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毛主席的戰略經濟學》

　　第一編 毛主席的戰略經濟學理論

　　第一章 社會主義中國經濟發展理論

　　第六節 工業理論與對外開放

　　毛主席的眼光是世界性的。早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的發言》中他就指出：

　　“現在國中對于社會問題的解決，顯然有兩派主張:一派主張改造，一派則主張改良。……”

　　“改良是補綴辦法，應主張大規模改造。至用“改造東亞”，不如用‘改造中國與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儕的主張是國際的;提出“中國”，所以明吾儕的下手處;“東亞”無所取義。中國問題本來是世界的問題，然從事中國改造不著眼及于世界改造，則所改造必為狹義，必妨礙世界。”

　　從那時起，“改造中國與世界”始終為毛主席所堅持。新中國的發展問題本來是世界的問題，國際性問題，或者說，是通過學習過程把世界的現代的“先進”、“文明”如何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解決舊中國“閉關鎖國”政策以及半殖民經濟樣態，讓中國融入世界，世界融入中國，實現趕超戰略、復興中華的宏偉目標。這里的“世界”所指主要是蘇聯和西方。這樣的發展就是對外開放的本質所在。

　　那么，這種“融入”與“結合”是通過什么途徑和方式完成的呢?事實證明，新中國的發展一開始就建立在對外開放的這個現代性的切入點上，通過毛主席建構的“反復實踐，反復學習，經過多次勝利和失敗，并且認真進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的認識-實踐循環機制。毛主席的這個語境與西方“挑戰-應對”模式是相通的。劉易斯認為工業化的進步其實就是“挑戰-應對”的變遷。一方面是本國工業化活動的挑戰-應對，另一方面是各國之間的，特別是發達的“核心國”與不發達的“外圍國”的挑戰-應對。《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就是毛主席研究了蘇聯、西方的挑戰后，提出應對思路的范例：

　　——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應對：“人們的主觀運動的規律和外界的客觀運動的規律是同一的。辯證法的規律，是客觀所固有的，是客觀運動的規律，這種客觀運動的規律，反映在人們的頭腦中，就成為主觀辯證法。這個客觀辯證法和主觀辯證法是同一的。……思維是一種特殊物質的運動形態，它能夠反映客觀的性質，能夠反映客觀的運動，并且由此產生科學的預見，而這種預見經過實踐又能夠轉化成為事物。……也可以拿我們的人民大會堂作一個例子。人民大會堂現在是事物，但是在它沒有開始建設以前，只是一個設計的藍圖，而藍圖則是思維。這種思維又是設計工程師們集中了過去成千成萬建筑物的經驗，并且經過多次修改而制定出來的。許多建筑物轉化成人民大會堂的藍圖——思維，然后藍圖——思維交付施工，經過建設，又轉化為事物——人民大會堂。這就說明藍圖能夠反映客觀世界，又能夠轉化為客觀世界;說明客觀世界可以被認識，人們的主觀世界可以同客觀世界相符合，預見可以變為事實。”

　　——變革生產關系的應對：“首先制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后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48]，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拿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來說，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簡單的協作就創造了一種生產力[49]。手工工場就是這樣一種簡單協作，在這種協作的基礎上，就產生了資本主義發展第一階段的生產關系。手工工場是非機器生產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了一種改進技術的需要，為采用機器開辟了道路。在英國，是資產階級革命(十七世紀)以后，才進行工業革命(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筑、生產關系之后，資本主義工業才大大發展起來。”

　　——發展道路的應對：“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是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共同規律。資本主義社會如果不是生產資料優先增長，它的社會生產也不能不斷增長。斯大林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優先發展重工業。斯大林的缺點是過分強調了重工業的優先增長，結果在計劃中把農業忽略了。前幾年東歐各國也有這個問題。我們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并舉。”

　　——技術變遷的應對：“資本主義各國，蘇聯，都是靠采用最先進的技術，來趕上最先進的國家，我國也要這樣。”“提高勞動生產率，一靠物質技術，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兩者都是精神作用。”

　　——強國的應對：“在國與國的關系上，我們主張，各國盡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賴外援為原則。自己盡可能獨立地搞，凡是自己能辦的，必須盡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實在不能辦的才不辦。特別是農業，更應當搞好。吃飯靠外國，危險得很，打起仗來，更加危險。他們和我們相反，不提倡各國盡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產能靠其他國家供應來滿足需要的產品”[45]。似乎想用經濟力量來控制別的國家。他們不懂得，這樣“管”起來，對他們自己也不見得有利。” “世界上從有歷史以來，沒有不搞實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階級、任何國家，都是要搞實力地位的。搞實力地位，這是歷史的必然趨勢。”

　　——農業人口轉移的應對。“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

　　——經濟管理體制的應對。“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業，實行不實行中央和地方分權，哪些企業由誰去管，這些都是有關建設的重大問題。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積極性，還必須同時依靠地方的積極性。過去中央有些部門，把地方辦的事業不當作自己的，只把直屬的企業看成自己的，這種看法妨礙了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發揮企業的積極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設單位實行了投資包干制，就大大發揮了這些單位的積極性。”“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毛主席的應對范疇是廣泛的，宏觀、中觀、微觀都有，包含著許多獨創性的重大貢獻。本文主要集中于下面幾個重要問題進行考察。

　　一、優先-并舉-主導的中國工業化道路

　　毛主席將中國經濟發展建筑在對西方、蘇聯所走道路的揚棄和中國在場的國情與世情的境遇中，獨創了優先-并舉-主導，這個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工業化道路。根據經驗材料，至目前，世界大國工業化起始路線有三種：1、西方的輕工業-重工業模式;2、蘇聯的重工業優先模式;3、毛主席的優先-并舉-主導模式。這三種模式，既是對三個不同歷史運動所作出的挑戰-反應的描述，也是對自然發展-非自然發展多元道路的辯證選擇。

　　（一）西方：輕工業-重工業模式

　　對這段十分熟悉的歷史，在這里主要以英國、美國和日本為例，試圖說明為什么會是這種模式。

　　《劍橋歐洲經濟史(六)》描述了英國的工業革命的畫面。工業革命前，英國已有毛紡業、采掘和煉鐵等工業部門，但以毛紡織工業發展較快、規模最大。工業革命中，1787年棉紡織業成為僅次于毛紡織業的第二大產業，至19世紀初，棉紡織業已成為英國最重要的經濟部門，除家庭或小作坊外，工廠制度的組織已經較為普遍的建立，棉紗價格是過去的1/20左右，棉紡織品占領了世界市場，出口值比國內消費量大1/3以上，更是毛紡織品和精紡毛料服裝出口值的4倍。所以，英國工業革命是建立在棉紡織工業基礎之上的，在1800年前，棉紡織工業的增長較之于其他工業部門的增長更為迅速，并且帶動著其他工業部門的發展，到19世紀中期，英國已經基本完成了主要紡織工業的轉變，自動織機獲得了普遍使用。同時，這個過程中，在“技術變遷”等諸多因素的推動下，鋼鐵工業、機器制造業等重工業也相繼發展起來。由于用煤代替了木炭作為動力，18世紀80年代后，英國煉鐵業從一個高成本工業部門變成了效率最高的工業部門。在1750年，英國的生鐵進口量還達到本國生鐵產量的2倍，但到1814年英國的生鐵出口量就是其進口量的5倍以上。19世紀中葉，英國的生鐵出口量幾乎增加了20倍(1814年5.7萬噸，1852年為103.5萬噸)，1848年鐵產量達到200萬噸，比世界其他地區總產量還多。最大的威爾士高爐在19世紀40年代末期每周要熔鐵120噸鐵，平均數為90噸(劍橋p386)與鋼鐵工業密切關聯的煤炭業，在1800年時，英國人每年消耗煤炭約1100萬噸，到1870年時這一數字超過了1億噸大關。19世紀中葉，在機器制造業中使用的大部分機床都已出現。

　　而美國的制造業是從一個叫塞繆爾*斯拉特在1790年建第一個棉紡織廠開始的。截止1808年，美國共計建了15家棉紡廠。1809年又新建87家。生產能力從1808年的8000枚紗錠增加到1809年底的31000枚紗錠，到1811年增加至80000左右枚紗錠。19世紀二三年代，紡織業通過向前聯鎖和向后聯鎖成為帶動棉織品、服裝、毛紡織和機械制造發展的戰略性產業。1813年后，紡織機制造業發展起來;1845-1860年，建立了制造重鐵軌的軋鋼廠。1860年，美國的工業化地位已經基本確立，到1914年制造業已擴展到美國的每一角落，產出居世界領先地位。《劍橋美國經濟史(二)》也對美國工業革命作了如下描述。1812年戰爭期間，美國建立了第一批棉紡織企業。1820年-1832年間，因動力的變革，棉紡織和毛紡織已經開始大規模生產，而其他制造業仍依靠手工或以水力為動力的簡單設備。所以，紡織業首先進入技術變革的新階段，其他產業只是到了1860年才開始這個階段。內戰后，美國中西部地區走上以鋼鐵等為支柱的重工業道路，20世紀初，中西部地區又以金屬為原料的產業發展迅速，有力促進了新型交通工具汽車和飛機的發展。

　　在日本，最早開始工業革命的產業是生絲生產。從1868-1890年生絲產量和出口增加了4倍，19世紀70-80年代建立了大量的動力驅動的繅絲廠，19世紀80年代棉紡錠近40萬個，另外，政府和私人還開辦了具有工廠生產的毛料廠、水泥廠、化工廠、啤酒廠、玻璃廠、造紙廠和陶器廠。此時，重工業規模很小，1885-1894年，煤炭平均年產量僅為250萬噸。甲午戰爭后，日本獲得快速發展。生絲的產量在1889-1893年和1909-1913年間增長了3倍，機械 絲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手工 絲，棉紡工業上升為最大的工廠工業，1893-1913年紗錠增加了6倍，達到250萬錠，紗線產量從9000萬磅增加到6億多磅，棉紡公司已經擁有24000張機動織布機。1913年，整個紡織業成為日本最重要的制造業。期間，重工業進入早期發展階段。1913年，生鐵產量25萬噸，煤產量2100萬噸，鐵路總長7000英里，造船業有2.5萬人就業，擁有150萬噸蒸汽船，其他機械制造部門大約有6萬勞動者。一戰期間，日本工廠數目增加70%，制成品產出將近翻了一番，所有的工業部門都得到了發展。鋼鐵生產能力增加了1倍，煤炭產出增加了50%，1914-1918年下水船舶總噸位是上個5年的5倍，發電量上升至120萬千瓦。戰爭結束時，日本已成為國際資本市場凈債權人。20世紀20年代末，成品鋼年產量達200萬噸，1930年發電量達440萬千瓦，汽車、電力設備和紡織機械有了很大發展。1937年，金屬工業、機械和化學工業的就業人數已占工廠總數就業的43%，已成為重要的機械產品生產國，擁有一個龐大的機械設備制造業，煤炭產業達到年產4000萬噸，發電量大致與英國相當。所以，在1937年，日本已是世界重要的工業化國家。

　　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描述布爾讓在1924年提供的按出現的先后時間順序排列的工業領域的“四種類型”的分類，從總體上鳥瞰了歐洲工業革命的輕工業-重工業模式的“前工業”的漫長進程。第一類為“形同星云的無數家庭小作坊”。諸如釘匠、刀匠、鐵匠、鞋匠、鎖匠和首飾匠等。第二類為“位置分散、但互有聯系的工場”。諸如14世紀前后維拉尼時代的佛羅倫薩羊毛加工業，15世紀科隆附近或者16世紀里昂附近的冶金工業，18世紀勒芒四周的精梳平紋毛織物制造業。第三類“集中的制造廠”。諸如14世紀的水力煉鐵爐，啤酒釀造、制革、玻璃制造，18世紀的各種制造廠。第四類“擁有機器設備以及用水和蒸汽為動力的制造廠”。諸如17世紀阿姆斯特丹附近的造船工地以及許多利用水力的造紙廠、縮絨廠、鋸木廠等小工廠。

　　這個描述說明“前工業”的普遍情形：同紡織業一樣，冶金、采礦業也是古老的工業。可是，為什么英國、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的工業革命首先是從紡織業等輕工業部門開始的呢?對此，《劍橋歐洲經濟史》(卷六)作了幾個方向的解釋。

　　(1)技術變遷。這種技術的變化包括新機器的發明;動力的進步，以礦物燃料代替植物燃料;機器的革命，以金屬機器代替木制機器;工藝的變革;蒸汽機的擴散等。而技術變遷由簡易、低端、資本量少向復雜、高端、資本量大的流程規律更適合首先在紡織業等輕工業引出技術革命。這個時期，紡織業逐步完成了它工序中的“四個主要步驟”的技術變革。由于棉花的自然屬性更適合機械化的技術，所以，先于毛紡織業實現了機械化紡織作業。然而，在當時對于重工業來說技術變革更為復雜。就動力講，重工業比輕工業需要更加強大的能源，只有等待新的動力來源被創新出來后才能得到有效發展。如，作為新能源的煤炭的開采。在威斯特伐里亞石灰土以下存在的深層煤礦早在19世紀30年代已被發現，但是判斷礦藏的特點就花費了幾十年時間。另外，工藝的進步也需要更長時間的累積。如，鋼鐵工業的歷史。①更依賴于技術變遷時間順序。直到18世紀中期以前，木炭或木柴運輸方面的昂貴價格與材料限制制約了冶鐵工業的成長。鐵廠主常常因燃料不足被迫停工數月，其結果是成本大幅提高。水力動力的季節性也常使煉鐵中斷。②冶金是一個化學過程，是將化合物的鐵礦石變成適用的純金屬。此過程中，從1709年的吹焦鐵到攪拌和旋轉綜合煉鐵法再到19世紀下半期貝塞麥的新煉鋼經歷了幾代人的時間。直到19世紀中葉，科學家才對鐵礦石轉化為金屬的過程有了充分的了解，可以能夠為檢測高爐性能提供合理的技術與措施指導。?強大力量的鼓風機。1776年的鐵制鼓風氣缸與回轉式蒸汽機結合和1892年發明的空氣預熱之間的時間長達百年。存在方式機器對能源需求之大(p294)

　　(2)資本積累。“銀行信用成為支持工業大廈的支柱”(p290)但是，信用制度是逐步發展起來的，紡織工業更適合早起的資本積累條件。早期的機器盡管對于當代人來說也是非常復雜的，但都是一些價值不高，不很完善的木制新發明，用很小的一筆錢就可以制造出來。在1772年時，新機器的價格，如，一架40錠的珍妮紡織機大概只值6個英鎊;整理和梳毛機器每英寸寬滾筒只值1個英鎊;帶有3個錠的粗紡機械只值10英鎊10先令。類似的舊設備價格還要低得多。另外，比設備更重要的是布匹的風格與最后的修理等人為因素，這樣，工業家只需一小筆資本便可以開辦紡織企業。而量大體重的重工業部門更需強大的資本資源以應對經濟環境、機械設備和技術條件作適應性改良，這就即需要節約資本更需要大資本。如，重工業需要蒸汽機的普及和動力的改良，但早期的蒸汽機對燃料的消耗巨大，一臺火力機每年最多可消費3000英鎊的煤炭，影響了利潤，不僅買不起而且也用不起。換句話說，由于重工業的能源需求在總成本中所占比例較之輕工業相對更大，在廉價燃料出現以前，重工業中如煉鐵業和化學工業的發展很是困難。此外，與輕工業相比，在冶金工業中，原料因素——資源的易得性和質量、運輸成本等——極端重要。冶金中動力燃料的技術轉變十分昂貴，所以，現代化要求在輕工業中作出更大的初始資本積累。輕工業-重工業的路線適應了信用制度的發展。在英國一個全國性的貼現網和支付網是在18世紀最后25年發展起來的，到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銀行信用已成為工業大廈的支柱。也許是股份制銀行的出現才為重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時空。

　　(3)資源稟賦。包括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兩個方面。為什么工業革命是從紡織業邁出了第一步。從人力要素看，就早期的發明來說許多都集中在紡織工業，而引發重工業變革的發明則發生在稍后。在紡織業中，1598年發明了針織機和荷蘭織布機，17世紀意大利發明了投擲絲織機。雖然，這些發明不屬工業革命范疇，但它是工業革命中紡織業的第一批發明的基礎。而這些第一批發明的凱伊的飛梭、懷亞特與保羅的織布機分別于1733年和1738年完成。梳毛機，18世紀50年代投入使用，珍妮紡織機1765年投入使用以及1769年的水力紡織機、1779年的騾機。在重工業，如，1784-1783年獲專利的亨利*科特攪拌和旋轉綜合煉鐵法。19世紀30年代末期約瑟夫*的熱流煤渣爐床，內史密斯1839年發明的蒸汽錘，19世紀40年代貝塞麥的產鋼方法。從自然要素看，沒有一個國家像英國那樣有如此充足的羊毛供應，特別是制造更輕、更結實的精紡纖維所需要的羊毛供應(p263)。

　　(4)需求刺激。早期人口增長，城市化進程，工資收入的提高帶來的對需求增長的刺激更多集中在服裝方面。它先是表現在羊毛制成品。在英國，1700年人口600萬左右，到1800年增加到近900萬，擴大了需求基數。由于廉價制成品實現了批量生產，消費效仿促進的支出模式的擴散，毛織品已成為英國人首選。同時，在海外國家，非洲和亞洲對輕毛織品和棉花與亞麻混紡織品的需求也不斷增長。17世紀末，英國出口的毛紡服裝可能已占其全部產量的30%以上，到1740年可能在50%以上。正是這些巨大的需求使英國的約克夏迅速成為制造業中心。17世紀末18世紀初，英國羊毛消費量以每10年8%速度增長，大約從1740-1770年,10年增長率達到13%或14%。1741年原棉年進口量250萬磅，價值約5.5萬英鎊，羊毛年進口量達近6000萬磅，價值約150萬鎊，毛紡織業是當時最主要的工業部門。但是，跨出工業革命門檻第一步的卻發生在棉紡工業。對此的貢獻除了機械的運用、原料的供應彈性更大等因素外，需求的持續增長起著關鍵的作用。棉紡織品市場較之毛紡織品市場更具彈性。“棉花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可以穿著襯褲和襯衣……一種新式的工作服裝產生了——結實，而且皮膚舒適，易于洗滌和修補。甚至那些對棉紡織品印花的鮮艷和華麗留下深刻印象的富人們也越來越學會了按季節著裝，并且在夏天只穿薄棉布和白棉布服裝。”(《劍橋歐洲經濟史》卷六p298).布羅代爾也描述了當時對紡織品的需求熱情：“社會十分看重衣料、穿著和豪華的服裝。房屋內部要用布料、窗簾、帷幔、花毯以及裝滿呢絨細布的衣柜來裝飾。……因此，應該高呼：紡織品萬歲!”(《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5月北京第一版p327)。

　　隨著發動機、工廠設備制造、農業生產工具的生產、零部件、水管和煤氣管道，特別是1830年后鐵軌的生產等的需求的刺激，生鐵產量才急劇增加。在1750年時，英國的生鐵主要依靠進口，到1814年時英國生鐵出口量已是進口量的5倍以上，1852年時，英國生鐵出口量幾乎增加了20倍，為103.6萬噸。另外，對瓦特蒸汽機需求的增長要求在金屬加工技術方面很快出現巨大的技術進步，這樣就推動了金屬工業的發展。

　　上述4個方面是相互作用的，這就出現了一條規律，即技術進步過程具有漸進性和累積性。如，各種紡織機的發明和煉鐵技術的發明以及莫茲利的全金屬車床-克萊門特的自動調節車床和雙向驅動中心卡盤-內史密斯的自動螺母切削機和塑造機-塔式車床和螺母切削機，都有一個時間的順序，這就從技術角度決定了輕工業-重工業模式。但是，對于后發者來說，這個模式并非教條。歐洲大陸其他國家在學習英國時其先導工業則是重工業，這種逆相位從根本上說是增長時機選擇的后果，不是經濟發展的結構法則。這說明后進國家可以在先發國家的成就上走出另一條工業化道路。

　　（二）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

　　蘇聯工業發展是建立在俄國舊體制下工業革命的基礎之上的。

　　凱瑟琳二世時期，俄國曾是18世紀經濟強國之一，19世紀上半葉其工業處于停滯階段。俄國工業化起步于19世紀末的棉紡工業，爾后，逐步向其他工業部門擴散。經過1861-1890年的發軔時期、1890-1900年第一次工業躍進時期、1900-1908年的停滯時期、1908-1914年新躍進時期，到1914年，俄國已不是經濟落后的國家，人口1.75億，工人300萬。已經擁有一個自主支配的十分發達的銀行體系，處于向金融資本主義演進的高級階段。1913年俄國生鐵產量406萬噸，鋼432萬噸;煤炭產量3628.27萬噸。石油產量1901年900萬噸占世界產量的50%(1913年降至近20%)。在中央工業區，1912年制造業雇傭了全國工廠勞動力的42.6%，生產出占俄國總產值35.9%的產品，工業集中現象十分明顯。紡織業占該地區整個工業活動的60%，食品業占15.7%，冶金業占9%。冶金業生產的機車、貨車、輪船和工業機械占到總產值的31.8%。老工業區的圣彼得堡主導工業是冶金業，特別是機械制造業。企業地理布局向更集中的方向發展。1913年俄國工業生產總量占世界工業生產的5.5%。

　　蘇聯就是在這個歷史遺產上開始了社會主義工業化。1918年6月對主要工業部門實施國有化，1920年11月160萬工人在國有企業占220萬工人的%，國有化已經覆蓋了主要工業部門。1921年5月開始新經濟政策，停止了國有化進程，并恢復3800家小企業為私人和合作企業。1923年3月統計，有84.5%的工人在國有企業，生產了92.4%的工業產值。1926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1929年開始全面實施。斯大林說：“沒有重工業，那就不會有一切現代化國防武器，中國沒有自己的重工業，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現在只要誰高興，誰就可以蹂躪它。”這樣，蘇聯走上重點發展重工業和國防工業道路。“一五”期間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取得了明顯成效。重工業投資占工業總投資的84.2%。四年間，工業總產值完成五年計劃的93.7%，而重工業產值完成原定計劃的108%。重工業平均每年增長27.1%，輕工業平均每年增長12.9%;因而重工業所占比重由1928年的39.5%，提高到1932年的53.4%。蘇聯的鋼產量由1928年的425萬噸，增加到1932年的593萬噸，居世界第二位，僅次于美國的1390萬噸，超過了法國的564萬噸，德國的562萬噸，英國的535萬噸，大大加強了蘇聯的經濟實力和國防實力。工業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1928年的48%，提高到1932年的70%，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蘇聯宣布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總之，到1932年，蘇聯工業的規模已經超過了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說明工業化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二五”計劃期間，蘇聯總共有4500個大企業建成投入生產;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20%，其中重工業增長了139%，輕工業增和了100%，農業總產值由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負增長，增長了54%;國民收入增長了109%，人民的工資基金增加了1.5倍，集體農莊農民收入增長了2倍多，到1937年，大工業總產值比1932年增加了1倍，比1913年增加了7倍，大工業特別是機器制造工業的增長，使國民經濟各部門獲得了技術上的重新裝備，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在國民經濟的所有部門中基本確立。而同一時期，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產量比1913年僅增長44.3%。到1937年，蘇聯的鋼產量達1770萬噸，鋼材為1300萬噸，生鐵為1450萬噸，煤為1.28億噸，發電量為365億度。經過兩個五年計劃，蘇聯建成了六千多個大企業，建立起鋼鐵、飛機、汽車、拖拉機、化學、重型機械、精密儀器等部門。工業布局有了很大變化。蘇聯的工業水平大幅提升，工業企業的現代化程度和管理水平大大提高，工人們的技術水平比一五期間提高許多。在東部地區興建了烏拉爾—庫茲涅茨克鋼鐵、重型機械、煤炭基地，新庫茲涅茨克鋼鐵基地，伏爾加—烏拉爾石油基地等;在中亞興建了塔什干食品加工和畜產品加工工業基地;在哈薩克斯坦建立了機械化采礦基地;在遠東地區的阿穆爾河流域興建了共青城飛機制造廠。1937年蘇聯的的工業總產值占世界的10.6%，僅次于美國。超過德國、英國、法國躍居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已取得了徹底勝利，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成為蘇聯社會的經濟基礎，公有經濟在國民經濟的比例占到99.8%。

　　第四個五年計劃，蘇聯在最短的時間內，以難以置信的努力為代價，不僅醫治了嚴重的戰爭創傷，實現了國民經濟的恢復;而且經濟實力比戰前大大增強。1948年工業生產達到了戰前的總體水平。到1950年，蘇聯共恢復和新建成了6 200個大企業，工業年增長速度達到23%，工業總產值比1940年增加了73%，國民收入比1940年實際增長了64%。蘇聯成功地恢復了在戰爭年代毀壞的電站、冶金、機械制造和采掘工廠。第聶伯河水電站在1947年就重建完成，頓巴斯煤礦在1948年就超過了戰前的最高水平，南方的扎波羅熱鋼鐵基地和亞速夫鋼鐵廠重建完成，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和哈爾科夫拖拉機廠完成重建。在烏拉爾地區、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規模巨大的水電站、鋼鐵聯合企業、冶金和金屬加工廠、大型機械聯合企業一座有一座的興建。興建了下塔吉爾、車里亞賓斯克等新興工業中心。在俄羅斯聯邦的西部地區，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工業重新投入生產。完成甚至超額完成了提高工業生產的總體計劃。

　　在農村，聯共(布)中央和蘇聯政府也采取了各種恢復和振興農業的辦法，蘇聯的農業也迅速得到恢復。1950年，農業總產值超過1940年22%，其中，籽棉、甜菜、蛋、奶的產量還超過了戰前水平。1950年蘇聯的糧食產量比1940年多19%，略超過1913年的水平。蘇聯的農業機械化水平大幅提高，四五計劃總共為農業提供了58.6萬臺拖拉機和9.3萬臺聯合收割機。1950年蘇聯國民經濟總值(以1966年的美元計算)達到1570億美元，當時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大國的情況是：美國3930億美元，英國790億美元、法國620億美元、德國590億美元、日本370億美元、意大利330億美元。在國民經濟總值方面蘇聯躍居世界第二位。

　　顯然，西方英美日的輕工業-重工業模式和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模式都取得了成功。西方模式遵循著自由經濟理論，按照所謂“自然法則”增長。蘇聯模式遵循著計劃經濟理論，按照所謂“計劃”發展。兩種模式比較后，都有弊端。

　　西方模式發展緩慢，伴隨著基欽周期(三年左右)、朱格拉周期(九年左右)、庫茨涅茲波動(二十年左右)、康德拉季耶夫價格波動(五十年左右)等周期性危機。從發展速度看，1870年-1913年法國每年1.8%、英國2.2%、德國3.9%、美國4.9%。在1883年到1913年的三十年間英國、美國、法國、德國的工業增長率是每年3.4%(劉易斯《增長與波動》p240)西方歷史上著名的五次大蕭條：1837年、1872年、1893年、1907年、1929年。德國的大蕭條開始于1879年，法國的大蕭條開始于1882年和1899年，英國的大蕭條開始于1883年和1907年。美國1876年蕭條時，工業生產比潛在能力線低40%，約300萬人失業，是當時全部工業人口的四分之三。農業產量增長急劇下降。1875/1879到1885/1889每年2.8%，1885/1889到1895/1899每年2.4%，1895/1899到1905/1909每年1.5%。資本主義世界在1929——1933年期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后又轉變為長期蕭條。工業生產下降44﹪，生鐵產量下降64.8﹪，鋼產量下降61.3﹪，煤炭開采量減少30.9﹪，外貿總額下降61.2﹪。1929——1930年失業人數3千余萬。到1937年資本主義世界剛剛恢復到危機前1929年的生產水平，然而從下半年起再次陷入新的危機之中，并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出現這種情形，與“自然法則”的發展模式密切關聯。所謂自然法則就是市場法則，其中的新舊要素的替代因“無奈的等待”表現為時空轉化的漫長性。(1)在工業化過程中技術變遷的擴散會由于傳統勢力抵制而延長;(2)資本稀缺導致投資不足;(3)個人智力限制不能及時解決技術難題。另外，危機描述了市場配置資源或許只能在“初始”時期發揮最佳效用，隨著資本的不斷加入，除投資效益遞減外，這個“無-有”的過程，從經驗材料觀察似乎不能找到“邊際”，劉易斯描述的“反應遲緩”、“反應過分”和“過度建設”是難免的，最終導致過剩危機或金融危機等。第三，叢林法則使工人農民深受剝削，在雇傭勞動制度下不可能有太大的生產積極性。所以，經過“饑餓的四十年代”后，“從1870年開始，西方有組織的對“純粹資本主義”和無調節的市場經濟的仇視一直在增長。這并不限于參加了工會和正在發展中的政治組織的工人，也并不限于農民。社會各階級都感到了這種氣氛。工業家拋棄了在十九世紀中期已得到廣泛流行的自由貿易。……工業家還否認了在國內市場上自由競爭的信條，……中等階級也向左發展，崇尚費邊主義、平民主義和社會民主黨。……福利國家也出現了。”(劉易斯《增長與波動》p22)

　　與之比較，蘇聯的增長率高于西方許多，沒有周期性危機和兩極分化，大大縮短了工業化的時間。如果再把俄國的情形加入比較，蘇聯的發展條件更具本質的優越。俄國基本是在封建制度下發展工業，并且過度依賴法國等西方資本受制于人，所以，起步晚，發展緩慢。蘇聯是在根本變革俄國舊制度基礎上實施的工業化，社會主義制度較之資本主義的比較優勢為蘇聯高速度實現工業化提供了可能。顯然，任何一種制度的真理性都不可能是絕對的，只能是相對的，是對絕對真理的不斷接近。因而，蘇聯也不可避免的會犯錯誤。如果將錯誤分為制度性錯誤、認識性錯誤和執行性錯誤三類，那么，蘇聯的錯誤主要是后兩類，甚至有些經濟錯誤是在當時國際環境下必須犯的。對蘇聯模式的問題，毛主席有深遠的洞察：(1)過分集權;(2)過分強調了重工業的優先增長，結果在計劃中把農業忽略了。對農業拿得多，給予少;(3)群眾路線差。

　　（三）新中國：優先-并舉-主導模式

　　蘇聯和西方的工業化道路，為毛主席提供了“挑戰-應戰”的選擇機會。當然，這種選擇還取決于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世情和國情以及發展條件。

　　首先，兩種模式說明，工業化道路不是經濟發展的結構法則問題，而是增長時機選擇的結果。簡言之，模式的選擇決定于在場的經濟發展條件。進一步說，西方模式是當時重工業受發展條件限制的后果，從“無”到“有”的歷史運動讓西方早期幾乎只能依據自然法則選擇，但是隨著發展條件的成熟西方大國都構建了以重工業為主體的國民經濟體系。這樣，蘇聯所面臨的歷史機遇就是從“有”到“有”，學習過程為有計劃的優先發展重工業提供了可能。由于這兩種模式的成功，歷史也為新中國提供了更多的選擇。

　　其次，新中國一成立就深陷兩大陣營的冷戰。這時，西方如果從13世紀文藝復興算起已發展了近七百年，早已實現了以工業現代化為開端的經濟、科技現代化。而蘇聯僅用幾十年時間就實現了趕超。美國的實力超強，雄踞世界;蘇聯緊步其后。在冷戰給予中國的準戰爭環境，又面對已現代化的強大的西方與蘇聯，中國怎么辦?何去何從?要想不挨打，要想復興，要想建設又強又富的國家，只能趕超。

　　第三，中國的一窮二白。據董光璧《二十世紀中國科學》描述，國民時期，工業主要在上海、天津及沿長江的幾個口岸發展了一些紡織工業和輕工業，幾乎沒有機械制造業，到1949年，費正清還認為中國的經濟仍然是具有半殖民地特征的商業經濟。王駿《毛澤東與中國工業化》描述了新中國所面對的歷史遺產。一九四九年全國產糧只有二千一百幾十億斤，糧食不夠得進口，棉花得進口;其次，沒有工業，工業品也得進口，解放前五十多年間，全國除東北外，鋼的生產一直只有幾萬噸;加上東北，全國的最高年產量也不過是九十多萬噸。一九四九年，全國鋼產量只有十幾萬噸，使用機器工業的產值只占整個工農業生產總值的17%左右，原煤6188萬噸，石油32萬噸，電60億度，按1949年人口計，人均鋼1.7千克，原煤114.1千克，石油0.6千克，電11度;第三，交通，鐵路21800千米，火車頭要進口，鋼軌主要從外國買;公路通車80700千米。在中國資本主義的結構中，官僚資本和帝國主義資本占80%，民族資本只占20%。這種基本情況就是一窮二白。

　　在這樣的歷史遭遇中，新中國究竟如何選擇工業化道路呢?

　　劉少奇認為應當選擇西方模式。出于對蘇聯的“配合”，他說：“要以主要的力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同時，建立一些必要的國防工業。再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來建立我們重工業基礎，并發展重工業”(《劉少奇選集》下卷，p4，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85年)。從現在的資料看，劉少奇之所以提出這種發展道路，很可能是接受了蘇聯的分工建議，即蘇聯重點搞重工業，中國等重點搞輕工業和農業，形成一個以蘇聯為主體的經濟圈。

　　毛主席的戰略則另辟新路。在考察了兩種模式后，他把中國的發展建立在辯證法的哲學高度，選擇了優先-并舉-主導的中國工業化道路。在發展方式上選擇了計劃經濟+商品經濟的混合經濟。

　　周恩來對毛主席的思考作了這樣的解釋：毛主席說過，我們的國家在政治上已經獨立，站起來了，但要完全獨立，就要實現國家工業化，否則還要依靠人家。工業不發展，甚至已經獨立了還有可能變成人家的附庸……對于社會主義國家，我們能否存依賴心理?譬如說，蘇聯搞重工業、國防工業，我們搞輕工業，這樣行不行呢?如是一個小國，是可以的。但我們是一個近六億人的大國，地下資源很豐富，如果不努力建設工業，特別是建設重工業，那就不敢設想了……讓他們搞重工業，我們搞輕工業，這樣的分工是不可能的，……發展重工業才能使我們的國家工業化。……凡是能站起來像樣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德國，都搞了重工業。……既然我們不能制造一輛坦克、一架飛機、一門高級的大炮和一輛汽車，那我們的國防力量怎么能算強大呢?我們的這些東西都是從蘇聯購入的，……我們要自己生產這些東西，就要搞重工業。這樣才能建立國家工業化、國防現代化的基礎，這是不可動搖的(王駿《毛澤東與中國工業化》p43-44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這個解釋說明，毛主席已明確地指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對中國的戰略意義：(1)完全獨立;(2)不“變成人家的附庸”;(3)不對蘇聯“存依賴心理”;(4)蘇聯搞重工業、國防工業，我們搞輕工業，“這樣的分工是不可能的”。

　　優先-并舉-主導的選擇的正確性，在實施“一五”過程中被證實了。根據“一五”的實踐-認識循環，1956年6月，薄一波在一份報告中寫到：如果沒有鋼鐵、有色金屬、機械制造、能源、交通等重工業的建立和發展，要想大力發展輕工業，要使工業給農業以更大的支持，是辦不到的(王駿《毛澤東與中國工業化》p45-46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

　　對優先-并舉-主導的內涵，毛主席作了十分清楚的描述。

　　(一)優先發展重工業是一個很重要的經濟規律，“凡是能站起來像樣”的國家，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遵循了這個規律。問題在于如何把握好“度”，正確處理好工農業關系，所以，必須將優先和并舉關聯在一起，首要處理好工農業的協調發展。

　　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節選)》(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中，他說：

　　“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是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共同規律。資本主義社會如果不是生產資料優先增長，它的社會生產也不能不斷增長。斯大林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優先發展重工業。斯大林的缺點是過分強調了重工業的優先增長，結果在計劃中把農業忽略了。前幾年東歐各國也有這個問題。我們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并舉。我們實行的幾個同時并舉，以工農業同時并舉為最重要。統計局的材料，說我國日用品銷于農村的占百分之六十三左右。不實行工農業并舉，這怎么能行?我們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工農業并舉，到現在已經四年了，真正實行是在一九六0年。”

　　這說明，毛主席對西方和蘇聯的工業化進程都作了深入的考察，并運用矛盾法則把握著其中的規律。他創造的優先-并舉-主導的工業化道路正是這一學習借鑒的結果。

　　(二)關于“代價”問題。認為優先發展重工業意味著一定的代價。

　　1.這就是人民要“忍受一點犧牲”。任何國家、任何制度的工業化進程都不可能越過原始積累階段。西方資本主義通過對剩余價值的剝削完成了私人資本的原始積累，社會主義通過人民要“忍受一點犧牲”的辦法完成國家資本的原始積累。

　　2.這個代價是為了人民自己的長遠利益犧牲的。所以，兩種制度原始積累的主觀本質區別在于，前者是私人利潤的最大化，結果是兩級分化;后者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化，結果是共同富裕。

　　3.應對這個代價的辦法之一就是“節衣縮食，艱苦奮斗”，關鍵是要使人民了解到“國家在買賣農產品和輕工業品方面賺的錢是用來干什么的”，使其贊成工業化的發展方針。

　　4. 對于源自農業的積累，“賺錢不能過分”工農業要互相支援。

　　5.因此，“高速度”和在這個進程中自覺“適當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國工業化的特征。

　　毛主席在1953年12月對《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作了這樣的批語：“由于工業化要以發展重工業為重點，而重工業需要的資金多，盈利較少較遲，產品不能直接滿足人民的消費需要，所以在工業化時期不能不節衣縮食，艱苦奮斗。……要批判一切違反總路線的錯誤思想，如認為我國可以不要工業化、可以不忙于工業化、可以降低工業化速度、可以不以發展重工業為中心，認為工業化對農民和一般人民不利，認為有了蘇聯的援助，我國的工業化就可以等的思想”(《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p711-712)

　　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節選)》(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中，他又說：“我國人民現在還要像蘇聯那個時候一樣，忍受一點犧牲，但是只要我們能夠使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都同時高速度地向前發展，我們就可以保證在迅速發展重工業的同時，適當改善人民的生活。蘇聯和我們的經驗都證明，農業不發展，輕工業不發展，對重工業的發展是不利的。”“多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多為重工業創造一些積累，從長遠來看，對人民是有利的。只要農民和全國人民了解到，國家在買賣農產品和輕工業品方面賺的錢是用來干什么的，他們就會贊成，不會反對。農民自己已經提出了農業支援工業的口號，就是證明。當然，賺錢不能過分，工農業產品的交換不能夠完全等價，但要相當地等價。”

　　(三)在這個關系范疇，應當通過市場的需求-供應模式刺激工農業并舉發展。“關于工農業的關系問題，要說工業向農業要求擴大市場，也要說農業向工業要求增加各種工業品的供應。要保證農民得到更多的工業品，保證農民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四)同時并舉有利于優先，輕工業和農業增長的比例對重工業的發展影響很大，它們發展遲緩同樣會拖累重工業，所以既要有生產資料生產的積極性，也要有消費品生產的積極性。

　　“這里說到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五七年蘇聯的生產資料生產增長了九十三倍，消費資料生產增長了十七點五倍，問題是，九十三同十七點五的比例，是否對發展重工業有利。這么多年來，消費品生產只增長了那么一些，為什么在這個問題上又不講“物質刺激”呢?要使重工業迅速發展，就要大家都有積極性，大家都高興。而要這樣，就必須使工業和農業同時并舉，輕重工業同時并舉。”《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節選)》

　　(五)并舉與主導。“所謂并舉，并不否認重工業優先增長，不否認工業發展快于農業;同時，并舉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例如，一九六○年估計可生產鋼材一千三四百萬噸，拿出十分之一的鋼材來搞農業技術改造和水利建設，其余十分之九的鋼材，主要還是用于重工業和交通運輸的建設，在目前的條件下，這就是工農業并舉了。……每一個并舉中間，又有主導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為主導;工業與農業，以工業為主導。農業上不去，許多問題得不到解決。東歐各國過去幾年都是這樣的。從一九六○年起，我們要增加農業所需要的鋼材。

　　提出洋土并舉、大中小并舉后，這個偏向才克服。工農商并舉，提得很好，一定要這樣做。貶低商業，商不掛帥，工農兩業是不會發展的。(《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節選)》)

　　(六)實施優先-并舉-主導的條件。首先是由于有了西方和蘇聯兩種成功的模式。這樣就避免了從無到有的諸如“技術變遷”、“生產單位”、“工業結構”、“組織制度”等探索，同時兩種模式都發現和總結出了工業化的經濟規律——包括兩種制度特有的和共同的，所以，通過學習借鑒過程，后進國家發展心理比較清晰，可以根據現代化需求，采用“大躍進”方式，不重復老路，實現跨越式發展。新中國先后從蘇聯引進的“156項工程”和從西方引進的“四三一”項目就是這方面的經典案例。其次，社會主義制度可以動員組織集中全國力量辦大項目。“一五”期間僅國家投資就達到766.4億元，全部限額以上的基本建設單位1600個，限額以下的建設單位6000多個。國家對農業的基本建設投資總額41.83億元，加上農民和合作社的投資和勞動積累，資金積累達到了96億元。新中國從幾乎沒有現代工業的國家一下子就建立起包括飛機、汽車制造業、新式機床制造業、發電設備制造業、冶金和礦山設備制造業，以及高級合金鋼、重要有色金屬冶煉業等，這是資本主義早起階段無法辦到。第三，政治資源優勢可以實現精神變物質的巨大能量轉換，通過縮衣節食，艱苦奮斗，犧牲暫時的利益，多創造積累投入建設。第四，人民公社制度。第五，計劃工具可以通過編制短中長期規劃促進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

　　事實上，毛主席優先-并舉-主導的模式描述了三個經濟規律。其貢獻是將過去有些缺乏聯系的經濟原理聯系起來，注入新的解釋并巧妙地利用時空差加以綜合運用。

　　優先：“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資料的生產比消費資料的生產增長得快。”(列寧)“生產資料的增長之所以必須占優勢地位，不僅是因為這種生產應當保證自己的企業以及國民經濟其他一切部門所需要的裝備，而且是因為沒有這種生產就根本不可能實現擴大再生產。”(斯大林)

　　并舉：統籌兼顧多個經濟部門平衡發展，取得協調一致，有效配置資源，實現相互支持和互補式的共同增長。

　　主導：“事實上，發展確實是按照主導部門帶動其他部門增長，由一個行業引發另一個行業增長的方式進行的。換句話說，兩個不同時點上形成的兩幅靜止圖像所顯示的平衡增長，是一些部門追隨某一部門一系列不均衡進展的最終結果。”(赫希曼)

　　二、平衡與不平衡發展

　　（一）平衡發展與不平衡發展的兩派爭論。平衡與不平衡發展是經濟活動中一般的事實。但是，在經濟理論中卻形成了平衡發展論與不平衡發展論相對立的兩派。赫希曼《經濟發展戰略》就以“不平衡增長論”質疑平衡發展的觀念。他認為，平衡發展理論所主張的經濟各部門的協調一致，避免需求與供應的非均衡狀態，應當屬于“大推進理論”框架中發展是大量互相銜接，規模不等的項目均衡運動的結果的假設。這種理論不適合不發達國家的發展。因為，各經濟部門齊頭并進的發展要求資源的充足供應，而不發達國家的早期發展基本上不具備資源的“充足”條件。另外，外在經濟“內在化”的學說也是平衡發展論的變體，在大量企業家還是保留著小生產身份的情境下，它所要求的“各種生產必須結合起來并集中計劃”的設計，已超出了不發達國家的發展能力的上線，這種矛盾也是不好解決的。同時，在私人企業制度下，私人利潤的計算注定要使內部不經濟外化，為減輕19世紀西歐早期發展中的各種驚人的社會代價，不發達國家會強制推出多種社會保險政策限制企業內部不經濟外化的行為。這樣，外在經濟“內在化”學說的另一個假設，即國家組織生產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只把外在經濟利益內在化，一方面又能使企業活動造成的所有外在不經濟和社會代價都嚴格保持在中央權力外部或減至可以忽略不計的限度是不可能的，簡言之，政府很難為企業發展提供動力。所以，對不發達國家而言，最好的選擇就是不平衡發展，把發展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的連鎖演變過程。在市場經濟境遇，發展是由利潤-投資的動機產生的行為，所以，要使經濟向前發展，發展政策的任務是保持緊張、不成比例和不平衡。

　　（二）毛主席創立了平衡與不平衡發展理論。赫希曼擔心的平衡發展失去的條件在中國是可以創造出來的。這樣，毛主席就將平衡發展與不平衡發展綜合起來創立了平衡與不平衡的發展理論。毛主席認為，“平衡與不平衡”的矛盾是生產力發展的動力。因為客觀上普遍存在著這個對立統一的矛盾運動，造成了供應與需求的相互拉動產生了發展。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同，中國的發展主要運用計劃-投資的循環和市場供求關系所產生的平衡與不平衡來實現。在這里平衡與不平衡有三類。1、計劃-投資是符合經濟規律的，2、由1引發的連鎖效應誘發的市場供求的緊張關系，3、由于主觀安排不符合樂觀情況的。第三類叫犯錯誤，它導致失誤，對發展產生不利影響，這是要注意發現和解決的。毛主席說：

　　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需要國家計劃去調節。“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過了一年，就整個說來，這種平衡就被矛盾的斗爭所打破了，這種統一就變化了，平衡成為不平衡，統一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事實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這種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有時因為主觀安排不符合客觀情況，發生矛盾，破壞平衡，這就叫做犯錯誤。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說了兩條腿走路、并舉，實際上還是沒有兼顧。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

　　毛主席考察了幾對重要的平衡與不平衡的關系范疇，明確指出：

　　1、發展是“高一級”的進步，它是在平衡與不平衡的循環中通過“在總的量變過程中許多部分的質變”來完成的。我國現在經濟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變化，是在總的量變過程中許多部分的質變。若干年后，中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那時候將完成一個飛躍，然后再繼續量變的過程。要注意質量，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種各樣都要有。農業中，糧、棉、油、麻、絲、煙、茶、糖、菜、果、藥、雜都要有。工業中，要有輕工業、重工業，其中又要各樣都有。

　　2、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平衡;工業和農業的平衡;這四大平衡是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的基礎;

　　3、提出了綜合平衡概念，要點是通過綜合比例實現供需均衡。搞社會主義建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綜合平衡。比如社會主義建設需要鋼、鐵等種種東西，缺一樣就不能綜合平衡。我們有些人辦事時總是忘了一兩個條件。比如煉鐵，沒有耐火磚不行，于是他們就把原來做盤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磚，這樣盤子就不夠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來的陶瓷生產恢復起來。這個事情是很復雜的，每個行業都會有這樣的事情。工業、農業、商業、交通事業都可能碰到。農業也要綜合平衡，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五個方面。

　　4、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觀規律。企業和企業之間，企業內部車間和車間、小組和小組、個人和個人之間，都是不平衡的。從不平衡到平衡，又從平衡到不平衡，循環不已，永遠如此，但是每一循環都進到高的一級。不平衡是經常的，絕對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

　　5、區分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平衡與不平衡的根本區別。資本主義技術的發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問題是這種平衡和不平衡，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質上不同。

　　6、產生平衡與不平衡發展的一個案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技術發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例如解放初期，我們的地質工作人員只有二百來人，地質勘探情況同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極不平衡，經過幾年來努力加強工作，這種不平衡已經走向平衡。但是，技術發展的新的不平衡又出現了。我國目前手工勞動還占很大比重，同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廣泛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來解決這個不平衡。特別值得注意的，新的技術部門出現以后，技術發展不平衡的狀況更加顯著，例如，我們現在要搞尖端技術，就感到許多東西不相適應。

　　引用赫希曼的話來印證毛主席不平衡是普遍規律的論斷是非常有意義的。

　　“發展確是一個漫長過程，在這樣一個無窮的相互作用過程中，我們應該瞄準什么努力?我們可以躍過哪一個中間擴張階段呢?哪些通常連續的階段應被合并?某些階段的躍過或合并也許可能，但不得偏離為加速各方面發展的忠實目標。一般來說，發展政策所關心的應是如何明智地建立西托夫斯基所完美描述的各種相互關聯和影響，而不是抑制它們。……要使經濟向前發展，發展政策的任務是保持緊張、不成比例和不平衡。”

　　“‘導致偏離平衡’的結果恰恰是發展的理想格局。因為這一結果的每一連續發展都是由過去的不平衡引起的，并且轉而引起新的不平衡，要求進一步的發展”(《經濟發展戰略》p58-59)

　　（三）大躍進式的發展。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澤東再次對大躍進作了具體說明：“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難道這是做不到的嗎?是吹牛皮、放大炮嗎?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們的歷史就可以知道了。我們不是在我們的國家里把貌似強大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從基本上打倒了嗎?我們不是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基地上經過十五年的努力，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方面，也達到了可觀的水平嗎?我們不是也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嗎?過去西方人加給我們的所謂東方病夫的稱號，現在不是拋掉了嗎?為什么西方資產階級能夠做到的事，東方無產階級就不能夠做到呢?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他的這種預見，必將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實現。這是一種必然趨勢，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主席指出西方經濟發展也經歷了幾個大躍進。

　　（四）對工業部門的新劃分。為在平衡與不平衡發展中，有計劃按比例分階段的加速工業化，毛主席對工業從戰略角度作了新的劃分，即：

　　1、自主工業。能夠實現國家獨立自主即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路線。主要包括建立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2、戰略工業。能夠實現國家在世界大發展中領先未來的路線，主要包括尖端科技(航空、核能、計算機、生物)、重要原料產品(鋼鐵、石油、糧食)。

　　3、國防工業。能夠實現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環境在世界大格局掌控變化、把握主動的路線，主要包括威懾武器(兩彈一核)、陸海空武器和三線建設。

　　4、民生工業。能夠實現人民共同富裕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生活的路線，主要包括消費品工業。

　　5、農村工業。能夠實現國家農業與工業化步驟相適應進而推動農業現代化的路線，主要包括公社工業。

　　顯然，新的五種類型之間是關聯的、交叉的、轉化的。

　　（五）波浪式發展。《讀蘇聯》“技術的發展是這樣，經濟的發展也是這樣。教科書沒有接觸到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波浪式前進。說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一點波浪也沒有，這是不可能設想的。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發展。我們讀書也是波浪式的，讀書之前要做別的事情，讀了幾個鐘頭以后，要休息，不能無日無夜地讀下去。今天讀得多，明天讀得少;而且每天讀的時候，有時議論多，有時議論少。這些都是波浪，都是起伏。平衡是對不平衡來說的，沒有了不平衡，還有什么平衡?事物的發展總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門、各個部門的各個環節都存在，不斷地產生，不斷地解決。有了頭年的計劃，又要有第二年的計劃;有了年度的計劃，又要有季度的計劃;有了季度的計劃，還要有月計劃。一年十二個月，月月要解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計劃常常要修改，就是因為新的不平衡的情況又出來了。”

　　三、分階段發展

　　毛主席說：“分幾個階段，把我們的國家搞強大起來，使我們的人民進步起來。”(《讀蘇聯》)。 分階段發展描述了資源稀缺和投資能力受限的經濟環境下的經濟規律。

　　霍夫曼認為，工業化的階段，第一階段消費品工業居于優勢，第二階段消費品的工業與資本品工業迅速發展，消費品工業優勢地位漸趨下降，第三階段消費品工業與資本品工業達到平衡，而資本品工業快于消費品工業增長趨勢。

　　赫爾曼《經濟發展戰略》“根據這種相互關聯，我們認為齊頭并進的平衡增長不是根本途徑，而是確是需要一種按次序或鏈條式的解決方式。P69”這樣，發展就面臨著對項目的“有效順序”的投資選擇。市場經濟設計了兩種工具來完成這個任務。1、市場自動調節，通過各個項目生產活動的邊際效益趨于相等。2、對公共項目，通過與政策關聯的“投資準則”測評“社會邊際生產力”，衡量產出以至對進一步的增長預期貢獻的大小，排列出投資選項。

　　顯然，對分階段發展的經濟規律，毛主席也同樣設計了一套投資選擇的方案。

　　市場選擇投資的動機是利潤的唯一性。而在毛主席的話語中，動機則是“國強民富”。當然，利潤計算也很重要。毛主席認為，社會主義分為不發達和發達兩個階段，在這之前還有建設和建成的分段，這樣，階段發展的的目標就成為一個世紀性趕超戰略，它被描述為兩步走戰略和在這個大框架下的若干個“五年計劃”。投資準則包含如下指數：

　　1、重點是重工業。

　　2、多發展農業和輕工業。

　　3、教育。

　　4、鋼鐵、石油。

　　這些投資準則結構出優先選擇-并舉選擇-主導選擇，通過計劃和市場完成。按照“貢獻

　　最大項目”的經濟計算準則，五年計劃將根據國強民富和獨立自主的有效順序編制出投資選項，不容質疑的是，前五個五年計劃都將糧食、棉花、鋼鐵、煤炭、電力、石油作為優選項目。

　　一五計劃（1953-1957）：

　　重點：總投資766.4億元，以蘇聯援助的156個項目和限額以上694個項目為主體。蘇聯援助實際施工的146個項目為，冶金20個(鋼鐵7個、有色金屬13個、)，機械24個，能源52個(煤炭25個、電力25個、石油2個)，軍事44個(航空12個、電子10個、兵器16個、航天2個、船舶4個)，輕工業和醫藥各3個。重工業占95.89%。

　　基本任務：從無到有建立包括飛機、汽車、發電設備、重型機器、新式機床、精密儀表、電解鋁、無縫鋼管、合金鋼、塑料、無線電等工業部門。目標是建立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鋪開工業布局的骨架。

　　二五計劃(1958～1962年大躍進)：　

　　重點：煤、電、油等動力工業和冶金、化工等原料工業。機械工業發展農業機械。原子能、飛機和無線電及精密機械工業。輕工業要跟農業走。其中，糧食、鋼鐵、機械是三件最重要事。

　　基本任務：①繼續進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建設，推進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建立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鞏固基礎。②繼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鞏固和擴大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③進一步地發展工業、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相應地發展運輸業和商業。④努力培養建設人才，加強科學研究工作，以適應社會主義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⑤在工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增強國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過渡計劃（1963-1965）：

　　重點：1、吃、穿、用;2、基礎工業;3、國防工業。

　　基本任務：總結經驗、全面安排、創造條件、過渡到“三五”計劃。

　　三五計劃（1966-1970）：

　　重點：三線建設(備戰)。大中型項目2000個左右。預期到1970年，糧食2249.5億千克-2400億千克，鋼產量1600萬噸，原煤2.8-2.9億噸，發電量1100億度，原油1850萬噸。新建鐵路5條。

　　基本任務：①大力發展農業,解決人民的衣食問題;②努力突破尖端技術，加強國防建;③發展交通、商業、文教和科研等事業;④基本上建成獨立的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工業體系。

　　四五計劃（1971-1975）：

　　重點：在1970年-1975年實施，其計劃指標是：工業增長速度平均每年要達到12.5%，1975年鋼產量要達到3500-4000萬噸，平均每年增長15-18.1%，煤達到4-4.3億噸，原油為7000-10000萬噸，發電量2000-2200億度，鐵路貨運量9-10億噸。5年財政收入為4000億元，糧食6000億-6500億斤，棉花 6500萬-7000萬擔，國家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為1200-1300億元。“四三計劃”引進西方先進設備與技術。

　　基本任務：狠抓戰備，集中力量建設大三線強大的戰略后方，改善布局;大力發展農業，加速農業機械化的進程;狠抓鋼鐵、軍工、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的建設;建立經濟協作區和各自特點、不同水平的經濟體系，做到各自為戰，大力協同;大力發展新技術，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初步建成我國獨立的、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促進國民經濟新飛躍。

　　五五計劃（1976-1980）：

　　重點：1、農業;2燃料、動力、原材料工業。到1980年要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糧食產量達6700億斤，鋼產量3600萬噸，原煤6.5億噸，原油1.3～1.5億噸，發電量3000億度，國家預算內基建投資5年合計1780億元。

　　基本任務：在1980年建成中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到1985年進一步完善全國的經濟體系，各個部門的主要環節基本掌握現代先進技術，在全國基本建成六個大區不同水平、各有特點、各自為戰、大力協同、農輕重比較協調發展的經濟體系。

　　同時，制定了《十二年科技發展規劃》和《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兩個科技發展規劃。

　　從上述5個5年計劃可以得出這樣：1、重工業是投資的重點，其中尤以冶金、能源(動力)、機械、國防、化工、交通為主導;2、同時沒有放松農業和輕工業，特別是農業。三五計劃早期是解決吃穿用，后來轉為國防;3、重視尖端科技，文教、科研和人才;4、初步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實現了預期目標。

　　這說明，計劃的投資選擇恰當的應對著包括來自國內和西方的不同類型的挑戰。它首先是中國的一窮二白——這限制了齊頭并進的發展并刺激了重工業的優先次序;其次，先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大搞階級斗爭式的全面封鎖和幾次戰爭，后來蘇聯也加入其中，使中國陷入“半戰爭狀態”(斯諾)——這更加刺激了國防和能源動力工業和糧食生產;第三，重工業擴散對技術變遷的要求更加重視——這促進了以發展教育實現對勞動力結構的調整和提升;第四，在這樣的交叉矛盾運動中純粹的經濟關系和純粹的政治關系已經被解構，迎接的是政治與經濟合成的剩數力量——這就決定了計劃的投資選擇既是經濟計算又是政治計算。毛主席高瞻遠矚地把握了“投資準則”，親自領導并加速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四、貿易

　　“貿易是增長的發動機”(劉易斯)。但美國以及后來的蘇聯采取的封鎖政策，企圖使中國失去這個發動機。毛主席的貿易思想也是對這種挑戰的應對。

　　1、意識形態與“做生意”分開，和平共處。 在國際交往上，重點不是思想和社會制度的不同，而是尋找“共同點”，即國家的獨立、民主、富強;反對大國欺侮;國家間在商業上、在文化上互相往來;國外市場的通商;發展經濟的愿望。有了這些共同點，即使“你”反對共產主義，“我”反對資本主義，但是也可以合作，可以做朋友，做個好朋友，可以做生意，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可以做生意的地方。中國只講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講友好，講做生意。

　　2、和平的國際環境才能發展。中國需要幾十年的和平，至少幾十年的和平，發展國內生產、改善人民生活。如果發生戰爭，經濟和文化計劃都要停止，這就會使中國的工業化過程延遲。為維護和平：①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②不同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就是西方國家，只要它們愿意，我們也愿同它們合作。③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存在的問題。打仗總是不好的。

　　3、全面發展，不要國際分工。破除對西方的迷信。

　　4、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

　　5、利用外資，引進技術。1956年10月1日，毛主席在會見法國共產黨政治局委員杜克洛時說：希望法國給中國設計工廠、供應裝備、安裝裝備并教會中國工人開動機器。(《毛澤東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臺灣出版社 2012年5月第一版p110)50年代中國利用貸款和記賬外匯從蘇聯引進技術設備，共簽訂了引進304個成套設備項目和64項單獨車間裝置的合同。60-70年代，又使用出口信貸和延期付款方式從日本、西歐國家引進冶金、石油化工、機械、電子、輕工等技術設備，共簽訂引進技術設備合同300項，成交金額100多億美元。(《當代中國的經濟管理》p427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5年8月第一版)

　　6、建立“通商要道”。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們現在就控制它，對世界貿易、對我們同世界的貿易關系都不利。　《受壓迫的人民總是要起來的[1]》(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

　　五、經濟協作區。共同增長模式。通過放權使中央、地方、企業成為宏觀、中觀、微觀管理者，形成條條關系，并運用計劃、財政、稅收等經濟杠桿進行投資和分配。又在各地區建立以一個或幾個中心城市為依托的經濟大區，發展不同類型的獨立的工業體系，造成各地區間的商品流通格局實現競爭與協作。從而形成各個層次的利益驅動和調節機制。

　　六、生態發展。綠化。凡能四季種樹的地方，四季都種。能種三季的種三季。能種兩季的種兩季。綠化荒山和村莊。特別是北方的荒山應當綠化，也完全可以綠化。南方的許多地方也還要綠化。這件事情對農業，對工業，對各方面都有利。陜西商洛專區每戶種一升核桃。這個經驗值得各地研究。可以經過鳴放辯論取得群眾同意以后，將這個經驗推廣到種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經濟林木方面去。林業要計算覆蓋面積，算出各省、各專區、各縣的覆蓋面積比例，作出森林覆蓋面積規劃。

　　七、用最先進的技術，來趕上最先進的國家

　　這是毛主席對現代化進程規律的發現和概括。毛主席有一種強烈的科學意識。他青年時代就研究了大量的自然科技書籍，如達爾文《物種原始論》、赫胥黎《天演論》、斯賓塞《群學肄言》。《實踐論》提出科學實驗是人類三大實踐活動之一，1940年3月毛主席在延安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說：“自然科學是人們爭取自由的一種武器。……”1956年1月，毛主席提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和技術革命上來。以后，在考察了西方和蘇聯技術變遷與現代化的關系后，得出了用最先進技術趕超最先進國家的戰略的結論。毛主席指出：中國經濟落后，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提出技術革命，就是要大家學技術，學科學。從今年起(1958年1月)，要在繼續完成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把技術和政治結合起來。 技術革命也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必須途徑之一。

　　八、工業學大慶和鞍鋼憲法

　　（一）工業學大慶

　　1949年，全國原油產量僅12萬噸，總共只有 8臺淺井鉆機、40多名石油技術人員。外國石油公司壟斷了中國的石油市場。新中國建立后，石油作為戰略性能源，受到毛主席高度重視。1952年2月，他親自發布命令，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19軍 57師轉為石油工程第一師，支援石油工業建設。1953年，毛澤東對地質部長李四光說，要進行建設，石油是不可缺少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石油也是優先選項。1956年2月他對石油部的康世恩說，看來發展石油工業還得革命加拼命，石油部要給我們一點希望，找幾個“樓房式的油田”。

　　1966年，大慶原油產量突破1000萬噸。1976年，大慶原油產量登上了5000萬噸臺階，跨入世界十大油田行列。此后，大慶油田的原油產量在5000萬噸以上一直穩定了27年，創造了世界同類油田開發史上的奇跡。

　　據統計，50年來，大慶油田累計生產原油20億噸，占全國同期陸上原油總產量的40%以上，上繳利稅等1.7萬億元，為國家作出了巨大貢獻。

　　無疑，大慶油田是世界工業史發展的一個奇跡。她敘述了人民解放的經驗和作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仍具有普遍效用和一代具有強烈的國家意識、主人公意識的新型工人階級已經成長壯大;敘述了人的能動性與科學理性以及政治與經濟合成力量可以產生最佳資源配置效益，是計劃經濟實現資源最佳配置的一個經典案例。正因如此，毛主席認為大慶油田就是中國經濟的一面旗幟。1963年1月，毛主席在接見外賓時說：“他們用比較少的投資、比較短的時間，全部自己制造的設備，在三年中找到了一個大油田，建成了年產600萬噸的油田和建設了一個大的煉油廠，而且比蘇聯先進。”在這個很短的話中，毛主席使用了“全部自己制造”，“比蘇聯先進”兩個短句集中體現了他堅信中國道路必成功的自信，同時，也證實了毛主席工業戰略的真理性。

　　1964年，毛主席發出“工業學大慶”號召，通過榜樣效應為中國的企業指明方向，描述了毛主席怎樣辦工業和辦什么樣的企業的思想。

　　1、自力更生、艱苦奮斗

　　1959年9月6日，在李四光的地質理論指導下，東北松遼盆地陸相沉積巖中發現工業性油流。1960年 2月13日，石油部向中央提出集中石油系統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殲滅戰的辦法，來一個聲勢浩大的大會戰，一鼓作氣，以最快的速度拿下大慶油田。1960年 5月，石油工業部集中全國30多個石油廠礦、院校的4萬名職工，調集7萬多噸器材設備，展開石油大會戰。到1963年底，大慶經歷三年多的艱苦會戰，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拿下了一個大油田。大慶油田是世界上特大油田之一，探明儲量為267000萬噸。從見油到探明油田面積、大體算出儲量僅花了一年多時間。

　　建成了年產原油幾百萬噸的生產規模和大型煉油廠的第一期工程。達到年產原油幾百萬噸這樣的生產規模，大慶油田比蘇聯第二大油田--杜依瑪茲油田速度要快一倍。自己設計、自己施工建成的大型煉油廠一期工程，同蘇聯設計、供應設備和幫助施工的蘭州煉油廠同類工程相比，提前完工一年多，而且布局合理、用料少、質量好。

　　三年多累計生產原油1000多萬噸，油田生產管理水平不斷提高。大慶在勘探、鉆井、采油、運輸、供水、倉庫和生活管理等各個方面都建立了基層崗位責任制，形成了嚴格的正常的生產秩序。所有生產井全部做到井場無油污、井下無落物，這是許多國家在油田生產管理上也沒有做到的。

　　進行了大量的科學研究工作，解決了世界油田開發上的幾大技術難題。大慶油田在對85口探井資料、2800多塊巖心樣品分析數據進行大量科學研究的基礎上，還解決了對多油層油田分層開采、對含蠟多、凝固點高、粘度大的原油的集中和輸送等世界油田開發上的幾大技術難題。

　　經濟效益好。1960年至1963年共用國家投資 7.1億元，除全部投資收回外，還為國家積累資金3.5億元。

　　取得了豐富的經驗，鍛煉培養出一支有階級覺悟、有技術素養、干勁大作風好、有組織有紀律、能吃苦耐勞、能打硬仗的石油工業隊伍。鐵人王進喜等英雄人物便是這支隊伍中涌現出來的優秀代表。

　　大慶石油會戰的勝利意義是重大的：大慶油田是根據我國地質專家獨創的石油地質理論進行勘探而發現的，它的全部開發過程是在困難的時候、困難的地方、困難的條件下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進行的，沒有任何洋人插手，而且水平達到一流。大慶石油會戰的勝利使帝國主義在經濟上封鎖我們的企圖遭到了失敗;中國依賴洋油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因此，大慶石油會戰同時打了一個漂亮的政治仗、志氣仗、經濟仗和科學技術仗。

　　2、辯證法發展

　　靠《實踐論》和《矛盾論》兩論起家。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去分析、研究、解決工作中的一系列問題。技術干部搞不清油田的情況，在科技上遇到難題就深入實際，大搞調查研究，狠抓第一手材料，反復實踐，勇于創造。生產管理千頭萬緒、問題繁多，大慶人懂得通過分析矛盾去抓住主要矛盾，狠抓崗位責任制，把生產上千千萬萬件具體工作落實到成千上萬人身上，建立正常的生產秩序。

　　3、群眾路線

　　自始至終地堅持集中領導同群眾運動相結合的原則，堅持高度革命精神和嚴格科學態度相結合的原則，堅持技術革命和勤儉建國的原則。大慶油田任務重、時間緊，人力、物力、財力不足，集中領導、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是勝利完成一次又一次任務的主要經驗之一。在集中領導的同時大搞群眾運動，使先進的更先進，后進的趕先進。大慶人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鬼、不信邪，真正是革命加拼命。在吸取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大慶人也深刻認識到光有干勁不講科學就會好心辦壞事，產生嚴重的后果。大慶人在生產建設中創造的種種奇跡正是高度革命精神和嚴格科學態度相結合的結果。大慶油田進行技術攻關，創造了許多科學、簡單、經濟、安全的辦法，比國外通常采用的一些技術方法節省很多物資和資金。整個油田建設真正做到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4、利用先進技術和創建先進管理制度

　　認真學習解放軍的政治工作經驗。培養“三老”、“四嚴”、“四個一樣”的管理理念和作風。這就是：當老實人、說老實話、做老實事;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黑夜和白天干工作一個樣、壞天氣和好天氣干工作一個樣、領導不在場和領導在場干工作一個樣、沒有人檢查和有人檢查干工作一個樣。所以，大慶石油隊伍一呼百應，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干的事情靠得住，遇到困難頂得住。大搞技術練兵;大搞增產節約;充分發揚政治、生產技術和經濟民主;領導干部親臨生產前線;積極培養和大膽提拔年輕干部，等等。

　　問題是，大慶是單個的典型，還是有普遍意義的學習榜樣?根據當時學大慶運動，答案是肯定的，大慶具有普遍的推廣效用。當時廣州重型機器廠的工人就說：“要制出醋化機高級精密設備，困難的確很多，但是想起大慶人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開發油田的情況，覺得渾身是勁，帝國主義反動派欺侮我們，我們就要爭這口氣：外國能做的東西，我們一定也要做出來，而且還要比他們做得好。”在工業學大慶運動過程中，到處以大慶為榜樣，開展比學趕幫、實行增產節約;像大慶人那樣吃大苦、耐大勞，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學習大慶人、爭當五好職工，掀起生產建設新高潮，涌現出了很多學大慶的先進單位和先進典型，也產生了一批大慶式的企業。如當時的上海市學大慶見行動，全市三分之一的企業和車間干部一半時間搞管理，抽出一半時間參加生產勞動。那時，“大慶精神”、“鐵人精神”成為了新中國工業企業的價值追求，大慶石油會戰實踐中形成的“三老四嚴” “四個一樣”等優良作風和“兩參一改三結合”等管理經驗在我國工業企業產生深遠影響，涌現出一大批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大慶式企業”，從而加速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

　　1964年4月20日，在上海工交會上談到學大慶的問題時，周恩來說：“要把沖天的革命干勁同嚴格的科學態度結合起來，大搞技術革新、技術革命，多快好省地完成生產任務。這一條的基本精神是學習大慶，學習大慶把革命干勁和科學實驗結合起來的經驗，這很重要，這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更重要的是到處有大慶，......大慶是全國的標兵，每個城市、每個縣、每個廠礦還要樹立自己的大慶”。“每個工廠、車間、班、小組都要有自己的標兵。”“處處有大慶，就可以有秩序地學，持久地學，不是學一陣就停下來了。過去就有這種毛病，今后就可以克服，把學先進持久地進行下去。” “工業學大慶”運動，推動了新中國工業化進程。

　　（二）鞍鋼憲法

　　毛主席認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技術革命”、“工業學大慶”、“全國學解放軍”“分配”、“提高勞動生產率”、“鞍鋼憲法”、“民主管理”以及工業管理中“特別要強調質量問題”、這組概念構成了毛主席發展學說的企業管理理論，描述著管理與增長的辯證法中人與技術、人與環境、人與人多元關系的新型的開放的中國自己的建構哲學，即中國式技術進步、中國式企業和中國式管理，其深遠意義在于，這種建立在以蘇聯為借鑒和對西方管理思想的揚棄基礎上的管理理論，標識著中國在管理思想上已經實現了對蘇聯和西方的超越。

　　1、生產關系與生產力問題域中的鞍鋼憲法

　　毛主席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說：

　　“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在這方面，我們做了很多文章。要領導者采取平等態度待人;一年、兩年整一次風;進行大協作;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這種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

　　“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也是一種生產關系。在這里，例如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制度，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產關系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分配制度這三個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時期內是有底的，……但是，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系，總要不斷地改進，這方面很難說有什么底。……可以設想，將來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系，還會有無窮的變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會有多大變化。”

　　毛主席很明確指出，人與人的關系與相對靜止的所有制不同，它處于“不斷改進”的動態，所以屬于所有制基本解決之后最重要的管理中的兩大問題(分配問題)之一，其具體所指就是“兩參一改三結合”等內容，直接影響著“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顯然，鞍鋼憲法是在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問題域中展開其邏輯演繹的。

　　2、鞍鋼憲法是毛主席的概括和群眾性技術革命（革新）實踐結合的產物

　　事實上，毛主席早在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前，已概括出“兩參一改三結合”，為什么又要賦予鞍鋼憲法呢?

　　毛主席1960年3月22日，對鞍山市委的《報告》的批示是：

　　“上海局，各協作區委員會，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

　　鞍山市委這個報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興，不覺得文字長，再長一點也愿意看，因為這個報告所提出來的問題有事實，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鋼是全國第一個最大的企業，職工十多萬，過去他們認為這個企業是現代化的了，用不著再有所謂技術革命(拒絕技術的停滯倪)，更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反對政治掛帥，只信任少數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許多人主張一長制，反對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他們認為“馬鋼憲法”(蘇聯一個大鋼廠的一套權威性的辦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這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前的情形，這是第一階段。一九五九年為第二階段，人們開始想問題，開始相信群眾運動，開始懷疑一長制，開始懷疑馬鋼憲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時期，中央收到他們的一個好報告，主張大躍進，主張反右傾，鼓干勁，并且提出了一個可以實行的高指標。中央看了這個報告極為高興，曾經將此報告批發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電話發給各省、市、區，幫助了當時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現在(一九六○年三月)的這個報告，更加進步，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這是第三個階段。現在把這個報告轉發你們，并請你們轉發所屬大企業和中等企業，轉發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當然也可以轉發地委和(小)城市，并且當作一個學習文件，讓干部學習一遍，啟發他們的腦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年一個整年內，有領導地，一環接一環、一浪接一浪地實行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城鄉經濟技術革命運動。”

　　毛主席把鞍鋼憲法的出現分為三個階段。1958年以前是第一階段。鞍鋼自認為是大型現代化企業，固步自封在“馬鋼憲法”的神圣中，反對中國自己的探索成果。第二階段大躍進前期，開始懷疑馬鋼憲法，開展群眾運動。第三階段1960年3月提出報告、總結成果，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這種描述，一方面顯現著鞍鋼憲法出現的背景、依據、途徑、辦法和批判的對象，換句話說，它是認識-實踐循環運動的選擇，是被實踐檢驗著的真理;一方面它的目的是在全國實行城鄉經濟技術革命運動，或者說，鞍鋼憲法與“經濟技術革命”存在著既是途徑，又互為條件的關系;其三，出于鞍鋼憲法的目的性，榜樣效應將使這種中國式管理實現擴散革命，這樣，毛主席將概括出的“政治掛帥”、“群眾型技術革命”、“ 兩參一改三結合”、“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等新的管理概念寫入鞍鋼憲法。這種真理的還原反映著毛主席的理論概括源自于群眾的偉大實踐。

　　3、鞍鋼憲法的先進管理思想

　　毛主席鞍鋼憲法的概念是1960年3月提出的，也就是說新中國的企業發展已經有了10年的歷史。這期間，先是照搬蘇聯的馬鋼憲法，也學習美國等西方，后來以蘇為鑒，探索自己的路線，進入大躍進后，這種探索在群眾性的技術革命中結出重大成果。鞍鋼憲法就是這些成果的發現和概括。

　　(1)政治掛帥。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文化則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上層建筑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是用來保護經濟基礎的。中國的政治目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共同富裕。所以，經濟建設要服從它。這就是政治掛帥的含義。或者說，現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國家目標從本質上說是政治目標，這一規定性指出了國家的建設動機，那么一切單位的行動原則將這個政治目標作為第一前提自然是理所應當。政治掛帥所指是廣泛的，但其根本是企業的社會主義方向和遵循社會主義經濟規律，這樣他就會根本反對利潤掛帥的唯利是圖的貪婪。利潤掛帥會破壞許多社會主義的經濟關系和原則，如，三者利益的關系，工人階級的主人公地位以及中國工業化道路等。同時也是對解放軍政治工作認識-實踐的高度概括。解放軍正是始終堅定不移地遵循了這個原則，如黨指揮槍、人民軍隊的本質等，才成了無敵于天下的正義之師。這個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同樣適用于社會主義的企業。它的法理依據在于國家憲法，制度依據在于公有制。政治掛帥的原則性解釋就是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的生命線，與經濟的關系不是相互代替，而是像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與軍事工作的關系，目標是實現精神和物質的轉化。

　　對個人來說，政治掛帥在組織與人之間的實現途徑是政治工作，而政治工作的首要目標既是告訴對象組織者的意圖、原因等，使對象從思想上接受并達成個人動機與社會動機的一致，當勞動者以主人公的動機進行生產時，生產效率就有了根本的保證。

　　(2)群眾型技術革命。西方管理和蘇聯馬鋼憲法都忽視勞動者在技術變遷中的作用，把技術作為少數專家、工程師的創作，這事實上背離了技術進步的規律。經驗資料證明，許多技術創新都是生產活動中問題出現之后的解決，而這個生產活動直接主體就是勞動者，他們熟悉生產工藝，最先感性問題，有“春江水暖鴨先知”的時機，這樣，只要充分調動其積極性，使其知道自己也是技術創新的一個成員時，在技術進步的活動中可以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a 在第一時間向工程師傳遞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實現感性知識向理性知識轉變，幫助科研人員完成重大技術進步項目;b 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由集體獨立或在技術人員指導下完成技術創新;c 在三結合團隊中實現知識、經驗等的互補，為技術創新碰撞活力和靈感;d 群眾的技術革命帶有強烈的民主意義，而民主正是創新的源泉。毛主席深刻把握了這個專家不能代替的技術創新之路，所以，在重視專家學者的同時，也大力推動群眾性技術革新運動。大躍進期間，中國第一臺萬噸級水壓機就是群眾與工程技術人員合作的成果。

　　(3)“ 兩參一改三結合”。在鞍鋼憲法之前的1959年《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節選)》中，毛主席已經完整的提出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思想。這個概括描述了毛主席管理權是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和民主管理的思想。總體上說，它包含了三個研究對象：a 人與管理的關系;b 人與制度的關系;c 人與合作的關系。

　　a人與管理的關系是參與。將過去由職位和職能分開的管理者和生產者通過“參加”的方式聯系起來，這種相互深入可以建構有效的群眾路線的決策機制。干部深入生產第一線，既能調研又能感情融入，可以克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教條主義;工人參與管理可以將普遍的生產經驗和改進設想帶入管理層，不僅使決策更具有實踐性而且還使工人成為“決策人”。這里的關鍵詞是平等。

　　b 人與制度的關系是合理。毛主席批評了蘇聯馬鋼憲法的管理模式。他認為，建國初期，不得不從蘇聯搬來的一大批規章制度，見物不見人，束縛生產力，制造浪費，制造官僚主義。尤其是重工業和計劃，教條主義盛行，沒有堅持學習與獨創結合。什么是合理呢?就是制度能夠進一步提高群眾積極性和發展生產力。對不合理的必須修改，或者廢除，其途徑之一即是在群眾覺悟提高的基礎上，允許并且鼓勵群眾的那些打破限制生產力發展的規章制度的創舉。

　　C 人與人合作的關系是民主，一種技術革命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條件。在民主的話語流，三結合會誘發專家型技術與群眾型技術的合作而形成的更加充滿活力的技術進步機制。

　　鞍鋼憲法是經濟民主思想和全面質量管理在企業管理中的形式顯現。其基本意指是在工人、技術人員、領導干部都是企業主人的主體意識里提煉相互激勵型的“創造性合作”機制，這正是當今西方企業主流管理思想——“團隊”精神。鞍鋼憲法的意義在于，它超越了西方企業管理的放任制、泰勒制、福特制三個階段，前瞻性地顛覆了“經濟人”假設的個人主義，毛澤東堅信“人民的善良”、“群眾的公道”，在創業的境域里把革命過程中形成的以人為本的思想移植到企業管理，重視調動精神因素，同時承認一定的物質手段(如八級工資制)。通過“兩參”實現了生產關系的民主平等，生產力要素的感情投入，建構起以理解為基礎的交往行為的在場，使工人感到尊重、價值的提升，釋放出巨大的主動和創新的力量。通過“三結合”可以整合最佳的知識-技術團隊。通過“一改”：1)規章制度屬范式領域，必須廢除束縛生產力，制造浪費，制造官僚主義的制度;2)反對單純用規章制度管人而造成人的異化;3)反對制度維護權力的傾向，即首先破壞制度的是“領導”，制度面前人人平等;4)制度的學習與獨創結合。a“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b“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論十大關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c制定和修改各種規章制度要實行群眾路線。鞍鋼憲法加上思想工作，聯系今天的人力資源理論與團隊精神，不能不說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九、管理理論

　　為了說明毛主席管理理論對國外的學習與超越，下面將與西方管理理論進行簡潔的比較。

　　日本學者占部都美1980年出版的《現代管理論》認為，管理是以組織或人為對象的，據此，他依據關于對人的假設將西方管理理論劃分為三個階段。

　　(1)經濟人假設。指科學管理原理，開始于二十世紀初，包括泰勒、法約爾、韋伯等。法約爾1916年出版的《工業管理和一般管理》書中，定義管理為計劃、組織、指揮、協調、控制，并提出了14條管理原則：即，分工、權限與責任、紀律、命令的統一性、指揮的統一性、個別利益服從于整體利益、報酬、集權、等級序列、秩序、公平、保持人員穩定、首創精神、集體精神。后來，古利克在1937年出版的《管理科學論文集》提出了管理七職能，即，計劃、組織、人事、指揮、協調、報告、預算。主要是通過計件工資和獎勵工資提高生產率，協調資本與工人之間的矛盾，使雙方都能滿足各自的利益。由于科學原理在工人之間制造矛盾，條件苛刻、壓制一般工人收入，有利于資本利潤，一開始就遭到工會強烈抵制，工人罷工不斷。

　　(2)社會人假設。指行為科學原理，又稱為人群關系論，建立在1924-1934年“霍桑工廠試驗”的基礎上。在美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逐步滲透實業界，五十年代達到高峰，1958年后，隨著美國經濟蕭條，企業利潤下降，行為科學受到質疑和重新評估。

　　這個學派提出了情緒和非正式組織新概念，認為科學管理認定的工資、作業條件、生產效率之間的直接關系是不存在的，相反，人作為社會存在不僅需要收入，更重要的動機是需要友誼、安定和歸屬感這些共同的感情和態度，這樣，滿足職工的社會人的價值就會刺激情緒，情緒越高生產率就越高。社會人假設描述的正式組織、技術組織和非正式組織分別代表著三種不同的價值觀。正式組織和技術組織重視的是成本邏輯，效率是其價值函數，經營者只按成本和效率行動。而非正式組織強調感情邏輯，對經營者的動機存在著抵制，這樣，解決兩者的沖突就是管理的根本任務。為此，行為科學提出了七條措施：即對監督和管理人員進行教育、職工參與決策、上下通氣、提案制度、協商制度、面談制度、人事制度。

　　(3)決策人假設，指現代管理論，又稱巴納德——西蒙理論。依據個人主義價值觀，認為經營者和職工都是決策者。核心概念為，“組織”、“決策”、“協作系統”。 巴納德管理論大約為1922-1955年，西蒙管理論大約為1945-1960年。

　　組織處于管理的核心位置，其本質是相互協作的關系，是人相互作用的系統。決策是一種自由的選擇，其主體是人，這個主體具有為實現一定目的而作用于環境的能力。但是，決策的人的主體邏輯要受到環境各種因素的制約。包括生理制約、動機制約、認識制約。動機制約指個人目的與組織目的的差異，認識制約是指合理決策與知識和信息之間的差異，這些差異成為決策的障礙。所以，組織理論的中心任務是發現和研究對現實目的予以制約的因素并加以消除，對制約因素消除得越多管理組織就越接近實現高效率的目的。在這個過程，組織作為系統必須是人、社會與物質之間的協作，換句話說，組織調整出人的系統、社會系統和物質系統的協作系統，并在其中起著核心作用。

　　另外，將郭咸綱《西方管理思想史》描述的西方“現代管理理論”的各流派加以比較的話，可以說明：1、毛主席的管理思想更早、更完善;2、西方“現代管理理論”的各流派幾乎都描述過毛主席的某一個或幾個管理原則;3、毛主席的管理思想的預見性、超前性、現實性是罕見的，超越時空，隨著認識-實踐的不斷循環，越見其不朽之光芒，是世界管理思想的奇葩;4、東西方管理思想是完全有必要取長補短的。

　　毛主席的管理論以“關系人”為假設，它是一個綜合概念，避免了上述三種假設的片面、孤立的處境。在關系人語境，屬于生產力范疇的的人由于“人與人關系”的介入又屬于生產關系的范疇，所以人的角色關系是多樣的，如，管理者和管理對象、分配者和分配對象、“物”的生產者和“物”的制約對象、領導者和領導的對象、決策者和執行的對象、干部、技術人員、工人(農民)等等，這樣，管理就被描述為對立統一的矛盾運動中“轉化”著角色的人的協調。

　　顯然，毛主席認為這種關系中的人處于管理的首要位置。因為，就管理的終極目的來說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馬克思)、“改造人”(毛主席)。在這里，改造世界以認識世界為前提，認識世界以改造世界為目的，而認識和改造世界又以改造人為前提，改造人又以認識和改造世界為目的，認識與改造都是人的革命的能動性與世界的關系。認識世界屬人的認識領域，改造世界屬人的技能領域，而改造人屬人的自我領域。另外，從提高生產率的角度考察，生產率是否可以提高取決于：a技術進步;b人的知識與技能結構的質變;c人的積極性的提升。

　　因此，毛主席對人與物質世界的關系的評估是：“一切物質因素只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加以開發利用。”“……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須先有人根據客觀事實，引出思想、道理、意見，提出計劃、方針、政策、戰略、戰術，方能做得好。 思想等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我們名之曰‘自覺的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別于物的特點”。這樣，管理就是把人的自覺的能動性與世界的關系協調至最佳的狀態。簡而言之，改造人是起點。對人的改造的最佳選擇手段是教育與組織。教育包括學歷、技能和思想。學歷和技能解決勞動者知識技術問題，思想解決勞動者與管理目標感情認同和價值一致性問題。只有在解決了個體感情認同和價值觀與組織的管理目標一致性的前提下，勞動者自覺的能動性的形式顯現——積極性才可能充分發揮出來。

　　進一步說，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現代化進程，改造人，即人的現代化是基礎，或句話講，現代化是人的訴求，內因是人，物質的現代化只有通過人的現代化才能開發和利用。現代化之所以首先發生在西方，就是因為她出現了時代需要的“巨人”，又開創出現代教育的普及。這種人與物的現代化之一致性關系為毛主席深刻反思出一條造就“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師，人民的科學家、工程師、技師、醫生、新聞工作者、著作家、文學家、藝術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毛主席語)以及實現“工農覺悟”的人民大眾的知識技能的普及和世界觀、價值觀社會主義化的人的現代化的中國道路。

　　1917年4月，毛主席在《新青年》發表的《體育之研究》一文提出的“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德智體“三育并重”已顯現出培育人的現代化思想，至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義論》“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概念，一九四五年四月的《論聯合政府》“中國國民文化和國民教育的宗旨”概念以及黨的教育方針與“教育要革命”設想的提出，形成了系統的中國的人的現代化發展理論。這種人的現代化理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用“新文化”的概念描述，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是用“社會主義文化”的概念描述。而這個理論的西方版則是1981年弗朗索瓦*佩魯《新發展觀》的“人格現代化”概念。佩魯在考察西方和后進國家的發展理論后認為，一個根本的問題是忽略了人的存在，新的發展觀應該以“人為中心”。也就是說，毛主席關于人的現代化與物的現代化一致性關系的描述是在后來才為西方所認識、接受，并形成主流意識。

　　毛主席的管理思想與西方的根本差異在于起點不同。毛主席的起點是人與人的關系，試圖通過平等和競賽的合作以及分配產生革命能動的積極性，實現精神的生產力到物質生產力的轉換，從而提高生產率增加經濟效益。他假設企業全體人員在不同環節和層次上所結構的流水線的崗位都具有能動性貢獻的巨大潛力，這樣共同努力式的參與將釋放最大能量實現企業的最佳效益。事實證明，技術變遷，既有專家型的技術進步，也有群眾型技術進步。在人與物的關系上，毛主席見人又見物。而西方要么是只見物不見人，要么是片面解釋人。西方管理思想的起點是利潤最大化，即如何使資本盈利和控制工人。相信資本、技術的力量，忽視工人和底層管理技術人員的作用。工人只是遵照流水線的指令機械式操作，是一種被動的失去人的能動性的被安裝在機器上的不能被代替的工具。這種假設，顯然沒有看見企業的效益也同樣來自工人崗位的能動性。按照毛主席的話語，就是只調動了一種積極性，而忽視了調動一切積極性。最后的結果就是福特式的僵化、教條。在方法論上，毛主席不像“經濟人假設”、“社會人假設”、“決策人假設”，把某一個管理要素的作用絕對化，而是強調關系和轉化，反對存在一成不變的東西，依據“各階段的情形”，“著眼其特點和著眼其發展”，評估管理要素的轉化的互動——決定性與被決定性可以轉化，這種符合實際變化的靈活策略較之于西方管理論的教條色彩更具效用。

　　再進一步說，毛主席管理思想的發展，如果從一九一二年六月的《商鞅徙木立信論》(這篇文章提出了管理中的“誠信”問題)至一九七六年有六十四年的歷史，期間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包括黨務管理、軍事管理、文化管理、政治管理、經濟管理等，這幾個方面又互相融合貫通。

　　毛主席認為，管理的對象是人、規律與效率，其實施性描述即是組織、方法、過程所結構的具有階段情形的戰略、戰役、戰術的社會行動。包括：1、工作程序;2、人的行為;3、人與物的結合。

　　(一)工作，就是以物質作基礎，互爭優勢和主動的主觀能力的競賽，在一個既定目標下完成任務的行動效率。有連續的、新生的、轉折的、上升的。其程序是：1、總結-調查-估量;2、戰略-方針-政策(策略)-計劃-決策;3、組織-部署-任務-準備-動員;4、執行-檢查-糾錯-提高-成效。

　　(二)人與人的行為關系：1、領導-被領導;2、集權-分權;3、主觀-客觀;4、消極-積極;5、接受-抵觸;6、干部-技術員-職工。

　　(三)人與物的結合。1、人-制度;2、人-設備;3、人-技術;4、人-分配;5、人-核算。

　　管理可劃分為：戰略-戰役-戰術三類。戰略為高層，戰役為中層，戰術為基層。

　　在這些認識論語境，毛主席的管理劃可大體分為職能、原則、辦法、沖突等。

　　1、職能：

　　A領導(思想、目標、路線、方針、政策、策略、計劃、部署、指示、總結、檢查、分析形勢、轉變局勢、人事)

　　領導就是為實現目標，適應客觀規律的發展，指導和推進工作的行為過程。管理中因為“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這樣“正確思想”，即解決主觀與客觀的一致，并在此基礎上發揮“自覺的能動性”，引出思想、道理、意見，提出計劃、方針、政策、戰略、戰術就成為首先的問題，有了這個前提性動機，才能有“正確行動”。而獲得正確思想和正確行動對人來說是有時空差異的，這就產生了“領導”問題，或者說，人的主觀指導的能力——除勇氣之外的駕馭整個工作變化發展的能力——使目標有步驟的實現。領導可以解釋為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指出方向，規定任務，總結、傳播經驗，堅持和推廣正確，糾正和不致重犯錯誤。歸結起來就是“了解情況”、“出主意”、“用干部”。

　　（1）了解情況。就是認識世界，解決思想與客觀一致的問題。或者說，是“認識情況的過程”，對搜集的豐富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發現行動的規律，并應用規律于行動，為“出主意”奠定前提。了解情況包涵著事物矛盾的情形、性質，事情之間的關聯，以解決“如何去做”和“做好”的問題。因為規律是發展的，這樣，了解情況就應該存在于管理的全過程。執行開始至結束的過程，又是認識情況的過程，此時，第一個過程中的東西是否符合于實況，需要重新加以檢查，并依據新情況適時調整。具體說，了解情況有三個層次：① 一般規律;②特殊規律;③更加特殊的規律。不同的情況決定著指導規律有時間、地域和性質的差別，所以重要的是理解 “特殊”和“發展”，反對機械論。另外，認識規律，需要有無數次反復，才能比較正確。

　　認識世界就是了解“關系”，即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相互作用的辯證法。重要的是要克服“單純”的和“不變”的形而上學思維，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妄自尊大，提倡謙遜的態度。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毛主席在《井岡山的斗爭》中提出了“思想領導”的問題，它關系著能否執行黨的正確路線，所以，了解情況還包括“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的原則，簡言之，即是了解思想，實行思想領導。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等一系列文章，毛主席對黨內的思想領導作了幾項規定。反對：a單純軍事觀點，b非組織觀點，c絕對平均主義，d主觀主義，e個人主義，f流寇思想，g盲動主義，教條主義，官僚主義等。

　　（2）出主意。就是所謂改造世界。即：路線、目標、方針、政策、策略、計劃、決策、部署、總結、檢查、分析形勢、轉變局勢等。

　　①路線。有老子所講“道”的涵義，又從“道路”，引申指所遵循的根本方針、準則，　還指政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法則。所以，毛主席說，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綱就是主題。但是，路線還不夠，還必須在路線指導之下，在工、農、商、學、兵、政、黨各個方面，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才有可能說服群眾和干部，并且把這些當作教材去教育他們，使他們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的勝利，否則是不可能的。

　　②目標：根據歷史發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了實現這種口號而提出關于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中的動員口號，作為一致行動的總目標和具體目標，沒有這些目標，是無所謂領導的。

　　③政策(策略)。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政策是否正確或正確程度須接受實踐的考察和完善。關鍵是不要制定和執行錯誤的政策，執行政策時不要犯錯，善于從經驗中研究提出政策，在執行政策中總結經驗和教訓，依靠充分的正確經驗執行政策。在執行政策的境遇中要十分注意：a 界定政策的明確性，將許可做的事和不許可做的事公開明確地分清界限;b對政策作出系統的說明; c 及時糾正自己制定或下級擅自決定其自以為正確其實是錯誤的政策;d 學習正確的領導方法，加強上下聯系，迅速了解行動的情況，迅速糾正錯誤;e 注重政策與策略的教育并貫徹到底;f 關于政策的指示主要依靠寫電報，發通令，做到強調、突出、鮮明、迅速、確定范圍，有文字為憑、有范圍可守、使下級十分明白有所遵循。

　　④計劃。是為行動完成的“預先準備工作”。“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是所以有計劃的經驗依據。計劃的客觀依據在于事物的相對確實性，即“有朕兆可尋，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現象可供思索”，另外，現代技術的發達也增加計劃的可能性。由此，依照客觀條件允許的程度，制定計劃是可行和必要的，沒有這樣的計劃，行動就不可能取得勝利。但是，由于事物也存在著“向前流動”，所以，計劃也要隨著事物的運動而改變，切忌機械主義。當著向前流動是“數的流動”時，計劃的改變只是調整、充實和完善;當著向前流動是“質的流動”時，就須重新制定計劃。依據行動范圍和環境的大小，計劃有程度的不同。戰術計劃，為基層的行動規定;戰役計劃，為中層的行動規定;戰略計劃，為高層的行動規定。戰術、戰役和戰略計劃，各依其范圍和情況而確定而改變，是領導的重要關節，應包括在領導者的過細考慮、切實執行和檢查執行程度的工作之中，主要有：情況的了解，任務的確定，人力的部署，教育的實施，給養的籌劃，裝備的整理，人員素質條件的配合等等。計劃的特點是固定性、主動性和靈活性。

　　⑤總結。是對經驗的描述，是認識事物發展客觀規律的方法。認識規律，必須經過實踐，取得成績，發生問題，遇到失敗，在這樣的過程中，才能使認識逐步推進。總結既是通過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的方法，對這個過程的勝利和失敗的比較，作歷史的考察，帶著反復實踐，反復學習的特征，目的是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進行理論概括，找出客觀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們主觀臆造的規律，為科學制定路線、方針、政策、計劃、措施提供依據，并及時消除錯誤的方針及方法，為今后工作取得事先有充分的精神準備與組織準備。

　　（3）用干部。就是改造人。毛主席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干部包括“黨的干部”和“非黨的干部”。 黨依靠著這些人而聯系黨員和群眾，依靠著這些人對于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目的。①必須善于識別干部。②必須善于使用干部。③必須善于愛護干部。④干部標準。

　　那么，又如何實現領導呢?關于“領導”，是毛主席長期思考、認識和實踐的問題。早在1948年1月18日的《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他就提出了如何“實現領導”的命題。實現領導的必須具備兩個條件：(1)率領被領導者(同盟者)取得勝利;(2)對被領導者給予物質福利至少不損害其利益，同時對被領導者給予政治教育。(毛澤東《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在此基礎上，(3)提出一致行動的目標;(4)培養積極和忠誠執行目標的模范;(5)團結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形成集體力量;(6)黨員隊伍發展的思想的統一性和紀律的嚴格性。

　　B權力(集中、分權、執行、修改、同意、請示、報告、紀律)

　　毛主席以中國革命和建設以及蘇聯的高度集權和西方的分權制為借鑒對權力進行了辯證的考察。權力的性質是人民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憲法的形式賦予的，它分為不同的級別和類型，其歸屬應當作出清楚的劃分，以避免無政府、無秩序狀態。運用權力包括集中(統一)和分權兩種形式。①反對絕對的集中主義;②反對絕對的分散主義;③應該是戰略的集中和戰役戰斗的分散。集權與分權是對立統一的，即屬事物的矛盾法則范疇，顯然，集權與分權的配置和運行是推動事物發展的動力。換句話說，權力配置與運行的好壞直接影響著發展動力的效率。

　　戰略層面的權力應當集中(統一)，以盡可能地求得行為的協調、統一。包括：(1)各級黨政企業對于整個全局的部署;(2)各系統的配合行動;(3)每一個單位的統一指導。也就是說，凡關系戰略的事項，必須執行報告制度，以提高協同動作的高效率。

　　分權所指為具體事項的部署等。這些具體事項，必須適應“隨時變化”、“隨地不同”的具體情況，而這些具體情況，因上級機關受時空限制無從知道，具有強烈的時效性。所以，因時、因地、因變，是分權的依據。上級對下級某些具體行動有意見，可以而且應該作為“訓令”提出，但決不應作為不可改變的“命令”。

　　也可以把集權與分權看作統一領導下某個單位的獨立性問題，上下級的統一性與獨立性應該有適當的比例，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統一性和獨立性是對立的統一，要有統一性，也要有獨立性，不能夠框得太死，或者說，在機動的權力和利益下辦更多的事情。有了這種與統一性相聯系的獨立性，有了“兩個積極性”，才會發展得更加活潑。

　　特別應該指出，在上下級關系中不許可兩種情形，(1)應該集中的不集中，造成上級的失職和下級的專擅。(2)應該分散的不分散，造成上級的包辦和下級的無自動性。

　　權力必須正確使用，堅決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命令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等形式的權力濫用，堅決糾正下級不得上級同意，自由地迫不及待地粗率地冒險地規定及執行明顯錯誤的某些政策的地方主義的和經驗主義的惡劣作風;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的惡劣作風;多報功績少報(甚至不報)錯誤缺點的惡劣作風;對于原則性問題粗枝大葉缺乏反復考慮慎重處置態度的惡劣作風;不愿精心研究上級文件以致往往直接違反這些文件中的某些規定的惡劣作風。

　　集權和分權還有個協調問題，就是商量辦事。上級應先同下級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下級在正當的情形下可以“爭權”。

　　權力的運行機制是：(1)確認范圍與職責;(2)建立報告制度;(3)實行民主集中制;(4)紀律保障;(5)監督(黨內的、黨外的、群眾的);(6)教育與糾錯。

　　紀律是權力運行的保障：(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

　　C教育(價值、技能、學歷)

　　(1)價值。由于思想形成動機，動機決定行為，這樣掌握思想教育就成為管理的中心環節，主要是世界觀、人生觀、權力觀、價值觀以及工作態度的教育，使其完全認識到工作的“能夠”和“必須”。教育的載體是政治思想工作，對象是所有工作人員，尤其是工作單位的基礎——群眾。群眾是工作的主體，其工作動力直接決定著效率的大小。將“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于群眾，實現干部與群眾的一致，使工作者認清主人翁地位，轉變思想，為完成任務和創新充實思想動力，才能夠激發干部與群眾最大限度的工作熱忱，樹立一種競賽精神，從事業心和責任感上實現與工作目標的最佳結合，使一切知識和技能得到最好的精神基礎去發揮它們應有的效力。

　　(2)技能。文化教育政策，應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眾的知識技能為中心。要盡可能地開辦大規模的干部學校和職業學校。

　　(3)學歷。“將來農民都要大學畢業，所有的人都要大學畢業”(毛主席)。

　　D組織(動員、宣傳、說服、先鋒、協調、糾錯、系統、一致性、團結、能動性、戰斗力、組織力);

　　(1)動員。首先是向對象宣傳目的、意義。必須使每個人員都明白為什么要工作以及工作和他們有什么關系，造成熱情和一致，貢獻一切。其次，要說明達到此目的的步驟和政策，再次，運用多樣化的動員方式，特別要注意“方法”合群眾口味，“神氣”與群眾融合，聯系工作發展的情況，聯系生活實際，把動員變成經常的活動。

　　(2)說服。動員應當是明確、堅決、充分、公開、說服，關鍵是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要使他們從這些事情出發，了解“我們”提出來的更高的任務，接受“我們”的號召。這樣，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

　　(3)先鋒。動員應當是以共產黨員高度的積極性為先鋒模范作用。共產黨員應該成為努力工作、執行命令、遵守紀律、政治工作、團結協同、十分廉潔、誨人不倦、實事求是、遠見卓識和學習的模范。

　　(4)團結。團結生產力量，是做好工作的基礎。要把黨內、黨外的先進分子、積極分子團結起來，把中間分子團結起來，去帶動落后分子。團結的方法是：①發揚民主，讓人講話;②批評錯誤，以理服人;③服從決議，保留不同的意見;④遵守紀律。

　　E戰略(全局、局部、階段、規律、準備、時機、條件、環境、主動、靈活)

　　毛主席認為，管理中的戰略問題就是全局性的指導規律。凡屬帶有照顧各方面和各階段的性質的都是全局。

　　（1）全局（局部、階段）。掌握了全局，才會有接下來的好棋。 戰略指導者當其處在一個戰略階段時，應該計算到往后多數階段，至少也應計算到下一個階段。盡管往后變化難測，愈遠看愈渺茫，然而大體的計算是可能的，估計前途的遠景是必要的。走一步應該看那一步的具體變化，據此以修改或發展自己戰略戰役計劃，不這樣做，就會弄出冒險直沖的錯誤。然而貫通全戰略階段乃至幾個戰略階段的、大體上想通了的、一個長時期的方針，是決不可少的。不這樣做，就會弄出遲疑坐困的錯誤，實際上適合了對手的戰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動地位。沒有這種計算，束縛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敗之道。

　　（2）規律。自由與必然的辯證法。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認識必然的基礎上，人們才有自由的活動。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著盲目性的。必須通過從群眾中來的方法，通過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的方法，對工作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經驗，作歷史的考察，找出客觀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們主觀臆造的規律，以制定適合情況的各種條例。

　　(3)靈活性。就是具體地表現主動性的東西，是轉變形勢爭取主動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領導者好像漁人打網一樣，要散得開，又要收得攏。當漁人把網散開時，要看清水的深淺、流的速度和那里有無障礙，須注意不要因情況不明、行動錯誤而受損失。漁人為了收得攏，就要握住網的繩頭，作為領導者就應使各系統(單位)保持信息暢通，并掌握相當資源要素。分散、集中和變換，是靈活性的三個方法。但領導者的聰明不在懂得靈活使用資源的重要，而在按照具體情況善于及時地實行分散、集中和轉移資源。這種善觀風色和善擇時機的聰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虛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索的人們可以獲得。

　　（4）主動性。主動權極端重要，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是戰略的命脈。包括①行動的自由權。②自覺的能動性，人的自覺的活動和努力。③力量的優勢或劣勢，是主動或被動的客觀基礎。④從被動轉變為主動方法，人工地造成許多的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去剝奪對手的許多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把他拋入劣勢和被動。把這些局部的東西集合起來，就成了“我們”的戰略優勢和戰略主動，對手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⑤這樣的轉變，依靠主觀上的正確指導。⑥主觀上的正確指導是可以獲得的。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管怎樣的情況和行動，知其大略，知其要點，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種信息手段，繼之以推論和判斷，減少錯誤，實現一般的正確指導。這是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之間的關系。

　　（5）時機。就是預見，對形勢的研判，避免過早或過遲，恰到好處地選擇主動行動的時間。有兩種處境的時機。①平衡之后出現了更多的有利條件的時候。就是說，集合了許多“勝利”以后，由劣勢轉變為均衡再轉變為優勢的時機。②脫出劣勢的時機。如何選擇時機，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從大勢上去判斷。 時機的關鍵是占先和環環相扣。

　　（6）條件。就是決定工作成敗的要素。具體說，天時、地利、人和。

　　（7）環境。思想要適合所處的環境。環境制造條件，同時，人的主觀能動性也可以創造條件。環境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他們的關系是文化是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影響和作用于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制定計劃、方針、政策就要根據環境和環境關系提供的條件，使思想完全適合于所處的環境，然后才能使工作樣樣見效，并迅速見效，這樣，政治也會進步，文化也會提高，落后也會改造，風俗也會改變，最終獲得新的工作基礎。

　　（8）準備。就是了解情況和創造有利的條件，包括思想準備、組織準備、物質準備、政策準備等。這些工作大體是：(1)批判錯誤思想，總結工作經驗。(2)有系統地和反復地宣傳動員，講清方針、政策和辦法。在作宣傳的時候，不但要解釋好處，也要指出會要遇到的困難，使其有充分的精神準備。(3)按照實際情況，擬定各類全面規劃，從其中擬定年度規劃。(4)干部配備和培訓干部。(5)研究有利條件，預先梳理困難及解決辦法，堅定意志和決心。(6)把握時機。

　　F學習(蘇聯、西方、國內：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鞍鋼憲法)。

　　因為事物都是“兩點論”，一是優點，一是缺點，具體講，每個民族都有長處和短處，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都有優點和缺點，每個地方(企業)都有經驗和教訓，每個人都是社會性成長，另外，情況是在不斷地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這樣，學習就是進步的決定性機制。毛主席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論十大關系》)這里指出了學習的兩種態度。一種是教條主義的態度，另一種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1)學習必須從不自滿開始。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人不倦”。就是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不是單憑熱情去工作，而是把革命氣概和實際精神結合起來，為著解決中國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

　　(2)學習要有“主見”，不能以“風”為準。今天刮北風，他是北風派，明天刮西風，他是西風派，后來又刮北風，他又是北風派。自己毫無主見，往往由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

　　(3)向外國學習。方法是吸收、拒絕、增加。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于改進我們的工作。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說的對外國東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都對我們的事業不利。

　　(4)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

　　(5)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行動的向導。

　　D建設(思想、組織、作風)；

　　(一)思想建設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毛主席在《井岡山的斗爭》中提出了“思想領導”的問題，一九四二年七月在《山東有可能成為戰略轉移的樞紐》中又明確指出：“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因為這是關系執行正確路線的首要問題。就黨內而言，思想領導首先就是糾正黨內錯誤思想。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毛主席列舉出如下必須糾正的思想：

　　1、單純軍事觀點

　　2、極端民主化

　　3、非組織觀點

　　4、絕對平均主義

　　5、主觀主義

　　6、個人主義

　　7、流寇思想

　　8、盲動主義殘余

　　糾正的方法，(1)教育;(2)加強領導;(3)批評;(4)法規;(5)調查;(6)改變成分;(7)改善物質生活條件;(8)民主與平等。

　　(二)組織建設。

　　在這里，組織可被描述為工作機關、團體或社會結構。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使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制度化。僅有總路線還不行，必須在總路線的指引下，在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以教育干部和群眾，統一認識，使“七個方面”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例如農村公社六十條，工業企業七十條，高等教育六十條，科學研究工作十四條，商業工作條例[16]，中小學教育條例[17]。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并使之制度化，要經過一段時間，碰過一些釘子，有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才有這樣的可能。有了這些東西了，就可以更加妥善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三)作風建設

　　一九四二年二月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毛主席提出了“黨內的相互關系”的范疇，認為，作風建設意在解決“黨內的相互關系”，掃除黨內宗派主義的殘余，以黨的利益高于個人和局部的利益為出發點，使黨達到隊伍整齊，步調一致的目的，以利戰斗。

　　作風建設包括“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毛主席認為，(1)學風問題是領導機關、全體干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工作態度問題。從學風問題上反對主觀主義，就是必須使“書本上的知識”和“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識”二者互相結合，產生好的“比較完全的知識”，不犯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2)黨風問題，一方面是正確處理“黨內相互關系”，發展實事求是的精神，以黨的利益高于個人和局部的利益為出發點，使黨達到完全團結統一的地步;另一方面是堅持群眾路線，同黨外干部、黨外人員互相聯合。(3)黨八股有八大罪狀，使革命精神窒息。必須拋棄黨八股，采取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文風。

　　F核算（成本、效益、分配、節約)。

　　任何社會主義的經濟事業，必須注意盡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設備，盡可能改善勞動組織、改善經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約一切可能節約的人力和物力，實行勞動競賽和經濟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個人收入和增加積累。要比質量，比規格。數量，或者速度，重點是比質量。質量的標準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產。

　　E反對(教條、主觀、官僚、命令、宗派)。

　　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黨和政府是一個長期存的大問題。 官僚主義，脫離群眾，脫離下面的實際情況，關在房子里寫決議案，寫指示。決議案、指示像雪片一樣地飛出去，下面的情況究竟怎么樣，能不能執行，不去管。只是注意所謂布置工作，卻沒有注意檢查工作。下面的命令主義、違法亂紀，是跟官僚主義分不開的。

　　2、原則：管理表現為一種“接受”過程，它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雙向的接受，一個再好的政策或經驗如果不被接受，就不可能實現精神和物質的轉化，不可能實現動機到行動的轉化。完成接受，才能有“擁護”、“支持”、“執行”以及“積極”、“消極”、“堅決”等行為。而這個接受與“態度”密切關聯，這樣管理就應該對工作態度規定一般的和具體的原則，從情感等方面掌握主動權。毛主席認為，有三大一般性原則，即：(1)理論聯系實踐;(2)密切聯系群眾;(3)批評與自我批評。

　　(1)求是。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

　　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2)群眾路線。在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

　　(3)批評與自我批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是推動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好方法，是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確的方法。

　　(4)民主集中。應當學習軍隊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從尊重各種關系的態度出發，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就可以得到各種正確的政策、方法、方式。民主是發動積極性的必要途徑，集中則是效率的手段。積極性+效率=力量。民主與集中的關系是辯證的，并沒有不可越過的深溝。得到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并使其參與管理就是民主的意義。行政權力的集中，使經過民意通過的方針、政策能夠有效率的順利無阻的執行就是集中制的意義。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組織的力量才特別強大。

　　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制就建立不起來。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確的意見。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叫做集中統一。

　　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我們的領導機關，就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這一方面說來，只是一個加工工廠。大家知道，工廠沒有原料就不可能進行加工。沒有數量上充分的和質量上適當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來。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只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面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

　　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無產階級的集中，是在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各級黨委是執行集中領導的機關。但是，黨委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在黨委會內部只應當實行民主集中制。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系是少數服從多數。只要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地聽取不同的意見，認真地對于復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幾種可能性，估計情況的幾個方面，好的和壞的，順利的和困難的，可能辦到的和不可能辦到的。盡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長”。

　　(4)重點。在任何一個地區內，不能同時有許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時間內只能有一個中心工作，輔以別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個地區的總負責人，必須考慮到該處的斗爭歷史和斗爭環境，將各項工作擺在適當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無計劃，只按上級指示來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亂無秩序的狀態。上級機關也不要不分輕重緩急地沒有中心地同時指定下級機關做很多項工作，以致引起下級在工作步驟上的凌亂，而得不到確定的結果。領導人員依照每一具體地區的歷史條件和環境條件，統籌全局，正確地決定每一時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這種決定堅持地貫徹下去，務必得到一定的結果，這是一種領導藝術。這也是在運用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般和個別相結合這些原則時，必須注意解決的領導方法問題。

　　(5)制度。各種規章制度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有適用的，有已經成為進一步提高群眾積極性和發展生產力的障礙，必須加以修改，或者廢除。在修改或者廢除這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方面，要尊重在群眾中間創造的許多先進經驗。應該作出這樣一個總的規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前提下，在群眾覺悟提高的基礎上，允許并且鼓勵群眾的那些打破限制生產力發展的規章制度的創舉。

　　(6)方法。即正確的有效的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

　　工作是一個過程，關聯著“各級”的互動關系，如：①上下級的指導;②許多工作人員一道去做;③親手動員群眾。這些關系處理的結果直接影響著“整個計劃”的成效以及得到擁護的程度。 另外，“提出任務”和“完成任務”的中介既是方法問題。如果任務是“過河”，那么，工作方法就是“橋”或“船”，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其次，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和銅墻鐵壁的命題描述著工作主體所指，然而，群眾文化和科技素質普遍較低的情形又妨礙著主體工作的質量。所以，這三個方面的存在，就產生了犯錯誤的問題，要避免犯錯誤，就產生了正確的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問題：

　　第一，從組織上動員群眾。首先是……要把…工作，……去討論，去督促，去檢查。其次，要推動群眾團體，……都加入經濟戰線上來。……一個有力的基礎，……其次，要經過……群眾大會去做經濟建設的宣傳，在宣傳中要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關系講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群眾的生活，增加斗爭的力量，講得十分實際。……把群眾的熱情提高起來。……達到目的……。

　　第二，動員群眾的方式，不應該是官僚主義的。……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家伙拋到糞缸里去……每一個同志喜歡的應該是群眾化的方式，即是每一個工人、農民所喜歡接受的方式。……我們要的是努力宣傳，說服群眾，按照具體的環境、具體地表現出來的群眾情緒，……去做一切經濟動員的工作。

　　第三，經濟建設運動的開展，需要有很大數量的工作干部。這不是幾十幾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幾千人幾萬人，要把他們組織起來，訓練起來，送到經濟建設的陣地上去。……

　　第四，經濟建設在今天不但和戰爭的總任務不能分離，和其他的任務也是不能分離的。……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眾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這對于發展國民經濟同樣有極大的重要性……發展了國民經濟，改良了群眾生活，無疑地就會極大地幫助擴大紅軍的工作，使廣大群眾踴躍地開向前線上去。

　　第五，只關注工作本身，是不可能有效率完成任務的。還要關心和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使他們從這些事情出發，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了解我們提出來的更高的任務，接受我們的政治號召，為勝利斗爭到底。

　　第六，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號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群眾行動起來。但如果只限于一般號召，而領導人員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干組織將所號召的工作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后利用這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就無法考驗自己提出的一般號召是否正確，也無法充實一般號召的內容，就有使一般號召歸于落空的危險。這又是領導人員指導和學習相結合的方法。任何領導人員，凡不從下級個別單位的個別人員、個別事件取得具體經驗者，必不能向一切單位作普遍的指導。這一方法必須普遍地提倡，使各級領導干部都能學會使用。

　　第七，領導和群眾相結合。必須在工作過程中形成一個以該單位的首要負責人為核心的少數積極分子的領導骨干，并使這一領導骨干和廣大群眾密切結合，才能完成任務。只有領導骨干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成為少數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而無有力的領導骨干去恰當地組織群眾的積極性，則群眾積極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向和提到高級的程度。任何有群眾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和比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領導者必須善于團結少數積極分子作為領導的骨干，并憑借這批骨干去提高中間分子，爭取落后分子。

　　第八，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在集中和堅持過程中，必須采取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這是前一個方法的組成部分。從許多個別指導中形成一般意見(一般號召)，又拿這一般意見到許多個別單位中去考驗(不但自己這樣做，而且告訴別人也這樣做)，然后集中新的經驗(總結經驗)，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導群眾。同志們在這次整風中應該這樣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應該這樣去做。比較好的領導，就是從比較善于這樣去做而得到的。

　　第九，對于任何工作任務的向下傳達，上級領導機關及其個別部門都應當通過有關該項工作的下級機關的主要負責人，使他們負起責任來，達到分工而又統一的目的(一元化)。不應當只是由上級的個別部門去找下級的個別部門，而使下級機關的總負責人不知道，或不負責。應當使總負責人和分負責人都知道，都負責。這樣分工而又統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經過總負責人推動很多干部、有時甚至是全體人員去做，可以克服各單個部門干部不足的缺點，而使許多人都變為積極參加該項工作的干部。這也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一種形式。

　　第十，抓兩頭帶中間。任何一種情況都有兩頭，即是有先進和落后，中間的狀態又總是占多數。抓住兩頭就把中間帶動起來了。這是一個辯證的方法，抓兩頭，抓先進和落后，就是抓住了兩個對立面。

　　第十一，組織干部和群眾對先進經驗的參觀和集中地展覽先進的產品(生產建設展覽會)和作法，是兩項很好的領導方法。用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術水平，推廣先進經驗，鼓勵互相競賽。許多問題到實地一看就解決了。

　　3、辦法：(調查、開會、榜樣、競賽、政治工作)

　　(1)調查。要有正確的措施，就要做調查研究工作。而沒有調查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具體政策的。正確的策略只能從實踐經驗中產生，只能來源于調查研究。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調查就是解決問題。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要反對和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末，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調查的技術：①要開調查會作討論式的調查;②調查能深切明了社會經濟情況的人;③要有一定的人數，不然會囿于見聞，不符合真實情況;④要定調查綱目;⑤要親身出馬;⑥要深入;⑦要自己做記錄。

　　(2)開會。一年開幾次會，或者大會或者小會，解決當前發生的問題。如果有問題，就要從個別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統統捉來解剖，然后才證明“麻雀雖小，肝膽俱全”。除了開會的方法以外，還有打電報、打電話、出去巡視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領導方法。另外，各省要選擇恰當的人，辦好刊物，改善刊物，迅速交流經驗。再一點建議，看了一百二十幾篇報告，“周游列國”;還有一個方法就是發簡報。 不要搞一陣風，需要有充分的準備，包括思想準備、宣傳教育等許多工作在內，要有秩序有步驟地進行，而不是一陣風，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損失。我們要力求保障損失越少越好。所以，核心分子非常重要，有核心才能有領導，才能達到有秩序有步驟地進行。開會的方法應當是材料和觀點的統一。把材料和觀點割斷，講材料的時候沒有觀點，講觀點的時候沒有材料，材料和觀點互不聯系，這是很壞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觀點，不說明贊成什么反對什么，這種方法更壞。要學會用材料說明自己的觀點。必須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確的觀點去統率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夠說明問題就行，解剖一個或者幾個麻雀就夠了，不需要很多。自己應當掌握豐富的材料，但是在會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必須懂得，開會同寫大著作是有區別的。

　　(3)榜樣。共產黨員的先鋒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產黨員應該成為英勇作戰的模范，執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紀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內部團結統一的模范,實事求是的模范，具有遠見卓識的模范，學習的模范。高度地發揮其先鋒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動員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為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而奮斗。

　　(4)競賽。在相同的條件下，拿先進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趕上先進。先進和落后是矛盾的兩個極端，“比較”是對立的統一。企業和企業之間，企業內部車間和車間、小組和小組、個人和個人之間，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觀規律。從不平衡到平衡，又從平衡到不平衡，循環不已，永遠如此，但是每一循環都進到高的一級。不平衡是經常的，絕對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我國現在經濟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變化，是在總的量變過程中許多部分的質變。若干年后，中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那時候將完成一個飛躍，然后再繼續量變的過程。評比不僅比經濟、比生產、比技術，還要比政治，就是比領導藝術。看誰領導得比較好些。

　　(5)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一個嶄新的社會制度要從舊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來，它就必須清除這個基地。反映舊制度的舊思想的殘余，總是長期地留在人們的頭腦里，不愿意輕易地退走的，還必須經過許多的政治工作，才能使新思想鞏固起來。鞏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勁，又可能垮臺。反對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提倡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為一切言論行動的標準的社會主義精神，是使分散的小農經濟逐步地過渡到大規模合作化經濟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證。

　　4、沖突：(認識與規律;決策與現實;計劃與變化;命令與執行;國家-集體-個人;政治-經濟)

　　管理也是不斷地解決認識-規律、決策-現實、計劃-變化、命令-執行、國家-集體-個人、政治-經濟-文化等沖突的過程。它意味著管理會面對成功與失敗的比較和總結。這些沖突的原因是：

　　(1)思想反映客觀實際，是一個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確到更明確、不深入到更深入的發展變化過程，同時還要隨客觀實際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

　　(2)思想并不都是正確的，有許多人并不懂得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3)錯誤不可能不犯。

　　(4)缺乏經驗，有很大的盲目性。

　　認識管理的沖突，不可避免會犯錯誤，會失敗，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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