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程恩富先生提出的“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綜合創新” 的文化主張，深刻地把握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其他兩大思潮的關系，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國學之所以能夠“為根”，首先因為它是最深刻的哲學，站在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一最新成果的高度，回顧整個哲學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把哲學史概括為前后相繼的四個哲學范式；人類要避免自我毀滅，就必須進入第四級范式，自覺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實質在于擺脫私有制價值體系的控制；為什么中國政治家能夠提出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目標，這是因為中國哲學很早就進入了第四級范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從中國文化的老根上長出來的新成果。國學之所以能夠“為根”，還在于它抓住了社會治理的根本，儒家“大學之道”規定了社會治理的根本法則，是人類擺脫私有制價值體系控制之道；社會主義制度為“大學之道”的最終落實提供可能，一旦人們在“大學之道”的攀登上達到了一定的高度，自然就會把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認識到自己同這個文化傳統的有機聯系，進而認同“國學為根”。在當今世界，只有中國處于“光明區”并仍在沿著“大學之道”向上攀登，其運行軌跡是一個向上的弧線，此乃人間正道。在人類奔向自我毀滅的大趨勢中，我們理當認清自己的優勢，堅持自己的理論、道路、制度和文化自信，繼續沿著“大學之道”往上走。

　　關鍵詞：價值體系；大學之道；哲學范式；兩個相結合

　　程恩富先生總結了“五四”以來中、西、馬三大思潮對立互動的演變過程以及各派提出的文化主張，提出了“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綜合創新” 的文化主張（以下簡稱為“國學為根論”），深刻地把握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其他兩大思潮的關系，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主張越來越顯示出其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價值。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大力倡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也身體力行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提出了一系列新論斷。他在考察朱熹園時說：“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新時代政治話語體系中，首次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放在“根”的位置上。在慶祝建黨百年的講話中，他又進一步提出了“兩個相結合”的要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這種上下一心、共同弘揚國學的新形勢下，我們就有必要對程先生提出的“國學為根論”進行研究，深入討論一下國學為什么能夠“為根”，進而真正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推進兩者的有機融合，綜合創新，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為新時代的政治話語體系提供學理支撐。這是一個宏大的任務，我先拋磚引玉，一孔之見，請各位專家批評指正。

　　一、國學之所以能夠“為根”，首先因為它是最深刻的哲學

　　在程先生提出的“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綜合創新”中，其主要創新在于“國學為根”，由此就帶來了一個全方位的創新。

　　首先是從認識對象來看，一是把文化的演變過程理解為一個有機體的成長過程，而不是人們所誤以為的那種可以由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來隨意構建的過程，這是對文化演變過程的更為深刻因而也是更符合實際的理解；二是把國學從中、西、馬三足鼎立關系上升為主從關系，把國學放在中心位置，馬克思主義和西方文化都是外來文化，只能根據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而被中華文化采納吸收，這就實現了一個哥白尼式的轉換，是對三者關系的更為深刻因而也是更符合實際的理解。有了上述兩點新認識，我們就可以更深入地認識文化建設的規律，自覺地進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在這個領域進入自由王國。

　　其次是從認識主體來看，要實現上述這個哥白尼式的轉換，主體也經歷了一個哲學范式的升級轉換，所以就需要突破迷信私有制價值體系的獨斷論，回歸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的主體地位。這對于那些邯鄲學步、習慣于用西方哲學的框架來解釋中國哲學的先生們來說，就非常困難。要理解程先生的“國學為根論”，我們就必須認識到，國學是最深刻的哲學，所以就必須突破那種對于西方哲學的盲從，恢復自己的哲學自信。

　　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通過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提出了“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基本方略，它不僅繼承了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同時也是先進的中國人在堅持馬克思主義、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因而它也包含了西方文化的優秀傳統，也是對西方哲學傳統的突破。作為人類精神成長的最新成果，不僅為當代中國面臨的各種難題提供了理解框架和解決方案，同時也為人類面臨的各種現實問題提供了理解框架和解決方案。這是只有在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進程中才能取得的偉大成就，達到了這一點，哲學經過漫長的漂泊，終于踏上了堅實的陸地。于是我們就可以反過來考察東西方哲學的不同發展路徑，找到判斷哲學發展水平的尺度，重建哲學發展歷程的知識體系，正確評價國學在其中的位置，進而確立我們的哲學自信。

　　（一）哲學發展經歷了四個范式。

　　站在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一最新成果的高度，回顧整個哲學的發展歷程，我們就可以發現，哲學發展演變過程的最終目標也無非是發展出一種能夠保證人類合理行動的價值體系。為了達到這一高度，哲學經歷了幾個發展階段。為了理清這個發展過程的內在邏輯，我們可以考察不同時代的哲學家們提出問題的方式，我們可以看到依次出現的四種提出問題的方式，如果借用庫恩所說的“范式”這個概念，我們可以把哲學史概括為前后相繼的四個哲學范式：

　　1、第一個范式研究的問題是“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我們將其稱為本原論范式。黑格爾說：“哲學的開端便在于把世界認作水——一種有單純的普遍性或一般的流動性的東西。在所謂根源里，具有存在的普遍形式。”古希臘哲學家的學說，還有中國的“五行說”，就屬于這種范式。

　　2、第二個范式研究的問題是“人性是善的還是惡的”，我們將其稱為善惡論范式。在公元前五世紀左右，生活在不同地域里的民族都誕生了自己的先知或圣賢，用各不相同的學說和誡律來引導和規范人性。西方的蘇格拉底、東方的釋迦牟尼、老子、孔子都屬于這個范式。

　　3、第三個范式研究的問題是“人們對外部世界的認識是否真實可靠”，哲學家們研究“思維與存在的關系”，用不同的方式來解釋世界，我們將其稱為認識論范式。笛卡樂開其端，黑格爾是其中最重要的哲學家。

　　4、第四個范式研究“人類實踐中的價值體系問題”，用儒學的話來說就是能否遵道而行的問題，能否“致良知”并“知行合一”的問題，我們將其稱為知行論范式。在西方，馬克思提出了人的實踐問題，開創了這個新的范式，但他還沒有明確地提出要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問題，必須是在改造舊世界的過程中，不斷深挖舊制度的地基，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才發現舊制度最隱秘的根源——私有制價值體系，進而把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確立為基本方略，第四級范式才最終成型。

　　為了形象地概括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畫一個坐標圖（圖1），其中橫坐標表示公元紀年，縱坐標表示哲學范式的高度。我們把這個圖稱為哲學發展的四個范式圖：

　　圖1：四個范式圖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哲學發展的最新成果，立足這一成果，再來回顧哲學史，我們就可以發現，人類對自身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外部世界到人類自身，再深入到人的價值體系的發展過程，這個認識自我的過程，也就是哲學發展的過程，正如卡西爾所說的那樣：“認識自我乃是哲學探究的最高目標——這看來是眾所公認的。在各種不同哲學流派之間的一切爭論中，這個目標始終示被改變和動搖過：它已被證明是阿基米德點，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動搖的中心。”其終極目標便是發展出一種科學全面的價值體系，保證人類行為的合理性。不論在哪個時代，人類都需要正確認識外部世界，合理行動以保障自己的生存發展，但由于這個問題極其復雜，所以就需要有一個不斷深入的認識過程。本原論范式引導人們認識外部世界、尋找宇宙萬象的本原；善惡論范式為人類提出一個超越性目標，引導人們駕馭內心的欲望；認識論范式研究人類認識過程能否正確反映客觀現實；在做了這些工作以后，人類發現自己依然不能合理行動，各種災難不幸依然糾纏著自己，其原因究竟何在呢？人類要避免自我毀滅，就還要進一步尋找答案，所以就必須進入第四級范式，認識那一直處于潛意識之中的價值體系問題，自覺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二）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實質在于擺脫私有制價值體系的控制。

　　哲學范式依次遞進的次序，不僅是不斷深入認識自我的過程，同時也對應于社會發展各個階段的現實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在政治制度、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上站在了人類文明進化的前列，所以也就能夠抓住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提出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方略，站在了人類文明進化的前列。但我們也看到，雖然政治家們把這個議題提上了社會政治議程，很多學術研究卻仍然滯留在認識論范式之中，把價值體系放在思維與存在、物質與精神的兩極對立之中，作為一種價值觀來進行研究，提煉出24個字的價值觀來進行宣傳倡導，這就遮蔽了這個基本方略的深厚內涵和革命性。所謂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其實質在于擺脫私有制價值體系的控制，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來重組社會生活過程。如果不改變私有制價值體系主導社會生活過程的現狀，只是把它作為一種價值觀來倡導，這種倡導必然是徒有虛名，難以為繼，就像是拔著自己的頭發想要離開地球一樣。

　　私有制價值體系是人們從動物界進化過來時攜帶過來的價值體系，它有一個重大的缺陷，那就是不“以人為本”，而是以物質財富的私人占有為核心價值，別人的生存需要不在其關心的范圍之內，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需要——不管是他自己的自由全面發展還是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都不在其關心的范圍內。人們以彼此敵對的方式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虛幻的命運共同體。這種有缺陷的價值體系是一種把社會推向自我毀滅的力量，由于它的存在，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不可能和諧穩定可持續地發展下去。就像食物會自發地趨向于腐爛變質一樣，只要存在這種價值體系，任何社會集體都不可避免地趨向衰敗。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統統沒有例外。中國歷史上的興亡周期律，當今時代的腐敗現象、內卷化等等，美國歷史上的周期性經濟危機，當今時代的社會撕裂和兩黨惡斗、軍工集團和金融集團盤踞在社會經濟過程中吸血，其根源都在于人們的價值體系的狹隘片面。它已經成為制約人類進化的瓶頸，突破了這個瓶頸，人類就可以進入海闊天空、自由全面發展的新境界，反之，則必然走向墮落與自我毀滅。

　　培育一個健全合理的價值體系以保證人類行為的合理性，這是決定人類命運的重大問題。人類必須關注與研究價值體系問題、反思自己的價值體系，并對其進行轉換升級，才能自覺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領導人類擺脫私有制價值體系的控制，這是中國人的歷史使命。從正面來看，中國人民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已經進入新時代，有優秀的文化傳統積淀，具有了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條件；從反面來看，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秩序中，我們中國人是后來者，如果我們不能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那就只能處于被欺凌、被壓榨的地位，在人類走向毀滅的過程中，率先毀滅的只能是我們。

　　堅持社會主義在新時代，我們要繼續為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就必須找到究竟是什么東西在阻礙它的實現，我們發現，這個東西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可以確定為某個階級、某個政黨，而是全體社會成員頭腦中的落后的價值體系，有很多人，身體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頭腦卻仍然被私有制價值體系控制著，在此基礎上，要想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就無法穩定運行起來。包括領導人民推翻舊制度的那個階級和共產黨人，也必須“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臟東西，才能成為社會的新基礎”，也必須“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所以就必須“不斷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只有做好了解件事情，共產黨人才能把中華民族凝聚起來，構建科學合理的社會組織，自覺地駕馭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開辟人類文明新境界，為其他民族做出表率。

　　（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從中國文化的老根上長出來的新成果。

　　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擺脫私有制價值體系的控制，這是人類的共同需要；只有完成了這個精神解放過程，人類才能合理行動，保證人類文明在地球上的和諧穩定與可持續發展。但考察一下當今各國哲學發展的現狀,我們發現,只有中國人提出了這個目標,其他各國都沒有提出這個目標。包括自命為“燈塔”的美國, 也沒有能力反思自身價值體系，深陷在私有制價值體系的控制之下而難以自拔。我們也聽到美國日本的政客們說要搞價值觀外交、建立民主價值聯盟，但他們絕不會反思其價值觀的缺陷并轉而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西方雖然有哲學，但缺少格物致知、追求大道的傳統，其反思深入不到價值體系層面，沒有進入第四級范式，所以就突不破私有制價值體系的束縛，只能在本體論、認識論上徒逞口舌之辯，無法指導人們合理行動，不能正確應對各種現實問題，結果就使得當今西方社會在墮落毀滅的方向上越滑越遠，以美國為例，從其對新冠疫情的應對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個體，還是社會整體，都不能合理行動，眼睜睜地看著感染病例和病亡人數的增加而無計可施。其之所以陷在社會墮落、經濟下滑、疫情失控、社會分裂動蕩的泥潭中難以自拔，其原因就在于哲學思維的落后，遮蔽了對于價值體系的反思，因而無法擺脫動物價值體系的控制。

　　為什么只有中國政治家能夠提出了這個問題而其他國家政治家提不出這個問題呢？這不僅因為我們的政治文明發展走在前列，同時也因為中華民族所獨有的優秀傳統文化，這是因為我們的長期文化積淀使我們有能力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中華文明是早熟的文明，中國哲學很早就進入了第四級范式，中國古代圣賢不僅研究本體論、善惡論和認識論，而且還研究遵道而行、知行合一的問題，很早就進入了知行論范式，老子要求人們聞道勤行，孔子要求人們遵道而行，使得中華文化高位運行，形成了堅持遵道而行的文化傳統。中華民族有一個最深沉的精神追求，那就是“道”的追求，這算不算哲學呢？我看不僅應當算，而且還是那種最深刻的哲學。正是由于對“道”的追求，中華民族很早就深入反思了價值體系在個體生命與社會運行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進而使得中華文明產生了一種抵制社會趨向于墮落衰敗的力量，使得中華文明具有了頑強的生命力，這是中華民族所獨有的優勢。我們之所以能夠提出“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一基本方略，正是由于我們有這個文化積累。老子孔子所堅守的大道，經過歷代圣賢君子兩千五百年的接力傳承，經過“天理”“良知”等中間環節，最終演變為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它就是從我們的老傳統中長出來的東西，這就是“國學為根”的依據，它不是隨便其他某個民族都可以提出來的東西。

　　正因為我們有這個文化傳統，所以就能夠吸納馬克思主義，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文明雖然產生了馬克思主義，但西方文化中趨向墮落的傾向太過強大，所以就無法成長起來，西方文明也就無法走出“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的惡性循環。兩相對比，我們也就可以發現中華哲學和文化的優勢之所在，也就可以確立“國學為根”的哲學自信。

　　二、國學之所以能夠“為根”，還在于它抓住了社會治理的根本

　　除了哲學反思的深度以外，中華文化的優勢還在于確立了一個引導人性也即價值體系向上成長的人格理想，以及一套保持人性高位運行的心性之學——“大學之道”，它抓住了社會治理的根本，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建立一個理想的政治制度，以保證人性的自由全面發展。“大學之道”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寶貝，要想實現社會的善治，就必須遵道而行，舍此別無他途。國學之所以能夠“為根”，這是第二個理由。

　　（一）儒家“大學之道”規定了社會治理的根本法則。

　　人類從動物界進化而來，具有了人的外形，但還不是真正的人。所以就還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精神進化過程，才能成為真正的人。圍繞人的這個精神進化過程，整個社會的物質基礎、政治制度與文化環境也都產生了一個進化過程。個體與社會的進步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因而馬克思就可以斷言：“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我們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這個“不斷改變”過程并非是信馬由韁的過程，它應當有一個目標，那就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用中國哲學的話來說，這是人所應當實現的“天命”。與動物們在本能控制下的成長過程不同，人類的成長過程還伴隨著一個自我認識過程，人能否實現自己的“天命”，則要取決于人對它的認識理解程度。

　　西方人用一個虛幻的上帝來引導人性，人們之所以要自我約束，其目標不過是為了死后進入天國。中國的儒學則與之不同，他為人們確立的目標是成為君子乃至于圣賢，這是一個只有在當下的生活過程中才能實現的目標。為了達到這個個目標，孔夫子創立了另外一種引導人性的理論與方法，經過儒家后學們的不斷發展，形成了一套與社會政治過程有機結合在一起的心性修養理論，這一理論的核心體現在《大學》《中庸》之中，這兩部著作合起來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不僅為人們指出了生命的目標，而且還設計了一條實現這個目標的路徑，這就是《大學》所描述的“大學之道”──從“明明德”開始，經過“親民”這個中間環節，達到“止于至善”的目標，這就是“三綱領”，然后又細分為“八條目”，從“格物、致知”開始，經過“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最終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目標；《中庸》則進一步要求人們把自己的生命軌跡與“大學之道”吻合起來并始終堅持下去，為判斷這個相吻合的程度，《中庸》提出了一個“誠”的標準，吻合得好的就是“誠”，吻合得最好的就是“至誠”，達到了這種境界，人們就可以“贊天地之化育”，這是人性所能達到的極致。

　　為了簡潔直觀地表示這個“大學之道”，我們可以畫一個坐標圖（圖2）：

　　圖2：大學之道圖

　　我們可以把這個圖分為三個區，格物致知以后，人們才能進入“光明區”，成為一位君子，如果生活在現代，才能成為一位真正的共產黨人；如果沒有突破“格物致知線”，那就生活在“混沌區”，在時代潮流的裹脅下，隨波逐流，自誤誤人，度過痛苦焦慮的一生，一不小心還有可能滑進“黑暗區”。以往的社會治理只是在現有人性的水平上進行治理，儒學則主動地為理想政治創造人性基礎，這是最根本的治理。只有在人們普遍地進入并保持在“光明區”的情況下，才能建立和諧穩定的社會組織結構，這就是儒學所闡明的政治學法則，國學之所以可以“為根”，就在于這個法則的不可違背。如果是普遍處于“混沌區”甚至“黑暗區”的情況下，無論如何折騰，都不可能形成理想的政治局面。

　　如果把儒學看作一座藏有無數珍寶的宏偉大廈，那么，“大學之道”就是一個路線圖，它為人性的提升指引了方向，提供了階梯，當人們踏上這個階梯之后，就可以逐步擺脫動物性本能而成長為真正的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誰也不能例外。當一個社會集體中的人們都能自覺踏上這個階梯之后，這個社會集體才能從整體上提升起來，在此過程中，各種阻礙人性成長的危害因素都將失去支撐而分化瓦解，一個新的祥和安寧的文化將成長起來，在此基礎上，一個有效運轉的社會組織機制將應運而生，人類就可以聯合起來，正確應對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各種挑戰，保障每一個體的正常天性的實現。這不僅是儒學要達到的目標，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所追求的目標。

　　（二）“大學之道”是人類擺脫私有制價值體系控制之道。

　　站在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哲學高度，回頭再來研究“大學之道”，我們發現其重要性就在于，它為人們擺脫私有制價值體系的控制、確立新的價值體系提供了路徑。

　　《共產黨宣言》指出：“舊思想的瓦解是同舊生活條件的瓦解步調一致的。”但在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中，特別是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政權崩潰的過程中，我們則進一步發現，新思想的形成卻并不與新生活條件的形成步調一致，有很多人雖然也生活在社會主義新時代，所認同的卻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價值體系，所以就狂熱地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價值體系決定了他們無法認同社會主義制度，必須把這個制度搞垮，他們才能稱心如意。對于這樣的人來說，必須有價值體系的轉變，才能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合格成員，如果沒有這個轉變，就必然與社會主義制度離心離德，不管講多少大道理都沒有用處。

　　怎樣才能完成這個價值體系的轉變呢？這是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途與命運的根本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就無法進入人們的頭腦與行動，只能是飄浮在空中的一個幽靈，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方略也就無法落到實處。只有這樣來提出問題，我們才能發現儒家“大學之道”對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價值，“大學之道”的實質就在于引導人們反思自己的價值體系，擺脫私有制價值體系的控制，中華民族在追求這個目標的漫長過程中形成了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形成了優秀的文化傳統，在此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人才能接受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步步深入地改造舊世界，最終抓住私有制社會的核心，提出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方略。要實現這個基本方略，也還要堅持這個精神追求，通過引導全體黨員和人民群眾走上“大學之道”，才能擺脫低水平價值體系的控制，接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只有深入中華文化的核心地帶，找到了這個“大學之道”，我們才能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

　　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所有的人都應當走上“大學之道”。資本主義文明是放縱動物性本能的文明，而這又是人生初級階段的必然特征，每人都要從這個階段走過，要想走出這個階段，人們就需要有一個格物致知的過程，然后才能沿著“大學之道”向上攀登。這是每個人都必須自力更生地解決的問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別人無法包辦代替。如果沒有這方面的努力，就走不出人生的初級階段，所以就認同推崇動物性本能的西方文化，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這樣的人，即使把“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成天掛在嘴上，也不可能真正堅持，這就像小朋友無法舉起舉重運動員的杠鈴一樣，他不具有那種能力。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任務，怎樣落實這個任務呢？我們發現，其答案早就保存在老祖宗留下的“大學之道”里了。就像動植物的成長過程預先儲藏于各自的基因之中一樣，“大學之道”以胚胎的形式蘊涵著人類文明進化的程序，因而中國的歷代哲學家就無須像西方哲學家那樣忙于創造自己的理論體系，他們只須立足所處時代，對“大學之道”進行新的闡發，把其中蘊涵的尚未被人們認識的內在必然性發掘出來，深化對它的理解。歷代君子的這個深入發掘的過程，既是他們自身的創造力的主動發揮，同時也是“大學之道”的自我展開過程，也是中華文明的發展過程，因而也是人的天命的自我實現過程。人的天命即是人性的“自然”，此即老子所說的“道法自然”。當今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也是這個展開過程的一個環節，所以我們也就可以把中華君子文化及其精髓“大學之道”作為邏輯起點，理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傳承關系，構建一個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的“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

　　（三）社會主義制度為“大學之道”的最終落實提供可能。

　　整個歷史是人類從動物界向人類社會進化的過程，其終極目標是進化出真正的人。人的這個進化過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中要分為不同的進發展階段，每個階段都需要有一種學說來指引人類向上，因而人就需要宗教哲學理論。中國的儒、釋、道三家學說，西方的基督教、自由市場理論都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學說。但是，“道可道，非常道”，這些學說通常不能完全地吻合人類進化總目標，它們各有自己的目標，按照自己的邏輯向前發展，有的學說能夠貼近人類進化的總目標，有的不能貼近這個總目標，能夠貼近總目標的學說往往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只是貼近其中的一段，然后與之分離，漸行漸遠。我們可以把人類進化總目標的實現過程看作是一條向上伸展的弧線，作為生命與眼界都有局限性的理論家們所畫出來的往往只是一條直線，這些直線因而就只能與那條人類進化長弧線在某一點上相切，然后就分道揚飆。

　　與其他宗教學說相比，儒學擺脫了人格神的糾纏，為個體確立了君子人格目標。引導人類走上“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超越私有制價值體系的束縛，把個體的人生目標與社會發展需要結合起來，在推進社會進步的同時實現人生最大價值，通過對儒學義理的深入闡發與踐行而推進人性的進化，所以就能很好地與人類進化長弧線相吻合。即使是社會運行偏離了這條長弧線，也由于聞道君子的存在，所以就能夠窮則思變，回歸正道，把中華文明一直延續下來。比如在近代積弱積貧、一盤散沙、瀕臨亡國滅種危機的的情況下，中華民族仍然有一大批聞道君子窮則思變，接受馬克思主義指導，團結奮斗，把中華民族重新拉到人類進化長弧線上來。在當今世界上，中華文明一枝獨秀，蒸蒸日上，與西方文明的衰敗形成鮮明對比，其原因就在于中華文明有最深刻的哲學反思，有中華君子文化的深厚積淀，有“大學之道”的引導，能夠把個體天命的實現與社會發展目標合而為一，所以就能接納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不斷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新境界的同時，也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新境界。馬克思主義的傳入看起來是一個偶然事件，但在實際上卻是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的自我成長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環節。我們之所以說程先生的“國學為根論”實現了一個哥白尼式的轉換，其理由就在這里。

　　因而我們可以說，儒家“大學之道”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相結合”提供了實現之道。從表面上看起來是通過理論家的闡發才把它們結合起來，但在實際上，它們都是整個人類進化過程的理論反映，在這個過程之中，它們原本就是結合在一起的。只是由于理論家們站在各自的立場上，只注意到其中的一部分內容，遮蔽了這種有機聯系，才使它們彼此孤立起來，此即所謂盲人摸象。人們要想看到完整的大象，就必須“去蔽”。而要想“去蔽”，人們就必須走上“大學之道”，格物致知，遵道而行，才能擺脫私有制價值體系的精神束縛，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改造現實的過程中，步步深入，發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有機聯系，它們都是大道的體現，都能很好地與人類進化長弧線相吻合，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們結合起來，形成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因而我們可以說，“大學之道”即是“兩個相結合”的實現之道。這是國學之所以可能夠“為根”的又一個依據。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人類突破私有制價值體系的桎梏提供了可能，反過來，人性進化的需要也為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提供最根本的依據。一旦人們覺悟到人性進化的需要，在“大學之道”的攀登上達到了一定的高度，自然就會認識到自己同這個文化傳統的有機聯系，進而認同“國學為根”，把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

　　三、圖示“國學為根論”

　　為了形象直觀展示“國學為根論”，我們可以在前面的“四個范式圖”和“大學之道圖”的基礎上，畫一個圖。

　　第一步，把西方有代表性的哲學家分別根據其達到的哲學范式和出生年代，放在“四個范式圖”上。由下往上依次為：

　　赫拉克利特：本原論范式，約前530年；

　　蘇格拉底：善惡論范式的起點，前469年；

　　柏拉圖：善惡論范式，前427年；

　　耶穌：善惡論范式，公元元年；

　　安瑟爾謨(又譯安瑟倫)：善惡論范式，約1033年；

　　托馬斯·阿奎納：善惡論范式，約1225年；

　　笛卡爾：認識論范式的起點，1639~1640年；

　　黑格爾：認識論范式，1770年；

　　第二步，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放在“四個范式圖”上。馬克思是知行論范式的起點，他提出了人的實踐問題，他說：“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只有通過實踐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實踐力量，才是可能的。”他堅持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但這種價值體系還只是存在于他的潛意識中，正如卡西爾所說的那樣，“一種政治理想和一個社會綱領，開始時總是處在比較模糊的、潛在的狀態，后來通過發展才變得明確起來。”在馬克思之后，有列寧進一步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推進了共產主義事業，但他也還沒有明確提出要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問題；在馬克思和列寧之后，真正能夠推進哲學進步的是毛澤東，他于1937年發表了《實踐論》《矛盾論》，提出了人的實踐中的價值觀問題，并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不斷深化對于價值觀的認識；此后又經歷了改革開放，直到2006年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才明確地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目標，十九大報告把它確立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進一步推進了知行論范式的完善。

　　第三步，把中國有代表性的哲學家也放在四個范式圖上。與西方哲學的發展道路不同，中國哲學一直在知行論范式的高位運行，中國的哲學家們也研究本原論問題，也研究善惡論問題，對認識論問題也有深入的思辨，但是，中國哲學所研究的主要是知行論問題，從老子孔子開始，中國哲學所關注的一直是“遵道而行”“知行合一”的問題。這實際上也就是堅持哪一種價值體系的問題，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夠提出“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基本方略，其原因就在于我們中國人對這個問題有豐厚的理論基礎。我們可以把中國歷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哲學家也放在“四個范式圖”上：

　　老子：知行論范式，約前585年；

　　孔子：知行論范式，前551年；

　　孟子：知行論范式，約前372年；

　　董仲舒：知行論范式，前179年；

　　慧能：知行論范式，638年；

　　二程：知行論范式，程顥(1032年)、程頤(1033年)；

　　朱熹：知行論范式，1130年；

　　王陽明：知行論范式，1508年龍場悟道。

　　于是就可得到下面這個圖3，根據這個圖，我們就可以對整個哲學發展過程有一個宏觀的了解，判斷其未來發展趨勢。

　　圖3：四個范式圖（2）

　　第四步，把“四個范式圖”與“大學之道圖”嵌合為一張圖。

　　生物學上有一個重演律，個體的生命歷程是整個種族的生命歷程的縮影，根據這個規律，我們就可以把“大學之道圖”作為人類發展的路線圖，然后再把“四個范式圖”與“大學之道圖”合并為一張圖，把兩個圖的橫坐標重合起來，把老子出生的年代作為哲學的起點，再把本原論、善惡論、認識論放在“混沌區”里，把知行論范式放在“光明區”里，于是就得到下面這個圖：

　　圖4：“大學之道”與四個范式嵌合圖

　　圖4大致地呈現了人類哲學發展演變過程，也展示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借助于這個圖，我們就可以理解“國學為根論”的重大價值。儒學即是人學，“大學之道”即是人的自我生成之道，人類“天命”的自我實現之道，對它的追求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因而是我們的“根”。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必須經過一系列發展階段，才能完成這一過程，共產主義運動之所以具有歷史必然性，那也不過是因為它是從中華文化這個“根”上長出來的，這個運動經過一系列發展階段，直至提出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一基本方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有機聯系才顯露出來。所以我們就可以發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點，以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核心，我們就可以構建一個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機融合起來的話語體系。有了這個話語體系，我們就可以解釋大量的社會現象，抓住主要矛盾，通過自覺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駕馭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系，讓它們共同服務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進一步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開辟新境界。從這個圖上，我們可以直觀地得出幾個觀點：

　　首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東西方文化的匯合點。

　　從圖上可以直觀地看到，毛主席是東西方文化精華的匯合點，但這只是初步的融合。在這一階段，儒學被打翻在地，這是因為儒學是在舊制度的框架內成長起來的，為了擺脫舊制度強加在其身上的外殼，就必須經歷這樣一個過程，才能把洗澡水與嬰兒分開，其內在精髓才能分離出來，與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融合起來。但這種融合是以毛主席的深厚中華文化積淀為基礎的融合，還沒有上升為全體共產黨人的清醒自覺。只有在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目標之后，儒學對于社會生活的重要功能才能凸顯出來，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真正融合起來。這是因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一個可以把儒學精華與馬克思主義都涵蓋起來的新概念，通過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新境界。因而這個融合不是由書齋里的學者們完成的，必須借助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這個融合才能進行。時代的需要會迫使人們深入理解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深刻內涵，它并非僅僅是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事情，而是對社會運行過程的一個脫胎換骨的深刻改造，它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深入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各種現實難題所迫切需要的正確解答。現在我們已經進入新時代，在毛主席與鄧小平所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提出了繼續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十四條基本方略，在把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確立為基本方略的同時，又大力倡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找到了正確路徑。我們現在終于接觸到了最根本的問題，就像打游戲一樣，我們終于闖到了最后一關。只有到達了這里，我們才能為人類行為合理性問題找到最后的解答，人類精神才能結束漫長的漂泊，從此穩定地保持在“光明區”里，找到安居的家園。

　　其次，個體與社會之間存在著有機的聯系。

　　個體與社會集體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人們在“大學之道”上所達到位置的高低與社會制度的高低之間存在著有機的聯系：由生活在混沌區的人們組成的社會只能是私有制社會，不管人們在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發展水平上有多高的發展水平，也不管民主法制建設的制度構建得多么巧妙，都不能改變社會發展階段，無法把它提升到和諧社會的高度。因而由生活在“混沌區”的人組成的社會就是私有制社會；如果由自由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就會往下滑進“黑暗區”，所組成的社會就是“強盜私有制”，當今美國正處于這個階段。

　　與“光明區”相對應的社會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當一個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把馬克思主義確立為社會的指導思想，這個國家的意識形態便突破了“格物致知線”，進入了“光明區”，社會便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同時也只有在大部分社會成員踏進“光明區”的情況下，社會運行過程才能真正地穩定在“光明區”里。由于這個原因，僅僅把馬克思主義寫進憲法還不足以把社會運行穩定在社會主義軌道上，還必須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滲透到每個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過程之中，進而滲透到社會經濟過程之中。所以就需要引導全體社會成員都走上“大學之道”，進而推動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沿著“大學之道”繼續向上，突破“誠意正心”的環節，然后才能把社會運行過程穩定地保持在社會主義軌道上。

　　其三，“大學之道”是歷史的坐標圖。

　　“大學之道”是我們中華民族所獨有的珍寶，它不僅可以用于指導個人的生命歷程，而且可以用于指導人類的歷史進程，因而也是歷史發展過程的說明書。對于個體來說，所有的人都應當沿著“大學之道”向上攀登，實現自己的“天命”，但在實際上究竟能夠達到何種程度，則要取決于其所在的社會集體在“大學之道”上達到的高度。因而他要實現自己的“天命”，就必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推進整個國家民族突破“格物致知線”，進入“大學之道”，并把它穩定在一個較高的文明水平上；對于整個人類來說，同樣要進入“大學之道”，不斷地提升文明水平，穩定在社會主義階段，穩定在“光明區”里。在這個坐標圖上，各個國家或民族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進而找到自己的發展方向。

　　關于文化認同問題，也應當聯系“大學之道圖”來重新審視。為什么有的人生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卻認同西方文化與資本主義制度，這不僅是因為這兩種文化與制度的優劣對比，更重要的是取決于人們在“大學之道圖”上所處的位置。生活在“混沌區”的人對中國文化與社會主義制度持可有可無的態度，生活在“黑暗區”的人則會狂熱地反對中華文化與社會主義制度，必欲把它搞垮而后快。只有當人們進入了“光明區”之后，才會自然而然地熱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自然而然地認同社會主義制度，因為這個文化與制度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保障，不管它還有多少缺點，他都會珍惜它，愛護它，并竭盡全力地推進它的發展完善。由于這個原因，我們要確立自己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放在“光明區”里。關于理論自信與道路自信，也是同樣道理。

　　其四，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代表了哲學發展的最高成就。

　　借助于這張圖，我們可以直觀地看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歷史進程中的位置，就是把中華文明穩定地保持在社會主義軌道上。同時也還可以看到，中華民族走在正確的歷史發展道路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具有5000年文明歷史的中華民族重新煥發出蓬勃生機，開辟出具有高度現實性和可行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僅僅用了70年的時間，就從一窮二白的狀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發展奇跡。而所有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是為了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所做的鋪墊，都是為了更加自覺地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讓全體中國人民都能走上“大學之道”，進入“光明區”，獲得真正的解放。從圖上可以觀察到，只有中國處于“光明區”并仍在沿著“大學之道”向上攀登，其運行軌跡是一個向上的弧線，此乃人間正道。正是由于有了國學這個“根”，我們才能走上這條正道。正是由于有了國學這個“根”，我們才能始終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斷開辟社會發展進步新境界，為哲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豐厚的社會基礎，產生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它不僅代表了哲學發展的最高成就，也代表了人類的希望。

　　在馬克思之后，哲學的進步就與社會主義事業融為一體了，西方哲學沒有這種實踐基礎，其社會運行陷在“混沌區”和“黑暗區”里不能自拔，走在一條向下墮落的弧線上，與之相配套，西方哲學也無可救藥地趨向于衰敗，在理論與實踐之間形成了互相制約的惡性循環。在人類奔向自我毀滅的大趨勢中，我們理當認清自己的優勢，堅持自己的理論、道路、制度和文化自信，尤其要珍惜我們的“根”，進一步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總而言之，“國學為根論”是一個科學正確的主張，既為我們觀察中華文化發展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也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文化發展進程的優勢之所在。中國儒學在“大學之道”上求索了2500多年，古往今來的儒家學者都有一個宏大的抱負，那就是“為萬世開太平”，但由于歷史的局限性，以往的儒家學者都沒有看到這個目標的實現。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新時代，有了共產黨的組織領導、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發達的社會生產力，還有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萬世開太平”所需要的各種條件終于具備了，所以我們就應當更加自信地“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人類在社會政治領域進入自由王國。

　　參考文獻

　　（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程恩富：《改革開放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創新》，《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

　　（4）[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賀麟、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Idea “Chinese Learning as the Root” Based on Professor Cheng Enfu's Cultural Propositions

　　Yue Dechang

　　Abstract: Mr. Cheng Enfu's cultural proposition of “Marxist concepts as the body and Western learning for their use, Chinese learning as the root, and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reflects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ne par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other two trends of thought, and deserves further discussion. The reason why Chinese learning is the root lies first and foremost in the fact that it is the most profound philosophy that  adheres to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as its latest achievement.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shows that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contains four successiv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 To avoid self-destruction, human beings must enter the fourth paradigm and consciously adhere to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which in essence means getting rid of the control of the value system of private ownership. The reason why Chinese leaders can put forward the goal of adhering to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is that Chinese philosophy has long entered the fourth paradigm, with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as a new achievement growing from the old roo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econdly, the reason why Chinese learning is the root is because it has grasped the fundamental respect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 Confucian way of Great Learning has stipulated the fundamental rule of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point the way for human beings to get rid of the control of the value system of private ownership. The socialist system makes possib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Once people reach a certain height with regard to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they will naturally combine Marxism with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ealize their organic connection with this cultural tradition, and consequently identify with the idea of “Chinese learning as the root”. In today's world, only China is in the “bright zone”  as it continues to move up with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China’s trajectory is an upward arc, which is the right path for humankind. In the general trend of rushing towards self-destruction of the human race, we should recognize our strengths, maintain confidence in our theory, path, system and culture, and continue to move up along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Keywords: value system;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philosophical paradigm

　　基金項目：2020年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年度項目：以儒家君子文化涵育新時代大學生道德人格研究，批準號2020BKS015。

　　作者簡介：岳德常,黃河科技學院中華文化傳承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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