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麗：另類的聲音，另類的路——讀《新鄉土中國》

《新鄉土中國——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研究隨筆》賀雪峰
      何慧麗：另類的聲音，另類的路——讀《新鄉土中國》

         
      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鋪卷，這個世界越來越趨附于、同化于主流。就學術圈而言，有一股旨在與主流的西方學術接軌的強勢聲音，這是展現在想象的約束下表現高超智力、學問的聲音，是以本土現象印證或修補西式理論的聲音。沿著這樣的聲音去追尋，可以發現當前流行的治學路徑是經院式的：從既有的理論（一般是外來的）出發，從書本出發，以社會現象為注腳，以完善和建立一種理論或模型為目的。這樣的從理論到現實再到理論的治學流程，是以“理”為出發點、為重、為歸宿的，是講究學術研究的純粹性和維護學科陣地的；而對于本土現實則表現出客觀式的冷漠，本土現實只是維護、解釋或修補理論的工具。這樣的流行導向體現在中國農村的研究上，就形成了學術界的農村是理論的農村，并不是真正現實的農村的現象，形成了當前對中國農村的解讀和對當下農村處境的理解充斥著某種草率、粗暴和情緒化的傾向，形成了宏大話語霸占整個中國的社會理論的現象。如經濟學界認為，正是集體化、產權制度的不明晰導致三年嚴重經濟困難，所以私有化正是土地改革的必然趨勢；再如，根據已經現代化國家的經驗，認為我國廣大農民收入問題的實質是政策或制度問題，等等流行看法。如此話語流行之烈，以至于我們的理論工作者大都會不假思索地接受。

         
      然而，現實生活是多樣的，生發于現實生活的理論觀點也應該是多樣性的。在主流話語的天馬行空之下，我們隱約聽到了更為切合本土實際的“另類”聲音，雖然與主流相比，它顯得是那樣的邊緣、弱勢、不入流、趨異：對中國農村的研究應返回國情，返回常識，返回個案中來，應大力踐行精細性的研究。《新鄉土中國》的作者賀雪峰在本書里所發出的就是這種另類的聲音。

         
      在書中，作者呼吁返回國情中來。人多地少的壓力，城鄉二元結構的加深等基本國情應是理解、解決一切問題的制約性前提。然而一些流行大話語卻無視這樣的基本國情。以連續數年農民收入增幅下降，某些地區農民收入不升反降的原因的解釋為例，流行的大話語是：因為國家政策或制度安排上的問題，將農民本來可以增長很快的收入抑制了。認為是國家一系列農業和農村政策不好的經濟學家認為，應該引導農民調整產業結構，增加農業信貸，國家應投資興修水利等；而認為是制度不好的經濟學家則認為應將農民放活，農業放開，應讓農民有充分的自由和完整的土地產權，讓農民在市場經濟中自主尋找增加收入的辦法。針對這些流行的大理論、大話語，作者敏銳地指出：當前農民收入問題明顯是結構問題而并政策或制度問題。也就是說：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衡量一國人民生活質量的恩格爾系數下降，農業份額占國民經濟總額的比重下降；另一方面，占總人口絕大比例的農民要大規模地從農業中轉移出來是個漫長的過程，如再過30年，既使從農村中轉移出4億人，城鎮人口達到8億，按照現有的人口凈增率，到時仍會有8億人在農村，到時仍有占總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占有越來越少的農業份額。由此可見，作為一個整體，農民收入增幅下降是由經濟結構和人口城鄉結構的不協調決定的，加入WTO之后，國際主要農產品價格較國內低，進一步使農民收入鎖定為結構問題。要拒絕大話語，大理論，要改掉制度、政策決定論和市場浪漫癥的毛病。就應該多進行社會調查，切實進入到中國實際和中國農村研究的實際。雖然國家的某些具體政策可能不利于農民增收，可以研究改進；某些具體制度可能對農民不公平，也可以考慮修正，但相信一好政策就靈，一好制度就靈，其實是無視國情的大理論和大話語。

         
      作者呼吁返回常識中來。常識是基于事實上的理所當然的經驗性知識。當前某些流行大話語已經有違常識，如對毛澤東時代的全盤否定。作者作者借評價吳毅的著作，對缺乏常識的大話語進行批評。吳毅研究得出了一個常識性結論，即：在他所調查雙村農民的歷史意識中，農民關于國家的公的觀念和關于個人的私的觀念是能夠協調的，農民并不懷疑集體經濟所有制的真實和完整性。而從西方產權理論來看，合作化的過程即是土地產權收歸集體的過程，這樣的一個過程必然發生農民集體抗拒，并由此帶來農業生產效率的損失；然而，只要研究者尊重諸如雙村等農民的常識性經驗，就會發現這樣的一個道理：與其從產權制度方面說正是集體化導致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結論，不如說是因為在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初期，因為管理不適應（經驗不足）而產生了效率損失。作者進而認為，應自然而然地理解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期間取得的巨大農業成就。再如，大話語認為：人民公社期間“大呼隆干活”式的磨洋工是一種制度存在問題的表現，是人民公社不好的強有力的證據。作者返回到常識上，在反復地問過農民的親身體驗和常識性看法之后，認為事實是現在農村的懶漢比人民公社更多。不僅懶漢多，而且種田技術也在退化。農民現在的懶是有依據的，一是現代科技的投入，如更加依賴化肥和農藥；二是農業比較收益太少，過于精心種田是不劃算的事情?，F在比起人民公社來，最大的缺點是農民無法組織起來利用大量休閑時間維護農田水利設施和其它基礎設施。而正是毛澤東時代建成的極其龐大的水利工程和相當完善的農田基本建設，為當前的農業生產提供了保證。作者認為，毛澤東時代雖然也有磨洋工和偷懶的現象，但人民公社也許是中國自人地關系緊張的最近500年歷史上第一次最少偷懶、最多建設的時期；毛澤東時代農業和農民為中國工業化提供的大量積累、糧食產量的大幅度增長，以及為當前農業生產留下的眾多水利設施等等，足以讓所有尚存常識的人感到驕傲。

         
      在書中，作者再三強調：返回個案中來，在對個案的細致研究中進行不同類型的比較，在比較中予以分類。因為中國地域廣大，情況復雜，由于傳統資源的占有不同，由于區位不同以及具體社會、自然基礎的不同，農村在當前的大變革中處于不同的分化狀態，就沒有辦法用同一標準對農村進行普適性的理解。當人們講到村莊時，往往要么是在說一種類型的村莊甚至是某一個村莊，要么是在抽象地說所有中國村莊，而很少有差異分類型地說到中國的村莊，研究中國的村莊。有差異分類型地研究中國村莊的起點是先做好一個個個案，對個案進行“解剖麻雀”。作者正是在對湖北荊門農村等地進行個案研究的基礎上才開始他的分類研究的。作者認為，如果不能對數量龐大又發展不均衡的中國村莊進行適當的分類研究，農村研究很難提升一個層次。如根據村莊生活的面向，可以分為村莊生活外傾型的農村（湖北荊門農村）與村莊生活內傾型（江西宗族村）的農村；村莊生活內傾型的農村又分為社會關聯度弱的農村（江蘇如皋農村）和社會關聯度強的農村（浙江溫州農村）。又如作者把現實中的村治型態依據村干部個人能力和品性劃分為好人、強人、惡人和能人四種可能的理想村治型態，這便于把握中國農村村級治理的現狀及其變遷；此外，村務有積極村務和消極村務之分；當前的民主化村級治理制度可以區分為分配型村治和動員型村治；而村莊精英則根據不同參照點可以區分為體制內精英和體制外精英、高大威猛型精英和細小瑣碎型精英、經濟精英和非經濟精英、在村精英與不在村精英、積極精英與消極精英、贏利型精英和保護型精英等。至于農村計劃生育，流行的大話語是以為全國農村都在超生。作者認為，其實計劃生育是當前農村工作中最不平衡的。在地方政府與村莊文化戰爭的拉鋸中，在江西和安徽阜陽，農民無論窮富，是不生兒子不罷休的；而在湖北荊門和蘇中蘇南的農民則是允許生第二胎也不愿再生。

      作者進而提倡，農村研究應精細化。其實個案和分類研究就是精細化的一種努力，或者是精細化的基礎和開始。正是由于作者的精細化研究，作者得出了一些精辟觀點。如，作者認為當前農民的抗爭的特點是：非對抗性、針對鄉村兩級、有區域特點、主要限于經濟要求；而且進一步獨到地認為，只要中央繼續穩定當前均分的土地承包制度，逐步減輕和規范農民負擔，農民的抗爭行為可能不僅不成為大規模反抗的導火索，而成為釋放農村社會不滿，溝通農民與中央和地方政府關系的減震器。再如，一般認為富裕與民主結合起來，比貧窮與民主結合起來的力度強。經過作者的精細研究，認為當村里經濟收入巨大而村集體又有巨大的收入分配權時，敢于許諾且不愿公開村里財務收支的村支書便大批地獲得村莊精英。是村莊精英而不是一般村民在村級治理中、在民主進程中起著根本性的作用。富裕的村莊與民主結合，也有麻煩的時候。再如，一般認為民主的核心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人決定，所以村民自治作為一種民主化的村級治理制度，也是多數人決定。然而作者說，占中國農村最多數的，是少數人決定的村莊。為什么呢？因為一方面，村民自治不具有暴力后盾，村務決策中的多數原則如果在實施中不能獲得足夠支持，就施行不下去；在缺乏強制措施的情況下，反對公共工程決策的村民可以輕易拒絕對人、財、物資源的提??；另一方面，當前的大多數農村，因為人口流動和迅速變遷，村莊輿論大多解體，大多數村民的意愿構不成對少數村民的足夠壓力；而且由于龐大的農業人口和農村的普遍貧困化，造成大多數村集體不僅缺乏經濟資源，而且缺乏可以控制村民的其它資源諸如文化和政治資源。于是造成不是通過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少數反對者即可以阻止協商達成關于村莊公共工程決策的現象。作者一再強調，鄉村治理其實就是讓制度與慣例或鄉村既有資源不斷試探，不斷接觸、不斷融合，從而雙贏，達到善治的過程。善治不只與下鄉的制度有關，更與當時當地既存的慣例、習俗、傳統資源等社會基礎有關。作者在闡述這個觀點時主要分兩方面進行解釋：一方面，不能崇尚唯制度論，因為每一種制度都既有優勢也有不足，制度可以在實踐中產生一些修補主體制度的補丁制度，從而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另一方面，制度實施的社會基礎很重要，看起來是外來制度的好壞造成的村治狀況，其實是村莊本土資源的根基不同。如，人民公社時期，華南農村普遍存在村莊秘密共守的情況，那時農村干部依然是村莊庇護人；而即使在今天的北方農村，那些選舉出來的村干部中也很少有真正的村莊利益庇護者。再如，同樣是三提五統的征收，湖北的荊門為了多收可以大大地虛報農民人均純收入，這與國家政策無關，卻與當地農民的內向性格和當地村莊共同體的解體高度相關；而吉林一些農村就不能為了多收去大大地虛報農民純收入，因為當地的農民性格外向直爽，農民會拒交稅費，干部會有羞恥感。

         
      作者不但提出了返回國情、常識和個案，提倡精細研究，他還找到了貫徹其理念的視角，為走這條路的人指出了方向，并身體力行地破了題。如，他認為現在的村委會已是半熟人社會，這不但可以理解村委會選舉這類事件中村民一致行動能力的缺乏和“選來選去還是那些人”的原由，而且可以構成理解當前村委會一級諸多事件新的視角；再如，他提出村莊社會關聯的概念，用以說明村民可以具體建立起來的關系及這種關系應對事件的能力，由此可以溝通并理解“人際關系理性化”、“派性”、“圈子”、“村莊社區記憶”和“村莊生活的面向”、“村莊共同體”等具有重要意義的概念之間的聯系；再如，他認為，當前農村權力網絡運作的依托有越來越理性化和利益化的傾向，這顯然是傳統宗族、親情、面子、聲譽、道德、信仰以及共通的是非標準的缺失而造成的結果，所以，如何為權力運作提供合法性實在是一個有挑戰性的工作。又如，作者著力談了村民代表、村民小組會議、村民小組的治理、?；臋嗔Y構等，作者認為村民小組會議是一個觀察農民生活及公平感的窗口，是觀察農村民主政治、鄉村治理基礎的窗口；因為村級治理的研究已經引起了學界的關注，現在恐怕還應該關注一些村民小組的治理；在一些地區，?；拇寮墮嗔Y構在一些地區是村民自治的制度生長起來的基礎。作者在其他章節一再強調應該更為細致地考慮村莊秩序的民間基礎等?？傊?，作者為我們更為具體地開辟了對農村進行精細研究的領域和視角。這就為愿意走這條路的人作了指引，就為這另類聲音的壯大，路徑的拓寬埋下了希望的種子。

         
      通觀全書，作者所關注的重點、真正的興趣在于真實的世界，在于如何解讀復雜無比的現實的“三農”。現實中的“三農”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作者在鄉下搞調查，這一搞就是幾年。幾年里，他被真實的農村世界里有待解釋和說明的現象所充斥和激發，由此他有了對農村研究的第一發言權。他所走的路是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尋求事物的本質和發展的規律——的路，是從實事中求“理”，再把“理”運用到實事中去的路。一句話，是“本土式”的路。這種從現實到理論再到現實的治學路徑，重在解釋現實，并力爭為政策研究提供理論基礎和學術支撐。它也絕不輕視有關研究對象的既有理論，只是把有關理論做為研究背景，或做理論懸置，然后在其參照下進行的實證研究，用有用的方法進行分類別的、深度的調查并進行提升。沿著這種治學路徑走過來的人是具有實踐智慧的，是言之重“實”、重問題的，是關切現實的。這樣的治學之路當今是極其稀有了，當今也鮮有由于走了這樣的路而發出的真正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在現實約束下的真實的學問。因此與主流的大話語相區別，我們把埋頭走這種路的學者發出的聲音，叫另類。用作者自己的話說，“這種研究以理解中國農村，不是從表面而是從本質上理解構成當前中國現代化巨大瓶頸的農村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等現狀方面的背后原因，弄清各種現象之間規律性的關系為目的，試圖建構一套適合于理解中國農村的概念體系，將中國農村當前特殊的處境與特殊的問題揭示出來，從而為解決農村問題的政策方略提供理論的和學術的基礎?！迸c當前某些農村實證研究的視野向外，為了挑戰社會科學的一般理論、與社會科學一般理論的對話不同，為了與國際學術界接軌不同，這種政策基礎研究的目光指向農村本身，因此而建構起來的本土化的中國農村研究理論不一定對國際學術界構成挑戰和沖擊，卻一定會對中國農村的政策和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選擇產生影響。

         
      其實，這條研究農村問題，理解和把握農村社會的新路，其背后的支撐點必然涉及到學術價值觀和學術關切的問題。作者賀君是農民之子，祖宗八代都在農村。所有搞“三農”研究的人，都知道進行農村的調查研究首先是個感情問題，然后才是個學術問題，因為一個缺乏對農村感情的人甚至無法解決自己在農村的生存適應性問題，更遑論在農村長期調查中，在農民的生活場域中對農民進行常識的、個案的、實事求是的“投入理解”和“換位思考”！這里又涉及到學術中立與否的爭論。我不想就研究之外的社會功用和研究之過程的客觀邏輯進行分析，只想提一些問題：在研究農村問題時，為什么會特別地感到理論失靈，覺得從書上所學的理論根本就離現實十萬八千里？農民們日常生活中的常識是否蘊含著豐富的理論資源，是否比既存的理論更發人深思？作為有著8億小農國度里的知識分子，真正應具有什么樣的社會使命？替農民說話又如何？為什么不有學術的社會關切？

         
      既然鄉土中國處在新時代，新背景、新變遷之中，既然越來越多的明白人愈益清醒地認識到西方所走過的現代化道路是中國尤其是鄉土中國的發展所不可復制的，既然學術界的知識分子本來就是謀階層或群體的代言人，知識分子關注弱勢群體，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說話并考慮問題理所當然是份內之事；既然在學術爭論上應該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那么，就應該有與主流話語并存的另類聲音存在并發展壯大的空間，而因這另類聲音的弱小但又極其可貴，理應得到鼓與呼。

          另類的聲音，另類的路。新鄉土中國，孕育著當代中國農村研究和農村發展重建的新希望。

          賀雪峰著，《新鄉土中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作者：何慧麗 中國農業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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