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還要對這樣的剝奪不聞不問嗎？

——為何其多所著《剝奪》一書所寫的序言

左大培（2009年2月18日）

1995年以后中國各地所進行的所謂公有企業“產權改革”，通常被人們簡稱為“企業改制”，實際上是一場悄悄的私有化運動。郎咸平和我在幾年前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大論戰中早就指出，這場公有企業“產權改革”是不折不扣的對人民大眾的掠奪。作者署名“何其多”的《剝奪》一書用一個活生生的案例證明了我們的這個觀點，這個案例就是浙江省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的“改制”。

何其多的《剝奪》一書是一本真正的學術著作，是對中國經濟的歷史所作的嚴肅研究，而且這個研究是最受歷史學界珍視的那種研究——對一個歷史事件進行詳細、全面而盡可能原原本本的記述。在這方面，本書在學術上的質量是毋庸置疑的：它的作者已經盡可能周全地收集到了一切可能收集的資料；對那些無法收集到的資料，作者作了大量第一手的訪談來補足；書中對浙江省玉環縣供銷合作社“改制”這一歷史事件的敘述已經全面地論及了可能論述的各個方面。可以說，這本書對歷史的研究已經作到了盡可能地詳盡。

當然，本書的言辭激烈，令人不能不認為作者已經賦予了本書的論述以感情色彩。在某些好以“學術”自詡的人看來，這無論如何也是本書的一大缺點。但是在我看來，這不僅不是本書的缺點，反而是本書的一大優點。有了這些充滿激情的言辭，這樣一本真正的經濟史研究才具有了吸引普通讀者的魅力，這本書才有了很強的可讀性。更重要的是，據我的觀察，作者的激情并沒有損害本書研究的客觀性，并沒有傷及本書論述的真實性，因而并沒有損害本書作為一部嚴肅的經濟史研究的學術質量。在這樣的前提下，本書論述中的感情色彩只是增強了這部嚴肅的社會科學著作的社會功能——它以觸目驚心的事實向人民大眾揭發罪惡，呼喚人民大眾起來與罪惡斗爭。

我不僅盛贊本書的學術質量，而且盛贊本書的感情色彩。我認為，作者在寫他的那個主題時，他不僅有權利憤怒，而且應當憤怒。一切有良知的人在得知書中揭發的那些事實以后都應當憤怒。長久以來，我的那些“主流”經濟學同行在經濟學中灌輸了太多錯誤的“學術”觀念，似乎經濟學就應當是一個對掠奪的罪惡和人民的苦難麻木不仁的學科，甚至是越把掠奪人民的罪惡說成是“提高經濟效率”，經濟學上的“學術質量”就越高。說《剝奪》一書寫得好，就好在它打破了經濟學“學術質量”的這種神話，讓人們知道：最高的經濟學“學術質量”可以伴隨著對掠奪人民的憤怒。

只要一個人的良心還沒有完全泯滅，他就不應當對《剝奪》一書中揭發的那種“公有企業改制”不感到憤怒。基于這樣一種感情，我不能不在這篇本來應當盡可能簡短的序言中，摘引本書中揭露的事實，聲討浙江省玉環縣供銷合作社“改制”剝奪人民財產的罪行。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浙江省玉環縣供銷合作社與全國其它地方的農村供銷合作社一樣，“是農民的合作經濟組織”、“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到1997年“改制”前，玉環縣供銷合作社擁有多達52971戶農民社員，原始股金達11.5萬元，職工1026名，供銷合作社內部建立了以社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以理事會為日常執行機構、以監事會為日常監督機構的民主制度。1998年玉環縣會計事務所對玉環縣供銷合作社所作的“資產評估”，“界定”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當時的“所有者權益”為3千多萬元，而《剝奪》一書作者2006年春現場親身考察所作的評估則認為，僅玉環縣供銷合作社所擁有的房產和土地的售價就約有88177萬元。

就是這樣一個集體所有的農村供銷合作社，在1998年被強行“改制”。“改制”者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強行對供銷合作社的5萬多戶農民社員實行“退股”，而這些1949年以來的合作社老社員每股所退得的股金僅僅為區區的5元錢！“改制”者所作的第二件事，就是強迫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的1千多名職工以每年工齡837元的價格“買斷工齡”，實際上解雇了供銷合作社的這1千多名老職工，讓他們到社會上自謀職業。

在這樣處置了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的原有股東和職工之后，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的社有凈資產被分成若干股份，按“干部級別”進行瓜分，具體的分法為：

1.設置“記名股”：“記名股”按職工人數每人1股，退休、外調或除名后收歸社有；

2. 設置“崗位股”：“崗位股”由法人代表和中層以上干部擁有，其中法人代表占5-10%，中層以上干部占15－20％；

3. 設置“配額股”：“配額股”亦由法人代表和中層以上干部擁有，其數量不得低于“記名股”和“崗位股”之和的30％，職工除法人代表同意者外原則上不占“配額股”。

在1998年的“改制”中，還鼓勵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的內部員工購買企業產權，其具體規定為：一次性付清購買款的，出讓價實行梯級優惠。出讓價100萬元以內的優惠10％；100萬元以上（含100萬元）到200萬元的優惠15％；200萬元以上（含200萬元）的優惠20％。但是，由于該社的一般員工不可能籌集到這樣多的錢，這種“優惠政策”實際上只有極少數幾位領導能夠享受到。

這樣的“改制”政策，以5元錢為代價“買斷”（實際上是剝奪了）玉環縣供銷合作社5萬戶股東對企業的所有權，讓上千的企業職工失去了工作，卻讓“改制”時的企業領導成了一夜暴富的大資本家。最可笑的是，那位在1996年被玉環縣委和玉環縣政府任命的玉環縣供銷合作社黨委書記、主任（王志勇），“改制”時在玉環供銷合作社工作才不過兩年，可以說對玉環供銷合作社的發展沒有作出過什么貢獻，更沒有向玉環供銷合作社出過多少資，卻通過這次私有化企業“改制”一躍而成為玉環供銷合作社的最大股東！僅此一點就足以說明，玉環供銷合作社的“改制”，是典型的地方上的權貴搶奪人民財產的“權貴私有化”。

地方上的權貴這樣掠奪人民財產的“權貴私有化”，不可能激勵人們搞好企業，提高效率。玉環供銷合作社下屬的玉環縣坎門供銷合作社由于這場“改制”而解體，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1998年，玉環縣坎門供銷合作社有在職職工145人，社員1萬多戶，總資產906萬元，年創利稅120多萬元。到1999年，“改制”的推行者們仍然承認，坎門供銷合作社還有凈資產6百多萬元。原坎門供銷社主任蘇進光帶領一大批職工堅決反對損害人民利益的權貴私有化“企業改制”，《剝奪》一書詳細地記載了他們反對改制的斗爭。可惜的是，蘇進光等人為維護公有制企業的斗爭由于當地掌權人的壓制和迫害而最終歸于失敗。私有化的改制者們最終讓這個興旺發達的坎門供銷社職工解散、企業關門、資產清算。

經過這場“改制”，坎門供銷社到2000年剩下的帳面凈資產就只有不到50萬元，一個年利潤上百萬元的企業徹底結束了它的生命，53名退休人員的養老問題交給了國家，128名職工失去了工作。讓一個興旺發達的商業企業瞬間滅亡，中國企業的私有化“改制”就是這樣“提高經濟效率”的！

最近十幾年中國企業的“改制”一直打著“明晰產權”的旗號，要把中國企業的所有權都“分股量化”到歸個人所有。即使按照這個私有化的標準，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的產權都是百分之百“明晰”的：它歸出了資的股東——社員們所有。需要作的只是在內部的治理結構上真正保證所有者—股東（社員股東們）行使其權利。只要作到這一步，就是按照歐美的私有化標準，企業產權的明晰也已經沒有任何問題。可是，玉環縣供銷合作社的“改制”卻以每股5元錢的代價剝奪了5萬戶社員股東的股權，把本來明晰的企業所有權反而變得混亂不堪。這就證明，所謂的企業“改制”要“明晰產權”是假，甚至連要實行私有化都是假，而要讓少數權貴剝奪人民大眾才是真。

《剝奪》一書用了許多篇幅和計算來證明，以每股5元錢來“退還”供銷合作社的社員股東們的股金，是如何低估了供銷合作社社員當初入股時所付股金的價值。其實我這里有一個最簡單的計算：按照前邊所述的入股社員數和20世紀50年代初他們繳納的股金總額11.5萬元計算，當時每戶社員平均繳納了2元多的股金。即使不考慮物價上漲等其它因素，單純根據每年利息率5％的復利計算，1元錢的股金在45年后也應當增加到9元錢左右，每戶社員也應當退得20元的股金。把20世紀50年代平均每戶入股的2元多錢在1998年的價值估為5元，無論如何都是太低的。

不過，最重要的問題根本就不在這里。最根本的問題在于，社員股東們是供銷合作社的所有者，只有他們才對供銷合作社的決策擁有最高權力。從法律上說，玉環供銷合作社的上億元凈資產都是社員股東們的財產，供銷合作社的一切經營成果均應由其全體農民社員按照其原有的股份享有。只有社員股東們才有權決定玉環供銷合作社是否關門清算，現有股東是否退股，如何退股，如果退股的話，每股應在現有上億元凈資產的限度內退給多少資金。

而玉環供銷合作社的企業“改制”不僅把企業的這些所有者——社員股東完全拋在一邊，而且甚至由地方上的權貴們不顧社員股東們的反對下令將這些社員股東從供銷社中“清退”出去，這就完全剝奪了社員股東們對供銷合作社的所有權和最高決策權。完全剝奪人民大眾對企業的所有權和最高決策權，這正是中國的企業“改制”對人民大眾最根本的剝奪。在這樣的剝奪下，人民大眾在經濟上和收入上受剝奪就在所難免。

2005年之后，這種無恥剝奪人民大眾的權貴私有化企業“改制”步伐已經放緩。但是據我聽說，河南、湖北等地直到2008年春天還在繼續進行權貴私有化的企業“改制”，其對國家財產的掠奪、對人民大眾的剝奪仍然是那樣無恥。

我認為，中國最近十幾年的企業“改制”到底是不是對國家財產的掠奪、對人民大眾的剝奪，這種剝奪到底是否無恥，這都是不需要討論的問題。唯一的問題只是，對這樣無恥的剝奪我們到底還要忍受多久；對這樣的剝奪我們還能夠不聞不問嗎？

附：

何其多文集

http://www.wyzxsx.com/ShowAuthor.asp?ChannelID=1&AuthorName=%BA%CE%C6%E4%B6%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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