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劉吉《繼續為改革開放鼓與呼》的謊言

高為學　

　　2007年2月8日《南方周末》在“小平逝世十周年特別報道”專版，發表《繼續為改革開放鼓與呼——專訪中國社科院前副院長劉吉》一文。記者在該文一開頭就詳細介紹了“劉吉的特殊身份”，并得意地說：“在訪談中，劉吉經常語出涼人，盡管很多觀點難免會有爭議，但畢竟是一家之言。”何謂“一家之言”？根據成語辭典的解釋，它是指有獨特見解、自成體系的學術論著或論點。而該文的所謂“驚人之語”，不僅沒有什么“獨特見解、自成體系”的學術觀點，甚至也沒有一點有根有據的論述，有的都是胡編亂造的雜燴。因此，它不是“一家之言”，而是一派謊言！令人特別不可思議的是，在紀念“小平逝世十周年”這個極其嚴肅的主題之下，劉吉一邊信誓旦旦地說：“我非常敬佩鄧小平同志”，“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我的今天”；一邊又往鄧小平身上潑臟水，捏造出一個又一個謊言，妄圖假借鄧小平的名義來欺騙善良的人們，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整篇文章充斥著欺騙性的謊言，可以說是“理論騙子”的一個活標本。剖析這個活標本。就可以揭穿其騙人的謊言，暴露其“騙子”的本質。

　　一、鄧小平同志“對當時搞的是不是社會主義提出懷疑”嗎？

　　該文說：“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曾講，什么是社會主義我們還沒搞清楚，蘇聯也沒搞清楚，也就是說他對當時搞的是不是社會主義提出懷疑，真的是石破天驚。”如此說來，鄧小平同志不僅認為我們當時完全沒有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而且他自己也懷疑當時搞的是社會主義，這就全盤否定了我們黨在改革開放前搞 了二十幾年的社會主義，并把鄧小平推到“社會主義”的對立面去了。事實果真如此嗎？鄧小平果真是這樣說的嗎？非也！這些完全是騙人的謊言。

　　讀過《鄧小平文選》的人都知道，鄧小平同志曾三次講過這個問題。他說：“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社會主義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么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并沒有完全搞清楚。”（《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3、137、139頁）這里講的是“認識不是完全清醒”和“并沒有完全搞清楚”，就是說在認識上有搞清楚的，也有沒搞清楚的，而該文卻耍了個手法，刪去“完全”二字，把它改為“沒搞清楚”這個全稱判斷，即變成了全部“沒搞清楚”，這是明目張膽地篡改。

　　鄧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3月就明確指出：“我們堅持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原則。我們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學習和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發展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方針。我們努力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也就是說，我們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5頁）這就表明，我們過去對社會主義的許多基本原則和方針是搞清楚的，所以認定“我們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對于這些原則和方針，鄧小平同志在后來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也是一直強調和堅持的。他說：“總之，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1頁）這就是說，對于這些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鄧小平同志認為我們過去是搞清楚的，而且現在仍然要繼續“堅決執行和實現”，決不是像該文所說的那樣什么也“沒搞清楚”。那么，什么是沒有搞清楚的問題呢？那就是鄧小平同志在講了我們過去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問題“認識不是完全清楚”之后緊接著講的：“如果說我們建國以后有缺點，那就是對發展生產力有某種忽略”。這就表明，鄧小平同志講的“沒有完全搞清楚”的“不清楚”之處。主要指的是對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不太清楚，“有某種忽略”。并不是對其他關于社會主義的原則都不清楚。

　　既然鄧小平志認為我們過去弄清了一些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怎么會像該文所說的那樣，“對當時搞的是不是社會主義提出懷疑”呢？這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憑空捏造！現在，我們就來看看鄧小平同志自己是怎樣看待“當時”搞的社會主義的。他說；“我們認為社會主義或是正確的。我們現在進行一系列改革，仍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有一條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3頁）“我們冷靜地分析了中國的現實、總結了經驗，肯定了從建國到1978年三十年的成績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說都是成功的。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個好制度，必須堅持。……現在我們搞經濟改革，仍然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5－116頁）他在這里不僅肯定“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杜會主義制度是個好制度”，“三十年的成績很大”，而且強調現在仍然“必須堅持”。這難道是對當時搞的杜會主義抱“懷疑”態度嗎？他不僅自己高度評價社會主義，而且批評那些懷疑社會主義的錯誤思潮。在1983年10月12日談到“理論工作者”的問題時，他明確指出：“有些同志至今對黨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仍然抱懷疑態度。有一個時期，有少數同志認為，我們這個社會是不是社會主義社會，該不該或能不能實行社會主義，以至我們黨是不是無產階級政黨，都還是問題。……可見理論界的一部分同志思想混亂到什么程度。”（《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42頁）鄧小平同志二十幾前的批評，今天仍然是完全適用的。

　　為何鄧小平同志堅信我國當時搞的是社會主義，并且批評那些懷疑社會主義的人，而劉吉卻要造鄧小平的謠，胡說鄧小平懷疑社會主義呢？這完全是別有用心，妄圖通過假冒鄧小平的名義，來掩蓋自己否定社會主義的真面目。實際上，多年以來特別是從1990年初以來，他曾公開地大量地長期地散布懷疑、否定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錯誤言論。一是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認為過渡時期總路線是違反中國歷史發展規律的“空想”，農業集體化是“歷史的倒退”； 二是否定我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認為共產黨是“從狹隘的小生產觀念出發，望文生義地理解著社會主義”，它是建立在小生產基礎上的“小生產社會主義”，并杜撰一個公式：“現實的社會主義=小生產+公有制”；三是否定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認為中國共產黨過去搞的是“貧窮的”假社會主義，“人們真誠信仰社會主義”是受了共產黨的“欺騙”，等等。事實俱在，無可抵賴，究竟是誰“懷疑”我國當時搞的是社會主義”，不是一清二楚了嗎？

　　二、“按照小平的觀點，一切……所有制都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嗎？

　　該文認為“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解放思想依然有巨大空間”，“比如在所有制方面，應不應該排除干擾，解放思想，以邁出更大的步伐？”于是就捏造出下面一大段謊言：“小平說，社會主義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除兩極分化，最后達到共同富裕。這就是小平的新社會主義觀。按照小平的觀點，一切符合小平定義的所有制都是社會主義所有制。……鄧小平講社會主義本質，只講條件，只要符合條件的所有制，公有制也罷，私有制也罷，都是社會主義所有制。所以，我們現在也非常需要思想再解放一些，步子再大一些。”人們一看便知，這是明目張膽地在撒謊，公開地刪去了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這個理論概括中的“消滅剝削”這一要點，然后又將篡改后的所謂“小平定義”來界定社會主義所有制，認為不管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都是社會主義所有制。這不是又一個騙人的謊言嗎？他在這里講的“解放思想”，就是要我們按照其不提“消滅剝削”，不分所有制性質的思想去“解放”，實際上就是要我們背離“社會主義本質”，以更大的膽子、更大的步伐邁向資本主義。

　　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寫的《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學習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指出。鄧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本質“這一科學概括，既包括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問題，又包括了以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為基礎的社會關系問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不僅“突出地強調‘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而且“它突出地強調‘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闡明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目標以及實現這個目標必須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基礎，指出了我們發展生產力與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根本不同。”我們知道，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剝削制度，是產生兩極分化的根源。因此，不“消滅剝削”，就不能“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目標”，區分“我們發展生產力與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根本不同”，那也就不可能真正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可見，他刪去“消滅剝削”，就是要篡改社會主義本質，抹煞社會主義和剝削制度的根本區別。

　　他刪去“消滅剝削”，又是為了引出下面的錯誤結論：“一切符合小平定義的所有制都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公有制也罷，私有制也罷，都是社會主義所有制”。能夠從鄧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概括中，得出私有制也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結論嗎？不能。對于這個問題，《綱要》是這樣回答的：“這一科學概括，為我們堅持公有制又完善和發展公有制指出了明確的方向。鄧小平同志說：‘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維護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前提。”既然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前提”，私有制就不可能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只有公有制才是社會主義所有制。這是鄧小平同志一貫堅持的思想。他在談到改革中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和共同富裕這兩條根本原則時，進一步指出：“有計劃地利用外資，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都是服從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個總要求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2頁）這就清楚地表明，鄧小平同志認為，對非社會主義的“外資”只能“有計劃地利用”，對非社會主義的“個體經濟”只能“發展一部分”，而且“都是服從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個總要求的”，當然不能拿它們來冒充或取代社會主義經濟。他在回答有些人擔心改革開放“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的時候說：只要“基本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我們就“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不會變成資本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90－91頁）這就清楚地告誡我們，堅持公有制就不會變成資本主義，反之，如果混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界限，用私有制冒充甚至取代公有制，社會主義就會變成資本主義。這是多么嚴肅的政治原則問題啊！

　　一切剝削制度的經濟根源在于生產資料私有制。因此，我們要體現出社會主義本質，就必須消滅產生剝削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共產黨宣言》在回答什么是“共產主義的特征”時，曾莊嚴地宣告：“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我國現行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就是說、即使在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時候。也必須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決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可見，該文刪去“消滅剝削”。并以私有制冒充社會主義所有制，是違反馬克思主義原理和我國的根本大法的。

　　三、“提及貧富差距問題”“違背”了鄧小平理論嗎？

　　該文說：“究竟有沒有‘兩極分化’？鐵的事實，是在大家生活水平共同提高的基礎上，一些人提高得快一點，一些人慢一點，但根本不存在兩極分化。”“從1990年代中后期開始提及的貧富差距問題，劉吉認為，‘炒作’這個話題違背了現實，更違背了鄧小平理論。”在這里，他不僅不承認存在兩極分化，而且認為“提及貧富差距問題”就是“違背了鄧小平理論”。這完全是用謊言來唬人。

　　在我國存在“貧富差距”，甚至達到“兩極分化”程度，并不是什么人“炒作”出來的，而是客觀事實。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全國基尼系數、1978年為0.16，而2003年竟達到0.458。另有資料講，我國現在收入最高的20%的人群的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人群的平均收入的10倍以上，而日本只有3.3倍，德國只有4.3倍，印度也只有4.6倍。如果按10%家庭的高低收入作比較，其差距就更大了。由國家發改委、統計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的專家編寫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4）》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應比例僅為1.4。這就是說，貧富差距達到32.1倍。在我國貧富差距如此之大，竟遠遠大于發達或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還不是“兩極分化”嗎？

　　鄧小平同志早在1992年12月就指出：“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鄧小平年譜》（下），第1356—1357頁）他在1993年9月更加明確地指出：“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同上，第1364頁）事實表明，正是鄧小平同志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就認為我國出現了“兩極分化”，強調要“解決這些問題”，否則，“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這些是鄧小平“南方談話”后的重要論述，劉吉不會不知道，但他卻別有用心地打著紀念鄧小平的旗幟來攻擊鄧小乎，說什么“‘炒作’（貧富差距）這個話題違背了現實，更違背了鄧小平理論”，還誣陷道：“說兩極分化，這不是閉著眼睛說瞎話嗎？說兩極分化的人就是想否定改革，反對、否定鄧小平的改革，把這場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認定為資本主義復辟！”這完全是惡意誹謗！

　　劉吉為了給“根本不存在兩極分化”這個論斷制造論據，就隨意曲解馬克思主義關于“兩極分化”的理論。他在2007年3月19日《經濟觀察報》上發表的專訪中說；“什么是兩極分化，稍微了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就知道，兩極分化是馬克思提出來針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雇傭無產階級勞動，剝削無產階級剩余價值，導致資產階級越來越富有，無產階級越來越貧困而且是絕對貧困化。一個越來越往天上走，一個越來越往地下走，此謂之‘兩極分化’。”“有的得到的多些，有的得到的少些，由此出現的差距是共同提高的基礎上的差距。這不是兩極分化，因為沒有出現絕對貧困化，絕對富裕化。”這里認為只有出現兩個“絕對化”（即絕對貧困化和絕對富裕化），才是馬克思講的兩極分化。請問馬克思在哪里講過這樣的話？這完全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兩極分化”理論的歪曲。

　　馬克思關于“兩極分化”的經典論述是：“不管工人的報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狀況必然隨著資本的積累而日趨惡化。……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8頁）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所謂“兩極分化”，就是指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另一極是貧困的積累，它是在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必然結果。這種貧困化，既是絕對的，又是相對的。只要存在資本對工人的剝削，工人就必然隨著資本的積累而日趨貧困化，這是絕對的；而這種“貧困的積累”又是同“財富的積累”相適應的，也就是相對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生活比前期絕對惡化的情景，過去出現過，今后也會出現，特別是在戰爭、危機時期表現得更為明顯。但是，馬克思主義并沒有因此認為只有工人絕對貧困化，生活越來越壞才算是“兩極分化”。馬克思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指出：“假如資本增加得迅速，工資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資本家的利潤增加得更迅速無比。工人的物質生活改善了，然而這是以他們的社會地位降低為代價換來的。橫在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社會鴻溝擴大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I卷，第372頁）這就是說，工人工資的提高，是以資本家的利潤更加迅速無比地增加為前提的，因而他們之間的“社會鴻溝擴大了”，仍然存在“兩極分化”。可見，兩極分化是指貧富之間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之比，并不是指所占絕對數的多少，不能認為只有一方絕對富裕化，另一方絕對貧困化，才算是兩極分化。在我國社會總體生活水平上升的情況下，絕大多數的普通勞動者的絕對收入是有所提高的，但在社會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比例卻是大大降低了，它是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基礎上的提高。這種“提高”過程，正是不斷地加重“兩極分化”的過程。據統計，從1989年到2002年，我國民營企業的總資產增長了157倍，年均增長47.6%，而工人的工資總額僅增長16.9%，年均增長3%，相差十幾倍之巨。這可以說是工人的相對貧困化。有的地方出現了負增長，有的連最低工資標準也達不到。如深圳的富士康事件，美國蘋果公司和英國金融時報作了調查，發現工人每天15個小時勞動，月工資只有350元，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工資的一半。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在廣州的連鎖店未執行我國地方最低小時工資標準，將打工者的小時工資壓低40%左右，其他城市也有類似情況。這完全是越來越貧困的絕對貧困化。對于這種“財富積累”和“貧困積累”的“兩極分化”，能夠輕描淡寫地說只是“快一點”和“慢一點”，“多些”和“少些”的問題嗎？是什么“在共同提高的基礎上的差距”嗎？

　　另外，他講“兩極分化是馬克思提出來針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這句話并不錯，但是不能以此來否定我國存在“兩極分化”。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于存在資本對工人的剝削，工人就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必然趨向貧困化，由此出現兩極分化。按照常理來說，社會主義國家里，由于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實行了按勞分配，當然不會產生兩極分化、即使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也是可以把貧富差距保持在合理的界限之內，不致于產生兩極分化的。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9頁）現在的問題是，“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己經被動搖了。由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主持編寫的2006年《民營經濟藍皮書》稱：目前中國民營經濟在GDP中的比重為65%，預計今后五年，全部民營經濟占全國GDP的比重將上升至3／4，即占75%。因此，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在中國企業家論壇第三屆高峰會上說：“民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個變化將來還會繼續下去，民間資本、民營經濟將會繼續大發展，并成為改變中國、發展中國的一個主要力量。”民營經濟（即私營經濟）再加上外資經濟，其比重就更大了，它們都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存在資本所有者對雇傭勞動者的剝削。按照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資本所有者的財富積累，相伴的就是雇傭勞動者的貧困積累，勢必導致兩極分化。鄧小平同志在1990年7月3日就指出；“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比如說兩極分化。”（《鄧小平年譜》（下），第1317頁）這里講的“社會主義前提”，在經濟上最主要的是堅持公有制及其所決定的按勞分配，否則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會出現“兩極分化”。因此，從根本上說，我國要避免兩極分化，就必須反對某些人用私有制冒充和取代公有制的言行，真正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四、防“左”為主是鄧小平“專門針對我們這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歷史階段的”嗎？

　　該文說：“‘有右反右，有左反左’這句話理論上沒錯，一萬年都可以用，說了等于沒說。但小平同志講的警惕‘右’主要是防‘左’，是專門針對我們這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歷史階段的，有特殊指向的。”“為什么強調一百年不變？就是擔心可能會變。怎樣保證基本路線不變，就是要防止‘左’和‘右’的干擾，小平講了警惕‘右’，主要是防‘左’，這是套在‘右’和‘左’頭上的緊箍。”他在這里認為，“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是“等于沒說”的廢話；必須堅持“我們這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歷史階段”都要以防“左”為主，“強調一百年不變”。這真的是鄧小平同志的思想嗎？非也！

　　鄧小平同志是一貫堅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他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黃克誠同志講，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贊成他的意見。對‘左’對右，都要做具體分析。”（《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79頁）請問，在這里黃克誠同志講的、鄧小平同志“贊成”的話，竟然是“說了等于沒說”的廢話嗎？這不是“廢話”，而是我們黨開展兩條戰線斗爭的根本經驗。鄧小平同志講“對‘左’對右，都要做具體分析”，就是要求我們根據不同的具體情況，有時需要著重反“左”，有時則需要著重反右，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搞形而上學的片面性和絕對化。

　　至于說“小平同志講的警惕右主要是防‘左’，是專門針對我們這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歷史階段的”，“強調一百年不變”，更是毫無根據的捏造。要弄清這個問題；我們先要看一看這句話的前后文。在講了“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之后，就在同一段中講“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可見，鄧小平同志的這句話是針對“現在”，即針對“眼前”、“當下”講的，而不是針對“過去”和“今后”講的，怎么會變成“專門針對我們這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歷史階段”呢？緊接著“主要是防止‘左”’之后又說：“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這里講的“動亂”，是指的 1989年的政治風波，其性質“是資產階段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他們是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在面對“動亂”這種極右的顛覆活動時，能夠仍然把它置于次要地位，而以“防‘左”’為主嗎？“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歷史階段”至少要一百年，誰能保證右傾思潮一直不會抬頭成為主要傾向呢？

　　事實上，從1978年12月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改革開放近30年的過程中，右的思潮即資產階級自由化，已經多次上升為主要錯誤傾向，成為“首先要著重解決的問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有極少數人利用黨進行撥亂反正的時機，打著“社會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號，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否定黨所指引的社會主義道路。在共產黨的內部，極少數人在黨揭露和糾正自己所犯的錯誤時，思想發生動搖。他們不但不承認這股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思潮即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加以某種程序的支持。正是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同志受中央委托，1979年3月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指出：對于極左思潮“我們過去已經進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還需要繼續開展這種批判，不能放松。現在，我想著重對從右面來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進行一些批判。”1983年10月12，鄧小平同志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針對“精神污染”的泛濫，指出：“對于造成思想混亂和精神污染的各種嚴重問題，也必須采取堅決嚴肅認真的態度，而且要一抓到底。”并且強調：“應當明確指出，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著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45－46、47頁）再如，1987年和1989年，先后“兩個總書記都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了跟頭”，難道這也是錯在沒有堅持以防“左”為主嗎？對此，鄧小平同志在1989年9月16日是這樣回答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是他們沒有執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4頁）這就是說，他們是錯在只反“左”不反右，“沒有執行”關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告誡。對于這個沉痛的教訓，在今天主流媒體基本上不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候，更應該牢牢記取，并引起高度警覺！

　　非常難能可貴的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同志，2004年在《人民日報》上多次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說：“四項基本則須臾不可忽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必須持之以恒”。1989年政治風波過后，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般表現不是直接發動社會動亂，而是把主要功夫下在意識形態領域。……要高度警惕自由化分子接過理論創新的旗幟，成套地搬用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論家鼓吹的方向和軌道上去。”（《人民日報》2004年8月27日第6版）此前，他還指出：“在20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中，黨中央強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那種把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一些詞句和個別結論當作教條的傾向，在黨內和社會變革中的影響日漸式微”；而“另一種教條主義，是迷信西方發達國家反映資產階級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理論，把西方某些資產階級學派的理論甚至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主張奉作教條。這種傾向在意識形態領域以及經濟社會變革中的影響正在上升。”“假如我們忽視這種教條主義的危害，‘全盤西化’的威脅就會向我逼近，改革的方向、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勞動人民的切身利益都將受到挑戰，我們黨難免步他人的后塵，犯下歷史性的錯誤。”（《人民日報》2004年 4月 20日第 9版）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現在右的傾向的“影響正在上升”，特別是新自由主義思潮、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泛濫，己經成為“危害”、“威脅”黨的事業的突出傾向，假如喪失警惕，“我們黨難免步他人的后塵，犯下歷史性的錯誤”。面對如此突出的右傾思潮，劉吉等人竟然視而不見，不置一詞，卻仍然只反“左”不反右，一個勁地鼓吹防“左”為主是針對整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歷史階段的”，是“適合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結論”，真可謂居心叵測！

　　通過揭穿以上種種謊言，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該文所“鼓與呼”的并不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而是資本主義改革開放、鄧小平同志講：“我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2、297頁）可見，我們今天和該文的爭論并不是多余的，而恰恰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同主張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爭論的繼續。我們只有通過爭論，才能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的界限，使改革開放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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