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說話也要謹慎
——三勸皇甫平

欒?？?/p>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一個習慣，在社會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就要“立言”，就是留下他的思想、言論(如果是科學體系就更好)，以傳后世。千百年來“立德、立功、立言”是人生的三大追求目標。最突出的例子要算孔夫子。當年他收了三千弟子，沒有教材，就東扯西拉，扯出了—部《論語》，成了后人治世的經典，只要讀了半部《論語》就可以治天下，這有多好!“皇甫平”先生，自從上世紀90年代出了名以后，也開始“立言”了。不過他不是為自己“立言”，而是“為民眾立言”(語出先生所著《寧做痛苦的清醒者》，內有自序《為天地立心 為民眾立言》——壯哉此言)。我是“民眾”的一分子，先生“立”的“言”中能有我的一份兒，我真是高興得要跳起來了!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希望先生能把“言”“立”得更好。所以就不揣簡陋和冒昧就這個問題向先生進一言。
因為要進言，就找了先生的一部分著作(找不到全部，請先生原諒)揮汗苦讀，讀著讀著竟然發現先生在“立言”的過程中，有時講話不夠謹慎，說了—些大話、假話(偽命題)、“歪”話和招罵的話。這些話一多，就損傷了先生“立言”的誠信度和效果。因此不得不先建議先生以后講話千萬要慎重。下面試舉幾例。
關于大話
今年3月1日出版的《人物周刊》，發表了該刊記者的訪談錄，記者問：“您在文章中寫道，‘改革諸多問題的矛盾真正焦點，在于體制轉軌中行政權力參與市場化分配產生了不公平。’您的言下之意是否是：下一步改革的重點應該由經濟體制改革轉移到行政體制上來?”先生答曰：“這才是我文章要害的一點。既然產生‘社會公共用品’供應的短缺和不均，那就需要政府的政治改革，我們在經濟體制改革上已經走得夠遠了，再不加強政治體制改革來配合的話，我們改革的很多問題是難以解決的。這就是我的言下之意，其實我在文章中已經講得很明朗了，可惜，很多人還沒有看明白，所以才給我招來這么多罵聲?！薄拔艺恼轮姓劦酵七M改革是為了廣大弱勢群體，縮小收入差距，他們沒有看懂，沒有了解我的意思所在?！?BR>請看，我這么個大人物，寫了這么好的文章，你們居然看不懂，還要罵我，真是豈有此理!此言使我們看到了先生高屋建瓴，睥睨群氓的氣勢!所以《人物周刊》在刊用這個訪談錄的時候，用了特號通欄大標題。
我的內心深為歉疚：先生在為我們這些“民眾”“立言”’，而我們這些“民眾”卻看不懂，這是多么地剎風景啊!于是再學，再想。誰知我反復多次真誠地拜讀先生的大作以后，還是沒有看懂，總是不開竅。比如先生說的下—步的“改革重點”問題，我就始終沒有抓住“重點”，摸不著頭腦。有些話就像“繞口令”，繞來繞去讓—些頭腦簡單的“民眾”繞不清楚。諸如：“既然產生‘社會公共用品，’供給的短缺和不均，那就需要政府的政治改革”；“我們在經濟體制改革上已經走得夠遠的了，再不加強政治體制改革來配合的話，我們改革的很多問題是難以解決的”。而在《改革不可動搖》一文中，還有“改革中產生新的問題，那是改革深化后需要政治體制相互配合的問題，改革再到深層次就將觸及到我們的政府領導體制”；“特別是要素市場改革的滯后，不僅涉及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還涉及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等方面的改革問題”。僅這兩篇文章中，就有“政府的政治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政府領導體制”的“改革”，還有“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等方面的“改革”，以及記者提出的被先生肯定的“行政體制”的“改革”。所有這些“改革”，他們確定的含義是什么；這些“改革”在解決“公共用品”中起什么作用，到底哪個是“重點”，等等，都使人如墮五里云霧之中。
假如僅僅像我這樣的老朽沒有“看懂”也就罷了，只能說我這些老朽太笨。可是先生說是“很多人”沒有看懂先生的文章啊，能說“很多人”都笨么!先生是不是考慮—個問題：你是在“為民眾立言”啊，目前中國的“民眾”，大多數還是文化和政治水平都不高，理解能力很難達到先生的水平。因此，先生在為他們“立言”的時候，就得考慮到你說話的對象，最好能講得淺顯一些，通俗一些，明白一些，當然——最重要的也得把話說得完整一些，別說“半截話”，也別說那種“彎彎繞”的話。你要是想讓你的“民眾”明白你的意思，跟你走，就得很耐心地說大眾話，說事實求是的話。
我給先生提個醒兒；新中國的“公共用品”不是一建國就不足的。新中國成立以后，盡管國家還不富裕，但教育、衛生等等，都是國家出錢辦理，窮人上學、看病和養老都不成問題。就拿教育來說吧，窮人的孩子別說上小學，就是上大學也不要掏錢，這—點大概皇甫先生應該是有體會的。是什么時候才“短缺”的呢，是有人提出“教育產業化”“改革”以后，教育也要賺錢開始的。學校為了賺錢，破墻開店，亂收費，亂拉贊助，教師走穴，等等，花樣翻新；有的學校為了多招生，拉—個學生給800塊錢的回扣；有的為了賺錢，辦貴族學?！谶@種情況下，學費越來越貴，盡管國家為貧困生上學想了很多辦法，還是有不少窮人家的孩子上不了學。皇甫先生對這個情況不應該不了解。
但是，這個話不能說。要是這樣實事求是地說了，不就玷污了“改革”了嗎?所以就上推下卸，一會兒說是“舊體制”的問題，一會兒說是計劃經濟“遺留”的問題(人們說：計劃經濟是個筐，什么都往里裝)，—會兒又說是政府的體制問題，要進行“改革”，“轉變政府職能”，要“小政府大社會”才行。
總之，說來說去，就是共產黨不該領導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決不是他們的“改革”出了什么問題。尊敬的先生，如果陷在這個思路中，你的話是永遠說不清楚的，你的“民眾”也是永遠“看不懂”的。
說到這里，我不得不提醒先生一句：先生在和《人物周刊》的記者對話中，姿態太高了—點，話也說得太大了一點：“我在文章中已經講得很明朗了，可惜，很多人還是沒看明白”，“他們沒看懂，沒有了解我的意思所在”?？戳诉@樣的講話，人們不禁要問：先生是什么人?怎么可以用這么大的口氣來對“很多人”說話?這種姿態，不要說是先生，就是稍有自知之明的國家領導人也不會這樣做的。難道先生比國家領導人的地位還高?要知道：“說大話使小錢”，是自古以來都為人所忌諱的。
關于假話(偽命題)
2004年，上海灘上刮起了—股宣傳“皇甫平”(從那時開始，“皇甫平”已經不是集體筆名了)的風。深層次的原因像我這種足不出戶的老朽是很難知道的。淺層次的原因，好像是“皇甫平”先生出了一本書，就是前面提到的《寧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少媒體都有文章介紹，好話說了很多。因為當時沒有看到書，不好說長道短。最近，因為要更多地學習先生的指示，花了38塊大幣買了—本。看了—遍，覺得先生上世紀90年代以前的文章比較實在，文風也樸實；但90年代以后有些文章，文風和氣都有了變化了。別的先不說，就是讀書的這個標題我看就不實在，是假話，或者說是個偽命題。
什么叫清醒?清者，包括清明、清楚、清白、清澈、清爽的意思：醒者，是覺醒、醒悟、警醒、明白的意思。一個人能既清又醒，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起碼要有三個條件：第—，—定是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把人間禍福得失都看得很淡，不為其所動；第二，一定是個智者，能瞻前顧后，預見未來，泰山崩于前而不驚，黃河裂于后而不慌：第三，—定是豁達大度者，順逆皆不足使其動容。這種人應該是處順境而不喜，陷逆境也不憂，坦然面對一切。除了身受創傷，或者是親友遭到不幸，就是清醒者也會痛苦而外，在日常工作或者在政治風浪中，真正的清醒者就是身處逆境也不會痛苦，痛苦者不可能清醒。在這種條件下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同時存在于一體?；矢ο壬嗄陙硪环L順，只是在一帆風順中稍不如意，就說自己是幾起幾落，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樣，并把自己打扮成“痛苦的清醒者”，這是不能成立的。硬這么做，用北京話說好像是有點“矯情”吧。
世界上真正的清醒者是有的。我看馬克思、恩格斯應該是清醒者的代表。他們在150多年前，在研究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以后，還在資本主義上升的時候，就把希望寄托在無產階級的身上，敢于宣布“讓統治階級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在這個過程中，馬克思經歷了很多苦難：多次被驅逐出境，有祖國而不能歸，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他的經濟經常拮據，燕妮和孩子生病而無錢請醫生；有時連面包都難以為繼，甚至連寄信買郵票的錢都沒有……恩格斯不得不開工廠賺錢來支援他。就是這樣，他們不覺得痛苦，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和樂觀，在艱苦困難中完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創立。此后的100多年來的事實證明了他們的預言是正確的。只有清醒者才能看得這么遠。
還有許多革命者在極其艱苦和殘酷的環境中斗爭，經受著肉體無法忍受的痛苦，但他們的精神卻無比堅強，充滿樂觀和希望，到死還是注視著未來。夏明翰在赴死之前寫道：“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边@是何等的樂觀，何等的有氣魄!因為他們知道未來是屬于像他們這樣敢于斗爭的人。這才叫清醒。這些人與那些稍有不順，就痛哭流涕，從這個陣營跑到另一個陣營的膽小鬼何止天壤之別!皇甫先生，你那點“痛苦”比馬克思，比夏明翰如何?值得動不動就拿出來炫耀么?
既然先生這個命題不能成立，先生明明并不痛苦，硬把自己往痛苦這邊拉是為了什么?是不是想博得更多的同情和贊賞?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為人民受難，博得了億萬人的同情和擁戴?；矢ο壬@樣做，是不是想取得同樣的效果?(請皇甫先生原諒，我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誰知天不遂人愿，后院起火，有個名叫“介方仁”(可能是“解放日報的人”的諧音)的人太較真兒，在網上說了—些和皇甫先生相反的話，揭了老底兒。如果此人說的都是真話，我為皇甫先生難過。
關于“歪”話
這里說的“‘歪’話”，就是說一些歪理兒的話。
皇甫先生在答《人物周刊》記者問時說：“以幾個個案來否定國企改革的全局，這是不負責任的(斬釘截鐵，讓人聞而生懼——引者)。國企改革中國資流失問題確實存在，有許多方面復雜因素。但不能因此就認為國企好得很(難道不好?—一引者感嘆)，不需要改革(誰說不需要?——引者問)。因為改革中流失資產只是—種資產的轉移，作為社會資產還存在。即使財富流到了個人手里，也總會以某種形式參與社會經濟運轉，也能創造社會財富?！?BR>多高的精神境界啊！可惜是在新中國成立，并在上世紀50年代，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中國進入了以公有制為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以后講的。如果是在舊中國的私有制社會時講這些話，我們真的要為皇甫先生高呼萬歲!那時候，人民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房子住，窮人的孩子上不了學，有病沒有錢“看醫生”……如果在那時，皇甫先生登高這樣一呼：“資本家們，地主們，你們的財產‘轉移’一些給工人和農民吧!請不要驚慌，這些錢轉移到他們手里，和在你們手里是—樣的，可以照樣給你們生財，創造財富的!”如果這樣，皇甫先生請想一想該是什么結果？地主、資本家是不是聽先生的話且不說，恐怕連先生的人身安全都難保：即使不掉腦袋，也得坐班房。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皇甫先生在舊社會家里才比較窮，在解放初你要去上中學，才光著腳丫從浙江省的平陽走到溫州。那時的地主、資本家的財產為什么不“轉移”一些給你先生呢？哪怕“轉移”一雙鞋給你也好啊!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中國共產黨才領導包括皇甫先生—家在內的人民起來革命，推翻代表地主、資本家的國民黨政府，建立代表人民的人民政府。并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不久，就進行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以公有制為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實行義務教育，連上大學都是國家包下來，先生才有可能上得起大學，才有可能當記者、編輯、總編輯，寫文章，發表演講，并因此也能在社會上出名，受到許多人的吹捧而神氣活現地來教訓別人。
如今先生政治水平提高了，知道了“政治制度”的重要，所以就老是盯著“政治制度”的“改革”不放。而且，對公有制和國有企業，很有—點不以為然，竟然在享受著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國有企業創造的財富的時候，卻慷公有制之慨，認為國有資產的流失，不過只是財產的“—種”“轉移”，“財富還在”，就是像格林柯爾的顧雛軍那樣攫取國有財產，“也能創造社會財富”。真是叫人大開眼界!
先生說了上面的一大篇道理，就是不說既然財富轉移到私人手里是“財富還在”，也能“創造社會財富”，也就是說在誰手里都—樣，為什么卻要譴責財富在公家手里的國有企業不好，而非要把它搞垮不可?此事“精英”們早已回答，他們說：因為國有企業的“機制”不好。為什么“機制”不好?答曰：調動不起人們的積極性；為什么調動不起積極性?答曰：因為公共財產不能隨便往自己的腰包里裝；為什么公家的財產不裝到自己的腰包里就不積極?答曰：不裝到自己腰包里的錢，就不能自由地支配；如今不少公家的錢已經裝到—些人的腰包里了，富起來了，可以自由地買豪宅，包二奶，玩小蜜，……卻不想把它拿出來搞公共用品?連為窮人買—雙鞋也不干，這是為什么?追問到這個份兒上，“精英”們就都回避了。
不知皇甫先生看了我以上的回顧，再對照當年自己連一雙鞋都沒有的情景，會不會悟出點什么道理?公家的財富到了私人的腰包里，有人是可以繼續創造社會財富，但卻不等于社會財富。社會財富，國家說干什么就干什么，搞三峽大壩，修青藏鐵路，只要經過論證可行，就可以上馬。而裝到個人腰包的，就是明知它原來是公有財產，要他們吐出—點來，在今天的輿論條件下，不是也有人說是“劫富濟貧”嗎?可見財富在誰手里(即所有制)，不是如先生說的那么輕松，那么簡單。若是像先生說得那么簡單，馬克思根本用不著花那么大得精力去創建馬克思主義理論。
先生非常討厭那些建議對先生們倡導的“改革”進行反思的人，認為是“阻礙”了他們的“改革”，并認為這些人連“現代工商文明淺顯的道理”都不懂。是的，這些人是不懂得先生的“現代工商文明淺顯的道理”，但他們卻懂得馬克思主義的“根本道理”，那就是鄧小平同志說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不搞社會主義，沒有了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國有財產都“轉移”到顧雛軍之類的人手里，不僅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不好過，就是先生那高級的高干住房能不能保住，恐怕都是問題。到了那—天，但愿先生的子孫后代，都能還有鞋穿。
關于招人罵的話
因為皇甫平先生對“現代工商文明”有深刻的理解，在今年年初，發表了一篇《色情服務需要產業化，規范化》的大文，又一次地引起了轟動。先生在文章中說了不少一般人聞所未聞的有關“性產業”的事情，叫人大開眼界，然后呼吁說：“為構建和諧社會計(請看這是多么高尚的目標啊——引者驚嘆)，看來我們再不能無視地下‘性產業’，任其悄然發展，也不能單純依靠‘禁止’‘嚴打’這一手了。近年來，我國社會學家提出不少好的建議，要求我們政府借鑒西方國家政府公共管理經驗，出臺‘性產業’的管理辦法，讓它從地下走到地上來。應該說，這是我們回避不了的一個社會課題了。不知參加‘兩會’的代表、委員們有何高見?不妨在會上—議?！?BR>看了這個“建議”，使我立即想起了“主流經濟學家”和“精英”們的—貫做法：開始只做不說，在暗中引導，當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形成了氣候了，既成事實不可逆轉了，立即以先知先覺和內行的姿態出現，又列舉事實，又“科學分析”，逼著上面表態，推著“民眾”接受，如果不表態不接受，大帽子早已準備好了，你們保守，落后，甚至是“極左”，是“反對改革”。請看，皇甫先生這不又在關鍵的時刻(上海兩會開幕以前)出手了。
使我驚奇的，還不僅是像先生這樣有身份的人，提出了這樣一個在目前(我是說“目前”，將來是很難說的)令人難以接受的建議，還因為驚奇先生思想的180度的大轉彎。先生在發表他的成名作(即以“皇甫平”的名義發表的四篇文章)《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1991年3月22日《解放日報》)的時候思想并不如此“解放”。那篇文章中先生是這樣說的：“我們吸取的是外國先進的管理方式，對于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則堅決抵制；我們在我國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對來華外國人的自身的生活方式不必多加干涉，但是對于不符合我國國情、敗壞我國社會風氣的東西，例如什么六合彩、陪酒女、賭博業等等，則堅決不開口子?！?BR>講得多好啊!連外國人可能對我們產生的影響都想到了。可是，用這篇評論，對照先生關于“性產業”的言論，我不能用別的話形容，只能用“判若兩人”來形容!
尊敬的皇甫先生，請告訴我們：那時的你和現在的你，到底哪一個是真實的你?說前一個吧，可怎么能改變這么大呢；說現在這個是真實的你，為什么又能說出以前那—番話呢?只有兩種解釋：—種，前面的話不是你寫的，根本與你無關，你這多年是在貪天之功，冒名頂替。你應該發表聲明，與“皇甫平”脫離關系，別再用這個名字招搖撞騙，以免玷污這個名字。另一種可能是你寫的，或者是在你組織或者是你同意下這么寫的。那為什么又提出與那個評論的觀點相反的提議?是嘩眾取寵，還是隨著“改革”的“深入”你的思想“進步”了，推翻了過去的看法?二者必居其一。如果是后者，那你應該有一個聲明，說過去錯了，“覺今是而昨非”幡然醒悟，像孔夫子所說：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犯錯誤和改錯誤都讓人們看見。因為你是名人，不好這么稀里糊涂地糊過去。你說對么?
說到“性產業”這個問題，應該說我們國家(指新中國)的“起點”是很低的，在“主流派”面前，就像阿Q在小D的面前—樣，連虱子都捉不到幾個，是很“汗顏”的。大家都知道，我們曾經是消滅了娼妓和性病的國家，是受到國際上贊揚的國家。如今，皇甫先生為了建設“和諧社會”，卻要使“性產業”“合法化”。而且為此還要“轉變政府職能”。我不知道二者是怎樣地“融合”到一起的!難道當中國的婦女重新回到解放前受壓迫的境地，當性奴隸，遭受蹂躪，這個社會就“和諧”了，政府的職能就真正地“轉變”了?皇甫先生又在給我們說“謎語”了。
我覺得皇甫先生在這個問題上有兩點不妥(當然，我認為是不妥的，皇甫先生還認為是妥當的，不能強求同—)：
其一，先生是否太急于和“國際接軌”，而忽視了中國的國情?我在過去的文章中．曾經提醒過先生，先生在寫《色情服務需要產業化，規范化》這篇文章的時候心態不太正常。先生是否至今仍然處在90年代初發表“皇甫平”文章所受推崇的陶醉之中，還處在先知先覺的快感之中，還想充當指導“改革”的先鋒，還想“登高一呼，諸侯相隨”(這又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天不遂人愿，這—次好像先生選錯了“選題”，出招以后，不僅“風光不再”，還招來了不少罵名。前面已經說過，中國是—個曾經消滅了娼妓和性病的國家。這個奇跡已經載入共和國的史冊，人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這個奇跡也已經成為人們衡量社會進步還是腐敗、落后的尺子，因而它也成為先生們推廣“性產業”的極大阻力。先生過高地估計了你們的號召力，過低地估計了“民眾”的辨別力和拒抗力。
其實，先生用不著著急，按你們“改革”的路子走下去，“性產業”合法化和進一步“發達”是必然的結果，是符合你們的邏輯的，只要回顧一下歷史，就會歷歷在目。
不知先生是否還記得80年代初，為了雜志上刊登的一幅灰姑娘和王子接吻的照片而發生了爭論：反對者說這不雅觀，對青少年的影響不好，不應該刊登；而擁護者說好得很，是思想解放的一種表現，奚落那些反對的人：就像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看到女人的手就想到女人的胳膊，女人的大腿，女人的 ……都是道學先生，假正經。就是在這樣一種基礎上，“精英”們—步—步地把人們的思想引導到現在這種需要“性產業”“規范化”的境地。
這個過程是怎樣過來的?當初，為了“解放”那些“保守”“落后”的人的思想，媒體在輿論上引導，發表有學問的人的文章，引經據典，說孔夫子早就說了“食色性也”，神圣得很，不要“土老帽”，思想要“解放”一些。光說還不夠，還引進了不少外國有“床上戲”的影片，先是在“小禮堂”看，逐漸在大影院里放。我們自己拍的影片，誰敢“突破”“床上戲”這一“關”，就受到鼓勵。誨淫誨盜的小說層出不窮?！尽稄U都》，使中學生愛不釋手，多少青少年入了迷，學那里面的樣子。有一個叫張德江的18歲青年，看了這本書，無法控制自己的情欲，要強奸12歲的表妹，表妹不從，就被他活活地掐死。同時，還鼓勵“第三者”，為“第三者”“平反”，說“第三者”是把“競爭機制”引到家庭中來，“優勝劣汰”，是“社會進步”。從此以后，就一發而不可收，嫖娼賣淫逐漸泛濫。報紙上早就公開討論開設“紅燈區”。經濟建設提出“美女經濟”。有人提出“犧牲—代婦女爭取經濟的發展”。對此，連有些黨組織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某市—個干部，就在自己的樓下包了—個“二奶”，老婆忍氣吞聲，女兒看不下去了，告到紀律檢查部門，最后紀律檢查部門讓那個干部和元配夫人離婚了事。不僅成年女性“解放”了，連未成年的女孩也“解放”得很快。據媒體報道，現在上海每天都有幾十個“意外懷孕”的未成年女孩請求“救助”。這是多大的進步啊!所以我想：如果先生不要這么急三火四地提出這個問題；悄悄地沿著你們的既定方針干下去，不顯山，不露水，順其自然，水到渠成，用不了多久你們的意愿就能達到。那時候，目的達到了，還誰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出的主意，誰也不落不是，誰也不負責任，那該多好!可是，先生等不得，在條件尚不十分成熟的時候，就急著出這個頭，能不招罵么?
其二，先生似乎還沒有確立尊重婦女的思想。婦女的解放程度，是—個國家(民族)解放的標志。在舊社會，我們國家的婦女，除了和男人一樣要受“三座大山”的壓迫以外，還要受父權、夫權、子權的束縛和壓迫。解放初期全國傳唱的《婦女解放》歌，說舊社會是“黑咕隆咚的枯井萬丈深，婦女在最底層”，是真實的寫照。新中國成立以后，婦女得到徹底的解放，不僅解除了舊社會歧視婦女的種種陳規陋習，制定了《婚姻法》，廢除了舊式的婚姻，更注重加強婦女的經濟地位，她們以勞動為榮，爭當勞模和“鐵姑娘”，是婦女的自覺運動。毛澤東主席譽稱婦女是“半邊天”，還指示說：“為了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社會，發動廣大的婦女群眾參加生產活動，具有極大的意義，”并強調“在生產中，必須實現男女同工同酬”。那時各條戰線上的婦女，意氣風發，斗志昂揚，好人好事層出不窮。
可是，在最近一些年里，婦女的社會地位明顯下降了，她們有人不再以勞動為榮。她們之中，有的成了花瓶，有的成了男人的附屬品，好逸惡勞，樂于被“包”。有的則忙于穿梭于風月場中。特別是那些從事“性產業”“工作”的人，他們有尊嚴嗎?就是普通的婦女，現在也有不少人經常擔心自己的姿色老褪而被丈夫拋棄，不得不每天為整容而操心，而奔波，而付出巨資?？纯措娨暽厦刻炷切p肥、豐乳和整容的廣告，令人目不忍睹。有些東西，明眼人—看就知道是騙人，可是仍有不少婦女上當受騙，付出巨資并損傷了身體。難道我們不應該為她們悲哀么，她們是某種錯誤政策的犧牲品!而現在，皇甫平先生還想讓婦女的這種苦難“規范化”——也就是“制度化”“合法化”，把這面“性枷鎖”永遠套在婦女的脖子上！面對這種情況，人們能不咒罵先生么？而咒罵先生最多的話就是請先生帶領妻女去從事這項“工作”。恐怕這是先生所始料不及的吧。這種情景不知給先生的親屬帶來的是欣慰還是恥辱。
所以，我勸皇甫先生以后說話要謹慎些。開始說孔夫子也立言。但他的處世經驗，或者說有一點滑頭，他講話盡量不讓人抓住把柄，很謹慎。他的名言是“敏于事而慎于言”。這個經驗還是值得汲取的。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