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高家村又引出了文革這樣的熱門話題，筆者決定也趕一把時髦，打算說幾句精英主義者必然會不高興的話。

一、 對于文革的基本判斷

中國精英對文革具有整體的黑暗記憶，是具有充足理論和事實依據的，而毛澤東也一向宣稱要旗幟鮮明地為人口的95%服務。

中國精英說億萬農民和他們完全一樣，對毛澤東時代懷有深刻的仇恨和憎惡，是沒有理論和事實根據的，窮人和富人的看法永遠有區別。

中國精英們把文革說成是一種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常態"，或者是說成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歷史時期，則是精英們另外一個喜歡使用的邏輯。這種邏輯從否認毛澤東對國家安全形勢的判斷出發，否定中國當時有進行國家總動員的必要，進而否認中國確實社會已經進入動員狀態。實際上精英們簡單否認過國家動員的必要性（筆者到今天也沒有看到關于這一點的認真深入的分析），但是迄今為止筆者尚未見到"文革確實是和平建設時期"的有力論證。把文革歸結為（或者有意混同為）和平時期的論點，不僅見于正式文件（〈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而且也是精英們的共同理論偏好。

從這樣的心理幽怨出發，文革不可能不被剝離掉具體的歷史條件，不可能不被歸結為某種個人因素或者是理論認知錯誤，不可能不落入"英雄創造歷史""壞人禍害中國"的套路。如李澤厚所系統論述過的"毛氏斗爭哲學說""馬列主義民粹化"就比較具有代表性；而流行的媒體論調，說文革是"挑動群眾斗群眾""向劉少奇奪權說"就基本屬于罵街性質，雖然在現實中為自覺和不自覺的精英主義者所樂意信奉，但是在理論上不值一提。當然應該承認這在中國道德主義作為核心源流的文化中，是一種再正常不過的簡易辦法，"壞人不會干好事"是一個道德鐵律，批判壞人當然具有道德優勢地位和異常的殺傷力，能夠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這樣一來人數最多的農民就非常必要與精英主義者保持認識一致了，姑不論事實如何，首先是理論需要農民同志，更何況毛澤東這樣的壞人怎么可能為農民干好事呢（因為這不符合道德鐵律）？

二、 高人的"現代化高見"與農民的"目光短淺"

筆者剛好與文革同歲，談不上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小時侯就是穿著破衣服吃著咸菜長大的。筆者的母親是富農的女兒，但是她和我的許多父老鄉親一樣，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我的一輩子會比他們過得好。今天雖然農村許多人家的境況不比當年更糟，但是基本上再也沒有人自信到說他的兒子會生活得更好了。因為今天農民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如水利工程、土地平整和改良等等），再也沒有人愿意去費心和費力了，再也不可能在什么工地見到和農民老大爺一起，抬一整天石頭的省長縣長了。

1999年聯合國計劃開發署公布"1997年世界人文發展指數"，根據得分情況，中國排在南非之前。主要就是靠教育指數（得分0.78）和人均預期壽命指數（得分0.75）拉高的，這兩項成就主要是毛澤東時代的遺產。這兩項指標在最近的二十年中，由于學費的急劇上漲和合作醫療強制停辦，反而有相當的退步；若任其發展下去，農村兒童入學率長期下降，可以指望在幾十年后中國成人識字率和印度持平。精英們所極力稱道的經濟發展成績，在二十年的超常規發展之后只得0.57分，是扯后腿的項目。今天由于化肥的急劇增加糧食產量有所增長，如果認為這就是決定一切的東西，農民恐怕不能同意，當然精英們可以閉上眼睛認定農民唯一的需要就是有飯吃。對多數人有益的事情，今天物質和技術條件比當年都要好得多，為什么反而辦不成了呢？

說到三年困難時期，農民特別是南方地區的農民是有意見的，因為如果不管黃淮海平原和北方農民的死活，他們本可以不必那樣挨餓的。精英們有意見就更加理由充足了，據筆者所知，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精英階層在整體上和底層民眾共同挨餓的困難時期，精英們把三年困難時期說成是"人禍"和"制度導致"，是有充分理由的，在老蔣時代難道他們也會整體上和普通民眾一樣嗎？

中國精英幾乎毫無例外認為現代化是中國的唯一的出路，進而否認中國農民的"豐衣足食"愿望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歡迎實際上的"超英趕美"（或者說成與國際接軌）痛恨毛澤東時代的平民主義工業產品結構戰略。工業產品的"高精尖"和國際接軌的結果，經過最近二十年的現實的驗證，現在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農民是搭不上與國際接軌"這一班車"的，因為"這一班車"的座位和空間都需要物質資源的支持，9億農民連"站票"都買不上。

拒絕放棄不切實際的現代化白日夢，是中國精英們的主要思想特色和最主要的理論基礎，并且現代化言說也成為精英主義者自認為能夠代表中國大多數的、自欺欺人的、虛偽的道義工具。如果有5-6個地球供地球上60億人口生息，大概中國精英的白日夢就有希望實現，但是非常遺憾的是只有地球一個。所以中國的現代化成為只能關照精英主義者小集團利益的"精英優先"路向，精英們嘴里的現代化永遠不可能代表中國大多數人的利益和愿望。

不管是松下幸之助在街頭感悟到的"自來水哲學"，還是馬克思周密論證的"物質財富充分涌流"，看來都是無法成為現實的；至少也是在人類徹底放棄"消費主?quot;和"精英主義"之前，是無法實現的。在這兩種法力無邊而且吸引力多多的主義面前，地球資源永遠趕不上人們日益膨脹的欲望，就象我老家農民所常說的"人心不滿百，當了皇帝想外國"。雖然在中國農民甚至是精英主義者看來，歐美日諸國富得流油，但是他們仍然孜孜以求。

大概人類最終必須回到與自然和諧相處，所以高人會最終放下架子和優雅的思想，去向農民看齊，實現李澤厚所憎惡的"知識分子農民化"。即使平均主義不能實施，也許過分的兩極分化和畸形發展也必須主動抑制，也許有限的資源必須首先向全人類的基本生存和基本福利傾斜。

中國的精英主義者看起來不是"高貴者必然聰明"的那一種。農民沒有精英們說的那么傻，他們到今天仍然不清楚誰最關注自身的根本利益。農民也不是精英們想象的那么笨，僅僅是為了對現實的不滿才懷念毛澤東。農民也沒有精英們那樣好逸惡勞整天夢想出奇制勝，我的父老鄉親從來就不夢想餡餅會從天上掉下來，他們認為建設國家就是為了自己和子孫后代過上好日子的唯一道路，所以他們還很懷念那一段充滿希望的艱難困苦的歲月。正是這樣一個腳踏實地最少做白日夢的廣大階層，配得上"卑賤者最聰明"的稱譽。

三、 究竟誰應該妥協，是精英還是平民

文革這樣一個時期，即使沒有當時的特殊情況，也仍然在人類的漫漫征程中具有光輝的啟示性意義。精英主義和消費主義必須主動抑制，個人利益和奢侈需求不能比整體利益和基本生存需要更加優先，極端的個人主義也必須主動抑制。 在西方的崛起過程中，發生過兩次重要的世界性的"西式樂觀主義"。第一次發生在十九世紀末，筆者稱之為"歐式樂觀主義"（托夫勒稱之為"第二次浪潮"），這一次變化的結果是在世界范圍內撮取工農業"剪刀差"成為可能，西方開始在資源利用和財富集中上全面超過世界其他地區，西方社會財富分配發生了從金字塔尖下流現象，富裕階層開始擴大。

第二次西式樂觀主義還在進行之中，大致上起源于1980年代，這一次筆者稱之為"美式樂觀主義"。這一次的樂觀主義是因為計算機和其他智能化技術的進步，西方贏得了以技術壟斷為基礎的空前的壟斷地位，財富轉移得以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進行。如果說僅僅是技術本身就導致這樣的結果那顯然是不全面的，西方國家從1980年代也開始放寬法律限制，大力地促成大公司進行并購，以進一步加強其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地位；而且配合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第三世界國家全力兜售"小政府主義"，消滅對跨國公司的最后威脅力量，應該指出中國的精英主義者在這個過程中也是搖旗吶喊功不可沒；同時蘇聯的及時解體、東歐的轉向和中國的不設防的開放，客觀上使得西方大公司獲得了一輪（大概也是最后一輪）新的攻城略地的擴張機會。西方尤其是美國怎么可能不繁榮。 這兩次西式樂觀主義本質上都是經濟變化和財富的區域轉移，但是"富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有錢就是有理。兩次西式樂觀主義的結果都在世界范圍內導致社會思潮的整體向右轉，恩格斯的關門弟子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在"歐式樂觀主義"中，成為現代修正主義的鼻祖。而蘇聯的"新思維"和中國的"總設計師"，也不能說是辜負了好時代。中國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發布以后，小平同志就兩次榮登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其中一次下面配發的大字標題?quot;中國背棄了馬克思主義"。考慮到〈決定〉只是提一提什么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發展，中心環節是要搞活大中型國有企業，美國人這樣的論斷真是夠大膽的。結合九十年代國有企業開始出現頻繁的全行業虧損甚至是總體虧損，十五屆五中全會痛下決心提出"退出戰略"，真不能不佩服美國佬真他媽的見微知著，搞資本主義真是經驗老到。

認識的統一不能說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問題終歸是要在現實中才能得到解決。只要走出精英主義和消費主義的藩籬，現實就難以叫人樂觀，資源沒有增加，而且離支持日益增長的人口實現現代化的需求越來越遠，共同的富裕和發達是沒有指望的，而資源的分配在新的西方繁榮中更加向富人傾斜了。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上，富人和窮人的距離更加大了。 西方的成功只是提供一個無法學習的假榜樣，窮人不可能都變成富人，只有少數人能夠變成富人，因為地球只有一個，資源不是無限的。李澤厚所夢想的"工農知識分子化"是沒有出路的。

四、 如果精英主義需要抑制，用什么來抑制

輿論控制、經濟控制和司法控制一直是三大社會控制手段。在毛澤東時代，經濟控制無法實施，因為需要進行高積累，人們的收入已經被壓制到生存保障線的水平上，這樣再進行經濟剝奪就成了生存剝奪；司法控制的條件也不好，而且司法體系本身就是精英主義者的天下，西方的司法體系也一樣無法有效抑制精英主義。

所以輿論控制手段幾乎成為唯一的社會控制和國家管理手段，輿論控制若要取得實效，就要求被管理者敢于進行"逆向管理和監督"，這就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實質；而且防止管理者對這種逆向管理的反感和報復也是必須的；而輿論控制本身的非專業非精確特征，也要求輿論控制的結果不能夠精確應用和作為唯一的依據；所以根據老毛的總結，輿論控制的特點和規則有以下三條：一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二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三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總而言之，輿論控制最后必須以"大民主"和群眾運動方式進行，而且在三種社會控制手段中也只有輿論控制能夠比較好地抑制精英主義，而不會被精英主義者所利用，反過來制造精英優先，而經濟控制和司法控制就可以被精英所利用。

應該如實承認輿論控制是不公平的，而且是專門針對精英（地富反壞右）的，精英主義者對"大民主"式的輿論控制的恐懼心理是有現實根據的。而且由于輿論控制的不規則性，甚至具有一定的突發性，精英階層對文革具有整體黑暗記憶，也大體上符合事實的邏輯（而非事實本身）。精英主義者喜歡把這種特殊階層的黑暗心態說成是全民感受，則是出于捏造和妖魔化。實際上文革的秩序消失，給了精英以非常機會，許許多多的精英非常努力地把握了這一機遇。直到今天北大許多當年的文革積極分子，再一次成為改革時代的積極分子，為改革鼓與呼。當年動手打人的今天是名教授和學科帶頭人，北大的朋友評論說"這些人不是等閑之輩，是'人精'和'人尖子'，無論在老毛還是老蔣時代，他們都一樣能夠脫穎而出。和他們的人品相比，聶元梓并不是最壞的"。

實際上文革的重災區就是這些"人尖子"集中的地方，如文化部特別是文聯的相互攻訐和揭發，簡直是文革的經典，還有大學和科研機構。文革大革命確實是一面"觸及人們靈魂"的照妖鏡，終于讓人們看見人性中的自私、丑惡和卑鄙，這大概是精英們在對文革的恐懼心理之外的另一種最重要的心理感受。梁曉聲就公然宣稱是"和婊子混了幾年"，很顯然不容易在他那里尋求到正確答案的問題是"誰才是真正的婊子"。最常見的狀態總是把責任推卸給別人，宣稱自己是受害者。一些新右派人士和傷痕文學作家，就明顯具有這樣的心路歷程。"挑動群眾斗群眾"沒有現實的依據，但是精英們發生"窩里斗"就比較普遍，正是在這樣的特殊時期，"精英們有組織"對"平民的無組?quot;的優勢蕩然無存，全然不象今天精英們在有組織的官僚機構中那樣，能夠對廣大民眾特別是農民進行予取予求的敲剝。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確實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提到基督教的社會主義和封建的社會主義的特征---簡單的禁欲主義和粗陋的平均主義，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倒是十分突出。實際上毛澤東時代確實不是西方左派的路線，也不是新右派所攻擊的封建主義和法西斯專政，而是中國古圣先賢"復三代之盛"理想的實踐。在毛澤東時代，不僅根除了盤踞在農村社會中上千年之久的宗法勢力，而且基本從整體上消滅了社會丑惡現象，危害中華民族上百年的大煙毒害被迅速根除，妓女消失，性病也被消滅，并提醒人們要時刻提防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制度復辟，這一切無不體現了中國幾千年來，仁人志士所夢寐以求的接近于大同理想?quot;小康社會"。這種社會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經濟境界，而是一種道德境界。毛澤東時代的晚期，基本上達到了岳飛所說的"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的"天下太平"境界。

筆者孤陋寡聞，不知道也不能想象世界上存在：不是大民主方式和大批判運動形式的抑制精英主義的有效方法、不是道德主義和輿論控制形式的抑制精英主義的方法。如果有的話，大概也只有精英主義者自覺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而這一道路不僅精英主義者不愿意走，而且事實證明被強迫走過一段"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中國精英，至今仍然懷著對毛澤東的刻骨仇恨在反攻倒算。

正是因為主動協調的方式看來不可指望，被動方式的必須性是顯而易見的。而由于對精英主義者監督不是那么容易實現的，在利益關系日益復雜的社會條件下，在利益牽連日益脫離社區范圍的情況下，民眾進行輿論監督的局限性和困難也是非常大的。毛澤東的難題是全人類所無法回避的共同難題，相比較而言，文革時代的成就還是在現實中所能夠實現的比較理想的成就。

二○○一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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