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才是改革

北京思奇控股有限公司       楊毛  

主流經濟學家們在辯論中慣用的手法是：把改革以來中國經濟保持持續20多年讓世界上的人都羨慕的高速增長，歸功于他們推進了市場化。經濟增長這么好，就算出了點問題，比如兩極分化、科技進步緩慢，都是瑕不掩瑜，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于是，只要誰對當前兩極分化問題、國企改革中的肥私問題提出意見，就是否定改革的偉大成績，就是否定反對改革。

這個手法其實也是很管用的。左派中誰要費心證明現在20多年經濟發展沒有改革以前快，也確實不容易。只要確實是主流們推進的改革促進了雖國經濟高速增長，就算有問題也好解釋。

主流們這里掩蓋了這樣的事實真相：

非主流派對現實不滿主要集中在某些政策造成兩極分化以及對中國長遠發展產生障礙方面，并沒有全盤否定改革開放。而這些問題主要出現在90年代中期以后，都是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在90年代中期以后大肆倡導“徹底市場化”和“國退民進”造成的。而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能持續保持經濟高增長，根本原因是西方工業國理入虛擬經濟以后，大量產業資本轉入中國，形成本國生產不足從而擴大了國際市場需求。而這些因素，與“國退民進”和“全面徹底市場化”沒有點關系。因此非主流對改革的反思是完全必要的。下面筆者從五個方面論述一下這個問題。

一、中國在90年代初期已經基本完成 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配置資源的改革任務。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貧富差距縮小的效率與公平雙贏。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

共產黨對經濟體制改革的目的的敘述得很清楚：放棄計劃經濟體制，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本質區別是什么？市場經濟中由市場規則來配置資源；計劃經濟以政府計劃機構來配置資源。也就是說，資本、生產資料、原材料、商品、技術、勞動者究是由政府某機構來調配，還是讓市場調配，是兩者根本區別。從這個指標看，中國在90年代初期基本完成了市場經濟框架的建立。

這個時期完成 了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成為擁有土地使用權的個體經營單位；允許城鄉個體和私營企業從事工商業；政企分開，國有企業實行利改稅、撥改貸——經濟人的問題解決了。同時完成了物價開放、物資供給市場化，取消商業三級站體制，生產資料和所有商品都自由交換；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市場配置資源問題解決了。開設了股票市場、期貨市場、設立商業銀行——資本由市場調配解決了。從資源配置角度看的市場經濟體制在90年代初已經建立。在這個方面已經沒有什么重大問題可改革了，差點的只是配套法規的完善，只用蕭規曹隨就能將經濟引入市場經濟模式里。

經濟高速增長，收入差距減小的雙贏局面

從1978-1996年的18年，中國經濟現了高速增長，GDP增長率年均10.1%。這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

同時，這個時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減小，尤其是80年代，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與農民家庭純收入之比從1978年的1比0.389變動為1990年的1比0.454(個別年份達到1比0.53)。雖然90年代開始農民收入增長放慢，但到1996年這個數字還達到1比.0.398，好在改革開放之前。

二、完整的市場經濟包括勞工權益保障制度和通過轉移支付減輕貧富分化。90年代初期以后所謂“深化改革”應該集中在這些方面。企業效益不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對象。

沒有勞動者保障轉移支付手段的經濟是半個市場經濟

資源由經濟人自由配置的市場經濟必然帶來貧富分化。因此，完整的市場經濟（或者說實際存在的市場經濟都是混合經濟）不公包含資源配置，還包括非市場手段的收入分配以及其他非市場調配的分配制度。在市場經濟中資源配置以市場規則為中心基本實現后，必須建立如何防止貧富分化的制度創新。否則，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不像！是半個市場經濟！更不要說什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了。

因此，90年代初如果要進行“深化改革”，一是給進入市場者平等身份。億萬農民進城從事非農產業，本來為統購統銷配套的城鄉戶籍分離制度就是改革對象。二是建立最低工資制度、建立和完善各種企業的勞動保障制度和監督實施部門。三是考慮建立轉支付渠道，使長期不可能從農業轉移出來的農民得到補償。除此之外，都不重要。

國退民進不屬于改革的范疇

但是，這個時期開始形成一批所謂主流經濟學家，他們死盯住國營企業的效率問題，變著當子說這個問題才是深化改革的對象。以產權制度改革為旗幟，以出讓國有資產為手段，把改革的重點轉移了。

國有企業效率是否比其他體制低，也是要論證的。從統計數據看，國營企業職工年工資水平最高，為職工提供的福利保障最多，即使如此，如果各類企業完稅水平一樣，國營工業企業的銷售利潤率在各種類型企業中無論是叫喊最重的90年代中期還是現在，始終是最高的。只是因為國有企業銷售完稅率遠高于其他類型企業，才形成表面上國營企業效益差。可所有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從來不列這些數據，史列舉個別事例或者某些數據指標，以及依靠不斷重復謊言的辨法，或者把國有企業比喻成“冰棍”的無良文人的伎倆，就開始了不小于俄羅斯規模的賤賣國企勾當。

最主要的是，沒有一個經濟學派論證過國有企業不能成為市場經濟的一員。市場經濟并不排斥國有經濟。西方國家也有國有企業，而且在時期比重還很大。英國最高時也有30%多的比重。因此，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改革目標看，國退民進根本不屬于體制改革和體制創新的內容。

三、主流經濟學家無視改革的首要任務，大肆變賣國有資產，加大了貧富分化的速度和范圍，使中國改革和發展受到最重影響，只能是對經濟體制改革的一次反動。

該改的不改，不該改的亂改

在市場配置資源的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的90年代初，降低這種體制必然帶來的貧富分化所必須進行的體制創新本來是形成和諧、良性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而主流們不懂有意或無意摒棄了這個任務，反而通過變賣國企增加了數千萬下崗職工，養肥了一大批官員和企業主，加劇了本來要解決的問題。

自1996年開始，中國經濟在收入分配上出現明顯的，加速度的兩極分化。農民家庭純收入增長放慢甚至停滯。1996-2003年，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從1978-1996年的年增長16%（當年價）減少到年均增長4.5%（當年價）！不足前18年的零頭！！

國有單位職工從1978年的7451萬，持續增加到1995年的10955萬。有3500萬職工進入國有單位。扣除教育文化和國家機關增加的1300萬，有2200萬凈增長。但1996-2002年，國有單位職工減少為6942萬，減少4031萬。平衡政府行政事業單位增加的221萬，國有企業單位累計減少4252萬。城鎮集體企業職工從1995-2002年由3076萬減少到1071萬，減少兩千萬。也就是說，產權制度改革別的不說，起碼使國有、集體企業職工養活了六千多萬。起碼有五千萬是被迫下崗的。涉及家庭應該在13500萬人（按每城市家庭人口的2.7人計算），占2002年城鎮人口的27%。因此，城鎮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擴大。1995年城鎮高收入的20%群體收入由低收入的20%群體收入的2.8倍擴大到8.4倍。

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影響中國的結構調整

1978-1996年的18年里，中國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16.5%,內需十分旺盛。強大的持續近20年的內需擴張是GDP年增長兩位數的基本保障。但自從90年代中期沒有去解決農民收入下降問題，反而在城市也擴大出一個巨大的低收入群體，內需立刻明顯下降。1996-2003年，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只有9.1%，下降了45%！對比這個時期農民收入增長從以前的16%降低到來4.5%，對比有六千萬城鎮下崗職工并涉及一億三千萬人口，對比城鎮高收入與低收入群體差距從兩倍多擴大到八倍多，消費品零售總額從16%下降到9%的增長就不奇怪了。

四、中國90年代中期以后內需持續不足欲保持經濟高速增長，根本原因是工業國進入向發展中國家大量轉移產業資本形成，與國企改制沒有任何關系。

1996年以來，中國經濟確實繼續高速增長。從1996-2003年，GDP年均增長8.1%。雖然比前18年的10.1%少了兩個百分點，但還是很可觀的數字。于是，主流們在最近受到指責后，總是很得意的告訴大家：是人們進行的改革帶來經濟在高速增長，其他都是代價——部要有代價。主流們撒了謊！

國際產業資本向中國轉移是高增長的根本

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基本是世界經濟發生重大變化的結果，與這個時期提“改革”全無關系。

自90年代開始，西方工業國資本連營方式發生了一次歷史性變化。表現為產業資本大量投向發展中國家，本國出現明顯生產不足趨勢，工業品進品增加。同時，貨幣市場以驚人的速度擴張，到現在交易量達到物質市場的100倍。被很多學者稱為“虛擬經濟”。而中國恰好在這個時期經濟體制已經轉換為市場經濟（起碼對產業資本來說），中國的勞動力素質和數量都是世界一流，加上中國政治、社會穩定，因此大量產業資本涌向中國。

在整個80年代，外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每年只有幾十美元。到90年代以后，國際產業資本大量向中國轉移。從1995年開始外商直接投資始終保持在四百多億到九百多億之間。新世紀從六百多億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1150億美元。并且在2002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直接投資第一大國。從1995-2003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達到6384億美元，折合五萬多億人民幣。

進出口大幅度增長和貿易順差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在80年代，出口占GDP的比重一直在10%以下，到90年代初，達到15%左右。到2003年出口占GDP已經達到31%，基本成了外向型經濟。出口依存比號稱外向型經濟的典范國家——日本在出口依存度最高時期，還高一倍多！

從1989-1994年的六年中，中國貿易順差總額只有588億人民幣。到1995年開始出現持續貿易順差。從1997-2003年，年均貿易順差為2549億人民幣，是1989-1994年年均98億美元的26倍！

貿易順差意味著中國當年生產和銷售產品滿足國外市場需求的部分。也就是說，GDP中，由貿易順差形成的經濟增長是國外市場拉動的部分，扣除貿易順差才是中國市場支撐的GDP。

1997-2003年，我國GDP增長率分別為：8.8%、7.8%、7.1%、8.0%、7.5%、8.3%、9.3%。如果扣除當年貿易順差，國內需求支持的GDP實際為：3.9%、2.9%、4.1%、5.7%、5.5%、5.8%、7.3%。平均年增長率不是8.1%而只有5.0%，減少38%。

是不是扣除貿易順差，此前中國經濟增長率一樣會降低呢？確實有，但并不突出。1991-1995年的GDP年均增長為12%。如果扣除貿易順差因素，增長率為10.6%，減少11.7%。由于1995年貿易順差已經明顯增長，如果扣除聽，前四年GDP年均為12.4%，扣除貿易順差因素為11.4%，只減少4.6%。

扣除貿易順差因素，前期年均增長10.6%，兩位數的增長率，很可觀。而后期年均增長只有5%，很可憐。接近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低谷的水平（1988-1990年，年均4%），在世界上也說不上是什么高增長。

也就是說，自90年代中期開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明顯降低，而貿易順差明顯上升。是貿易順差彌補了國內需求的下降，合經濟保持了比較高的增長。

“改革”沒有促進經濟增長，“沒改革”倒促進了經濟增長

這個時期的改革，就是產權制度改革。大量賤賣國有企業。但是，經濟增長的要來源并不是供給能力的改善，而是需求的改革。國有企業變換所有權，與進出口增長，與出口產業的發展一點關系也沒有。

首先，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增長對這些年我國出口增長貢獻率（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增長/我國出口增長）最大，1996年是577%；1997年為41%；1998年為667%；1999年為69%；2000年為57%；2000-2002年為62%；2003年為65%。從1996-2003年，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增長貢獻率為66%。也就是說，有三分之二的出口增長來自外商投資企業。外商是否來華投資以及經營好壞，是國際市場和國內投資環境決定的，而這些因素早在90年代初就已經具備，與賣掉國有企業沒有一點關系。

廣東、江蘇、福建等出口大省是外資企業主導。浙江是私營企業主導，而且這些私營企業并不是“改制”來的。山東、上海是國有企業主導。主流們能拿出出讓的國企出口增長的事例嗎？拿不出數據來，把高增長的彩帶掛在自己胸前就有些沒有名堂。

有意思的是，這個時期“該改的沒改”的因素倒是促進了經濟增長。這里指的是由于戶籍制度和勞動保障等新制度沒有建立，農民為個企和私營出口企業建立“血汗工廠”的誘惑增加。廣東等地區20年農民工工資基本不長，這也許對“吸引外資”有點好外？不知道。

五、確實需要深化改革，但這只能是補上已經欠了十幾年的改革賬——在公平身份，在對轉移支會、勞動者權益等領域進行制度創新方面深化改革。

反思就是改革

以建立完整的，和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現在提出公平問題恰好是中國進行改革題目的應有之義，也是回歸改革的必走之路。今天所謂非主流對改革的反思，以及中央兩年來的工作重點，正是回歸改革本來目的的一種嘗試。

無論外部環境怎么變化，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部要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起碼不能淪落為早期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形態，最壞也要達到西方70年代前后的混合型市場經濟形態。也就是說既要保持資源基本由市場來配置，又要使居民收入差距水平保持在一定范圍，比如說吉尼系數應該以3.5為上限。因此，應該抓緊在90初期基本由市場配置資源實現以后就該進行的社會福利、最低工資歷、勞動保障、醫療保障、教育公平等角度進行創新，同時要立刻解決戶籍問題。這是建立完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繞不過去的一道坎。

今天很多人對改革進行反思，沒有從改革的目的和改革的過程進行評判。反思改革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把本來必須進行的改革內容進行到底，把主流經濟學家扭曲的改革目標重新定位回來，把主流經濟學家已經造成的破壞盡量減輕。

全面改革才能保障經濟持續增長

根據王建等學者的分析，西方經濟已經進入了虛擬資本主義經濟階段。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逐步形成依賴資本項下的盈余來彌補經常項下的虧空的經濟運行格局。2005年美國經常項下的貿易赤字已經占美國GDP的6%左右，點美國物質生產的三分之一左右。國外資本不懂使美國負債劇增，更重要的是必然產生信用危機，美國先后依賴通過“新經濟”概念炒作股票市場，依賴低利率炒作房地產市場來吸引國際游資進入，現在使用最后一個法寶——通過提高利率形成利差吸引游資炒作增加資本項下的資金流入。而高利率必然促使房地產市場崩潰，并引起全面危機。全球經濟學界以及投資者對美國是否發生這樣的危機幾乎沒有急診問題只是什么時候會到來，以及烈度如何的問題了。這也許就是資本主義進入虛擬經濟階段經濟的新模型。

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作為中國最主要的貿易順差地區，如果出現嚴重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影響決僅僅是美元貶值造成的財富損失，最主要的是會造成世界經濟的增長萎縮，并嚴重影響中國依賴國際市場實現經濟高增長的發展模式。高達三分之一的出口依存度的國家，一定會是美國經濟危機的最大受害者。

因此，通過在社會福利、最低工資、戶籍制度、勞動保障、醫療保障、教育公平等角度進行制度創新，找到中國特色的轉移支付手段，從而明顯增加低收入階層的可支配收入，以大幅度擴張內需市場，就不僅是改革的需要，也是發展的需要。

叫停對改革的干擾

說主流們進行了破壞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也許冤枉了他們的初衷。現在，所謂主流經濟學家以及他們所代表的階層——企業主，他們的呼應者——多數忙著灰色、黑色和非稅收入的知識分子，占據著許多主流或者權威媒體，話語權基本由他們控制。非主流意見主要在互聯網和內部刊物上發表意見。這種狀態簡直成了西方國家輿論與政治關系的翻版，是非常危險的一種情況。

以三個代表為指導綱領的中國共產黨，為大多數人謀利益一直是黨的綱領。在這個關鍵時刻，應該叫停這種一邊倒的狀況，給非主流意見一個媒體園地，進行一次對改革反思的大討論。

這是解決問題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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