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幽靈”是一種顛撲不破的信念，是長遠留存在人們心目中的基于多數人利益優先的信念，這種信念其來有自，不過毛澤東給這種信念賦予了新的說法和高度。毛澤東和許多老一輩共產黨人，不僅為建立新中國而流血犧牲，而且畢生致力于維護新中國發展的社會主義前途，并認為只有確保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才足以保證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因此這一前途也符合中國精英階層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但是與精英階層短期利益最大化目標相反。毛澤東認為足以破壞多數人根本利益的是精英階層的精英主義（就是“思想上的階級”），落實到社會現實中，就是少數具有優勢地位的階層或者群體，在短期利益和小團體利益最大化的驅使下，依托政治權力或者通過占有生產資料等方式，從而有能力去排斥多數人的根本利益。精英主義在現實中主要表現為依托占有的生產資料、政治權力和文化資源去排斥多數人的利益，增加少數人在社會財富分配中占有的份額。

毛澤東的思考和努力，在他的晚年催生了繼續革命理論和實踐。雖然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和實踐被徹底否定，但是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為之奮斗的“把多數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反對少數人以任何借口把優勢地位無限制擴大”的社會主義理想，到今天仍然以憲法的原則殘留下來了。而今天中國知識精英群體正在竭力圍剿這一思想遺產。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把全部經濟學理論和話語，都建立在以資本增殖過程為中心的“效率優先”言說上，然后他們簡單而方便地論證了“只有私有制才有效率”；而在政治和法學方面以“接軌學術專家”面貌出現的大腕們，一面宣稱要捍衛人類普遍價值，一面則要在憲法中寫進去“保護私有產權”，這樣才足以從根本上否定社會主義原則和多數人利益，以變換憲法的根本原則，在憲法上寫進肯定“資本優先”的條文。

而多數人由于難以在精英階層的政治和思想桎梏下，自發完成組織過程從而增強自身的談判地位，也難于通過制度化方式去監督和制約精英階層的自私和短視，為此必須打破常規來給多數人以發言權，并讓多數人能夠組織起來，甚至是還必須在思想領域打破妨礙多數人，為自身利益起而奮斗的種種清規戒律，這就是宣稱“造反有理、革命無罪”。文化革命的內容顯然就是要這樣與精英主義的思想格局針鋒相對。

一、 毛澤東思想的三個層次

毛澤東思想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體系，也不是一種理論指導下的實踐，而是基于中國社會現實的政策基礎和出發點。毛澤東思想具有三個層次的內容：1）毛澤東思想指出的是一條道路，不是千百條之一，而是與西方式道路形成鮮明的對照的另一條道路---中國式道路； 2）毛澤東思想主張的是一整套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制度建設主張，是中國式道路所需要的與之相配套的一整套相應的利益格局、力量格局和思想格局；3）毛澤東思想是在特定社會經濟條件下唯一有效的管理手段，這種管理手段就是主張抑制社會分化以建設認同感，在高度認同感的基礎上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成效。

第一個層次，是人類所能夠設想的兩條道路之一，這兩條道路的根本區別就是以少數人的優勢地位為核心的精英主義道路和以多數人利益為目標的平民主義道路。毛澤東思想厘定的這一道路，以多數人利益為出發點，在思想格局上否定任何少數人集團利益偽裝成全民利益或者整體利益，肯定有且只有直接從多數人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才是目標。這一道路另外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要抑制少數人的特權。把少數人優勢地位偽裝整體利益或者長遠利益的精英主義意識形態，服務于精英主義道路，主要有三個“就是好”說法分支：權力資本化就是好、生產資料資本化就是好和知識資本化就是好。常見的論證方式就是把少數人占優勢排斥多數人的行為，說成是人性或者歷史必然，或者說成是最終能夠為全體成員帶來更好結果的手段和過程。

在第二個層次上，毛澤東思想確立的是關于國家和社會管理的一整套政治、經濟和文化出路。經濟就是一個社會如何在社會群體或者階層中分配其有限的資源或者財富，這個就是動態上的社會利益格局本身；而政治是服務于這個特定的利益格局或者利益分配格局的強制維護力量，體現是一種服務于特定利益格局的力量格局。而文化則致力于建設服務于上述兩者的思想格局。
新中國于1950年代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業中實現人民公社化之后，已經沒有人能夠通過占有生產資料的方式的去剝奪和盤剝別人了，在這個意義上說，生產資料已經實現了非資本化，“公有制”的本質特征就是生產資料的非資本化。接下來的任務顯然就是要實現權力非資本化和知識非資本化，而且從蘇聯解體和東歐轉向的歷史經驗看，沒有后兩者的真正落實，生產資料的非資本化成果是無法保證的。從中國自身的生產資料非資本化的實現過程上看，也是依托政治權力的強制加引導之下完成的，今天中國的強大私有化呼聲，也正是來自知識資本化的精英主義者，而生產資料資本化的實施過程，則毫無例外地權力資本化的軌道上通過權錢交易進行的。毛澤東認為沒有文化革命，社會主義的成果就無法保障，這個認識是對的；這個文化革命就是要建立一種非精英主義的意識形態或者是一種新的思想格局，針鋒相對地宣稱生產資料資本化、權力資本化和知識資本化在中國的現實中，是無法保證多數人利益的。而要實現和維護生產資料非資本化和知識非資本化，顯然就在于政治權力掌握在什么樣的人手里，也就是在于新中國的政權---力量格局---是為什么人服務這一點上，這就是為什么文化革命一定要“政治掛帥”和“突出政治”的考量所在。

在第三個層次上，毛澤東思想是一種在特定條件下的管理-激勵作用體系，在物質刺激和精神鼓勵手段運用上，需要以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精神鼓勵手段作為主要管理手段使用，這個管理手段有效需要宏觀條件（非精英主義的政治與經濟格局），與個體的主動認同。宏觀政治經濟體系是建設個體認同感的基礎。

嚴復在把“社會學”翻譯為“群學”，社會實際上就是與單個個人相對應的“群”，社會主義最精確的解讀也許就是把“多數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一系列主張”。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1989年江澤民又補充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發展中國”，顯然都是認為只有把多數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夠順利整合中國的人力物力資源。在這個意義上，實際上就是在中國特定條件下，應該采用什么樣的方式才能消弭中國社會的矛盾，順利整合中國全社會的人力物力資源，實現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國家安全態勢的改善。精英主義主張的以資本為中心來整合人力物力資源的方式，顯然不足以組織和動員中國的人力物力資源，完成抵御外侮或者發展經濟的使命。

二、 在全球競爭的視野里重新解讀毛澤東所說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

1、 階級和國家是合作競爭的主要依托

由于物質資源幾乎沒有共享的可能性，所以在物質利益上人們彼此之間就存在著一種此消彼長的競爭關系，為了更好地實現競爭目的，爭取更大的資源份額，人們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合作以提高競爭的效率。人們的合作方式固然是多種多樣的，但是在人類歷史上的宏觀合作模式一直是非常穩定的：就是組成不同的階級和國家進行競爭。階級和國家都是基于人們合作競爭的主要組織依托。

精英階層組成統治階級是在國內進行競爭的有效工具，畢竟多數人是難以組織起來的，而少數人控制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而且時常要進行有利于瓦解多數人心防的文化建設和宣傳工作。而且由于有組織的少數能夠戰勝無組織的多數，瓦解對立面得以組織起來的物質資源和思想資源，就是群體競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近代以來，特別是工業化以后，國家之間的競爭關系變得日益重要起來，今天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如何，并非取決于其本土資源，而主要是取決于該國在全球資源分配上的地位。無論是國家內部的階層之間的競爭，還是國家之間的競爭，都是主要依托國家政權來進行的，并通過散布不利于對手的思想格局。

而文化總是作為一種與特定社會的利益格局和力量格局相適應的思想格局，總是要為既定的利益格局和力量格局服務，換言之，通常的社會總是在精英階層的控制之下，所以為精英階層需要的利益格局和力量格局服務的精英主義的意識形態，總是要宣稱“生產資料資本化就是好”“權力資本化就是好”“知識資本化就是好”。與精英主義相適應的思想格局是：宣稱生產資料私有化是效率提高和技術進步的最好實現方式，由特定的人群來掌握政權才足以保證社會秩序安定和社會發展，需要在特定人群的言說是社會正義的化身和科技進步的唯一源泉，這些言說的目的都是為少數人長期穩定占據優勢地位、論證增加他們享受的社會財富份額的合理性。西方國家也一樣是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宣傳足以使他們自己完成整合的制度模式和思想格局，而不利于第三世界國家完成力量整合的思想格局。

中國式道路所針對的現實矛盾與解決方式，有利于在中國特定條件下實現民族力量整合，這與西方國家能夠以資本為中心整合全社會的人力物力資源完全不同，這是目前人類社會所能夠想象的道路之一。在國家內部實現人力物力資源的整合，需要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實現人力物力的組織和動員，這是技術層面的問題；另一方面是要實現社會階層矛盾的緩和，這是要消除決定性的破壞因素。

精英主義道路可行性在于有組織的少數能夠戰勝無組織的多數，是力量原則起作用；平民主義道路的可行性在于能夠獲得多數人的主動認同。平民主義道路的困難在于建設認同感需要以反對社會分化為手段，而社會力量格局在通常情況下是對精英階層有利的，這就足以導致毛澤東難題---如何讓精英階層放棄精英主義。而精英主義道路的困難在于最后的社會階層矛盾激化，或者是國家矛盾激化，或者是人與自然關系的矛盾激化，國家與階層矛盾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人與人之間的群體關系，都是人們慣常采用合作競爭方式下最常見的強有力的組織形式。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實際上也是一種合作競爭引致的矛盾。國內的階級斗爭則是精英階層合作競爭手段引發的對底層平民的剝奪和壓迫，以及由此引發的反抗與沖突。

三、 生產資料是需要資本化還是非資本化

最近胡錦濤的講話中，高舉憲法旗幟，特別地是他把“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問題高調重提，這是許多年來少有的高層口徑，具有一定的意義。然而如果認為維護憲法里面的社會主義原則，就足以解決問題，那是比較渺茫的。真正的私有化動力，在于中國精英階層通過20年的努力，把國有企業推到了沒有出路的絕境，所謂的著名經濟學家們就是這樣宣稱社會主義的最后遺產，必須毫不留情地予以拋棄。有人在香港公開發表文章說，主張國企私有化和國家退出市場，就是要逆轉共產黨在1950年代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成果。
其實國有企業垮臺，根本原因直到今天仍然不是經營效率低下，甚至主要不是因為宏觀政策環境的惡化或者稅負不公平，關鍵之關鍵乃在于1980年代開始拋棄了毛澤東時代的平民主義發展路線，結果使得國有企業的積累資產一夜之間成為生產過時和落后產品，實際上就是精英階層的消費趣味和嗜好，取代了毛澤東時代首先解決多數人基本生存需要和基本生產條件的初衷，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大量引進，徹底拋開了毛澤東時代全國民眾“節約鬧革命”的積累資產，重工業特別是裝備工業眼睜睜看著中國的上等人用轎子把洋貨抬進國門，而這些即便是在晚清和民國年間也是需要洋人費力地打進來的，就這樣中國的大躍進成就因為達不到精英階層希望的“先進水平”而被徹底拋棄。而且八十年代宏觀決策失誤，各地同時上“短平快”項目，宏觀完全失控導致大量的重復建設和投資浪費，這個成本和巨大損失也是體現在國有企業的效率和銀行的巨額呆帳上。1995年和1985年相比，全國工業企業的凈產值率由36%下降到24%，考慮到壟斷企業和壟斷行業的高額利潤，絕大多數企業實際上在虧損線上掙扎，正是這樣一個絕大多數企業不可能搞好的普遍背景，導致企業經營者失去了穩定預期，結果引發了普遍的企業經營者行為短期化，這嚴重加速了國有企業的衰敗過程。而且國有企業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既不可能通過大規模收買政府官員以實現順利的權錢結合，也就不可能在一些特殊的好贏利的行業得到照顧，比如房地產業，其實大量的國企土地卻批轉到了私人手里進行開發，不是國企沒有開發能力和優勢條件，而是不能以國企身份順利完成權錢結合過程，因此就無法得到這一份基于自然壟斷而帶來的級差地租收益。在這樣的意義上看，國企的垮臺原因是深層次的，既不是經營方面的問題，甚至不是一個單純的政策環境問題，沒有足以解決國企重生條件的魄力和根本性逆轉國家發展方向，將無法有效捍衛公有制這一社會主義原則，而且這一原則在目前甚至不能為工農服務，一些國企里面工人的處境甚至不如一些最差的老板廠。這個問題乃是核心問題。中國問題之嚴重已經不是調整和維護的問題，恐怕是需要徹底掉頭的問題。
精英主義的目標就是要把優勢地位轉化為實際的利益，這種利益當然不僅僅以滿足自身需要為限度，最理想的狀態是把優勢地位轉化方便個人控制而且可以遺傳和繼承的優勢，那么很顯然就只有一個選擇：私有產權的絕對化。這就是為什么經濟學家要把私有產權說成是效率的關鍵，法學家和政治學家把保護私有產權說成是人權的基礎，而且他們會不約而同地咒罵和妖魔化一切反對生產資料資本化的思想和實踐。因為私有產權問題本來就是問題的核心和分歧的要點。

四、 生產資料非資本化條件下如何中國的人力物力資源整合過程

許多人在涉及到國家政治經濟問題時，都無法超出自身的感受，甚至就是從自己的生活常識出發去看問題。這也有道理畢竟毛澤東早在1950年就指望的文化革命并沒有完成，換句話說，就是與中國式道路相適應的思想格局并沒有建立起來，對普通中國人而言沒有現成的分析框架和系統理論知識可供援引。而且這些問題從本質上講，都是國家宏觀管理視野里的問題，絕大多數人是既缺乏宏觀視野，又蔑視管理學知識，許多人著名經濟學家連管理學常識都不具備，就在那里高談闊論、鴻篇巨制，這些東西既然已經以主流話語存在，特別是體現為接軌學術之后就具有了普世真理性質，當然就有市場。反觀一些人在觀點上有突破，確實是一種政治立場的轉換，而不是純粹的理論認識深化，在這個意義上，理論建設的意義和迫切性不可低估。
許多人之所以無法完全理解和認同毛澤東晚期的理論和實踐，實際上是在感情上或者立場上不能完全認同多數人利益帶來的，或者是不肯深入尋求多數人利益實現道路帶來的認識誤區。毛澤東特別強調要強化國家機器的組織和動員能力，這是為了快速實現中國工業化和農業生產條件改善的必然要求。三面紅旗就是以多數人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為目標，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去實現快速工業化和國家安全狀況的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改善，并在此基礎上去逐步分階段解決民生問題，這個制度設計就是“三面紅旗”，這是毛澤東思想的起點。有人說毛澤東主張法西斯主義，如果不問目標僅僅局限在手段上，那么也算是有所依據：首先毛澤東確實強調強化國家機器的動員能力；再加上真正能夠深刻認識和體會毛澤東意圖，或者愿意實現毛澤東意圖的人在中共高層并不多，毛澤東具有一種必須強化個人權威“搞點個人崇拜”的不得已。
毛澤東并不是鄧小平那種不愿意和別人談心讓人害怕的人，在1957-1959年，毛澤東為了在高層推廣他的三面紅旗，在成都、南寧、鄭州、武昌、杭州、上海、北戴河、當然還有北京，召集了一系列的高級干部會議，這些會議實際上都是毛澤東主持講課，輸灌新中國必須按照三面紅旗，盡可能地調動全民族的力量，把長遠利益放在短期利益之前，把多數人利益放在少數精英階層利益之前，來建設新中國并服務于多數人利益的發展方向。這與鄧小平偏愛以頻繁的官位調整，如對胡耀邦、趙紫陽（在一定意義上鄧小平對江澤民也采取過一些動作，不過沒有做絕）所做的那樣，拒絕做深入細致的思想動員和教育，僅僅依靠動輒要別人下臺來簡單地控制國家方向的管理方法相比，應該如實承認其中的巨大差別。
考察國家政治問題至少需要三個層次的視野：一是政治乃是著眼于處理公共事務和整體利益，這是政治的目標和目的所在；二是政治以權力為核心，以維護設定的利益格局為手段去引導和規制人們的行為，消除混亂帶來秩序，這是政治的功能和操作程序所在；三是政治是普通的個人在主持的，必然地帶有個人的烙印，這是政治無法超脫與整體利益取向相乖離的個人色彩和局限性所在。如果去掉政治的功能和目標，那么無論無論怎么受人歡迎的好政治體制，也都是一些人在那里為尋求權力而進行勾心斗角。如果把三者結合起來看，那么即使精英主義政治，也需要特定的個人，才具有獨特的代表性；而平民主義政治路線因為違背精英階層的短期利益最大化方向，注定存在一種“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局面，因能夠突破自身狹隘的利益局限的精英階層人士畢竟是少的。而且如果不是一種特殊的革命場景，毛澤東即使存在，在今天的政治權力格局中根本就不可能到達他曾經處在的位置，具備他曾經具備的影響力，對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喊一喊“毛主席萬歲”或者“搞點個人崇拜”，確實是因為捍衛多數人利益的人，太難得到達那個位置。
應該說三面紅旗在兩個方面都不利于官僚精英群體，一是加重了工作量和工作難度，畢竟需要他們進行更加深入細致的工作，才能更好地動員民眾力量建設新國家，特別是新中國一窮二白，可供支配的剩余物質資源極其有限，黨員干部如果不真正起到模范帶頭作用，甚至就不能很好完成領導群眾的職能；二是發展方向的平民化，不容許把多數人拋棄在發展的受益范圍之外，那么就明顯推遲了精英階層即時的生活水平，以及必然地要降低精英階層所能夠實現富裕程度。這兩者在知識精英群體里面表現得極其明顯，如季羨林在1980年代就深情地回憶起他在民國初年的月薪可以購買多數豬肉多少小米，這其實也是為什么工人農民與知識精英群體之間，在對毛澤東時代的評價上存在如此巨大的反差。精英階層是以在當前水平下，如果搞社會分化，精英階層應該可以達到一個什么樣的水平和高度，他們的結論是本應該實現結果卻沒有達到，毛澤東就是那個絆腳石；而工人農民卻比舊社會具有更好的生活水準和一份相對有效的低水平生活保障，這個在從前是無法指望到的，這一點他們也當然要感謝毛澤東。政治立場確實就是這樣忠實地反映人們的利益和經濟意愿。對知識精英群體來說，至關重要的職業利益---話語權---還牽扯到的所謂言論自由問題，對工人農民而言是沒有感覺的。在那個著名的馬斯洛需求層次論中，人的需求層次是由低到高逐次成為問題的，對于工人農民而言，他們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安全需要”“生存需要”層次，而這正是毛澤東時代所全力以赴在處理的，知識精英群體要求的言論自由還沒有排上普通工農的議事日程。
知識精英群體當然不是僅僅要求話語權自由那么簡單，而是要求按照自己的需要實現“知識資本化”---就是以建立思想格局為武器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這一點是毛澤東堅決反對和極端鄙視的（如毛澤東關于知識分子依賴“五張皮”過活的判斷），顯然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是具有兩項內容的：一是反對權力資本化、二是反對知識資本化。文革是集中力量用于解決權力資本化問題，但是毛澤東沒有承諾不會接著解決知識資本化的問題（“文化革命”并不僅僅是說說而已），畢竟社會經濟分化主要是由生產資料資本化、權力資本化和知識資本化共同制造的，公有制解決了生產資料資本化的問題，繼續革命就是要繼續解決后兩個問題。
就整體而言，毛澤東確實是不利于精英階層短期利益最大化的，這是毫無疑問的。官僚精英群體和知識精英群體都沒有判斷錯誤，而且批毛從三面紅旗開始，時間也把握得很好，以繼續革命為最重要關節，要點也把握得不錯。但是毛澤東確實也是代表精英階層的長遠利益的，這一點恐怕要到他們受到慘重打擊才能認識到，或者才會愿意承認，畢竟毛澤東體會到這一點是從戰爭年代開始的，如果精英階層不能夠自覺實現與底層群體的根本利益協調，將會招致革命，導致精英階層整體覆滅，而這一點尤其為多數知識精英群體所忌諱。特別是毛澤東領導的平民革命是一場哀兵奮起的搏斗，而且帝國主義是主要敵人，在這一場偉大的改變中華民族命運的革命中，為革命支付成本和犧牲的主要是底層群眾，精英階層并沒有受到“天街踏盡公卿骨”那樣的報應。魯迅先生說“人類血戰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初用了大量的木頭，結果卻只有一小塊。”因為在中國革命中沒有慘痛經歷，因此中國的精英階層在革命后顯然也就沒有得到相應的教訓。
中國的精英階層更象法國大革命之后的貴族老爺，法國農民在法國大革命后評論那些貴族老爺，說他們是“什么也沒忘記，什么也沒學會。”佩里-安得森今年7月在北京的一個小型報告會上說“我不知道1940年代發生的那一場偉大中國革命的思想遺產，今天還留下多少？”我聽到這句話時，當時內心的震撼簡直無法形容，也有許多其他的人參加了那一次報告會，我不知道他們當時心里是什么感受。
非常具有對照意義的是：毛澤東是從中國革命的思想遺產開始，來闡發他的建設與管理新中國的主張的，而今天的精英主義者是反其道而行之，從否定毛澤東的繼續革命、三面紅旗開始，再回到清算中國革命的思想遺產的，最后他們聲言中國革命完全是壞了他們的好事，李澤厚說“救亡壓倒啟蒙”，李慎之則說“革命壓倒民主”。

五、 生產資料非資本化之后怎么辦

繼續革命和文革的指導思想，直接承接中國革命的思想遺產。毛澤東說過：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搏斗的歷史，中國革命的對象被認定是三座大山---帝官封；而在1963-1964年的中蘇論戰中發展起來的反修防修理論，針對的就是“國際和國內的階級斗爭熄滅論”，反駁的就是“三和兩全”---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全民國家全民黨。繼續革命雖然在內涵上與反修防修有區別，但是在現實中卻是針對同一個問題、同一種趨勢---官僚精英群體與平民階層矛盾激化的趨勢。在所針對的社會現實中，繼續革命理論和反修防修理論是同一回事情。而且根據吳冷西《十年論戰》一書披露：這個理論是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云、王稼祥等人在表面上同意并一致通過的，他們討論一致通過之后，才寫成九評公開信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志編輯部共同署名發表的，在這個期間特別是小平同志表現得尤其好，還得到毛澤東的夸獎說他“能反修、會反修”。1981年主持起草決議的胡喬木，不僅徹底否定了繼續革命-反修防修理論，而且把這個典型的“共同智慧之結晶”全部說成毛澤東的個人成績，等到1980年代末期胡喬木快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他又重新發現一個真理“今天中國的問題，還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問題。”
但是如果因此說劉少奇鄧小平與毛澤東沒有路線分歧，那未免有點兒過于天真或者說是輕率。文革開始的時候，清華大學的周泉纓（保守派四一四派理論家，與蒯大富直接對立）就貼出大字報說劉少奇王光美跟毛澤東對著干。四清本來是要解決干部作風問題，劉少奇卻說成是四個交叉，由于時間距離的原因，在理論上也許對四個交叉感到難以索解，但是還原到現實就非常具體了，湖北省委根據劉少奇在武漢的講話精神，傳達下去的按照四個交叉的政策操作指向和四清運動方針就是---“問題在干部、根子在敵人”，所以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就是要集中優勢兵力，去打以下級干部、群眾、歷史乃至現行反革命為對象的殲滅戰。而毛澤東卻認為問題和根子都在干部，不能依靠打擊下級和群眾來解決問題，二十三條針鋒相對地提出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分歧如此清晰以至于清華大學的學生都已經把握到了。相比之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區別，劉少奇要求下級和群眾承擔國家和社會管理失效的成本，為了實現國家和社會管理目標，個人有必要把自身工具化（就是“馴服工具論”）；毛澤東的主張剛剛好是反過來，要求充分發揮地方和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如果國家管理不好需要承擔責任只能首先是管理者。人世間在政策設計基礎上的差別，不可能有比這兩種主張差別更大的選擇。
毛澤東在1949年之后的主導思想就是兩條腿：三面紅旗和繼續革命，前者指出的是新中國應該如何發展、發展什么以及發展為誰，就是如何以及為誰來建設新中國的問題；后者是如何管理中國以及管理中國遭遇的最大問題是什么、如何解決。合起來就是建設和管理新中國將依靠誰、為了誰、警惕和反對誰的問題，毛澤東向來旗幟鮮明，說就是要爭取95%的多數，抑制少數人的特權膨脹。毛澤東主張強化國家機器的組織和動員能力（這是推行三面紅旗的必然要求），為此必須更加注意解決執掌國家機器的官僚精英群體的素質和隊伍建設問題（這是繼續革命的應有之義），按照江澤民的說法，就是為了“堅持黨的領導，必須改善黨的領導。”
在如何改善黨的領導問題上，毛澤東在文革中是對普通民眾無條件給予發言權（就是四大），并通過組織新的三結合政權形式在政權和決策核心圈子里引入群眾代表。這個創造性的決定背后是基于這樣一個判斷：中國精英階層是整體化的，或者按照農民的說法必定是“官官相護”，他們將不可能解決自身的問題，民間傳說江主席金口玉言說“真反腐敗要亡黨，不反腐敗要亡國”。這其實正如中國精英階層在晚清到民國長達100多年的歷史里，只是龜縮在帝國主義的卵翼之下安心做走狗一樣，中國精英階層在革命和建設年代，都不能自覺地代表多數人的利益，并領導中國人民為實現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而奮斗，這是第三世界國家精英階層的通病---“動搖性、依附性、軟弱性”。非常不幸的是，最近20年來，中國精英階層（包括官僚精英群體和知識精英群體），又在以行為和言說再一次證實這個不幸的結論。毛澤東指出中國精英階層的正確出路只有一條：就是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或者是群眾路線。而中國知識精英群體所苦心營造的思想格局，如果不能超脫狹隘的精英主義視野和立場，拋棄這一具有決定性的第三世界精英階層自身的實際特性，就是一文不值的。這是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落腳點，如果足以從根本上顛覆之，精英階層必定就有高招，足以解決中國的全部問題，遺憾的是無論援引多么高妙深奧的理論，都沒有能夠改變中國的現實：中國社會矛盾自動地走向激化而精英階層則希望更進一步走極端。我個人是在1990年代從中國的現實中，開始認識到自己確實沒有毛澤東看的透徹，也沒有比毛澤東更高明的見解。
毛澤東時代的問題不是思想理論問題，而是現實困難，毛澤東的全部難題歸結起來就是---如何讓精英階層放棄精英主義。這個難題對今天的精英階層一樣存在，他們也沒有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精英主義將導致社會階層分化和社會矛盾激化，而他們作為第三世界的精英群體又沒有能力，把內部矛盾對外轉嫁從而使得國內矛盾得到緩和，相反他們卻期望迅速與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接軌，快速實現現代化，這必然導致他們自發地拋棄多數人的利益，拋棄長遠利益目標和整體利益目標，以利于集中有限的資源實現少數人的獨自現代化，這樣一來他們必然地激化了國內階層矛盾，使得他們甚至無法保持基本的民族氣節和立場，他們一些人已經公開地表述反對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的調子（例如時殷宏、茅于軾這樣一些先生就在公開鼓吹），實際上也是國內階層矛盾超過民族矛盾之后，中國精英階層的必然甚至是唯一選擇意愿，慈禧太后和蔣介石就是這樣制定“寧與友邦”和“攘外必先安其內”政策的。
非常清楚，中國精英階層不僅沒有能力把國內矛盾對外轉嫁，還常常成為把外部矛盾引進來成為激化國內矛盾的幫手，這是第三世界國家精英階層的共同特點。在這樣的前提下，如果精英階層不能在行為習慣和思想方法上，來一個根本性的變革或者洗心革面，那么他們將永遠處在與多數人利益直接對立的地位上，并且成為一個主導社會矛盾迅速走向激化的群體，成為破壞國家管理目標和社會穩定的十足禍害，這已經為慈禧太后、蔣介石集團和今天的主流精英群體所證實。毛澤東難題的背后其實就是這樣一個殘酷的命題：中國精英群體如果不實現自身的變革，就注定要成為破壞性的力量。
說毛澤東要改變普遍的人性乃是一種詭辯，毛澤東早就說過一些人本身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消失不見了。毛澤東確實希望進行一項針對精英群體的改造工程，目的也并不是要他們做到毫不利己，而是要他們能夠自覺地把多數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來考慮，可以保有一點優勢但是必須放棄走極端的傾向，這就是毛澤東階級斗爭和繼續革命的明確針對性所在，實際上也是注解了孔夫子“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的含義，只有精英階層的品德問題才足以在根本上激化社會矛盾，使社會陷入混亂并決定性地引發革命，普通老百姓的失德行為則沒有這樣的影響力，這就是為什么要把解決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的問題作為對象的根本原因。然而毛澤東終于沒有成功。由于在人類歷史上只有毛澤東在1949年之后做過長期不懈努力，“讓精英階層放棄精英主義”這一國家和社會管理上的根本問題，可以命名為“毛澤東難題”。

六、 民主政治有效的前提和民主迷信

許多人喜歡把毛澤東稱為理想家或者詩人，真實涵義都是毛澤東不切實際，耽于空想。然而這些鼓吹代議制民主的人才是真正的空想家，毛澤東時代最大的笑話不過是超英趕美，而這些人實際上夢想的卻是統治全世界，把全球資源份額的大部分歸中國使用，否則中國將不可能完成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實現資本過剩和勞動力短缺，沒有這個前提條件就不可能在中國造就普遍富裕和發達，就不能實現社會階層力量對比的相對均衡，從而使得精英階層失去走極端的機會，使得平民階層能夠完成自組織過程增強談判地位，使得整個社會階層力量對比足以維持一個“游戲規則”，而這是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全部基礎，這也是為什么當今世界上民主和法治的相對有效，僅僅存在于發達國家的根本原因，而且發達國家的民主政治覆蓋面擴大也是發生在工業革命深化之后的事情。
目前中國法律規定的利益界線，不反映社會實際的階層力量對比，精英階層掌握絕大部分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有能力把利益邊界外推至侵害工人農民生存利益的地步，而工人農民卻沒有能力給予有效的反制和監督，這才是為什么違法亂紀行為猖獗的根本原因。中國知識精英群體鼓吹私有化、經濟人等等，就是要建立這樣一種思想格局，從而有利于少數組織程度高的精英階層，放手剝奪多數人的利益，或者為這種行為提供合法性辯護，把這種行為說成是普遍人性或者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
在中國沒有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力量均衡的條件下，代議制民主政治實際上就是要合法地取消平民階層的發言權，合法地把精英階層整體化，合法地排斥階層的對流，換言之，就是要把少數人的優勢地位在政治上合法化和固定化。政治權力存在的必要性永遠是要處理共同利益和公共事務，如果沒有選舉程序上的合法化，就必須維持施政上的合法，只要共產黨政權不是全民選舉產生的，就永遠不敢拋棄施政上的合法性---宣稱自己為多數人利益服務并代表多數人利益，相反如果哪一天共產黨真的接受普選制，施政合法就有可能被拋棄，那樣徹底的修憲就是可能的，厲以寧之流不過是白癡而已，反過來如果共產黨高層竟然聽信厲以寧之流的高見，那他們就是白癡了，目前看起來中國的極右派基本上是白癡，政府官員好象要高明一點。目前的政府政策已經沒有繼續對民眾不利的操作空間，如果政府堅持把徹底的私有化大規模進行下去，那么讓多數人認識毛澤東思想價值的悲劇時代就要開始了。目前來看胡錦濤關于艱苦奮斗的講話，似乎是出于對這個問題的認識。

二○○二年十二月九日初稿
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改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