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化研究網(wǎng)

按：今天看了《南方周末》，上面登了一篇王彬彬的文章《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對汪暉扣了兩頂帽子，一是文理不通，二是抄襲。文理不通，這是多年來很多學者對汪暉文風的批評，老生常談，無足為奇，可抄襲就要命了。試想當年汪暉奠基之作都是抄襲的，那么他以后的作品。。。。。。（此處省略若干字）。所以王彬彬這一棍子著實厲害。若汪暉被他咬死，以后恐怕就沒法在學界混了。更叫人懷疑的是，如果這件事再加一加二，搞個擴大化，特別是《南方周末》也插一杠子，又不知道會起什么硝煙。當代文壇學界，從來都政治化得很吶！這里有鐘彪先生對王彬彬反駁的文章，現(xiàn)轉(zhuǎn)帖于此，清者自清，濁者自濁，讀者心中有數(shù)。

學術(shù)“私律”與“莫須有”　　

——評《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　　

鐘 彪 文章來源：當代文化研究網(wǎng)　　

《文藝研究》2010年3月號刊發(fā)的《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以下簡稱《學風問題》）中，王彬彬?qū)ν魰熢?988年完成、1990年代初出版的著作《反抗絕望》的批評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論述語言的文理不通；二是抄襲與剽竊。1汪暉被人批評語言晦澀或文理不通不是第一遭，這一方面王彬彬沒有什么“創(chuàng)新”，他在文章中用了一大半的篇幅來做汪暉文字的刀斧手，是想表明：非如此就無法撐得起這篇文章。但是改別人的“病句”之所以能夠改到《文藝研究》上，是因為他在后面藏了個“殺手锏”，那就是汪暉的“抄襲與剽竊”。這年頭，說誰“剽竊”，基本上就是把他置于“千夫所指”的位置，別在學術(shù)圈混了，這是一種置人于死地的指控，不可謂不嚴重。也因此，需要探個究竟。　　

一　　

王彬彬在文章開頭部分說了自己是如何“發(fā)現(xiàn)”抄襲痕跡的，即《反抗絕望》整體上比較晦澀，但有時也會遇到幾段平實曉暢的話，于是對這種突變產(chǎn)生疑惑，做了查考，最后發(fā)現(xiàn)這些話原來是從其他人的書中“抄來的”。2我剛讀這篇文章的時候，的確被這樣講出來的故事吸引了，嘆道，王彬彬很神。
不過接著讀下去，就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王彬彬舉的第一個證據(jù)，是《反抗絕望》第58至第59頁一段話與李澤厚《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論》一段話之間的關(guān)系，開始分析了這兩段話的相近之處，以及前者對后者的改寫，似乎鐵證如山，但是，緊接著王彬彬說汪暉在中間其實做了注釋，“提示讀者‘參見’李澤厚《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論》”。3
人家已經(jīng)注明“參見”了，為什么還指人家“抄襲”？且不說這本書成于19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學術(shù)界大規(guī)模討論學術(shù)規(guī)范之前），即使在今天，將“參見”式引用當作抄襲，道理在什么地方？
王彬彬是這樣論述“參見”式注釋與抄襲之間的關(guān)系的：
在這里，有必要對“參見”這個注釋用語做點辨析。這里的“參”，乃“參考”之意。做出某種論述后，讓讀者“參見”某書某文，意思是說：在那本書那篇文章里，也有對這個問題的論述，讀者如有興趣，或如果要深入研究這個問題，不妨去“參考”一下。當用“參見”做注釋時，就表明自己是獨立進行了這番論述，與那本書那篇文章沒有淵源關(guān)系；就表明自己的論述不是對那個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見略同”。所以，原原本本地、或攪拌式地剽襲他人，卻又做一個“參見”的注釋，稱之為“掩耳盜鈴”，是很恰當?shù)摹?
為了尋找“剽竊”的證據(jù)，王彬彬顯然對“參見”做了狹隘化的處理。如果王彬彬給“參見”的注釋下的這個定義是正確的，那么這個定義一定會成為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中國學術(shù)界影響最大、“成就”最大的定義之一。它打造了一臺威力達到恐怖級別的辨別儀器，足以把三十余年來無數(shù)學者的無數(shù)著作都戴上“抄襲或剽竊”的帽子！
在學術(shù)研究的過程中，參見和引用別人的研究成果，不僅是應該的，而且是必然的，沒有任何一個學者可以從頭壘一座泰山，恰恰相反，合格的學者必須參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否則作為整體的學術(shù)研究工作就沒辦法推進，這是最基本的常識。比如，參見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難道是說必須和康德“英雄所見略同”？相反，凡是宣稱自己在參見的時候，都是“英雄所見略同”，要不就是吹牛，要不就是撒謊。
我暫且按照，來掃描一下案頭隨手可及的幾本書，有關(guān)“參見”的例子俯拾皆是：
一類是，不僅用了“參見”、“參看”或者“參閱”等注釋用語，而且堂而皇之地在正文中用引號標注直接引文。從王彬彬的角度來看，這是大模大樣、原原本本的“抄襲”。
如，陳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三聯(lián)書店，2002年12月版）166頁這樣論述：
有學者把《左傳》引詩之方分別為“斷章取義”、“摭句證言”、“先引以發(fā)其下”、“后引以承其上”、“意解以申其意”、“合引以貫其義”等。
作者對這一句的注即為“參看楊向時《左傳賦詩引詩考》，中華叢書，1972年，64頁。”在這里，陳來當然不會認為“參看”只是用來表示“自己是獨立進行了這番論述”，正文部分也明顯包含了直接引用。此處的直接引用提示，所引著作有更詳細的論述。
又如，羅志田《國家與學術(shù)：清季明初關(guān)于“國學”的思想論爭》（三聯(lián)書店，2003年1月版）34頁：
梁啟超于1897年提出：“有君史，有國史，有民史。……”……“……，如斯而已。”
作者對此的注釋是，“參見梁啟超：《續(xù)譯列國歲計政要敘》，《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59-60頁。”這里也是用“參看”來表示直接引用。
再如，陳平原《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之建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2月版）13頁：
首先，“西學東漸”乃大勢所趨，章太炎等人之“救學弊”，至多不過是“扶微業(yè)，輔絕學”。
作者對此的注釋是，“參閱章太炎的《救學弊論》和《國學會會刊宣言》，均見《章太炎全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5
可見，在實際應用中，“參見”和“見”都可用于引導直接引用。
另一類是，“參見”等詞用于間接引用的場合，但這些間接引用仍然是引用，絕不是王彬彬所說的，“用‘參見’做注釋時，就表明自己是獨立進行了這番論述，與那本書那篇文章沒有淵源關(guān)系；就表明自己的論述不是對那個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見略同’。” 從王彬彬的角度來看，這是“掩耳盜鈴式”的“抄襲”：將別人的話原原本本地抄下來，或者抄錄時稍作文字上的調(diào)整，沒有冒號、沒有引號，但做一個注釋，讓讀者“參見”某某書。6
如，陳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193-194頁：
根據(jù)童書業(yè)的看法，卿大夫分置側(cè)室、貳宗，……這些側(cè)室、貳宗往往有室、有家、有邑、有臣，其后代在春秋戰(zhàn)國的地位日漸重要。（引者注：中間省略部分無直接引語。）
作者對此的注釋為“參看童書業(yè)《春秋左傳研究》，153-154頁。”
又如，羅志田《國家與學術(shù)》54頁：
但庚子前此類“調(diào)和滿漢”的觀念在民間相當流行，后來提倡革命的章太炎也曾同意孔子紀年說，……并寫出《客帝匡謬》，公開進行自我批判。
作者的注釋為“參見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81-111頁。”
再如，陳平原《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之建立》306頁：
清理這一思想背景，必須在拋棄“挑戰(zhàn)—應戰(zhàn)”的研究模式的同時，防止過分執(zhí)著中國史自身的“劇情主線”因而漠視西學的巨大影響。
此處注釋為“參閱柯文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第四章，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7
這兩類用“參見”為引用做注釋的情況都非常普遍，這里只是隨手舉了幾例。從這些現(xiàn)象的普遍程度來看，可以從中歸納“參見”一詞運用于注釋的沿用成習的慣例。目前“參見”等詞的習慣用法，既可以表示直接引用，也可以表示間接引用，還可以表示王彬彬所說的“與那本書那篇文章沒有淵源關(guān)系”的獨立論述。
王彬彬沒有從已有的具普遍性的語言現(xiàn)象中理解詞語含義的意識，而且在論證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給出詞語釋義的時候，也沒有引證對此一詞語的權(quán)威解釋。因此，從王彬彬?qū)Α皡⒁姟钡慕忉屓绱似M來看，這一認定汪暉“抄襲”的關(guān)鍵依據(jù)根本站不住腳。作為中文系教授的閱讀積累難道不會提醒他，“參見”的習慣用法其實有多種？像王彬彬這樣喜歡琢磨人家的語文水平并且“誨人不倦”的人士，為什么要刻意隱瞞“參見”的其他的用法呢？王彬彬大概已經(jīng)感覺到自己對“參見”用法的斷定并不牢靠，因此在篇章安排上沒有把對“參見”式抄襲的指證作為首要的重點。
在王彬彬批評汪暉、強調(diào)“學風”的時候，他對“參見”一詞所做的辨析既沒有引用已有的與此有關(guān)的學術(shù)規(guī)范，沒有引用已有的與此有關(guān)的討論（并不是沒有），也沒有援引此前與此有關(guān)的“案例”，沒有“回頭”看一看至今為止中國學術(shù)界運用“參見”式注釋的大體狀況，只是通過他自己的詞語釋義就確定了一條分辨是否“抄襲與剽竊”的學術(shù)規(guī)范，而從目前已有（還不論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這一時期的具體學術(shù)規(guī)范）的學術(shù)規(guī)范來看，并無王彬彬這種將部分“參見”式注釋視為抄襲的明確規(guī)定或者慣例。就此而言，究竟是誰的“學風”有問題呢？
還有的地方，王彬彬毫不掩飾地指黑為白。例如，汪暉在《反抗絕望》第68頁對列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頁的引用，已有“列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第46頁”的注釋，而且其中并無“參見”二字。即使此處沒有用引號標注所引詞句，也只是稍與現(xiàn)在的習慣不合而已，王彬彬則有膽量說，“讀者應該已經(jīng)笑起來了！”，認為這是“對勒文森的剽襲”!
在一個批評者開始隨意踐踏他人的名譽的時候，他對自己的品格也已經(jīng)棄若敝履。但是《文藝研究》作為在業(yè)內(nèi)有較高地位的雜志，對“‘參見’式抄襲”這類與既有的引注習慣存在嚴重沖突的說法，竟然毫無進一步辨析的意識，如果不是急于制造聳人聽聞的話題，應該不至于在編輯方面出這樣的紕漏。
其實，只是從九十年代以后，學術(shù)界才大規(guī)模開始倡導學術(shù)規(guī)范化。《反抗絕望》的編輯出版正好處于1988-1991年這一段眾所周知的特殊時期，當時具體的學術(shù)規(guī)范狀況與今天有很大的不同。汪暉在該書重印時的對“主要參考書目”的“注”中說：“本書初版時，應出版社要求，刪去了全部參考書目。現(xiàn)在這份書目是重新編定的。”8在今天，出版社提出這樣的要求是難以想象的，但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這卻是常態(tài)。不用說《反抗絕望》成稿的1980年代，就是到了現(xiàn)在，中國人文社科學界也不像美國那樣有明確的寫作格式規(guī)定，或者用《MLA 格式手冊》（《美國現(xiàn)代語言學會研究論文作者手冊》），或者用《芝加哥寫作格式手冊》。因此目前在論文格式、注釋方式、語匯使用上有相當大的混淆，包括對“參見”等詞的使用場合或范圍缺乏清晰說明，這對治學的確帶來了一定的困擾。也許以后可以制定統(tǒng)一的中文論文格式，并通過不斷修訂來完善，來解決這一難題。但是，格式問題絕不應該成為對學術(shù)思想的遮蔽。如果認為八十年代的文章格式不規(guī)范，八十年代的文章就都不足觀，這就本末倒置了。
在王彬彬所指出的例子中，的確存在三處脫注現(xiàn)象，但它們都緊鄰“參見”式注釋。一是《反抗絕望》第59頁“從上個世紀40年代起，魏源在他的《海國圖志》中就提出了‘以夷制夷’和‘師夷長技以制夷’兩大主張……由認識和要求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經(jīng)濟制度進到認識和要求學習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任務本身，只有當它所能借以得到解決的那些物質(zhì)條件已經(jīng)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的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發(fā)生的。’”其中“龔自珍、魏源、馮桂芬還多少停留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tǒng)圈子內(nèi)打轉(zhuǎn)”引自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第57頁的內(nèi)容。但《反抗絕望》第59頁這一段在結(jié)束處未注明對《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第57頁的引用，也未注明對《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第38-39頁的引用。緊接此處的下一段第一句“如果說龔自珍、魏源、馮桂芬還多少停留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tǒng)圈子內(nèi)打轉(zhuǎn)，王韜、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陳熾實行資產(chǎn)階級代議制的政治學術(shù)還帶有極端狹隘的地主資產(chǎn)階級自由派的階級特征”（第59-60頁）則給出了注釋：“以上參見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第57頁、74頁。”其中“龔自珍、魏源、馮桂芬還多少停留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tǒng)圈子內(nèi)打轉(zhuǎn)”也引自前引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第57頁的有關(guān)內(nèi)容。9
二是《反抗絕望》第69頁“按照列文森的觀點，‘每個人對歷史都有一種感情上的義務，……是一個大家在普遍原則上選擇他們所繼承的獨特文化的社會’”，給出注釋“列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第3-4頁”。接下來的一句：“但是，對于中國近現(xiàn)代知識分子來說，歷史與價值的這種內(nèi)在統(tǒng)一性被無情地撕裂：由于看到其他國度的價值，在理智上疏遠了本國的文化傳統(tǒng)；由于受歷史制約，在感情上仍然與本國傳統(tǒng)相聯(lián)系。”10同樣引自列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第4頁，未注明出處。
三是《反抗絕望》第64頁“這正如伽達默爾指出的，……理解的歷史性具體體現(xiàn)為傳統(tǒng)對理解的決定作用”一段，注釋為“參見張汝倫：《意義的探究》，第175-176頁”。緊接著的下一段中的“啟蒙運動在強調(diào)理性的絕對地位時，……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反抗絕望》第65頁），引自張汝倫《意義的探究》179-180頁，未注明出處。
這三處脫注是作者的疏失，日后修訂《反抗絕望》時可以補充完善。但從上下文的引證來看，作者并無掩蓋與前述幾本著作的關(guān)系的意思，因為在這些段落的前后，作者都曾引及這些書。而且這里的引述主要都是歷史背景性的或理論背景性的敘述，是參照性質(zhì)的，并不涉及作者的中心觀點。疏失和剽竊，是完全不同性質(zhì)的問題。
王彬彬有意識混淆，僅僅根據(jù)這三處疏失，就無限上綱，想要全面否定《反抗絕望》一書，這是無法成立的。他其實知道，僅僅根據(jù)這三處疏失是無法炮制出一篇按“學術(shù)規(guī)范”可以刊登在《藝術(shù)研究》上的論文，所以他才不惜把自己貶為刀筆吏，玩空心思，把文章的一大半篇幅用于改“病句”，并且發(fā)明“偷意”式剽竊法，也是迫不得已吧。　　

二　　

王彬彬認為《反抗絕望》“主要”是抄來的、“偷”來的。而按王彬彬所說，“此書出版后，即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界產(chǎn)生重大影響，很快成為這個領(lǐng)域的學術(shù)名著”，11如果它“主要”來自于痕跡明顯的拼湊，如何能在這二十年間蒙混過關(guān)？因此，王彬彬要證實自己給出的驚人判斷，就要把那些看不出“參見”之類“剽襲”痕跡的地方也貼上“剽襲”的標簽。這個標簽就是“偷意”。
按王彬彬的說法，“偷意”集合了多種“剽襲”手段，“是攪拌、組合、拼湊等手段一齊用”，“在字句上盡量不留痕跡”，這是“最讓人反感的”“剽襲”方式，它“在《反抗絕望》中是更嚴重地存在著的”。12也就是說，王彬彬認為“偷意”是《反抗絕望》最重要的一種“剽襲”方式。雖然他對“偷意”現(xiàn)象的舉證只有三處，“偷意”例證的數(shù)量與其重要程度并不相稱，但“偷意”有著不可替代的妙用：由于“偷意”在字句上沒有留下什么痕跡，因此判斷是否“偷意”也就不必尋找字句上的相似之處，有心人可以非常隨意地下判斷。
正因為辨別是否“偷意”帶有非常強的隨意性，為了保證辨別的嚴肅性和公正性，為了避免這類判斷淪為“莫須有”式的誣陷，就應該想辦法為這種沒有什么有效憑據(jù)的判斷確立一些相對明確的標準和規(guī)范。如果難以圍繞“偷意”確立這類標準和規(guī)范，就有必要斟酌“偷意”這一概念的有效性。
但我們在王彬彬的文章里看不到任何審慎思考避免隨意判斷的跡象。王彬彬列出幾處涉嫌“偷意”的引文之后，基本不做分析，直接下個“‘意’，完全相同”之類的判斷即可，甚至根本一個字的解釋都不需要。在《文藝研究》2010年第3期第134頁，我們可以看到“裸奔”的兩段引文擺在那里，什么解釋或者介紹都沒有，甚至連一個“例如”都沒有：
勒文森說：“如果說追求中國與西方平等的觀念深藏于梁啟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會深藏于每一個近代中國人的——從最保守的到最激進的——文化理論中。”
汪暉說：“追求民族的獨立與平等的意識深藏于魯迅日本時期的文化理論中。”（第70頁）
這等見所未見的寫法出現(xiàn)在講究語言文理的王彬彬教授的筆下，的確令筆者拍案叫絕。我實在想象不出，還有什么寫法能比這種“裸奔”的手法更好地顯示，辨別“偷意”的基本原則就是“莫須有”？
由于王彬彬?qū)Α巴狄狻比狈η逦缍ǎ诰唧w舉證時也只有這一處缺乏效力的說明，如果只是跟著王彬彬的臆斷來追問他所舉的例子究竟是否“偷意”，會一頭霧水。首先要看王彬彬提出“偷意”的問題究竟要說什么，這些說法是否站得住腳？了解這一點，才能理解為什么缺乏說明、流于臆斷的“偷意”在王彬彬給出的“剽襲”分類中反而最為重要，才能清楚他對“偷意”的臆斷為什么無理。
王彬彬在分析《反抗絕望》與列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兩書的“剽襲”關(guān)系時說明了要點。就《反抗絕望》與《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的關(guān)系，王彬彬如是說：
……（汪暉）常常無視魯迅與梁啟超的區(qū)別，把勒文森分析梁啟超的理論框架簡單地套用于對魯迅的觀察。13
如果說王彬彬?qū)ⅰ皡⒁姟笔阶⑨屨_為“抄襲”，還戴了白手套；那么，睜眼瞎說《反抗絕望》忽視魯迅與梁啟超的差別，就是斯文盡失了。其實就在王彬彬指為“抄襲”但實際上已注出處的一句話（第二章第二節(jié)第一段中的“這種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內(nèi)容：變更需要、變更榜樣、變更思想、變更理由”）14之后，汪暉即論述了魯迅的不同之處。但是王彬彬只當沒看見：
與梁啟超等人不同，魯迅的這種以民族文化改造為根本目的的文化引入主要是以否定性的方式進行的，即是以抨擊與批判傳統(tǒng)文化的方式進行，而不是以系統(tǒng)的介紹方式引入。……15
緊接此后的兩段，汪暉都對列文森的看法有批評性的對話。難道王彬彬?qū)⒆约何恼碌淖x者都預設為偏聽一方、從不翻書、以訛傳訛之人？也許《文藝研究》的個別編輯是這類讀者，但恐怕大多數(shù)讀者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一個口口聲聲講“學風”的教授，“學風”竟然如此低下，也算是匪夷所思。
就《反抗絕望》與《中國意識的危機》的關(guān)系，王彬彬說：
（《中國意識的危機》）這本書也給予了汪暉很大幫助。《反抗絕望》只在一處引用了林毓生原文，且做了注釋，但卻引用得讓人莫名其妙。而在真正借助林毓生的地方，則不做任何說明。例如，《反抗絕望》中，用“整體反傳統(tǒng)”這一理論，對魯迅這一代“五四”人物的思維方式進行了論述，而這就完全是對林毓生的學舌。16
《反抗絕望》第54頁引用了《中國意識的危機》一處原文，但也正是在此處引用之后，汪暉這樣分析和對話：
（林毓生）這種分析從變動不居、紛紜復雜的歷史過程中找到了某種恒定不變的“同一性”——不是具體的歷史內(nèi)容而是深層的思維模式，因而為人們提供了研究中國知識分子心態(tài)和中國文化特征的某種途徑。
但是，這絕不意味著，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始終束縛在一個問題上，沉溺于同一的問題之中。不是的。……17
王彬彬認為這里“引用得讓人莫名其妙”。難道是王彬彬過分沉迷于做“引注規(guī)范”的“糾察隊員”，只要一看到引注就條件反射式地與抄襲聯(lián)系起來，以為“非引注即抄襲”，以至于認為只要一引用就必然意味著全盤接受？以至于如果看到別人在引用的同時竟然還表示不同意見，則會覺得“莫名其妙”？
王彬彬在《汪暉<反抗絕望>的學風問題》中企圖將汪暉涂抹成一個靠抄襲、拼湊來寫作的人，他這個愿望已經(jīng)強烈到一個極端敏感的地步：如果他意識到汪暉竟然還在引用前人研究或看法的同時展開批評性對話和討論，要么裝作看不到，要么被刺激到“莫名其妙”。
其實，在引述當時非常流行的看法或觀念的時候，有時采用暗引的方式，不交待出處，但因為所引看法在當時學術(shù)界眾所周知，這種做法是慣例。比如《反抗絕望》第62-63頁：
這是否意味著，但五四反傳統(tǒng)主義者把實際政治斗爭看成不是根本之圖，而把文化倫理批判即思想革命置于首位時，他們在思維模式上又回到了傳統(tǒng)？
汪暉在這里就暗引了林毓生一個非常著名的觀點，即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借思想文化作為解決問題的途徑”的傾向來自于深厚的中國傳統(tǒng)。汪暉在后面的論述是對林毓生這一觀點的批評性對話。汪暉在此并沒有將林毓生的觀點作為自己的核心觀點。而按王彬彬的邏輯，這樣的地方應該也是汪暉“偷意”的表現(xiàn)。
對于那些被王彬彬指為或者可能被指為“偷意”的地方，有必要放在當時知識界特別是魯迅研究界的共同知識•和積累的背景中來考慮。這里不再一一討論。從根本上說，人文學術(shù)研究是在歷史傳統(tǒng)和當下的學術(shù)共同體中展開的，可以說，任何嚴肅的研究都可以說“無一字無來歷”。否則，其學術(shù)研究的價值恰恰是需要懷疑的。根據(jù)“偷意”這樣一個極不嚴格的概念，如果沒有步步為營地做注釋，那么，幾乎所有不做注的地方都可以戴上“偷意”的帽子，則所有的學術(shù)文體都會崩潰。正常的學術(shù)研究都必須建立在前人的研究基礎(chǔ)上，王彬彬?qū)Α巴狄狻钡臒o界限發(fā)揮，恰恰是在摧毀學術(shù)共同體的基礎(chǔ)。這是用誅心之論代替正常的學術(shù)批評，這是以學術(shù)規(guī)范為大棒，處心積慮、深文周納，通過攻擊別人以謀取自己的聲名，其流弊應該得到肅清，“莫須有”的文字獄必須關(guān)閉，唯此，才能維護一個正常的學術(shù)研究與學術(shù)批評的生態(tài)。　　

注釋
  王彬彬，《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見《文藝研究》2010年3月號，第126頁。
2同上，第126-127頁。
3 同上，第131頁。王彬彬以類似邏輯指出的例子還有，《反抗絕望》第64頁“這正如伽達默爾指出的，……理解的歷史性具體體現(xiàn)為傳統(tǒng)對理解的決定作用”一段，注明是對張汝倫《意義的探究——當代西方釋義學》（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5-176頁部分內(nèi)容的“參見”，王彬彬認為是“抄襲”。
4王彬彬，《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見《文藝研究》2010年3月號，第131頁。　　

5陳平原，《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之建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頁。
6王彬彬，《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見《文藝研究》2010年3月號，第130頁。
7陳平原《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之建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318頁。
8 《反抗絕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頁。
9以上分析參見汪暉，《反抗絕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9-60頁；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39頁，第57頁；王彬彬，《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見《文藝研究》2010年3月號，第132-133頁。
10 汪暉，《反抗絕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頁。
11 王彬彬，《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見《文藝研究》2010年3月號，第126頁。
12 參見同上，第134頁。
13參見同上，第133頁。
14 參見同上，第133-134頁。
15 汪暉，《反抗絕望》，第68-69頁。
16王彬彬，《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見《文藝研究》2010年3月號，135頁。
17汪暉，《反抗絕望》，第54-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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