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教授汪暉究竟是“抄襲”還是“被抄襲”？一周來，以王彬彬教授認定其20多年前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抄襲”為發端，圍繞他的爭論再起，且愈演愈烈。
厘清真相，還需從煩瑣的詞句辨析入手。讀者可將本文與王彬彬的文章對照，亦不妨進一步參考網上的爭論，做出自己的判斷。
事件回放
■3月10日出版的學術刊物《文藝研究》發表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長文《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認為汪暉寫于20多年前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存在多處抄襲，并總結出“攪拌式”、“組裝式”、“掩耳盜鈴式”、“老老實實式”這“抄襲四式”。
■3月25日的《南方周末》刊載王文，并加編者按斥責“學術腐敗”。大眾媒體開始介入這一事件。
■3月25日的《京華時報》刊發《清華大學教授汪暉被指抄襲》一文。除王彬彬觀點外，亦有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的采訪。錢認為《反抗絕望》在引文注釋等方面可能“不夠規范”，但“不能簡單稱之為剽竊”，且“需要考慮到當年的學術規范遠不如現在嚴格”。汪暉則表示人在國外，手頭沒有舊作，“希望此事由學術界自己來澄清”。
■當天，這篇報道被新浪網置于新聞首頁，并被廣泛轉發。之后，多家平面媒體及網絡媒體不斷跟進報道，刊發評論，事態進一步升級。
■幾乎與此同時，網上出現鐘彪長文，對王彬彬舉出的“抄襲證據”進行反駁。在天涯網閑閑書話、豆瓣《讀書》小組、讀品小組等論壇上，網友圍繞“抄襲”是否成立展開激辯，并延伸到學術規范、學術倫理、“左右之爭”等話題。
■一周以來，無論是紙媒還是網絡，對立的觀點都不斷涌現。一方面不乏學者和網友認為“抄襲說”難成立，一方面網上還在貼出王彬彬文章之外的新的“抄襲證據”，認真的討論和情緒化的罵架并行，辯論仍是進行時。此外，截至目前，清華校方尚未明確表態。
王彬彬文章（見《南方周末》2010年3月25日）依次列舉汪暉《反抗絕望》一共19條文字，指責前7條是所謂“文理不通”，后面12條是所謂“剽襲”。但事實是，這些指責都是以王彬彬的方式攪拌出來的。王彬彬文章的縷列方式不給出汪暉原文的注釋號位置和具體注釋，是有意給讀者造成錯覺。王彬彬文章的嚴重性在于其目的根本無意作嚴肅的學術討論，而是以他自己隨心所欲定義的“剽襲”概念來進行人身攻擊。我以為，這種王彬彬式的攪拌學風對中國學術危害極大，因為這樣以人身攻擊為目的的指控，幾乎可以把任何學者的任何寫作都定義為剽竊。
事實上我們馬上可以看到，根據王彬彬的“攪拌式”、“組裝式”剽襲概念，那么王彬彬本人的寫作充斥剽竊。例如，在王彬彬本人2007年的文章《以偽亂真和化真為偽》（《文藝研究》2007年第4期）當中，王彬彬的文字（以下列出王彬彬文字時，我會同時給出他的注釋號位置和具體注釋），按照王彬彬的定義，全是攪拌式、組裝式的“剽襲”：
儒家的“真有不二”、“空有不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頓悟成佛”等觀念，都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政治意識和政治態度，影響了中國人對人性與政治、圣人與政治、圣人與凡人之關系的理解。例如，“真有不二”和“空有不二”的觀念，“與儒、道一樣，都使人放棄對現存秩序的思考和改變，目的都是消除一切提‘為什么’問題的可能性。既然提問的可能性不存在，現世的一切就只能在毫無保留的條件下加以接受，而從其主要的方面說，則是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觀點來肯定現存秩序”[注6]。
[注6]劉澤華主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38頁。
這段話的前半部分文字都是在“攪拌”、“組裝”劉書第437至444頁的文字。劉書的這幾頁內容分別談“空有不二”和佛性問題，“空有不二”頗影響當時的政治認識和政治態度；而對佛性的認識，則加深了對人性等等的討論，這其中“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之說是引起爭議的少數派學說，因為這可能導致和政治秩序的沖突。“人性與政治、圣人與政治、圣人與凡人”等等都是原書所用的名詞。
不客氣地說，王彬彬這里的剽竊只能暴露他沒有學術能力，因為他都抄錯了——
首先，重復了兩次的“真有不二”并不是佛教之說，佛家用語是“真妄不二”、“真俗不二”。進一步說，“真有不二”根本就不是任何一家之說。那么，“真有不二”是哪里來的呢？這其實是1992年版的一個印刷錯誤。王彬彬的低級剽竊在于他實際并不懂劉書的意思，因此自然看不出這里是印刷錯誤。理解原文的人很容易知道這是印刷錯誤，因為這個詞只出現了一次就徹底消失了。進一步的證據是，1992年版基本同樣的論述內容，在1996年版劉澤華主編《中國政治思想史（秦漢魏晉南北朝卷）》里就不再有“真有不二”的字樣（筆者按：特別可查看1996年版第548頁以下）。我們只能說，王彬彬兩次“剽襲”了原文中只出現了一次的印刷錯誤。實際上，王彬彬的這段文字里，真正屬于王彬彬自己發明創造的，只有開頭的“儒家的‘真有不二’”七個字和重復的“真有不二”四字。問題是，這里開頭的“儒家”二字都錯，是王彬彬自己的文字，就是說，他剽竊人家，結果還錯誤滿篇。
最后，這段話的后半部分，以引號標明的直接引用文字，是在第440頁。根本不在王彬彬寫的第438頁—— “攪拌式”和“組裝式”的結合并且“抄襲”印刷錯誤，這樣一個古怪類型應該如何命名呢？姑且命名為“王彬彬式攪拌”。
■王彬彬攪拌“參見”
按王彬彬對“參見”一詞的辨析，“參見”一詞不含有引用的意思，只應作“參考”之意，表示讀者可另看其他書或文章，也是“表明自己是獨立進行了這番論述，與那本書那篇文章沒有淵源關系；就表明自己的論述不是對那個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見略同’”。按照王彬彬，“參見”不能等同于引用，否則就應定義為“剽襲”。我們暫且不論這話對錯，只需指出，按照王彬彬自己的定義，他的文字又是剽竊成風。在上面提到的王彬彬文章《以偽亂真和化真為偽》當中，王彬彬的第一個注釋就是：“參見”錢鐘書《七綴集》。這個“參見”竟也等同于引用。
錢鐘書的《林紓的翻譯》是大家都熟悉的名文，就舉幾個錢鐘書用過的例子吧。《林紓的翻譯》一開頭，就介紹了漢代文字學者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關于翻譯的訓詁：“囮，譯也……率鳥者系生鳥以來之，名曰‘囮’，讀若‘訛’。”而南唐以來的文字學家，都把“譯”申說為“傳四夷及鳥獸之語”，好比“鳥媒”對“禽鳥”的引“誘”。錢鐘書指出，“譯”、“誘”、“媒”、“訛”、“化”， “這些一脈通連、彼此呼應的意義……把翻譯所能起的作用（‘誘’）、難于避免的毛病（‘訛’）、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示出來了。” “譯”的本意中就包含著對訛誤和“不透明性”的認可。至于“翻譯”的“翻”，錢鐘書則引了釋贊寧《高僧傳三集》卷三《譯經篇·論》中的幾句話：“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注1]
[注1]參見錢鐘書《七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按照王彬彬三年后的今天的辨析來說，王彬彬寫這“參見”二字，事實上是表示引用，但字面上又表明自己的論述不是引用，只是和錢鐘書“英雄所見略同”。王彬彬這篇文章的另外兩個“參見”，同樣如此，表明王彬彬既是引用，又不是引用，僅僅是和胡適、陳寅恪“英雄所見略同”。按照王彬彬自己定義，這簡直太剽竊成習了！
至于說，強行要求學術論著進行“一崗一哨”式標注，要把任何的、所有的原書語詞、直接引用的或間接引用的短語、句子及其含義都一一標注，這無疑是繁瑣之極的學術鐐銬。王彬彬式攪拌制造出來這些鐐銬，有可能套在任何學者身上。而實質上，這些鐐銬最應套到王彬彬自己身上。
我們不要忘了：加上注釋，其原初的、樸素的出發點，是要表示自己的論說有根據、有依憑，有更詳盡的論證；而這些原有的根據、依憑、論證，很多時候不可能僅僅通過用引號的方式，直接引用一兩個詞、一兩個句子說清楚；我們自應在不扭曲原意的前提下，予以提煉和重新表述。
語詞的含義也不是憑著字面就可以胡亂定義。一個語詞的含義是通過大家普遍的實踐來獲得的。語詞的含義在于實際的運用之中，在于實際運用所取得的廣泛共識之中。一個詞、一些做法在實際運用中已經獲得了含義、具有合理性，卻突然要接受一個莫名其妙號稱“正確”、狹隘嚴苛的定義，要對已具的含義、合理性強加指責，強行改造，這是沒有道理的。
但王彬彬文章里的各種定義、辨析、分類、組合等等，把人攪糊涂了，攪暈了，很可能扭曲我們合理的、健康的常識，造成極大混亂。這種隨心所欲定義“剽襲”概念的“王彬彬式攪拌”，違背學術常識和具有共識的學術常規，會給學術帶來危害。
我們下面就來看看 “參見”一詞在國內學術界普遍運用之中究竟是什么情況？
就我以往的閱讀經驗以及現在特地翻查的國內中文學術書刊的情況，學術書刊大多有三種注釋方式，一是直接標注出處，二是用“見”字，三是用“參見”兩字。前兩種都是表示明確地、直接地引用、指示；而“參見”則比較模糊，有多種含義，具體說有五種：直接（加引號）引用，間接（未加引號）引用，改寫，提煉并重新表述，沒有引用但可參考其他材料；也就是說，前四種都屬于引用的范圍。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以及特別注重學術規范的《中國社會科學評論》等學術刊物的多數學術文章都是如此，注釋里的“參見”兩字極其常見。很多“稿例”也沒有明確說這一點。簡言之，國內學術界普遍沒有注意乃至強調“參見”與引用的區別，“參見”大多等同于引用。
我作為《反抗絕望》三聯版的策劃編輯、審稿人（筆者按：情況見三聯版《反抗絕望》第449頁），非常清楚此書的注釋體例。全書只有兩種注釋方式，第一是直接表明出處、頁碼，第二是加有“參見”兩字。這個體例是統一的，也是出版社三審三校過程中會注意的。此書注釋中的“參見”同樣具上述的五種含義，即“參見”大多等同于引用。
現在，王彬彬提出這個所謂辨析，強調“參見”不能等同于引用，否則就應定義為“剽襲”。這顯然違背我們普遍實踐中形成的常識。這將對學術造成莫大的迷惑和混亂。因為，如此一來的話，國內學術界只需檢查一下從九十年代初期強調學術規范以來，至今這二十年已出版的所有學術書刊，就會注意到現有注釋里“參見”一詞大多數都等同于引用。也就是說，按王彬彬對“參見”的字面辨析而得出的定義：國內大多數學術書刊都有掩耳盜鈴的“剽襲”之嫌。
這種只顧及“字面”的辨析，似是而非，胡攪蠻纏，無視事實。這就是“王彬彬式攪拌”的實質。
■不老實的“王彬彬式攪拌”
王彬彬文章中還定義了一種抄襲，叫做：“老老實實式”。這主要是指文章最后提出的兩條《反抗絕望》文字，王彬彬在此指責《反抗絕望》抄襲了《意義的探究》一書。這兩條在河北教育版和三聯版都是緊連著的兩段，但王彬彬文章列出時，不標出原有的注釋號位置和注釋，同時還做了一處非常細致的“小手術”，并分開討論，并以這兩條的討論作為全文的壓軸段落。通過下面的分析，我將說明：這是一種不老實的“王彬彬式攪拌”。
我們來看看最后的這兩條。首先特別要說明一下：下面將引用的是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的《反抗絕望》第79-80頁。王彬彬既然費心用功地寫這篇萬字長文來談“學風問題”，他應該掌握了全盤正式的出版資料，他應該和我作為編輯策劃、審編此書出版一樣，都手握此書最早的1991年上海版作為參考。
由于這里需通過一個略顯復雜的技術分析來說明最后這兩條的問題，我希望讀者給予充分耐心。我們來仔細看一下汪暉極長的這一整段，并加上汪暉原有的注釋（河北教育出版社對這一長段做了職責所在的必要分割，分為三段喘氣以便閱讀；三聯版追隨河北版）。上海版的本來面貌是這樣的——
……然而，“反傳統”作為一種對傳統的否定性的理解方式，恰恰必須具備構成對傳統進行理解的歷史性前提。如果我們承認傳統有其基于特定歷史和社會處境的歷史結構，傳統文化及其創造者總是一定地處于一個世界，總有其不容忽視的歷史性，那么從中得出的邏輯結論是：傳統的批判者也是以自己的方式處于一定的世界上，他的歷史特殊性和歷史局限性也是無法消除的。伽達默爾指出，歷史性是人類存在的基本事實，無論是理解者還是文本，都內在地嵌于歷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歷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確地評價和適應這一歷史性。我們總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會的視界，有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先于我們存在的語言，這一切構成了我們無法擺脫的傳統，我們必然要在傳統中理解，理解的也是我們傳統的一部分。理解的歷史性具體體現為傳統對理解的決定作用。[注1]因此，現代釋義學的下述結論恰好構成“反傳統”的存在模式的悖論：“不是我們的判斷，而是我們的成見構成了我們的在。”[注2]在伽達默爾看來，啟蒙運動在強調理性的絕對地位時，忘了理性必須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實現自己，因而也無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見，自己也要接受權威——理性的權威。啟蒙運動在強調理性的絕對權威時，沒有看到理性只有在傳統中才能起作用。傳統的確是不管我們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們，而且是我們不得不接受的東西，是我們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條件。因此，不僅我們始終處于傳統中，而且傳統始終是我們的一部分。是傳統把理解者和理解對象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傳統之外，以一個純粹主體的身份理解對象。理解并不是主觀意識的認識行為，它先于認識行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伽達默爾指出：“不應把理解設想為好像是人的主觀性行動，理解是將自身置于傳統的一個過程中，在這過程中過去和現在不斷融合。”[注3]五四新文化運動……
[注1]參見張汝倫：《意義的探究》第175-176頁。
[注2] 伽達默爾：《哲學釋義學》第9頁，轉引自同上書第176頁。
[注3]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第250頁，轉引并參見《意義的探究》第180頁。
請注意我用雙線標出的兩處，一短一長。短的這句“伽達默爾指出”，即受到王彬彬指責的倒數第2條。王彬彬明擺著引用了“伽達默爾指出”這個短句，卻指責說“汪暉是將其作為自己的觀點顯示給讀者的……實在欺人太甚：欺原作者太甚；也欺讀者太甚”。
雙線標出的一長句，包括[注1]、[注2]兩個注釋號，正是王彬彬做細致“小手術”的地方，他完全用省略號來處理，也就是說，他把這一長句摘除了！由于摘除了一句“在伽達默爾看來”、兩個注釋號，按道理，王彬彬的指責語氣應該更甚，更應該說“汪暉是將其作為自己的觀點顯示給讀者的”，欺原作者極甚！也欺讀者極甚！但是，王彬彬的語氣恰和前面矛盾，反倒說汪暉的這一“剽襲方式，讓人反感的程度就要輕些。”
在[注3]之前包括注釋號的一長句，即我畫了單線的一句，是汪暉改訂此書刊行河北教育版時自己刪掉的，因此這個跟隨的注釋自然也刪掉，所以現在河北版、三聯版都看不見注釋里的“轉引并參見《意義的探究》第180頁”。我審稿時曾比對過，認為這句引文刪掉是正確的，因為它與上下文并無緊密關聯，這樣也利于一大長段劃分成三個便于閱讀的段落；但我和汪暉都忽略了：“轉引并參見《意義的探究》第180頁”還說明了上面幾句話的出處，并不僅僅只說明伽達默爾的出處。
王彬彬握有上海版，他自然找到第180頁；他針對這個地方，引用的時候還特別說：“此處跳過張著引用的伽達默爾一句原話”，即汪暉第3個注釋引用《真理與方法》里的話。也就是說，汪暉這里并沒有跳躍，王彬彬卻跳躍了，而且他還反過來指責汪暉“這回采取的是跳躍式，即抄幾句，便跳過若干字、若干句、若干行”。
這些自我矛盾的表現，不妨說是不老實的“王彬彬式攪拌”。
■低層次的“王彬彬式攪拌”
王彬彬文章的大量引述文字，其實都是脫離上下文，割裂文本，制造誤解乃至曲解。這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斷章取義”。
“王彬彬式攪拌”還表現在他自己所說“低層次”的語言文理不通問題上。這種表現就是，拿著一個脫離上下文的、孤零零的、殘破的句子，反復拷問它的意思。
我們前面已經看到王彬彬的學術理解力居然低劣到抄襲印刷錯誤。在他看來，不必以理解“高層次”學術含義為前提，只需憑著語文課程的分析主謂賓、分析“主體”，就可以分析所謂“低層次”的語言文理不通問題。舉例來說，對于全部7條“文理不通”的最后一條，即第7條，他反復討論到讓人昏昏欲睡的地步。他以為揪著了語病，因此攪來攪去地不斷分析，最后自以為對了，由此指責汪暉詞不達意。但實際上，他之所以攪來攪去，三番五次設想“主體”，正暴露他自己低劣的學術理解、語文理解。他列出的引文本身，就用省略號略掉了“主體”！
他列出的第7條是：
……正史固然涂飾太厚，如密葉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碎影，不易察出底細，但野史雜記卻了然得多。
汪暉實際的完整文字是（見上海版第107-108頁，三聯版第161-162頁）：
魯迅對歷史與現實的這種“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重復感，確實觸及了中國歷史文化的深層結構。比之于他對價值理想的追求，他的認識傾向更趨向于對“歷史”和“經驗”的依賴。“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 [注1] ，正史固然涂飾太厚，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碎影，不易察出底細，但野史雜記卻了然得多。“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注2]，“‘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用了這許多好材料，難道竟不過老是演一出輪回把戲而已么？”[注3]
[注1][注2][注3]《魯迅全集》3卷第17、17、18頁。
注意我畫線的那句，汪暉的問題在于脫落了“通過”二字（筆者按：我用〈 〉標在文中），即使如此，總體看文意仍非常清楚。而王彬彬無視了一個小小逗號。他抓住“通過”二字大做文章，甚至認為即使補全這兩個字，仍然“莫名其妙”，于是攪拌式地不斷曲解。但無論如何，這都不能無視一個簡單事實：這里其實是魯迅的文字。
這段文字就是汪暉注釋指明的《魯迅全集》第3卷第17頁的一段話，即《華蓋集·忽然想到·四》，魯迅的完整原話是：
先前，聽到二十四史不過是“相斫書”，是“獨夫的家譜”一類的話，便以為誠然。后來自己看起來，明白了：何嘗如此。
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因為涂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了然了，因為他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
秦漢遠了，和現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雜史之類，則現在多有。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寫過不少所謂魯迅研究文章的王彬彬，在此卻表現得對魯迅文字毫無感覺、肆意曲解。不妨說，他在第7條的所有折騰，都是“攪拌式”地找魯迅的語病。
■結語
以上我分析了“王彬彬式攪拌”的實質和表現，以及“王彬彬式攪拌”的學術和語言文字理解力。這種實際目的在于人身攻擊的王彬彬式攪拌學風，這樣的“攪拌”竟然還來夸夸其談什么“學風問題”，實屬荒謬！這種低層次“攪拌”，只能毀壞正常的學術批評，把學術討論風氣給劣質化。
王彬彬還用了相當多的文字來暗示《反抗絕望》一書存在嚴重問題。實際上，他想指出的僅是《反抗絕望》不同版本之間的某些差異。三聯版除最后28頁，內容與河北教育版一樣。它們與上海版的差別在于，刪去了上海版第四章論述不成熟的大部分內容，汪暉寫作此書在八十年代末期，當時二十幾歲；另外的差別是，對個別字句、段落劃分做了改動和調整；刪落了與八十年代文化討論中“傳統與反傳統”等問題有關的一些句子，因為其論辯色彩較濃，21世紀的讀者大多已不熟悉當時語境、氛圍以及耳熟能詳的一些語辭概念；但全書仍保有當時的論辯氣息。因此，由于論辯對象的變動、歷史時期的交織，就在字句段落劃分、一些注釋的去取等等方面產生了差異——這些細微差異，我相信還有很多，而且有些確實會造成某些問題，但這完全并且應該由正常的、建設性的學術討論來批評指正。
二十余年的魯迅學史業已證明，《反抗絕望》得到了中外魯迅學界的肯定和贊同。著名現代文學史家嚴家炎在3月30日答《中國青年報》時說：“汪暉的博士論文是有學術深度的，是扎實的。論文的主體部分屬于汪暉的原創……這篇論文的主體至今看來還是立得住的，確實屬于他自己的，不是抄別人的。”我想這一判斷是中肯客觀的，代表著學術界對《反抗絕望》一書價值和意義的基本判定。河北教育版和三聯版也都受到了讀者的歡迎和好評，《南方周末》的編者注里也特別提到河北教育版“該版曾多次印刷”。
最后，我要感謝《南方周末》把三聯版編輯牽引到這次討論當中。王彬彬文章本不涉及三聯版。《南方周末》特地加上了三聯版書影、頁碼。這對我個人是一種提醒、一次學習提高的機會。而且我要指出，和其他正式發表版本不同，《南方周末》的編輯做了某些文字恢復和處理，工作認真深入；文章所加的小標題，也頗具效果；“編者按”文字尤值誦讀。這些都值得職業編輯來學習。
2010年3月31日于北京東外
■本版對部分引文有刪節
■《反抗絕望》書影自上至下依次為上海人民1991年版、河北教育2000年版、北京三聯2008年版。漫畫選自捷克漫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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