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汪暉自稱是“上世紀80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雖然他是高考恢復后第一批大學生中的一員。

　　1977年，18歲的汪暉考入揚州師范學院。這所學校的前身，是近代著名實業家、教育家張謇先生創建的通州師范學校，如今則改為揚州大學。

　　汪暉這一代大學生，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思想解放運動的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汪暉認為，思想解放運動的一些基本的前提和信念，今天還在發揮著很大的作用，“文革以后，為了總結文革的教訓，我們反思社會主義，反思計劃經濟，這在那個時代是一個解放。但隨著思考的深入，我們也開始認識到80年代的思想認識也有自己的局限。比如我們將中國的所有問題都歸結為傳統，而忽略這些問題的現代根源。我們需要重新思考。”

　　當然，當時的汪暉并沒有這樣的思考。作為一個中文系的學生，他更多是沉浸在文學的世界里，尤其喜歡魯迅。

　　他認為是魯迅深刻地影響了他，“魯迅的思想中就包含了這樣的思考，包含了對現代本身的反思。他是偉大的啟蒙者，現代主義者，但同時又是一個對現代不斷質詢的人物。”

　　大學畢業后，汪暉在揚州繼續研究生階段的學習，并于1984年在南京大學獲得碩士學位。他的導師是章石承先生，一位古典詞學研究者和30年代一度活躍的詩人。在南京大學答辯時，答辯委員會的主任是陳瘦竹先生——一位從30年代起就從事創作的作家兼戲劇評論家。

　　1984年，改革開放已經進入第七個年頭，25歲的汪暉離開家鄉北上，來到了北京，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跟隨唐孿壬攻讀博士學位。從1978年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復以后，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次正規的招收博士生，就是從1984年開始的。

　　二

　　中國社會科學院只有20幾個博士生，他們不分學科地編在一個班里，汪暉擔任學習委員。

　　這個博士班的導師有于光遠、宦鄉、李澤厚、蘇紹智、馬洪、蔣一葦、唐隆⒑傖搿⑷渭逃、王明、彭澤益、楊益之等，都是泰斗級的大學者。這個班上的許多人，如今已成為中國學界的核心力量：郭樹清，中國建行的董事長；樊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左大培，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逸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政治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孔涇源，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司長；黃速建，中國社會科學院工經所副所長；韓水法，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等等。

　　“當時都住在一起，吃飯在一起，討論也在一起。”汪暉強調這個背景，“我從同學們那里學到很多東西，也許卷入后來的爭論，跟這個背景也有一定的關系。我們班上大概有一半是學經濟的”。

　　經濟改革、政治改革是這些不同學科的博士生們每天討論的熱門話題。韋伯、尼采、道教或其他傳統文化，則是另一類重要話題。

　　“1985年，關于經濟改革的討論很多。郭樹清發表過許多文章，他是價格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樊綱大概是比較早主張私有化的，我看過他關于灰色經濟的論文，但不記得他是否參與過經濟改革的具體爭論。左大培非常勤奮，他那時研究弗萊堡學派。”汪暉說。

　　他也參加到討論中來，“天天在一塊兒吃飯，總是會討論這些話題”。今天，當汪暉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感慨“我們班上當年的爭論”已經開始比較復雜了，與今天的爭論大概也有某種歷史聯系。

　　“比方左大培跟樊綱，他們兩位沒有直接的爭論，但兩人的思路和觀點差別很大。”汪暉說，“左大培是做德國經濟學研究的，他讀了那么多書，很有學問。1986年美國維斯康辛大學教授、哈耶克的學生林毓生到北京來參加魯迅的討論會，到我們班上來座談。那個時候，從海外來的學者以為中國知識分子除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什么都不知道。結果他談起哈耶克，大培跟他滔滔不絕地講哈耶克，林先生很驚訝。在那個時代了解哈耶克的，據我所知，左大培算一個，崔之元算一個，他們今天都被認為是左派。這事有點意思。”

　　事實上，這個博士班中的一些人不僅參與了經濟改革的討論，還直接參與了改革的設計。

　　汪暉的導師唐孿壬是現代中國文學和魯迅研究學科的奠基人之一，是一個純粹的學者。汪暉說：“我在這個階段主要是做自己的研究，寫博士論文，但在這樣一個氛圍中，也對當代中國的問題感到強烈的興趣。”

　　三

　　“1989年以后，我也被審查，但沒有大的問題。1990年，我被送到陜西去做鍛煉，了解國情。”汪暉說。

　　此時，從博士班畢業的汪暉已經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了。他告別北京，來到陜西省的商洛山區做土地問題、社會組織問題、民間宗教問題等方面的調查，也參與過人口普查的工作。

　　“原以為公社瓦解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有的問題都很好了，到了那兒，發現問題其實很嚴重，除了貧困問題外，鄉村組織的解體和犯罪率的高升是一個極大的問題。我印象非常深刻：一個舊的組織的瓦解，并不等于就是單純的解放。”

　　汪暉不認為自己所了解的僅是個案，“我們在陜西走過很多地方，不是那么簡單的個案”。他開始懷疑，自己在北京參與的改革討論，與具體的實踐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1990年底，汪暉帶著疑惑回到北京，“我覺得我需要再思考”。

　　一年后的秋天，汪暉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去了美國。此時鄧小平已經發表了南方談話，“在政治上有了松動，以后慢慢慢慢的，氣氛就有點改變了。”

　　在美國的一年多時間，讓汪暉第一次對美國社會有了親身的感受。在他看來，當時的西方學術界尤其是經濟學界，自由主義仍然是主流，但對這些問題的反思也已經開始了，“我自己雖然不是直接的要去對經濟問題思考，但是在文化領域、社會領域，也開始重新思考那些已經習慣的前提”。

　　汪暉在哈佛大學、加州大學聽了很多課，也關注各種重要的變化。1993年10月，葉立欽命令軍隊炮轟議會大廈的電視畫面讓他極為震動，“就在三個月前，我去過俄羅斯，對當地情況有些了解。我也和幾位俄國學者在一起討論過很長時間。經濟的衰敗和寡頭化的政治與我們原先對俄羅斯改革的想象相差很遠。如何理解俄羅斯改革，為什么這場改革——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最終需要用暴力來完成它？”

　　“中國要探索一個更為民主、更為公平的一個社會，不能重復走這條道路，必須重新思考新的道路。”他說。

　　回國后，汪暉仍然繼續自己的思想史研究，偶爾給《讀書》雜志寫些文章，參加《讀書》的一些活動。汪暉與《讀書》的緣分就始于給這份雜志寫文章，但他根本想不到，與《讀書》的這種關系，成為他后來主編《讀書》的一個原因之一。

　　1996年，沈昌文面臨退休，《讀書》選擇怎樣的新主編，成為時任三聯書店總經理的董秀玉最著急的問題。其間一些知識分子向她反映，新時期的《讀書》缺乏了一些科學理性，希望她能夠選擇學術背景較強的人擔任《讀書》主編。

　　經學界推薦、陳原面試、社委會批準，董秀玉延請汪暉接任《讀書》主編。

四

　　在許多人心目中，《讀書》是上世紀80年代的啟蒙者。而汪暉接手《讀書》后不久，就開始拓展《讀書》涉及的領域。它從沈昌文時期的人文趣味、多元文化向社會科學領域轉向，越來越貼近現實問題，甚至直接介入到這一時期的思想爭論之中。

　　隨著市場經濟在中國的深入推進，新的社會問題也陸續出現，對于中國改革的路徑選擇和發展前景，學界、思想界的分歧大大加深，《讀書》上的爭論也有劍拔弩張之勢。

　　1997年，汪暉在《天涯》雜志發表《當代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文章通過對中國近二十年的社會變遷分析，認為中國知識界的幾種主要話語——啟蒙話語、馬克思主義話語及其他的幾類話語——均面臨著新的挑戰。在理論上，這些話語均受治于現代化的意識形態，批判的指向主要指向傳統——古代的傳統和現代的傳統，而很少對新的社會矛盾與現代化過程的關系做出分析。在一些人看來，汪暉對現代性的分析直接挑戰了占據主導地位的現代化意識形態。

　　文章震動了思想界。自此，汪暉被認為是“新左派”的代表，雖然他一直拒絕這個“帽子”。此后，汪暉又陸續撰寫了一系列文章，包括對中國20年改革開放的看法、對當今中國社會狀況的判斷、對導致改革開放中出現的社會問題的原因等等。這些文章都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汪暉主編的《讀書》，也被很多人視為了“新左派”的陣營。但汪暉認為，《讀書》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都有不同的見解和立場，他們的目的是要討論問題，不是區分派別和陣營。“只要看一下《讀書》的作者群，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陣容。”他說，“在中國的媒體領域里面，主流的聲音鋪天蓋地，為什么我們就不能夠發一些不同的聲音，而且讓不同的聲音更大一點呢？我們應該包容不同的作者，但這不等同于說我們的雜志就得和媒體的潮流完全一樣。”

　　五

　　回首十年的思想討論，汪暉認為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從1996年到2000年是一個理論辯論時期；2000年以后理論性的討論慢慢退居幕后，話題越來越現實。

　　談起這十年，汪暉說，印象深刻的事情太多了，而2000年發生的“長江讀書獎”事件無疑印象最深。由李嘉誠基金會資助、《讀書》雜志承辦的長江《讀書》獎，力圖辦成“最權威、最公正、最有影響力的學術著作獎項”，卻因為汪暉的獲獎而遭遇到許多批評，最后演化成一百多位學者之間的爭論。汪暉說，那是第一撥網絡暴力化討論。

　　盡管批評不絕于耳，汪暉主編的《讀書》卻不改初衷，始終將注意力集中在具體問題的討論上，2000年以后，三農問題的討論、醫療改革問題的討論、教育改革問題的討論、私有產權的討論、勞動產權的討論，以及其他許多問題的討論，《讀書》一直在場，甚至起到了主導作用。

　　得知記者要去采訪汪暉，一個朋友說：“汪暉這十年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對中國的思想進步來說，絕對是反動。”當記者向汪暉轉述這句話時，汪暉笑起來：“我很高興，能扮演這樣的‘反動的角色’。”

　　他堅持認為，如何估價這十年的思想論爭，其實誰說了也不算，一切要靠歷史來評判。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