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中國式資本原罪的真相 
 
● 笑蜀 

    因為黃光裕事件和嚴介和事件，沉寂未久的民營企業家的原罪問題，又成了社會關注的焦點話題，一時輿情沸騰，唾沫橫飛。

    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財富，來路往往不正，這是一個世界現象。作為后發國家的中國，這點上不僅未能免俗，而且后來居上，資本來到當代中國，從頭到腳，每個毛孔流淌的血和骯臟更濃，更讓人觸目驚心。因此當代中國之資本原罪，完全可稱之為中國式之資本原罪。

    中國式之資本原罪，最大特色，即與其他時代其他國家之資本原罪的最大區別在于，資本往往與權力形成程度不同的共謀關系，分贓關系。個中緣由，主要因為人家是先經濟后政治，即在市場經濟充分發育的前提下，自然生長出與之完全協調的種種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資本無須也很少依附權力。中國不然。中國是先政治后經濟，市場經濟進程是在歷史給定的、極其窄逼的空間中展開的，是在巨大的體制存量不可撼動、巨大的權力迷宮無法繞開的前提下展開的。而在傳統信仰死掉之后，利益就成了權力新的信仰，我們便不能不面對世界上最沒有節制、最為貪婪的權力。

    眾所周知，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迄今仍未得到國際社會的公認。主要原因，就在于權力對于市場經濟進程的干預。可以發現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越是針頭線腦的產業、附加值低的產業，市場化程度越高，真正的民營企業越多，民營企業家的發家史也相對比較清白。越是主導產業、附加值高的產業，市場化程度越低，要么干脆形成為壟斷產業，民間根本沒有資格問津；要么有一定程度的市場化，但僅僅是下游和中游的市場化，產業上游盡歸權力之手掌控，要素資源盡歸權力之手調度。如此，則民營企業在相關產業中立足空間甚小，其所謂民營企業，不免相當多數是冒牌。細細點檢，但凡屬于主導產業、附加值高的產業，比較有影響的所謂民營企業家，或者不過是木偶，背后大有提線人在，而且提線人往往都是官場中的關鍵人物；要么寄身于官僚個人或者部門的庇護之下，向其繳納數額巨大的“保護費”。總之是在這樣的產業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民營企業和真正的民營企業家。其所謂民營企業，實質上程度不同地為官僚所主宰；那里的所謂民營企業家，實質上都是屈居產業中下游，為高踞上游的官僚打工。民營只是他們的外在形式，背后起作用的都是權力。

    這就是當今中國市場化進程的真相。只有利益過于微薄、權力不屑于介入的針頭線腦，和剛剛冒頭、權力的哨兵尚未發現其尋租空間的新產業，譬如電動車產業，只是在權力的這些薄弱環節，市場化才有較大空間，民營企業才有比較健康地發展的可能。但凡附加值比較高的產業，市場化都必然遭遇權力的扭曲乃至阻遏，市場化都不可能不部分甚且完全變形。

    從這樣的背景，來考察所謂民營企業家的原罪，是是非非就不難一目了然了。但凡你要進軍附加值比較高的產業，就不能不向權力俯首稱臣，以巨額租金和自身尊嚴為代價，置換準入證，置換要素資源。趨利之心，人皆有之；相關產業的席位永遠有限，想進軍相關產業的人則近乎無限。這就注定了尋租成本的居高不下；注定了高踞產業上游的權力之手，與奔走于產業中下游的民營企業家之間絕對的不對等的地位，他們除了死心塌地地為權力之手充當苦力和打手，幾乎就沒有別的選擇。他們光鮮的衣表和燦爛的笑容的背后，該有著怎樣的辛酸和屈辱。

    知名學者吳思近年在推銷一個概念，叫做官家主義。所謂官家主義，說白了就是權力操縱一切的一種體系。在這種體系之中，權力是惟一的莊家。無論玩什么游戲，最終都只能莊家贏。所有的人在權力面前都是弱者，都是被盤剝的對象。

    其實市場化在權力眼里也只是一種游戲，只有權力才能勝出的多種游戲中的一種游戲，相對來說最摩登最好聽的游戲。如此而已，豈有他哉！套用吳思的概念，這樣的市場化，毋寧稱之為官家市場化。官家市場化主導之下，中國只會與真正的市場經濟愈來愈南轅北轍。

    可見，民營企業家的原罪問題，孤立地考察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民營企業家的原罪問題，本質上是權力的原罪問題，是官家市場化的原罪問題。民營企業家固然要為其原罪承擔其自身的責任，但若將其原罪僅僅歸咎于民營企業家，則未免是一種淺薄或者怯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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