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建國后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

政治倫理學是人類歷史上備受關注的學科之一，其作為運用倫理學里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近年來成為學術界備受關注的熱點之一，甚至被許多學者稱為當下“顯學中的顯學”。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作為我國政治倫理學研究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還比較薄弱，隨著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這個問題也越來越受到理論界的關注。本文把建國后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主要分為四個部分，即建國后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的形成、內涵、評析和現實意義進行闡述。
作者認為建國后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是一個由價值核心、權力準入機制、價值取向道德原則和倫理價值實現手段及保障共同組成的完整體系。與之對應的概念在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中就是：“為人民服務”、又“紅”又“專”的干部選拔標準、集體主義以及民主與專政。
一、建國后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的形成

（一）馬列主義的政治倫理思想與中國源遠流長的“民本思想”
政治的道德本性是人類最悠久的歷史論題之一，政治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培育人類完美的道德生活，這種觀念的討論，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時就有過，柏拉圖向往的理想國的最高原則就是至善，亞里士多德則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來闡述一百五十八個雅典城邦的政體演變及其道德生活的變遷。他認為：“人類所不同于其他動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對善惡和是否合乎正義以及其他類似觀念的辨認，而家庭和城邦的結合正是這類義理的結合。”[1]馬克思主義政治倫理思想批判地繼承了歷史上的功利論和道義論，在揚棄東西方功利論和道義論規范倫理學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倫理道德觀。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正式綱領《共產黨宣言》中，在論述無產階級政黨的先進性時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了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2]甚至講過“為人類服務”、“為人民服務”的問題，強調“科學絕不是一種自私自利的享樂。有幸能夠致力于科學研究的人，首先應該拿自己的學識為人類服務。”[3]1871年，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使用了“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務”的提法。列寧則鮮明地指出：“對于一個人數不多的共產黨來說，對于一個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來領導一個大國在暫時沒有得到較先進的國家的直接援助的情況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共產黨來說，最嚴重最可怕的危險之一，就是脫離群眾。”[4]他強調：“我們需要的是能夠經常同群眾保持真正聯系的黨，善于領導這些群眾的黨。”[5]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一文中也提出，黨的文學要“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馬克思主義認為，物質決定精神，精神反映物質，精神的離不開物質，離開物質談精神就會使精神現象將無法解釋，變成虛無縹緲，神秘莫測了。馬克思就是以這樣的世界觀、價值觀去觀察分析倫理道德現象，認為倫理道德現象是一種思想的社會關系，一種精神現象，但這種精神現象不是孤立的存在的，它依附于物質的社會關系，依附于物質利益關系。恰如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書中所說：“‘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6]道德、倫理是物質利益關系在人們思想、觀念中的反映。一切倫理、道德觀念都是從物質利益關系中引申出來的。因此，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論，必然是功利論的，必然重視人們行為的物質效果，重視人民大眾的利益。正因為如此，馬克思說：“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7]而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觀，恰恰就是為工人階級利益辯護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倫理觀是功利論與道義論的有機統一。進一步說，它是人民大眾的功利論與革命道義論的統一，是對歷史上功利論與道義論的積極超越。人民大眾的功利論包含有革命道義論的因素，而革命道義論又包含有人民大眾功利論的成分。革命道義精神，歸根到底，不能脫離人民大眾的功利。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倫理觀本質上是人民大眾的功利論。民本思想，就是以民為本的思想，它的內涵非常豐富，學者對此的表述也不盡相同。這一概念隨著時代的變遷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古代的民本思想、近代的民本思想和當代的以民為本的思想，既有本質的區別，又存在著必然的聯系。民本思想在我國歷史上源遠流長，是我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思想。“民本”一詞，最早見于古文《尚書》中的《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后，我國古代很多思想家都對此進行過闡述，對我國政治生活影響最為深遠的是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政治思想，儒家的主要典籍《論語》和《孟子》鮮明地體現著有“為國以禮”和“為政以德”。孔子認為治民要“寬”，養民要“惠”。孟子認為治國安邦最主要的問題是處理好人民群眾在國家中的地位。他在總結歷史上一些王朝興衰的經驗后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8]強調政在得民，失民必定滅國滅身。他還率先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點。另一個代表人物茍子認為：“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9]他著名的舟水論闡述出了“君”與“民”的關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亦覆舟。”近代民本思想之代表要首推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者孫中山先生，孫中山把古代的民本思想的精華與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中的優秀成果同中國現實民主革命的需要結合起來，構成他的三民主義理論的重要部分。孫中山曾說過：“中國歷史，湯武之后，革命之事實，已數見不鮮矣。其在歐洲，則十七、八世紀以后，革命風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獨民主國惟然，即君主國之所以有立憲，亦革命之所賜也。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跡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10]其革命理論的核心內容就是“民族、民權、民生”。可見，從孔子到孫中山，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中，民本思想是貫穿其中的精華。

（二）繼承與發展：建國后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

在風雨飄搖、危機四伏的近代中國,激進的知識分子為了挽救民族危亡,為探索中國的出路傾其所學,青年毛澤東就是其中一個。毛澤東8歲開始讀私塾，后來他把自己的私塾生活概括為“六年孔夫子”。這6年的私塾教育，培養了毛澤東很好的古文功底并飽受我國古代文華的熏陶，為他后來“通古博今”，理解中國勞苦大眾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毛澤東1913年10月至12月于第四師范學校讀預科時所作記錄及個人閱讀筆記《講堂錄》中寫到：“為生民之道，相生相養相繼相治之道也。”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民本思想對青年毛澤東的深刻影響。對《尚書》中“天視自我民視”的思想，他作了進一步的闡述：“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命?何理也?能順乎理，即不違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11]另外，毛澤東除認真研讀《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大量的歷史書籍之外，還飽覽了先秦哲學、楚辭、漢賦、唐宋古文、宋明理學等各家各派的書籍和文學作品。可見，毛澤東在接受西方文化之精華馬克思主義之前已經積淀了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蘊，深深影響了他早期政治觀中的“民本”思想。在新文化運動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毛澤東開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1918年10月，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做助理員，正好在時任北大圖書館館長的李大釗手下工作。作為在中國熱情謳歌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人，李大釗的言論和行動給他以最直接的影響。1918年11月，毛澤東到天安門廣場聆聽了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的演說。時隔不久，李大釗的這篇演說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刊登在《新青年》雜志上面，使毛澤東開始具體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五四運動以后，毛澤東又讀了《共產黨宣言》和其他一些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進一步加強了馬克思政治社會學說的學習研究。1920年，毛澤東在他創辦的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刊物《湘江評論》發刊詞中提出：“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大，民眾的聯合的力量最大!”毛澤東把他的全部理想和理論都建立在民眾的力量基礎之上。他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長篇論文《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關于大聯合的意義，他說：“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補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興業，努力，猛進，破壞，建設，固然不錯，有為這幾種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12]高度贊揚了勞動群眾在革命中的作用，正確評價了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地位。這樣，毛澤東就逐步完成了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堅信“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基礎”。
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使毛澤東在吸收國外進步文化中豐富了自己最初的人民群眾觀。一九三六年毛澤東回憶五四前期的政治思想時他說：“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成了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我憧憬‘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但是我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是明確無疑的。”[13]這段回憶準確地反映了青年毛澤東政治思想的面貌。經過研究我們把毛澤東建國前的政治倫理思想分為三個階段：“一師”前（1902年——1918年）道德的改造；“五四”前后（1918年——1921年）民眾大聯合的政治改造論；階級本位政治觀的確立（1921年——1949年）。[14]在他前面的政治倫理思想中，我們已經能見到一些后來的思想脈絡，毛澤東對古今中外各種思想的融合，形成了毛澤東獨特的政治倫理思想，既有早年的求大同的政治倫理觀，后來的大民眾聯合的政治倫理觀，也有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后的階級本位政治倫理觀，所以可以說，建國后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思想階段，這不僅表現在毛澤東本人身上，也表現在他的思想理論中。建國后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的新的歷史環境下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可以說，之前的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一個基于共產主義政治倫理道德的國家政權思想是一個的理想的話，那么，建國后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在盡可能的物質條件允許的新情況下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物質決定精神的定律在這里得到了最好的驗證，也就是說，奪取全國的勝利給了毛澤東全面實施他的政治倫理思想提供了盡可能多的物質基礎。建國后,毛澤東把他的政治倫理思考鎖定在了社會制度改造與人的改造以及怎樣協調二者關系。從《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等建國前的文獻來看,毛澤東和黨中央的認識是:由于我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要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中間必須要有一個過渡性社會,即新民主主義社會。當時毛澤東和黨中央認為：三年經濟恢復后，搞個10年、20年或更長時間的新民主主義建設后，再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1952年9月，毛澤東在聽取周恩來關于“一五”計劃輪廓問題同蘇聯商談情況的匯報后，提出：“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開始過渡。”[15]這種建國戰略的重大調整基于毛澤東關于過渡時期“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的判斷,他認為社會制度的確立比起人的改造來說相對容易,反而官僚主義作風和所謂的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是兩個更難解決的問題。建國初,毛澤東認為:“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余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16]同時，他還認為：“社會主義革命來得急促。在六、七年之內，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小生產者個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就基本完成了。但是人的改造，雖然也改造了一些，那就還差。社會主義改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從舊社會、舊軌道過來的人,總是留戀那種舊生活、舊習慣。所以,人的改造,時間就更長些。”[17]所以,在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毛澤東認為人的思想改造仍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可見，毛澤東對道德上的整體性擔心是十分嚴重的，在黨員干部的擔心就直接反映在了政治道德的完善上。建國后所開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從批判電影《武訓傳》開始,到批粱漱溟、俞平伯、胡風,到引蛇出洞的鳴放“陽謀”,毛澤東希望通過倫理道德的改造實現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終極關懷。基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建國后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與其前面的政治倫理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有不完全是那些“舊思想”的完全翻版，他已經把人的改造提到一個更高的高度來看待，并強調協調社會制度改造與人的改造的關系，這在以前是不可比擬的。毛澤東逝世已經30多年了,但毛澤東還是沒有從人們的視野中淡化，他已經成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而且還在對中國的現在有很大的影響，他似乎成了一個永恒話題。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后，毛澤東曾經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姿態擺在歷史的案卷中,國內外把注意力更多地轉向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但歷史沒給人們太多的時間思索就又把毛澤東拉回人們的視野中來了。1988年前后國內“毛澤東熱”再度興起，理論界以毛澤東誕辰100周年和逝世20周年為契機，借助以前沒有公開的和沒有整理過一些資料加強了對毛澤東的研究，歷史不斷演進，毛澤東作為一位偉大的歷史人物所具有的思想文化變得更加讓人感到神秘并且讓人報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到對這位偉人的了解和研究中，現在已有不少書籍、論文、感文、回憶錄等對毛澤東的晚年思想進行不同角度、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的介紹和研究，這表明毛澤東晚年的思想是一個還待挖掘的寶庫，毛澤東晚年的政治倫理思想也是一個需要加強研究的部分。自20世紀70年代羅爾斯的《正義論》出版以來，政治倫理問題成為西方乃至全世界理論思考和實際政治生活的顯要問題，并迅速形成了自由主義政治倫理理論、共同體主義政治倫理理論、后現代主義政治倫理理論、新托馬斯主義政治倫理理論等主要流派，“政治倫理學在我國還是一個全新的領域，迫切需要加以探討和深入研究。”[18]本文借“試論建國后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為題，希望能盡作者一點微薄的知識對這段時期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進行一點梳理，這對于作者本人也是一種學習的機會，同時也表達作者對偉人毛澤東的緬懷之情。
二、
建國后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的內涵

（一）“為人民服務”：普世的政治道德要求
1．“為人民服務”思想的提出
新中國建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用什么樣的意識形態來建立一個新興的國家呢？是沿用革命戰爭時期的政治動員一套體系還是另辟蹊徑？歷史的回答是，中國共產黨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選擇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來建設新中國，馬恩對于共產主義新制度作了以下價值判斷：“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19]“代替那存在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0]毛澤東把這個價值判斷總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直接體現了黨的活動的根本目的和意圖。其源自于我國的“民本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人民群眾觀”但又發展了這兩種思想。毛澤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批判地繼承了我國的“民本思想”。毛澤東認為，我國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民本”思想歸根到底是為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服務的。他曾借用“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比喻，教育黨的領導干部要“順”而不要“逆”人民群眾“那個水”。同時，毛澤東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也創造性地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民群眾觀。應當說，我們黨從誕生之日起，就實踐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根本宗旨，并把它作為所從事的全部事業的基本出發點和歸宿。但是，真正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表述黨的宗旨，不是在建黨之初，而是在黨走向成熟以后。
1942年，毛澤東在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我們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21]1944年9月8日在悼念張思德的大會上，毛澤東發表了《為人民服務》的演講，他指出：“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22]這是他第一次從理論上闡述為人民服務的觀點。不久，他又提出：
“我們應該謙虛，謹慎，戒驕，戒燥，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23]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指出：“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總之，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24]這在當時雖然是針對人民軍隊說的，但實際上對全黨有著普遍的要求。七大首次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優良作風的核心內容之一寫進黨章總綱和黨員應盡的義務中，七大把“為人民服務”提到了“黨的唯一宗旨”的高度。從此，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成為每一個共產黨人的行為準則和戰勝一切敵人的重要法寶，對黨的建設、革命隊伍建設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此后，歷次黨的代表大會，都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要求寫進黨章。全國解放后召開的八大又把我黨的宗旨提到“黨的全部任務”來認識，指出“黨的全部任務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八大后不久，鄧小平把這一思想總結為兩句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以人民利益作為每一個黨員的最高準繩。”
[25]這更加進一步的強調了我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中國共產黨黨章》第一章第二條也規定：“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這是每個共產黨員的誓言，也是其最基本的責任和義務。1957年，在《堅持艱苦奮斗，密切聯系群眾》的講話中說：“共產黨就是要奮斗，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經過整風重新振作起來。”[26]毛澤東對無產階級人生觀所作的這些富有民族特點的概括，提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命題，科學地解決和回答了什么是無產階級人生觀的根本問題，精辟地闡明了無產階級的人生目的。
2．“為人民服務”思想的政治倫理含義毛澤東認為，人活著的目的和意義就在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是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的核心。所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成為我黨執政合法性的道德依據，各級干部應該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此確保政治生態平衡，而這一道德依據的思想基礎就是毛澤東思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提出是毛澤東在總結我國“民本思想”和馬克思主義“人民群眾觀”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其有著深刻的政治倫理含義，在總結理論界長期研究的基礎上，我把它歸結為以下幾點：第一，“為人民服務”：黨員干部的基本政治道德要求。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一文最明白不過地表達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該文開篇就指出：“我們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27]中國共產黨首先是人民的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立黨宗旨，成長歷程和執政歷史都證明了一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既是共產黨人的行為準則和必備的思想品質,也是其人生價值觀的集中體現。從人生價值取向來看,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生價值取向與無產階級的奮斗目標以及為人民大眾謀利益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從人生價值標準來看,共產黨人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只有為國家、為民族奉獻自己的聰明才智,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這樣的人生才有價值、有意義。再從倫理學的角度來看,為人民服務思想又是黨的政治宗旨在道德觀上的集中反映,是中國共產黨崇高的道德境界。共產黨人關于共產主義道德的基本原則、關于進行道德評價、道德教育、加強道德修養等一切倫理道德的闡述和實施,都是圍繞著“為人民服務”這一根本宗旨而展開的,它準確而鮮明地體現著中國共產黨人崇高的道德境界。毛澤東崇尚共產主義人生觀和價值觀，高度概括共產主義人生觀和價值觀的精華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持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尚德從政的倫理治國方略的核心。毛澤東一再強調：“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28]人民群眾為什么擁護共產黨？因為共產黨的政策反映了他們的需求和利益。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的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我們的干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29]這就要求我們每個共產黨員都要確立高尚的政治道德價值觀，自覺運用馬列主義的政治道德要求嚴格要求自己，不然就會脫離群眾，甚至出現亡黨的嚴重后果。毛澤東曾經指出,我們的干部不論職務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每一句話、每一個行動都要對人民負責。可見,領導干部職業道德建設的核心和本質要求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這也是老百姓評價一個領導干部是好官還是壞官的唯一尺度。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時刻牢記我們的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永遠做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永遠為人民而工作而服務。第二，“為人民服務”：公而忘私的犧牲精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最高的政治原則和最重要的政治行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先鋒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宗旨,是無產階級政黨區別于任何其他階級政黨的最顯著的標志。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政黨,始終明確地把“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宗旨和獨特的價值目標,并體現在黨制定和執行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上,從而與其他一切階級的政黨區別開來。自覺地做到為人民服務,是每一個共產黨員,尤其是黨的領導干部的行為規范,也是衡量一個共產黨員是否合格的重要標準。中國共產黨黨員是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共產黨員不是普通群眾，共產黨員必須牢記自己的角色定位，即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共產黨員必須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共產黨員在日常學習中，必須比普通群眾先學一步，學深一步；在日常工作中，必須比普通群眾更加勇挑重擔，先當骨干；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相沖突的時候，必須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利益直至犧牲個人的生命。毛澤東同志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指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毛澤東同志進而指出：“要革命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30]毛澤東同志這些話，是在革命戰爭時代講的，但對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具有極強的針對性，而且對于現在更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性。作為共產黨員我們必須謹記領袖教誨，切實發揚共產黨員勇于犧牲的精神。當然，這種犧牲不必指生命的犧牲，更多地包含著對個人時間、個人利益的犧牲，即在具體學習、工作和生活實踐中做到勇于犧牲，甘于奉獻。第三，“為人民服務”:自我批評和內省和自愿接受人民群眾監督。早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就號召全黨來一個學習競賽，提高“我們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這對于一個領導幾萬萬人口的大民族“進行空前的偉大的斗爭”的黨來說，“是一個亟待解決并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延安整風時期，他把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列為全黨必讀文件，藉以加強共產主義思想道德教育和修養。它是毛澤東等從中國革命的現實需要出發，既以馬列主義倫理學為指導，又批判地借鑒繼承中國傳統倫理優秀文化的典范之作。毛澤東提倡“自省”的道德修養方法，傳統文化稱之為“自省”或“內省”即自我反省。延安整風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要求每個黨員“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點”，通過整風，毛澤東在總結黨內思想建設經驗基礎上，從理論上對它作了系統、深刻的說明，把它當作黨的三大作風之一，強調“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相互區別的顯著標志之一。”“對于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31]毛澤東領導的整風運動，既是黨對黨員進行的有計劃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運動，也是黨員自覺嚴肅地進行的一種自我反省、自我改造的運動。毛澤東同志指出：“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32]這條極為重要。從歷史發展規律看，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看，從中國共產黨的成長歷程看，錯誤都是難免發生的，歷史的每一點滴進步都是在糾錯過程中實現的。每個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對待自身不足和差距，首先要有清醒的認識，要有堅決改正的態度和行動，同時更要自覺接受監督，以誠懇的態度接受批評，改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不斷完善和提升自己，使自己的言行更加符合共產黨員黨性的要求。第四，“為人民服務”：體現深刻的人權關懷。社會生活中的個人既享有權利，又承擔相應的義務。權利和義務作為普遍范疇，存在于社會政治、法律、道德等生活的各個領域。權利和義務作為一對范疇，是相依相存的關系，道德權利與道德義務的關系也不例外。馬克思曾指出：“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33]這一論斷準確闡釋了權利和義務的關系。每個人生存的權利都應該得到社會的保障，而個人也有尊重他人權利并為他人和社會服務的義務。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講，為人民服務才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也才成為每個共產黨員和干部的政治倫理道德核心。黨成立以來,經過艱苦卓絕的民主革命斗爭,首先取得了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解決和捍衛了中國人民的生存權和國家的獨立權。新中國成立后,又領導中國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實現了與我國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人民的發展權。黨和政府還積極地加強保障人權的法制建設,全面而充分地實踐社會主義人權觀。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屬于人民,人民當家作主成為中國民主政治的實質。毛澤東正是在這樣的歷史關鍵時刻為全黨提出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倫理道德要求。國家還采取人民代表大會制作為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以保障人民行使管理國家各項事務的權利,都表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國家的最高價值觀。這也從宏觀方面實踐著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二）又“紅”又“專”：選拔干部的基本標準

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的中心任務是奪取政權，贏取民族獨立。根據這一中心任務，毛澤東在1937年5月的《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報告中指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34]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的提出了干部標準問題，在毛澤東的報告里所謂“德”就是干部的政治立場和思想作風，而“才”就是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業務水平，德才兩者是辨證統一的。1938年10月，毛澤東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第一次使用了“才德兼備”的概念，明確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共產黨的干部政策，應是以能否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系，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為標準，這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干部的主要方法。”[35]毛澤東認為，德和才在實際工作中是不可分割的，選拔領導干部必須堅持德才兼備的原則。1943年6月，毛澤東再次指出：“這種領導骨干的標準，應當是季米特洛夫論干部政策中所舉的四條干部標準（無限忠心，聯系群眾，獨立工作能力，遵守紀律）。”[36]顯然，在革命戰爭年代，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奪取政權。這就決定了在“德”方面主要是立場堅定，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主義；“才”的方面主要是會團結群眾，發動群眾，會帶兵打仗，會搞土改。毛澤東認為革命事業接班人所要具備的基本條件是：在德的方面，要有比較扎實的馬列主義理論基礎，對黨忠誠，立場堅定，有政治遠見，富于犧牲精神；在才的方面，要有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積極肯干，而且要能夠聯系群眾，不謀個人和小團體的私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新中國成立以后，鑒于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毛澤東結合當時的政治路線和歷史任務，將干部標準從“才德兼備”發展到“又紅又專”，認為接班人應該具備“又紅又專”的素質。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指出：“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對不問政治的傾向；但是，專搞政治，不懂技術，不懂業務，也不行。我們的同志，無論搞工業的，搞農業的，搞商業的，搞文教的，都要學一點技術和業務。”“我們各行各業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術和業務，使自己成為內行，又紅又專。所謂先專后紅就是先白后紅，是錯誤的。因為那種人實在想白下去，后紅不過是一句空話”[37]。1958年1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的第二十二條方法中提出：“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系，是兩個對立物的統一。一定要批判不問政治的傾向。一方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政治和經濟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這就是又紅又專。”[38]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又一次細化了接班人應該具備的條件：“第一條，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不管他是哪個山頭的，不要記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團結廣大群眾，團結廣大干部，團結這兩個百分之九十五。第四條，有事要跟同志們商量，要充分醞釀，要聽各種意見，反對的意見也可以讓他講出來。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要搞民主作風，不能搞家長作風。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39]7月14日，中共中央又根據毛澤東的上述講話，在《九評》中對此作了如下概括：1、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不是掛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招牌的修正主義者；2、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而不是在國內為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利益服務，在國際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利益服務；3、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于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并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4、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于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5、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于自我批評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顯然，毛澤東所規定的黨選用干部的原則標準在當時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它為公共權力的實施者設定了一道高尚的政治道德門檻，只有符合又“紅”又“專”的標準，才能進入到施政者的行列，當然，由于受到諸多歷史條件的限制，在又“紅”又“專”雙重標準上，毛澤東更強調“紅”，在字面上也呈現出這樣的邏輯關系，把“紅”擺在前面不是一個心血來潮的邏輯組合，是毛澤東思維邏輯的真實反映。對于干部選拔的標準直接顯示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管理者的政治道德要求。1981年3月，陳云在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幾點意見中明確指出：“從遵義會議到抗日戰爭勝利，毛澤東同志的一個無可比擬的功績，是培養了一代人，包括我們在內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現在這些人在全國各個崗位都擔負著重大的責任，這是一件極大的事情。”[40]
毛澤東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41]“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42]選才用人，首先的問題什么是“才”，即選拔干部的標準是什么？標準問題是選才用人中的一個最基礎性的問題，它關系到領導者選用什么樣的人的問題。毛澤東認為，從根本上說，就是“德才兼備”和“又紅又專”。在干部的選拔上，必須堅持德才兼備、又紅又專的根本標準。毛澤東對領導干部的選拔提出了嚴格的政倫理治道德要求，即以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和實際工作能力來考察和選拔干部。毛澤東還認為，在干部的選拔使用上，必須堅持任人唯賢、五湖四海的路線。他明確指出：“在這個使用干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歷史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的路線。前者是正派的路線，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線。”共產黨的干部政策，應是以能否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系，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為標準，這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線。”[43]正如毛澤東所說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種極壞的作風，是完全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精神的作風，“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44]
當然，毛澤東也重視“專”的重要性。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號召“向科學進軍”。毛澤東堅信馬克思提出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能夠迅速發展生產力的理論，號召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發展生產，創新技術，科技強國，實施超英趕美的偉大抱負。在認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認識前提下，毛澤東希望爭取12年的和平，發揮知識分子的“專”，基本完成工業化。毛澤東又“紅”又“專”的干部選拔標準具有人民性。毛澤東主張培養優秀的干部人才，不僅只是為了爭取革命的勝利，奪取政權，在毛澤東看來，爭取和奪取政權不是終極的目的，也不是為了某個階級和小集團的狹隘利益，更不是為了一己私利，而是為了建立人民主權的社會制度，謀求廣大人民群眾最根本的利益，謀求社會進步和發展。從上述基本觀點來看，毛澤東在干部選拔標準上，特別強調“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在干部價值觀上以符合人民利益為標尺，在干部業務能力上，強調艱苦磨練，學好本領，更好地為人民工作；在干部工作作風上，要求干部要密切聯系群眾，反對官僚主義等等。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的“大躍進”運動開始，全國上下對于“又紅又專”的問題的討論變得非常狂熱。在這些討論中，“只專不紅”、“多專少紅”和“先專后紅”都受到了批判，不得不說，這一時期“紅”被推到了更為重要的位置。簡言之，政治上和思想上與“人民”認同的立場和態度，是獲得政治認同和崇高身份的重要途徑。在政治倫理上的德才兼備、又“紅”又“專”，如同毛澤東為人們提出的一份晉升的考卷，是否符合又“紅”又“專”的政治道德意義上的要求，是干部選拔和提升的一個關鍵甚至是一個成敗性的因素。德才兼備、又“紅”又“專”的干部選拔總原則，深刻地體現了毛澤東對黨員干部的道德情操和業務水平的嚴格要求，體現了毛澤東對公共權力資源流向性的價值把握，也體現了毛澤東政治倫理思想的價值取向。
（三）集體主義：政治價值取向的道德指導原則

集體主義作為一個政治的概念含有極其深刻的倫理價值取向，它相對于“個人主義”提出，對“公私”關系進行了規范。馬克思說：“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集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45]在對集體主義的精神實質的表述中，建國以前和建國以后，毛澤東作過多次論述，在已公開出版的毛澤東的著述中，直接使用了集體主義概念的，是最有代表性的兩段話：一段見于1945年5月31日的《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一文：“馬克思講的獨立性和個性，也是有兩種，有革命的獨立性和個性，有反動的獨立性和個性。而一致的行動，一致的意見，集體主義，就是黨性。我們要使許多自覺的個性集中起來，對一定的問題、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動、一致的意見，有統一的意志，這是我們的黨性所要求的。”[46]另一段見于1949年8月14日的《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一文：“美國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的發表是值得慶祝的，因為它給了中國懷有舊民主主義思想亦即民主個人主義思想，而對人民民主主義，或民主集體主義，或民主集中主義，或集體英雄主義，或國際主義的愛國主義，不贊成，或不甚贊成，不滿，或有某些不滿，甚至抱有反感，但是還有愛國心，并非國民黨反動派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丟了他們的臉。特別是對那些相信美國什么都好，希望中國學美國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47]比較完整的是在《論十大關系》和《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強調“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強調“軍民兼顧”、“公私兼顧”。
毛澤東這里所說的“公”，是指國家的或集體的利益；“私”指正當的個人利益。從這里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集體主義原則內容的全面把握。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毛澤東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公和私是對立的統一。不能有公無私，也不能有私無公。我們歷來講公私兼顧，”又說過“先公后私，個人是集體的一分子，集體利益增加了，個人利益也就改善了。”這兩種表述并不對立，而是相互補充，相輔相成的，它說明毛澤東的集體主義觀是辯證的，它強調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辯證統一，而認定其統一的基礎乃是集體利益。馬克思提出：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毛澤東從唯物史觀出發,深刻地理解了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一命題,從人們的經濟利益關系中解釋道德問題。他認為,在階級社會里,不同階級有不同階級的經濟利益,正是這些不同的經濟利益,決定了不同的道德觀念和道德原則。馬克思主義政治倫理學毫不掩飾自己維護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利益的主張。毛澤東提出了革命功利主義原則,闡明了道德和利益的關系,并指出世界上沒有超功利主義,尤其是在階級社會里。他說:“我們是以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48]
在這里,毛澤東科學地闡明了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辯證關系,提出了處理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道德原則和方法,從而完善和豐富了共產主義道德的基本原則——集體主義。集體主義原則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道德和物質利益相結合的道德實踐的指導原則,也是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實現雙贏的指導原則。在我黨的歷史上，反復出現過對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偏頗的認識，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道德的集體主義原則曾經遭到極左和極右路線的干擾和破壞。五十年代后期,在批判個人主義中,不同程度地將正當的個人利益、個人愛好當作個人主義加以批判,特別是文革時期更是走向極端。而在撥亂反正之后,又出現過把極端利己主義、個人主義看成是個人正當利益的不良傾向,甚至有人公開宣揚“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自我價值”及“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腐朽思想。因此,當前人們對于形形色色的錯誤的道德與價值觀念必須有個清醒的認識,并予以高度警惕,才能夠真正地堅持集體主義道德原則。對于兩者的辯證關系,毛澤東在不同時期,針對不同情況,從不同的層面作過許多精辟的論述。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這是對廣大黨員干部的基本道德要求,是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核心。第二,以集體利益為基礎,實行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第三,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發生矛盾時,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也要盡可能照顧個人利益。這三點論述對于現在我國所進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涌現出來的義利矛盾,更是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反對自由主義》、《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愚公移山》等文章中,不僅為我們樹立了張思德、白求恩、愚公等值得學習的榜樣,而且借用范仲淹《岳陽樓記》中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諸葛亮《出師表》中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集體主義道德理想來教育人民。集體主義思想，不論在政治的層面還是在倫理道德的層面，都既是我們黨的優秀的傳統思想，也是我們黨的現實指導思想。歸結起來是一句話：集體主義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的“道統”之一。
（四）民主與專政：政治道德完善的保障機制

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無產階級通過革命斗爭從資產階級手里奪取政權，把自己組織成為統治階級，在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基礎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取得革命勝利的根本的和首要的標志。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不是靠把政權經常保存在同樣一些人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的，而是采用這樣一些辦法：它輪流地使政權從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49]恩格斯也說，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輪流執掌政權，用最骯臟的手段為最卑鄙的自的運用這個政權，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個大的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都是統治和掠奪國民的。”[50]列寧認為：“美國和英國推行的這個所謂‘兩黨制’，是阻止獨立的工人政黨即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產生的最強大的工具之一。”[51]
“國家就是強制，作為這種思想最完全的體現者的蘇維埃，應當享有罷免權。那時政權從一個政黨轉到另一個政黨手里，就不需要經過流血，只用簡單改選的辦法就行了。”[52]而我國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是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創造性的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體制在新中國確立下來，從政治上確定了權利的歸屬問題，進而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確立了利益主體。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們代表大會的政體保證了這種社會秩序的穩定性和延續性。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為中共成立28周年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該文總結了中國革命100多年的經驗教訓，論述了新中國政權的性質、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規定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基本職能及其最近與將來的任務。毛澤東在文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53]此文最后強調，“我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武器，團結全國除了反動派以外的一切人，穩步地走到目的地。”[54]這篇文章提出了有關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接下來毛澤東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中有作了進一步的說明：“我們的憲法草案，結合了原則性和靈活性。原則基本上是兩個：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我們的民主不是資產階級民主，而是人民民主，這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的原則貫串在我們整個憲法中。另一個是社會主義原則。”“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用憲法這樣一個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固定下來，使全國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的明確的和正確的道路可走。”[55]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這個專政是干什么的呢？專政的第一個作用，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為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專政的第二個作用，就是防御國家外部敵人的顛復活動和可能的侵略。”“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集中制。”“我們的專政，叫做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56]人民民主專政規定了民主的對象和專政的對象，賦予不同對象不同的政治權力和政治義務，甚至剝奪專政對象的一切政治權利，可以看到，民主和專政對于毛澤東政治倫理思想在全社會的有效實施并保持下去有著制度意義上的作用，而且毛澤東對于民主和專政的手段作用也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也把這種手段作用發揮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但是民主不僅只是手段，它們更重要的是目的，舍棄民主的目的性而取其手段性，無疑是認識的偏差。民主和專政是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的兩面。民主與專政用于國家形式，即成為一種國家制度。民主與專制不僅有著政體意義，首先具有國體的深刻含義，指哪個階級掌握國家政權，管理國家，對其敵對階級實行專政。要對人民實行民主，對反動派實施專政，因而論及民主與專政離不開分清敵我，政治上的敵我劃分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民主與專政的更為具體和實際的延伸。在不同歷史時期，人民這個概念有著不同的內容，因而專政的對象也相應變化。民主與專政是建國后政治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怎樣建設民主與專政以及建設什么樣的民主與專政一直是毛澤東非常關心的問題。在國內外出現緊張局勢的時候，毛澤東甚至把民主與專政擺在了第一位。毛澤東在談論匈牙利事件的時候說:“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57]他在一定程度上否認了民主也是一種目的，甚至把“民主也是目的”當作資產階級民主觀批判。這種認識的政治后果便是把民主的歸宿問題看作是無足輕重的東西，這直接導致人的基本權利不能得到基本的政治保障，在毛澤東晚年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中，有不少黨的干部、人民群眾，甚至黨的領導人都遭受了嚴重的打擊。所以，我們必須明確：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手段和目的的辯證統一。毛澤東的民主還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其具有很強的大民主觀念,由于民主與專政的密切關系，“大民主”必然走向“大專政”，這種專政的特點就是隨意性、廣泛性和深遠性。建國后，毛澤東為了使新生的人民政權跳出歷史發展的“周期率”，對社會主義民主理論和實踐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探索，形成了他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思想。大民主觀是毛澤東民主思想的一個很突出的特色，毛澤東的民主觀是以人民為本位的民主觀。它的核心是堅信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相信人民群眾能夠自己解放自己。由此形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這就是：一切為了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毛澤東把人民群眾看成是上帝，認為只有相信和依靠這個上帝，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因此，當黃炎培先生擔心我們能否跳出歷史發展的“周期率”時，毛澤東滿懷信心地回答：“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讓人民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58]什么是“大民主”？很難下一個確切的定義。我們只能從毛澤東的有關論述中去尋找答案。1956年11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專門講了“大民主”、“小民主”的問題。他說：“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干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大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不過，大民主、小民主的講法很形象化，我們就借用這個話。”“民主是一個方法，看用在誰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們是愛好大民主的。我們愛好的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59]
1957年4月，黨中央開展了全黨整風運動。但由于反右派運動的嚴重擴大化，打斷了這次整風的進程，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整風以后，黨內仍然存在著貪污腐化和脫離群眾等嚴重的官僚主義現象。在這之前毛澤東就對此表示過看法，甚至深惡痛疾地說：“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60]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始轉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在這一時期，毛澤東的民主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提出了許多至今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仍有重要指導意義的思想觀點。這時，毛澤東民主思想明顯呈現出以下幾個思維方向：其一，他強調要建立人與人之間真正平等的關系，要讓群眾講話，以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造成一種民主的政治局面。毛澤東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在人民內部，人與人之間應當是平等的關系。他極力反對黨員、干部隊伍中存在的“擺老爺架子”、“擺官僚架子”等官僚主義作風，反對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其二，毛澤東把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提高到關系人民政權是否鞏固和變質的高度來認識。他曾經指出：“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61]毛澤東在政治生活中提出了黨內干部中出現了“既得利益集團”和“官僚主義者階級”的觀點，并把這些人列為階級斗爭和革命的對象。正是基于以上認識，毛澤東認為以往的和風細雨式的方式已經不能滿足斗爭的需要，必須以更激烈的群眾運動的方式來解決領導者與群眾之間的矛盾，消除官僚主義，而這場運動的政治基礎就是“人民民主”，即“大民主”。因此他說：“在匈牙利，大民主一來，把黨政軍都搞垮了。在中國這一條是不會發生的。幾個學生娃娃一沖，黨政軍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們這些人完全是飯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亂子，那個膿包就好解決了，這是好事。”“現在怕大民主？我看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來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62]
我國是一個有2000多年封建社會歷史的國家，缺乏民主和法制的傳統，“人治”的思想根深蒂固。建國后，我們黨民主政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法制意識還很淡薄，從“大民主”的實踐來看，它過分強調“群眾民主”的作用，而淡化法律的作用，歪曲了民主與法制的關系。在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制是不可分割的。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法制的基礎，只有充分發揚民主，才能使法律得到公民的承認和遵守。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體現和保障，只有健全的社會主義法制，才能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和程序化，才能保證人民充分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大民主”無視民主所需的程序性，把民主與法制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是錯誤的。另外，毛澤東提倡的“大民主”也與他對民主問題的某些認識偏差有關，在毛澤東看來，民主既然是一種手段，那么，“大民主”就是用來反對官僚主義，對“敵人”實行專政的最好工具。可以說，建國后我國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體制是符合時代發展和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但是如果對民主與專政進行孤立操作，不與法制建設相互配合、相互補充，是很難完全體現出制度的優越性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大民主”思想的初衷是很好的，其還政于民的理念是值得稱頌的，但是過分注重“大”必然引起規范上的問題，從而讓專政也不能有理、有度、有節地實施，“大專政”就可能出現，后果也是很嚴重的，在我黨我國的歷史上已經得到驗證。作為建國后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得以在全黨得以實施維持的一種制度性手段，在那個特殊時期確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現在的研究成果顯示，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國貪污腐敗的現象很少，程度很低，不得不說，毛澤東倡導的“大民主”以及由此引出的“大專政”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由于認識上和操作手段上的歷史局限性，讓這一美好的理念蒙上了灰色的面紗。
三、
建國后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評析
（一）立意高遠的政治倫理觀

建國后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是在創造性地繼承馬列主義的政治倫理思想和批判性地繼承我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基礎上形成的，是中西合璧的產物。在政治倫理理念上可以說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列主義政治倫理理念，帶有明顯的為大多數人謀福利的價值取向。建國后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是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而展開的一個思想體系，由于其內核的規定性使得整個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的都以“為人民服務”為基礎，包括其政治目的、政治手段等從本質上都符合這個政治道德要求。對“善政治”的追求歷時數千年，歷史對“善政治”的偏愛給人類歷史留下了很多寶貴的思想財富，毛澤東在總結前人先哲的思想理論上對“善政治”有著自己特殊的理解，可以說是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解，他把理論思想和實踐緊密結合起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以及后來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這種思維的最佳詮釋，其中有得有失，值得我們深刻思考。在新中國建立之初，毛澤東并不因為物質條件的限制而放慢社會主義抑或共產主義的建設步伐，他的自信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完成后開始膨脹，經濟領域的成就沒有讓毛澤東放松政治領域的警惕，可以說，對絕對善的政治的追求一致貫徹毛澤東的一生，他沒有為自己考慮過多的得失，從毛澤東的青年時代到晚年，他一直在尋求打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鑰匙，從一九一八年開始接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毛澤東就從一個激進的青年逐步成為一個擁護十月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而到1920年夏天，他的政治思想又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他本人在回憶自己的思想發展過程時曾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63]1930年5月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是毛澤東馬克思主義觀形成的標志性文獻。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帶給毛澤東的除了用馬克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看問題之外，還有確立了他的政治倫理觀，經過中國化后就具體為家喻戶曉的“為人民服務”，其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倫理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都是為自由聯合體的實現為奮斗的。
（二）“為人民服務”思想的歷史作用
新中國建立之初，百廢待興，一個新政權要在一窮二白、千瘡百孔中興盛起來，一定要消除前代體制和其他歷史遺留下來的諸多弊病。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提出的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倫理要求完全適合新政權的鞏固和發展，我把這一政治倫理思想的歷史積極作用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生產力維度。這是從經濟的角度來探討“為人民服務”口號的歷史積極作用。新中國建國之初，基本國情是生產力極端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極端低下，經過近代中國百年的戰亂，社會的經濟體系、工業生產體系幾近崩潰，但是全國革命的勝利讓民眾從政治的勝利看到的祖國強盛的希望，全國人民上下歡騰，政治熱情洋溢，新時期賦予了“為人民服務”新的意義，其成為黨員干部的普遍政治道德要求得到了制度的保障，它不僅無限地升華著黨員干部的政治道德，同時也使全國人民對這種崇高的道德產生了極大的共鳴，有了這個基礎，隨后的“三大改造”、“人民公社化運動”、“大躍進”等經濟領域的改革和運動才能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并引導他們全面投身到這場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去。總結起來說，生產力維度的直接作用就是使生產力迅速發展、農業生產迅速恢復、工業體系初步建立。
第二，合理的政治與政權的合法維度。一個新政權的建立必定要尋找它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20多年的艱苦奮斗，最終取得了全國的勝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興政權。這里就有一個核心的問題，這個政權是誰的政權，或者說是為了誰的政權。“為人民服務”思想從核心內涵上來說完全符合這個基本概念，對這個問題給出了最好的答案。基于此，中國共產黨提倡的政治就合乎歷史發展的要求，這個合情合理的政治就成為政權合法性的來源了。試想，還有比人民的認同更具有權威的認同嗎？當然沒有。“為人民服務”思想從正面解決了合理的政治與政權的合法的問題。第三，政治道德文化維度。中國的政治文化可謂源遠流長，在前面作者已經進行了介紹，特別是對我國“民本思想”進行了闡述，“為人民服務”批判地繼承了我國長期積累下來的政治倫理思想，對于我國政治倫理思想的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歷史意義，可以說，直到今天，也沒有完全超越這一思想。“為人民服務”思想對整個黨員干部的政治倫理道德的提高，完全超越了我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對于破除我國封建社會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政治文化毒素有著明顯的積極作用，對于新政治道德文化的建設意義重大。
（三）重“人善”，輕“制度善”的特點
在說這個問題時，必須澄清一個問題，就是重“人善”輕“制度善”不是說制度不善，而是說在建國后的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中有一個突出的邏輯思維，那就是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建立后，毛澤東不夠重視政治制度的完善，而是從人的角度進行著一系列的政治倫理實踐。在前面的文章里作者已經介紹了一個觀點：毛澤東對人的改造的重視超出了對制度的重視。在社會主義改造中，毛澤東認為人的改造要難于制度的改造，他把人的改造放在了相對重要的位置來看待。
1949年10月26日毛澤東發出了《永遠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的倡議，其中說：“延安的同志們和陜甘寧邊區的同胞們：接到你們的賀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謝。延安和陜甘寧邊區，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經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經是中國人民解放斗爭的總后方。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人民繼續團結一致，迅速恢復戰爭的創傷，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我并且希望，全國一切革命工作人員中所具有的艱苦奮斗的作風。[64]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最為清晰地表明了他對人的思想改造的重視：“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我贊成在和平時期逐步縮小軍隊干部跟軍隊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額，但不是完全平均主義。我是歷來主張軍隊要艱苦奮斗，要成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這個地方開會的時候，我們有一位將軍主張軍隊要增加薪水，有許多同志贊成，我就反對。他舉的例子是資本家吃飯五個碗，解放軍吃飯是鹽水加一點酸菜，他說這不行。我說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個碗，我們吃酸菜。這個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軍得人心就是這個酸菜，……我們長征路上過草地，根本沒房子，就那么睡，朱總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過來了。我們的部隊，沒有糧食，就吃樹皮、樹葉。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禍同當，這是我們過去干過的，為什么現在不能干呢？只有我們這樣干了，就不會脫離群眾。”就在這此講話中，毛澤東提出了其著名的政治倫理原則：“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就是由這里頭出來的。”“根本的是我們要提倡艱苦奮斗，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65]
這些話在鼓舞人們保持艱苦奮斗精神和社會動員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完全正確的，但我們從一個更大的視角來看我國政治道德的建設就會發現：沒有制度的完善，單靠個人道德的提升，是不能最終實現政治道德的完善的。其實在政治道德的問題上，大多數知識分子認為中國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制度建設的問題，而不是類似“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問題，因為任何人都有向善的一面，也都有自私的一面，如果沒有制度的約束的話，就難以避免為了自私而拋棄善的可能性，其實這里的邏輯還是回到制度先于人的問題上，或者制度和人的問題不應該分割，要同時并舉，才能在政治道德建設上有更大的成效。
（四）“維善思想”以黨員干部自律和人民監督為主，以法治為輔建國后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在維護其“善性”方面采取的是以黨員干部的自律和人民監督為主，以法律手段為輔助的方式。在遇到政治道德敗壞的情況，毛澤東首先想到的是采用教育等手段要求黨員干部“內省”其身，同時發動人民群眾進行監督，在認為形勢嚴峻的時候，甚至發動群眾運動來維護政治道德不被破壞，在毛澤東時代，這樣的事件很多，如“三反”、“五反”、“四清”運動，直到高峰時期的文化大革命。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的一生都與群眾運動結下不解之緣，由于毛澤東對群眾運動的迷信，或多或少對社會主義法制還產生了負面甚至破壞性的嚴重影響。
1955年7月在關于《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時毛澤東說：“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這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我們應當積極地熱情地有計劃地去領導這個運動，而不是用各種辦法去拉它向后退。”“要大膽指導運動，不要前怕龍后怕虎。干部和農民在自己的斗爭經驗中將改造自己。要讓他們做，在做的中間得到教訓，增長才干。這樣，大批的優秀人物就會產生。前怕龍后怕虎的態度不能造就干部。”[66]可以看出，毛澤東在處理不管經濟還是政治領域的事件時，總是首先考慮群眾運動的效果，而沒有把通過法制的完善來促進事情的發展，包括在建國初期“三反”運動中查出的劉青山、張子善案件。案件的查處首先經過1951年11月，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會議揭露了劉、張的罪行。同年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決議，經中央華北局批準，將劉青山、張子善開除出黨。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舉行公審大會，隨后河北省人民法院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判處劉青山、張子善死刑。這樣的司法過程的說服力有多強呢？當然當時的法制還很薄弱，我們不能要求一蹴而就。由此可以看出，當時毛澤東對政治道德在全黨的維護主要還是通過干部自律和人民監督的手段為主，以法治為輔。
四、
建國后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的現實意義
“兩會”召開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了以“國外政府服務體系建設和我國建設服務型政府”為主題的集體學習。胡錦濤總書記強調，建設服務型政府，根本目的是進一步提高政府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為人民服務的能力和水平，關鍵是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完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重點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設服務型政府，首先要創新行政管理體制，把政府主要職能轉變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上來，努力為人民群眾提供方便、快捷、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要推進以公共服務為主要內容的政府績效評估和行政問責制度，等等。　　十七大提出要建立服務型政府，“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是服務型政府的治理理念，“向人民學習，為人民服務，請人民評判，讓人民滿意”是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基本要求。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性質，決定了政府實施對國家事務和公共事務管理的目的是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就要求政府牢固樹立“公民權利本位，政府義務本位”的思想，一切從人民需要出發，以為人民謀幸福為宗旨，以人民滿意為評判工作的唯一標準。十六大以來黨和國家提出政治文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重要論題，一改以前注重經濟指標的認識偏差，把政治文明主要包括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法律、政治行為、政治倫理和政治道德等內容，是人類文明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以政治倫理價值觀為核心的政治道德則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因素。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就必須把社會主義政治道德建設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但是應該看到，制約我國政治倫理道德建設發展的因素還很多，比如：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比較低，這是制約我國政治道德水平的根本因素；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還有許多地方不完善、不健全，這是制約我國政治道德水平的直接因素；作為思想上層建筑的政治道德仍然受到封建主義的政治道德和政治文化的影響，這是制約我國政治道德水平的深層次因素；西方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企圖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積極傳播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和理念，這也是影響社會主義政治道德建設的重要因素；我國目前正處在社會轉型期，政治道德價值觀和道德準則也必然相應地發生轉換，在這個過程中，政治道德受到一些深層次因素的沖擊，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失范和紊亂，這種狀態不可避免地對政治道德產生一定程度的制約與影響。政治道德失范狀態的存在對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著不可忽視的制約與影響：首先，政治道德失范使整個社會的不穩定性因素增加。其次，政治道德作為一種價值觀關系到改革的方向。如果在道德上背離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改革就失去了正確的價值目標。再次，政治道德失范還制約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現實進程。總體上來說，建國后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的現實意義可以總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有助于在全社會進行政治倫理價值觀的建設
政治倫理價值觀是政治道德最根本的組成部分，是政治道德的核心，它從深層次上影響著人們在政治生活中的行為。在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政治道德領域所出現的價值取向多元化、價值觀念之間的矛盾、沖突以及道德秩序的紊亂等，都迫切需要在整個社會確立適合現實發展要求的、能夠整合不同價值取向的、內在協調一致的政治道德價值觀。只有這樣才能消除政治道德價值觀領域的不協調，才能引導整個社會政治道德價值觀的發展，才能最終提高我國政治倫理道德水平。
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決定了最高和最根本的政治倫理價值觀是為人民服務。這一條根本的倫理價值觀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哲學基礎的。為人民服務內含兩個價值原則：人民利益的原則和公民權利的原則。人民利益的價值原則是為人民服務的最高政治倫理價值觀的首要含義。從毛澤東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到鄧小平的“三個有利于”的原則、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胡錦濤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都把人民利益的原則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從而深刻地揭示了社會主義政治道德價值觀的基本內涵，為我國政治道德建設提供了價值目標。公民權利原則是為人民服務最高政治倫理價值觀的另一重要含義。只講人民利益，不講公民權利，人民利益就缺乏切實的保障。毛澤東時代提出“為人民服務”過多地強調了人民整體利益而忽視了公民個體權利，從而引發了不少社會問題和國家發展問題，值得我們研究借鑒，在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強調公民權利的價值原則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為人民服務政治倫理價值觀其實是一個規范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包括了公正、廉潔、守法和效率等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道德規范，它們不僅是對政府、政黨等政治組織的道德要求，而且是對從政者的道德要求。
（二）有助于培養和塑造完善的政治道德人格

道德人格是個人具有的穩定的、綜合的道德心理特征，是最基本的精神面貌，是道德素質狀況的集中體現，其核心內容和形成發展的標志是道德自我。政治道德人格就是政治行為主體，主要是領導干部個人在政治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心理特征和道德自我。政治道德人格是政治行為主體實現自律的前提，沒有真正完善的政治道德人格，就不會有道德主體的自律行為。因此，政治道德人格的塑造和培養是政治道德建設的根本目標。在對建國后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的研究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澤東對黨員干部的政治道德人格塑造的關注，他先后提出向張思德、雷鋒、焦裕祿等同志學習，提出又德才兼備、“紅”又“專”的干部選拔思想，可以說，毛澤東從各方面想辦法教育黨員和干部做一個對人民有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好黨員、好干部。
政治道德人格的培養與塑造要通過政治道德教育和政治道德修養兩個途徑來實現。這一過程的實質就是要把政治倫理價值觀和規范內化為政治行為主體自身所具有的品德。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的政治價值觀和規范，即人民利益、公民權利兩個價值原則和公正、廉潔、守法、效率等基本道德規范，都是社會主義政治系統向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個體提出的客觀要求，政治道德教育和政治道德修養就是要把這些政治倫理價值觀和道德準則轉化為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品質，從而塑造出新型的政治道德人格。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社會的組織結構、人們的心理意識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政治道德教育的對象、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道德教育也面臨著新的問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政治道德教育應實現從重規范到重人格的轉變和從經驗到科學的轉變，實現政治道德教育的科學化和系統化。政治道德修養是主體通過學習和實踐進行自我道德塑造，主動培養和完善自己道德人格的過程。江澤民曾經提出的領導干部要“四自”，即“自重、自省、自學、自勵”，就是要求領導干部嚴格進行道德修養。
（三）有助于新時期政治制度道德的建設
政治制度是政治道德發揮作用的重要條件之一。如果只單純地進行政治道德教育與修養，只寄希望于人們的道德自律，而不進行相應的政治道德制度建設，沒有制度的強約束力，政治道德的作用仍難以發揮。政治道德制度還是道德人格養成的必要途徑。從道德意識的發展規律來看，完善的政治道德人格的形成往往要經歷一個由他律到自律的轉化過程。而且，政治道德制度在我國政治道德建設中也是較為薄弱的環節，因此，在弘揚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的政治道德價值觀和規范，以及加強道德教育和道德修養的同時，必須重視并加強政治道德制度的建設。十七大報告在提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時，將“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作為五項新要求之一，成為引人注目的一大亮點。社會主義愈發展，民主也愈發展。透過十七大報告，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方向。《報告》提出六點具體措施來保障民主政治的發展：一是擴大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二是發展基層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利；三是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四是壯大愛國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五是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六是完善制約監督機制，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67]這是對毛澤東政治倫理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政治道德建設是一項長期的、綜合的、復雜的系統工程。從根本上講，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有賴于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有賴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有賴于民主政治建設的深入，有賴于全社會思想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然而，政治道德建設亦有其特殊的規定性和范圍，根據當代社會轉型期政治道德的具體狀況，可以將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視為一個價值觀、道德人格和制度三種因素互動的過程。三種因素互為因果、相輔相成，其中價值觀是政治道德建設的內容，政治道德人格是政治道德建設的目標，制度是政治道德建設的保證。民主法治的根本制度是首要的政治道德制度。這是因為在現代社會，民主化、法治化程度直接決定著政治道德水平的高低。除了民主法治的根本制度，政治道德制度建設還包括用人制度、道德立法和道德監督等具體制度。用人制度是從行使公共權力者的選擇上保證一定的政治道德。道德立法是通過法規的形式確認基本的政治道德要求和政治道德原則，從而賦予政治道德一定程度的強制力。道德監督是各種政治組織和社會公民對政治行為者在道德方面的監督，保證政治道德實施的效果。十六大報告中強調要從多個環節加強對權力的監督，“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而且重點是“加強對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的監督”。政治道德監督要通過多種方式來實現，不僅要加強組織監督和民主監督，而且要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這些方面政治道德制度的建設是轉型期政治道德建設取得實效的重要保證。

（四）有助于提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社會認同感

當前，我們正處在深刻變革的時代，經濟全球化和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對我國社會成員也產生著深刻的影響，人們既積極接受著世界各國的現代文明，同時也面臨著形形色色的思想觀念，同時，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推進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使經濟成分、利益結構、組織形式、就業方式日益多元化，對社會成員的思維方式和思想活動產生不同的、復雜的影響，在這種形勢下，意識形態模糊化、社會道德失范成為影響我國社會發展的主要問題之一，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設就顯得尤為迫切了。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構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胡錦濤同志強調：“要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堅持不懈地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全黨、教育人民，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會主義榮辱觀引領風尚，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
對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的研究有助于發揮全黨在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事業中的積極作用，我黨作為最先進生產力、最先進文化、最廣大人民群眾的代表，理應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偉大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黨員干部自身的政治道德建設必然在社會上樹立一股新風尚，在人民群眾中必然產生極大的共鳴，對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構建也必然起到“一石激起千層浪”的效應。
五、
結束語
政治和倫理作為兩大價值系統，為人類社會生活所不可或缺。然而，政治倫理研究的本質目標首先是，這兩大價值系統所依憑的終極價值根據是什么？如何處理兩者的關系才能保證人類價值的真正實現？像這樣具有本體論意義的問題，無疑不能僅僅根據倫理學在政治學中的應用和倫理學在政治中的作用得到充分的論證和說明。我們也不可能僅僅囿于傳統政治倫理的價值觀、政治倫理原則和政治家道德品質的解釋，說明政治和倫理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也就是說，要達到對政治倫理的科學認識，必須從思維方式到價值觀念進行與時俱進的變革。政治倫理不僅應當體現政治倫理的工具合理性功能，尤其應當體現政治倫理的價值合理性功能。
本文選取了建國后這個特殊的階段對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進行研究，既對其政治價值合理性進行分析闡述，如文中對“為人民服務”這一普世的政治倫理價值的解釋和分析，以及對這一價值判斷的現實把握的集體主義和干部選拔制度等的解釋和分析等，也對其政治倫理工具合理性進行了必要的說明，如文中對民主與專政的手段化分析，以及由此產生的“維善”的工具性思考等，在對建國后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的評析部分，作者就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和總結，其中可能有個人不成熟的想法，但從這樣的角度進行分析說明，我想是可取的。目前國內對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的研究可以說是一個新興的領域，以前有過，但都沒有引起理論界的廣泛關注，自從1988年學術界開始使用毛澤東“晚年思想”的概念，學術界就對建國后毛澤東的思想進行著不同領域、不同視角、不同層次的研究，但把建國后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作為一個整體，甚至對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進行研究的人都很少，隨著我國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這個問題越來越受到廣泛的關注，2005年10月，第二界全國政治倫理學理論研討會在湖南長沙召開，會議就政治倫理學研究的重要意義、執政理念與官德建設、社會正義與和諧社會、政治倫理歷史資源等問題展開了學術交流，專家學者們提出倫理學將成為21世紀的顯學，而政治倫理學則是顯學中的顯學，有專家在會上對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進行了一些探討，比如毛澤東“集體主義“的雙重性等，并一致認為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是我國政治倫理研究中的一個重大課題。近來，由中共河北省委黨校教授王秀華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為政治立‘法’：毛澤東政治倫理思想研究”最近通過專家鑒定，結項等級為優秀。其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近期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對這個新成果，專家認為該成果在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中，選取了政治倫理思想這一視角加以研究，發前人之所未發，課題創新性強，觀點新穎，在倫理學和毛澤東思想研究領域，首次提出并系統論述了毛澤東政治倫理思想這一新論題，可惜在我論文定稿之前不能一睹為快，但足可見這個論題的研究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關注。我為什么要把建國后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出于兩個原因：第一，建國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掌握的政權，為毛澤東實施他的政治倫理思想提供了必備的全國范圍內的政權和制度基礎，我認為從建國后這一統一的政權和制度基礎的實現開始，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才得到在全國范圍內全面實施的基礎，因此，應該把建國后作為一個統一的時期來進行研究，即使作為嘗試性研究也是必要的。第二，戰爭時期和建設時期的區分，建國后，中國進入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階段，戰爭已經退居到第二位或者更次的地位，戰爭和建設是既聯系又相悖的兩個方面，這也必然引起思想的變化。因此，建國前后理應成為這一區分的時間邏輯據點。毛澤東這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他留給我們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寶庫中,包含著極為豐富的政治倫理思想。在歷史已邁進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深入研究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探討毛澤東政治倫理思想的深刻內涵及時代價值,將有助于我們在新時期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政治倫理體系,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是一個豐富而急待挖掘的寶庫，這也讓我以極大的投身到這個問題的研究中。總結起來說，這個問題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本文把建國后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總結為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又“紅”又“專”為干部選拔標準為準入制度，以集體主義為具體的價值判斷和善惡評判標準，以民主與專政為“善政治”保障的一個完整體系，其中有很多不成熟的理解，這也對作者在今后的學習和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古語有云：“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黑發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遲。”又有“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我必將“日日行，不怕千萬里；時時學，不怕千萬卷。”以不辜負歷史賦予我們年輕一代的使命。
[1]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8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83頁。
[3]《摩爾和將軍——回憶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88頁。
[4]《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626頁。
[5]《列寧全集》第三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11月，第225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頁。
[8]《孟子•離婁上》。
[9]《荀子•王霸》。
[10]《中國革命史》，《孫中山全集》第七卷，中華書局1985年，第59-60頁。
[11]《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出版1990年版，第588頁。
[12]《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出版1990年版，第337頁。
[13]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125頁。
[14]劉立新：《毛澤東政治倫理觀發展的四個階段》，《山東省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0年10月第5期，第11—12頁。
[1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0頁。
[16]《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54頁。
[17]《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43、453頁。
[18]彭定光：《政治倫理的現代建構》，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9頁。
[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83頁。
[2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3頁。
[21]《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54頁。
[22]《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04-1005頁。
[23]《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27頁。
[24]《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4-1096頁。
[25]《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257頁。
[26]《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20頁。
[27]《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04頁。
[28]《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6頁。
[29]《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05頁。
[30]《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05頁。
[31]《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6頁。
[32]《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04頁。
[3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137頁。
[34]《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77頁。
[35]《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26-527頁。
[36]《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99頁。
[37]《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71頁。
[38]《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51頁。
[39]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71頁。
[39]《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300-1301頁。
[40]《陳云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頁。
[41]《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26頁。
[42]《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77頁。
[43]《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27頁。
[44]《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00頁。
[4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82頁。
[46]《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417頁。
[47]《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25頁。
[48]《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21頁。
[4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2月，第399頁。
[5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335頁。
[51]《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398頁。
[52]《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318頁。
[53]《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12-1413頁。
[54]同上。
[55]《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27、129頁。
[56]《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64、366、367頁。
[57]《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68頁。
[5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56頁—157頁。
[59]《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23頁。
[60]《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24頁。
[61]《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2頁。
[62]《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38頁。
[63]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1頁。
[64]《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17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65]《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26—329頁。
[66]《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68—169頁。
[67]
人民日報，2007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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