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列主義與共產黨的命運

——對90年歷史的沉思

奚兆永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我不是共產黨員，但從1949年解放起就接受共產黨的教育，而且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作，因此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歷史、對中國的現實和未來前途自然十分關注。在這篇文章里，我想談談我多年積累的對于中國共產黨和它的歷史的一些思考，當然也包括對于中國當前現實和未來走向的一些問題的探索。

中國共產黨成立于1921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從成立之時起，它就確定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 90年的歷史和實踐一再證明：只要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革命和建設事業就前進，黨就會走向勝利；而如果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革命和建設事業就要遭遇挫折，黨就會遭致失敗。這已經成了一條屢試不爽、顛撲不破的真理。

這里我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有人可能不以為然。現在主流媒體都不講階級和階級斗爭了，也不講階級斗爭在革命隊伍內部的表現——路線斗爭了，但是，現實卻清楚地告訴我們，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路線斗爭也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承認是不行的。一些人之所以不承認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是為了掩蓋事實真相，欺騙人民；我們如果也不講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那就會在斗爭中吃敗仗，給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這一點是我們所萬萬不能掉以輕心的。

全文近12萬字，共分8個部分，本站將分開連載。

一、中國共產黨成立是馬列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

二、大革命的失敗的原因：黨還在幼年時期，對馬列還知之不多

三、“新民主主義論”將馬列與中國實踐相結合，共產黨走向成熟

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

五、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六、關于改革開放

七、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只能是實現共產主義

八、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只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一、    中國共產黨成立是馬列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

⒈十月革命前中國對于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介紹

毛澤東在1949年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時曾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頁）現在有人提出異議，說什么“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是列寧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還有人搬出歷史說，在十月革命之前國民黨元老朱執信等就宣傳過馬克思主義。經他們這樣一說，好像毛澤東的說法是不對的。事實當然不是這樣。在這里，我們要指出，把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對立起來是完全錯誤的。毫無疑問，列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但是，正如斯大林所說的，“不要忘記，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之間隔著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獨占統治的整個時代，和機會主義作無情的斗爭不能不是列寧主義的極重要的任務之一。”不是別人，正是列寧，領導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捍衛了馬克思主義，“復活了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所埋沒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內容。”（《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185頁）在這種情況下，怎么可以把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對立起來呢？

至于說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國就有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介紹，毛澤東對此當然也很清楚。他在1945年4月21日所作的七大預備會議報告里就說到，“以前有人如梁啟超、朱執信，也曾提過一下馬克思主義。據說還有一個什么人，在一個雜志上譯過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總之，那時我沒有看到過，即使看過，也是一剎那溜過去了，沒有注意。朱執信是國民黨員，這樣看來，講馬克思主義倒還是國民黨在先。不過以前在中國并沒有人真正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十月革命 一聲炮響，比飛機飛得還快。……11月7日俄國發生革命，11月8日中國就知道了。”（《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頁）在這里，毛澤東提到了梁啟超、朱執信，還提到一個翻譯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的譯者。這些人，實際上還有馬君武和孫中山，他們雖然各不相同——梁啟超曾與康有為一道發動戊戌變法，失敗后流亡日本，成了保皇黨，主張改良，反對革命，甚至提倡學校讀經；朱執信是同盟會的干才、國民黨的元老，也是孫中山的得力助手，他主張革命，且能身先士卒，35歲就死于戰場，孫中山稱贊他是“革命的圣人”。那個翻譯恩格斯著作的譯者名叫施仁榮，他的譯文在中國社會黨紹興支部機關刊物《新世界》上連載，估計是中國社會黨的成員；馬君武，同盟會成立時他是首任秘書長，曾與孫中山、黃興、陳天華等一道制定同盟會章程，是著名的政治活動家，也是《民報》的主要撰稿人，他還曾以其在日本留學所學的應用化學知識為孫中山領導的革命研制無煙炸藥，民國后曾任實業部次長，其后又任非常大總統府秘書長，后因反對國民黨改組和實行三大政策，被國民黨二大開除黨籍。晚年轉向翻譯和教育，曾譯達爾文的《物種原始》、黑格爾的《一元哲學》等著作以及拜倫等的詩作多種，1927年創辦廣西大學并任校長，還擔任過大夏大學、北京工業大學、中國公學等校的校長，于1940年病逝，周恩來的挽詞稱其為“一代宗師”；至于孫中山，他先后組織興中會、同盟會，是國民黨的創始人，他領導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帝制，后又主張“以俄為師”，實行“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驅。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于馬克思主義都缺乏深入的研究，往往是“淺嘗輒止”，更沒有樹立起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因此所作介紹也就難免有失客觀公允，有些說法甚至直接違背馬克思主義的真諦。比如梁啟超在1902年10月2日發表的一篇文章里說：“大抵中世史純為干涉主義之時代；十六七世紀，為放任主義與干涉主義競爭時代；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之上半，為放任主義全勝時代；十九世紀下半，為干涉主義與放任主義競爭時代；二十世紀，又將為干涉主義全勝時代。”文章稱，“帝國主義者，干涉主義之筆名也。”文章同時認為，“社會主義者，其外形純主放任，其內質實主干涉者也，將合人群如一機器然，有總機以紐結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會主義，其必將磅礴于二十世紀也明矣。”（梁啟超：《干涉與放任》，《新民叢報》第17號。）在這里，他雖然說了社會主義“必將磅礴二十世紀”這樣稱道社會主義的話，但把社會主義與“中世史”、“帝國主義”都歸入所謂“干涉主義”顯然是有違于科學社會主義主義的觀點的。同月18日，他又在《新民叢報》第18號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將麥喀士（即馬克思）與與英國進化論者頡德相提并論，雖然稱馬克思為“社會主義之泰斗”，卻說頡德所著之《人群進化論》比馬克思還要高明。文章稱頡德是“進化論之傳缽鉅子，而亦進化論之革命健兒也。自達爾文之種源論出世以來，全球思想界忽開一新天地，不徒有形科學為之一變而已，乃至史學、政治學、生計學、人群學、宗教學、道德學，一切無不受其影響。”他在文章里還將馬克思與尼志埃（即尼采）相提并論，說二人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此貶低馬克思，拔高尼采，故意混淆是非。（梁啟超：《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新民叢報》第18號）梁啟超還大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他在《自說》里明白無誤地寫道，“我根本不相信中國有所謂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峙 。若勉強要找中國階級的分野，或者有業階級和無業階級還成個名詞。有業階級，如真的農人、工人、商人和在官廳、學校、公司……里拿自己的腦筋或氣力換飯吃的，這些人無論有產無產、產多產少 ，都謂之有業。無業階級如闊軍人闊官僚、闊少爺……乃至租界里的流氓，學堂里及其他演說場里高談什么時髦主義的大小政客，這些闊人們人人有產不消說了，那些流氓及時髦政客們并不見得無產——也許自命代表無產階級的人便有不少產，這些人通通叫做無業階級。如其說中國必須有階級戰爭嗎？那么，只有有業階級起而奮斗，打倒無業階級，便天下太平；若無業階級得以橫行，更加便永沉地獄。至于從‘洋八股‘里販來有產、無產階級這個名詞，在中國絕對不適用。”（梁啟超：《飲冰室主人自說》，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 138頁）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說成是 “洋八股”，企圖用有業無業取代馬克思主義的有產無產，這除了說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仇視和有意制造混亂以外，是什么也不能說明的。試問，商人特別是大商人是靠用腦筋和氣力換飯吃的嗎？失業工人是有業還是無業？難道我們可以用商人特別是大商人這樣的有業階級來打倒失業工人這樣的無業階級嗎？可以說，梁啟超充其量也不過是在介紹西方資產階級學說時附帶也介紹了一點被他歪曲了的馬克思；其實他對馬克思主義是格格不入的，根本談不上宣傳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說他只是“提過一下馬克思主義”是非常準確的。

孫中山是一個激進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他所處的時代與太平天國相距不遠，他的家鄉在廣東香山縣翠亨村，離洪秀全的家鄉花縣及洪秀全首義之地廣西桂平金田村相距都不遠，幼時頗受太平天國的影響很大，被稱為“小洪秀全”。他的社會主義思想最初實際上來自洪秀全的平均主義思想。1903年12月17日，他在復某友人的信中說，“所詢社會主義，乃弟所極思不能須臾忘者。弟所主張在于平均地權，此為吾國今日可以切實施行之事。……蓋天下萬事萬物無不為平均而設，如教育所以平均知識，宮室衣服所以平均身體之熱度，推之萬事，莫不皆然。”（《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28頁）當然，孫中山曾僑居海外，游歷歐美和日本，也受到國外社會主義思想之影響。在19世紀90年代，他曾與流亡于倫敦的俄國民粹主義革命家有所接觸，也受到其思想的影響。1905年5月中旬，孫中山曾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訪問第二國際社會黨執行局，并與其主席王德威爾德、書記胡斯曼進行晤談。孫在談話中曾說，“中國社會主義者要采用歐洲的生產方式，使用機器，但要避免其種種弊端。”主張“中世紀的生產方式將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階段，而工人不必經受資本家剝削的痛苦。”他還說，“當你們還在為實現你們的計劃而努力的時候，我們將已生活在最純正的集體主義之中了。”（《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73頁）這顯然是一種民粹主義的觀點。孫中山此訪的目的原是想讓他領導的黨能夠成為第二國際社會黨的一員，但是由于他的思想和王德威爾得、胡斯曼的思想觀點不一致 ，這個目的沒有能夠達到。后來，孫中山又想與江亢虎領導的中國社會黨攜手。1911年11月5日，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在上海成立，號稱有52萬黨員，還有一些名人如顧頡剛、葉圣陶參加。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松散的組織。孫中山于同年12月30日往訪之。他與江亢虎晤面，并稱自己有“歐美最新社會主義名著多種”，希望中國社會黨內“精曉西文者代為譯述，刊行為鼓吹之材料。”（同上，第580頁）二日后，孫托人交江亢虎書籍四種，即《社會主義概論》、《社會主義之理論于實行》、《社會主義發達史》和《地稅原論》，其中沒有一本是馬恩之原著。由此也可見孫中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了解都還是間接的，還缺乏直接的深入的了解。在這四本書中，《地稅原論》當是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喬治所作。孫對對亨利•喬治的地價稅說十分推崇，認為可以用此稅實現他的“平均地權”的主張，他甚至把亨利•喬治放在馬克思之前加以推崇，說“社會主義家莫不主張亨、麥二位之學說，而為多數工人謀其生存之幸福也。”（《孫中山全集》第2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16頁）值得一提的是，孫中山雖然想與江亢虎的社會黨合作，但當時考慮更多的卻是軍事問題，所以與江并未深談，而將合作之事留之于“來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第二國際各黨紛紛采取社會沙文主義立場，第二國際實際上已經破產。而此時之中國社會黨也為袁世凱、段祺瑞所不容。后來江亢虎的社會黨想參加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但因其所持政治觀點而為列寧所未允。之后江在政治上日漸墮落，最后甚至參加了汪精衛的偽政府，任考試院院長，成為一名漢奸。至于孫中山，他在晚年雖然仍舊推崇馬克思，說 “現在研究社會問題的人，沒有哪一個不是崇拜馬克思做社會主義中的圣人”（《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60頁）而同時又批評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斗爭的學說和關于剩余價值的學說，說“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的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癥”；而馬克思“說資本家的盈余價值從個人的勞動中剝奪來的”也是錯的，“忽略了社會上其他各種有用分子的勞動。”（同上，第369頁）實際上，階級的存在是由生產關系決定的，階級斗爭是社會的常態，而絕不是社會的病態，正是階級斗爭推動了社會的發展；至于勞動創造價值顯然也不僅是指紡織廠工人的紡織勞動，當然還包括此前農民種棉花的勞動，機器廠生產紡紗機、織布機的勞動，但是，這些創造生產資料價值的勞動已經在此前實現了價值和剩余價值，因此它們只能將自身的價值轉移到紡織品的價值中去，而不可能在紡織這個生產過程中再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這些道理，馬克思都是說得很清楚的。孫中山有許多藏書，但是他的藏書里只有一本英譯本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屬馬克思的著作，至于馬恩的《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著作，則皆付諸闕如。一個沒有讀過《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人而想批評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和剩余價值理論，顯然是很不鄭重的。從這里也可以看到，毛澤東沒有提到孫中山曾宣傳過馬克思主義是非常正確的。

應該說，在國民黨的元老中，馬君武和朱執信是做過一些比較認真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工作的。1903年2月16日，馬君武在留日學生創辦的《譯書匯編》上發表《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一文，文章寫道，“社會主義者，發源于法蘭西人圣西門、佛禮兒（即傅里葉），中興于法蘭西人魯意伯龍（即路易• 勃朗）布魯東（即蒲魯東），極盛于拉沙勒（即拉薩爾）、馬克司（即馬克思）。由圣西門以降，社會黨人皆以為人群生計之發達，自古至今，經三級焉。三級者，謂由家奴變為農仆，由農仆變為雇工。由是觀之，人群生計（日本謂之經濟）之發達，必不止于今日之雇工而已。社會者，發達不息之有機體也。其必有一日焉，打破近日之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階級舉社會皆變為共和資本、共和營業，以造于一切平等之域。此社會黨人所共信也。”文中還談到了他對唯物論的看法。文中還說，“予著有《唯物論二巨子學說》（此‘二巨子’系指狄德羅和拉梅特里），登《大陸報》第二期。欲救黃種之厄，非大倡唯物論不可。”對于馬克思的學說，文章說，“馬克司者，以唯物論解歷史學之人也。馬氏嘗謂，階級競爭 為歷史之鑰。”（馬君武：《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譯書匯編》第2年第11號；載《馬君武集》，廣西師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83、84頁）文末還“附社會黨巨子所著書記”，“書記”共列圣西門、傅里葉、路易•勃朗、蒲魯東、拉薩爾、馬克思所著社會主義著作26種。不過馬君武的這一說法并不正確，因為圣西門、傅里葉、路易•勃朗、蒲魯東、拉薩爾都不是社會黨成員，更說不上是“社會黨巨子”。其所說馬克思著作5種，是指《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實際上也不準確，因為《英國工人經濟狀況》的作者是恩格斯，而并非馬克思；而《共產黨宣言》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所作，并非馬克思一人所著。不過，在當時能夠列社會主義的26種文獻，特別是能夠列出科學社會主義的五本主要著作來，已經是相當不容易了。人們不能不承認，馬君武對于馬克思及其學說的了解較之于梁啟超和孫中山明顯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與此同時，他還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圣西門之生活及其學說（佛禮兒之學說附）》，介紹了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圣西門和傅里葉的學說。由此可以看出，他對于社會主義的了解還是比較全面的。當然，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也還談不上深入，這不僅從上面提到的兩次將作者弄錯可以看出來，而且從他在《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一文里大談馬爾薩斯的“民數”（即人口問題）也可以看出來。后一件事表明，他對于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對馬爾薩斯及其“人口原理”的批判實際上還處于渾然不知的狀態。在這方面，朱執信也與馬君武有類似之處。他在1906年1月在《民報》發表了《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列傳》一文，文章介紹了《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部分內容，但是他把馬克思與拉薩爾相提并論，還批評《資本論》里關于資本原始積累的理論，則是完全錯誤的。他在文章中說，“馬爾克之為學者所長也，以《資本論》，然世之短之亦以是。是亦馬爾克立言不審時，或沿物過情之為之累也。約翰•穆勒論之，一味張皇夸大，蓋亦有由也。夫資本固非一切為從掠奪得，蓄積之事，往往亦自勞動。此雖經濟學者之一家言，然于事實恐無以易也。”（朱執信：《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列傳》，《民報》第二號；載《朱執信集》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7-18頁）其實，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對資本原始積累的論述完全符合歷史實際。民間有言，“不窮千家，不富一家”，不剝奪或剝削眾人，那富人能夠“發”得起來嗎？馬克思對原始積累的論述特別提到了“圈地運動”，它用了大量的歷史事實敘述了這一歷史過程，可以說，那段歷史是用“血與火的文字”寫成的。事情當然會有例外，但是，即使有個別資本家是所謂“勞動起家”者，而經過多次的再生產過程，其原始之資本也將會被置換：其原有資本已被資本家消費殆盡，而他之所以仍然能夠保持其原有的資本額不過是剩余價值不斷轉化為資本的結果。這個道理，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講得非常明白：“如果資本家把自己預付資本的等價物消費掉，那么這些資本的價值只代表他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總額，他的原有資本的任何一個價值原子都不復存在了。”（《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5頁）而朱執信卻看不到這點（或者他根本就沒有系統地讀過《資本論》），卻去沿用以“調和那不能調和的東西”而著稱的約翰•穆勒對馬克思的“批評”，實屬大謬不然。另外，鐘家棟、王世根主編之《20世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稱頌朱執信“全譯了《共產黨宣言》中的十條綱領和最后一段話”，其實，這十條措施還不足一頁的篇幅，用“全譯”來稱頌顯然已屬過頭，而問題還在于，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早已指出，“不管最近25年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來說現在還是正確的。……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如果在今天，這一段許多方面都會有不同的寫法了。由于1848年以來大工業已有了巨大發展而工人階級的組織也跟著有了改進和增長，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實際經驗而后來是有了無產階級第一次掌握政權達兩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實際經驗，所以這個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249頁；著重號為引者所加。）后來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里又重申了這一觀點。看來，朱執信沒有注意到馬恩1872年寫的這個序言，也不知道恩格斯在1888那的重申，他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和原理的實際運用之間的區別，把原理的實際運用看得比原理本身更為重要，稱那十條措施就是“《共產主義宣言》之大要”，這說明他對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的重要意義在認識上是嚴重不足的，同時也說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文獻在掌握上也是很不完備的。當然我們也不要苛求于前人。如果說，朱執信當時還不能認識這一點是一個不足，還可以原諒，但是，今天一些從事馬克思主義宣傳工作的人如果仍然不懂得這一點就很不應該了。

⒉十月革命后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

當然，我們在考慮十月革命前在中國介紹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工作時，不僅要考慮介紹者的主觀因素，更要考慮當時的客觀條件。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現代工業很不發達，工人階級人數很少，社會還沒有產生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巨大需求。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情況發生了了很大變化。由于各帝國主義國家忙于世界大戰，無暇東顧，中國的民族工商業獲得了巨大的發展。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巨大發展，中國的工人階級也有了極大的增加，而作為工人階級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自然也就有了巨大的需求。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爆發的十月革命更給了全世界工人階級也給了中國工人階級以巨大的震撼。過去，由于第二國際社會黨閹割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內容，鼓吹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人們已經很久不講社會主義革命了，但是，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如同一聲春雷喚醒了他們的覺悟。知識分子是很敏感的，中國的知識分子當然也不例外。他們過去總是面向著西方，從西方尋求救國的道理，但是先生總欺侮學生，他們失望了。在失望中，十月革命給他們帶來了光明，使他們認識到到要“走俄國人的路”。“走俄國人的路”其實就是走馬克思主義的路。于是乎，自十月革命以后，宣傳十月革命，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猶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于報刊之上，而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事也緊跟其后。五四運動的爆發，工人階級走上政治舞臺，更極大地推動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進程。

在這個過程中，為首的、作出了巨大貢獻的，是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他在1918年7月1日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一文，聲言：“法蘭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紀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國家主義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會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羅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時代之精神不同，革命的性質自異，故迥非可同日而語者。”（《李大釗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頁）以后他又陸續寫出了《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再論問題與主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宣傳十月革命、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特別是在1919年5月和11月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里，他摘譯了《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學說，還簡明扼要地介紹了《資本論》里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的原理。

陳獨秀轉向馬克思主義比李大釗要晚一些。1918年12月22日，陳獨秀與李大釗在北京創辦《每周評論》周刊。1919年4月6日，《每周評論》曾在“名著介紹”欄內刊登《共產黨宣言》第二章最后幾段譯文，并加有按語，譯者署名舍。標題是《共產黨的宣言》。其實，朱執信在1906年即已翻譯過這段譯文，也許這就是譯者署名為“舍”的原因。不過這件事也說明，雖然經過了十多年，中國人對于《共產黨宣言》的認識水平仍然相當落后，當時的人似乎仍然不知道馬恩1972年為（宣言）德文版寫的序言，仍然不懂得一般原理和它的實際運用的區別。

陳獨秀在 1919年4月20日《每周評論》上發表的《隨感錄》表明，繼李大釗之后的是陳獨秀。陳獨秀此時對于十月革命已經有了比較正確的認識。他在該文里寫道：“十八世紀法蘭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當時的人都對著他們極口痛罵；但是后來的歷史家，都要把他們當作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頁）這是陳獨秀第一次公開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肯定十月革命，也是他對社會上否定十月革命的一些論調的有力抨擊。

1919年2月，北京《晨報》副刊進行改組，增加了介紹新知識、新思想的“自由論壇”和“譯叢”兩欄。李大釗應邀作為副刊主編參加《晨報》副刊的工作。在“自由論壇”和“譯叢”，李大釗 以“守常投稿”的名義發表了多篇文章。5月以后，李大釗還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更突出了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副刊的撰稿人除李大釗外，用筆名“淵泉”寫作的陳溥賢也有幾篇譯作：4月1日起用5天時間連載了《近世社會主義鼻祖馬克思之奮斗生涯》一文（據說是河上肇《馬克思的“資本論”》一文 的譯述）；5月5日起以三天時間連載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一文（據說是河上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一文的譯文），后來從6月到11月間，他還翻譯了柯祖基（即考茨基）的《馬氏“資本論”釋義》（原名《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據說是根據高堺素之的日譯本轉譯的）在《晨報》副刊連載。應該說，陳溥賢在五四時期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面是有貢獻的。但是現在有人卻夸大陳溥賢的作用而貶低李大釗的作用，說什么“陳溥賢作為五四時期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開路人值得充分重視”，“李大釗自1919年夏至同年秋寫下了他那篇有名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如部分學者已經指出的那樣，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據河上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和福田德三《續經濟學研究》（同文館1913年出版）等寫成的；而河上肇的這篇論文，如前所述，此前已經由陳溥賢翻譯并用‘淵泉’的筆名在《晨報副刊》上進行過介紹。考慮到李大釗與陳溥賢關系之密切，李大釗不可能不知道《晨報副刊》上的那篇文章。既然如此，我們可以推斷，李大釗之接受馬克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陳溥現在資料方面的幫助，或者在對馬克思主義解釋方面的幫助。”（[日]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6-17頁）其實這些話都是石川禎好的主觀臆斷，并無事實根據。說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開路人”，本文前已述及，馬君武早在1903年2月即已向國人介紹了馬克思其人和社會主義的書目26種，其中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著作5種；朱執信則在1906年即已向國人介紹了《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部分內容，并且翻譯了《共產黨宣言》里的十條措施；而那個早在1912年就翻譯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的施仁榮，其所譯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的經典著作，遠非河上肇或考茨基所著的通俗讀物所能相比。他們都沒有被稱為“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開路人”，而陳溥賢又有什么理由被稱為“開路人”呢？問題當然還不僅在于時間的早晚。關鍵在于，李大釗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他不是一個普通作者或譯者，他是一個走在時代潮流前面的領路人。他早在1916年8月15日發表的《晨鐘之使命》一文就發出了振聾發聵的聲音：“今者，白發之中華垂亡，青春之中華未孕，舊稘之黃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將來。際此方死方生、方毀方成、方破壞方建設，方廢落方開敷之會，吾儕振此‘晨鐘’，期與我慷慨悲壯之青年，活潑潑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氣，盡二十稘黎明中當盡之努力，人人奮青春之元氣，發新中華青春中應發之曙光，由是一一扣發一一聲，一一聲覺一一夢，裨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覺，自我的民族的自覺，一一徹底，急起直追，勇往奮進，……。”（《李大釗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頁》“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李大釗曾將這一警句登在《晨鐘報》第6期上，后來還寫成對聯送給章士釗，其實這副對聯也是對李大釗自己的一個寫照。像上面提到的這樣撼動整個中華民族心魄的文字自是陳溥賢那樣的人所寫不出來的。至于說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開路”工作，李大釗也明顯早于陳溥賢。早在1918年7月1日所寫的《法俄革命之比較》一文里，李大釗就認定法國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非可同日而語”；而當世人歡呼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聯軍勝利”之時，李大釗則著文說，“這件功業，與其說是威爾遜Wilson）等的功業，毋寧說是列寧（Lenin）的功業、陀羅慈基（Trosky）、郭冷苔（Collontay）的功業；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的功業；是馬客士（Marx）的功業。我們對于這樁世界大變局的慶祝，不該為哪一國或哪些國里一部分人慶祝，應該為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慶祝；不該為哪一邊的武力把哪一邊的武力達到而慶祝，應該為民主主義把帝制打倒，社會主義把軍國主義打倒而慶祝。”（同上，第172頁）這樣的認識陳溥賢有嗎？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把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與陳溥賢發表于《晨報》副刊的河上肇的兩篇譯文加以對照，就會發現，李大釗的文章視野更為開闊，論述的范圍更為廣泛，其中許多內容是陳譯河文所根本沒有的，這樣的文章怎么可能是利用經陳溥賢翻譯的河上肇的那兩篇文章寫的呢？更不用說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據河上肇”的文章寫的了。具體來說，比如對于《資本論》的介紹，陳譯河文只是介紹了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過程和如何克服困難進行寫作的精神，并沒有涉及《資本論》的具體內容，而李大釗不僅介紹了《資本論》第1卷的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還介紹了第3卷的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理論。又如在介紹唯物史觀時，陳譯河文只涉及《共產黨宣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而李大釗的文章除了引述這兩本書并且旨趣也與陳譯河文頗不一樣外，還引述了《哲學的貧困》的文字。而且我們看到，即使是引述同一段譯文，其所引的譯文也常有不同。應該說，由于當時這些著作的中譯本還沒有出版，通曉日語的李大釗引用日譯本當然是可能的，但是，這和所謂受陳文影響完全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如果要說受影響，那也是受馬克思的思想影響，而不是受某個也曾引用同一譯本者的影響。這個本末顯然是不能顛倒的。這里還要指出的是，李大釗不僅通曉日語，還通曉英語，因此他參照馬克思主義著作的英譯本這本來也是很自然的。我在《李大釗文選》里看到，他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一文里曾提到“本篇所用之參考書報”，其中五種參考書報中只有一種是日文著作，三種是英文著作，還有一種是中文著作。可以看出，參考英文著作是當時李大釗獲取有關資料的一個很重要來源。石川禎浩對此本來也是清楚的，但是他卻在這種情況下認定李大釗的文章是從陳溥賢那里間接得到資料的，這顯然是故意的，武斷的，經不起推敲的。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釗的文章長達3萬余字，而陳譯河上肇的兩篇文章加起來也不過幾千字，陳文怎么能夠成為李文內容的主要來源（所謂“在很大程度上”）呢？還要指出的是，陳溥賢的這兩篇文章后來都被李大釗和自己的文章即《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以及其他幾個人文章一道編入《新青年》第6卷第5號，輯成《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如果李大釗真的利用了陳文的資料，他還會這樣做嗎？再說，李大釗當時是北大教授兼圖書館主任，如果他有什么問題不清楚需要請教，這樣的人在北大就有，如陳啟修當時就在北大法學院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主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概論》，陳還是李大釗創辦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里《資本論》的導師，二人也是老朋友，并經常一道進行演講，李若有問題完全可以就近向陳啟修請教，又何必舍近求遠，遠道去向陳溥賢求教呢？這說不通嘛。總之，李大釗在這件事情上是光明磊落、無懈可擊的，而石川禎浩的說法則明顯缺乏根據，事實上已經構成了對李大釗的誹謗，完全是一種犯罪行為。

石川禎浩還認為，“五四時期中國各地大量介紹和宣傳社會主義，這件事本身可以說是不可思議的；而其之所以成為可能，同時期日本出現的社會主義高潮是其外部條件。”（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頁）

石川此說也極偏頗。五四時期中國大量介紹和宣傳社會主義不可思議嗎？非也。中國在20世紀初就有人宣傳社會主義，但影響甚小，何也？因為那時社會還沒有這種需要。而五四時期就大不同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中國對于世界和歷史有了新的認識，他們從俄國的巨大變化里找到了希望，認識到學習西方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行，而要走俄國人的路，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樣也就產生了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極大需要。恩格斯說，“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頁）雖然恩格斯的這句話是對自然科學說的，但是，它也同樣適用于哲學和社會科學。石川之所以感到不可思議，正在于他不懂得十月革命所激發起的人們對于社會主義理論的巨大需要。如果他看看五四時期出版的一些報刊，就會有完全不同的認識。就以我們一再提到的《晨報》副刊來說，上面的文章差不多都與宣傳俄國十月革命有關，至于反映日本社會主義高漲的文章不能說絕對沒有，即使有恐怕也是鳳毛麟角，是很不起眼的。人們關注的焦點顯然不是日本的社會主義高漲，而是俄羅斯這個革命的發源地。就以我手頭復印下的幾張1919年4月和5月的《晨報》復印件來說，4月1日的副刊，“自由論壇”欄登載了覺天寫的《破壞與建設》（四），“名著新譯”欄登載了志希譯的《大戰后之民主主義》（三十），名人小史登了淵泉譯寫的《馬克思之奮斗生涯》（一），“革命寶話”登載了可叔譯述的《地底的俄羅斯》（十三），剩下的就是“小說”欄了；5月5日的副刊版面略有變動，設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欄，登了淵泉譯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一），“婦女問題”欄登了徐彥之的《男女戀愛問題雜談》（續），“名著新譯”登了志希譯的《俄國革命史》（十六），“革命寶話”欄登了可叔譯述的《地底的俄羅斯》（六十四），再就是“小說”欄。從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四時期中國報刊所關注的依然是俄國的十月革命，并且由此而引起了對于馬克思主義的關注，石川硬說中國介紹和宣傳社會主義是日本社會主義高漲引起的，這顯然不符合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

除了李大釗和陳獨秀，在宣傳十月革命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也發揮過重要作用的，還有陳望道、瞿秋白等人。盡人皆知，中國第一個《共產黨宣言》全譯本是陳望道翻譯的。不過陳望道最初并沒有想到要翻譯此書，最初想譯此書的是戴季陶。他在日本留學時，適逢《宣言》日譯本于1906年在《社會主義研究》雜志上發表。他買到了一本，并于回國時帶了回來。五四時他在上海辦《星期評論》雜志，想將《宣言》譯成中文在《星期評論》上連載。但是在他真地要翻譯時才知道此事之不易，終于不得不放棄此念。當時擔任《民國日報》主編的邵力子知道后，決心物色人選從事此事。他想到了他的同鄉，當時正在杭州浙江一師任國文教師并且為一篇學生作文（《非孝》）而卷入風潮之中的陳望道。陳不僅中文造詣深厚，而且為了去歐美留學而曾在上海補習英語一年，后又曾赴日留學，英語和日語水平俱佳，還在日本結識河上肇等進步人士，對馬克思主義有相當了解，是翻譯《宣言》的最佳人選。于是邵力子寫信給陳邀他翻譯《宣言》，陳接信后欣然同意。邵力子向他提供的是戴季陶的《宣言》日譯本及一些簡單的資料，陳感到僅憑這些材料顯然是不夠的，他要求邵力子通過陳獨秀和李大釗的關系，讓李向北大圖書館借閱《宣言》的英譯本，作為翻譯的底本。陳、李當然給予了大力支持。這樣，陳就回到家鄉義烏農村進行翻譯。譯稿于1920年4月完成，經陳獨秀、李漢俊校訂，于1920年8月正式出版。這個譯本雖然只出了1000冊，但其影響十分巨大，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等許多老一輩的革命家都曾受到它的影響。解放后，陳望道到北京開會，周恩來看到他時曾說，“我們都是您教育出來的。”就此而言，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確實功莫大焉。除了翻譯《宣言》，他還翻譯了河上肇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雖說此文在1919年5月5日至7日的《晨報》副刊已經連載過（由淵泉即陳溥賢翻譯），大概是因為陳望道覺得淵泉的譯文尚不夠準確理想，于是他在一年后又在1920年6月17-20日的上海《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連載了他的新譯文。（見《陳望道譯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頁）

至于瞿秋白，1920年末，他以《晨報》赴俄羅斯特派記者的身份與上海《時事新報》的俞頌華、李宗武一道訪問蘇俄。當時的蘇俄正處于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期，實行的是戰時共產主義，到處都是戰痕累累，百孔千瘡，人民食不果腹，俄羅斯被稱為“餓鄉”。瞿秋白卻以敏銳的眼光看到了它的未來，用極大的熱情正面地報道他所看到的一切。他曾以記者身份參加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寫了長篇通訊介紹這次全俄共產黨大會，從1921年6月22日到9月23日，在《晨報》副刊上連載。他還見到了列寧，聽到過列寧的報告，列寧的德法語非常流利，談吐沉著果斷，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匆忙中他還與列寧有簡短的對話，列寧在指給他幾篇有關東方問題的材料后就道歉分別了。由于瞿秋白非常景仰列寧，這件事令他異常激動。在蘇俄期間，他寫了兩本散文集——《俄鄉紀程》和《赤都心史》，可以說，他是向中國讀者系統介紹十月革命后的蘇俄的一位先行者。瞿秋白于1923年1月回國，李大釗原想讓他到北大俄文系教授《俄國文學史》，但受到一些當權者的反對而未果。瞿秋白后來到上海，受中央委托籌辦《新青年》季刊，并主編《前鋒》雜志，發表了大量宣傳馬列主義的文章，《國際歌》也是他最早翻譯并配歌的。以后還在上海大學任教授和社會學系主任，向學生宣傳歷史唯物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很重要的貢獻。當然，他在被捕后在獄中寫下了《多余的話》，雖未出賣同志，但有悔過求饒之嫌，是不足為訓的。

⒊“兩結合”論的科學性和石川禎浩的“直接原因”、“日本中介”說

一方面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中國現代產業工人的增加，一方面是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迅速而廣泛的傳播，這就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創造了物質的的和精神的條件。這兩個條件本來就具有本質的一致性，它們必然會互相結合，而為無產階級政黨的成立創造條件。五四遠動后，由于馬克思主義的迅速傳播和社會各界的廣泛參與，特別是在六月三日以后，中國的工人階級作為一支獨立的力量走上了政治的舞臺，更使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成為現實。毛澤東說，“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頁）

但是，有人卻卻要標新立異，寫文章說，“中國共產黨不是馬列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對“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的再認識》，《杭州大學學報》1989年第3期）。這種論調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批評，也沒有什么人去理會它。可是日本學者石川禎浩又重新撿起這種錯誤論調，說什么“中國共產黨的正式見解，中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這個見解由大處觀之的確如此。……可是在追覓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具體過程，特別是與日本、朝鮮共產黨成立比較時，我們不禁會產生一個單純的疑問，即共產黨在東亞成立，為什么是循著朝鮮、中國、日本這樣一個順序？日本一大是在1922年，即中共一大一年之后召開，至于高麗共產黨，盡管由于存在分別成立于伊爾庫茨克和上海的兩個派別，情況要稍微復雜一些，但也都成立于1921年5月，即中共一大之前的兩個月。”（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頁）他的結論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經過‘社會主義的嚴冬時期’之后的再次高漲的形勢是分不開的，必須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置于整個東亞的社會主義思潮范疇之內來把握。進一步地講，日本和中國在共產主義思想方面結成的鏈條應該視為以日本為中介接受近代思想的歷史的一環，甚至應該將其置于世界規模的思想交流這樣的背景中來理解。”（同上，第6頁）他還說，“引發共產黨成立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如果說何種程度接受馬克思主義，不是充分條件，無產階級的人數和工人運動的規模也不是直接左右共產黨成立的實踐的要素，那么蘇俄和共產國際在遠東的活動就顯得重要起來。”（同上，第7頁）

在我看來，各國成立共產黨的時間遲一點或早一點，具有極大的偶然性，它和共產黨成立的內在原因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回事，石川企圖以成立共產黨的遲早的外在因素來取代成立共產黨的內在原因是完全錯誤的。

應該指出，關于無產階級政黨是“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并不是一個什么“見解”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政黨學說的一個根本原理。我們知道，馬克思早在1843年就提出，“哲學把無產階級動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閃電一旦徹底擊中這塊素樸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6頁）不過在當時，無論是物質武器還是精神武器都還沒有鍛造完成。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還是上層階級的運動，與工人運動不僅沒有關系，而且在二者之間還存在很深的鴻溝。為了改變這種狀況，馬克思研究了哲學，發現了唯物史觀，還研究了經濟學，發現了剩余價值的秘密。他的這兩大發現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建立創造了條件，也為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提供了可能。《共產黨宣言》在1847年底問世了，第一國際在1864年成立了，第二國際在1889年成立了，這些都是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結合的重大事件。但是，有關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這兩者結合的問題還沒有來得及在理論上加以論述，直到1891年10月舉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愛爾福特代表大會上，才由當時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考茨基對這個“結合”問題進行了論述。考茨基在《愛爾福特綱領解說》的第五章（“階級斗爭”）的第十節（“工人黨”）、第十一節（“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和第十二節（“社會民主主義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里論述了這個問題，并且強調：“為了使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彼此協調，把兩者結合起來，而形成一個統一的運動，社會主義就必須超出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界限。這一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業，應歸功于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奠定了新的、現代的社會主義——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科學基礎。他們由此把社會主義奠立在堅固的基礎上面，使它由好心的幻想家的美麗夢想變成了嚴肅斗爭的目標，進而證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自然而必然的結果。他們使戰斗的無產階級明確地認識了自己的歷史任務，并指出它能夠以最小的犧牲直接走向預定的目標。”（考茨基：《愛爾福特綱領解說》，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186頁）考茨基曾將愛爾福特大會的情況向恩格斯作了報告，恩格斯回信說，“不管怎樣，綱領的理論部分現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要知道，主要的是要使綱領在理論上沒有任何引起爭論之處，這一點基本上做到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4頁）

繼考茨基之后，列寧在《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怎么辦》等著作里也對“結合”的問題進行了論述。列寧指出，“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它的任務不是消極地為每一階段的工人運動服務，而設要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給這個運動指出最終目的，之處政治任務，維護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獨立性。工人運動脫離了共產黨，就會變得無足輕重，并且必然會墮入資產階級的泥潭，也為之從事經濟斗爭，工人階級就會失去自己的政治獨立性，成為其他的牌的尾巴，背叛‘工人的解放應該說工人自己的事情’這一偉大遺訓。”（《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頁）

之后，斯大林在1905年寫的《略論黨的意見分歧》一文里有再次對“結合”的問題進行了論述。在這篇文章里，斯大林多次引用考茨基在《愛爾福特綱領解說》里的論述，強調：“沒有工人運動的科學社會主義，永遠是些隨便說說的空談”；而“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就是一種工聯主義的摸索，固然它有一天也會導致社會革命可是要付出磨難和痛苦的代價。”（《斯大林選集》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頁）

就是這樣一個受到馬、恩、列、斯肯定的關于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根本原理，石川卻把它說成只是一種“見解”而要加以否定，這是不是太輕率了呢？

石川強調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直接原因”是所謂“蘇俄和共產國際在遠東的活動”，在我看來，這個“直接原因”也只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工人運動的結合，而絕不應該是是所謂“蘇俄和共產國際在遠東的活動”。因為前者是內因，而后者充其量只是外因。按照“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的道理，顯然不能以外因來取代內因。

至于石川所說的“與馬克思主義在日本……再次高漲的形勢是分不開的”和所謂“應該視為東亞各國以日本為中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的歷史的一環”等等，更屬于主觀臆測。須知，日本馬克思主義思潮再次高漲，其實與中國一樣，是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巨大影響。事情的源頭在俄國，而不在日本。事實上，五四時期的中國人非常痛恨要強占青島的日本，而對于爆發了十月革命的俄國則懷有極大興趣。盡管俄國橫跨歐亞，地域遼闊，去俄國路途遙遠，但是人們對赤都的向往之心卻很高，好多人都想到那里去“取經”。就在這時，俄共和共產國際為培養東方各國和中國共產黨的干部在蘇俄籌辦了東方大學，劉少奇、羅亦農、任弼時、柯慶施、肖勁光、彭述之、俞秀松、趙世炎、陳延年、王若飛、曹靖華等都在這所大學的中國班學習過，瞿秋白還在那里講授過俄語，擔任過政治理論課的翻譯。甚至蔣介石也很想去蘇俄，還為此動過學俄語的念頭，而后來他也確實去了一趟蘇聯；這之后，他還把他兒子蔣經國送到莫斯科的中山大學去學習。由于莫斯科中山大學是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為紀念孫中山而開辦的，在這個學校學習過的人也很不少。像張聞天、伍修權、劉伯承、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王稼祥、鄧小平、楊尚昆、陳昌浩、劉英、章漢夫、孫冶方等都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過，著名翻譯家曹靖華、吳亮平、焦敏之等也都在這里學習過。應該說，他們的馬克思主義都直接來自于蘇俄，根本談不上“以日本為中介”。對于這樣的一些事實，恐怕是石川所不能否定的吧。

至于石川把馬克思主義視為近代西方學說的一環，這就混淆了兩種根本不同的學說，貶低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意義，這更是不應該有的錯誤。當然，一些中國人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以日譯本為底本，那是因為中國過去留日的知識分子較多，而日文本里有很多漢字，一些譯名來自中國古籍，可以借鑒。但這些與日本的社會主義思潮的高漲其實并沒有什么關系。還要看到，由于中國知識分子學英語的更多，一些人在留日之前已經有較好的英語基礎，像李大釗和陳獨秀，他們的英語都很好。有的還通曉法語（如瞿秋白、陳啟修）。他們在利用日譯本翻譯時往往也同時會利用英譯本和其它譯本。就以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來說，事實并不如石川所說只是以日譯本為底本進行翻譯的。這一點，只要讀過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中文本的，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在陳望道的譯文里，我們看到，他認為一些譯名讀者可能不清楚時，他都會用英文（他稱之為“原文”）加以標注，如在“有產者”之后注上“原文Bourgeois”,在“無產者”之后注上“Proletarian”,在“自由民”后注上“Freeman”，在“奴隸”后注上“Slave”，等等。（見《陳望道譯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頁）這些都表明，陳望道不僅在翻譯《共產黨宣言》時曾經參考了英譯本，而且在他看來，由于英譯本曾經過恩格斯校訂，他甚至把英譯本看成就是“原文”，是比日譯本權威得多的版本。當然，把1888年的英譯本看作是“原文”是不準確的，《宣言》的原文應該是德文本，而穆爾翻譯、恩格斯校訂的1888年英譯本，由于考慮到美國讀者的理解水平不高，在文字上做了某些修改，與德文德文版是有出入的。以最后一句話來說，德文原文是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而1888年的英譯本將其譯為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陳望道在翻譯最后一句時所標出的“原文”就是1888年英譯本改動過的，并不是馬恩的原文。似乎可以這樣說，陳望道的譯文在某些地方曾經參考了日譯文，如將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譯為“萬國勞動者團結起來啊！”（見《陳望道譯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頁）把Working men不是譯為“工人”而是譯為“勞動者”就是受了日譯本的影響，但是他翻譯的主要底本應該說還是英譯本。石川強調“以日本為中介”，現在中國也有人說日本是向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渠道”，這些說法都是沒有根據的。這里還要指出，有些日本人寫的通俗讀物，包括河上肇和高堺素之的一些著作在正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同時還包括一些錯誤，甚至有人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還引用河上肇《經濟學入門》中的一些錯誤的東西。當然，這個錯誤應由引用者來負，但也不能說原作者就沒有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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