之所以“新”，關鍵就在于它不是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而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用列寧在《兩個策略》中的話說，就是“不要把革命中的領導權交給資產階級”，“最堅決地為徹底的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為把革命就進行到底而奮斗”；就是“現在的任務是確定究竟應該由哪些階級建造新的上層建筑和用什么樣的方式來建造。……要不確定這一點那就看根本談不到先進階級的先進的民主主義的任務，而用來確定這一點的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口號。”在這里，列寧用了“無產階級民主主義”一詞，用了“先進階級的先進的民主主義”一詞，還用了“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口號”一語，以區別于舊時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列寧的這些提法和觀點對于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論”無疑是有極大啟發和深刻影響的。

應該說，也不只是列寧在《兩個策略》講到了無產階級對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態度，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就已經明確指出，“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盡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以便使德國工人能夠立刻利用資產階級統治所必然帶來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條件作為反對資產階級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國的反動階級之后立即開始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斗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頁；著重號為引者所加）這實際上也就是人們后來常說的不斷革命論與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原理。對于這個原理，后來列寧在《四月提綱》、《十月革命四周年》等著述里又多次加以闡明。如他在《四月提綱》里說：“俄國當前形勢的特點是從革命的第一階段向革命的第二階段過渡，第一階段由于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不夠，政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第二階段則應當使政權轉到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手中。”（《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頁）而在《十月革命四周年》里，列寧更說了這樣的名言：“我們知道社會主義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間并沒有隔著一道萬里長城，我們知道只有斗爭才能決定我們（最終）能夠前進多遠，能夠完成無限崇高的任務中的哪一部分，鞏固我們勝利中的那一部分。”（《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63-564頁）

和獲得《兩個策略》一書時的困難情況不同，毛澤東探索和寫作“新民主主義論”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延安進行的。此時國共正在實行第二次合作，盡管還有摩擦，還有“封鎖線，但是它已不能阻止大批知識分子奔赴延安。不少國統區的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者也正是此時來到延安的。此時的延安，能夠翻譯經典著作的人手多了，印刷出版馬列著作的條件也日益具備。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要獲得以上所舉的那些論著當然也就不再是一件困難的事了。我們看到，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書里，為了說明中國革命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毛澤東就引用了斯大林1818年寫的《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和1925年寫的《再論民族問題》，而在引用后一篇文章時實際上間接引用了列寧在1916年 10月發表的《民族自決權討論的總結》一文中關于“民族問題中關于民族自決權的基本點，已不是一般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它已經變成一般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構成部分了”的論述。（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9頁）

在這方面，20年代井岡山時期紅軍醫院的負責人、30年代初任廈門中心市委秘書長和閩南黨委組織部長、曾和毛澤東一道到漳州龍溪中學圖書館找到《兩個策略》等書的已故革命老人曾志在《談談我知道的毛澤東》一文中說，毛澤東在1939年時曾對她說，“《共產黨宣言》，我看了不下百遍，遇到問題，我就翻閱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有時只閱讀一兩段，有時全篇都讀，每閱讀一次，我都有新的啟發。我寫《新民主主義論》時，《共產黨宣言》就翻閱過多少次。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于應用，要應用就要經常讀。”（《緬懷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1頁）毛澤東對馬恩的《共產黨宣言》是如此，對與“新民主主義論”研究關系密切的列寧、斯大林的著作也同樣如此，不知反復讀了多少遍。從這里，我們可以知道毛澤東對于學習馬恩列斯著作的重視和勤奮，知道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理論的源頭其實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因此，人們稱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完全符合客觀實際的。當然，也不僅是毛澤東一人，聯系前面曾提及的瞿秋白在上世紀20年代提出的關于無產階級領導權、農民的作用的觀點，應該說，瞿秋白對于“新民主主義論”的形成也是作出了貢獻的。

“新民主主義論”的提出對于中國革命意義十分重大，它不僅糾正了陳獨秀不相信工人階級，不相信農民，而只重視資產階級進行民主革命的錯誤，也根本改變了自鴉片戰爭以來的農民革命、資產階級改良和資產階級革命只是把眼光向著西方，一心模仿資本主義的做法，開辟了通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新途徑，使中國革命有了正確的領導、強大的動力、明確的目標和和光明的前途，因而使革命從一個勝利走向又一個勝利。不僅如此，“新民主主義論”的提出，對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對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也提供了新的范例，大大推進了世界革命的進程。

⒉對“新民主主義”的正解和錯解

人們對于“新民主主義論”的理解并不一致。在中國，有人把“新民主主義論”理解為是要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這種看法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在提出“新民主主義”之初就明確指出，“這種新式的民主革命，雖然在一方面是為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是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中國現時的革命階段，是為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的階段。”（《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頁）當然，毛澤東在七大所作《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里曾說，“這個報告與《新民主主義論》不同的，是確定了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又以反專制主義為第一。”并說，“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下是無害有益的，而且報告里也說明了有三種經濟成分。”（《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頁）這其實也就是說，除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有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這些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實際上，毛澤東說“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是有條件的，而不是無條件的。他說，“我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肯定的，就是孫中山所說的‘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資本主義。”（《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頁）這一點，在《論聯合政府》里講得非常清楚。在那里，也和在《新民主主義論》里一樣，引用了孫中山的話。他說，“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經濟，也是符合于孫先生的原則的。在土地問題上，孫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在工商業問題上，孫先生在上述宣言里這樣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頁）這說明，“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并沒有否定“節制資本”這個原則。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七大之所以提出“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是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的。從1927年到1945年，國共兩黨經歷了十年內戰和八年抗戰，十八年的戰爭使生產力遭到很大的破壞，人民需要休養生息，他們要求有一個和平的環境而不希望再有內戰。蔣介石也裝出愛好和平的樣子，在1944年9月的國民參政會上表示要繼續用政治方式解決問題，毛澤東于9月27日代林伯渠起草了一封復王世杰、張治中的信，對蔣介石的表態“表示欣慰”，并且提出了“開緊急國是會議，成立各黨派聯合政府，并由這個政府宣布并實行關于徹底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合肥嗎的新政策。”（《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頁）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舉行了七大。作為七大的政治報告，以《論聯合政府》為題進行論述是很自然的；而在這個政治報告要對蔣介石作出一些讓步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毛澤東關于“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的提法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的。但是，由于蔣介石講和平只不過是一個幌子，他要消滅共產黨的決心早已下定，后來雖然三邀毛澤東赴渝談判，雙方達成了“雙十協定”，還在1946年1月召集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即舊政協），通過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決議，并在1月10發布了停戰令。但是，內戰還是在1946年春爆發了。蔣介石多次向我解放區進攻，尤其是在東北，規模更大，形成關內小打，關外大打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于1946年7月20日發出了《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的指示，解放戰爭由此開始。由于“和平民主新階段”沒有實現，聯合政府沒有形成，這樣曾經設想的“資本主義廣大的發展”自然也沒有付諸實行。應該說，這其實是一件大好事。它避免了許多婆婆媽媽的事，大大加快了革命的進程。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僅僅用了三年時間就把國民黨反動派打得落花流水，贏得了解放戰爭的基本勝利。

為了準備新中國的成立，1948年9月8日到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研究革命勝利后的一些重大問題。劉少奇在13日的會議上，著重就新民主主義經濟問題作了發言，指出：“整個國民經濟，包含著自然經濟、小生產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半社會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國民經濟的總體就叫做新民主主義經濟。新民主主義經濟包含著上述各種成分，并以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為其領導成分。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基本矛盾就是資本主義（資本家和富農）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勝利以后，這就是新社會的主要矛盾。”（《劉少奇年譜》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頁）對于劉少奇的這一發言，毛澤東在會議結束時給予了高度評價：“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問題，少奇同志的提綱分析得具體，很好，兩個階段的過渡也講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可以宣傳。……現在點明一句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國主義的矛盾。”（《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頁）而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談到建國后對資本主義的態度問題時說，“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于國民經濟有害而是于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允許其存在和發展。這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的。它將從幾個方面被限制——在活動范圍方面，在稅收政策方面，在市場價格方面，在勞動條件方面。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1432頁）這個提法和《新民主主義論》里“節制資本”的提法是完全一致的，而與《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所說的“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則有所不同，那是因為歷史條件變化了，因為與國民黨的聯合政府沒有能夠形成，已不需要通過讓步照顧同盟者的利益，共產黨當然也就可以更快地發展社會主義了。關于國家的前途，他說，“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同上，第1437頁）在這里，毛澤東說得非常清楚，目標是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不是建設什么新民主主義國家。

⒊是劉少奇改變了觀點，還是毛澤東“放棄了”新民主主義？

新中國成立后，首先要做的，當然是恢復國民經濟和繼續完成尚未最后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務，這主要是新區的土改，鎮壓反革命和對付美國帝國主義侵略的抗美援朝運動。這以后，又進行了三反五反運動。到了1952年底，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提上了日程。毛澤東在1953年6月15日適時地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他是，“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頁）但是，一些人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轉變論，不懂得不斷革命論與就沒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道理，就像毛澤東所批評的，“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同上）最典型的是劉少奇，他提出了個“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口號。本來，從他在1948年9月1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看，他對這個問題是很清楚的：“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基本矛盾就是資本主義（資本家和富農）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勝利以后，這就是新社會的主要矛盾。”但是劉在1951年3月的一個講話里卻提出，“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頁）同年7月，他又不經過毛澤東，在山西省委關于發展農業互助合作的報告上批示，把山西發展農業互助合作說成是“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頁題注）顯然，這些說法與他自己在1948年9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及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是相矛盾的，甚至與第一屆全國政協通過黨的《共同綱領》也是矛盾的；當然，也是與毛澤東1939年提出“新民主主義”之初就主張的新民主主義“是為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的階段”的觀點相矛盾的。因此毛澤東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時，對劉少奇這些觀點進行了批評。毛澤東說：“‘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新民主主義秩序’，怎樣‘確立’？要‘確立’是很難得哩！比如私營工商業，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種秩序，明年就不‘確’了。農業互助合作也年年在變。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斗爭。我們現在的革命斗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革命斗爭還要深刻。這時要把資本主義制度徹底埋葬的一場革命。‘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是不符合實際斗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2頁）

關于這個總路線，毛澤東還寫了這樣一段話：“這條總路線的許多方針政策，在1949年3月的黨的二中全會的決議里，就已提出，并已做了原則性的解決。可是許多同志，卻不愿意遵照二中全會的規定去工作，喜歡在某些問題上另鬧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會規定的東西，甚至公然違反二中全會的原則。”（《毛澤東審閱周恩來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的結論稿時加寫的話》，手稿，1953年8月。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60頁）

這里的事實很清楚，明明是劉少奇在解放后改變了自己的看法，卻硬要說是毛澤東自己改變了看法，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社會”。持這種看法的人很不少，我先后曾寫了《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和過渡時期的關系問題》（載《長白學刊》2003年第4期）、再論新民主主義社會和過渡時期的關系》（載《長白學刊》2005年第1期）、《論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轉辯論與中國革命的轉變問題》（載《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8年弟6期）三篇文章加以批評，在網上也發表過幾篇評論。在這方面，甚至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與金沖及的《毛澤東傳1949-1976》也持類似的看法。看來，這一看法是“有來頭”的。但是，我們研究歷史，探討理論問題，只能以馬列主義為指導，只能以歷史和事實為依據，而不能跟著風跑，否則就成了“跟風派”，而談不上是真正的黨史研究了。這當然不是一個小問題。因此，在這里，我想特別談一談上述兩本書里關于這個問題的觀點。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說，“新中國建立之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沒有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寫進去。劉少奇代表中國共產黨對此作了說明：‘因為要在中國采取相當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還是相當長久的將來的事情 ’。他同時指出，‘無疑問，中國將來的前途，是要走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去的。’在這次會議期間，曾有黨外人士向毛澤東詢問，要多少時間過渡到社會主義去，毛澤東說，大概二三十年吧。而在黨內的場合，包括1848年9月的政治局會議、七絕二中全會和建國后幾年的多次黨內干部會議，估計至少要十年、躲到十五年到二十年。那時的設想大致是，經過這樣一個‘相當長久’的時間，工業發展了，國營經濟壯大了，就可以采取‘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一步實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國有化和個體經濟的的集體化。”（《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頁）

我認為，這里存在有明顯的歪曲事實之處。我們知道，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確定了由周恩來負責起草《共同綱領》，起草好的《共同綱領》經過多次討論修改，又經毛澤東的審閱和修改，然后作為草案提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討論通過。對這個《共同綱領》，周恩來于1949年9月21日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的那天，作了一個題為《關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的起草經過和特點》的報告，在這個報告里，周恩來說到了“新民主主義的總綱問題”，他說，“總綱討論中，曾有一種意見，以為我們既然承認新民主主義是一個過渡性質的階段，一個要向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發展，因此總綱中就應該明確地把這個前途規定出來。籌備會討論中大家認為這個前途是肯定的，毫無疑問的，但應該經過解釋、宣傳、特別是實踐來證明給全國人民看，只有全國人民在自己的實踐中認識到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會真正承認它,并愿意全心全意為它而奮斗。所以現在暫時不寫出來，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鄭重地看待它。而且這個綱領中經濟的部分里面,已經規定在實際上保證向這個前途走去。”（周恩來：《關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起草的經過和綱領的特點》，《新華月報》1949年第１卷第１期，第２５頁）周恩來的說明合情合理，而且與過去毛澤東有關“新民主主義”的論述，和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及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保持了一致；特別是，周恩來說到了“這個綱領中經濟的部分里面,已經規定在實際上保證向這個前途走去”，更用事實清楚地說明了《共同綱領》所具有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性質。周恩來的這個報告是一個代表政協籌備會說明《共同綱領》起草情況的“官方”報告，和《共同綱領》一樣，是一個正式的文件，后來被編進《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不知究竟是出于什么考慮，《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沒有采用周恩來在這個報告里對《共同綱領》草案所作的正式說明，卻去引用了劉少奇早一天在政協會上的講話？本來，劉的講話是“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全體黨員以極端愉快和和熱烈的心情慶祝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開幕，慶祝即將由這個會議產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區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的，具有“致辭”的性質，但是他講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問題，并說了這樣一段話：“有些代表提議把中國社會主義前途寫進共同綱領中去，但是我們認為這還是不妥當的。因為要做中國采取相當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還是相當長久的將來的事情，如在共同綱領寫上這一目標，很容易混淆我們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實際步驟。”（《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頁）很明顯，劉少奇的這些話與周恩來后來在報告李對同一個問題所作的說明是大相徑庭的。周恩來的說明肯定了新民主主義“是一個過渡性質的階段”，“要向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發展” “認為這個前途是肯定的，毫無疑問的”，肯定了提出這些意見的委員們是正確的，只是認為“應該經過解釋、宣傳、特別是實踐來證明給全國人民看”，“現在暫時不寫出來，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鄭重地看待它。”而劉少奇的話則是對此種意見完全持批評的態度，說什么“這還是不妥當的”，“很容易混淆我們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實際步驟”等等。這樣批評提出這一意見的人顯然是不正確的，而且在一個致辭性質的講話里作這樣的批評也是很不適當的。問題還在于，所謂“采取相當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還是相當長久的將來的事情”，這一提法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1949年3月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里都是沒有的，這種把個人意見作為全黨共識（因為他是“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全體黨員”致辭的）做法顯然是錯誤的。由于劉少奇的致辭在前，而周恩來來對《共同綱領》所作的正式說明在后，人們可以認為后者具有糾正前者的性質。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卻故意回避周恩來的正式說明而執意采取劉少奇的說法，顯然不是光明正大的做法，是很不應該的。
應該說，劉少奇的這一提法，也是直接違背馬列主義關于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思想的，前已指出，《共產黨宣言》在講到革命轉變時用的提法是“立刻”，列寧的提法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間并沒有隔著一道萬里長城”，而按照前引毛澤東的說法，新民主主義本身就是“為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的階段。”因此，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后所謂先搞一段新民主主義，等若干年后再搞社會主義的思想不僅不符合馬列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的思想，也不符合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本身關于新民主主義是一個“過渡階段”的提法。因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所作的引述和概括不能認為是正確的，而某些人據此做出的毛澤東放棄了“新民主主義論”更是完全錯誤的。

同樣，《毛澤東傳1949-1976》一書也說，“毛澤東，還有中國共產黨其它領導人，原來這樣設想：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期里，首要任務不是立即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而是迅速地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開始大規模的國家工業化建設，使新民主主義的的組織、經濟、文化形態有相當程度的發展，為中國穩步地有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奠定基礎。這就是說，先經過一段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發展，待條件成熟后，再視情況，采取‘相當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一舉進入社會主義。直到1950年，毛澤東還是這樣設想的。他認為，中國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還在很遠的將來’。他說，‘我們的國家就是這樣穩步前進，經過戰爭，經過新民主主義的改革，而在將來，在國家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大為興盛了以后，在各種條件具備了以后，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從容地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頁）

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夕寫過一篇《革命的一個根本問題》，開門見山就說，“毫無意義，任何革命的最主要的問題都是國家政權問題。政權在哪一個階級手里，這一點決定一切。”還說，“政權問題既不能回避，也不能撇開不管，因為這是一個根本問題，它決定著革命發展中和革命對內對外政策中的一切問題。”（《列寧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58頁）顯然，講革命轉變問題而不和政權問題聯系起來是完全錯誤的。中國共產黨經過十年內戰和八年抗戰，又經過了三農解放戰爭，終于在1949年取得了全國政權，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毛澤東早就指出，“兩個革命階段中，第一個為第二個準備條件，而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5頁）這段話，《毛澤東傳》雖然也引用了，不過該書緊接著說，“但是，何時轉變，怎樣轉變，轉變的具體步驟和方法是什么，這需要根據情況的的發展在實踐中解決。”（《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頁）這顯然是自相矛盾的。應該說，這些問題早在新民主主義論》里就已經在原則上解決了，而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1949年3月七屆二中全會和1949年9月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更得到了具體的解決。比如在《共同綱領》第四章《經濟政策》里就明確規定:“國家應在經營范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還規定，“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合作社經濟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為整個人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民政府應扶助其發展，并給以優待。”對私營經濟,則增加了限制詞，規定“凡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并扶助其發展。”同時規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條件下，應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例如為國家企業加工，或與國家合營，或用租借形式經營國家的企業，開發國家的富源等。”（《開國文獻》．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２８１-２８２頁）所有這些，都是根據七屆二中全會精神作出的具體規定，體現了沒收官僚資本，發展國營經濟，通過合作社經濟改造農民和手工業的個體經濟，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平地改造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方針，表明《共同綱領》具有明顯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性質。《毛澤東傳1949-1976》所謂的“原來設想”的論述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至于說毛澤東在1950年6月的講話，那時由于新區土地改革還剛剛開始，臺灣和西藏還沒有解放，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勢力還沒有肅清，仍在進行各種破壞活動，社會上還有許多失業工人和失業知識分子需要救濟，國家財政經濟狀況還沒有基本好轉，國家還有許多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在七屆三中全會上講話，要求大家“不要四面出擊”，“要把人民中不滿意我們的人變成擁護我們”（《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21、22頁）接著，他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號召大家“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毛澤東傳1949-1976》引用的那段話就是在這次會議上講的。在那個具體形勢下，毛澤東講那段話雖然比較低調，說“等到將來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還在很遠的將來”，但是其精神還是積極的。在同一個講話里，他講到“只要戰爭關、土改關過去了，剩下的一關就將容易過去的，那就是社會主義的一關，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那一關。”（同上，第27頁）在這里，毛澤東實際上提出了在土改完成后下一關就是社會主義改造一關了，顯然并沒有把這一關推到“很遠的將來”的意思，只不過在但是具體條件下講話比較低調罷了。實際上，從他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里，人們看到，毛澤東對于未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是很樂觀的。他說，“中國經濟遺產是落后的，但是中國人民是勇敢而勤勞的，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加上世界各國工人階級的援助，其中主要是蘇聯的援助，中國經濟建設的速度將不是很慢而可能是很快的，中國的興盛是可以計日程功的。對于中國經濟復興的悲觀論點，沒有任何的根據。”（《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1434頁）1950年6月開七屆三中全會時，雖然困難很多，毛澤東認為要實現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 “需要相當時間”，他估計“大約需要三年時間，或者還要多一點。”（《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頁）后來又發生了抗美援朝戰爭，但是，我國還是在1952年底就很好地完成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毛澤東是一個“只爭朝夕”的人，他說“將來”和“很遠的將來”并不像人們所想象的那么長，許多事都可以說明這一點。

必須指出的是，劉少奇先是提出“采取相當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這個說法，后來又提出“為鞏固新民主主義而斗爭”，不僅和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是矛盾的，而且與他自己過去的觀點也是矛盾的。我們知道，1948年12月25日，劉少奇曾在華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上作了一個關于中國經濟的性質與經濟建設方針的報告，他指出：“中國革命勝利后，我們力求發展的方向是過渡到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特點是過渡時期的經濟，可以過渡到資本主義，也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過渡性質不能長久，但有一個時期，中國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在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階段中，同資產階級的斗爭最好采取不流血的、逐漸削弱它的手段，按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及世界社會主義的包圍，爭取用十到十五年的時間，和平地消滅資產階級是可能的。”（《劉少奇年譜》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頁）還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傳》引用的毛澤東的話，講的是“走進社會主義新時期”，這和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并不是一個概念，因為過渡時期本身就是一個轉變的歷史過程，只有在過渡時期結束才能叫做“走進社會主義新時期”，把過渡的開始和過渡的完成混為一談顯然是不正確的。

⒋評胡喬木對毛澤東制定的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否定

應該說，無論是《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還是《毛澤東傳1949-1976》，上述觀點都與一個“大人物”有關，他就是被稱為“中共一支筆”的胡喬木。胡在一個關鍵時刻（1981年5月19日舉行的是一屆六中全會）和關鍵場合（利用作《關于〈歷史決議〉的幾點說明》的機會）講了一段批評毛澤東的話：“中央并未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講過1949年建國就標志著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只是毛澤東同志1953年底在修改中宣部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時加過這樣一句話。但是在1949-1952年中，中央從來就講新民主主義，否則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就從來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新民主主義秩序能否鞏固問題也就不會發生了。如果不是這樣認識問題，就會損害1940年《新民主主義論》到1949年《共同綱領》通過并加以貫徹實行的黨的威信，使黨陷于在根本理論上自相矛盾的地位。”（《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年版，第158頁）對于胡喬木的這些話，許多人（也包括于光遠、胡繩、逄先知、金沖及、龔育之、石仲泉等著名的理論界和黨史界人士）都接受了他的這一觀點。胡喬木有“中共一支筆”的美譽，曾經贏得過人們對他的尊重，但是這并不能保證他這“一支筆”所寫的東西在任何情況都是正確的。對于毛澤東，人們尚且反對對他搞“凡是”，對于胡喬木搞“凡是”就更沒有道理了。如果我們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衡量，他的這段“名言”其實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中央并未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講過1949年建國就標志著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嗎？我們要問，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難道說不上是“中央的正式文件”？毛澤東后來在回顧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時說，“關于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二中全會也講得很清楚。決議上說，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要從活動范圍、稅收政策、市場價格、勞動條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濫。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限制和反限制 ，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他還說，“關于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實行合作化的問題，二中全會決議分明說：‘這種合作社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管理之下的勞動人民群眾的集體經濟組織。……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走上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國家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就不可能鞏固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這里所說，不是社會主義改造又是什么呢？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的這些內容都寫進了開國大法《共同綱領》之中，在《共同綱領》的“經濟政策”部分都有明確的表述，怎么能說“只是毛澤東同志1953年底在修改中宣部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時加過這樣一句話”呢？問題在于，毛澤東的“這樣一句話”既然已經“加到中宣部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向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廣泛地、大規模地宣傳，這個提綱是不是黨的“正式文件”？還有，毛澤東的“這樣一句話”所表達的“1949年建國就標志著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的是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而這個由毛澤東親自提出并且親自加以改訂的總路線不僅在1954年2月舉行的七屆四中全會上得到批準，為全黨所接受，而且還被莊嚴地寫進了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部分，為1954年9月舉行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屆第一次全體會議所通過，試問，七屆四中全會批準的總路線和全國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不是“正式文件”？如果這些都不能稱為“正式文件”，還有什么能夠稱為“正式文件”？

“1949-1952年中，中央從來就講新民主主義，否則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就從來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新民主主義秩序能否鞏固問題也就不會發生了”嗎？這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毛澤東在提出《新民主主義論》之初就明確指出，新民主主義是“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的階段”。實際上，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系，是一篇文章的上篇和下篇的關系，抓住上篇文章不放，拒絕作下篇文章，這絕不是堅持“新民主主義論”的正確觀點。在這方面，我們看到，當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勝利，即將結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之時，毛澤東和黨中央就理所當然地把他們的目光轉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實際上， 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1949年3月的七屆二中全會，其重點都已經轉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而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本來就是錯誤的。本來就不應該提出，因此他受到毛澤東的批評也就毫不奇怪了。事實也遠不像胡喬木所說的那樣，“1949-1952年中，中央從來就講新民主主義”，其言外之意，就是中央在1949-1952年從來也不講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樣說符合事實嗎？前面已經說過，周恩來在1949年9月舉行的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對《共同綱領》草案所作的說明就明確地講了社會主義前途問題，而毛澤東在1950年6月舉行的政協第一屆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也講了“過社會主義關”的問題。1951年的“三反”“五反”是因為資產階級搞“三害”和“五毒”，首先發動了對無產階級的猖狂進攻，而無產階級則通過“三反”和“五反”運動打退了他們的猖狂進攻。這個運動也使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提上了日程。毛澤東在1952年3月23日為中央起草的一個指示說，“此次‘五反’斗爭中及其以后，我們必須達到以下目的：

“㈠徹底查明私人工商業的情況，以利團結和控制資產階級，進行國家的計劃經濟。……

“㈡明確劃分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界限，肅清工會中的貪污現象和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現象，肅清資產階級在工會中的走狗。……

“㈢改組同業公會和工商聯合會，……。

“㈣幫助民主建國會的負責人整頓民主建國會，……。

“㈤消除‘五毒’，消滅投機商業，使整個資產階級服從國家法令，經營有益于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在國家劃定的范圍內，發展私人工業（只要資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綱領）逐步縮小私人商業；逐年增加對私營工商業的計劃性；重新劃定私資利潤額，既要使私資感到有力可圖，又要使私資無法奪取暴利。

“㈥廢除后賬，經濟公開，逐步建立工人店員監督生產和 經營的制度。

“㈦從補、退、罰、沒中追回國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經濟損失。

“㈧這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營企業的工人店員中建立黨的支部，加強黨的工作。”（《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7-58頁）

我們要問：這些事實是不是只“講新民主主義”而與社會主義革命無關？實際上，這里說的許多東西已經不是“講”社會主義了，而是對資本主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實際步驟了。對于這樣一些事實，胡喬木又怎么能夠否定呢？

至于胡喬木說“如果不是這樣認識問題，就會損害1940年《新民主主義論》到1949年《共同綱領》通過并加以貫徹實行的黨的威信，使黨陷于在根本理論上自相矛盾的地位”，其實，這只能說明他對新民主主義理解的偏差，而絲毫無礙于黨的理論的威信。《新民主主義論》是公開出版的，那上面已經清楚地寫明了新民主主義是一個“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的階段”，社會主義前途寫得清清楚楚，這完全是光明正大的，怎么會損害黨的威信呢？同樣，在《共同綱領》的經濟政策部分也把各種經濟成分的地位和發展方向寫得清清楚楚：“國營經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合作社經濟”是引導個體經濟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半社會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也是一種引導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走向社會主義經濟的過渡型的經濟。在這里，共產黨也是光明磊落的，并沒有欺騙任何人，又怎么會損害黨的威信呢？從1940年到1949年，就全國來說，還沒有推翻三座大山，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未在全國取得勝利，當然談不上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但是，共產黨一旦取得政權，哪怕僅僅取得一部分地方的政權——建立了根據地，其經濟也就具有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性質。根據地政府掌握的公有經濟本身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試問，發展這些經濟怎么會損壞“黨的威信”？至于說“使黨陷于在根本理論上自相矛盾的地位”，我要說，馬恩早在《共產黨宣言》里就宣布：“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頁）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里也公開宣稱，新民主主義是“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的階段。”因此，共產黨在取得政權以后，把私有經濟引上社會主義道路應該說是天經地義的事，怎么會有胡喬木所說的“使黨陷于在根本理論上自相矛盾的地位”呢？這說不通嘛！

值得一提的是，胡喬木提出的這套“高論”，其目的是要否定毛澤東“1953年底在修改中宣部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時”加的“一句話”的，但是他在這樣做的時候竟然沒有引述毛澤東的這“一句話”，這是很不嚴肅的。列寧說，“要批評一個有名的作者，要答復他，就不能不完整地引用他的文章的觀點”。（《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7頁）實際上，即使是對一個無名作者，你要批評他的觀點，也應該完整地引用他的原話，這不僅是對論戰對象的尊重，也是保證批評有的放矢和準確無誤所必需的。更何況毛澤東對我們來說是一位偉大的導師呢！文革期間，林彪搞“四個偉大”，后來，毛澤東與斯諾談話時說，“所謂‘四個偉大’——對毛本人的稱號——‘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導師）’這個詞，就是教員。毛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甚至在他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前，他就是長沙的一個小學教員，其它一概辭去。”（《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頁）對于胡喬木來說，毛澤東更是他的名副其實的老師。因為胡在上世紀40年代就是毛澤東的秘書，長期直接受到毛的教導，更應該執弟子之禮。當然這決不是說學生不能批評老師，但是，批評的態度應該鄭重，而不應該輕率。像他那樣連原話都不引的批評顯然不能認為是鄭重的。

話說到這里，當然有必要把胡所說的“只是毛澤東同志1953年底在修改中宣部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時加過這樣一句話”全文摘引出來了。毛澤東的話是這么說的：

“我們說標志著革命性質的的轉變、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開始的東西是政權的轉變，是國民黨反動政權的滅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并不是說社會主義改造這樣一個偉大的任務，在人們共和國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國一切方面著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時，我們還須在廣大的農村中解決封建主義與民主主義即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那時，在農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義與民在主義之間的矛盾，而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因此需要有兩年至三年時間在農村實行土地改革。那時我們一方面在農村實行民主主義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著手接收官僚資本主義企業使之變為社會主義的企業，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銀行，同時在全國范圍內著手建立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并已在過去幾年中對私人資本主義企業開始實行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措施。所有這些顯示著我國過渡時期頭幾年中的錯綜復雜的形象。”（《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316頁）

我們知道，毛澤東對于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將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是非常明確的，但是，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還有一些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如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還有待完成，因此在一段時間并沒有大力宣傳革命轉變的問題，致使在革命隊伍內部人民群眾中對于過渡時期總路線還有不少模糊的認識，特別是對于總路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始，人們還有不少疑問，因此，進行這方面的宣傳工作是一個很重要也很迫切的問題。毛澤東親自抓這件事，并且在宣傳提綱里加寫和改訂了三段文字：第一段文字就是上面摘引的，闡述了革命轉變論的基本原理；第二段文字是改訂了的對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的表述；第三段文字則是闡述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質。這對于引導廣大干部和群眾正確認識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來說，無疑都是至關重要的。特別是第一段，也就是胡喬木說的“這樣一句話”，由于涉及到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的基本原理，為了把問題說透，毛澤東更用了較大的篇幅進行了闡釋。

毛澤東的這一段話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無懈可擊的，前面我們曾經引證列寧關于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的論述，胡喬木作為一個理論家，不會不知道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政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里是決定一切的道理。實際上，歷史上的一切革命都是以取得政權為其標志的。不同的是，過去的階級一旦取得了政權，其目的即已達到，而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僅僅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前引《共產黨宣言》說，“在推翻德國的反動階級之后立即開始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斗爭。”列寧解釋說，“社會主義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就在于：在資產階級革命時已經存在資本主義關系的現成形式，而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政權，卻沒有這樣現成的關系，有的僅是那些實際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業而很少觸及農業的資本主義形式。”（《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頁）《宣言》還說，“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作為國家的及組織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頁）當然，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時候，常常會遇到而且必然會遇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遺留下的問題。這是因為，資產階級雖然有進行民主革命的積極性，但是由于他們本身也是私有者，也是剝削者，他們怕如果革命過于徹底反而可能對自己不利。因此差不多一切資產階級革命都具有不徹底的特點。在這種情況下，當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后往往還有一個附帶的任務，就是要完成屬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內容的革命任務，用列寧的話來說，就是“打掃奧吉亞斯牛圈”的任務。奧吉亞斯牛圈是一個神話故事，說的是古希臘西部厄利斯的國王奧吉亞斯在牛圈里養了3000頭牛，但是他30年從未打掃過牛圈，以至牛糞堆積如山。列寧在紀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時說，“到1917年，俄國農奴制究竟還有那些主要表現、殘余或遺跡呢？還有君主制、等級制、土地占有制、土地使用權、婦女地位、宗教和民族壓迫、試從這些‘奧吉亞斯牛圈’——順便說一下，一切先進國家在125年和250年前以至更早以前（英國在1649年）完成他們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都在很大程度上留下了沒有打掃干凈的奧吉亞斯牛圈——試從這些奧吉亞斯的牛圈拿出任何一間來，你們都會看到，我們已經把它打掃得干干凈凈。從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到解散立憲會議（1918年1月5日）這十來個星期里，我們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資產階級的民主派（立憲民主黨）以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他們執政的八個月里所做要多千百倍。”（《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4頁）難道我們可以因為十月革命以后在“十來個星期里”做了“打掃奧吉亞斯牛圈”這些屬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內容的工作就可以否定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嗎？事情當然不能這樣。我們看到，列寧的文章是紀念十月革命四周年，他絕不會紀念1918年1月5日解散立憲會議這個象征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日子。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們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作為我們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無產階級革命的‘副產品’順便解決了。”（同上，第566頁）對于中國革命來說，也應該這么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當然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有一些遺留問題，但它也是作為副產品是在新的革命階段“順便地解決了”的。實際上，無產階級掌握政權本身就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因素，沒收官僚資本、建立國營經濟也明顯屬于社會主義革命的內容。這個問題，毛澤東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有說明。他說，“中國的現代工業的產值雖然還只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卻極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資本是集中在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手里。沒收這些資本歸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國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使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家的領導成分。這一部分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就要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頁）這些對于胡喬木來說應該都是很清楚的。

從胡喬木的后面的講話看，當時就有人對他的觀點提出過不同的意見。他在講話中說，“1949-1952年所進行的民主改革，特別是占全國人口大多數地區的土地改革這樣塊錢的民主改革，也不能解釋為附帶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其實，土地改革早在十年內戰時期就已在各個蘇區根據地普遍地進行了，只是在抗戰時期才改為減租減息，而在解放戰爭時期，又進行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解放戰爭能夠取得迅速勝利，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在解放區進行了土地改革，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產和支前的積極性。陳毅說，淮海戰役是翻身的農民用小車推出來的。這正是土地改革的功勞。土地改革顯然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才開始的，而是早就開始、一再實行并且是行之有效的反封建的革命內容，為什么不可以把解放后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說成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遺留任務”呢？

胡喬木還說，“至于列寧宣布十月革命為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不必照貓畫虎。但這個問題只在決議稿中說了一句，今后也沒有多加討論的必要。”胡這樣對待革命導師列寧和十月革命，也是很輕率的。當年，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李大釗等是那樣熱烈地歡呼和贊頌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后來毛澤東又是那樣肯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義，而胡喬木竟然置這些于不顧，說什么“我們不必照貓畫虎”，這樣對待革命導師列寧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顯然是不鄭重的。至于說什么 “今后也沒有多加討論的必要”，在這里，胡喬木只有斷語而沒有論據，只有命令式的語言而沒有講任何道理。這種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勢壓人的態度，哪里還像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說他像一個高高在上喜歡發號施令的官僚不是更準確嗎？

實際上，胡喬木真正要反對的并不是毛澤東的“一句話”，而是毛澤東親自提出和改訂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因為那“一句話”就是闡釋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本來，胡喬木自己就參加過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的起草工作，還參加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起草工作，為什么當時不提出不同意見，而是到1981年即28年后把它拿出來說事呢？這也是很值得人們深思和回味的。

應該看到，關于新民主主義問題的爭論，絕不只是一個理論之爭，而是一個關于中國走什么道路問題的政治之爭。一些人對于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總是心有不甘，而對走資本主義道路卻總是念念不忘，于是就利用新民主主義的旗號做他們的幌子，實際上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恐怕才是問題的實質之所在。前不久，在網上讀到胡績偉的一篇文章，大講新民主主義就是新的資本主義，就是新資本主義，并說這是毛澤東的觀點。在他看來，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論》就是要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這種把新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完全等同起來的觀點根本就不是毛澤東的觀點。毛澤東一再強調新民主主義的“新”字，就是為了分清它和一般的民主主義或舊的民主主義的區別。對于所謂“新資本主義”，毛澤東在1844年3月22日的《關于陜甘寧編曲的文化教育問題》一文里的確也曾使用過，但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報告里就已明確地指出了這一提法是“不妥當的”。他說，“我們的政權的性質前面已經講過，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我們的社會經濟呢？有人說是‘新資本主義’，我看這個名詞是不妥當的，因為它沒有說明在我們社會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東西是國營經濟 、公營經濟，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所以這些經濟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村個體經濟加上城市私人經濟在數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決定作用。我們的國營經濟、公營經濟，在數量上較小，但它是其決定作用的。”（《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頁）對于這個問題，我們還應該認識到抗戰時期與解放戰爭時期的不同。在抗戰時期，由于民族矛盾的地位上升，階級矛盾的地位下降，黨的政策也有所調整，前面已經提到，十年內戰時期的土地改革的政策抗戰時期就改為減租減息的政策，對資產階級的政策也相對地較過去采取了比較和緩的政策。但是到解放戰爭期間，情況自然又有所變化，解放區又進行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同時又開始了對官僚買辦資本實行沒收政策。這些變化應該是不難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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