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汪暉為《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韓文版所作的序言。《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發表于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際，作者把阿Q的形象置于中國革命的歷史解釋和文學敘述中來解讀，并以此對辛亥革命和現代啟蒙進行思考。正如汪暉在本序中所說，那個時代的因子至今“潛伏于我們時代內部”。雖然我們已經告別了二十世紀，但我們并沒有遠離阿Q那個時代。】
在行旅中收到倪為國先生的來信，說是《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已經被翻譯為韓文，即將刊行韓文版。出版社希望我不拘長短，為韓國的讀者寫個序言。去年，我的第一部有關魯迅的著作《反抗絕望》的韓文版出版，而在1989-1990年間負責編輯此書中文版的也正是倪為國先生。屈指算來，我們的友誼也近三十年了。其實，我與韓國朋友交往也始于對魯迅的思考，而結緣的開始就是《反抗絕望》的出版。對我而言，魯迅不僅是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化遺產，也是這個時代亞洲乃至整個被壓迫民族的精神導師之一。對于韓國的知識界，魯迅并非只是一位“中國作家”。我的幾位韓國朋友都把魯迅看作是思考韓國社會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資源。
《阿Q正傳》是魯迅文學中最出名的小說，評論汗牛充棟。從小說誕生之時起，幾乎沒有人否認這是一部偉大的作品，但圍繞其主題、描寫方法和作者動機，論者爭論不斷。魯迅生前也罕見地對小說做過不止一次解釋，回應評論者的說法。對于這些評論，他都不大滿意。在寫《反抗絕望》一書時，我也曾涉及這部小說，卻沒有作為重點來分析。這部作品說的人多，講出新意卻不容易。大約七、八年前，我在清華大學為本科同學開設過一門魯迅作品的閱讀課程，從魯迅的雜文、小說、散文詩中選擇了約十篇作品，共計八講，做文本細讀。在講解過程中，我對闡釋《阿Q正傳》和《故事新編》最沒有把握。在演講之前，我將各種有關小說的解釋放在一邊，反復細讀作品，因為沒有現成的講稿，討論有某種隨機性。但結果似乎比預料的要好一點：在討論中，這兩講我似乎找到了突破自己二十多年前形成的解釋套路的契機。助教將八次演講的錄音整理出來，我迄今只是修訂出版了這一篇，其他各篇還都靜靜地躺在我的電腦里。但是，在那次課程之后，我開設了專門的研究生課程，逐篇討論《故事新編》中的八篇故事，雖然迄未成書，但形成了對這部作品的較為系統的、不同于過去的解釋，至少對我而言，卻是意外的收獲。從《反抗絕望》出版至今，我已經二十五年沒有從事有關魯迅的研究，但關于他、他的思想和文學及其持續不斷的爭議，卻時時在我的腦海里翻騰。我覺得有必要也有可能重新解釋魯迅了。
在以書的形式出版之前，2011年，這篇演講稿作為論文首先發表于上海的《現代中文學刊》。這也正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際。《阿Q正傳》不僅是對國民性的批判，而且也是對1911年革命的思考。魯迅說過：在多年之后，如果再度出現革命，也還會有阿Q這樣的革命黨。在這個意義上，這部小說不只是對于辛亥革命的思考，而且是對可能反復出現的革命和革命者的探尋。在演講稿中，我拈出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結合著這些問題加以分析，算作對二十世紀中國的偉大開端的祭奠。
《阿Q正傳》中的故事發生在辛亥革命前后，與朝鮮半島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時期相互重疊;魯迅寫作這部作品的時期，也正是1919年“五四”運動落潮的時分，而“五四”運動的爆發也正好與同年韓國為追求獨立而展開的“三一”運動相重疊。魯迅的分析對于我們重新解釋這些相互連帶的歷史或許仍有意義。
阿Q的時代確乎過去了。早在1926年，中國有影響的批評家就已經如此宣稱，此后也一再有人作此斷言，但阿Q的時代卻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登場。即便在“死去了的阿Q時代”之后，我們也能找到潛伏于我們時代內部的那些因子。我在文章附記中提及的有關魯迅作品是否應該退出中學課本的爭論，就是一個魯迅仍然存活的證據。但這并不符合魯迅的意愿，他說過：他和他的作品都應該“速朽”。
末了,我要感謝譯者金永文和韓國NermerBooks出版社的辛勤付出，是他們延緩了這篇本該“速朽”的文字，讓它與韓國的讀者見面。我慶幸有這樣的機緣，也盼望著韓國讀者的批評。
2015年4月20日星期一
于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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