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鄭永年的中國改革觀

武 兵

內容提要：

新加坡著名學者鄭永年在一篇訪談錄中，提出中國改革分三步走，也即經濟改革、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三個階段。他認為第一個階段的經濟私有化改革已經完成并給予充分肯定。但同時他認為，經濟改革“欠賬”很多，所以在闡述第二階段的社會改革中，提出了“還債”、“建立消費社會”和“ 民主化”三個“功能”問題。對于第三階段的政治改革，鄭永年認為，90年代的改革，使民營企業長大，出現私有產權；允許資本家入黨，改變了共產黨的階級性；修改憲法，以及后來出臺的《物權法》，承認了私有產權的合法性。由此，共產黨由“階級性”的革命黨轉向了“包容性”、“開放性”的執政黨。與此同時，鄭永年提出，當前政治改革還存在許多阻力，因此，出現“改革疲乏癥”。為走出“困局”，鄭永年提出了一些主張和建議，歸結起來就是要中國以美國為榜樣，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

本文針對鄭永年提出的這些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從五個方面進行了解析和評論：

一、承認并贊揚私有化的經濟改革已經完成；

二、社會改革的“三個功能”難以自圓其說；

三、政治改革要“深”到何方去？

四、改革的阻力與“破局”的危險；

五、回歸社會主義是中國唯一出路。

本文最后結論性地提出：中國人民一定會回歸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這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不以任何人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也一定能實現！

鄭永年先生是新加坡著名學者，號稱中國問題專家。筆者對他的文章還是比較喜歡讀的。在眾多改革“精英”們假話連篇、變著法兒掩蓋現實問題、忽悠中國老百姓的世風下，鄭先生的文章有時還能說點真話，還能承認中國社會一些現實問題，而且直言不諱地提出要中國以美國資本主義為榜樣。這種相當坦誠的態度，是筆者比較喜歡讀他的文章原因所在。

鄭先生雖然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在首都的北京大學受過高等教育，但就其世界觀而言，并非信仰馬克思主義。盡管如此，對于我們之間的不同觀點，可以本著百家爭鳴的精神共同探討，相互切磋。究竟哪一種觀點正確，最終要由實踐來檢驗。

《中國青年報》于2010年10月27日，在“冰點”欄目發表了題為《改革深，社會穩——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訪談》的長篇文章。

筆者注意到，最近一個時期，鄭先生就中國的改革問題頻頻發表文章。這篇訪談錄的觀點，對于一部分人（包括國內的某些人）來說，是具有代表性的。它觸及到中國改革的許多方面，特別是政治改革的敏感區域，即“深”到哪里去的問題，因而值得認真地分析和討論。

鄭先生是從中國改革的三步走，也即三個階段，來闡述他的看法和主張的。

一、承認并贊揚私有化的經濟改革已經完成

鄭先生認為：“經過90年代的改革，經濟上基本的市場制度確立起來了。比如說1994年的稅收制度、1998年的中央銀行制度、加入WTO等等，中國市場經濟基本雛形已經建立。也就是說，經濟改革作為主體性改革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了。”

在西方的詞匯里，“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代名詞。鄭先生在這篇訪談錄里也說：“你不叫資本主義叫市場經濟也可以”。這就等于說，在我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已經完成，私有制經濟已取代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資本主義已取代社會主義，這是不爭的事實了。鄭先生能夠實話實說，是值得我們贊許的。

鄭先生雖然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就是資本主義改革，但他并不反對這種改革，因為他不反對資本主義。他認為，當代資本主義已經不同于原始積累時代的資本主義。

鄭先生在中國讀中學和大學的時候，一定學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課的，這在鄭先生的記憶里也一定不會沒有烙印的。但是，鄭先生在這篇訪談錄中，卻引證馬克思的一些話來為當代資本主義辯護，而他如此引證的馬克思主義，筆者是不敢茍同的。例如：

（一）資本主義的本質是什么？鄭先生提出，按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的本質，就要把所有的東西貨幣化，所有的東西都可以用來交易，因為利潤是資本唯一的目標。”筆者沒見到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本質做出過這樣的定義。鄭先生這一段話，實際上是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其它生產方式所共有的商品流通的現象。馬克思說：“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這兩種現象，是許多生產方式所共有的，雖然在范圍和重要性上是不等的。所以如我們僅認識它們所共有的商品流通的抽象范疇，我們對于這各種生產方式的特征，就還不能有任何認識，也不能下任何判斷。”（《資本論》第一卷第133頁注）

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始終認為，以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并剝削雇傭勞動即勞動力的商品化才是資本主義的本質。還有，鄭先生提出的“利潤是資本唯一的目標”的表述，也不夠恰當。資本追求的唯一目標應該是剩余價值更確切一些。因為，利潤只是剩余價值的表象形態，剩余價值才是利潤的本質。馬克思說：“剩余價值，作為全部預付資本的這樣一種觀念上的產物，取得了利潤這個轉化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44頁）長期以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為了替資本主義剝削制度辯護，總是把利潤說成是資本本身的產物，把資本的一切部分都表現為利潤的源泉，這就把資本各個部分的不同作用、資本對雇傭勞動的剝削關系掩蓋起來，似乎利潤是資本的產物，或者說是資本、土地、勞動三種要素共同的產物。這樣，資本家得到利潤，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勞動者得到工資，是公平合理的，似乎誰也沒有剝削誰。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揭穿了其中的秘密，指出利潤、地租、利息等等，都來自剩余價值。而剩余價值是勞動者創造的。這樣，資本對雇傭勞動的剝削關系就一清二楚了。按理說，鄭先生在中國所受過的教育，對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本質的論斷應該不會陌生。現在他卻如此引證，人們不能不想，鄭先生是不是有意在掩蓋資本主義的本質呢？

（二）資本主義的掘墓人是誰？鄭先生說：馬克思所揭示的是“西方早期的資本主義”，是“原始的資本主義”。那時的資本主義“對西方整個社會破壞得很厲害”，是“悲慘世界”，所以，“馬克思當時得出的結論，資本主義本身是它自己的掘墓人。”

資本主義的掘墓人應該是無產階級，而不是什么含糊不清的“資本主義本身”。早在1843年馬克思所寫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以及1844年恩格斯所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就作了論述。而在他們合著的第一部無產階級政黨的綱領、著名的《共產黨宣言》中，就科學地提出和論證了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歷史使命。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不僅鍛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還產生了將要運用這種武器的人——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又說：“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使工人通過聯合而達到革命團結代替了他們由于竟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于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7、263頁）這就明確無誤地告訴人們，無產階級才是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掘墓人。鄭先生拋開無產階級，而談資本主義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這種張冠李戴的表述，顯然是在抹殺無產階級的偉大歷史使命和作用。

（三）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否已經改變？鄭先生認為是改變了。他說：“從原始的資本主義，過渡到現在比較人性化的資本主義，或者福利資本主義”，已經完全不同于“原始的資本主義”和“早期的資本主義”。現在的資本主義“是通過社會改革，把社會保護起來。現在西方對經濟和社會領域有了比較科學的區分，經濟這一塊要市場化，盡量創新、競爭，這是進步的關鍵。但社會這個領域要保護起來，不可以把社會領域無限地貨幣化，或者用馬克思的術語，商品化。”鄭先生還列舉了西方社會“有社會保障”，“上學不用太花錢，看病不要錢，或者不需要很多錢，住房也不貴。在這些方面有社會政策作保障。”聽鄭先生的口氣，似乎當下的資本主義已經社會主義化了，甚至比社會主義還要好，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學習的“樣板”。

顯然，鄭先生的這種分析和論斷是不符合當今資本主義世界現實的。當今資本主義的全部現實表現證明，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為了緩和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掌握政權的資產階級在剝削的形式和手段上做了某些改良，就是從他們占有的剩余價值中，拿出一點點，分出一杯羹，給被他們剝削的本國無產階級以某些維持生存的社會福利，以維持資產階級的統治。從實際情況看，這種做法能夠收到一點有限效果的，一般限于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因為他們除了占有本國勞動人民的剩余價值外，還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人民進行殘酷野蠻的剝削和掠奪，獲取巨大的超額利潤，作為他們對本國人民搞一點福利的主要來源。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這樣的國家人口只占五分之一。其余占資本主義世界人口五分之四的發展中國家，多年來也在學發達國家的辦法，但因為他們沒有那樣的超額利潤，反而處于被帝國主義和發達國家剝削掠奪的地位，所以總是學不成個樣子。這個問題，只要看一看亞非拉大多數國家的民生困窘情況，就十分清楚了。

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包括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盡管搞了一點有限的社會福利，但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和特征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更沒有消失。第一、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沒有改變，它依然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第二、資本的剝削依然存在，由此而造成的社會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不僅沒有縮小，而且還在進一步擴大。第三、資本主義的國家政權性質沒有改變，維護資產階級利益和統治地位依然是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主要職能。第四、帝國主義的本性沒有改變，對外侵略與掠奪依然是當代壟斷資本主義的基本政策。因此，鄭先生回避資本主義的剝削本質，美化資本主義改良的言論，都是站不住腳的。把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作為中國改革的“樣板”更是荒謬的。早在六十多年前，毛主席在評美國白皮書中就批評了“那些相信美國什么都好，希望中國學美國的人們”（《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88頁）。幾十年過去了，鄭先生的頭腦里為什么還停留在那個陳舊的民主個人主義思想中不能自拔呢？

二、社會改革的“三個功能”難以自圓其說

鄭先生認為，經濟改革、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三者是密不可分、相輔相成的。以經濟改革為主體性的改革階段，也有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是輔助性的。中國現在已經進入“社會改革”為主體性的改革階段。

他說“本世紀初以來就開始進行社會改革，社會改革就變得非常重要。”“社會改革”怎么改？鄭先生提出要實現“三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是“還債”。他說：“前面主體性的是經濟改革，產生了很多的問題，比如說國有企業體制變化，從大鍋飯到流動性勞動力市場，從前依附于國有制企業上的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和住房制度已經不能適應新的條件，而經濟改革本身又沒能確立這些方面的社會制度。社會公平因此受到很大的損害。還有對環境的破壞。”特別是“醫療和教育成為暴富的領域，在世界歷史上很少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這些都需要還債”。

鄭先生對改革中所產生的這些嚴重社會問題的描述，我們可以這樣來解讀：國企私有化，工人雇傭化，醫療、教育、住房市場化，工人階級貧困化，主人翁地位被虛化，勞動群眾被壓在新的“三座大山”下……。

如此嚴重的社會“損害”和“破壞”，其根源何在？罪魁禍首是誰？怎樣“還債”？其實，鄭先生在論述經濟改革的問題時已經涉及到了，那就是通過以資本主義為導向的經濟改革，把社會主義的公有制變為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把按勞分配變為按資分配，對勞動人民進行殘酷剝削。歸根到底，私有制是罪魁禍首，是萬惡之源。私有制不除，何以“還債”？

但鄭先生卻不按照這個思路和邏輯去分析，而是舍本求末。他認為：根源、禍首是“新自由主義”，是對新自由主義抵抗不力。誰抵抗不力呢？他說：“新自由主義進到中國”，“各級政府成了這些新自由主義的主體”，導致“現在的狀況是，改革的動作不大，發展經濟加快，社會不穩定。”他說：“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到了中國變成GDP主義，好多社會的東西都被破壞掉了，當然就沒有穩定的基礎了。”

新自由主義固然是產生這些嚴重問題的重要原因，但鄭先生并沒有進一步去剖析新自由主義的制度屬性和階級本質，因此，他的分析依然是一本糊涂賬。

怎樣看待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的影響呢？

筆者認為，首先，應當從本質上看。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社會矛盾和階級斗爭發展的產物。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是20世紀30年代后期發展起來的一種資產階級經濟理論。它批判凱恩斯主義，反對政府干預，堅持經濟自由主義，強調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認為這樣就可以有效地維護弊端叢生的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告訴我們，無論是古典自由主義、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還是主張回復古典自由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它們作為西方國家一定時期流行的一種派別和思潮，都是屬于資本主義范疇，都是為資產階級的統治服務的。

其次，從對我國的實際影響上看。可以說，新自由主義是秉承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中國實行西化、分化、和平演變的旨意和使命而來的。因此，他們不只是對我國社會公平和社會主義福利的破壞，而是對我國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顛覆。在一定意義上講，新自由主義對我國，就是帝國主義推行新殖民主義的代名詞。對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新自由主義鼓吹和推行的幾個主要內容上，看得一清二楚。一是否定公有制，主張私有化；二是否定計劃經濟，主張市場化；三是否定社會主義，主張資本主義；四是否定國家經濟獨立和主權，主張全球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一體化。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就是一個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政客。

再次，回過頭來看，教訓深刻，后果嚴重。我國那些改革的“精英”們，所念的改革“經”，所開的改革“藥方”，不正是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那一套嗎？！好端端的一個社會主義制度，硬是被這幫政治騙子、江湖醫生及其主子帝國主義和走資派給害死了！

鄭先生看到了新自由主義表面上的某些危害，但沒有從其本質上去剖析和批判，所以，只是隔靴搔癢。所謂“還債”，也只能是空頭支票。

第二個功能，是深化經濟改革。他說：“要通過社會改革來深化經濟改革，……找到新的經濟增長的根源。”這個增長根源就是“要建立消費社會”。“沒有社會保障機制是建立不起消費社會的。社會改革就是要建立把社會保護起來的制度，用社會保障的制度鼓勵老百姓消費。”

在談到消費社會時，他還對比西方的社會保障情況，指出中國社會保障方面問題很多，“出了很多的房奴、孩奴，什么‘奴’都有，沒有社會保障機制”。“更糟糕的是，中國很多年來，尤其是地方政府，不僅沒有提供社會保障機制，反而是通過破壞社會、損害社會的方式達到經濟的增長”。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呢？鄭先生認為，是因為很多改革者“沒有把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區分開來。改革過程中，簡單地把經濟領域的原則應用到社會領域。”

筆者認為，鄭先生的論述是自相矛盾的。他陷入了一個認識怪圈。第一、社會的“欠債”，是經濟改革造成的，也即私有化造成的，而他提出的解決辦法不是去恢復公有制，而是繼續深化私有化的改革。顯然，如此“深化”，只能是雪上加霜、飲鴆止渴。第二、鄭先生所列舉的這些“債”應該是全局性的，而非局部性的，把矛頭指向地方政府，指向下面，有失公允。第三，根本問題不在“很多的改革者”和“智庫人士”的專家學者，而在改革的總設計師為誰設計，推行什么路線和政策，走什么道路。總之，鄭先生的分析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第三個功能，是民主化。他說：“就是要為未來的民主化奠定基礎”。他提出：“好的民主才是好東西，壞的民主比什么都壞”。他認為歐美資本主義的民主是“好的民主”，非洲、拉丁美洲、亞洲有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是“劣質民主”。他希望“中國民主化了，就是優質的民主，而不是劣質的民主。”他認為，好的民主和壞的民主，主要是“制度建設”。“比如說基本的經濟制度，更重要的就是社會制度。”他說：“為什么拉丁美洲、亞洲有那么多的劣質民主？就是因為沒有這些國家制度，在國家制度建成之前，過早引入選舉民主。西方國家因為有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有社會保護機制”，所以才有好的民主。他說：“西方民主，當然現在也有問題，但不管怎么說運作得比較良好”。他還認為，西方民主好，“不僅僅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了物質基礎，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的功勞，就是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減少社會分化，使得社會比較平等一些。” 就是說，資本主義運用了“社會主義的保障制度”，所以才是好的民主。好了，鄭先生的話說得夠清楚的了，這不正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的“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嗎？不正是“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會的弊病，以便保障資產階級社會的生存”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80頁）因此，鄭先生的這些主張，不過是馬克思恩格斯早就批判過的“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的主張的復制品而已。

鄭先生不僅僅是談民主，通過民主層面，進而談到中國的國家制度層面。他說：“中國如果在民主化之前不能把國家制度建設好，肯定是一個劣質的民主”。“好的社會都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結合，你不叫資本主義叫市場經濟也可以。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到今天為止最有效的創造財富的機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可以創造財富，創造出一個中產階級來，但是它本身不會保護財富，也不能保護中產階級。保護財富、保護中產階級的是社會主義。”鄭先生的這段話，可謂是驚人之語。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相“結合”的國家制度是最好的國家制度。而美國等西方國家是“結合”最好的，因此也就是最好的國家制度。他不僅是表揚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同時也是希望中國走這一條“結合”的路。

鄭先生的這套“理論”，人們并不陌生，就是“趨同論”（CONVERGENCE  THESIS）。即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正在趨向同一方向發展。這個“趨同論”，既被改革“精英”們當成寶貝，也被新老修正主義者所推崇。毛澤東當年在批判修正主義時指出：“修正主義者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他們所主張的，實際上并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本主義路線。”（《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鄭先生不是共產黨人，自然不屬于修正主義的范圍。但身為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麥克阿瑟博士后研究基金獲得者、英國諾丁漢大學終身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對于國際上流行多時的“趨同論”，是不會不知曉的。

鄭先生的上述言論，不能不讓人們聯想到劉曉波等人所炮制的《0八憲章》，聯想到他們所推銷的“普世價值”和“民主憲政”。

必須指出，一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及稍微了解資本主義發展史的人，都不會贊同鄭先生這種主張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水火不相容的兩種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公有制與私有制怎么能“結合”和“趨同”？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怎么能“結合”和“趨同”？無產階級專政與資產階級專政怎么能“結合”和“趨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與資產階級的民主怎么能“結合”和“趨同”？這樣兩種截然對立的國家制度，本是誰代替誰、誰吃掉誰的關系，怎么可能“結合”和“趨同”呢？！再說，如果西方國家的制度果真如鄭先生說的那么好，就不會出現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就不會出現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也不會出現時至今日還在發生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和各國工人階級反抗資本剝削的大罷工等斗爭風潮，就不會出現時至今日還在連綿不斷發生的侵略與反侵略戰爭。

當然，我們說西方國家的制度和民主不是個“好東西”，并不是說，中國目前的制度和民主就是個“好東西”。由于中國經濟基礎的改變，中國的國家制度和民主制度已經發生了變化。如鄭先生所批評的，很多好的東西遭到“損害”和“破壞”。不過，鄭先生要把中國的國家制度和民主制度引向徹底美國化的主張，這是筆者不能同意的。因為那樣，中國會更加“糟糕”。

至于，鄭先生所大談特談的“改革、發展、穩定”這樣“一個良性循環”，如果不改變私有化的經濟基礎，不改變大多數人雇傭奴隸的地位，是不可能兌現的。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社會就不會有合理發展和穩定，反之，要合理發展和穩定，就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兼而有之。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剝削，哪里就有斗爭。”毛澤東的這句名言是一個千古不變的定律。

三、政治改革要“深”到何處去？

政治改革是鄭先生這篇訪談錄要談的主要話題。

政治和政黨是不能分離的。西方有個“政黨政治”之說。政治改革必然要與政黨改革相關聯。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是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產物，任何政黨都有其鮮明的階級性。

鄭先生談到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改革”時說：“在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改革過程中，民營企業長大了，就出現私有產權的問題。所以開始修改憲法，承認多種所有制，承認私有產權，到2007年出臺了《物權法》。政治上的調整主要是允許民營企業家入黨。這個是了不起的變化，使得共產黨從以往的革命黨開始轉向執政黨。革命黨依賴的是工人、農民，不是一個包容性的政黨，是階級性的政黨；現在開始向各個社會階層開放，所有優秀人士都可以加入共產黨，這是一種開放性的政黨。我覺得，未來的歷史看今天，這是共產黨內部一個大的轉型，即向執政黨轉型的開始。所以總的來說，90年代接受了80年代的教訓，政治改革配合經濟改革，配合得很好。”

這段話很有一點對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回顧和總結的意思。先是改變經濟基礎，再來改變上層建筑。從邏輯上講，似乎合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這樣一個規律。不過這種“規律”，不是歷史的進步，而是歷史的大倒退！共產黨員變成資本家，資本家加入共產黨，的確是個“了不起的變化”！所謂“革命黨轉向執政黨”，是無恥地背叛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所謂“包容性的政黨”，是赤裸裸地拜倒在資產階級的膝下；所謂“開放性的政黨”，是叛徒們對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出賣；所謂“政治改革配合經濟改革”，是走資派們配合帝修反，把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中國引向萬劫不復的資本主義、殖民主義深淵。這樣的“改革”，這樣的“變化”，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特別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當然是皆大歡喜，當然要為之歡呼，當然要稱贊其“了不起”。而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對這種“變化”，則是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的，他們絕不會贊成給他們帶來剝削和壓迫的這種被資產階級稱之為“了不起”的“變化”！

在鄭先生看來，中國共產黨光有“轉向”還是不夠的，還要拿出行動來，進一步“壯大”資產階級力量，使資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主體”，這樣才能達到改革、發展、穩定的目的。他說：中產階級“是政黨政治和多黨政治的穩定力量”。“因為是社會制約政黨，不是政黨之間互相制約。像美國，無論是共和黨也好，民主黨也好，無論哪一黨上臺都要照顧龐大的中間階層、中產階級的利益，只是一個偏右一點，一個偏左一點，但偏不到哪里去，因為一旦喪失中間群體的話，誰也執不了政。”所以他認為中產階級應該成為“社會的主體”。他說：“中國，創造財富的機制它已經找到了，就是市場經濟。現在無論是憲法、黨章，都承認和保護這一點。現在缺乏的是，怎么樣保障創造出來的財富，怎么樣把中產階級保護起來，使得它繼續壯大。”

鄭先生認為，中國高層提出的“小康社會”就是“中產階級社會”。鄭先生還認為，溫家寶總理所說的“通過政治改革來保障改革的成果”，也是“從這個角度來看”的。

鄭先生反復強調壯大和保護的“中產階級”，到底是怎樣一個階級概念？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先后分析了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分析中產階級時，毛澤東指出：“這個階級代表中國城鄉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企圖——實現民族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是完全行不通的……”。這里，毛澤東明確地把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看作是中產階級。而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把從事腦力勞動的白領雇員也稱為中產階級或白領階級，其目的在于論證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或正在“中產階級化”，從而否定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否定資本的剝削，淡化工人階級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我國改革開放以后，在與“國際接軌”中，也接過西方國家這個模糊階級、欺騙人民的概念，把資產階級稱之為“高收入階層”、“中產階層”、“中間階層”或“中產者”、“中等收入者”等等，它已不是馬克思主義就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意義上說的階級了。鄭先生所指的中產階級，決不僅僅是民族資產階級，他是泛指整個資產階級，自然包括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外國在中國的資產階級。所以，筆者認為，鄭先生關于中產階級的論述，實質上是要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投降資產階級，用中國共產黨所掌握的領導權，去為擴大和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

鄭先生提出，中國共產黨要行使好領導權，主要的是“推進改革”。鄭先生說：“光有統治權、行政權，如果領導權缺乏的話，就不好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怎么來？這就要領導改革，把改革事業推向前進，這是現在最大的、最重要的領導權資源。”他說：“我受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的影響比較深，他提出政治就是要講領導權的問題，領導權不是為了領導而領導，領導權是要做事情的——建設國家啊，推進改革啊，這些都是領導權的內容。就是說，你要確立一個領導權，但領導權并不是為了維護你自己領導者的利益，而是要為整體社會做事情。”他說：“葛蘭西說過，一個政黨要行使它的領導權，必須要超越自己本身的利益，代表其他各個社會群體、階層、階級的利益。”“黨必須是開放的，黨不可以被既得利益所利用”，黨要“通過開放掌握領導權。”鄭先生的這些話，說白了，就是要中國共產黨做一個“超越”無產階級階級“利益”的黨；要代表全國的各個階級，主要是資產階級；要向這個方向和目的“推進”和“深化”。這些話很耳熟，因為它不過是當年赫魯曉夫大肆鼓吹的“全民黨”、“全民國家”的陳詞濫調，而這個陳詞濫調推行的結果是蘇聯的變質和解體。今天，鄭先生是否也要中國共產黨通過這條路走向同樣的下場呢？

鄭先生很是推崇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的。為了說明問題，我們不妨看一看這位葛蘭西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安東尼奧•葛蘭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之一。主要著作是《獄中札記》。葛蘭西的主要政治觀點有，否定經濟計劃模式，反對“單純為政治服務的文化觀”，批判“蘇聯式馬克思主義”和“俄國的試驗”是“具有局限性并且缺乏領導權基礎，不具有（或尚未具有）有待效法的普遍價值”。葛蘭西認為：美帝國主義的“計劃性經濟”是一種高于斯大林式蘇聯“指令經濟”的形態，主張階級間的“妥協”。葛蘭西主張的“建構更為靈活的國家概念”，“它不同于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建構的國家概念”。他的國家概念，是“保障國家的穩定需要各種力量的平衡”，“要求各個基本階級之間的‘妥協’”。總之，葛蘭西認為，“國家是實踐活動和理論活動的整體，領導階級憑借這些活動不僅維護并辯護自己的統治，而且能夠獲得被領導者的積極認同”。顯然，葛蘭西的領導權概念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完全對立的。葛蘭西的這種主張，從根本上背叛了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原來，鄭先生所推崇的葛蘭西，并不是什么“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反馬克思主義者，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叛徒，一個地地道道地伯恩施坦修正主義分子。難怪鄭先生的改革觀中，總是流露出葛蘭西的思想痕跡。

改革“國家制度”，是鄭先生提出的政治改革的又一重要內容。常識告訴我們，國家機器主要是由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組成的。因此，鄭先生在回答如何“完善的現代國家制度”時特別提出，改革國家制度“政黨算一個，軍隊算一個；法治比較弱，概念都有了，但執法不行”。還有政府和人民之間、人大、政協等“相關制度需要改進”。他認為現在的“司法過于政治化”，也要改革。“執政黨可以主導立法、控制立法。但是一旦法律產生了以后，政治就要休止了，……不可以再政治化。”

這就是說，鄭先生是主張司法等國家機器不要“政治化”，但這是不可能的。國家是什么？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國家是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為了維護本階級的利益而對被統治階級實行專政的工具。因此國家制度總是存在鮮明的政治化和鮮明的階級性的，無論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概莫能外。這一客觀事實是不以人們主觀上承認與否為轉移的。鄭先生提出的壯大和保護資產階級，肯定《物權法》，不就是政治化的表現嗎？所謂改革國家制度，不過是改變國家制度的階級性，變社會主義制度為資本主義制度，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而已。這種改變，不是政治是什么？鄭先生的這套說教，相信的人是不會很多的。

四、改革的阻力與“破局”的危險

鄭先生在訪談錄中對目前中國政治改革的阻力談的比較多。

他談的阻力之一，是黨政沒有真正分開。他說：中國共產黨“希望從一個革命黨轉向執政黨”，“但是我覺得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執政黨，而是一個行政黨，政黨親自抓行政事務。這就出現了很多問題”，“政治事務就荒涼了。”在黨政關系上，鄭先生的主張是這樣的，他要中國共產黨向西方資產階級政黨那樣，不要去管政府、軍隊和司法，只關心黨內的“政治事務”就行了。然而，在共產黨的詞典里，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首先是一個革命黨，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然后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維護對國家政權的統治，建設社會主義。不這樣做，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了。再說，鄭先生所推崇的西方國家的政黨政治，其實也不像他介紹的那樣似乎與國家政權無關。在西方的政黨政治中，無論是一黨制、兩黨制、多黨制，都是資產階級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統治、實行本階級專政的政治形式。所以才有執政黨（在朝黨）或反對黨（在野黨）之分。兩黨制、多黨制，不過是資產階級不同政治集團的輪流“坐莊”執政，而不管是哪一黨“坐莊”執政，其維護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實行本階級專政的本質是不變的。中國共產黨如果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放棄對國家政權的領導，就會丟掉政權，重蹈蘇聯和東歐國家亡黨亡國那樣悲劇的覆轍。

阻力之二是所謂“票決民主”沒有真正實行。鄭先生提出：“黨內的票決民主應當早于政府的票決民主”，“中央的民主要先于地方的民主”，“這樣的程序才符合民主和國家制度建設的邏輯”。在推行“票決民主”的程序上，他認為：“推動自下而上的民主，這是很危險的一個過程。”“按照政治學上國家制度的邏輯，一定是自上而下建立起來的”。

人所共知，一種國家制度，民主與專政是互為條件，構成國家政權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毛澤東早就明確地指出：“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四卷本第1480頁）可以說，民主既是統治階級進行階級統治的方法，又是政權的組織形式或稱國家形式。鄭先生大力推介的所謂“票決民主”，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國家“憲政民主”或稱之為“民主政治”的那一套。歷史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民主制，是資產階級實行政治統治的典型形式，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另一面。資產階級國家制定了憲法，確立了議會制和普選制，聲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但在資產階級占有生產資料和無產階級只是雇傭奴隸的社會條件下，一切民主權利只能為資產階級所享受。因此，列寧一針見血地指出：資產階級民主“是一種殘缺不全的、貧乏和虛偽的民主。”（《列寧選集》第三卷第248頁）與資產階級民主相對立的無產階級民主，是到目前為止人類歷史上最高、最好、最廣泛的民主。因為它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是全體人民在共同享有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支配權的基礎上，享有管理國家的最高權力。廣大勞動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享有廣泛而有切實保障的民主權利。

誠然，時下中國的民主制度面臨著尷尬的局面。在形式上，依然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早已表里不一、名不副實了。如鄭先生所說，以私有化為導向的經濟改革已經完成，生產資料大部分已被資產階級所占有，隨之而來的是專政的性質也發生了根本改變，無產階級的民主已經難覓蹤影。怎么辦？按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邏輯來分析，鄭先生所推介的那套西方民主制度，的確是中國資產階級的迫切要求，似乎勢在必行了。事實上，中國私有制經濟取代了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后，已經為資產階級（包括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從事政治活動提供了強大的經濟基礎，這為實現鄭先生所主張的“票決民主”，邁出了重要一步。然而，如果真要實行“票決民主”，必定出現戈爾巴喬夫取消蘇聯憲法第六條（共產黨的領導）后那樣的局面。政治改革的“破局”之日，可能就是共產黨“出局“之時。這決不是危言聳聽。

阻力之三是黨“內外的分歧”。鄭先生在回答“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動力”和“擊退那種拒絕改革的聲音”問題時，毫不隱晦地說：目前中國患了“改革疲乏癥”。他說：“中國這十多年來應當說改革議程還是明確的，但改革的力度和社會所期望的已經相差很大”，“沒有很多實質性的動作”。他提出：政治改革不能“被社會推著走”，不能是“反應式的救火”。鄭先生認為，如果政治改革繼續“疲乏”，“這種局面維持不下去的”，是“很危險的”。 顯然，鄭先生所指的改革“疲乏”、力度“不夠”、沒有“動作”等不是下層，而是上層。

的確，近幾年政治改革和其它改革的步子比前幾年似乎放慢了一些，但這并不是上層的本意，也不是因為他們在心理上患了“改革疲乏癥”，而是客觀形勢使然。從上層來說，他們仍在不斷地強調改革要“進一步深化”，“決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但客觀形勢是：前些年以資本主義為導向的改革的嚴重后果日益顯現，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勞動人民為求生存不得不起而抗爭。各地的群體事件、罷工事件此伏彼起，日益增多，甚至發生通鋼那樣的國企工人將前來控股的資本家總經理群毆致死的反抗事件。這就使得有關方面不得不把進一步擴大私有化的改革步子暫時放慢一點；對于實行西方式民主的政治改革，也不得不更為謹慎一點，以利于現有統治秩序的所謂“維穩”。 當然，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上層中仍然有鼓吹“不改革死路一條”，發誓“風雨無阻、至死方休”的人。而且，改革還在“深化”，并沒有真正停止。例如，前不久公布的國務院“新36條”與最近公布的允許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進入醫療領域、開辦私人醫院的改革等。

阻力之四，是所謂“既得利益集團”。鄭先生說：“怎么樣超越既得利益呢？鄧小平的做法是，有既得利益阻礙的話，就在外面培養新的利益，使得新的利益對老的利益構成壓力，從而推進改革。”鄭先生所舉的是經濟改革的例子，是從公有制經濟（老的利益）外面培植私有經濟（新的利益）推動經濟改革的。筆者理解，政治改革如果參照經濟改革這個辦法，那就等于在共產黨外面再培植新的資產階級政黨和組織，來給共產黨施壓。這一招可真夠厲害的！鄭先生作為一個中國出身的外國學者，竟然對中國上層提出如此尖刻的警告，竟然提出如此大膽的主意，是頗為罕見的。

至于鄭先生所談的局面的“危險”，依筆者愚見，恰恰與鄭先生的擔心相反，如果按鄭先生推介的這個目標改下去，才是最危險的局面。正如錢學森同志生前所擔心的那樣：“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烏有之鄉2009-11-1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11/111848.html）

五、回歸社會主義是中國唯一出路

按著鄭先生的說法，目前中國出現了改革的“困局”。

要想解除“困局”、找到一條正確的出路，就必須弄清產生“困局”的原因。本文前面的解析，特別是引證錢學森同志的話，已經基本上回答了這個問題。不幸的是，錢老當時的“如果”，已經成為今天的“現實”。可以說，丟掉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制度，是出現“困局”和一切問題的根本原因。這已成為全國一切客觀公正人士的共識。

面對嚴峻的“困局”，鄭先生所提示的出路是走不通的。筆者認為，擺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的唯一出路，那就是：回歸社會主義道路。

這里所說的“唯一”，是否有些“武斷”和“絕對化”了呢？非也。因為這個“唯一”出路，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由之路，是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解放之路，是一百多年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功之路。

要回歸社會主義道路，就要恢復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恢復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真正做到“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始終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沒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這是被中國革命的歷史實踐證明了的，也是我國《憲法》早就明確規定了的。當前，中國階級斗爭的焦點，就在于如何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蘇聯把斯大林“打倒”了，蘇聯共產黨和國家就垮臺了。現在，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國內外的反動勢力，正在集中力量搞“非毛化”、“貶毛化”、“去毛化”，其目的就是借此把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搞垮。中國人民一定要緊密團結起來，堅決捍衛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

要回歸社會主義道路，就要恢復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毛澤東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現在，隨著黨的正確路線的改變，黨的無產階級性質也跟著改變了。如果不恢復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就會喪失黨的領導權，就不可能領導人民回歸社會主義道路。蘇東的教訓可資殷鑒。

要回歸社會主義道路，就要恢復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改革開放30年，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已經不存在了。目前，二、三產業中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在產值中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在從業人員中占百分之七十以上，第一產業（農業）成了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并在加速分化。新生的資產階級在人數、資產上早已大大超過“三大改造”前的民族資產階級。表示兩極分化、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超過了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面對如此嚴重的“困局”，有關方面不僅不反思，不糾正，反而大肆鼓吹所謂的改革開放“偉大成就”。

總而言之，回歸社會主義道路，是解決中國改革“困局”的最好選擇和唯一出路，舍此別無它途。

其實，筆者所主張的這個“唯一”，也寫在時下還在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里。《憲法》第一條對于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就明確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憲法》第六條對中國的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談到《憲法》，不得不多說幾句。《憲法》是什么？《憲法》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個國家所有法律法規之上的母法和最高法。

同國家是階級斗爭的產物一樣，《憲法》也是階級斗爭的產物。任何國家的《憲法》，都是由該國在階級斗爭中取得勝利、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所制定，并用以維護和鞏固本階級勝利的成果和政權。從《憲法》的階級屬性看，現代憲法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型，即資產階級《憲法》和社會主義《憲法》。

新中國的《憲法》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一樣，都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之上，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確立社會主義制度而制定的。

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分別于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先后制定、頒布了四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特別是1954年和1975年頒布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憲法》，是在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下，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表決通過而誕生的。它科學地總結了中國人民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憲法》經過多次修改。盡管其基本精神和一些規定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甚至是本質上的變化，例如鄭先生所說的“保護市場經濟”、“承認私有產權”等，但有關方面出于某種需要，還是保留了上面所例舉的幾條規定和表述。

然而，一個時期以來，《憲法》中的這幾條規定，也已被改革的“精英”們打著各種“創新”的旗號破壞殆盡。官商勾結、權錢交易，侵吞變賣公共財產，喂肥了眾多中外資本家，造就了一大批千萬富翁、億萬富翁。有資料顯示，目前我國占人口0.4%的高收入人群竟然占有70%的社會財富。（人民政協報2009年6月19日）如此這般，《憲法》規定的“公有制為主體”就變成私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就變成按資分配為主體，科學社會主義就變成“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參考消息》）。《憲法》中這幾條莊嚴的規定，變成了“只說不做”的一紙空文。而那些明目張膽地違反《憲法》這幾條的改革“精英”和資本家們，卻在那里侈談所謂“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這無異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褻瀆和對全國人民的嘲弄！

現在，事情越來越清晰了，這些違反《憲法》規定的的改革“精英”和資本家們，與鄭先生所主張的改革“深”化三步走的“路線圖”基本上是步調一致的。而他們這個“路線圖”所選擇的“出路”也是“唯一”的，那就是：徹底背叛社會主義，全面復辟資本主義。這兩種“唯一”出路的對立和斗爭，其實就是我們常說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對立和斗爭。這個斗爭是你死我活、不可調和的，還將是長期的、復雜的。這個對立和斗爭將貫穿到整個過渡時期。所以，我們要做好長期斗爭的思想準備，要準備打持久戰。

不管歷史的發展怎樣曲折，也不管革命的道路怎樣坎坷，我們堅信，中國人民一定會回歸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這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不以任何人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也一定能實現！

（2010年11月12日初稿，2010年12月8日

完稿。李成瑞、劉日新同志對此稿進行了修改，

并加寫了一些重要觀點和內容。    ——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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