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刊《重新啟蒙》文意欲何為？

——并論陳獨秀思想的演進和叛變

奚兆永

今年“十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正當全國人民熱烈慶祝這一偉大節日的時候，《炎黃春秋》卻遇到了大難題：按照這些年該刊一貫反毛澤東、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思想和做法，他們是決不愿意發表慶祝新中國60年的文章的；但是，刊物置身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一篇文章也不發，那豈不是顯得太露骨了嗎？他們預感到如果這樣做對刊物的前途不利，于是就想出了現在這樣的做法：勉強發表篇把裝潢門面的應景文章，在網上做廣告時將其放在顯眼的封面下面，而在實際編排時，卻將其放在很不起眼的后面，通過這種掩人耳目的“手法”，似乎也算是他們“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60周年”了。而實際上，真正置于刊首第一篇最突出地位的卻是余孚寫的一篇“一家言”：《重新啟蒙：五四運動90周年反思》。余文打著“重新啟蒙”的旗號，矛頭直指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直指作為這一革命的偉大成果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直指新中國成立以后的60年，實際上是射向新中國的一支毒箭?！堆S春秋》就是這樣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的！

當然，《春秋春秋》選擇在第十期發表余文還有一個考慮，那就是要以此紀念曾經在五四運動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并且曾經是中國共產黨的五任總書記，而后來脫離共產黨并被開除出黨，以后又參加托派并且接受蔣介石和中統津貼的叛叛徒陳獨秀。我們知道，陳獨秀生于1879年10月9日，今年10月正好是陳獨秀出生130周年。本來，對于陳獨秀這樣一個叛徒，他只有挨罵受批的份，哪個還會搞什么紀念活動來紀念他呢？《炎黃春秋》也深知此理，不敢過分張揚。這從余文的標題也可以看出來，盡管文章通篇都是稱贊陳獨秀的，但是在文章的標題上卻避開了陳獨秀的名字。但是，他們既然要反革命，就不可能把真相隱蔽得十分徹底，文中充滿了對陳獨秀錯誤言論的吹捧，特別是把他晚年的叛賣行徑捧上了天。這一切都表明，他們要跟著陳獨秀在中國“重新啟蒙”，大搞資本主義的決心。

《炎黃春秋》就是這樣對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和陳獨秀130歲冥壽這兩件事的。在他們的歷史天平上，陳獨秀這個叛徒的冥壽要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60周年大慶顯然要重要得多，因此一定要把歌頌陳獨秀的文章放在第十期刊首的位置加以突出，然后再用篇把慶祝國慶60周年的文章來加以掩護。如此不遺余力地吹捧叛徒、詆毀五四以來全部歷史特別是詆毀新中國歷史的做法，充分暴露了他們內心深處懷有不可告人的罪惡圖謀。毫無疑問，對于這樣一篇用心險惡的文章，很有深入加以批駁的必要。

一、陳獨秀轉向馬克思主義就是“啟蒙運動失敗”嗎？

余文的大標題為“重新啟蒙”，而其第一部分的標題則是“啟蒙運動的失敗和教訓”，因此我的駁文就從“啟蒙”和“啟蒙運動”說起。

“啟蒙”又稱“開蒙“，是指對未受過教育處于蒙昧無知狀態的兒童即所謂“蒙童”進行的初始教育，目的是使其得到初步的文化知識。后來該詞泛化，同時也指發生在18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思想文化運動，史稱 “啟蒙運動”。馬克思主義者對于歷史上的“啟蒙運動”曾給予高度的評價。恩格斯說，“在法國為行將到來的革命啟發過人們頭腦的那些偉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些權威是什么樣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著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不過他也指出了這種“啟蒙運動”的局限性：“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永恒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現在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18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們，也同他們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使他們受到的限制?！保ā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9-720頁）

在中國近代史上也有過啟蒙運動，不過那并不是始于五四運動。實際上，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一些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人，從魏源、洪秀全到康有為、梁啟超，到嚴復、孫中山，都做過這樣的啟蒙工作。當然，五四前后的新文化運動，無論從規模上還是深度上來說，都要大大超過以往。

雖然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政府，但是，政權很快即落入了袁世凱和北洋軍閥政府之手，國家因此而黑暗到了極點。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提出山東黃河以南地區為對德交戰區，1915年1月更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經幾個月的密談，賣國賊袁世凱于5月9日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1915年9月，陳獨秀創辦了《青年雜志》，提出：“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兩輪焉?！保ā蛾惇毿阄倪x》，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6頁）與后來的“五四運動”緊密聯系的新文化運動或新的“啟蒙運動”即由此而開始。

1916年9月，陳獨秀將《青年雜志》改名為《新青年》，并發表了《新青年》一文。在這篇文章里，他論述了新舊青年在生理上、心理上的區別。他說，“自生理言之，白面書生，為吾國青年稱美之名詞?！倍坝?、美、日本之青年，亦皆以強武有力相高；競舟角力之會，野球遠足之游，幾無虛日，其重視也，不在讀書授業之下。故其青年之壯健活潑，國民之進取有為，良有以也?！茸哉J為二十世紀之新青年，首應于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資格，慎勿以年齡上之偽青年自滿也。”至于心理上新舊青年之別，他說，“充滿吾人之神經，填塞吾人之骨髓，雖尸解魂消，焚其骨，揚其灰，用顯微鏡點點驗之，皆各有‘做官發財’四個大字。做官以張其威，發財以逞其欲。一若做官發財為人生唯一目的，人間種種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犧牲之而無所顧惜；人間種種罪惡，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無所忌憚。此等卑劣思想，乃遠祖以來歷世遺傳之缺點（孔門即有干祿之學）與夫社會之惡習，相演而日深?！茸哉J為二十世紀之新青年，頭腦中必須斬盡滌絕彼老者壯者及比諸老者壯者腐敗墮落諸青年之做官發財思想，精神上別攜真實新鮮之信仰，始得謂為新青年而非舊青年，始得謂為真青年而非偽青年?！保ā蛾惇毿阄倪x》，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6頁）此后，陳獨秀在《新青年》上又先后發表了《我之愛國主義》、《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再論孔教問題》、《文學革命論》、《復辟與尊孔》、《“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等一系列文章，反對孔教、禮法、貞節，反對舊倫理、舊政治、舊宗教、舊藝術、舊文學，主張擁護“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主張學習西方的政治、文化、教育與科學。不過，這些只是陳獨秀“啟蒙思想”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保ā睹珴蓶|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頁）實際上，孫中山、蔣介石、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都曾受到十月革命的巨大影響，他們都 “重新考慮”了“自己的問題”。當然，這也是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的。由于十月革命后中國報刊所得到的消息大都來自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而他們對于十月革命的反映往往是消極的，所以當時中國的報刊對十月革命的反映差不多也都是負面的。這種情況直到1918年夏才稍有改觀。正是在這年夏天，孫中山曾致電列寧和蘇維埃政府，稱：“中國革命黨對貴國革命黨進行的艱苦斗爭表示十分欽佩，并愿中俄兩黨團結共同斗爭?！保ā秾O中山全集》第4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00頁）蔣介石對十月革命也表現出了向往之情。他在1919年決心要學習俄語，以便能夠閱讀蘇俄之書刊，并想親自到那里去考察一番。而在知識分子中，最早宣傳十月革命的是李大釗。他于1918年7月1日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聲言：“法蘭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紀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國家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兼含社會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羅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期期之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時代之精神不同，革命的性質自異，故迥非可同日而語者?！保ā独畲筢撐倪x》，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頁）以后他又陸續寫出了《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宣傳十月革命、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陳獨秀轉向馬克思主義比李大釗要晚得多，不過，他在1919年4月20日《每周評論》上發表的《隨感錄》里也已認識到，“十八世紀法蘭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當時的人都對著他們極口痛罵；但是后來的歷史家，都要把他們當做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頁）而在1919年12月1日發表的《告北京勞動界》一文里更嚴格地區分了民主在不同時代所代表的不同階級內容：“18世紀以來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興財產工商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于征服階級的帝王貴族要求權利的旗幟”；“如今20世紀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興的無產勞動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于征服階級的財產工商界要求權利的旗幟。”（《陳獨秀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頁）應該說，此時的陳獨秀已經完全轉向了馬克思主義。

余文說，“正在陳獨秀和他的戰友們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為對全國人民啟蒙而前進時，列寧十月革命已經成功，他的第三國際的代表已經來到中國，告訴中國的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都是‘虛偽的’，是對被壓迫人民的‘欺騙’，使得一大批熱血的中國知識分子從要求民主和科學轉向馬克思主義，陳獨秀把他提出的民主和科學‘救中國’的旗幟放棄了，把他自己誓言‘為之斷頭流血在所不辭’啟蒙運動放棄了，轉向馬克思主義。”

在余孚先生看來，十月革命成功，第三國際成立以及它派代表來華，都是大壞事，因為它們破壞了中國的啟蒙運動。這是十分荒謬的。從理論上來說，由民主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這本身是認識的一個巨大的飛躍，也是啟蒙運動的一個深化和拓展，本來應該是一件大好事。事實上，如果沒有這樣一個飛躍、深化和拓展，就不會有后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中國就不會發生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也不會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更不會有新中國60年的偉大成就。而從歷史事實來說，余孚的這些話說明他非常缺乏歷史知識。我們知道，第三國際是1919年5月成立的，第三國際派維經斯基來華與李大釗、陳獨秀等接觸是在1920年4月，派馬林來華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則是1921年6月的事，而李大釗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卻是在1918年7月就開始了，陳獨秀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雖然晚一些，但是，在1919年4月也已經開始，他提出兩面不同的“德莫克拉西”旗幟的觀點是在1919年12月，比第三國際的代表來華的時間都早得多，怎么說成是第三國際的代表“告訴中國知識分子”的呢？

余文還說，“陳獨秀之所以如此輕易地轉變，說明陳獨秀雖然向往民主和科學，但是他究竟沒有到過西方，對西方的民主和科學如何改變一個時代和社會，使之擺脫中世紀的黑暗，進入現代社會，沒有親身的體驗”

此說也大謬不然。實際上，陳獨秀雖然生于安慶，還是前清秀才，但是他很早就接受西方的教育。1897年，他進杭州中西求是書院，開始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1901年，他因進行反清宣傳而遭通緝，于是逃亡日本，入東京高等師范學校速成科學習。1903年回國后曾協助章士釗編輯《國民日報》，并于1904年在蕪湖創辦《安徽俗話報》。1907年再度赴日本，進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學習，后又轉入早稻田大學繼續學習，于1909年回國在浙江陸軍學堂任教。1914年，他再度赴日本，協助章士釗編輯《甲寅》雜志。我們知道，日本向西方學習，從明治維新起就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是一個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并且進而發展為帝國主義列強。陳獨秀多次赴日，并且較長時間地在日本生活，怎么說他對西方資本主義“沒有親身的體驗”呢？而且，十月革命發生于1917年11月，而陳獨秀之轉向馬克思主義是在一年零五個月的1919年4月才開始的。由于受西方思想的影響很深，其間他甚至還在1919年1月12日出版的《每周評論》第4期的《隨感錄》里罵過“十月革命”，說十月革命“用平民壓制中等社會，殘殺貴族及反對者?！保ㄞD引自朱洪：《陳獨秀與胡適》名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頁）可見，陳獨秀的思想轉變是經過激烈斗爭的，也是慎重其事的，怎么能說成是“輕易地轉變”呢？問題還在于，對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平等持批判態度的，首先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而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德國人，他們一生都在西方生活，而且大部分時間還生活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典型的英國，有誰能夠說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民主“沒有親身的體驗”呢？至于列寧，他雖然是俄羅斯人，但是由于沙皇的迫害，他僑居西方國家的時間也是比較長的，顯然也不能說他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沒有親身的體驗”，但是，列寧對于資本主義的民主的虛偽性和欺騙性卻做了入木三分的批判。我們還可以舉孫中山。孫中山在海外的時間也很長。年輕時，他曾經在檀香山和香港讀書，后來為了學習西方的政治風俗、他還在西方許多國家考察和生活過，他對西方資本主義顯然也不能說“沒有親身體驗”，但是他也經歷了由崇尚西方到“以俄為師”的轉變。他在1897年時曾說，“我希望有一個負責任的、有代表性的政體。此外，還必須使我們的國家對歐洲文明采取開放態度。我不是說，我們要全盤照搬過來。我們有自己的文明，因為無法進行比較選擇而得不到發展，它也就停滯不前了。時至今日，這種文明已經和人民群眾完全格格不入了。”（《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86頁）但是，在他認真對歐洲進行考察后，思想反而發生了變化。他曾這樣說，“倫敦脫險后，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并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于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運動也。”（《孫中山全集》第6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32頁）實際上，孫中山的這一認識就已經為其日后的“以俄為師”的思想打下了基礎。這些事實都證明，正是由于對西方資本主義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體驗，才能夠更加深刻地懂得資本主義的歷史局限性和轉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對于李大釗、陳獨秀等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由民主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也應該這樣來認識。

余文把陳獨秀轉向馬克思主義說成是“啟蒙運動的失敗”更是非?；奶频?。如前所說，資產階級啟蒙運動有其歷史的局限性，突破這種歷史的局限應該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實際上，歷史上許多偉大人物，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內，都是由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的，把這種轉變說成是失敗，正好說明余文不懂得思想發展的辯證法，不懂得歷史前進的方向，而是用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看事物，站到了歷史前進方向的反面。而且我們看啟蒙運動是成功還是失敗，也不是就啟蒙運動看啟蒙運動，而是應該看它對其后的政治經濟究竟發生了什么樣的作用。這是因為，啟蒙運動是一種思想文化方面的運動，它雖然先于政治經濟的變革，是這種變革的先導，但是歸根結底是為政治經濟的變革服務的。比如18世紀法國的啟蒙運動就是為其后的法國大革命服務的。同樣，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也是為其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服務的。就此而論，我們能夠說新文化運動失敗了嗎？顯然不能這樣說。

在這方面，胡適試圖把新文化運動和以后爆發的五四政治運動割裂開來，認為后來的政治運動是對新文化運動的“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边@種看法當然是錯誤的，因為一定的文化總是為一定的政治經濟服務的，怎么能把兩者完全割裂開來呢？不過他也不得不承認，在開始新文化運動之后出現的五四愛國運動是取得了偉大成功的。他在其《口述自傳》中說：

“從我們所說的‘中國文藝復興’這個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那項由北京學生所發動的而為全國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

“‘五四運動’完成了兩項偉大的政治收獲：第一便是在全國輿論的譴責之下，北京政府把三位知名的親日派高級官員撤職。第二便是由于請郭先生的強烈抗議和中國在巴黎留學生的強烈反對、中國參加巴黎和會代表團不敢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因此使所謂‘山東問題’能夠在（1921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得以重開談判而獲得解決。

“這項自發的愛國運動的成功，使中國的政黨因此頗受啟發。他們覺得觀念可以變成武器，學生群眾可以形成一種政治力量。”（《胡適口述自傳》，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199頁）

應該說，胡適的前一段話是錯的，而后兩段話是說得不錯的。余孚的認識顯然是落在胡適的后面的。

對于五四運動和文化革命運動的偉大意義，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有一段非常全面也非常精辟的論述。他說：

“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五四運動的杰出的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五四運動所以有這種性質，是在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已有進一步的發展，當時中國革命知識分子眼見得俄、德、奧三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瓦解，英、法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受傷，而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德、奧（匈牙利）、意三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因而發生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它的弱點，就在只限于知識分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但發展到流散運動時，就不但是知識分子，而且由美國大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成了全國范圍的革命運動了。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用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這個文化運動，當時還沒有可能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700頁）

對于毛澤東如此肯定和贊揚的五四運動以及與之緊密聯系的新文化運動，余文竟把他說成是“失敗”，這除了暴露他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仇視和對資本主義的向往之外，是什么問題也不能說明的。

二、陳獨秀思想由民主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后的進一步演進

   余文說，“陳獨秀提出啟蒙運動，并不是僅僅在喚醒國人起來救中國于危亡之際，這固然是他的直接目的，他的更長遠的目的說成根本上改變中國幾千年宣傳的封建綱常倫理的奴隸思想，把國人推進到自由、民主和科學的現代觀念，從而為中國進入現代國家先進之林創造條件，這才是陳獨秀發起啟蒙運動的真正目的。他的這些思想都體現在他所參加的中西文化的論戰之中。”

不錯，陳獨秀在啟蒙運動的初期階段確曾說過，“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徹頭徹尾，個人主義之民族也?！薄皷|洋民族，自游牧社會，進而為宗法社會，至今無異焉；自酋長政治，進而為封建政治，至今亦無以異焉。宗法社會，以家族為本位，而個人無權利，一家之人，聽命家長。”他主張“”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保ā蛾惇毿阄倪x》，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7頁）他還說過，“欲建設西洋式之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以求適今世之生存，則根本問題，不可不首先輸入西洋式社會國家之基礎，即謂平等人權之新信仰”（同上，第55頁）但是，如前所述，他在1919年4月肯定十月革命以后，特別是在1919年12月開始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以后，其觀點已發生了明顯的變化。1920年9月英國著名的唯心主義哲學家羅素訪問中國，鼓吹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陳獨秀為此致信羅素，指出：“資本主義雖然在歐洲、美洲、日本也能夠發展教育及工業，同時卻把歐、美、日本之社會養成貪鄙、欺詐、刻薄、沒有良心了；而且過去的大戰爭及將來的經濟的大革命都是資本主義之產物，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們中國此時才創造教育工業在資本制度還未發達的時候，正好用社會主義來發展教育及工業，免得走歐、美、日本的錯路?！保ǎㄍ?，第52-153頁）雖然他此時還不懂得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但是顯然已經不同于過去那樣一味地崇尚西洋個人主義的思想了。

余文說，“陳獨秀不了解西方歷史發展的實際，對于西方當時的情況，只能按照《共產黨宣言》所說的話學舌：‘資本主義一面固然增加財富，另一面增加貧困’，‘各國資本主義制度都要崩潰，中國哪能……單獨保存它（資本主義）’。但另一方面，陳獨秀雖然轉向馬克思主義，卻仍然是一位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和負責任的革命家。”余文舉了一個例子：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負責與第三國際聯絡的張太雷曾向陳獨秀匯報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是在第三國際領導下，……中國不能例外?！标惇毿懵犃撕苌鷼?，拍桌子說：“各國有各國的情況，……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利要有獨立自主的做法?！瓫Q不能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決不能戴第三國際這頂大帽子?！?/p>

余文痛恨陳獨秀轉向馬克思主義，不惜用“鸚鵡學舌”來諷刺他學習《共產黨宣言》。用如此惡毒的語言攻擊中國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學習馬克思主義，這是其反馬克思主義立場和對馬克思主義無知的又一暴露。資本主義發展了幾百年，但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卻長期處于幼稚的狀態。真正認識資本主義本質的不是資產階級學者，也不是空想社會主義者，而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在《共產黨宣言》里對資本主義所做的解剖，有哪個能及？似乎從《宣言》里了解的資本主義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難道僅僅根據狹隘經驗或是從資產階級學者那里學到的關于資本主義的認識才是正確的？在這方面，余孚先生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也很可憐。從余文的作者介紹里知道他是一個離休干部，今年已90歲了，應該說也是一個“老革命”了，但我很懷疑，他是不是真的讀過《共產黨宣言》？因為《宣言》里并沒有講“資本主義一面固然增加財富，另一面增加貧困”，這個觀點是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時得出帶結論，而其說法也不同。馬克思說的是： “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保ā顿Y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08頁）至于所引用的“各國資本主義制度都要崩潰”也并非《宣言》的原話。但是，必須指出的是，認識資本主義的歷史過渡性恰恰是馬克設恩格斯的一大貢獻。因為過去資產階級學者總是把資本主義堪稱是一個永恒的社會，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向人們指明了，“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保ā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頁）試問余孚先生：這樣的真理，為什么不能宣傳？難道應該宣傳資本主義是永恒的謬論才對？

余文還繪聲繪色地舉例說明陳獨秀“是一位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和負責任的革命家。”其實，這個例子只是說明，陳獨秀即使在轉向馬克思主義以后，也還有一個進一步轉化的過程。本來，中國共產黨既然參加了第三國際，怎么可以不按第三國際的規章辦事？我們知道，第三國際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立起來的，為了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勝利，它當然不能沒有嚴格的組織紀律，雖然有不同意見可以提出，也可以保留，但是中國共產黨作為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當然應該服從第三國際的領導，根本否定第三國際的領導地位顯然是十分錯誤的。但是，陳獨秀卻不能接受這個事實，于是出現了余文所說的陳獨秀拍桌子大發雷霆的那一幕。余孚先生沒有說出他所舉的例子的出處，我在另一個地方曾看到包惠僧的有關此事的回憶，說法與余文有所不同，那里說的是陳獨秀直接與馬林的爭執，而且說到陳獨秀后來沒有堅持他的這一意見。這后一點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事實上，不是別人，正是陳獨秀自己在1924年6月18日發表的《答張君勱及梁任公》一文中曾公開聲明：“我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當然應該服從莫斯科共產國際之訓令，這件事可以公開的告訴普天下人而毫無慚愧與隱痛?！保ā蛾惇毿阄倪x》，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頁）這是陳獨秀轉向馬克思主義以后的一個重要進步，而余孚先生對此卻毫無所知或故意裝作不知，仍然引用陳獨秀反對第三國際領導的例子來說事，這除了證明他的無知和偏見外，究竟還能說明什么呢？

余文還說，“蘇共雖然是共產國際的黨，但是作為一個國家，卻是大國沙文主義者，蘇聯駐華的全權代表越飛在1923年1月26日與孫中山發表了《孫中山越飛聯合宣言》，孫中山同意外蒙古的獨立和蘇俄擁有中東鐵路的權利，蘇聯的軍隊不必從外蒙古撤退，蘇俄則給孫中山經費和提供武器，派軍官為孫中山建立軍校，訓練軍隊，從事武裝斗爭。斯大林的如意算盤是通過這個協定來控制兩黨，從而使中國變為蘇俄的附庸?！?/p>

余文這樣說顯然是完全錯誤的。蘇聯是列寧親手締造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怎么能把它說成是“大國沙文主義者”？而且1923年1月時列寧還在世問政，俄中關系就是在他親自主導下進行的，怎么能把它說成是“斯大林的如意算盤”？至于《孫中山越飛聯合宣言》的內容，我們可以將該宣言的原文找來與余文的轉述加以對照，看看他的轉述是否符合事實？下面就是《孫中山越飛聯合宣言》有關內容的原文：

“一、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于中 國。 因中國并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于此項大事業，越飛君并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值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也。

“二、為明了此等地位起見，孫逸仙博士要求越飛君再度切實聲明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國對中國通諜列舉之原則。越飛君比向孫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國政府準備且愿意根據俄國拋棄帝政時代中俄條約（連同中東鐵路等合同 在內）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

“三、因承認全部中東鐵路問題，只能于適當之中俄會議解決，故孫逸仙博士以為現在中東鐵路之管理，事實上現在只能維持現況；且與越飛同意，現行鐵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兩政府不加成見，以雙方實際之利益與權利，權時改組。 同時，孫逸仙博士以為此點應與張作霖將軍商洽。

“四、越飛君正式向孫博士宣稱（此點孫自以為滿意）：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意思與目的，在外蒙古實施帝國主義之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立，孫博士因 此以為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緣為中國實際利益與必要計，中國北京 現 政府無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對赤俄陰謀與抵抗行為之發生，以及釀成較 現在尤為嚴重之局面。”（《孫中山全集》第7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1-52頁）

在這個《聯合宣言》里，根本就沒有余文所說的什么“孫中山同意外蒙古的獨立和蘇俄擁有中東鐵路的權利”的說法，相反，倒是俄國政府聲明，“決無亦從無意思與目的，在外蒙古實施帝國主義之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立”。至于孫中山認為俄國軍隊“可以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余文故意刪去“立時”二字，其解讀當然也就大不相同了。關于中東鐵路問題，《宣言》也只是說“于適當之中俄會議解決”，因為其時中國軍閥割據，尚不統一，孫的權力尚未及于東北，故提出此事“應與張作霖將軍商洽”之議，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這些到了余孚先生那里，都成了孫中山與越飛之間的交換條件，而蘇聯則是為了要“使中國變為蘇俄的附庸”，這符合事實嗎？

在外蒙古問題上，也同樣表現出陳獨秀在由民主主義轉為馬克思主義之后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在中國，一般人都希望外蒙古留在中國的版圖之內，而不原意它從中國獨立出去。陳獨秀因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熏陶，在對民族問題的看法上當然也有新的進步。他在1923年1月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對于目前實際問題之計劃》一文中主張：“應該尊重民族自覺的精神，不應該強制經濟狀況不同、民族歷史不同、言語不同之人民和我們同受帝國主義侵略及軍閥統治的痛苦；因此我們不但應該消極的承認蒙古獨立，并且應該積極的幫助他們推倒王公及上層喇嘛之特權，創造他們經濟的及文化的基礎，達到蒙古人民真正獨立客觀的可能。”（《陳獨秀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頁）應該說，這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觀點的。

說到外蒙古問題，我想再多說幾句。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也是一個曾經引起并且還在引起誤解和紛爭的問題。應該說，這個問題并不是雅爾塔協定才提出的，也不是《孫文越飛聯合宣言》才提出的，而是一個由來已久的歷史問題。歷史上，蒙古民族曾經是一個稱雄世界的民族，成吉思汗曾被譽為“一代天驕“，經過對外征戰，使蒙古成為一個橫跨歐亞大陸、北至波羅的海，南至越南及緬甸、印度部分地區的大帝國。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在中國建立了元朝，但是其死后蒙古族即走向衰落。元朝為明朝所代替，昔日之舊觀不復存在。辛亥革命后，外蒙古的一些王公、大喇嘛公開投靠沙皇俄國，宣告實行自治。1913年沙俄政府和中國北洋軍閥政府曾經發表了一個《中俄聲明》，雙方承認中國對于外蒙古具有宗主權，同時承認外蒙古有自治權。1915年，中俄蒙三方又簽訂《中俄蒙協約》，具體規定“外蒙受中國冊封尊號”，“外蒙設自治官府，得與各國訂立工商事宜條約”。十月革命后，蘇俄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發表《致中國國民及南北政府宣言》。宣布“廢除沙俄與中國、沙俄與第三國所締結的旨在奴役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密約?！蓖?0月，北京政府曾派皖系將領徐樹錚出兵征戰外蒙古，繳了日軍120人的械，并迫使外蒙古撤銷自治。此事曾使國人大快，孫中山也曾復電徐樹錚表示祝賀。電文稱：“比得來電，諗知外蒙回，四內響應。吾國久無陳湯、班超、傅介子其人，執事于旬日間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保ā秾O中山全集》第5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69頁）對徐樹錚此舉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但是，用武力和高壓的辦法是很難征服一個民族的。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1921年3月，蒙古人民黨成立，后改名蒙古人民革命黨，領導人為蘇赫巴托爾。同年7月11日，外蒙古宣布獨立，成立了“君主立憲政府”。1923年蘇赫巴托爾遇刺身亡，喬巴山為繼任黨政最高領導人。1924年1月，曾有外蒙古代表巴先生前來中國拜訪孫中山，并且表示想讓外蒙古再次同中國聯合。孫中山在歡宴國民黨各省代表及巴先生的演講中說了這樣一番話：“外蒙古到民國以來脫離中國,內政是很修明的,在陸軍一方面也練了很多的騎兵,所以他們現在便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次巴先生的來意,還是想蒙古再同中國聯合,造成一個大中華民國.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大民族,全國的人口總數是四萬萬,漢族人是多數,蒙古人是少數.中國在帝制時代，總是想壓制蒙古。在民國時代也有徐樹錚練邊防軍去打蒙古，現在又想派馮玉祥帶兵去征服蒙古。但是蒙古總不怕北京政府的兵力，總是要脫離中國去獨立。我們南方政府，向來沒有用過兵力去征服蒙古的。今晚巴先生尚且不遠萬里而來，想聯合成一個大中華民國，就是因為我們有主義。由此便可見主義大過武力。用主義來建國，萬萬里都是來朝的；用武力去征服人，近在咫尺都是反叛的。”（《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07頁）應該說，孫中山的這番話是有道理的。在當時的具體情況下，外蒙古的獨立要求是有其進步性的，因為當時的中國國家不統一，軍閥混戰，民不聊生，蒙古人民以十月革命為榜樣，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誰能說是錯誤的呢？外蒙古即使想與孫中山的南方政府聯合，在當時條件下也不可能，因為孫中山沒有自己的軍隊，管理的范圍只及于南方一隅，外蒙古又怎么能得到中國政府的保護與幫助呢？實際上，就是當時的蘇聯，雖然有心幫助孫中山的南方政府，但是，要發展國與國的關系還不得不找北京政府打交道。這樣就有了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蘇聯政府與北京政府簽訂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及聲明書》。該《解決懸案大綱》第五條聲明，“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钡?，對于蒙古人民革命黨爭取獨立的斗爭，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蘇聯也不能漠視，更無權干涉。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外蒙古走上了獨立的道路。1924年11月26日蒙古廢除了君主立憲制，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1945年2月，蘇、美、英三國首腦雅爾塔協定規定蒙古現狀“應予維持”，1946年1月5日，國民黨政府在派員監督了外蒙古的公民投票后也不得不承認外蒙古獨立。我們不能說外蒙古的獨立是蘇聯包辦的，也不能說外蒙古就沒有民族自決權，更不能把外蒙古說成是蘇聯的殖民地?，F在有人在網上說“喬巴山是民族敗類”，這顯然是十分錯誤的。應該看到，外蒙古在二戰期間曾經為反抗日本侵略進行了英勇的斗爭。1939年5月，日本軍隊侵入蒙古，喬巴山率領蒙古人民軍把侵略軍趕出了其國土。1945年8月10日，蒙古人民共和國向日本宣戰，喬巴山元帥親自率領八萬騎兵和機械化部隊穿越戈壁沙漠，翻越興安嶺，行軍1000公里，進人遼東半島，與蘇聯紅軍聯合作戰，為打敗日本法西斯做出了貢獻。應該說，這也是對中國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的巨大支援。1952年1月喬巴山逝世時，毛澤東在1月27日寫的唁電中曾這樣評價喬巴山：“喬巴山元帥是蒙古人民偉大的領袖，蒙古人民革命杰出的領導者與組織者，他的逝世不僅是蒙古人民極大的損失，也是世界和平民主陣營的損失。喬巴山元帥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戰爭中給予中國人民的援助，將在中國人民的心中永垂不朽?！敝袊孙@然不應該用大漢族族主義的觀點來判斷外蒙古問題的是非對錯。

三 、陳獨秀思想從馬克思主義到反馬克思主義的叛變

十月革命后，陳獨秀通過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實際生活的體驗，逐漸由一個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并進而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從“一大”到“五大”，他連續五屆被選舉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但是，他并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的思想作風也有不少缺點：他個性很強，脾氣暴躁，有家長作風，喜歡搞“一言堂”，不大能夠聽取不同意見。他自己后來曾說起，“蔣介石之反動，在中國革命運動上是一大損失，因為他個人性格之有決斷肯負責任，和袁世凱一樣是中國有為人物，可惜走到反革命而不走到革命，這也就是我們所以自去年三月二十到今年四月十二始終牽就他向他讓步拉他向革命路上之一個原因。我們一年余忍耐牽就讓步，不但只是一場幻想，并且變成了他屠殺民眾屠殺共產黨的代價！”他還說到，“當時就有一位同志批判蔣介石是一個危險人物，未必始終忠于革命。我曾問他何以見得，他說，蔣氏此時言論固然很革命，即行動也向著革命路上走；惟隱微中時時表露其個人英雄主義，表露其個人之權力超于黨之上，離離開黨的個人英雄主義，沒有黨的制裁，便會走到反革命，中外歷史上這種英雄很多，恐怕蔣介石也是一個?，F在看起來，這些話可算是對蔣介石之終身的刻骨批評！”（《陳獨秀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頁）但是，在當時，這個意見陳獨秀卻沒有聽進去，他總是對蔣介石一味地遷就甚至縱容。1926年3月由蔣介石一手造成的“中山艦事件”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也可以說是其后來發動的“4.12反革命政變”的預演，而陳獨秀對此卻毫無警惕。現在有人為了替蔣介石辯護，找出種種說辭加以掩蓋和粉飾，也對陳獨秀進行辯護，說那時俄共中央委員布勃諾夫正在廣州，得到蔣介石的答復是“對人不對俄”后表示“如此即可安心”，認為蔣介石并沒有什么不軌和圖謀。其實，蔣介石生性多疑,且有個人野心,他在“中山艦事件”中獨斷專行本身就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應本對他的這種行為進行堅決的斗爭和嚴厲的懲罰，但是無論是布勃諾夫還是陳獨秀都采取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特別是陳獨秀在聽了布勃諾夫的話后居然還在4月6日出版的《向導周報》148期上撰文，稱“蔣介石是中國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柱石”。（見祝彥：《晚年陳獨秀》，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頁）本來，由于蔣介石在“中山艦事件”中的表現特別惡劣，連蔣介石自己都感到十分緊張，俄方和陳獨秀的這種縱容態度甚至使蔣介石本人都感到意外。經過這件事,蔣介石就更加有恃無恐膽大妄為了，終于釀成了后來的4.12反革命政變事件的發生。祝彥書中把對蔣介石縱容的責任都推到到布波諾夫身上，其實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管怎么說，布波諾夫雖然在途經上海時向陳獨秀講了有關情況，但是，如果陳對蔣有正確的認識就不會一聽就信，更不會匆匆忙忙去寫吹捧蔣介石的文章。顯然，這個責任正應該由陳獨秀自己來負，而不應該由他人來負。

關鍵在于，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過程中，陳獨秀在思想深處認為，現在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該由資產階級來領導，完全放棄了無產階級對于民主革命的領導權。他在1923年4月25日寫的《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國民黨資產階級》一文中提出了這樣的口號：“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同上，第212頁）而在同年12月1日寫的《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里，他還說，“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也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力量?！薄皣窀锩晒?，在普通形勢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若彼時有特殊的環境，也許有新的變化，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干政權，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勢而決定?！保ㄍ?，第236、238頁）應該說，他在大革命中所執行的完全是一條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

陳獨秀執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又是和他對于馬克思主義缺乏正確的了解分不開的。本來，對于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列寧早在1905年所著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里就有明確的論述。當時，俄國新火星派認為，“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所以我們應當崇敬資產階級的庸俗思想，給這種思想讓路”。而列寧則認為，“如果我們按照——哪怕部分地，哪怕一分鐘——我們參加臨時政府會迫使資產階級退出這樣一種想法行事，那我們就會因此把革命領導權完全讓給資產階級?！保ā读袑幦返?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77頁）陳獨秀對大革命中的指導思想和俄國的新火星派可以說是如出一轍，而與列寧的思想卻是格格不入的。當然，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也不應過于苛求于陳獨秀，因為《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在大革命時還沒有中譯本，只是在大革命失敗后的1929年6月才有了書名為《兩個策略》的中譯本出版。毛澤東也是在1932年打漳州時才讀到了此書的中譯本，他讀了后如獲至寶，感嘆地說，“此書要在大革命時看，就不會犯錯誤。”（《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24頁）陳獨秀通曉日語和英語，但是他卻沒有想方設法去找列寧此書的日譯本或英譯本進行學習，這也是很讓人遺憾的一件事。在中國，關于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后來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才解決的。

毛澤東說，“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保ā睹珴蓶|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頁）大革命的失敗，當然與蔣介石的背叛革命有關，也與第三國際的錯誤指導有關，但是，這些都是外因；從內因來分析，陳獨秀所執行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應該是主要的原因。沒有陳獨秀本身的內因，蔣介石和第三國際的外因也無法起作用。因此，對于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作為黨的總書記顯然是應該負主要責任的。由于大革命失敗，陳獨秀在黨內的威信一落千丈，實際上已無法再繼續充當領袖的角色。應該說，“八七會議”對其進行批判，并且撤銷其總書記職務是很正常的；如果不改組，不撤銷其職務，他自己也應該引咎辭職。當然，八七會議未通知其參加會議是不對的，但是，請他參加六大他拒不參加，也不主動檢討自己的錯誤，還發表取消革命的言論，組織托陳小集團，進行非組織活動，這就又在錯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結果，在1929年11月被開除出黨。這完全是咎由自取。1930年2月，共產國際在審批時，還曾對陳作最后一次挽救，請其到莫斯科解決問題，但是，陳獨秀諱疾忌醫，怕挨批評，并在2月27日的回信中繼續攻擊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拒絕到莫斯科解決問題。這樣，他就失去了最后的機會，終于離黨而去。

余文說，“抗戰開始以后，陳獨秀來到四川江津一個偏僻的小山村，過著窮困和孤獨的生活，陳獨秀在這種孤獨的生活中總結了他為國家為人民的利益奮斗一生的經驗，按他自己的說法，經過了七八年的回顧和思索，他終于從當年熱衷于共產主義回到了民主?！?/p>

應該說，不僅是余文，許多論述陳獨秀晚年的論著，也都喜歡講陳獨秀晚年的貧困與孤獨，把他說得很可憐，對他寄予了很大的同情，甚至還大講陳獨秀的氣節。如祝彥在《晚年陳獨秀》一書中寫道，“陳獨秀在鶴山坪的物質生活也是非成貧苦的。在包惠僧的印象中，石墻院里的景象是這樣的：‘他們院里堆了一大堆土豆，是陳獨秀和潘女士種的。他們用的家具是些破破椅子，生活很苦?！ò萆骸段宜赖年惇毿恪?，《黨史研究資料》（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當時陳獨秀的主要經濟來源考的是北大同學會的捐助，同時，他曾任《時事新報》的名譽主筆，每月也有些薪金。另外，就是平時寫文章的稿酬。這種沒有固定收入的狀況，必然會有入不敷出之感。何況，陳獨秀年老體弱多病，花銷很大，所以，‘遇到疾病醫藥，難免就有些掣肘’。……對于那些不應該或不值得的饋贈，他都拒絕了。比如任卓宣曾匯去200元給陳獨秀，但‘匯去后不久，又退回了。’（任卓宣：《我與陳獨秀先生》，臺灣《傳記文學》第30卷第5期，1977年）還有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的朱家驊贈給陳獨秀5000元，這在當時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但陳獨秀以‘卻之不能，受之有愧’予以拒絕。由是，鄭學稼感慨道：‘他的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他根本無富貴之意——可為我的模范，就為這一點，我尊敬他?！ㄠ崒W稼：《陳獨秀的個性和人品》，臺灣《傳記文學》第30卷第5期，1977年）……陳獨秀至死保持著‘老書生’清貧和清白的氣節?！保ㄗ骸锻砟觋惇毿恪?，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118頁）

陳獨秀真的如此清貧和清白嗎？

應該說，在日本侵略中國這樣一個國難當頭的大環境下，除了極少數發國難財的貪官污吏，還有那些“前方吃緊，后方緊吃”，揮霍民脂民膏的人（這種人連陳誠都十分反感，稱他們是 “朱門酒肉臭”）外，大多數公教人員的生活都過得不怎么樣。與他們相比，陳獨秀有《時事新報》的月薪，有北大同學會的捐助，有人稱“蜀派印圣”楊鵬升及其他人的資助，還有稿費收入，其生活應該說還是過得去的，根本談不上什么清貧。至于說清白，那就更要大打問號了。祝彥書中所說的“拒絕”朱家驊所贈5000元一事，還引用了鄭學稼的回憶文章，其實并不真確。很可能是陳獨秀曾謙讓了一番，但是實際上最后還是收之下下，接受了此款。這有陳獨秀1942年1月29日致朱家驊的一封信可以證明。信文寫道：

“騮先先生臺鑒：

      國燾兄來津，奉讀手教，并承賜國幣八千元，遠道將來，不敢辭卻，無勞而領厚賜，受之實深慚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簡單，去年賜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誠屬過分，以后如再下賜，弟決不接受，特此預陳，敬希原諒，并謝高誼，余不盡焉。

                            弟獨秀啟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臺灣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驊檔案》”

     （《陳獨秀著作選編》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9頁）

陳獨秀這封寫給朱家驊的信可以說明很多問題：

第一，朱家驊給陳獨秀送錢不是一次，而是多次。不僅1942年送了8000元，而且在1942年的“去年”即1941年也送過一次，從“今又增益之”看，1941年所贈數目稍小于8000元，當就是祝彥書中鄭學稼所說之5000元。另外還有材料說，此前他還收到過1000元。這三筆錢加起來就是14000元。這當然不是一個小數字。按照當時的購買力，當時100元的購買力可以買一頭豬，那14000元就可以買140頭豬，那是很能夠派一些用場的。時常給他接濟的楊鵬升，每月之薪金也只有300元，陳獨秀獲如此數額之巨款，又何貧困之有？

第二，朱家驊給陳獨秀的錢，陳獨秀都悉數收下用了，并沒有“拒絕”。其實這個問題就是從祝彥書中所引“卻之不能，受之有愧”也可以看得出來：“卻之不能”，本身就說明沒有“卻”，因為這是“不能”的；“受之有愧”本身就說明事實上已經“受”了，只是“有愧”而已。而從1942年1月29日的回信中說的“去年賜款尚未用罄”一語里，人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該款不僅已經“受”了，而且還“用”了，只是還沒有“用罄”而已。實際上，1月29日信中也有“遠道將來，不敢辭卻”之語，同樣是照收不誤，只不過是為自己收下此錢找一個好下的臺階罷了。

第三，朱家驊的贈款不是朱個人的捐贈，而是另有來歷，它是國民黨政府賞賜給陳獨秀的津貼。原來，在1942年1月17日，時任蔣介石侍從室二處主任、有蔣介石的“文膽”之稱的陳布雷給朱家驊寫了一封信，要他以私人名義“一次補助”陳獨秀8000元。陳布雷只是蔣介石的幕僚，自己并無實權，這顯然是在執行蔣介石的旨意。朱家驊接信后不敢怠慢，隨即于20日復信陳布雷，報告“當即派張國燾同志送去”。（同上，第380頁）此項津貼，如果陳獨秀不是在1942年5月27日病逝，一定還會繼續不斷地“補助”下去，數目還會加大，因為這次已經是第三次了，而且三次的數目都是一次比一次“增益之”，對陳獨秀的這種不斷遞增的“補貼”早已成了蔣介石和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慣例”。

為了進一步認識此事，還有必要對相關的兩個重要人物——朱家驊和張國燾的身份做一點介紹。朱家驊曾經在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教書,并且當過校長，后來棄教從政，曾任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等要職，并被蔣介石任命為特務組織中央統計局（中統）的局長。張國燾原是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后曾任紅四方面軍的政委，由于有個人野心，在長征途中曾加害中央，犯過另立中央的嚴重的政治錯誤。由于王明曾與他談過四方面軍某些干部的托派問題，更使他寢食難安，于是決心叛逃。1938年4月4日國共兩黨準備共同祭掃黃陵，張國燾由于擔任陜甘寧邊區代主席，于是借口參加祭掃黃陵逃到西安，以后又跑到武漢。雖然經過周恩來等的多次勸說，張最后還是投入了國民黨的懷抱，成為一個叛徒。張國燾叛變后先在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戴笠手下建立了一個所謂“特種問題研究室”，專做共產黨的策反工作。他曾提出策反八路軍129師，但結果失敗。軍統因他是叛徒而看不起他，此次失敗更加對他不屑。他在那里呆不下去了，就利用過去在北大與朱家驊相識的關系又到了中統，在所謂“對共斗爭設計委員會”擔任中將設計委員兼主任秘書。實際上，朱家驊就是通過張國燾去做陳獨秀的工作的。所以每次發放津貼也都是通過“張國燾同志”進行的。從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陳獨秀從張國燾手中拿到的這些錢其實是很不干凈的，又何“清白”之有？

陳獨秀說“無勞而領厚賜”，其實是一種為自己開脫的說法。陳獨秀內心自然明白，從來都是“無功不受祿”，哪有什么“無勞而領厚賜”的？他之所以敢于領此“厚賜”，是因為他知道自己是有“功”有“勞”于國民黨政府的。實際上，如果陳獨秀真的一點“功”和“勞”都沒有的話，蔣介石也好，朱家驊也好，他們都不是傻瓜，顯然也不會“厚賜”于他的。

什么是陳獨秀的“功”和“勞”呢？他的“功”和“勞”，其實也就是余文所說的從共產主義“終于回歸民主”。不過余文說陳獨秀的這個“回歸”是他抗戰后住到“江津的一個偏僻的小山村”，“經過了七八年的回顧和思索”的結果，但此說是經不起檢驗的，因為陳獨秀到江津一個偏僻的小山村居住是在1939年5月，而他病故的時間是1942年5月，其間只有三年時間，所說顯然不確。經查，陳獨秀在1940年9月寫給西流的信中曾有這樣的話：“我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始決定了今天的意見?！保ā蛾惇毿阒鬟x編》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頁）如果我們從1940年9月向前倒推“六七年”，應該是1933年或1934年，那時陳獨秀在哪里？那時國民黨政府的高等法院已對其進行終審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年），他正在南京監獄服刑。看來，陳獨秀的“沉思熟慮六七年”不是從四川江津的小山村開始的，而是從一進國民黨監獄就開始了他的“反省”：

比如，對于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僅僅在兩年多前的1932年11月，陳獨秀還肯定地說，“在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政權之下，有充分的保證，能夠實現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的三個根本條件：推翻帝國主義的控制，解放農民和肅清官僚制度，所以只有她能擔負得起復興中國的大責任；所以蘇聯五年計劃的初步成功，已在事實上表示社會主義的經濟方法之優點與偉大力量非資本主義所可企及?！倍鴮顸h政權則批評說：“現時代資產階級及地主的國民黨政權，它不但不能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的大責，它還正在極力為帝國主義服務，為帝國主義剿滅能夠復興中國的共產黨?！保ā蛾惇毿阄倪x》，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345頁）但是，陳獨秀入獄后不久就在1935年1月寫了一篇《學史大林不可學得這樣快》的文章，調子就大不一樣了。由于現在出版的陳獨秀《文選》、《選集》、包括今年出版的六卷本《著作選編》都未收錄這篇文章，我們還難于深入研究此文的思想，不過就是從標題上我們也能夠看出此文決不是肯定斯大林而是否定斯大林的。如果把斯大林作為正面的形象，那么要做的應該是“見賢思齊”，積極向他學習，當然是愈快愈好，不存在“太快”的問題；如果把他作為反面形象，那學習本身就不好，“學得太快”就更不好了。顯然，他這樣說，無論是對斯大林還是對中國共產黨來說，都是一重惡意的攻擊。

又比如，關于民主主義，陳獨秀原來是這樣說的：“民主主義是什么？乃是資本階級在從前拿他來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現在拿它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在從前政治革命時代，他們打倒底功勞，我們自然不能否認；在封建主義未倒底國里，就是現在我們也不絕對的反對他。但是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符合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錯而特錯。資本和勞動兩階級未消滅以前，他倆階級的感情利害完全不同，從哪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國民都化為勞動者才真有全民意這件東西存在，不然，不論在任何國家里，都只有階級意黨派意，絕對沒有全民意。民主主義只能代表資產階級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階級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勞動階級底意，他們往往拿全民意反對社會主義，說社會主義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這都是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埃ā蛾惇毿阒鬟x編》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313頁）應該說，這些觀點都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的觀點。但是，陳獨秀入獄后，完全改變了過去對民主主義的批判態度，他1936年3月在獄中寫的一篇題為《無產階級和民主主義》的文章里，竟然大批斯大林“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以官僚主義。”而在1940年7月寫給連根的信里更批評包括列寧在內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真實價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當著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是偽善，是欺騙，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陳獨秀著作選編》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0頁）其在1940年9月寫給西流的信中還說，資產階級民主制“不僅為資產階級所歡迎，而是幾千萬民眾流血斗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的?！恍沂乱詠磔p率底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內容被推翻，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只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一種抵制資產階級民主的門面語而已?！?同上，第354頁)在這里，不僅論述的內容已經完全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而且從語言和感情色彩來說，也已經完全站到了敵對階級的立場上去了。

再比如，關于無產階級專政，陳獨秀原來也是完全肯定的。他曾在一封信里說，“我們要知道，‘無產階級專政’這句話，說很容易，做起來著實是一件艱難的大事業，千頭萬緒，不是容易可以實現的，尤其在中國更不容易實現；因為我們的天性生來不喜歡什么首領，什么指導者，然而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無產階級非有強大的組織力和戰斗力不可，要造成這樣強大的組織力和戰斗力，都飛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做無產階級先鋒隊與指導者不可。”（《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頁）但是，“沉思熟慮”后的陳獨秀再不說“無產階級專政”了，他張口閉口就是“獨裁”或“獨裁制”，而且把蘇聯和德國、意大利并列，把斯大林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相提并論，大加反對。說什么“一般無知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更加把獨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罵得比狗屎不如，這種荒謬的觀點，隨著十月革命的權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個采用這個觀點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個便是希特勒，首創獨裁制本土——蘇聯，更是變本加厲，無惡不為，從此崇拜獨裁的徒子徒孫普遍了全世界，特別是歐洲，五大強國就有三個是獨裁?！保ā蛾惇毿阒鬟x編》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頁）大家看，陳獨秀對于十月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對于列寧和斯大林，已經仇恨到這樣的程度，簡直是破口大罵了。

陳獨秀早年曾經轉向馬克思主義，他曾經是一個共產主義的信徒，而且還曾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但是此時的陳獨秀，已經完全走向了反面，成了一個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十月革命、反對列寧和斯大林、反對共產黨、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并且鼓吹資本主義的的地地道道的無產階級的叛徒！

陳獨秀的這些表現，也就是他的“功”和“勞”，蔣介石也好，朱家驊領導的特務機關中統也好，當然還有那個被朱家驊親密地稱為“同志”的中將“設計委員” 張國燾，他們肯定都清楚得很。他們之所以給他“厚賜”，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因此，某些人宣傳陳獨秀“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說什么“陳獨秀至死保持著‘老書生’清貧和清白的氣節”，顯然是與客觀事實大相徑庭的。

四、“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只能是死路一條

綜上所述，陳獨秀的一生，經歷了兩次大轉變：一次是革命的轉變，即由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另一次是反革命的轉變或叛變，由馬克思主義者叛變為反馬克思主義的叛徒。現在有人竭力淡化他的第一個轉變，同時為他的后一個轉變進行辯護，甚至提出了所謂“重新啟蒙”的口號，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關系全國13億人口未來的大事，是需要認真對付的。

五四運動迄今已經90周年。這90年是中國歷史上翻天覆地的年代。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產生了一代用馬克思主義武裝的覺醒了的知識分子，他們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中國的工人階級正式登上了中國政治的舞臺，使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國情的結合，產生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使人們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前途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

毛澤東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不是哲人先驗的預言，而是中國人民從鴉片戰爭以來在一百多年來經過反復的實踐才得出的科學結論。過去，中國人向西方學習，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但是，西方國家總是欺侮中國，根本就不讓中國真正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他們只想從中國得到好處，只想把中國變成他們的殖民地或附屬國。孫中山認識到了這點，他決定“以俄為師”，實行聯俄、聯共和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但是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共產黨由于第三國際的指導錯誤和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對于蔣介石毫無警惕，因而沒有能夠阻止蔣介石發動4.12反革命政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通過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和總結失敗的教訓，毛澤東提出了一整套革命的理論和策略，于是中國革命終于走上了正軌。毛澤東領導全國人民經過長期的的艱苦卓絕、不屈不撓的英勇奮斗，終于在1949年取得了國家政權，建立起了新中國。長期受人欺侮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新中國成立后，在很短的時間里就醫治了戰爭的創傷，完成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恢復了國民經濟，為進行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中國的一化（工業化）三改造（對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中國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中國的科學家和技術專家努力攀登科學技術的高峰，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里研制成功了“兩彈一星”，建立起了強大的國防力量，中國的教育、體育和農村醫療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中國人一掃過去那種低眉順眼的形象，終于可以在世界上揚眉吐氣了。這就是社會主義所帶給中國的，這就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就中國”的鐵的證明。

現在《炎黃春秋》刊登余孚的《重新啟蒙：五四運動90周年反思》一文，把陳獨秀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說成是啟蒙的失敗,而把陳獨秀的背叛馬克思主義說成是所謂回歸民主,提出要重新進行資本主義的 “啟蒙運動”， 顯然是要否定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歷史,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指導思想和國家性質,公開宣揚要放棄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這絕不只是一般的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學術問題,而是一個公開違背憲法宣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嚴重的政治問題,是全國人民，特別是廣大勞動人民所決不能允許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走資本主義道路，搞私有化，只能造成社會上少數人的的富裕，而加深他們與廣大勞動人民之間的貧富鴻溝，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造成階級矛盾和其他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造成社會的不穩和混亂。更不用說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必然伴侶，如果說我國現在的經濟危機還沒有資本主義國家那么嚴重，那也是因為我們還有社會主義的老底，但是一旦完全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老底沒有了，那危機所帶來的災難肯定要比現在大得無比。還要看到，由于走資本主義道路背離了廣大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國家必然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農民，而只能依賴資產階級;但是由于中國資產階級所特有的軟弱性和動搖性，又必然會造成對于世界上所謂發達國家即帝國主義國家的依賴，結果必然要喪失國家的獨立自主地位，成為他人的附庸。其實，這些話不要多說，舊中國就是一面鏡子?，F在，知道舊中國情況的人少了，只有70歲以上的老人還能夠記起舊中國是什么樣子。希望有關新聞出版部門能夠多做一些新舊社會對比的宣傳工作，讓廣大人民特別是青少年能夠知道資本主義是怎么回事。當然，現在我們現實生活中資本主義的東西也是很不少的，人們通過自己的生活體會和觀察也是能夠知道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實狀況的。事實上，不少人就是根據自己的實踐和觀察認識到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

由于這些年來很少宣傳和強調馬克思主義，許多人包括一些擔任領導工作的人，甚至還有不少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的人，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著作都不甚了了，許多人特別是青年人沒有理想和信仰，整天只知名利二字，精神狀態實在令人堪憂，這樣怎么會把工作做好？現在真正需要的，應該是進行一場普遍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教育運動。如果做好了這方面的工作，定會精神變物質，一通百通，使各方面都出現新的起色。薄熙來在重慶打黑搞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是和他用正確的思想進行指導分不開的。這件事給人很大啟示，若能舉一反三，何愁我們的各項事業不能取得巨大的飛躍？

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走資本主義道路只能是死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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