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論戰”留下的若干啟示——在中國共產黨即將成立90周年之際

    

    內容提要：中國共產黨同蘇聯共產黨歷史上曾經進行了長達十年的論戰。在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的之際，結合兩國今天發展的狀況重溫這段歷史，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的啟示。第一，社會主義國家仍然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第二，科學地評價革命領袖的功過是事關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原則問題；第三，意識形態領域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前哨陣地；第四，要警惕黨的領導層出問題，注意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第五，必須正確地對待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

    1956－1966年，中國共產黨同蘇聯共產黨進行了長達十年的論戰。這場論戰，涉及面非常廣泛，影響十分深遠，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紀念建黨90周年的時候，有必要研究一下十年論戰留下了哪些重要的啟示。
    研究十年論戰有兩本重要的參考書目，一本是參與十年論戰具體工作的吳冷西根據筆記和回憶寫成的《十年論戰》，另一本是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主要依據檔案材料寫成的《毛澤東傳》中的第13章和第31章。這兩本書提供了有關十年論戰的第一手的詳細材料，人們可以根據這兩本書得出自己的判斷和思考。
    十年論戰已經過去半個世紀了。在這半個世紀里，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說，主要有兩件大事，一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國家政局發生劇變，社會主義制度演變成為資本主義制度；二是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并結合時代特征和中國國情，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行改革開放。十年論戰以后，我國與蘇聯東歐國家分道揚鑣，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結果完全不同。這半個世紀的歷史是對十年論戰最好的鑒定。回過頭來考察，我們在十年論戰中，盡管某些具體論斷有偏頗之處，但從總體上說，我們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而蘇聯卻從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觀點發展成為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一步一步走上了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兩條道路，形成兩種情景。可以說，實際上十年論戰已經預示著半個世紀以后的結局。兩相對照，令人感慨萬千！
    我想結合蘇聯和中國的變化，就十年論戰對社會主義命運問題留下的啟示談一點感想。
    一、社會主義國家仍然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在蘇聯，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就宣布階級消滅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也不再存在了，社會主義在各個領域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社會主義社會是完美無缺的，矛盾也消失了，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是政治上、道義上的一致，因而資本主義制度已經不可能再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復辟了。這顯然是一種違反辯證法的形而上學觀點，反映當時人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持一種過于樂觀的情緒，對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缺乏應有的警惕。
    毛澤東用徹底的唯物辯證法觀察社會主義社會，指出社會主義仍然存在矛盾。他贊成列寧的提法：“在社會主義下，對抗將會消失，矛盾仍將存在。”蘇聯出現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修正主義思想，這本身就是國內外階級矛盾在共產黨內部的反映。在十年論戰中，毛澤東敏銳地覺察到，按照赫魯曉夫這條路線走下去，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有可能演變成為資本主義制度。他深切地感到了這種危險，明確地提出了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任務。對此，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許多人是不理解的，甚至加以嘲笑。然而過了50年左右時間，隨著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思想發展成為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在這條路線的指引下，蘇聯政局發生劇變，社會制度很快由社會主義演變成為資本主義，造成了亡黨亡國的悲劇，毛澤東的預言不幸而言中。蘇東劇變以后，人們恐怕很難否認社會主義國家里還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了吧！而我們黨正是由于通過十年論戰，廣泛地對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進行了這方面的教育，才能夠在蘇聯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像雪崩那樣一個一個接連倒下去的巨大沖擊面前，仍然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使得社會主義紅旗傲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這是十年論戰在政治上最積極的成果。
    設想一下，如果沒有十年論戰，不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思想劃清界限，而是像東歐大多數國家那樣跟著赫魯曉夫走，那么也許像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錯誤，我們可能不會發生，因為這些錯誤是在探索中國走自己的路的過程中發生的；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國就會像東歐國家那樣跟隨在蘇聯后面，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那么，勢必出現蘇聯東歐國家那樣的政局劇變、社會主義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演變的局面，也許其后果的嚴重性會遠遠超過蘇聯東歐國家。這種景象，令人不寒而栗！
    談到毛澤東的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人們很容易聯想到我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使得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因而理所當然地要予以否定。毫無疑問，“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同十年論戰中提出的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有著直接的關系。有人因此就懷疑毛澤東的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的正確性。問題在于，“文化大革命”錯在哪里？我們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詳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這些錯誤歸結起來主要是兩條：一是對我國當時的階級斗爭形勢估計過于嚴重，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已經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二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是錯誤的，采取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沖擊并陷于癱瘓、半癱瘓狀態，各級領導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爭，給一些陰謀分子、野心家以可乘之機，造成了全面內戰。然而這不等于說毛澤東提出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必須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是錯誤的。恰恰相反，蘇東劇變證明了毛澤東關于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具有戰略意義，是富有遠見的，絕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而予以否定。對這個問題應該作科學的分析，切忌把臟水同孩子一起潑掉。
    薄一波曾經指出：如果實事求是地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具體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當時提出這些問題的出發點是好的，他的這一戰略思想有不少重要之處，至今仍不失深遠意義，這是應該肯定的；同時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對當時形勢的估計有重大失誤之處，由此帶來的許多做法則是應該加以拋棄的。”這一分析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
    事實證明，在現實生活中，社會主義國家里客觀上存在著敵對勢力顛覆無產階級政權、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性。這是因為，第一，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即使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基本上消滅了剝削制度以后，階級斗爭仍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一定條件下還會激化。敵對勢力還會利用一切機會、盡一切努力制造政治動亂，推翻社會主義政權，近年來出現的《零八憲章》這一類顛覆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綱領，就是一個證明；第二，更重要的是，由于在歷史發展的實際進程中，社會主義革命是在一個或幾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里首先發生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里，世界上出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并存的局面，而且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科技上、政治上、軍事上乃至意識形態上處于優勢，社會主義國家是在被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下存在和發展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出于階級本性，總是想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處心積慮地要恢復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這種態勢客觀地決定了，社會主義國家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里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也許只有到了國際上階級斗爭的力量對比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社會主義擁有相對于資本主義的絕對優勢，這種危險才會從根本上消除。對于這種客觀存在的形勢，我們在十年論戰中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這無疑是正確的。
    二、科學地評價革命領袖的功過是事關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原則問題
    十年論戰一開始是圍繞斯大林問題展開的。大家知道，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做了一個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毛澤東知道這一消息后，立即指出，這個秘密報告值得認真研究，特別是它所涉及的問題及其在全世界的影響。現在全世界都在議論，我們也要議論。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他揭了蓋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他捅了漏子，就是講，他做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經過討論，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后來又寫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全面評價了斯大林的功過是非，批評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這成為中蘇兩黨分歧的由來，中蘇十年論戰由此拉開了帷幕。
    為什么毛澤東那么重視斯大林問題呢？在我國革命的歷史上，斯大林的某些決策曾經傷害過我們黨，為什么在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時候，我們還要挺身而出，來捍衛斯大林呢？
    這是因為斯大林問題不僅僅是對斯大林個人的評價，而且關系到對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以至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段歷史的評價。在列寧逝世以后的30年時間里，斯大林是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主要領導人，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公認的領袖、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的一生中，犯過某些嚴重的錯誤，但是，這些錯誤同他的偉大功績相比較，畢竟是第二位的。科學地評價斯大林，肯定斯大林的正確的方面（這是他一生的主要方面），也就是捍衛社會主義，捍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以，我們黨在論戰中強調，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丑化了無產階級專政，丑化了社會主義制度，丑化了偉大的蘇聯共產黨，丑化了偉大的蘇聯，也丑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斯大林問題上，我們黨完全撇開了歷史上個別事件的恩恩怨怨，而是從世界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出發，從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戰略高度，來批評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的。
    如果把事情放到國際背景來考察，我們可以看到，在世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立的情況下，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完全是適應了帝國主義的需要。正如毛澤東指出的：“丑化斯大林，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堅決同帝國主義斗爭。他們把自己和斯大林區別開來，是要得到帝國主義的賞識。”赫魯曉夫是“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門去”的。
    十年論戰期間，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后果已經顯示出來了：蘇共和蘇聯社會內部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動搖和思想混亂，一時間世界上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猖獗，導致社會主義陣營發生匈牙利事件，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有1／3的黨員退黨。戈爾巴喬夫上臺后，變本加厲地繼承赫魯曉夫的衣缽，把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在資本主義世界包圍和帝國主義戰爭威脅的國際環境中艱辛探索和創建的世界上第一個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蘇聯模式，全盤否定為是“變形的”、“被扭曲的”、“官僚主義的社會主義”，以推行其所謂“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即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的突破口。后果是眾所周知的：政局急劇動蕩，蘇維埃政權被顛覆，蘇共被解散，社會制度迅速由社會主義演變為資本主義，最后以蘇聯解體這樣的亡黨亡國悲劇告終。
    蘇聯共產黨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這樣一段歷史表明，如何評價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確是事關社會主義前途和命運的原則問題，當時我們黨和毛澤東抓住斯大林問題同赫魯曉夫展開辯論，并不是說了一些沒有意義的空話，而是具有戰略意義的。
    清代思想家龔自珍說過一句名言：“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推翻一個政權，必須先要否定這個政權的歷史，把它妖魔化，而要做到這一點，丑化這個國家的領袖是最便捷的途徑。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是深諳此道的。在我國，敵對勢力千方百計誣蔑、攻擊毛澤東，也是這種手法的表現。他們反對毛澤東，并不僅僅是反對他個人，而是反對他開創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以便“向英美學習”，“回到人類文明的正道”，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針對國內出現的這股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思潮，旗幟鮮明地提出，要正確評價毛澤東，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不僅今天，而且今后，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并把這一點寫進了十一屆六中全會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保證了我國政局的穩定，并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啟動改革開放筑牢了思想基礎、夯實了政治前提。這是鄧小平的偉大歷史功績之一。如果當時讓這股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思潮泛濫開來，勢必造成思想混亂、政局動蕩，社會主義道路無法堅持，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開放更無從談起。
    三、意識形態領域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前哨陣地
    十年論戰，除了反對赫魯曉夫的凌駕于兄弟黨之上的“老子黨”思想和做法之外，重點是在理論問題上的爭論，即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來批判修正主義觀點，分清意識形態領域的原則是非。
    我們有沒有必要重視意識形態的爭論呢？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核心是政權問題。敵對勢力要實現資本主義的復辟，必須奪取政權，然后才能利用政權的力量，恢復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然而要奪取政權，必須先做意識形態工作。道理很簡單，在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條件下，如果馬克思主義居于指導地位，黨內以及整個社會有統一的社會主義的理想和信念、統一的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那么任何政治勢力都不可能從無產階級手里奪取政權的。只有把思想搞亂了，整個社會、尤其是黨內喪失了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念，那么黨組織也就癱瘓了，喪失了戰斗力，這樣敵對勢力就可以順利地奪取政權。所以，意識形態領域是共產黨同敵對勢力斗爭的前哨陣地，也是敵對勢力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的突破口。毛澤東在十年論戰期間針對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的危險，指出：凡是要奪取一個政權，總是先制造輿論，做意識形態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階級也是這樣。這是一個帶規律性的現象，蘇東劇變的過程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存在一種傾向，即有些人往往只重視經濟工作，忽視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仿佛只要把經濟搞上去了，無產階級政權就自然而然地鞏固了。毫無疑問，經濟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只有把經濟搞好了，生活得到改善，人民才會擁護社會主義，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得以鞏固的基礎。但是，對于社會主義來說，僅僅把經濟搞上去是不夠的。蘇聯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不到70年時間里，在發展經濟的環境十分惡劣的條件下，從一個工農業生產極其落后的國家一躍而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成績是有目共睹的，這一點，連一貫反共的撒切爾夫人也是承認的。然而卻在戈爾巴喬夫上臺后短短6年時間里突然崩潰，其中原因值得深思。我們黨中央在總結蘇聯演變的教訓時指出，蘇聯的亂，實質是先把思想搞亂了，他們拋棄了列寧、斯大林兩把刀子，使得黨失去了理想、信念。思想混亂是從赫魯曉夫開始的，而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達到了頂點。所以葉利欽一聲令下，解散蘇共，蘇共就一點抵抗力都沒有。因此中央多次強調，經濟工作搞不好要出大問題，意識形態工作搞不好也會出大問題，在集中精力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同時，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識形態工作。這是十年論戰以及以后歷史的發展留下的寶貴的精神財富。
    在蘇聯的演變過程中，敵對勢力復辟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工作可以概括如下：核心是全盤否定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抓手是誣蔑、丑化黨和人民的領袖，方法是把非意識形態化作為過渡，逐步誘導群眾。從黨的意識形態工作角度看，值得重視的是，為什么敵對勢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盡管是違反歷史事實的謬論，卻能在蘇聯社會上蔓延開來，并逐漸地成為主流思想，左右輿論？最根本的原因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集團不僅不同錯誤思潮進行斗爭，引導黨內外人民群眾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全面正確地分析和認識歷史問題，反而擺出一副“開明”、“寬容”的形象，以所謂“民主化”、“公開性”、“多元論”的口號，為否定一切的錯誤政治言論撐腰和張目。他主張的“民主化”，是不分階級、不講專政和集中的民主，這為反共勢力的猖狂進攻打開了綠燈；他主張的“公開性”，所謂的“不留歷史的空白”，是放手讓反共勢力大肆渲染和夸大蘇聯歷史上和現實生活中的錯誤和消極現象；他主張的“多元論”，是允許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作用的言行合法化，聽任資產階級思想自由泛濫。所有這些“民主”、“公開”、“多元”的鼓動，都是“單行道”，即只準發表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不準有人針鋒相對地進行批判；只準反共勢力毫無阻礙地組織游行、集會、罷工、罷課，卻不準共產黨進行反擊。在這條方針、路線指引下，敵對勢力可以肆無忌憚地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而共產黨自己的手腳卻被捆住了，只能聽任敵對勢力的攻擊，束手待斃。利加喬夫在回憶錄中曾詳細敘述了這樣一個令他迷惑不解的事件：敵對勢力否定和攻擊黨的歷史的文章鋪天蓋地而來，蘇共中央政治局對此熟視無睹，聽之任之，從未提出異議；而安德列耶娃的主張對黨的歷史進行實事求是分析的文章剛一發表，戈爾巴喬夫及其親信雅科夫列夫就挾持蘇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做出反應，又是開會討論要求人人表態，又是組織寫批評文章進行反擊，又是查背景揪后臺。用利加喬夫的話來說，這是思維的“雙重標準”，對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文章，實行“意識形態多元化”；出現捍衛社會主義的反駁文章，則封殺追查，予以圍剿。在蘇共中央亮出這樣的“紅綠燈”導向下，敵對勢力制造的反共、反社會主義輿論暢行無阻，是不令人奇怪的。
    在大氣候、小氣候同時具備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國家里出現一波接一波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思潮是很難避免的，這是階級斗爭的反映，關鍵是如何對待，是堅決抵制、批判和斗爭，還是任其泛濫。蘇聯的教訓是：當敵對勢力散布各種反共反社會主義言論時，共產黨不僅不與之進行斗爭，反而標榜“民主”、“自由”為之開放綠燈，甚至沆瀣一氣，導致黨和社會主義被妖魔化，群眾對黨失去信任、對社會主義失去信心，從而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制度的政治動亂創造了條件。蘇聯劇變從反面證明，我們黨強調全黨要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強調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各種社會思潮，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怎么估計都不為過。
    四、要警惕黨的領導層出問題，注意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
    毛澤東在反對赫魯曉夫錯誤的十年論戰中，看到了黨內、尤其是領導層出修正主義的危險性。他把警惕黨內尤其是領導層走資本主義道路和接受資產階級思想的嚴重危險，作為一個戰略思想，作為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際問題提出來。1965年8月，他在一次談話中強調指出：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一切都變了，整個國家會改變顏色。所以，他特別重視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問題。他說，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在蘇聯搞和平演變，是向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我們中國）、所有共產黨（包括我們中國共產黨）敲響了警鐘。帝國主義對我們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沒有指望了，但他們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變。因此我們要準備后事，要培養革命接班人。他還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應該具備的條件。盡管在培養接班人的實踐中發生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但這一思想這不能不說是很有預見的。
    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問題就出在領導集團、尤其是第一把手戈爾巴喬夫身上。由于戈爾巴喬夫集團積極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與帝國主義以及國內的以所謂的“民主派”為代表的敵對勢力沆瀣一氣，把社會主義的蘇聯搞垮了，造成了亡黨亡國的悲劇。蘇聯解體的諸多原因中，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戈爾巴喬夫在其中起了極其惡劣的、甚至決定性的作用。正如我們黨中央領導同志指出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戈爾巴喬夫手里搞垮了。蘇聯的基礎設施、工業基礎都比較雄厚，資源豐富，人民的文化素質也是高的，但眼看著解體了，搞成今天這個樣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爾巴喬夫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包括取消黨的領導、拋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教訓深刻得很啊！
    在蘇聯解體后不久，戈爾巴喬夫自己就招認，他“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共產主義”，“當我親自認識了西方，我的決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的理想是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他說，“我只有身居高位，才能為此有最大的作為”，因此他“不懈地努力往上爬”，一直爬到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總統的位子。蘇聯解體，他離開了蘇聯總統的職位，“上百的記者以為我會哭泣。我沒有哭，因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經達到：我消滅了蘇聯和所有歐洲國家的共產主義。”在他這個蘇共中央總書記的領導下，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迅速瓦解，資本主義迅速復辟，那就毫不奇怪了。了解了這種背景，西方授予戈爾巴喬夫“諾貝爾和平獎”就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應該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出現戈爾巴喬夫這樣的以消滅共產主義為終身目的的叛徒不是偶然的，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很難避免的。這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尚處于發展初級階段的國際國內的環境下，存在著產生反共反社會主義思潮的土壤和條件，而戈爾巴喬夫正是這種思潮的代表人物。列寧說過：“機會主義不是偶然現象，不是個別人物的罪孽、過錯和叛變，而是整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產物。”對于戈爾巴喬夫和他的“新思維”也應該這樣看待。毛澤東曾經深刻地指出社會主義國家里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他說，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是修正主義產生的外部條件，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是修正主義產生的內部條件。這一分析完全適用于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反共思潮。我們不應該把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及其帶來的后果僅僅看作是他一個人的作用，而應該把它放到國際國內兩個階級、兩種社會制度激烈斗爭的背景下加以觀察，這樣才能觸及事情的本質，才能真正從“戈爾巴喬夫現象”中吸取教訓。
    從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的教訓看，防止像戈爾巴喬夫那樣的修正主義分子混進領導崗位，保證各級領導、尤其是中央領導牢牢掌握在忠于黨、忠于人民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改變顏色的關鍵。為了做到這一點，決定性的事情是要培養和選擇接班人。鄧小平強調指出：“我們一定要認識到，認真選好接班人，這是一個戰略問題，是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長遠利益的大問題。要看到這是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我們有正確的思想路線，有正確的政治路線，如果組織問題不解決好，正確的政治路線的實行就無法保證，我們向黨和人民就交不了賬。”他是從中國會不會改變顏色的高度考慮接班人問題的。他說：“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我們說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選拔、培養接班人的“四化”標準，最重要的是“革命化”，即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還是鄧小平說的，領導班子“要選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自己培養起來的、政治上好的、有馬列主義修養的人還是有的。”一旦發現接班人有原則性的政治問題，就必須堅決調整，絕不姑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們黨兩任總書記接連栽跟頭，就是這樣。鄧小平指出：“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并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選的時候沒有選錯，但后來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中最核心的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后來，他在1992年視察南方的重要談話中，談到培養接班人的教訓時，再一次闡述了這一點。他說：“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我們就著手選拔接班人，找好第三代領導集體，以保證黨的基本路線的貫徹執行。但找的“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正是在接班人問題上把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放在第一位，保證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沿著正確的方向健康地發展。
    警惕領導層出修正主義、注意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也是十年論戰留下的重要啟示。后來蘇聯和中國沿著不同道路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點。
    五、必須正確地對待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
    社會主義社會還有沒有階級斗爭？還需要不需要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來觀察和分析社會問題？這是十年論戰中的一個關鍵問題。毛澤東在論戰中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來探討這些問題。他在這個問題的探討過程中，既有重要的貢獻，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理論財富，也有嚴重的失誤，導致人為的階級斗爭，以至發動“文化大革命”，給國家帶來災難性后果。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我們應該采取科學的態度冷靜地進行分析，既要對其中錯誤的東西引以為戒，又要從中吸收有益的東西。我們不來全面地分析這個問題，只是想指出一點：蘇聯演變證明了毛澤東重視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問題是有極大的預見性的。
    我們看一下戈爾巴喬夫上臺以后那一段歷史吧。那時，蘇聯的政局猶如萬花筒一般，變化無常，政治性事件層出不窮，今天這里罷工，明天那里罷課，時不時又爆發流血沖突。政治組織不斷產生，宣言滿天飛，不知道他們想干什么。在紛繁復雜的局面面前，人們往往不知所措。其實列寧早在1914年就對分析復雜的政治事件談到一個方法論性質的意見，他說：“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撲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的理論。”他再三告誡說：“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離開分析階級關系的正確主場”。從赫魯曉夫開始到戈爾巴喬夫長達近40年時間里，由于蘇聯共產黨否定階級斗爭的存在，從根本上拋棄了階級分析方法，這就看不清楚問題的實質了，也找不到對付復雜局面的正確方法。
    回顧一下蘇聯演變的過程，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社會主義條件下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斗爭的核心是政權問題。蘇聯演變的實質是敵對勢力（即所謂的“民主派”）在西方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在共產黨內的新修正主義分子（即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分子）的鼓勵和縱容下，三者相互配合，向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奪取政權的過程。整個過程顯示出這樣的“三部曲”：第一步，黨外敵對勢力和黨內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分子相互勾結，全盤否定和攻擊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制造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輿論，做反革命的意識形態工作，搞亂了黨員、干部和廣大人民的思想，動搖了他們的社會主義信念；第二步，敵對勢力在廣大黨員和群眾思想混亂的基礎上，瓦解黨的組織，制造政治動亂，乘亂一步一步奪取政權，而共產黨在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步步退讓，拱手讓權，最后無產階級政權被顛覆，并釀成共產黨被解散、蘇聯被肢解這樣的亡黨亡國的悲慘結局；第三步，資產階級政治勢力利用奪取到的政權的力量，推行私有化，恢復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奠定經濟基礎。
    蘇聯演變的過程，從政治斗爭的角度看，大體上經歷了以下幾個回合。第一回合，敵對勢力成立各種“非正式組織”，公開地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第二回合，為了在政治舞臺上同共產黨相抗衡，敵對勢力得寸進尺地要求正式成立政黨，實行多黨制；第三回合，在“自由選舉”的旗號下，敵對勢力一步一步地奪取地方政權，進而奪取全國政權；第四回合，借“8?19”事件失敗之機，解散蘇共，肢解蘇聯。從此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世界政治地圖上消失了，資本主義復辟在蘇聯疆域內成為現實。
    回顧蘇聯演變的過程，誰都不能否認這是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在這場斗爭中，我們可以看到，敵對勢力是多么的猖獗，他們步步進逼，咄咄逼人，而蘇聯共產黨在否定階級斗爭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卻是不斷妥協，直至讓出政權、自動解散。這一過程真是驚心動魄！
    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毛澤東曾經明確指出，“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如果對于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斗爭。”這一論斷，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很多人不理解，而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國內也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議，然而我國1989年的政治風波，用鄧小平的話來說，“給我們上了一堂大課”，而蘇東劇變則用資本主義復辟這一活生生的事實證明了毛澤東這一論斷是多么正確、多么具有預見性。     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問題必須有一個科學的、實事求是的估量。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的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我們黨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指出在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消滅以后，階級矛盾已經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但“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可能激化。既要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斗爭已經熄滅的觀點。”這是科學的論斷。蘇聯的悲劇恰恰是忘記了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階級斗爭，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用民主社會主義的階級調和論來處理客觀上存在的激烈的階級斗爭，結果丟失了政權，落得個亡黨亡國的悲慘下場。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明確，就是要把以階級斗爭為綱同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區分開來。“綱”是指黨的中心工作。毫無疑問，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大規模群眾性的階級斗爭已經過去的情況下，黨的工作以階級斗爭為綱是錯誤的。然而正如上面指出的，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仍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一定條件下還會激化，因此，我們還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江澤民曾經指出：“我們糾正過去一度發生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不等于階級斗爭已不存在了，只要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我們就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與方法。這種觀點與方法始終是我們觀察社會主義與各種敵對勢力斗爭的復雜政治現象的一把鑰匙。”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來觀察和分析有關的政治生活現象。
    十年論戰給我們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啟示，而蘇聯解體這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為慘重的教訓，從反面證明這些啟示是永遠不能忘記的。有人指出，蘇聯是一面鏡子，如果說在20世紀50年代初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面正面的鏡子的話，那么，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的演變，則是一面反面的鏡子。殷鑒不遠，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斗爭遠未結束，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遠沒有過去。在這種情況下，重溫毛澤東在十年論戰中提出的一系列已被實踐和歷史證明了的思想是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意義的。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71期，摘自2010年第6期《政治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