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杜導正成了蔣介石在共產黨內的臥底

走回頭路徹底復辟資本主義的自供狀

——駁“新民主主義的回歸與發展”　　

《炎黃春秋》雜志社社長杜導正，在他的《炎黃春秋》2009年第4期，刊登了他的高論“新民主主義的回歸與發展” 一文（簡稱回歸）。這是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的經歷，經過“長時間思索后的結論：可概括成一句話——成也新民主主義，敗也新民主主義” 。杜導正的論斷是，毛澤東、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行新民主主義成功了；向社會主義過渡，告別了新民主主義就失敗了。后30年是新民主主義的回歸與發展。“叫什么主義都可以”。總之是沒有一絲一毫要堅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方向的意思。不同于黨內有些人假惺惺的主張什么“資本主義補課”，這完全是在走回頭路，徹底復辟資本主義擁護蔣介石的自供狀。　　

一，“兩個毛澤東之一，有大功的毛澤東”，是原則肯定，具體否定，吹噓自己。　　

杜導正說，毛澤東、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民族解放、土地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這三個方面大獲成功” ，“毛澤東以上的功勞應當給予肯定。當然，這份功勞不是他個人的，屬于整個領導集體，屬于全黨。但是，毛澤東起到了領袖的巨大作用。” 杜導正假惺惺地說，是個好毛澤東。似乎很客觀、很全面，其實不然。我們看一看杜導正的具體敘述，就會清楚他是怎樣具體否定的了。　　

1，關于民族解放。杜導正在“回歸”中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第一條就是民族主義” ，日寇侵略中國，“中國到了要亡國滅種的境地，必須用民族主義旗幟來拯救這種危亡”。蔣介石不抵抗，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把東北三省供手讓給日本帝國，“在事關中國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戰爭問題上，當然不能說蔣介石政府是賣國的” 。“所以，在民族獨立、民族解放特別是在抗日這個根本問題上，毛澤東和中共是非常得人心的” 。　　

請看，杜導正的具體敘述，一是把毛澤東、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的轟轟烈烈的偉大民族獨立、民族解放斗爭，只限止在抗日戰爭；二是完全否定了毛澤東、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的反對美國帝國主義扶蔣反共，“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借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戰爭”陰謀；三是高舉的旗幟也僅僅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的旗幟；四是蔣介石政府不是賣國的。完全否定了毛澤東和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反對蔣介石、汪精衛的賣國行為；反對敵偽頑合流，“反共、剿共、滅共” 陰謀的正義斗爭。試想一下，如果沒有反帝反封反買辦官僚資產階級的斗爭；沒有推翻代表三坐大山的蔣家王朝;沒有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沒有反帝反修的偉大斗爭，能夠取得民族解放、民族獨立的勝利成果嗎？取得以后能夠保得住嗎？　　

可見，杜導正跟隨共產黨，只是出于"民族主義"。如果蔣介石落實“民族主義”積極抗日，杜導正就會一直擁護國民黨。所以，他對打垮蔣介石集團的“解放戰爭”視而不見耿耿于懷，對新中國前三十年耿耿于懷。按照這種邏輯推斷，杜導正們應該一直在幻想，如果抗日戰爭結束后共產黨向國民黨投降，一起建設資產階級民族國家“中華民國”，這該是最優的選擇。

現在杜導正所說的“回歸”時期，中國的民族獨立在不斷喪失, 一步一步地向半殖民地附屬國的境地滑落。美國轟炸中國駐南大使館, 在南海撞毀我戰機，在公海上任意圍截搜查我銀河號貨輪, 至今不了了之； 干涉我國內政，制定所謂與臺灣關系法, 售臺先進武器, 支持藏獨勢力叛亂、暴亂, 給達賴授獎授勛；支持所謂民運分子, 美國要放人我們就放人, 而且是把人給送出去(如方歷之) ；把上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購買美國國債，供美國人高消費，把國家的600噸黃金儲備，存放在美國國庫，相信美國超過相信自己：總是以美國為學習榜樣，跟在美國后面倒像是跟班，那像是主權獨立國家所為。我國現在是比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國力增強了，但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表現，那里有毛澤東周恩來老一輩革命家所表現的不卑不亢，大無畏精神，頂天立地，央央大國的風度。　　

杜導正在貶低毛澤東的同時，不忘吹噓自己。如“我很小，……我對毛澤東和共產黨有一種非常敬仰的感情”啦！“我14歲就參加抗日戰爭”啦！1947年“我被《晉察冀日報》派到定縣西關北街領導土改”呀！“像我這樣年少即參加革命，轉戰南北，出生入死，為了什么”？我“作為陪伴共和國走過60年風雨的老人，一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老干部”呀！……等等。這些可能都是實事，但何必掛在嘴邊,到處顯擺呢？　　

2，關于土地改革。杜導正在“回歸”中說，“在中共取得了全國政權以后，我們本有條件不搞暴力土改而考慮和平土改；但很遺憾，出于調動農民積極性、使其更擁護自身政權的目的，各地土改仍然延續了暴力土改” 。雖然肯定了土改的方向，但說搞了暴力土改，否定了方針政策和實施的方法；而且這種方法是為了使農民“更擁護自身政權的目的”，這不是把土改的正確方向也給否定了嗎！　　

3，關于民主政治建設。杜導正在“回歸”中的具體敘述有五個自然段，第一段是講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第二段是講有人編了一本書“熱烈呼吁民主政治和政權的建設” ，第三、四段是講了他印象非常深刻的毛澤東在1942年說的兩段話，第五段是講杜導正對上述兩段話的稱贊。始終沒有談什么民主政治建沒的具體實際內容和具體形式。但是細讀深思其用意，確可以領悟到杜導正是在暗示：毛澤東曾說過的“普選”和“完全自由”，并沒有實行，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力罷了。其罪惡用心倒是很清楚，實際上是在否定民主政治建設。（這一點，在其下面的論述中可以得到證實，他說“中國沒有一個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好的政治體制。）不然的話，杜導政為什么不講一講黨政軍全面民主政治建設的內容和形式呢。如黨的建設中的民主集中制，邊區政府建設的三三制、民主人士參政議政、軍隊建設中的三大民主。為什么不講建國前的共同綱領、建國后的憲法，人民代表大會，多黨合作……。這些都是民主政治建設的實際內容和具體形式。　　

二，“兩個毛澤東之二，有大錯的毛澤東” 是原則否定，具體造謠攻擊污蔑。　　

杜導正說， 依我看，毛的悲劇的產生，大致有這樣三個原因：一，“對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在認識上有誤區”，杜導正說這是“烏托邦”，劉少奇說是“農業社會主義思想”，胡繩概括為“民粹主義思想”；二，“背離了新民主主義理論”，不該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進行反右反修斗爭和繼續革命、進行文化大革命；三，“制度的缺失，中國沒有一個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好的政治體制，不但可以阻止民主政治的發展，也會扼殺生產力，不讓它發展”。　　

從杜導正在具體敘述中，使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雖然他宣誓加入了共產黨，組織上入了黨，但他思想上沒有完全入黨或完全沒有入黨，不是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階段是黨的同路人，在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向前發展的革命洪流中不單是一個落伍者；而且是一個死抱住過去不放，拼死阻擋革命車輪的前進，妄圖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文人。因為他沒有真理，沒有正義，沒有真誠，只能靠造謠、攻擊、污篾度日。　　

在新中國成立后，在土地改革和發展私營工商業的基礎上，我國的工農商各業都不斷出現了新的情況，這是我們都經歷過的：　　

在農業方面雖然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小農經濟的個體農民身單力薄，經不住天災人禍的傷害，農村出現了兩極分化。有些農民在土改中分得的土地，得而復失，出現了新富農和新貧雇農。廣大貧下中農積極地、自發組織起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農業合作化運動蓬勃發展，正適應了社會發展的需要，由《中國農業合作化高潮》一書為證。　　

工商業的發展在同時進行。一方面有了長足的發展，國營和集體經濟蓬勃發展帶動了私營企業的發展，國家的五年建設計劃連續提前超額完成就是證明，其發展速度和GDP升幅都超過了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是資產階級的唯利是圖、損人利己、壓迫剝削員工、奸商造假等惡習、本質日益暴露（有些是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財產，偷工減料、行賄腐蝕干部、盜竊經濟情報，五毒具全）。“五反”之后資本主義受到了一些正當限制；同時由于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封鎖，資本主義的無序、惡意競爭，許多中小私營企業難以為繼，必須由國家和國營企業扶持、幫助，才能維持。例如包供包銷、加工定貨、公私合營……等，在總路線的感召下，很快發展到全國各行業，先后敲鑼打鼓快速實現了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一化三改的勝利實現，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迅猛發展，同時，也極大激發了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革命熱情。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熱潮中，是站在人民群眾中的前頭，帶領群眾前進；還是站在群眾中的后頭，當群眾的尾巴；或者是站在群眾的對立面，指手劃腳，說三道四，企圖阻止歷史的前進，甚至是要逆歷史潮流而動，頑固地要開歷史的倒車？中國共產黨人是革命階段論者也是不斷革命論者，只能領導群眾前進，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決定的；也正是黨的奮斗目標和根本責任；這也是關系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是中華民族和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杜導正就是那種要開歷史倒車的人。他主張打著“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而行所謂“新民主主義回歸與發展”之實。一切倒行逆施的復辟狂，都是先否定歷史，否定革命領袖，而且是不擇手段、不顧事實真相，造謠、污蔑、惡毒攻擊，才能以售其奸，全面復辟。　　

毛澤東同志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就是反對他的帝國主義頭子、反動政客也對他敬畏幾分，并且加以稱頌。他去世離開我們時，全世界有50多個國家，包括各主要大國為他降半旗致哀。在我們黨內、國內，他更是不可替代的英明領袖。　　

狂妄的杜導正，竟不知天高地厚地造謠說“1949年建立政權后, 毛澤東就好似換了一個人,……是一個不好的毛澤東”, 造謠說毛澤東“打擊不同意見”，“鬧人民公社，鍋碗瓢盆一概歸公”，“把階級斗爭絕對化”，“為所欲為地追求他的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 ，“隨心所欲地打擊持反對意見的人”。杜導正是在為所欲為、隨心所欲地造謠。 　　

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品質無比高尚，心中裝著全中國全世界勞動人民，以民族獨立、民族解放和為世界人民做出更大的貢獻為己任；無比誠信，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既是繼承又能發展創新；無比謙遜，從不攬功推過，謙虛謹慎，甚至在七千人大會上檢討，承擔責任也代人受過；無比的大智大勇，古今中外無人能與他相提并論；無比艱苦清廉，更是古今世界少有；……　　

可是杜導正惡毒攻擊毛澤東。他說，“有人把毛的變化主要歸咎于個人品質、‘帝王術’那一套，在我看來，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按照美國中情局的這種論調妖魔化毛澤東，必然導致整個共產黨的混亂與瓦解。這只能說明杜導正的個人品質確實有問題。　　

毛澤東同志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繼承、發展了馬列主義，進行了反修防修的偉大實踐。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這是全世界公認的。而杜導正卻惡毒污篾是“烏托邦”。看來此人不僅個人品質有問題，個人精神上也不大正常。　　

三, 理論混亂造成思想混亂，才好亂中演變, 混水摸魚。　　

“回歸”一文的第三部份，“‘叫什么主義都可以’”；第四部份“鄧小平留下的未竟事業是政治體制改革”。這里涉及到一些理論和實質性問題。　　

一是理論混亂的表現。1,“我們搞了二十多年社會主義, 可什么是社會主義, 我們并沒有搞清楚”；（當然，還有摸石頭、白貓黑貓、不問姓公姓私、不問姓社姓資、不爭論……等）2,“人民生活改善了, 滿意了, 叫什么主義都可以”， 這“一句話尤其精彩”；3, “鄧小平和毛澤東的最大區別在那里？在我看來，就是鄧小平重新回到了1949年的新民主主義；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演變而來的，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質上是新民主主義論的回歸和發展”。（新民主主義是在真正共產黨領導下的。如果沒有真正共產黨領導，如果是修正主義全民黨、即資產階級社會黨或民主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來領導，那么，就是舊民主主義了。這是有根本區別的。）　　

二是造成的思想混亂。表現在杜導正的“回歸”中，即是：1，鄧小平“在中共黨史上、中國現當代史上的……功績，比起毛澤東恐怕還會大一些”。2，“把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中心，而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制的發展，必須服從于發展生產力的要求”（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和民生、環境都要為此讓路開道）。3，一切方針政策都必須符合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即上述舊民主主義的實際）。4，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統統污蔑為“烏托邦”。　　

5，把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認為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三是在亂中圖演變，混水中去摸魚。杜導正要圖什么樣的演變？他要在混水中摸什么魚？就是他在“回歸”中，原則講的那兩條：一條是大力販賣“新民主主義的回歸和發展”；另一條就是完成“未竟事業”，即政治體制改革。但是，他看黨內外、社會上主張反對新的“兩個凡是”越來越普遍，聲音越來越響亮；也注意到“今年紀念建國60周年，加之國際經濟風云動蕩，國內對改革開放的爭論，似乎又有一輪蜂起的態勢”。所以，他內心發虛，表面上說“我是樂觀的，也是有信心的”。實際上他很擔心，十分害怕。前一段《炎黃春秋》傳出要被整肅、要杜導正淡出的消息。杜導正自我表演一番，一方面是放氣球聞風探路；一方面是做秀，變相做廣告。這實質上表現了其外強中干，色歷內荏的心理狀態！　　

杜導正己經年紀不小了。他自己說己是八十多歲的老人，有時表現了思路不清，邏輯混亂。這一點在“回歸”一文中也有反映：例如，他在稱贊鄧小平的話“只要把經濟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滿意了，叫什么主義都可以”，杜導正說，“對這段話，我非常欣賞，最后一句話尤其精彩”。他是主張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是非放在其次的。（而實際上真正的共產黨和科學社會主義才真正代表了廣大人民的最根本的長遠利益。在當代中國，背叛了毛澤東、背叛了科學社會主義，就無法把經濟搞上去，無法改善人民生活。杜導正利用領導人的只言片語大作文章，鼓吹'叫什么主義都可以'，背叛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杜導正在其“回歸”一文的最后，卻講“政治家的思考必當是先講是非，后講利害”。在這里，他卻把是非放在首位，把利害放在次要地位。杜導正也發現了自己邏輯上的錯誤，緊接著再補上一句“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既是決策的出發點，也是決策的歸宿”。為了圓謊，又說，“至于什么是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就是繼續高舉……旗幟……”，又回到是非上面，（實際上回歸舊民主主義，是走回頭路；一退就倒退60年，回到萬惡的舊社會，那是勞動人民受壓迫、受剝削的人間地獄，那有什么人民的利益可言）邏輯開始混亂，不能自圓其說。　　

又如，杜導正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的經歷，經過“長時間思索后的結論”中說，毛澤東、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行新民主主義成功了；杜導正在“回歸”中一再引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問題的決議》和黨的十七大通過的“政治報告”, 可是他又違背這些文獻關于肯定毛澤東的論述，也推翻了他自己對建國后的前30年的結論，竟然將毛澤東同志從1949年建國開始就全盤否定。

毛澤東一生消滅剝削壓迫、為人民服務，他是一以貫之的，天地可鑒，人民可鑒。但杜導正1937年參加革命，他實際上只支持抗日的民族主義，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反對“解放戰爭”，支持蔣介石；他鼓吹中國搞資本主義，必然反對毛澤東，反對新中國前三十年，以支持改革開放的面目鼓吹資本主義，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按照這種邏輯，他必然會支持國民黨“中華民國”反攻大陸。杜導正實際上已經滑到了比黨內最右傾的思潮——“補課論”還要右傾的程度。杜導正們客觀上成了當年國民黨蔣介石在共產黨內的臥底。但是既然是臥底，就要欲蓋彌彰，不敢明說，所以文章邏輯混亂不堪。

在美國中情局指導下，從新自由主義到民主社會主義、到普世價值再到新民主主義，《炎黃春秋》們萬變不離其宗，就是意圖阻止中國回歸社會主義，督促在中國徹底實行資本主義，將中國變為美帝準殖民地。如果杜導正不是老糊涂，那么他的所謂民族主義，也不過是騙人的婊子的牌坊而已。

狂犬亂咬, 不僅咬到主人身上了，還咬了自己一口。 　　

岳求珍     2009.4.8.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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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資料：

杜導正

 

杜導正

附文：

蔣介石和胡適（《炎黃春秋》《南方》等右翼文人的精神偶像）惺惺相惜。

兩個毛澤東

杜導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b03900100cqc2.html

原載《炎黃春秋》雜志2009年第4期

吳越按：關于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功過問題，本博克上已經發表了好幾篇文章。有網友跟帖，說毛澤東沒有任何功績，只有過錯，這又未免過于偏激。不管怎么說，建國之前，他面對帝國主義不投降、面對斯大林不妥協，總是他的骨氣。他的錯誤，大都發生在建國之后，也就是犯了“李自成進城”之后所犯的錯誤。

杜導正是《炎黃春秋》雜志社的社長，中國新聞出版署原署長。他在今年《炎黃春秋》第四期上發表了一篇長文《新民主主義的回歸與發展》，前面兩段，提出他對毛澤東功過的看法，認為“建國之前有大功，建國之后有大過”。下面是文章的節錄，供網友參考。

一、有大功的毛澤東

1949年到1978年，這30年，是毛澤東時代；1921年至1949年，從廣義上說，也可以看作是毛澤東時代。這樣，對于毛澤東來說，大致也可以劃分為兩個30年。這樣的劃分，當然不是單純地從時間上來考慮，而是從毛本人前后的作為考慮。簡而言之，有兩個毛澤東。

對于已經逝世32年的毛澤東，對他在中共黨內和中國現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長處與短處，如何評價？應該“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采取一種實事求是的、辯證的、平和的態度。

許多人講，“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站起來”，鄧小平說，沒有毛澤東，我們仍然會在黑暗中摸索。這句話是能夠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我們這一代人對此有痛切的感受。

歷史上，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帝國。一直到1820年，GDP仍占全球約30%；但是，實際上，從所謂的“康乾盛世”甚至再早閉關鎖國時就走向衰敗了。從1840年鴉片戰爭起，中國遭受了數不清的戰亂，被侵略，中國人民滿懷屈辱和悲憤。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過來的人都記得兒時的那首歌曲，其中唱到：“亡我國呀，滅我種呀。”為什么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第一條就是民族主義？就是那時中國到了要亡國滅種的境地，必須用“民族主義”旗幟來拯救這種危亡。可惜，他過早去世了。在其后的軍閥混戰中，蔣介石雖然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但民族危亡的局面依舊沒有多大改變。在事關中國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戰爭問題上，當然不能說蔣介石政府是賣國的，但它有很大的動搖性，尤其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他那“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實際上縱容了日本人的入侵。而實力弱小的中國共產黨，在此民族存亡的關頭，在毛澤東等人的領導下，立場則非常堅定，寸步不讓。所以，在民族獨立、民族解放特別是在抗日這個根本問題上，毛澤東和中共是非常得人心的。

我14歲就參加抗日戰爭。那時候，參加抗日隊伍，有投奔“國軍”和“共軍”的選擇。我的家鄉在山西，山西基本上是“國軍”的地盤，“共軍”是因為國共合作后才開拔到這里的。我很小，但我讀小學讀初中時，已讀到過毛澤東和中共的一些文字，知道毛澤東領導的“共黨”和“共軍”是最堅決抗日的。這個黨是為國家的前途是為老百姓而建立的。我對毛澤東和共產黨有一種非常敬仰的感情。這也是當年投奔“共軍”的所有人的基本想法。所以，八年抗戰，共產黨隊伍不斷壯大，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也不斷地壯大。毛澤東這個功勛是歷史性的，誰也否定不了。

既然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是為國家為百姓的，那么，黨一直致力于解決中國人民的溫飽問題，這也就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第三條，講“民生主義”。對于中國來說，民生問題實際上就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實質上就是個土地問題。過去，少數地主階層人口占據了大部分土地，地主所有制壓得中國農民喘不過氣來。中國歷史上多次農民暴動的目標都是奪得土地。為此，孫中山提出“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但他同樣也沒有來得及搞。而作為他的繼承者蔣介石卻根本看不到這一點，連一句解決土地問題的口號，他都不敢提，因為蔣在當時是地主官僚資本家集團的代表人物。

1943年，延安出版的《共產黨人》曾刊登彭德懷的一篇文章，引用了一句白話詩：“屋漏鍋破肚皮饑，哪有心思想別的？”這至今使人印象深刻。在當時，對于掙扎在死亡線上的農民來說，什么婚姻、自由、人生規劃，都根本無從談起。農民渴望手里擁有土地。那一年，我在中共應縣任縣委常委兼民運部長，曾在群眾大會上演講，說戰爭勝利后，每個農民都可以分到土地，地里收下的全歸農民自己，連公糧也不用繳。也是基于這種認識的。

共產黨、毛澤東長期開展土地革命，并于1947年開始土改。那時候我被《晉察冀日報》派到定縣西關北街領導土改，親眼看到農民分到土地后，那種內心歡呼毛澤東萬歲、共產黨萬歲的濃烈情緒。土改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也極大地加強了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政府的凝聚力、向心力。不過，現今需要反思的是，在中共取得了全國政權以后，我們本有條件不搞暴力土改而考慮和平土改；但很遺憾，出于調動農民積極性、使其更擁護自身政權的目的，各地土改仍然延續了暴力路線。

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第二條，就是“民權主義”。用通俗的話說，就是建設民主政治。這一條，蔣介石也完全丟了，而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及其根據地的政府，在取得全國政權以前卻繼續捍衛著、實踐著。

前幾年，有人編了一本書《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把我們黨在抗戰直至解放戰爭期間有關民主政治的言論，包括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以及《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的社論，匯編在一起。從這本書中可以看出來，在抗日戰爭直至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及根據地的人民政府，是把民主政治和政權建設放在重要位置上的，熱烈呼吁民主政治和政權的建設。

就我自己來說，我始終記得當年印象非常深刻的兩段話。第一段話是毛澤東在1944年說的。他說：“中國的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第二段話，是1944年2月《新華日報》社論中說的：“是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制，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利罷了。”

這兩段話說得何其好啊。那時，我們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深惡之痛絕之，對一黨專政所帶來的腐敗也都耳聞目睹。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政府，要摒棄這些惡政，還權于廣大人民，我們是多么地擁護。像我這樣年少即參加革命，轉戰南北，出生人死，為了什么？不就是在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旗幟下，為了民族解放、為了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為了建設一個不同于國民黨一黨專政的人人享有民主和自由的好政府嗎？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政府能不為人民所擁護嗎？

因此，民族解放、土地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這三個方面大獲成功，共產黨和它領導的解放區人民政府壯大起來了，在1949年建立了一個全國的新政府。毛澤東以上的功勞應當給予肯定。當然，這份功勞不是他個人的，屬于整個領導集體，屬于全黨。但是，毛澤東起到了領袖的巨大作用。

二、有大錯的毛澤東

可是，1949年建立政權后，毛澤東就好似換了一個人，也就是說，出現了與此前不同的另一個毛澤東：奪取政權前的毛澤東基本上是個好毛澤東，奪取政權后的毛澤東則犯有嚴重錯誤，是一個不好的毛澤東。在這方面，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下稱《決議》），其結論總體上是正確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十七年中，中國的發展也遭受了嚴重的挫折，黨的工作在指導方針上有嚴重失誤：包括“反右運動”“大躍進”“共產風”“反右傾”，也包括八屆十中全會把階級斗爭絕對化的一系列錯誤，毛澤東都要負主要責任。而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十年“文革”，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慘重損失，可謂一場浩劫。這場“革命”是由毛“發動和領導的”，這也無可爭議。

因此，雖不能說晚年毛澤東27年的執政絕對錯誤，但在重大決策上，特別是內政決策上，基本上是失誤的。他的后半生是一出悲劇。

“毛澤東同志是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的，但他晚年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須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決議》中的這段分析，值得體味。

悲劇的核心是什么呢？有很多人在探討。有人把毛澤東的變化主要歸咎于個人品質、“帝王術”那一套，在我看來，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有片面性。不錯，毛澤東古書讀得多，他爛熟《資治通鑒》，也的確有封建帝王的思想，“帝王術”那一套他也用過，比方說，拉一方打一方等等。但這不是間題的實質。依我看，毛的悲劇的產生，大致有這樣三個原因：一，對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在認識上有誤區；二，背離了新民主主義理論；三、制度的缺失，中國沒有一個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好的政治體制。

先說第一條。毛澤東有著濃厚的“烏托邦”情懷，也就是劉少奇說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后來，學者胡繩概括為“民粹主義思想”。毛澤東努力在中國搞試驗，以“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繼續革命”為手段，借助政權的力量強制推行。他憧憬每個村莊人人勞動，人人自由，人人有權，人人平等，人人有文化，甚至每個村莊都有大學，兵民一體，學校同時是工廠。他的夢想是如此“美麗”。平分土地沒幾年，就搞合作化；剛剛搞了初級社，馬上就拉起高級社，緊接著就鬧人民公社，鍋碗盆勺一概歸公。當他這一套實踐證明根本行不通并為人們所反對時，他就拿出“繼續革命”、“階級斗爭為綱”的武器，打擊不同意見。“反右派”“反右傾”都是如此。即便在三年大饑荒餓死千百萬人后，他那一套搞不下去了，在七千人大會上，他作了檢討，但緊接著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強化階級斗爭學說。可見前次檢討時，他的烏托邦主張并沒有改變，不過是政策上作了暫時讓步。到1965年，形勢稍有好轉，他馬上準備和發動了“文革”。“文革”的本質是什么呢？就是他要“繼續革命”，實現他的烏托邦。

公允地說，毛能這么“折騰”，也不能把賬全算在他身上。1949年我們奪取政權后，一方面，大家都被勝利沖昏了頭腦，清醒的沒有幾個；另一方面，經過長期的革命實踐，毛的威望在全黨全國完全樹立起來了，跟著他走，能有錯嗎？

以我自己的經歷而言，解放戰爭時期，我學習了一些蘇聯的東西，知道了農民要搞集體化，按勞付酬。解放后，在新華社華北總分社，形成了這樣一個概念，社會主義就是集體化、大生產、“蘇維埃加電氣化”。后來到了馬列學院，經過學習，又受到“八大”精神的鼓舞，我當時的理解是：在生產資料實行公有制后，除了認真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外，國內的任務主要是提高生產力，使國家盡快實現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我和我的朋友們都覺得毛澤東和黨中央當時作出的決策，是朝著這個目標努力的。那時，我們都會說毛澤東講過的那幾句話，一張白紙，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新中國建立起來了，我們想怎么畫就怎么畫。那時我們真是認為中國甚至整個世界好像只是我們手心里的面團，我們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我們這種對毛服膺的心態，也助長了毛的為所欲為。

再說第二條。這第二條，事實上與第一條是聯系在一起的。因為有第一條的原因，毛才能棄置新民主主義理論。

新民主主義理論，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出發，深刻研究中國革命的特點和中國革命的規律而創立的科學理論。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明確指出，中國革命勝利后，必須經過較長時期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和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然后才能進人社會主義，并具體規定：“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他認為，中國民主革命勝利后的社會不是資本主義，又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還容許資本主義存在和發展。在1945年《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甚至說要使資本主義有一個“廣大的發展”。在那個時候，就說共產黨搞革命可以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條件，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要堅定地反對民粹主義，（注：民粹主義思潮出現在19世紀中葉的俄國。一些代表小生產者的知識分子，以人民的代表者和社會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間去”，發動農民打倒沙皇的封建統治制度，建立以村社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其主要觀點是：否定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性，甚至本能地、先驗地仇視資本主義，認為通過貧苦農民的“村社建設”就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毛主席恐是我們黨內第一人。可惜的是，建國后從1953年開始，毛澤東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強調這條總路線的實質是解決所有制問題，實行消滅一切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就把新民主主義理論拋棄了。

學者胡繩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一文中指出：毛澤東在建國后的重大失誤之一，是離開新民主主義的正確道路，以民粹主義觀點看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急于消滅資本主義。這一評論，觸及到了建國后我們黨在毛澤東領導下一系列“左”的失誤的思想認識根源。胡繩以非凡的勇氣指出這一點極其重要，不但對于我們從更深的層次，即從究竟應該以馬克思主義還是以民粹主義看待問題制定政策這一理論層次，來理解和總結毛澤東的失誤非常有益；并且，在中國這個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占絕對多數的國家，警惕那種往往容易從民粹主義出發，誤把民粹主義路線當作人民大眾路線，來處理路線方針政策問題，更是具有理論和現實雙層針對意義。

再說第三條。毛澤東1944年答中外記者團的談話中說：“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系與對外關系，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國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后繼續團結。”這話當年我們就印象深刻，認為說得很符合實際，很對很對。

然而，為什么到了1949年建國后卻沒有實現？我想答案之一是，這是制度方面或者體制方面的問題，我們中國缺少一個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好的政治體制。1980年，鄧小平在談到毛澤東的錯誤時說：“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么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

鄧小平這些話說得好，這也是建國后毛澤東犯錯誤的根本性原因之一。我想，很多人也和我一樣記得毛澤東與黃炎培的“窯中對”。1945年黃炎培同幾位民主人士訪問延安，談到治國的方略，他對毛澤東說，希望中共諸君找出一條新路，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這段話強調民主，強調人民監督，強調人人起來負責，看起來很對很好。但是，這是他上臺（在全國執政）以前的話；上臺以后，情況變了，他的地位不同了，他也變了，這些話就不作數了。1957年他動員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請求他們“監督”，結果他打了五十五萬人為“右派分子”；并且公然說他當初的動員是“引蛇出洞”。

我年輕時候信仰的理論認為，人類社會最活躍的因素是生產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決定上層建筑，簡單地概括就是“經濟決定政治”。現在，經過了這么多年的風風雨雨，我有些醒悟了。1949年后毛澤東之所以犯大錯，他能隨隨便便拋棄黨的決議中確立下來的新民主主義建國方略，能為所欲為地追求他的“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能隨心所欲地打擊持反對意見的人，就是因為我們的政治體制，沒有提供制約他的很好的政治機制。一個社會為什么需要好的制度，原因有兩條：一條，人是可能變的，品質差的人未始不可能改善一些，品質好的人也可能變得很壞。二條，權力很誘人，它有很大的魅力，越是英雄好漢越可能抵擋不住它的誘惑。一種好的制度，能夠管住掌權的人，使他們不可能站到“法” 之上來損害人民的利益。西方哲人說：“不受制約的權力腐蝕人，絕對的權力絕對腐蝕人。”有人說：“那種不受其他權力制約的權力，是一種什么樣的壞事都能干得出來的權力。”歷史證明他們說得很深刻。所以，對越是權力大的職位越要有嚴密的立法管住，并且非得有其他權力來制衡不可。只有幾種權力相互制衡，人民的權利才有保障，國家才能長治久安、繁榮昌盛。

我覺得，一個真正實現了民主的社會，是可以適應各種不同的經濟形態的。一個沒有好的政治體制的社會，不但可以阻止民主政治的發展，也會扼殺生產力，不讓它發展。中國的現代歷史用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只是我們付出的血和淚也實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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