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與價值體系
 
 
這些年來，我們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與之同時也帶來了一個副產品，那就是在某些人中間產生了一種對法治的迷信，他們把法治當成了一種萬應良方，只要遇到一種社會問題，首先就想到要“立一部法規范一下”。可在實際上，由于缺少良好的道德風尚做基礎，很多法律的實施情況并不理想；人們在做壞事之前，往往要找法令的漏洞，為了防范這個漏洞，又要進一步立法，于是法治建設便進入了老子所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怪圈。這種情況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必然要對黨的執政能力構成新挑戰。在這個重要問題上，我們不能繼續泛泛而談了，必須認真研究這個價值體系以及它與法治的關系問題，還必須抓好教育，在社會價值體系的引導上掌握主動權，才有可能走出上述怪圈，把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引上正軌。
 
一、社會價值體系是法治的內在生命

法治與人的價值體系是有機地聯系在一起的，有很多人忽視或誤解著這兩者的關系，在他們看來，不管人們怎樣行動，也不管社會風氣如何演變，只要人們愿意，想要建立什么制度就可以建立起什么制度，想要依法治國，也就是只需要把法律一部一部地制定出來就可以了，這就像小姑娘們只要買幾件好看的衣服就可以打扮起來一樣。
馬克思對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批評完全適用于這些人：“粗率和無知之處正在于把有機地聯系著的東西看成是彼此偶然發生聯系的、純粹反射聯系中的東西”（《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8頁）；甚至當年的盧梭也比這些人深刻，他寫道：“正如建筑家在建立一座大廈之前，先要檢查和勘測土壤，看它是否能擔負建筑物的重量一樣，明智的創制者也并不從制訂良好的法律本身著手，而是事先要考察一下，他要為之立法的那些人民是否適宜于接受那些法律?！保ā渡鐣跫s論》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59頁）隨后，盧梭又談到了法律的分類，在提到了政治法、民法和刑法之后，他說：“在這三種法律之外，還要加上一個第四種，而且是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一種；這種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里；它形成了國家的真正憲法；它每天都在獲得新的力量；當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時候，它可以復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個民族的創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覺地以習慣的力量代替權威的力量。我說的就是風尚、習俗，而尤其是輿論；……唯有慢慢誕生的風尚才最后構成那個穹窿頂上的不可動搖的拱心石。”（同上第73頁）

盧梭在這里所說的第四種法律、風尚、習俗、輿論，正是我們這里所強調的社會價值體系，它在社會運行過程中發揮著“序參量”的作用，也就是說，它是控制社會秩序的參量。現在我們可以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高地上重新審視這一問題，價值體系問題實際上是社會的內在生命，法治是外在表現。馬克思說：“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也就是人類本性的進化過程而已，也即是價值體系的進化而已。這個進化過程首先是發生在個人的身上，但又不是單獨某一個人的進化，而是社會整體的進化過程。隨著價值體系的這個進化過程，全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都隨之而或快或慢地發生變化，政治制度法律規范也就隨之而發生變化。社會價值體系是一條流動著的河流，歷史進步的根源就在于人類本性的進化，價值體系的進化。隨著這個價值體系的進化，社會政治過程也在不斷地進步，由奴隸制演變為封建制，再演變為資本主義，再發展到社會主義制度。

馬克思曾說過，法律是對事實的公認，他還說過，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這兩句話其實是一個意思，一個階級之所以能登上統治地位，就在于它帶來了新的人生需要，代表了人性進化的方向，發展出了一套新的價值體系，受到了社會的認可，成為社會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價值體系，這樣一個事實自然要上升為法律，反映到社會政治的演變過程上來。

價值體系的發展演變便是社會制度或者說法治演變的內因，是它的內在的跳動著的心臟。如果我們要對價值體系與法治的關系找一個恰當的比方，我看可以用海螺來做比方，一些旅游點出售的海螺殼，很大很漂亮，但它肯定不是一生下來就是這么大的，而是有一個成長過程；這個成長過程肯定不是海螺殼自己在成長，而是有一個柔軟肉體的生命在其中新陳代謝著、成長著，這個柔軟的肉體是本質，是目標，服務于這個內在生命的成長過程，其外殼也在成長著。后來這個內在的生命衰老死亡之后，便剩下堅硬的外殼，孤獨地躺在海灘上。法治也是這樣，它不過是時代精神的外殼，隨著時代精神的成長與演變，這個外殼也在演變著。有些文明夭折了，法治的演變也就結束了，于是便留下了一些法典孤獨地躺在圖書館的書架上。
 
二、必須自覺堅持社會主義價值體系，才能開辟法治建設新境界

任何一個社會都有一個人格模塑的工作要做，這是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們的基本功。對于一個社會集體來說，來自外部的打擊會把它搞垮，來自內部的動亂也會把它搞垮，但不管是來自這個社會集體的外部還是內部，站在地球人的立場上來看，都產生于人性中的缺陷與邪惡；它存在于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必須約束這個東西，防止其破壞性發展起來，社會組織才能保持穩定地存在下去。有多少顯赫一時的大帝國，從古代的羅馬到現代的蘇聯，都是因為忽略了這一點，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在積重難返的內亂中轟然坍塌。日本和德國當年縱容軍國主義、種族主義勢力發展，打開了潘多拉魔盒，給世界帶來了一場巨大的災難，同時也把自己拖進了毀滅深淵。

所以執政者必須對人性中的缺陷乃至邪惡因素保持高度的警惕，把人的欲望和精力引往積極進取的方向，引向有利于自身和社會整體利益的方向，要用高尚的理想和情操教育人，防止人們把精力使用在低層次的目標上。社會主義社會也要做這件事；而且由于社會進化了，對人性也就有了更高的要求，就應當用更高級的健康向上的價值體系，引導人性趨向于自由全面發展。社會主義法治之所以是一種高于資本主義法治的更高級的政治文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內在生命是社會主義價值體系，與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價值體系迥然不同。我們要想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讓政治文明上臺階，就必須使其具有內在生命力，培育新的價值體系。這種新的價值體系不光是執政者要堅持，全體民眾都要堅持，只有當這個價值體系不斷地成長起來的時候，社會主義法治才有了成長的動力，才能通過自己內部各部分之間的相互作用而自發地形成有序結構，形成更高級的政治文明，長出一個大而美麗的“海螺殼”來。

當然，我們對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認識也有一個發展過程，這是一個隨著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不斷完善的過程，黨中央近來提出了“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等社會發展目標，還提出了“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榮辱觀，便是這個認識過程的新高峰，它不僅是對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與教訓的科學總結，也是對新中國成立半個多世紀以來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理論升華，體現了與時俱進、開拓進取的精神。經過這樣一系列的理論與實踐的互動，由量變的積累而達到質變，最后形成了一個科學完整的社會價值體系，為其普及奠定了基礎。但要想使之真正地具有生命力，還必須要讓它滲透到人民群眾之中，使之在社會生活中占據支配地位。

然而我們必須看到，正是在這個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培育上，我們這些年來的工作成效一直很差，雖然我們也在強調著以德治國，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但一直是抓而不緊，甚至是不作為，忽視了教育，各種腐朽的思想文化甚囂塵上。在這個基礎上，能長出來什么樣的法治呢？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本來就存在著兩種價值體系的沖突，對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任何放縱，都意味著對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壓制。社會主義法治的基礎不是現成地存在著，而是要在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培養出來，發展起來。社會主義革命的使命就是要解放那些在舊的私有制社會中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為此就必須經過長期的努力，必須經過一系列把環境和人都完全改變的歷史過程。如果沒有這個過程，社會主義制度就無法穩定，就不過是一次普普通通的改朝換代而已。

與之相應的是有那么一部分人，盲目照搬西方的法治經驗，硬要用一個狹小難看的“海螺殼”往社會主義的身上套。這一點可以從某些法律界人士們“言必稱歐美”的習慣中可以看出來，他們缺少開創社會主義法治的首創精神，但卻在有意無意地倡導著資本主義的價值體系。當著資本主義的那一套價值體系在社會生活中甚囂塵上的情況下，它當然也需要為自己開辟成長道路，產生出自己的法治形式——資本主義的政治體制，這是一種自組織過程。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法治建設便必然要進入老子所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怪圈，法律越來越多，體系很完備，但違法犯罪現象卻越來越多，不斷地增加警力也趕不上發展的需要。這實際上也完全符合精英們向國際社會“接軌”的主張，人家西方國家的法律早就被稱為“汗牛充棟”了，監獄里早就“人滿為患”了。資本主義的政治體制是人類不成熟階段的政治體制，其突出的特點是自己折騰自己，放縱邪惡，然后再進行治理，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要學習的是西方的優點，有必要在這些社會弊端上向他們看齊嗎？
 
三、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才能把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培育起來

社會主義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內在生命，反過來，社會主義法治也應當服務于這個內在生命的成長過程，保護這個成長過程，就像海螺殼保護著適應著海螺成長一樣。要做好這件事，執政的共產黨人自己首先要確立新的價值體系，這樣才可能產生培育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高度自覺性，不是一般地掛口頭上，而是要讓它滲透到思想的行動中，滲透到血液之中。這樣才能像老子所說的那樣：“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是以圣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保ā兜赖陆洝返诹拢┮龑鐣蚪】档姆较虬l展，才能把執政能力提高到一個新境界。

這個培育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任務很艱巨，包含了兩個方面的任務：一是要引導人性的進化，從而使社會政治、經濟運行過程向更高的發展層次進化；二是要加強法治，保證社會生活正常運轉。這兩個方面是有機地統一在一起的，如果不能約束危害社會穩定的違法犯罪活動，就不能保證社會在現有水平上的正常運轉，要想讓它向更高的發展層次進化，那就根本不可能。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引導社會向上的牽引力，要想保持它的正常運轉——即使是在現有水平上的正常運轉——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不光要依法治國，還必須有以德治國的另一手。

我們不應當簡單地談論以德治國，中國人講這個話已經講了幾千年了，現在共產黨要講的以德治國，應當有新的內容，那就是要用共產黨人的價值體系來引導社會生活。既要堅持共產主義理想，又要考慮人民群眾的接受能力，既要積極主動，又要量力而行。不僅要在口頭上說，而且要用自己的實踐來向人民群眾作出示范，還必須長期地堅持不懈努力，不光要講大道理，還應當為之創造經濟基礎、政治條件和文化環境，這樣才能使它滲透到人民的心里去，在社會生活過程中成長起來，才能把理想與現實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使社會沖突越來越減少，越來越趨向于和諧。在此過程中，社會也仍然還需要法治的一手，懲戒的一手，因為社會在任何時候都會有不合格的人，都會有無知、懈怠與失誤，但是，隨著人性的趨向于成熟，犯罪與失誤會越來越少，法治也就會越來越簡單，而不是需要不斷地加強。在這樣的過程中，一種新政治秩序就逐步形成起來了，這也是一個自組織過程。

為了保證這個自組織過程的順利發展，所以就需要堅持黨的領導，這是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優越性之所在。黨的領導是火車頭，領導著拉動著社會政治過程進入新境界，攀登新高度；同時它也像一個大磁場，把其他各項政治因素磁化，有機地組合在一起。處在這個磁場中，人大的決議權就要按照用共產黨的價值體系來判斷的人民根本利益來審議決定國家政治事務。它相當于一個舞臺，人們的各種思想主張必須在這里通過了以后才能取得法定效力?！耙桓畠稍骸钡男姓嗪退痉?，也要按照共產黨的價值體系來管好社會事務，為人們創造安居樂業的環境，解除生存的后顧之憂，使每一個人都能有所作為，都能得到充分的發展。所謂的以德治國，就是要用共產黨的思想主張來領導社會，成為社會生活的核心，在此基礎上，民主法制都要圍繞著這個核心運轉，當共產黨的思想、主張、價值體系在社會生活中占據支配地位后，在人大及其常委會的講臺上，人們也就不會提出不利于人性健康發展的議題，人們就根本想不到這些事情，就像我們現在根本不會討論人們是否應該擁有槍支一樣。

由此可見，要解決我們現在面臨的各種難題，并非像某些人所認為的那樣，不要黨的領導，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而是恰恰相反，必須真正地堅持黨的領導，把共產黨的價值體系灌輸到滲透到社會政治過程中去。經過建國近六十年來的發展，我們已經形成了一種新型的政治結構，這便是由黨委的領導權、人大的議決權、政府的行政權與兩院的司法權組成的政治結構；為了與西方的“三權分立”相區別，我們可以將其稱為“四權一體”。黨委的領導權為其他三權明確目標、保證方向；而其他三權又是黨委領導權的依托，只有通過它們，黨的領導權才能得到落實。與西方的“三權分立”相比，“四權一體”具有著明顯的優越性：“三權分立”是個平面，“四權一體”是個立體；在“三權分立”結構中，價值體系的引導工作沒人來做，這是因為它只需要把人性維持在叢林法則的水平上，維持在人的本能的水平上；而“在四權一體”的結構中，有共產黨的領導來引導人性進化，保證社會價值體系的進步，把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灌輸到社會生活中去，因而就可以把社會政治提升到一個新階段上穩定下來；這樣才能走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怪圈，實現中國古代文人的那個宏愿：為萬世開太平；當共產黨完成了這一歷史使命之后，也就可以逐步消亡了。

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有一個建立、成長、完善的過程，不是頒布一道法令就可以把這個政體建立起來的。當前這個體制中還存在問題，不是因為這個體制不好，而是因為它還沒有發展到理想的水平，黨的領導還不到位，堅持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意識還不夠自覺，甚至是形同虛設，沒有有效地影響社會生活，而是反過來讓人情關系、腐敗、黑金等等與黨的主張相悖的東西侵蝕了黨的組織，侵蝕了社會政治生活。黨內腐敗現象與那些主張“三權分立”的人們正好是互相配合的，他們都堅持著資本主義的那一套價值體系。在這一類人看來，人類社會就是要打打殺殺的，必須要遵守叢林法則，在這種思想的引導下，他們能建立起來什么好體制呢？而我們有了更高人生理想的共產黨人，則希望社會進化到和諧發展的新階段，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得到充分自由全面的發展，所以就應當自覺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引導社會政治體制進化到一個新的階段。只有在這個進化過程中，我們才能擺脫現有的各種矛盾的糾纏，使社會管理工作越來越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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