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無產階級的大民主

——紀念毛澤東誕辰115周年

陽和平

提要：上世紀全球社會主義遭受挫折的主觀原因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還未掌握好無產階級大民主的具體模式。文革中出現的相對獨立的群眾組織雖是無產階級大民主的偉大實踐，但因起步晚，經驗少，未能有效阻止走資派，即后來的官僚資產階級獲權。本文試圖以此為線索重新反思無產階級大民主的內涵。

一、引言

上個世紀，社會主義[1]運動在全球范圍內經歷了一場從十月革命發起的，到二戰后全面蓬勃發展和壯大的，直至毛澤東去世后消亡的過程。認真總結這段歷史是所有真正的共產黨人和革命者所不能回避的。

上個世紀30年代世界范圍內所經歷的大蕭條，和爾后發起的二次世界大戰推動了全球的社會主義運動。而當今全球資本主義再次進入了嚴重的經濟危機，我們卻看不到多少真正的共產黨人和革命者領導群眾搞社會主義的形跡。這和社會主義在上個世紀的失敗有著直接的關系。

在找出全球范圍內社會主義失敗的真正原因以前，共產黨人和革命者有什么理由指望工人階級中的廣大群眾會把社會主義當作是自己解放的道路呢？同樣的，工人階級憑什么會相信新的一代共產黨人和革命者不會在掌權后再次搖身一變，把他們從階級的公仆變成為壓迫和剝削自己的主人？現在就是列寧所說的那種“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的時候。

二、社會主義運動失敗因素的分析

那么上次社會主義運動失敗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

客觀上的因素至少有三個：一，從國內階級力量對比來看，到目前為止，社會主義主要的還是在資本主義較薄弱的國家取得過勝利。由于資本主義的發展在這些國家還不充分，資本的活動余地比較寬容，而且屬于小資產階級的人群（主要是農民）占這些國家總人口的比例較高，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勢力比較強。因此，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地斗爭在這些國度里必然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專政失敗的可能性也就相應的比較高。二，從國際階級勢力對比來看，社會主義的政權受到帝國主義的重重圍剿。與帝國主義相呼應的現代修正主義得到國際資本主義全方位的大力支持。三，從思想意識形態來看，資本主義的私有意識和法權意識在人民群眾中和工人階級中還有著很深厚的影響。無論是在像東德那樣資本主義已經比較發達的國家里，還是在像中國當時那樣資本主義還不很發達的國家里都是如此。因而，作為人口少數的、以走資派為代表的新生資產階級就有可能在兩大階級勢力的對比上取得思想上、人心上，進而政治上的絕對優勢。

但是社會主義失敗的根本原因，我認為主要的還不能從客觀因素中去尋找，而是要從共產黨人和革命者所執行的路線方針政策中去尋找。就像中國革命在30年代中的經驗教訓一樣，我們現在不會把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僅僅歸根于國民黨蔣介石的強大，而是歸結于當時黨的軍事路線的錯誤。同樣的，我們今天也不應該把社會主義的失敗僅僅歸根于資產階級的強大。

資產階級相對的強大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客觀現實，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政治舞臺和起點。但是，上個世紀的歷史已經證明了，只要無產階級[2]能夠正確的總結經驗，改變自己的斗爭方式，改變自己的戰略戰術，就有可能改變兩大階級實力的對比，就有可能戰勝資本主義，從而取得政權，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同樣的，無產階級要鞏固政權，防備資本主義的復辟，也只能進一步的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再一次地改變自己的斗爭方式和戰略戰術，因而就有可能再一次地改變兩大階級的實力對比，進而完成社會主義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的歷史使命。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無產階級經過“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直至勝利”的運動規律。

那么對共產黨人和革命者來說，什么是社會主義失敗的主觀原因呢？

現在看來，社會主義失敗的最主要的一條主觀原因就是當時的無產階級政黨，由于缺乏經驗，沒有能夠及時地認識到黨內走資派的危險性，因而沒有認識到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社會主義制度的主要危險已不是國際帝國主義的威脅，已不是國內已被推翻的老的地主或資產階級的復辟，而是如何防止無產階級的政黨、防止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走到自己的反面。因而當時的無產階級政黨沒能夠及時地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黨的各級領導蛻化變質，因而沒能夠及時地、自覺地把黨放在群眾的監督下。

同時，社會主義時代的工人階級還沒有能夠學會如何自覺有效的監督各級黨政領導和政權機關，防止掌握國家機器的領導人把共產主義的政黨變成官僚資產階級[3]的政黨。從而使工人階級喪失國家政權。

具體到中國，雖然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早就擔心過革命后政權性質的改變，但是黨內走資派形成和發展的速度遠遠超出了他們的預料。當他們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時，已經為時較晚。黨內各級領導中“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已經非常普遍，“當官做老爺”、“論資排輩”的風氣和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日益盛行，很少有自覺地接受群眾監督的覺悟。

從一些老革命的回憶錄里面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老一輩的革命家們解放以后看不慣群眾對黨和領導的批評，抵制組織起來的群眾。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在中國社會相當濃厚。反映到黨內來，有不少的干部是高高在上，眼無群眾，整天忙碌于為私人爭權奪利，并沒有像魯迅那樣“俯首甘為孺子?！薄?/p>

這種現象一方面是由于中國革命的兩個階段性所造成的。也就是說很多黨內的民主革命派在中國革命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換的時期掉隊了，不愿意繼續革命了。但是另一方面，在沒有兩個不同革命階段的東歐和前蘇聯，黨內官僚資產階級的形成并不比中國的慢。所以說，如何防備無產階級的政黨、防止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走到自己的反面是個具有普遍意義的難題。

雖然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為此發動了多次的黨內整風和群眾運動，從57年的反右斗爭（其實被黨內官僚利用了，變成鞏固他們統治的工具），到文革前夜的四清運動，等等，但是都未能從根本上阻止黨內官僚資產階級的形成。事實證明，要從根本上阻止黨內官僚資產階級的發展和壯大，光靠思想教育和黨內整風是遠遠不夠的。

等到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帶領群眾向黨內走資派發動總攻的時候，黨內官僚資產階級已經基本形成。他們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黨政大權頑強地向無產階級一再地發起反攻。他們時而轉移斗爭大方向，時而挑動群眾斗群眾，時而形左實右。而善良幼稚的無產階級則由于缺乏斗爭經驗，一再地受他們的左右，輕信了他們的許諾，陷入了派性的泥潭。加上當時人民內部矛盾和階級對抗矛盾混淆在一起，一時難分難解。

等到官僚資產階級上臺，打著各種旗號，聯合農民小資產階級，把工人階級一步步的邊緣化后，善良的人們才逐步認識到黨內資產階級的本性。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又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們認識到毛澤東生前對走資派本質的預言和警告是多么的正確呀！

現在我們要總結的就是那場資產階級復辟和無產階級反復辟斗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使得工人階級懂得如何防備下一代共產黨人在掌權后從階級的公仆變成為壓迫和剝削自己的主人，使得共產黨人和革命者不致重犯上次失敗的錯誤，為將來再次登上歷史舞臺的無產階級專政做好鞏固其政權的理論準備。

我認為，那場歷史經驗和教訓，歸根到底就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沒有能夠及時地摸索出一條如何實行無產階級大民主的具體的、行之有效的道路。下面，借紀念毛澤東誕辰115周年之際，就什么是無產階級的大民主，如何總結無產階級大民主的社會實踐談一下我的一些初步的想法。

三、無產階級大民主的幾個根本特點

1. 無產階級民主觀的理論基礎

雖然資產階級在歷史上的出現是伴隨著私有制的社會化大生產[4]而來的，但是它的民主觀卻是建立在小生產的基礎上的。它維護的是私有財產所有者之間的而不是雇主傭人之間的平等民主關系。因而它的民主是為權衡不同利益集團，避免你死我活同歸于盡般的斗爭而設立的，以維護私有制為基礎的，以表面上一人一票的現象來掩蓋其實質上是一股一票“財主”間的民主。因此它排除了在人們經濟生活中實質上的，勞動生產過程中的，或社會化生產內部的管理和被管理人們之間的廣泛的平等民主關系。

與其相反的，作為資產階級對立面的無產階級把社會化大生產作為自己民主觀的基礎。它要爭取的是所有大生產過程中的，所有有協作關系的人們之間的平等民主關系。因而它的民主范圍包括了所有與社會化大生產有關的和影響社會化大生產的，進而所有有生產關系的，人們之間的普遍的民主范圍。

換句話說，無產階級的民主觀要求下至經濟基礎的每一個細節（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如何交換等等），上至上層建筑的每一個領域（文化，教育，管理，等）無產階級都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發言權、參與權和決策表決權。

因此，無產階級的大民主遠遠地超出了資產階級有限的、局部的民主范疇，是普遍的，廣泛的，是與私有制格格不入的民主，也是資產階級極其恐怖的民主。

因此它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社會主義國家里才有可能實現。

2. 無產階級大民主的經濟基礎

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以資本主義的私有經濟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的多黨議會制，就其本質來說，是私人資本市場競爭在政治上的反映，是與其經濟上分散的，多中心的形式和以資本的個人利益為出發點的市場競爭的經濟基礎相輔相成的。資本主義經濟上的多中心，各自為政，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多黨制。資產階級內部不同黨派之爭反映的是不同資本集團的利益沖突。除了對內維護私有制，對外侵略擴張以外，資產階級并沒有什么其它的全局利益可言。維護私有制的國家機器成為其全局利益的代表。

與其相反，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制度應該是建立在以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全局利益為出發點的計劃經濟上的。這是因為，只有計劃經濟才有可能使全社會的經濟按照符合無產階級的全局利益的方向發展，同時，只有建立在廣泛的無產階級大民主基礎上的計劃經濟才有可能符合無產階級的全局利益。

因此，與計劃經濟相輔相成的，代表無產階級全局利益的政黨只能是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維護無產階級全局利益的國家只能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這是因為多中心多黨派都同時代表無產階級的全局和長遠利益，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同時也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3. 無產階級大民主的追求

但是，無產階級的大民主不是也不可能是僅僅停留在形式上的民主，不是也不可能是僅僅把資產階級的民主形式擴大化，廣泛化，普及化。

這里面有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無產階級大民主的目的和資產階級民主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

前者是為了認定無產階級的全局利益，探索個人、局部和全局利益的最佳權衡，探討眼前和長遠利益（如環保和生產，消費和積蓄）之間的相互關系，尋求社會資源在各行各業（如醫療，教育，科研和生產）之間的最佳比例，等等。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大民主的內容貫穿于人類社會化生產活動的每一個細節。

而后者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權衡不同資本集團的利益沖突。

不同的目的需要不同的手段和形式。資產階級民主的目的是通過三權鼎立、多黨議會制的方法來實現的。但是這一手段和形式對無產階級認定什么是本階級的全局利益并沒有什么積極意義。

其次，由于目的和內容的截然不同，無產階級大民主所依賴的世界觀和資產階級民主所依賴的世界觀也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必須是以無產階級的全局利益為其出發點的，后者是以個人和小集團利益為其出發點的。在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主導下，即便是有了廣泛的、普及的民主，它也只能走到自己的反面，走到維護私有制的局部民主中去。資產階級一定是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來改造世界的，無產階級要求解放，也就必須按照代表自己長遠利益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來改造世界。

但是，從資本主義社會脫胎而來的社會主義中的無產階級和受上千年私有觀念影響的勞動人民往往一時還擺脫不了資產階級世界觀對自己的影響，因此，僅僅套用資產階級民主的方法，并不會確保無產階級民主的目的，即尋求和探討階級全局利益的目的。

作為一種政治形態，資本主義有它一套內在的邏輯。至少在目前的生產力水平上，它是相對穩定的。對信仰資本主義的人來說，歷史已經結束了，它就是一個人類發展的終點站，不存在朝著哪個方向發展的問題。

與其相反，對信仰共產主義的無產者來說，社會主義只是一個過渡的政治形態，因此是一種不穩定的政治形態。它要么朝著共產主義的方向發展，要么朝著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這兩者之間的斗爭貫穿整個過渡時期。因此，無產階級的大民主是為著朝著共產主義方向發展而存在的民主。

一旦人們學會了凡事自覺地從全人類的全局和長遠利益出發的時候，人類也就到了共產主義的社會。到了那個時候，階級也就不存在了，也就無所謂民主了。

現在絕大多數的人會認為這是不現實的。但是從本人觀察到的如美國、西歐和日本那樣工業化高度發達的國家里，人們如何自覺地遵守交通規則的現象就可以看出共產主義行為準則的萌芽。在這些國家里，人們不是沒有私心，但是由于人們已經從多種交通事故中總結出了一條道理，那就是，誰要是不自覺地遵守交通規則的話，誰的一生最后死于交通事故的概率就會遠遠地高于他死于其他所有疾病的概率。因此，自覺地遵守交通規則便成為一種社會風氣。

同樣的，共產主義社會中的人們也會從社會化（甚至全球化）生產高度發達的生活中總結出一條真理：當人人都事事從人類的全局和長遠的利益出發的話，每個人的長遠利益就會得到最大的滿足。一旦這種理念就像道德一樣成為絕大多數人們的行為準則從而自覺地遵守它，捍衛它，政府的專政職能也就是多余的了，因此民主也就是多余的了。到那個時候，人們關于究竟什么是人類的全局利益的辯論就像當今科學家們對自然科學的探討一樣是個通過實踐來檢驗的過程，而不是個民主決策的過程。

4. 民主和集中之間的辯證關系

無產階級的長遠利益和全局利益要求的是無產階級的民主一元論，而不是多元論。無產階級民主一元論的核心就是民主集中制。小資產階級對民主集中制的恐懼根源于它基于小生產的自由散漫性，根源于它事事從個人和小集團利益出發的特點。相反的，基于社會化大生產的工人階級懂得為何要服從紀律，為何要有集中的領導，為何要有統一的行動。

無產階級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一元論是民主和集中的辯證統一，而不是資產階級獨裁的一元論。正因為如此，在關于什么樣的具體政策，什么樣的發展步驟才是符合無產階級的全局和長遠利益的問題上，只有經過大鳴大放大辯論，經過廣泛的無產階級大民主的參與和決策才能回答。

但是，光有民主，沒有集中，民主也就沒有什么意義了。大家民主了半天，做出決定后，還是個各干各的，各行其是，那么民主就沒有什么作用了。

對于無產階級來說，問題的根本不在于要不要服從紀律，要不要集中的領導，要不要統一的行動。問題的根本是誰制定的紀律，和為誰的利益而制定的紀律；是誰挑選的領導，和為誰的利益而挑選的領導；是誰決定的統一行動，和為誰的利益而決定的統一行動。這就是無產階級大民主的內涵。

資產階級的民主并不是沒有集中的。資產階級民主形成的集中就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家機器。通過資產階級的民主過程選舉出來的資產階級的政府和政府制定的法律就是它集中的表現，是帶有強制性的，是以國家機器為后盾的，是必須服從的集中。否則，資產階級的民主也就沒有什么意義了。

但是資產階級的集中范圍很小。對外，只是在軍事和外交上的集中。對內，只是在市場經濟游戲法則的執行上的集中。其他所有的領域都是資本獨裁、資本說了算的、資本自由的領域，都是屬于資本主義民主范疇以外的領域。

正如資產階級的民主是靠資產階級的集中政權來保證的，無產階級的民主也離不開民主基礎上的集中。無產階級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無產階級的政權，二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因而無產階級民主的范圍越廣泛，無產階級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就越全面。

5. 無產階級大民主的根本任務

但是，無產階級的大民主除了以上所講的追求以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任務。

不受本階級監督的權力，無論對資產階級還是對無產階級來說都是相當危險的。民主和獨裁，作為兩種不同的國家形式，是各國統治階級所采用的兩個解決各種社會矛盾的不同手段。當其政權受到威脅時，資產階級會允許暫時的獨裁，如二戰時的希特勒和50-60年代臺灣和南韓的獨裁政權。資本主義社會里長期的獨裁政權往往會把它的服務對象限制于資產階級中的一小部分人，甚至是獨裁者自己，損害其他本階級成員的利益。最終，資產階級必須要求其政治家只能作為自己的公仆，不會容忍其政治家成為任意主宰自己的主人。世界各地早先的獨裁政權，如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等，歐洲的西班牙，亞洲的菲律賓、南韓、臺灣等，起先都是為了對付人民。后來要么是內部矛盾激化了，要么是需要改變手法了，一個一個被資產階級形式上民主的政權所代替就說明了這一問題。

無產階級的政權也是一樣的。長期不受工農監督的社會主義政權遲早會導致其領導人員的蛻化變質，造成原無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凌駕于無產階級之上，變階級的公仆為階級的主人。雖然相比政權來說，民主是第二位的，也就是每個階級只有在掌握了政權以后才談得上階級內部的民主問題。但是，缺乏階級內部民主的無產階級政權一定會走到自己的反面，從而使得無產階級喪失自己的政權。這就是政權和民主之間的辯證關系。

從總結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我們會發現，一方面，共產黨人和革命者正確的認為，社會主義，要完成其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的歷史使命，必須要有一個善于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這是因為，沒有無產階級先鋒隊領導，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下，在資產階級的頑固反抗下，社會主義不會，也不可能自然的發展為共產主義。但是另一方面，共產黨人和革命者后來也認識到，僅僅強調黨的領導還不夠。在無產階級政黨掌權以后，是否能夠保持執政黨的階級本性反而成了社會主義完成其歷史使命的最關鍵的障礙。應此，對自己的政權必須要有嚴格的監督和有效的制約是無產階級從資產階級的民主統治經驗中學到的一個最主要的內容，也就是無產階級民主的首要任務。

四、無產階級大民主的方式方法

1. 資產階級民主的方式方法不適用于無產階級的大民主

在如何避免階級公仆變成階級主人的問題上，資產階級通過三四百年的社會實踐已經總結出了一整套的經驗。這一資本主義社會實踐的根本結晶就是資產階級的三權鼎立多黨議會制。這就是資產階級民主的根本內容。

因為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利害沖突(目前美國所經歷的金融危機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哪一個利益集團獨霸了政權都會有損其他利益集團，因此對為自己服務的政權，他們必須力爭有效的制約。這種制約的關鍵就表現在立法，執法，和法律解釋權的三權鼎立和多黨議會制的體制上。它們之間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矛盾主要是通過議會和競選的形式來協調。舉例說，假如一個廠家的污染損害下游旅游和房地產家的利益，雙方就可以通過推薦代表各自利益的政客，花錢競選，通過議會立法來調節雙方的矛盾。資產階級的這種民主方式就是資產階級監督其政權，防止一方獨霸的一個有效手段。

資產階級的多黨議會制和普選對資產階級來說是他們階級內部真正民主的表現，是他們賴以監督所有他們受雇政客的有效手段。但是對廣大人民群眾來說這只不過是個騙局。這是因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就其實質來說，是個一股一票的“財主”，而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在不推翻私有制的前提下，廣大人民群眾選來選去只不過選的是哪一個統治階級的成員和他(她)的主張有望少剝削少壓迫自己罷了。

因此，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黨再多，對無產階級也沒有多大的好處。這是因為多黨制解決不了那個階級掌權的問題。誰掌權是階級斗爭的結果，而不是靠法制就能規定的了。法規是人定的，執行、修改靠的都是人。俗話說“活人不會被尿憋死”。任何法規如果妨礙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它不會在法規的面前畏縮不前的。

很多人一談起民主就把美國列為榜樣，認為美國是個民主法律健全的國家，殊不知，好賴的法律都是階級斗爭的反映。比如美國的勞工法中的罷工和工會組織條例，就是在上個世紀30年代工人運動高潮威脅下制定的。但是并不是制定的就完事了。對工人階級有利的法律最終還要靠工人階級去維護和監督其執行。健全法制不是問題的根本。法律的制定和執行是階級斗爭的產物，反映了各階級之間，及階級內部集團勢力的權衡，也是階級斗爭的工具。

無產階級的大民主不能簡單地依靠法制和普選來體現。普選或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是重要的，但它不是根本的。這是因為普選或代表很容易被當權者左右，尤其是當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在勞動人民群眾中還占上風的時候，他們更是容易被個人的眼前和局部的利益所左右，因而放棄本階級的長遠和全局的利益。

因為無產階級只有消滅私有制，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無產者之間就不存在著根本的利害沖突。因此，基于目的、內容和世界觀的不同，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就主要的不在于如何調和其間的矛盾，無產階級大民主的形式和方法也就不能簡單地借用資產階級民主的形式和方法，無產階級對其政權的制約也就不會是照搬資產階級的多黨議會制的制約形式。

2. 相對獨立的群眾組織是無產階級制約當權者的一個全新的模式

無產階級用什么方式方法來監督和制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呢？靠什么方式來實現無產階級的大民主呢？

無產階級和自己的革命領袖對此作了很多的探索。

一方面，以十月革命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政權從根本上改變了勞動人民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工人階級的生活得到了保證，不再受資本家的盤剝和奴役，領導和被領導之間的關系不再是敵對的關系。廣大農民從封建和半封建的枷鎖中解放了出來。廣大人民通過蘇維?；蛉嗣翊泶髸男问?，在資本主義的形式民主還不很發達的國家邁出了管理國家的第一步。

但是另一方面，革命的實踐又迫使無產階級和自己的革命領袖放棄很多資產階級形式上的民主方式，不得不努力探索出一條獨特的無產階級大民主的道路。

由于無產階級大民主只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相對穩固的條件下才能去實踐，所以它的經歷還很短，經驗還很不足，還必然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就像人們對任何事物的認識一樣，無產階級只有從革命的社會實踐中才會一步步地認識到事物的本質，才能完成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

起先，十月革命到1920間的俄共（布）黨內存在過公開的派別活動。這和資產階級政黨內部的派別形式很相似。后來在蘇維埃政權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為了防止國內外的階級敵人利用黨內公開的派別活動來分裂黨，分裂工人階級的隊伍，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俄共不得不取締所有黨內的公開的派別活動。

同時，為了對抗國家機構的官僚化，列寧去世前曾建議大大地增加俄共中央委員中工人的成分。列寧的早逝，沒有能夠給我們留下太多的探索無產階級大民主道路的實踐。后續的斯大林并沒有繼承列寧對無產階級大民主道路的探索，他把對黨內走資派的斗爭誤認為是對外部間諜或特務的斗爭，沒有發動群眾去監督黨的各級領導。

探索無產階級大民主道路的實踐就不得不落到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不甘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肩上。

除了人民代表大會制那種形式上的民主以外，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在農村合作社和人民公社里推行的民主管理制度是中國農民有史以來從未享受過的民主權利，在工業上推行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即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工人三結合的技術改革）和反對“一長制”等措施是無產階級民主的具體表現。

但是這些努力主要的還是表現在對基層的管理上面，還沒有觸及到無產階級大民主的根本任務，也就是對政權的監督上。從1957年以《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為基礎的整風反右，經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到文化大革命都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為探索無產階級大民主的道路，探索實現無產階級大民主的根本任務所經歷的過程。

文化大革命是這一探索的最高成果，是無產階級大民主的最廣泛的社會實踐。這一社會實踐的結晶就表現在相對獨立的自發的群眾組織上。這種以生產和工作單位為基礎的相對獨立的群眾組織直接監督企業或單位甚至地方黨和政府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民主最出色的表現，是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統治下的民主中可望不可及的一種全新的民主制約形式。這是文革中的一個偉大的創舉。它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主義制度內部如何實行民主監督，如何實施制度內的制約關系開辟了一個全新的道路。

3. 相對獨立的群眾組織在共有制[5]下制約當權派的作用

無產階級要消滅一切壓迫、剝削的舊制度，要解放全人類以至最后解放自己，說到底，最終依靠的還只能是人民群眾自己組織起來為自己的長遠利益而斗爭。文革的經驗證明，防止無產階級政黨變色的最有效的手段不是建立多個與其作競選對手的政黨，而是建立起多個能隨時監督其一切工作的相對獨立的群眾組織。

人民只有組織起來才有力量。但是在反動統治下，不是群眾不關心國家大事，而是統治階級不允許他們關心國家大事。文革的經驗證明，人民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有著本能的、自發的組織起來的要求和行為。文革初期那種以生產和工作單位為基礎的，一群群的志同道合的群眾自發組織在一起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就證明了人民群眾中蘊藏著巨大的自我組織的能力。

這種群眾組織和其他類型的群眾組織不同。它既不是像工會那樣的組織，也不是現在時髦的所謂非官方組織。這是因為工會那樣的組織在原則上是代表一個單位里面的全體職工的，因此必須是個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相反的，民間的所謂非官方組織一般的是脫離基層的，漂浮在社會上的，或依靠基金會扶持的組織，因而并不是一個單位里群眾自己的組織。因此，相對獨立的群眾組織是共有制下特有的組織，是私有制下除了經過工人斗爭取得的工會[6]以外很難允許存在的組織。

文革期間的群眾組織之所以是相對獨立的是因為，一方面，它的存在是不需要地方黨組織認可的，但是另一方面，它的活動范圍和組織規模又是必須服從黨中央的領導。因此它不是完全獨立的組織。

這種相對獨立的群眾組織是群眾自愿聯合在一起的團體。它的組織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如果內部意見不一致，矛盾解決不了，他們隨時可以分裂為多個不同的組織。因此，他們的基本組織原則不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集中制。

這樣，由于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由于各種社會思潮的存在，各種各樣的群眾組織都會出現，他們都會或多或少的從自己的眼前或局部利益出發，他們之間的矛盾有時會是很激烈的。

群眾中的派性也會反映到執政黨內。同時，黨內的派性斗爭也會反映到群眾中去。正因為黨的民主集中制不允許派別的公開化才需要相對獨立的群眾組織來作補充。這樣既保證了黨的團結一致，又保證了不同意見的表達渠道。這就是辯證的統一。

很多黨內各級的領導和老一輩的革命家們很難接受這種相對獨立的群眾組織。他們往往錯誤地認為堅持黨的領導就不能允許有相對獨立的群眾組織。他們把黨的組織本來是為了組織人民、領導人民鬧革命而成立的組織，變成了取代群眾獨立組織起來的組織。說起來也怪：革命前，先是沒有群眾組織，靠的是共產黨領導群眾組織起來鬧革命。革命后，很多共產黨的干部又是不允許群眾自己組織起來。文革的經驗證實了對群眾組織起來的態度就是分別真假革命者的試金石。

如果社會主義是符合人民群眾的最高利益，如果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是讓勞動人民當家作主，進而邁入共產主義，那么最終只有依賴人民群眾才能維護它。相對獨立的群眾組織的重要性也就在這里：它是監督各級權力機構政權性質的關鍵，它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集中表現，它是培養工農群眾直接領導社會的學校。正是在與各種錯誤的思想作斗爭的過程中，無產階級才會得到鍛煉，其間的優秀人物才會涌現出來。

那些怕群眾的思想，怕群眾組織起來“亂”的思想都是錯誤的，是替官僚資本反動統治服務的思想。一方面，要民主就不能怕亂。西方國家民主競選時不是很亂嗎？亂在媒體上，亂在輿論上。但是社會上其它的方面并不一定亂，經濟不亂，治安不亂，生活不亂。除非資產階級政權面臨象法國1968年那樣的政治危機，民主的程序并不一定亂。西方國家亂的時候是階級斗爭造成的，而不是民主造成的。另一方面，文革中的“亂”有很多的是走資派挑動的，是階級斗爭的反映。

根據文革的經驗，組織起來的群眾可以開會議政，可以推選自己的代表作為革委會中的群眾代表。有了群眾組織作后盾，權力機構中的群眾代表就不容易被架空了，說話就有份量了，就有可能真正起到監督的作用。

現在看來，文革的后期不該在革委會成立以后把群眾組織解散掉。當時對群眾組織中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批判是對的，但是由此取締相對獨立的群眾組織現在看來是錯誤的。群眾組織的解散取消了當權派的對立面，解除了工人階級的武裝，為走資派后來上臺埋下了伏筆。

現在已是很明顯的了：一個不受工人階級監督的一黨專制的政權不可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文革中出現的群眾組織監督企業和地方的領導是為了防止企業和地方領導脫離群眾，為了防止他們的資本主義傾向，為了防止新生資產階級的產生。因此，群眾組織的存在反映了政權的性質，群眾組織的取消也預示了政權性質的轉變。

當初解散群眾組織的理由還有很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群眾組織的派性問題。當時的派性斗爭已經把中國拉到了內戰的邊緣。當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在人民中還有很大市場的時候，派性的產生是很自然的。

如何對待群眾組織的派性問題，如何解決群眾組織和黨的關系問題是將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必須進一步通過實踐來解決的大問題。

但是原則上來講，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就是既要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又要相對獨立的群眾組織的監督。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之一。

一方面，將來的無產階級政黨在奪取了政權以后必須把自己自覺地放在群眾的監督之下，也就是說要有意識的培養相對獨立的群眾組織，培養工人階級自我管理的能力。另一方面，無產階級的廣大群眾必須學會如何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克制自己的派性，尊重不同意見的存在，保障其他群眾組織的權利。只有這樣才能通過無產階級的大民主來鞏固無產階級的政權，完成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

如果資產階級經過幾百年的實踐能夠學會在政權相對穩固的情況下用民主的方法來協調它們階級內部的沖突，那么將來的無產階級也一定能夠學會用民主的方法來解決階級內部的分歧。

五、結論

用相對獨立的群眾組織來監督無產階級的政權，來對付還處于萌芽狀態的官僚資產階級是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中找到了的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下防備資本主義復辟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由于無產階級和新生官僚資產階級雙方力量在思想上，組織上的懸殊對比，他未能鞏固其成果，未能將其常規化，因此未能在如何防備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上走完第一步。這只能靠將來的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以后把毛澤東那一輩未能完成的無產階級大民主的事業進行到底。

注釋：

［1］ 我們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是以全民所有制為基礎的、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主義，是為消滅剝削，消滅階級壓迫，把共產主義作為其最終目標的社會主義；因而不是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掌權的打著“全民國家、全民黨”的假社會主義，不是反動法西斯式的國家社會主義，不是西歐資產階級掌權的福利社會主義。

［2］ 無產階級指的是所有那些除了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沒有其他生活來源的人，而不是一無所有的人。不像資產階級故意混淆的那樣，“無產”在這里指的是不占有生產資料而不是沒有衣食住行所必需的生活資料。

［3］ 在經濟還不發達的原先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官僚資產階級的出現起先表現在衣食住行、醫療、衛生和教育等的特權上。

［4］ 社會化大生產指的是直接生產的規模超出了個人單干的范圍，因而需要多個人的協作才能完成的生產。

［5］ 即人們常說的公有制。但是公有制的概念很不嚴格。它既可以是毛澤東時代所講的生產資料共同掌握在勞動人民手中的公共所有制，即“一人一票”的全民所有制，又可以是后來為了混淆視聽，為官僚資本打掩護的那種把屬于官僚資本把握的國家所有或“公家”所有的那種所有制也稱為“公有制”。嚴格的講，私有制的對立面不是公有制，而是共有制。這也就是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稱謂“共”產黨而不是“公”產黨的原因。再有，資本主義股份制的原則是“一股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因此股份制并不是像某些資本主義的御用文人所宣揚的那樣也是一種共有制的形式。它是和共有制格格不入的。

［6］ 在如德國那樣的資本主義國家里，私人企業在二戰后允許工會派代表坐鎮董事會上的幾個席位。雖然這是資本對勞工勢力的一種妥協，但目的最多只不過是為了維護一個企業里工人的局部利益，最多不過是對私有制的一個限制。它不會在根本上危害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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