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問題與真學問的斷裂

當前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的中國農村研究，可以劃分出學術風格不同、研究取向也不一樣的兩大部分，一個部分是以對中國農村現實關懷為切入點進行的田野調查和研究，其中尤其以農業經濟學界和政治學、社會學界的田野研究為代表，諸如對農村土地制度效率的研究、產業結構調整的研究、村民自治研究、農民流動研究以及農村法制狀況的研究等等。這個部分的田野研究，具有鮮明的現實關懷，尤其以自上而下政策實踐狀況作為關注焦點。另一個部分是以對學術問題的關懷為切入點，進入到中國農村田野之中，這部分田野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過進入農村田野來理解超出田野的中觀或宏觀理論問題，尤其希望通過田野研究來為學科化知識的積累提供幫助。其中尤其以人類學和地方經濟社會史的田野研究為代表，社會學界也有相當部分學者在這些方面著力。這部分田野研究關注的焦點并非農村本身，更非自上而下政策在農村實踐的狀況，而是試圖以對農村的田野研究來回答超出田野的理論問題。人類學以慣有的對異文化的關注，來反思現代人的生存處境，地方經濟社會史則試圖通過復活日常生活的歷史，來挑戰嚴整的大歷史命題的宿命，并因此恢復歷史的真實或找到歷史中的人。有了活著的人，歷史宿命才可能改寫，未來才有希望。

因為中國社會科學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恢復的，且中國社會科學以引進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作為生長的基礎，這就帶來兩大問題，第一，在社會科學的概念與中國現實對應方面，即在詞與物，理論與現實，所指和能指之間，存在巨大的斷裂可能性。第二，在社會科學關注的問題與中國現實發展需要之間，存在巨大的斷裂可能性。具體對應到以上以中國農村田野研究為基礎的農村研究的兩個部分就是，具有強烈現實關懷和中國問題意識的農村田野研究，往往缺乏從西方社會科學已有研究中獲取學術營養，強烈的現實關懷使得學術積累及學科化努力也遠不成功。因為缺乏學科背景及學術積累，這些現實關懷往往會依據需要而從西方已有社會科學中硬性尋找依據，在西方社會科學之詞與中國現實之物缺乏對應性的情況下（缺乏站在中國主位立場對西方社會科學知識的吸收），硬性尋找的西方社會科學依據與中國現實關懷之間，就缺少有力的邏輯聯系，由此使這些具有現實關懷的中國農村研究，很容易變成泛意識形態的研究，只不過這種農村研究所借用的西方理論資源與以前教條主義的馬列主義有所不同。泛意識形態研究的核心是在經驗事實與理論資源之間缺乏真正的互動，經驗事實基礎上的經驗研究本身不能形成積累，也不可能對借用理論資源構成質問。這樣的經驗研究就往往只是一些佐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既有理論的質料。

而以學術關懷作為切入點的中國農村田野研究，因為中國社會科學本身的不成熟，而不能不以西方社會科學作為研究的范式基礎和對話目標，其結果，以學術關懷為切入點的中國農村田野研究，因為缺乏整體關懷，在強勢的西方話語下就很難不被消融入西方社會科學的范式中（雖然西方社會科學有不同的學科及不同的范式），用林南的話說，這種在西方學科范式下的中國經驗研究雖然左沖又突，“猴王終究未能掙脫金箍咒的束縛和限制”（林南：“中國研究如何為社會學理論做貢獻”，載周曉虹主編：《中國社會與中國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92頁）。如何在中國經驗的基礎上，建立起對于理解中國社會有益的社會科學，或者說如何在西方社會科學的一般理論與中國社會現實之間建立起對應關系，讓西方社會科學有助于理解中國語境下的問題，的確不是那些追求以中國之物去對應西方之詞的田野研究所可以完成的任務。

也就是說，當前中國以田野研究為基礎的農村研究，存在著嚴重的誤會，一個部分是具有中國現實關懷的田野研究，這部分研究因為缺乏學術積累，而存在泛意識形態化的問題。另一個部分具有學術積累的可能，卻在與西方社會科學的對話中，被消融于西方社會科學的話語，不能真正具有中國現實關懷。換句話說，有關懷中國現實能力的田野研究，往往沒有關注中國自己的問題，關注中國自己問題的田野研究，往往缺乏進行這種關懷的能力。真問題與真學問之間，缺乏結合與溝通，更沒有成為一體（這種劃分和診斷雖然可能失之簡單甚至無端，卻可能有助于學術的反省）。而從社會科學研究的角度理解及改造中國農村的前提，則是真問題與真學問成為一體，即將具有現實關懷的問題作為學術研究的出發點與歸宿，而以從事真學問的精神及規范研究之。

二、多學科研究中國農村的非均衡性

如何將真問題與真學問聯成一體，必須找到合適的問題與角度。如果從鄉村治理的角度來看中國農村研究，則有可能以鄉村治理研究為主線，找到一條將真問題與真學問聯結起來的途徑。當然，我們還可以從其他角度找到將真問題與真學問聯結起來的途徑。中國之龐大及中國問題之復雜，也需要眾多的將真問題與真學問聯結起來的視角。以下從我們關注的角度，以鄉村治理來展開這種聯結的嘗試。

具體來說，要理解當前中國鄉村治理的狀況，就必須同時做兩個方面的工作，一個方面的工作是理解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法律是如何制定及實施下來的，這個方面的研究，尤其以理解中國政治及行政體制為要，這個方面的研究，相對于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的中國農村研究，已有一定的差異，我們可以暫時不予考慮。另一個方面的工作是理解自下而上的農村社會對自上而下實施下來的政策、制度和法律的反應，這種反應的結果、過程和機制。中國農村極其龐大，區域非均衡狀況也十分嚴重，因為區域非均衡，而使自上而下的各種安排在與不同農村社會的接觸過程中，產生十分不同的后果，不理解農村區域性的差異，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農村政策實踐的機制與過程，也就不能真正理解農村政策實踐結果不一樣的原因。雖然我們今天都知道中國農村是非均衡的，自上而下的農村政策不能一刀切，但我們事實上卻又都將中國農村非均衡作為進一步討論的出發點，而不能理解或不愿下決心去理解這個出發點是如何得來的，其內部的結構中，有多少是以我們的想當然，而不是由社會科學的經驗性研究，來予以支撐的。因為對中國農村非均衡這個結論本身缺乏經驗研究，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自上而下的農村政策在不同類型農村實踐的過程與機制，也就不能理解農村政策實踐后果差異的原因。我們都感受到了政策一刀切的負面后果，痛感政策不能一刀切，卻因為不能真正理解政策在不同類型農村（不同類型農村是什么，這個問題本身就缺少起碼的經驗研究）實踐的過程與機制，而不知道自上而下的政策應該如何去切。我們雖然感受到了一些東西，并因此否定了一些東西，我們卻不能確切地知道真正需要什么東西，因此無法肯定某些東西。

必須對中國農村非均衡狀況進行經驗性的研究。因為中國農村人口眾多，地域龐大，情況差異極大，對中國農村非均衡狀況進行經驗性研究，就必須建立起可以積累和交流的學科化的研究機制，建立這樣一個研究機制的關鍵，是眾多的以經驗資料為基礎的研究，可以相互交流，并形成學術積累，這些可以交流并積累下來的研究，最終可以服務于對中國農村非均衡狀況的理解，并因此建立理解自上而下的政策應該在不同農村如何去切的理論體系。

換句話說，因為中國農村極其重要、龐大，要理解這么重要而龐大的中國農村，就必須構筑一套有力的學術概念體系與框架，建立起一套現代的學術研究體制，并因此形成一個多學科的學術共同體。也正是理解中國農村區域非均衡狀況本身具有的極其重要的政策涵義（現實價值及這種價值可以為此類研究提供的體制性可能，研究崗位乃至機構，研究經費等等）。使這些可以交流與積累的中國農村研究，可能在吸收其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真正建構出一套自我消費的概念體系，這套概念體系以中國農村經驗事實作為支撐，在眾多研究者智慧的、經驗性的及批判性的研究中，逐步發展完善，并最終形成了真正本土化的社會科學。

要真正將當前作為前提或出發點的中國農村非均衡性作為研究的目標，就必須多角度多學科地進入到對中國農村的經驗研究之中。多角度之一是從不同側面進入到對農村的理解，尤其注重從一些政策實踐的具體過程及其后果，進入到對農村社會的理解之中。比如，為什么同樣的農民負擔政策，會在不同農村有不同的實施后果（效果）？其中自上而下的行政體制與自下而上的農村社會本身，在決定政策后果中各自起到了什么作用，以及由此展現出不同地區不同類型農村社會本身的何種差異？我們不僅可以從農民負擔政策，而且可以從幾乎所有自上而下的政策實踐來研究鄉村社會本身的差異，即農村本身的非均衡性結構，比如可以從水利制度、調解制度、村民自治制度、計劃生育政策、農村社會保障政策等方面的政策實踐，來理解農村社會本身。這個角度因為具體到某一個政策方面，而可以清晰看到同樣的政策機制在全國不同農村實踐過程、機制與后果的差異，從而容易產生明確的問題意識。但這個角度的研究，因為缺乏對全國不同農村本身的深入研究，而可能缺乏對政策實踐區域差異的深刻理解，也不能真正理解中國農村社會差異的原因。

另一個關鍵的角度是深入對不同農村社會本身的研究之中。通過對一個特定農村的全面解剖，理解此一農村地區的內部結構及其歷史演變，有助于對前一個研究角度提出問題的深刻認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類學對中國特定村莊的研究，就不僅僅在提供異文化的啟示上，而且在深入解剖村莊本身的運作中，及理解村莊結構中，建立起對于理解中國農村政策實踐區域差異有益的田野經驗。人類學深描的方法，不僅對于理解異文化的研究具有意義，而且是深刻理解中國農村區域差異所需要的基本功。地方經濟社會史的研究，也就不僅僅對挑戰大歷史觀有用，而且對于理解特定區域農村的類型及比較區域差異，具有基礎性的價值。地方經濟社會史的研究和人類學的研究，均不僅在破的方面具有作用，而且在建構方面具有作用。

三、中國農村研究主位視角建立的過程

自改革開放重建中國社會科學以來，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學術界在引進西方社會科學方面，已經作出了很大的成績。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消化這些引進過來的西方社會科學，讓西方社會科學更好地服務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

西方社會科學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方面，一個方面是其方法和規范，尤其是建立在形式邏輯和經驗研究基礎上的注重積累的研究傳統。另一個方面是具體積累下來的社會科學知識，尤其是以學科分化為基礎所容納的各種具體的命題和判斷。在知識爆炸的今天，西方社會科學本身的知識也在快速積累和更新，而使社會科學大師退位，各種學科的乃至更狹小領域的專家大量產生。通才型的社會科學大師逐步讓位于專業型的社會科學學者。

一旦社會科學進入細致的專業領域，社會科學的整體視野被屏閉，專業學者容易失去對技術問題的整體觀照。這樣的專業研究，不可能反省西方社會科學的整體話語，也無法跳出西方社會科學的整體預設。或者說，當社會科學被分割在不同學科，并因此僅僅在技術方面進行研究的話，這樣的社會科學研究不可能本土化。

當前中國從西方引進社會科學，也大都是以分科為基礎的。雖然西方社會科學的分學科引進事實上不僅提升了不同學科的社會科學研究水平，而且提升了中國社會科學的整體研究水平，但當前以對話為取向的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努力，均限制在具體的有時是十分狹窄的一些學科領域，在這樣的對話中，即使使用了中國經驗，中國經驗也會淹沒于西方學科化的知識體系之中，而不可能生長出中國的社會科學出來。中國社會科學的生長，必須要有以中國經驗為基礎，并對中國經驗進行整體觀照的系統研究。

以中國為本位，系統觀照中國經驗的研究，當前恰恰是那些研究水平不高，甚至不乏泛意識形態色彩的研究。因為要對中國現實進行整體觀照，就必須有宏大話語。但在未對宏大話語本身進行細致檢討和經驗研究（證實或證偽）的情況下，宏大話語可能只是將塞入的前提當作研究的結論拿出來的虛假研究。這種宏大話語，表面上接受了西方社會科學的成果和規范，事實上只是將西方社會科學中的一些結論，在抽離西方具體語境的情況下，套用到中國現實中來。這種宏大話語，既不需要也無能力對中國經驗進行深入的研究。

要排除泛意識形態的影響，就必須深入考察中國經驗，就必須在細節方面進行專業研討，不過，一旦進入專業話語，往往又因為對專業話語的宏觀語境缺乏把握，而陷入學術積累無法與對中國的整體理解相結合的困境。

具有中國現實關懷的學者，往往具有對中國現實的整體性關懷，這一關懷往往突破了學科界限和地域界限，而使這一關懷可以具有對中國問題的特殊敏感性和良好的問題意識。這些具有中國現實關懷的學者雖然因為缺乏對每一個環節細致可靠的專門的經驗研究，卻可能正確地提出問題，并敏感地把握解決問題的方向。因為這種現實關懷將中國經驗本身作為一個整體，而可以具有寬廣的視野，而可以輕易跳出因細節不清而引出的判斷困境，而可以逃避西方社會科學的西方特殊性陷阱。這種關懷本身將某一個環節問題的思考，置于中國經驗的整體關懷之中，就比那些輕易將中國經驗思考納入到專業學科尤其是西方社會科學研究傳統中去的研究，更能完整準確地理解這個環節的問題，并因此能夠為這些問題定位。

綜合以上敘述，我們試圖說明，當前的具有中國關懷的中國農村研究者，與具有專業關懷的中國農村研究者，在仔細理解中國農村，從而重建以中國農村為主體的社會科學的過程中，均存在著缺陷。隨著具有現實關懷的農村研究者，在其研究中納入以可積累和對話為目標的專業化、技術化和經驗式的現代學術精神，以經驗研究來替代往往是大而無當的意識形態判斷，這樣的具有現實關懷的農村研究才會真正理解中國農村的問題，并更可能找到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的辦法。而只有當那些專注于專業關懷領域的農村研究者，從那些具有現實關懷的學者中那里獲得問題意識和整體感受，專注于專業關懷的農村研究者才更能在理解中國農村的過程中作出新的貢獻。

四、大國學術：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可能性

提社會科學本土化，或者說中國社會科學，容易受到如此質問：難道社會科學能夠以國別來界定嗎？社會科學不是科學？科學不是一種抽象的概括嗎？有中國的社會科學，是否就應該有伊拉克的社會科學、菲律賓的社會科學以及其他各個國家的社會科學？

問題是，社會科學是對誰的抽象概括，以及作為一套解釋體系的社會科學本身自主性的基本前提在哪里。

西方社會科學是西方進入近代社會才產生的，是對西方工業化以來的社會事實的概括與解釋。這種對西方事實的概括和解釋，也就是對西方社會事實的抽象，在抽象的過程中，某些西方普遍的因素作為前見預設，沒有進入社會科學的視野，而那些進入理論視野的社會事實，一定是在西方社會中被凸顯出來的事實。作為社會科學抽象概括的概念、框架和體系（所謂“詞”）是與西方社會事實的物相對應的，沒有社會事實作為基礎，西方社會科學不會產生，即使產生了，很快也會作為玄想被拋棄，而不產生重要的社會作用。只有對社會事實保持敏感，并因此可以解釋這些社會事實（至少是其中的一個方面）的社會科學，才會成長并興盛。

西方社會科學移入中國，就會造成西方社會科學所指稱之物與中國事實的差異，甚至完全不同。依靠抽象同時依靠簡化來概括社會事實的西方社會科學在具體運用于中國時，卻因為抽象和簡化，而將一些不能舍棄的事實舍棄掉了，這樣就難以運用西方的概念體系來推測和解釋中國的事實。在中國事實中，一些重要的方面沒有被抽象出來卻被簡化掉了，這樣的理論，就必須與中國事實相結合，并經受中國事實的檢驗。

西方社會科學所關注的問題，也可能與中國需要關注的問題不同，因為中國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國，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所面臨的很多問題，是西方從來沒有面對過的問題。一些在西方社會中極其重要的問題則可能在中國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中國必須要有以對中國問題的關注為中心的社會科學來關注中國自己的問題。社會科學本土化或中國社會科學的必要性不成問題，問題是可能性。

社會科學從其產生之日起，就不再僅僅是一項業余愛好，而已成為了工業化社會體制性力量的一個部分，這個體制性力量的核心是大學及研究所，和這些大學與研究者所提供的研究崗位，和這個社會所提供的研究經費。

僅就中國農村來說，如何理解9億農民的生活，如何改善中國農民的生活，如何理解中國鄉村的治理及如何建設中國鄉村，是需要有大量智力投入的一個場所。因為中國農民人口眾多，農村地域龐大，研究農村就必須有長時段和大量研究人員，也因此，專門的農村研究機構及大量研究崗位的設立，就成為必須，中國農村研究的體制性資源及因為三農引起全社會重視所帶來的體制外資源就會很多。眾多的研究崗位和研究資源，必然構成一個新的知識生產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研究人員眾多，學術競爭激烈，構成檢驗學術水平的標準，不再是西方社會科學期刊是否發表及對西方社會科學是否作出修補，而是對中國農村本身的解釋是否到位，理解是否合理，而是能否正確理解中國當今農村的處境及其原因，未來農村發展的方向及可以作出的選擇。總之，在眾多的中國農村研究者中，檢驗學術水準的語境是中國的，雖然可能大部分的方法乃至理論都是西方的或從西方改造引進過來的。在中國語境中及更重要的是以中國語境（中國目標）為訴求的基礎上，中國學者引進、改造并最終真正建立起理解中國農村的本土社會科學，就應該不成問題。

中國是一個大國，這個大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村問題。理解中國農村，并為改造中國農村提供學術意見，將成為中國社會科學最為重要的一份事業。成百上千個中國農村研究崗位的設立，及以對中國農村問題理解好壞為標準的學術評價體系的建立，就使得中國農村研究可能（且必須）建立起一套可以互通也可以交流積累的概念體系和討論框架。在此基礎上，逐步從中國農村之“物”中發育出中國本土社會科學之“詞”，雖然我們今天不知道最終中國本土社會科學到底是什么樣子，但中國作為大國，中國農村問題作為大國的首要問題，中國農村研究便因此有了縱深，中國自主的農村研究的學術市場便會得以建立，這時候，我們再輔之以從西方社會科學中借鑒那些有用的經驗與成果，研究中國農村的社會科學就可能建立起來。      

本文為2004年在武漢召開的“農村研究方法高級研討班”的發言，發表于《開放時代》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