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社會主義豈容否定？

——評《炎黃春秋》何偉《斯大林模式今天怎樣影響我們》文

奚兆永

《炎黃春秋》第8期發表了何偉教授的《斯大林模式今天怎樣影響我們》一文。何文表面上是批所謂“斯大林模式”，其實矛頭直指馬克思主義，直指科學社會主義，直指胡錦濤2007年6月18日的重要講話，直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明確規定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囂張之極，可說已經達到無法無天的程度。對于《炎黃春秋》和何偉教授的這一猖狂進攻，必須堅決予以回擊，對于他們所散布的種種謬論，必須堅決予以駁斥。

一、馬恩“沒有‘科學社會主義’這一概念”，它“是后人杜撰的”？

何文擺出一副馬克思主義研究專家兼社會主義權威學者的架勢，用一種非常絕對的否定口氣說，“目前一些人往往以捍衛‘科學社會主義’來堅持馬克思主義。但什么是‘科學社會主義’，它的內容是什么，人們還是說不清楚的，并沒有一個公認的標準。”文章還說，“‘科學社會主義’這一概念是后人杜撰的。”

事情當然并非如此。在這方面，人們只要舉出一個事實就可以將何文的武斷駁倒。不過，為了徹底駁倒何文的上述說法，還有必要對“科學社會主義”這一術語的來龍去脈做一些歷史的回顧。

“科學社會主義”并不是馬恩最早提出來的，而最初也不是專指門口設俄國是所創立的社會主義的。這一點，我們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里就可以知道。在那里，馬恩引用了德國“真正社會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卡爾·格律恩的話：

“‘他（圣西門）包含著……科學社會主義，因為圣西門的整個一生都在尋求新的科學！’（第82頁）”（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95頁）。

馬恩曾用辛辣的語言嘲笑格律恩說，“格律恩先生讀圣西門主義者的著作同讀圣西門本人的著作一樣多，就是說，他什么也沒有讀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96頁）
實際上，在19世紀40年代，“社會主義”還是資產階級的運動，馬恩當然不會稱自己的理論是科學社會主義。1888年，恩格斯在《宣言》英文版序言里曾說，“當我們寫這個《宣言》時，我們不能把它叫做社會主義宣言。”“在1847年，社會主義是中等階級的運動，而共產主義這是工人階級的運動。當時，社會主義，至少在大路上，是‘上流社會的’，而共產主義卻恰恰相反。既然我們自始就認定‘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那么，在這兩個名稱中間我們應當選擇哪一個，就是毫無疑義的了。而且后來我們也從沒有效果要把這個名稱拋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257頁）

隨著《宣言》的廣泛傳播，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日漸式微。在各種社會主義中，圣西門、傅立葉和歐文的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是最受馬恩重視的。但是這種社會主義所由以建立的基礎是李嘉圖的經濟學，因此李嘉圖又被人們稱為“社會主義之父”。李嘉圖認為，一切商品的價值都是由勞動創造的，而工人并沒有得到他們全部勞動的報酬，是不公平的。實際上空想社會主義者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他們的空想社會主義理論的，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是不符合公平和正義的原則的，因此他們的社會主義主張就是訴諸公平和正義。但是，李嘉圖關于資本與勞動交換的觀點存在著明顯的矛盾：如果這種交換是等價交換，資本家的利潤從何而來？如果這種交換是不等價交換，豈不是違背了價值規律？這是李嘉圖經濟學的一個難題，也是導致李嘉圖經濟學破產的一個原因。李嘉圖的這個難題被馬克思在《資本論》的第二篇（“貨幣轉化為資本”）里解決了。馬克思區分了勞動和勞動力，資本家所購買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資本家通過購買工人的勞動力而取得了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即勞動，這樣，他按照價值購買勞動力商品，又按勞動生產的商品價值出賣商品，使所取回的價值大于他所投入的價值，實現了價值的增殖。馬克思解決了導致李嘉圖經濟學破產的一個難題。對此，恩格斯說，“由于馬克思是以這種方式說明了剩余價值是這樣產生的，剩余價值怎樣只能在調節商品交換的規律的支配下產生，所以他就揭露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以它為基礎的占有方式的機制，解釋了整個社會制度在其周圍凝結起來的核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9頁）他還說，“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馬克思著作的劃時代的功績。它使明亮的陽光 照進了經濟學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中，從前社會主義者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學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的。”（同上，第548頁））

在這里，恩格斯明確無誤地使用了“科學社會主義”這一術語。不僅如此，恩格斯還在《反杜林論》第三編（“社會主義”）第二章（“理論”）的結尾部分對“科學社會主義的任務”講了這樣一段非常經典的話：“完成這一解放世界的事業，是現代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深入考察這一事業的歷史條件以及這一事業的性質本身，從而使負有使命完成這一事業的今天受壓迫的階級認識到自己的行動的條件和性質，這就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理論表現即科學社會主義的任務。”（同上，第634頁）而馬克思使用“科學社會主義”一語甚至比恩格斯更早。他在1874-1875年寫的《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里曾這樣回答巴枯寧：“《博學社會主義》這個名詞從來沒有使用過，《科學社會主義》也只是為了與空想社會主義相對立才使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00頁）馬克思不僅講了科學社會主義一語的使用情況，而且清楚地告訴了人們該詞出現的背景。在這樣的事實面前，何文還能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科學社會主義’這一概念”，“這一概念是后人杜撰的”嗎？

何文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歷來反對為未來社會設置‘預定看法’和‘提出一勞永逸的現成方案’，因而就沒有一個‘科學社會主義’的設想。”文章還說，“恩格斯早在1886年，應邀談社會主義特征時指出：‘沒有提出任何一勞永逸的現成方案。我們對于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別于現代社會的特征的看法，是從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不結合這些事實和過程去加以闡明，就沒有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76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他看來，“恩格斯認為：在沒有社會主義實踐的情況下，談未來社會主義的特征，必然會墮入‘空想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特征只能‘從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才有‘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

看來，何教授并沒有讀懂恩格斯1886年1月27日致英國費邊社領導人愛·皮斯信中講的話。恩格斯當時正在忙于整理馬克思的遺著《資本論》第二卷，而皮斯要他為費邊社準備出版的《什么是社會主義》寫一篇文章。恩格斯沒有答應他的要求，但是對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還是講了兩個很重要的觀點：一是“沒有任何一勞永逸的現成方案”；二是“我們對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別于現代社會特征的看法，是從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要結合這些事實和過程去加以闡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未來社會當然不會有什么“一勞永逸的現成方案”，但是何文說“在沒有社會主義實踐的情況下，談未來社會主義的特征，必然會墮入‘空想社會主義’”云云，顯然是違背恩格斯的原意的錯解。其實，不是別人，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別于現代社會特征的看法”。我們知道，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講商品拜物教的歷史性質時曾經設想了一個“自由人聯合體”，講到了“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別于現代社會特征的看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的第三編（“社會主義”）也談到了“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別于現代社會特征的看法”。 應該說，他們當時都“沒有社會主義實踐”，難道他們都“墮入‘空想社會主義’”了嗎？這顯然是說不通的。不僅如此，恩格斯還對馬克思和他關于“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別于現代社會特征的看法”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認為它們“是從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 “要結合這些事實和過程去加以闡明”。何教授之所以作出錯誤的結論，顯然與他對于“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的錯誤理解有關。何教授把這個“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理解為“社會主義實踐”，而恩格斯所指的卻是“現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這一點本來是很清楚的。因為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述“自由人聯合體”時，還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實踐”，更談不上“社會主義”的“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了，恩格斯所指的只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從恩格斯的另一處論述里得到佐證，他說：“歐洲三個文明大國——英國、法國和德國——都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來改變社會結構的那種急劇的革命，現在已是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結論是由上述每個國家各自單獨得出來的。這一事實雄辯地證明了，共產主義并不是英國或其他什么國家的特殊情況造成的結果，而是以現代文明社會的一般情況為前提說必然得出的結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 575頁）總之，對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改造完全是以資本主義這個“現代文明社會”為依據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以所謂“社會主義實踐”為依據的。

何文還說，“‘科學的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雖一字之差，但含義不同，一個講的是社會主義奠基的理論基礎，一個講的是未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應將二者混同起來。”

在我看來，這完全是玩故弄玄虛的文字游戲。語言是一種習慣，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東西。試問：除了何偉教授，又有誰會認為“科學社會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具有兩個不同的含義？在漢語里，包括漢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里，人們使用的都是“科學社會主義”，而不使用“科學的社會主義”，因為多一個“的”字顯得累贅，毫無必要。實際上，在“科學”后面無論有沒有“的”字，都是形容詞作定語用，都是用來說明“社會主義”的，其含義怎么會不同呢？在英語里，無論是“科學社會主義”還是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都是用 Scientific socialism來表達；而在德語里，相應的詞則都是用Wissenschaftlicher Sozialismus來表達，都談不上有任何區別。

其實，與何文所說的恰好相反，人們使用“科學社會主義”指的是作為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之一的理論；而并不用它來指社會主義制度；而在講社會制度時一般都徑直講社會主義，并不在前面加“科學”二字作定語。之所以會這樣，當然也有其理由。近一百年來，除了以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的俄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以及其他許多國家的共產黨曾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外，那些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以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為指導的社會黨或工黨，雖然也聲稱要搞社會主義，但是卻沒有一個國家成功過；他們也很清楚，他們的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他們也不敢公開稱這樣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因此當我們在社會制度的意義上講社會主義時自然也就沒有必要在前面加“科學的”三字以示區別了。

二、駁“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也不是‘科學社會主義’”論

何文說，“現在有些人所堅持的‘科學社會主義’實際內容是斯大林所創建的社會主義制度，并不是什么‘科學社會主義’。”其理由是：“第一，從蘇聯的‘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來看，斯大林創建的社會主義制度最后是失敗的。”“第二，斯大林創建的社會主義制度，只是斯大林的一種探索，不能稱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但是，這兩條所謂理由顯然是否定不了斯大林說創建的社會主義制度的。

在這方面，連何文自己也承認，“斯大林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實踐了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創建了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制度，并存在80（？）多年，還擴展到十幾個國家，組成一個社會主義陣營，鼓勵和支持各國的民族、民主運動，影響全世界。”何文的這一番話實際上等于承認，斯大林創建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僅在蘇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對全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怎么能因為后來叛徒的叛賣而對其全盤否定？！回顧歷史，列寧、斯大林成功地領導俄羅斯人民打敗了十四國的武裝干涉和國內白衛分子的武裝叛亂，使丘吉爾的“將蘇維埃扼殺在搖籃里”的妄言破產；斯大林又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武裝蘇聯全黨和各族人民，完成了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在蘇聯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其工業生產由歐洲第四、世界第五躍升至歐洲第一、世界第二位。新生的蘇聯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經受了巨大的歷史考驗，蘇聯不僅是打敗德國法西斯的主要力量，而且在最后消滅日本關東軍、促使日本投降方面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有人吹噓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扔了兩顆原子彈的作用，那是很幼稚可笑的。如果原子彈真有那么大的作用，美國為什么還要那樣不惜代價地請蘇聯出兵？蘇聯在二戰中所表現出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極大地提高了蘇聯的國際地位，改變了世界力量的對比。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然而，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者，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背叛馬克思主義，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大反斯大林，宣揚“三和”（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兩全”（全民國家、全民黨）的謬論，使蘇聯走上了被和平演變的道路。赫魯曉夫下臺、勃列日涅夫上臺后，在意識形態領域雖然曾有所調整，蘇聯又穩定地發展了一段時期。后來的領導人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時間都比較短，影響不是很大。時間較長、影響較大的是戈爾巴喬夫。他提出所謂“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大反斯大林，在注意攝像頭和政治領域搞什么“公開性”和民主化，搞亂了人們的思想，并且出現了所謂政治的多元化。一時間各種黨派和政治團體多如牛毛，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則受到嚴重的削弱。他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都以西方為榜樣，走的是一條民主社會主義之路，嚴重破壞了經過過幾十年形成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蘇聯的解體，東歐的劇變，他都負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些怎么能夠要1953年3月5日就已經逝世的斯大林來負責呢？這個發生在90年代初的叛徒的叛賣，怎么能夠說成是斯大林的失敗、社會主義制度的失敗呢？在這方面，西方一些政治家倒是要客觀得多。對于斯大林和社會主義制度，丘吉爾的評價應該說是比較公正的。 他說，“斯大林接手的是僅有犁杖的俄羅斯，而他死后，留下的是一個核大國。”他在1959年12月12日紀念斯大林誕辰80周年時還說，“他一生所處的年代殘酷，是一位令人景仰的杰出人物。”

至于說“斯大林創建的社會主義制度，只是斯大林的一種探索，不能稱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其實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問題在于，早在斯大林之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在19世紀中葉建立起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后來列寧對于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也有重大發展。斯大林不承認自己有什么理論獲“學說”。他曾針對《斯大林傳略》一書說他有這樣那樣的“學說”說，“我們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任何補充的學說都不需要。”（轉引自張捷《“歷史的風”刮走斯大林墳上的垃圾》）對于斯大林來說，他所面臨的問題，就是把馬列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作為指導思想，運用于蘇聯社會主義的實踐之中。在這方面，連何文也說，“斯大林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最大的貢獻是將社會主義理論變為社會實踐”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理論”當然也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而不可能是其它社會主義理論。既然如此，又怎么能說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實踐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踐呢？

在這方面，何文說，“馬克思講的無產階級專政，只限于‘過渡時期’，隨著階級的消滅、國家的消亡，無產階級專政也就不存在，存在的是自由人聯合體。而斯大林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一黨專政、又變為一人獨裁專政。”

誠然，馬克思把無產階級專政看作是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在階級消滅和國家消亡之后也就不需要無產階級專政了。但是，馬恩當時所設想的革命是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生并且取得勝利，而后來列寧根據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得出社會主義革命有可能首先在資本主義的薄弱環節發生并且取得勝利。這樣，這個首先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國家就面臨著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問題。顯然，在這樣的環境下，國家是不能消亡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絕對不可或缺的。事實也證明了這點。1818年，資本主義世界14國對蘇維埃政權發動武裝干涉，國內也發生白衛分子的武裝叛亂；1941年，希特勒德國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對蘇聯發動侵略戰爭，試想，如果蘇聯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沒有強大的軍隊、警察、法庭乃至“克格勃”這樣一些國家機器，它能存在下去嗎？在我國也是一樣。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美國及其附庸發動侵略朝鮮戰爭，并且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和中國的邊境城市，如果我們沒有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沒有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抗美援朝，新生的人民共和國能夠存在下去嗎？問題還在于，國際和國內的反動勢力總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他們總是互相勾結、里應外合，如果不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給他們以沉重的打擊，社會主義事業能夠正常進行嗎？在社會主義階段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又有什么錯？其實，馬克思講的過渡時期，指的乃是在全世界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消滅剝削的時期，這個時期顯然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個別國家即使建成了社會主義，但是，從全世界的范圍來看，人們還是生活在這個過渡時期之中。階級和階級斗爭既然依然存在，無產階級專政當然就不可能取消，可以說，這是一個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至于何文說“斯大林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一黨專政，又變為一人獨裁專政”，顯然也是不能成立的。應該說，這不是一個新問題，而是一個早在90年前就由德國共產黨里患“左派幼稚病”的人們提出過的老問題。他們問，“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的黨）還是群眾專政（群眾的黨）？”對此，列寧當時即指出說，“單是問題的這種提法就已經證明思想混亂到了不可思議的無可救藥的地步。這些人竭力要標新立異，結果卻弄巧成拙。”在列寧看來，“在通常情況下，在多數場合，至少在現代文明國家內，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被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這都是簡單明了的道理。”（《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151頁）可是，90年以后，何偉教授還是提出了這樣一個屬于“起碼的常識”和“簡單明了的道理”的問題，而我們還不得不引用列寧的話來回答它，這實在是一個不幸。

何文又說，“斯大林所確立的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的三大特征，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其實，關于未來社會的這些特征并不是“斯大林所確立的”。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何偉是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的教授，對于《資本論》應該并不生疏，怎么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呢？這究竟是真的不知還是為了一定的目的而故作不知？因為根本不是斯大林，而恰恰是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第1卷里為了分析商品拜物教的歷史性質曾經設想了一個“自由人聯合體”，并在其中講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三個特征。他這樣說的：“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做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在那里，魯賓遜的一切規定又重演了，不過不是在個人身上，而是在社會范圍內重演。魯賓遜的一切產品只是他個人的產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這種分配的方式隨著社會生產機體的特殊方式和隨著生產者的相應的歷史發展程度而改變。僅僅是為了同商品生產進行對比，我們假定，每個生產者在生活資料中得到的份額是由他的勞動時間決定的。這樣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另一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占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中所占份額的尺度。”（《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96頁）在這里，包括生產資料公有，社會勞動時間的有計劃分配和按勞分配這三大特征，馬克思都作了十分明確的論述。當然，馬克思在這里論述未來社會時，有一個前提，這就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已不復存在。因為他是在與商品生產社會進行對比時才“設想”出這個“自由人聯合體”的。而后來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證明，由于存在兩種不同的公有制，社會主義還不能立即消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在這方面，斯大林不僅無過，而且是有功的，因為他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闡述了社會主義制度下仍然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原因。當然他的闡述還不夠徹底，因為他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只具有商品的“外殼”，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商品。后來蘇聯經濟學家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里糾正了他的這個觀點，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時也表示支持這一糾正。這樣一來，是不是消除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不再作為社會主義的一個特征了。當然，從長遠看，隨著兩種公有制轉為單一的公有制，隨著收集和處理信息技術的進步，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作為一個歷史的范疇遲早還是要消亡的，這也是不能否定的。

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何文一方面說“斯大林創建了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制度”，一方面又說三大特征“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這顯然是自相矛盾的。按照通常的理解，“完整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完成的或成熟的社會主義制度，而“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則是一個尚未完成、還不太夠格的社會主義制度，前者的發展水平顯然高于后者。以我國來說，1982年以前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曾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國社會逐步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而《憲法》第6條也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在1999年修改《憲法》時序言部分雖然仍然未變，而對第6條則增加了“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內容。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序言所說的“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第6條原有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和后加的“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內容，試問，究竟是序言和第6條原有規定的“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還是后來增加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更具權威性和長遠的指導意義？現在何文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來作為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標準，并且用這個幾十年以后才出現的中國提法來否定好幾十年前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是按照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建立起來的，這說得通嗎？

在這方面，何文還以所謂“沒有體現社會主義本質”來否定“三大特征”可以說明社會主義制度。其根據可能是鄧小平1992年說的一段話：“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鄧小平這句話常常被一些人引用，以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過去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也都曾經解放和發展過生產力，難道這些社會也是社會主義社會嗎？這顯然說不通。鄧小平的話不能只讀到某個逗號，應該把話讀全，讀到句號，否則就不是完整地準確地理解了。如果讀完整，它實際上包含有“消滅私有制”、確立公有制的內容，因為如果沒有這個內容，后面的“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就會落空。在這方面，不是別人，正是鄧小平自己曾不止一次地說，“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 的是這樣根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頁）他還說，“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同上，第149頁）如果我們不聯系他的全部論述，而僅僅抓住一兩句話，那也是不符合他關于“完整地、準確地理解”的精神的。

不過細看何文，發現他說三大特征“沒有體現社會主義本質”還另有原因。在他看來，三大特征“只是表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你是私有我是公有，你是生產無政府狀態我是有計劃，你是剝削工人我是按勞分配，沒有體現自由、平等、共同富裕，這一自由人聯合體的社會主義本質。”

這真是一個十分奇怪的看法。一般理解，事物的本質是指一個事物所固有的區別于其他事物的根本性質，但是，到了何教授那里，本質卻成了與一事物區別于它事物的特征無關，相反倒是一些不能區別不同事物的東西。在何教授看來，馬克思說的三大特征不能說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鄧小平說的社會主義本質也不能叫做社會主義本質，而只有他說的“自由、平等”這類貨色才是“社會主義本質”！在這里，生產關系這個經濟基礎不能成為決定社會主義制度本質的東西，而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倒成了決定社會主義制度本質的東西！這哪里還有一點歷史唯物主義的影子？！他把這個所謂的“社會主義本質”和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聯合體”聯系在一起，但是，我們看到，在馬克思在論述“自由人聯合體”時壓根就沒有提到“自由、平等”這些東西；相反，我們看到，馬克思在《資本論》里用極其辛辣的文字非常深刻地揭露了“自由、平等“這些東西的虛偽性。他在“貨幣轉化為資本”一章的最后部分寫道：“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它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它們連在一起并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人人只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十五大預定的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身的保佑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9頁）這一切，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用來騙人的東西，與“自由人聯合體”有什么關系？與社會主義社會有什么關系？它們又怎么能夠成為“社會主義本質”？！

何文還說，“斯大林將馬克思的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實現自由人聯合體，變為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種公有制違背了馬克思所指出的‘生產者不占有生產資料是不能獲得自由的’教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頁），都成為一無所有的無產者。他的兩種公有制理論是城市剝削農村，導致體制、制度、政策上的不平等。”

本來，關于所謂重建個人所有制（原文為 individuelle Eigentum，因德語Eigentum有所有、財產等不同含義，應根據具體的語言環境來確定它的翻譯。我認為此處應譯為“個人財產”，而不應譯為“個人所有制”。道理很簡單，在馬克思的著作里，所有制指的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因此不可能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再建立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對此，筆者曾先后在《中國經濟問題》1991年第1期和《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9期發表過兩篇文章進行了論證。）問題，是一個比較專門的問題，一些人出于政治的需要，一再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既沒有什么研究，也提不出什么論據，只是一再重復他們的觀點，這是很不嚴肅的。不過既然何文提出了這個問題，而且已經暴露了其對此問題存在很大的誤解，在此也不妨再談談我的看法。

在這個問題上，何教授引用了馬克思的一句話：“生產者只有在占有生產資料之后才能獲得自由。”（何文的引文是：“生產者不占有生產資料是不能獲得自由的。”其文字表達與所注馬恩全集中譯本的譯文頗不一致。為此，我對照了德文原文，《全集》中譯本的譯文完全正確，而何文的引文卻是沒有根據的。——引者）給人的印象似乎是，馬克思也是主張生產資料的個人占有的。但是，他的的這個引文其實是斷章取義，因為他沒有引用馬克思接著講的對于所討論的問題至關重要的如下的話：

“生產資料屬于生產者只有兩種方式：

“⑴個體占有方式，這種方式從來沒有作為普遍現象而存在，并且日益為工業進步所排斥；

“⑵集體占有方式，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發展為這種方式創造了物質的和精神的因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64頁）

恰恰是這些話清楚地告訴我們，未來社會“生產資料屬于生產者的方式”不可能是“個體占有方式”，因為它正在“日益為工業進步所排斥”；而只可能是“集體占有方式”，因為資本主義為它“創造了物質的和精神的因素”。而馬克思所得出的結論也十分明確：“法國工人社會主義者提出其經濟方面的最終目的是恢復全部生產資料等集體所有制并決定以下述最低綱領參加選舉組織和斗爭的手段。”（同上）十多年后，恩格斯也論述了這個問題，他除了重復馬克思的觀點外還特別強調：“必須以無產階級所擁有的一切手段來為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而斗爭”；“社會主義的利益絕不在于維護個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為凡是個人占有還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為不可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491頁）在這方面，何文認為只有個人占有才能叫做生產者占有，而公共占有在他看來就是“一無所有的無產者”，殊不知所謂公有就是公共所有或共同所有，如果量化到個人，那就不是公有制而是私有制了。可見，這是一個觀念問題，是傳統觀念——私有觀念在作祟，是一種偏見；如果不與這種傳統觀念決裂，就會只懂得私有制，而永遠也不會理解公有制的。顯然，何文反對斯大林而主張“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是完全不符合馬恩的原意的。應該指出的是，馬克思所主張重建的是“個人財產”，而不是一些人所主張的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這個“個人財產”，根據馬克思的大量論述和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列寧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的闡述和澄清，指的只是消費資料，而并不包括生產資料。

何文攻擊斯大林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也是沒有道理的。實際上，兩種公有制形式并不是斯大林的發明，其來源恰恰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馬恩在許多情況下都講生產資料的全社會所有或全民族所有，但是，他們對于合作工廠和合作社也是肯定的。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里就說，“當我們掌握了國家政權的石油，我們絕不會考慮用暴力去剝奪小農（不論有償無償，都是一樣），像我們將不得不如此對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樣。我們對待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不是采取暴力，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8-499頁）這就清楚地說明，馬恩關于未來社會的所有制形式，不僅有全社會或全民族所有的全民所有制形式，也有一部分是勞動群眾所有的合作社所有制形式。應該說，公有制的兩種形式其實是馬恩的思想。至于何文說“他的兩種公有制理論是城市剝削農村，導致體制、制度、政策上的不平等”，也是不符合事實的。首先，從概念上來說，把蘇聯兩種公有制形式的關系說成是城市與農村的關系是不準確的。在蘇聯，不僅城市里有全民所有制企業，農村的機器拖拉機站和國營農場也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其次，蘇聯確實存在工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但是，把蘇聯農民為國家工業化所作出的這一貢獻說成是城市對農村的剝削也是錯誤的。應該看到，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工業的資金不能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靠掠奪殖民地，只能靠內部積累，人民為了自己的長遠利益必須盡這個義務；同時，由于消滅了地主，農民過去每年向地主要繳納的五億金盧布的地租被免除了，而農民除集體經濟外還有自己的家庭副業（蘇聯集體農莊莊員的自留地、自留牲畜的數量比我國大得多），也為這種“額外稅”（斯大林語）提供了客觀可能。這方面，城市工人的情況則有所不同，不能說是什么“不平等”。還要看到，由于工業發展，國家對農業的支援也是很大的。在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予集體農莊的投資為120億盧布（而1918至1928年只有10億盧布），并且迅速發展了農業機器制造業。在這期間，工業對農業提供了10.05萬臺拖拉機，15.5億盧布各種農業機器。1932年還制造了1萬臺谷物聯合收割機。（轉引自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史》第3卷，三聯書店出版社1982年版，第519-520業）而且，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大批農民到城市就業，成為工人，他們的生活水平也因此而得到提高。在這種情況下，說什么城市剝削農村顯然是不正確的。

何文還攻擊計劃經濟，說它“實質上是官僚統治經濟，一切進行壟斷、進行配給、消費品嚴重匱乏，形成短缺經濟。”其實，計劃經濟的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蘇聯、中國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能夠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快的增長速度，把一些國家拉住自己的后面，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當然，“趕超”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會造成重工業的過快發展，消費資料生產相對滯后的情況。但是不能說，計劃經濟本身就注定了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就一定是所謂“短缺經濟”。事實上，蘇聯在社會主義的幾十年的時間里，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都有了很明顯的提高，無論在衣食住行方面，還是在教育科學、醫療衛生、文化藝術等方面，都有十分明顯的表現，是不能否定也否定不了的。

何文還攻擊“按勞分配”，說它“實際上是保證人們最基本生活需要的平均分配，使貧窮普遍化。”應該說，蘇聯在革命前是一個經濟比較落后的國家，又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能夠做到“保證人們最基本生活需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問題在于，經過了幾十年的努力，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已有了明顯的提高，這也是不能否定的。我們現在一些城市正在忙著建設地鐵，而蘇聯，早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1931年就開始了莫斯科的地鐵建設，而且其質量和水平在當時都是世界一流的。接著，又在其他許多一百萬人口以上城市進行了地鐵的建設。蘇聯人民有耐用消費品也比較早。早在上世紀50年代，已有許多蘇聯人擁有自己的小汽車。在住的方面，蘇聯許多城市居民都在郊區有自己的別墅，雖然這些別墅不一定高級，但是它們可以為其主人提供休假的場所，城市居民還可以在那里進行一些副業生產。不僅如此，國家還在風景優美、氣候宜人的地方修了許多療養所和休養所，供勞動人民療養和休養之用。怎么能夠把蘇聯人民的生活說是“貧窮普遍化”呢？至于說按勞分配是“平均分配”更是毫無根據。蘇聯很重視“物質利益原則”，工廠實行定額管理，制定先進平均定額，以刺激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在蘇聯，大部分工人都實行計件工資制，有的還實行累進計件工資制，只有那些不適合實行計件工資的工作才采用計時工資的形式；即使是實行計時工資，那也是一種“等級工資制”，需要經過考核才能達到一定的等級，怎么能把這些說成是“平均分配”呢？

毛澤東說，“說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頁）我們批駁何文的觀點，當然不是說斯大林及其領導社會主義蘇聯樣樣都很好，不能對其進行批評。問題是，你的批評要有事實根據，而不能信口開河。而且對于斯大林和在他來的下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應該作實事求是的分析，弄清哪些是功，哪些是過？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敗的？不加分析地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顯然是不正確的。

三、重溫“兩論”，正確認識斯大林和蘇聯革命、建設的經驗
1956年春，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做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在全世界產生了極壞的影響；同年秋，由于波蘭和匈牙利事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在這兩個關鍵時刻，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經過討論，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先是于1956年4月5日發表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后來又于1956年12月29日發表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兩篇宏文對如何評價斯大林和如何看待蘇聯所走過的道路作了馬克思主義的回答，在全世界產生了極其巨大的影響。現在，時間雖然已經過去五十多年，但是“兩論”說揭示的真理并未失去其光輝。看得出，何文對“兩論”的觀點是不贊成的。在他哭來，“斯大林都是這樣把本國人民害苦了”，“斯大林的最大貢獻在于提供了前車之鑒，避免后人重蹈覆轍，從中吸取教訓”。但是“再論”卻給我們指出：

“蘇聯的全部經驗，包括某些錯誤和失敗的經驗在內，都值得我們認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經驗尤其重要。蘇聯發展的事實證明，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是一個偉大的成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曲響徹云霄的凱歌。”

“再論”認為，“至少以下這一些經驗具有基本的性質”：

“（1）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組織成為共產主義的政黨。這個政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來，密切地聯系群眾，力求成為勞動群眾的核心，并且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自己的黨員和人民群眾。
“（2）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聯合勞動人民，經過革命斗爭從資產階級手里取得政權。
“（3）革命勝利以后，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聯合廣大的人民群眾，建立無產階級對于地主、資產階級的專政，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實現工業的國有化，逐步實現農業的集體化，從而消滅剝削制度和對于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度，消滅階級。

“（4）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領導人民群眾有計劃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文化，在這個基礎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積極準備條件，為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而奮斗。

“（5）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堅持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承認各民族平等，維護世界和平，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努力取得各國勞動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國勞動人民和被壓迫民族。

“再論”說，“我們平常所說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開它在當時當地所表現的具體形式來說，就是指的這些基本的東西。這些基本的東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

“再論”說，“每個國家的革命和建設的過程，除了有共同的方面，還有不同的方面。在這個意義上說，每一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具體的發展道路。……但是從基本原理上說來，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長途中的一個特定階段內關于革命和建設工作的普遍規律。這不但是蘇聯無產階級的康莊大道，而且是各國無產階級為了取得勝利都必須走的共同的康莊大道。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說：“盡管我國的革命有自己的許多特點，可是中國共產黨人把自己所干的事業看成是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繼續。”（《人民日報》編輯部：《在論文從經濟增長的歷史經驗》,載《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而對斯大林的評價，“再論“說：

“斯大林盡管在后期犯了一些嚴重錯誤，他的一生乃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家的一生。他在青年時代為反對沙皇制度和傳布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斗爭，在參加了黨中央的領導機關以后為準備一九一七年革命而斗爭，在十月革命以后為保衛十月革命的成果而斗爭，在列寧逝世以后的近三十年中為建成社會主義、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發展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而斗爭。從整個說來，斯大林始終是站在歷史潮流前面指導斗爭的，他是帝國主義的不可調和的敵人。甚至在他犯錯誤的時候，他的悲劇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衛勞動者的利益免受敵人侵害所必需的。無論如何，斯大林的錯誤雖然對蘇聯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但是在斯大林領導時期，社會主義的蘇聯是大大地向前發展了。這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不但說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力量，而且也說明了斯大林畢竟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因此，我們在總結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動的時候，必須同時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績的和錯誤。只要我們是全面地觀察問題，那么，如果一定要說什么“斯大林主義”的話，就只能說，首先，它是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極為嚴重的、必須徹底糾正的、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盡管在某些時候為了糾正這些錯誤而對這些錯誤加以強調是必要的，但是為了作出正確的估價，不使人們發生誤解起見，將這些錯誤放在適當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們認為，斯大林的錯誤同他的成績比較起來，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同上，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兩論”對斯大林和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經驗的評價經受了歷史的檢驗。盡管在蘇聯和全世界曾經一再出現反斯大林主義的逆流，但是，經過五十多年時間，客觀地、公正地評價斯大林及其所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成就的聲音仍然是時代的強音。由于存在反斯大林主義的社會勢力，重溫“兩論”的以上論述，在今天依然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中國有句俗話，叫做“不怕不識貨，就怕貨幣貨。”比較是人們認識事物的一個重要方法。隨著歷史的發展和時代的變遷，通過比較，已經有越來越多人對斯大林及其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有了比較客觀和公正的認識。有人把這說成是“懷舊”，但事實是，在俄羅斯，不僅是老年人深深地懷念斯大林和他所領導的蘇聯，許多青年人也都心懷崇敬并且心向往之。這和中國人對于毛澤東和他所領導的新中國的感情的一樣的。歷史是一面鏡子，它能照出一切原形，還事情以本來的面貌。一些人曾經上過當，受過騙，但是，人們是不會長期、更不會永遠上當受騙的。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科學社會主義是科學，它經受了歷史的檢驗，已經被證明是真理，而真理是無敵的，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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