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經濟體制與計劃經濟體制對比分析　　

――兼談厲以寧的改革有功無錯論　　

田忠國　　

按照主流經濟學精英劃分，中國經歷了兩個三十年，既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前三十年是毛主政的計劃經濟時代，而后三十年是鄧主政的自由經濟發展時期，也就是厲以　寧　先生所說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時代。前三十年的計劃經濟，據厲以寧在“計劃經濟體制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厲文原址：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2573）一文中說，計劃經濟體制把企業置于行政部門附屬物的地位，企業既不能自主經營，又不能自負盈虧。企業的生產數量、生產品種、價格以及企業的生產要素供給與生產成果的銷售都處于政府計劃部門和有關行政主管機構的控制之下，企業如果想自行決定生產和經營，稍稍擺脫一下計劃的安排，稍稍違背一下行政主管機構的意愿，就會受到制裁，直到把企業領導人撤職或給予其他處分。行政權力支撐著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的運轉。如果單純的從厲文中看，計劃經濟確實存在重大缺陷，需要改革也必須改革，適應經濟發展需要，使之更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對于這一點，不論持左派觀點的經濟學家，或持右派觀點的經濟學家，幾乎是共識。　　

但問題是：　　

一、自由經濟是不是完全拒絕計劃？　　

據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新自由主義的終結”（原文地址：[InstallDir_ChannelDir]Class20/200807/44716.html）一文中說，在一個物質充裕的世界里，發展中國家仍然有數百萬人無力負擔最低限度的營養需求。在許多國家，食品和能源價格的上漲將對貧困人口尤其具有毀滅性影響，因為和富裕人口相比，這些項目在他們的支出中占的份額更大。在同一篇文章中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還說，新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一直是為某些利益服務的政治教條，它從來沒有得到經濟學理論的支持。而且現在看來，顯然它也沒有得到歷史經驗的支持。吸取這個教訓，或許是現在烏云密布的世界經濟的一線希望。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文章告訴了我們兩個不爭的事實，一個是，自由經濟導致了世界性的平民貧困，并繼續上演著這一悲劇。二個是，新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一直是為某些利益服務的政治教條。由此可知，厲以寧等人主張的自由經濟，為什么會得到利益集團的力挺或積極呼應了。當然，我們可以放棄對以上問題的批判，但我們不能放棄對自由主義的追問：自由經濟是不是完全拒絕計劃？比如說，戰略性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體系，再比如醫保、全民教育，都不是自由就自由出來的，而是靠國家強制性計劃一步步推動出來的，如果都自由了，都不搞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體系了，不搞醫保了，也不搞教育了（當然，中國選擇的醫保和教育是市場化），都自由的追逐美元了，中國還有資格在這個世界上存在么？還有能力在這個世界上存在么？如果沒有，中國就不能拒絕計劃，因為，戰略目標的實施就是一個戰略計劃的計劃和落實過程，沒有計劃，何談戰略？沒有戰略，一個國家又怎么在這個世界上立足？這是一。第二，有計劃的消除貧困，這是一個國家政治道德必須承擔的責任，也是任何國家政權取得合法性的基礎，因為，任何一個國家政權，只有“利為民所謀”的時候，才能得到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擁護與支持。　　

二、自由經濟是規則下的自由還是掠奪的自由？　　

從世界范圍看，那些規制嚴格的自由經濟體，都不可避免的陷入了　周立　先生在“極化效應與全球大危機即將到來”一文中所說的那樣，這是一個強者愈強和弱者愈弱的機制，是一個財富自增強和貧困自增強的機制，是一個自動走向毀滅的機制。何況，在今天的中國，自由經濟成了自由掠奪的金字招牌，比如，任何有權力的人，都可以以改革的名義，把一個大企業分文不付的改革到自己名下，或者以股份制的名義，把一個大企業分配給權力階層。試想，這樣的改革和市場上惡霸流氓強占小商小販的東西有什么兩樣？這樣的改革如果叫改革，天理何在、良心何存？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在社會變動不居的發展變化過程中，適時的變革自己不適應社會發展的政治經濟體制中的東西，其目的就是為了國家的長治外安，符合民眾的訴求，但中國的改革怎么就以制造社會災難和社會暴力反抗為目標了呢？　　

世界歷史證明，包括中國古代，有規則，才有市場經濟，如果沒有規則，或以自由掠奪為改革目標，那就離暴力反抗，進而引起戰亂不遠了。　　

三、自由經濟是放棄經濟主權、還是保持經濟主權下的自由？　　

世界上有許多國家都是以自由經濟為經濟機制的，但這些國家，比方說美國，從來不是以放棄經濟主權為目的，而是相反，不僅是簡單的相反，而是針插不進，水沷不進，由此看來，自由經濟也不是出賣主權經濟，而是保護主權經濟。從這個維度上說，以出賣經濟主權為目的的改革就是改革的名義下的賣國行為。　　

四、對比與分析　　

從計劃經濟的維度說，計劃的好處是有目標的發展，有效而且高效的促進了財富的增長，其資本機制目標，主要為配合“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這個巨大的戰略體系的有序推進，與此同時，盡量創造條件，改善民眾生活、生存、醫療、教育條件，并有效提升國民素質。加之知識精英、干部精英和民眾的結合，也就是自由民主的管理體系，有效的集合了整個社會的創造性智慧，調動了社會各階層的創造積極性，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自由經濟的機制，假如在有規則的情況下（中國的自由經濟沒規則，所以只能假如），其資本以利潤為唯一的目標，它是不管國家戰略目標的，不僅如此，還會如　周立　先生所說的那樣，這是一個強者愈強和弱者愈弱的機制，是一個財富自增強和貧困自增強的機制，是一個自動走向毀滅的機制。　　

如果從民眾富有、國家強大的角度說，計劃經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特別是在“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尚未形成強大的體系之前，計劃經濟是必須的，從加強黨的執政基礎維度上說，計劃經濟也是必須的，但是，雖然在實施國家戰略目標上有其巨大的推進作用，但在生活必須品的供、需問題上，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原因，無法形成有效的調整供、需機制。自由經濟呢，除存在　周立　先生指出的問題外，還具有天然的對國家戰略系統的破壞作用。　　

通過以上四點，我們可以看出，經濟體制改革不能簡單的拒絕計劃，更不能把自由經濟簡單的定義為自由掠奪和出賣國家的主權經濟，如果經濟體制改革簡單到這種程度，清朝末期的改革早就成功了，輪不到厲以　寧等　先生主導改革了。當然，計劃經濟時代確實有它自身的負面效應，比如厲以　寧　先生主張賣光、股光的理由：“企業的生產數量、生產品種、價格以及企業的生產要素供給與生產成果的銷售都處于政府計劃部門和有關行政主管機構的控制之下，企業如果想自行決定生產和經營，稍稍擺脫一下計劃的安排，稍稍違背一下行政主管機構的意愿，就會受到制裁，直到把企業領導人撤職或給予其他處分。”但是，我卻認為，雖然計劃經濟有其自身的缺陷，改革也只能打破計劃經濟的缺陷，重構更符合動態規律的經濟機制，而不能成為賣光、股光的理由。打個比方說，厲以　寧　先生經其父輩的努力，創造了很多財富，但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因其歷史的原因，只能采取有計劃的創造，到了厲先生父輩那代人去世的去世，活著的也老了的時候，厲先生突然發現這個有計劃的創造財富的方法有一定的制約性，但厲先生又絲毫沒有構建新的創造財富的能力，　于是厲　先生想了個辦法，在他家數百口子人都不知情的情況下，一下子把他家數百口子人共同努力有計劃的創造的財富全賣光了，自己卷款逍遙去了。厲先生的同輩或晚輩，發現經過幾十年努力創造的財富都讓他改革給自己了，找他理論，但厲先生卻說，計劃創造財富是個壞辦法，是不是?找厲先生的人一聽，也對。厲先生看找他的人點了頭，又說，我這是為你們好，因為這樣產權清晰了，經濟自由了，你們就富得快了。有人說，東西全讓你賣光了，錢也讓你全拿走了，我們怎么富？厲先生說，嗨，你們真沒腦子，打工呀。于是，找他的人就回去打工了。　　

厲先生怕他的家人再來找他，就把自己的老婆孩子弄到國外，自己留在國內，出同樣的主意大賺特賺別人的錢去了。厲先生的主意還真管用，一呼百應，因為，　和厲　先生一樣心思，想把一大家子的財富占為己有的人在中國實在太多，所以，厲先生作為智囊人物，推動了中國賣光的高潮，并在賣光的高潮中，成了中國最偉大的經濟學家。　　

全國的平民百姓，打了幾年工發現并沒富有的時候，發覺上了當，找厲先生理論，厲先生諄諄告誡說，富人是老大哥，窮人是小兄弟，大哥穿好的，小兄弟穿大哥扔掉不穿的衣服是應該的。　茅于軾　先生也忙上來幫腔說，富人富了，窮人也能跟著富。這不，我們正努力解決不自由的東西，因為不自由的東西，比如說教育、醫療，過去不收費，你們怎么富呢？所以，這些配套的東西都弄好了，收費高了，或者說收費越高你們越富得快。　　

厲、　茅　先生的話很誘人，大家又都回去打工了。　　

厲先生在“計劃經濟體制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一文中，幾乎用一句話就可以說清楚，計劃經濟不好，就必須搞改革，改革的成效如何，他沒說，不說的原因不得而知。改革的結果或成效他雖然沒說，全國的平民百姓都親身經歷了整個改革過程，改革幾斤幾兩大家心里清楚，所以，應該理　解厲　先生的難處，說了改革的結果，改革的理由就不成立了。但厲先生說了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尤其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已經滯后了，必須抓緊時機，推進改革。”從右派們集中力量，推出大量的“推進改革”的文章看，對國有資產最后的掠奪盛晏將要重新開始了。至此我才明白，所謂“推進改革”就是把國家和民眾弄成自己的。　　

一般而言，右派攻擊左派的理由就是反對改革。由此也看出來，現在的中國，只要是在改革的名義下，就沒有不可以干的，包括賣國或和反華勢力的一唱一和、相互配合，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成了黑社會性質的邪教派組織，這個組織的大多數成員，就是既缺少道德感，又缺少基本人性的改革精英，或者叫右派精英。其實，左派陣營中，一般認為，中國的前三十年計劃經濟中的缺陷需要改革，而后三十年的改革，更需要改革，因為，計劃經濟時期，極度控制的生產方式，一方面影響了經濟發展的靈動性，物質需求與供應之間，存在一個較大的盲區，如果使這個盲區變成可見區域，管理成本又非常巨大，所以，這是經濟發展必須解決的機制問題。另一方面，極度控制的結果，有可能那個供、需間的盲區不斷擴大，導致產品過剩或過于短缺，由過剩或過于短缺，造成控制的極變效應。　　

因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就需要搭建一個有序的競爭（主要是為了競合）平臺和信息平臺，使市場運動產生一種優質效應。統攝這兩個是文化。　　

當然，這些改革的最終目的，只能惠及全民，促使國家強大。　　

但是，對于戰略性工業體系、國防和科學技術體系，只能以戰略目標為靈魂，加強戰略計劃的計劃和計劃推進，而容不得任何自由。　　

這樣，以戰略性工業體系、國防和科學技術體系為主干，以多種經濟成份有序競合為基礎，以和平斗爭、思想斗爭為動力，經過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就可以建構成一個優質、高效的經濟發展機制。　　

在寫本文的過程中，休息時瀏覽了一篇叫“何慧麗：走“野路子”的鄉建派”的文章，文章是介紹何慧麗的。在那篇文章中，何慧麗發出了這樣的困惑：“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但何慧麗同時又說：“別人說我是‘左派’，也許是因為我跟弱勢群體站在一起。但我不是左派。左派愛批判，我覺得，已經有那么多人在批判了，批判的行列里已經不需要何慧麗了。”其實，在今天的中國，不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大學教授，只有和“弱勢群體站在一起”，在右派們看來全是左派，包括全國的平民百姓。　　

當然，毛澤東之所以成為中國最大的左派代表人物，就是他一直和“弱勢群體站在一起”。認真想想，中國的所謂的左、右派，嚴格的說，左派就是平民派、右派就是資改派。右派之所以痛恨毛澤東的原因，就是因為毛和毛思想，包括毛的政治經濟學，都是和平民百姓站在一邊的，也就是說，平民百姓的利益和權利，是他看取問題、思考問題的立足點、出發點和落腳點。　　

因此，毛的一切都是右派們發財致富的攔路虎，絆腳石。　　

其實，中國下一步的改革，唯一的重點就是構建一個以平民為主體的經濟發展機制，而不是以少數人為主體的自由掠奪的經濟模式。這不僅僅是中國的國情所決定的，也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因為，不以人民群眾政治經濟利益為核心追求的改革，不僅是自斷后路、自掘墳墓的改革，也是斷送黨和共和國前途命運的改革。　　

有人認為，改革當停。我和右派們則認為，改革不僅不能停，而且還必須加大改革的力度。但我和右派改革觀所不同的地方是，右派把少數人獨占社會經濟成果、自掘墳墓、斷送黨和共和國前途命運作為改革的最大目標，而我的改革觀則相反，構建一個以平民為主體的經濟發展機制和人民當家作主的自由民主機制，夯實黨的執政基礎。　　

　2008年8月19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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