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我本是高山》的電影，引起了輿論海嘯，這部電影與張桂梅校長都被推上風口浪尖。甚至有人將這部電影比作被毛主席批判過的《武訓傳》。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結束后，胡喬木為電影《武訓傳》翻案了，在《人民日報》1985年9月6日第1版刊載了題為《胡喬木說對電影〈武訓傳〉批判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文章。文章說：

　　胡喬木說，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經發生過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個批判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我們現在不對武訓本人和這個電影進行全面的評價，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明，當時這種批判是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因此，這個批判不但不能認為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說它基本正確。

　　《我本是高山》這部電影是不是《武訓傳》？張桂梅校長應該如何評價？筆者計劃寫兩篇文章，一是本篇——“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教育；另一篇是“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藝”。

　　1

　　我們應該如何評價張桂梅校長呢？

　　張桂梅，是一位好老師，是一位好校長，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是當代的道德楷模，值得人們敬仰。

　　這是毋庸置疑的。

　　她幾十年如一日，將自己的一切都交給了她的事業——她的學生們。可以說，在當代，像張校長這樣道德高尚的人，鳳毛麟角，14億人中，十萬不得一。

　　早在102年前的1921年，毛主席就對腐朽的教育做出了尖銳地批評，其中就有對老師的批評，并創造了“學閥”這個名詞。

　　根據東方直心老師《毛澤東大傳》：

　　1921年8月中旬，毛澤東起草了一份體現自修大學新的辦學思想的著名的《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發表在8月16日湖南《大公報》上。他在大綱第一章“宗旨及定名”中明確寫道：

　　“現代學校的第一壞處，是師生間沒有感情，先生抱一個金錢主義，學生抱一個文憑主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不過是一種商業行為罷了！”

　　“學校的第二壞處，是用一種劃一的機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賊人性。人的資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別，學校則全不管這些，只曉得用一種同樣的東西，去灌給你吃。”“自有劃一地教授，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性。自有機械地管理，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格。這是學校最大的缺點。”

　　“學校第三壞處，是鐘點過多，課程過繁。終日埋頭于上課，幾不知上課以外還有天地，學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們的心思為自動自發的研究。”

　　“學閥冷酷無情，用學問做交易，只知給學生灌輸知識，并要學生的酒喝。”

　　（記住啊，“學閥”這個詞是毛主席首創的，是他留給后人們的武器與財富）

　　人類為尊重人格，不應該說誰“管理”誰，學校乃襲專制皇帝的余威，蔑視學生的人格，公然將學生“管理”起來。

　　在這樣的時代，學生們能遇到張校長，真是她們的幸運——能遇到這樣品德高尚的好老師——全心全意撲在教育事業中。

　　2

　　那么，張校長辛辛苦苦為之努力奮斗的教育，是什么樣的教育呢？教育應該是什么樣的呢？

　　1958年《紅旗》雜志第七期，發表了陸定一的《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該文得到了毛主席的稱贊，他在《紅旗》封面上給江青寫了一個批示，他寫道：

　　江青：陸定一的文章很好，必須看，至少看2遍。毛澤東

　　早在8月下旬的時候，毛澤東在審閱這篇文章時曾在其中加寫了兩段文字，他寫的是：

　　“中國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無類，孟子的民貴君輕，荀子的人定勝天，屈原的批判君惡，司馬遷的頌揚反抗，王充、范縝、柳宗元、張載、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論，關漢卿、施耐庵、吳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學，孫中山的民主革命，諸人情況不同，許多人并無教育專著，然而上舉那些，不能不影響對人民的教育，談中國教育史，應當提到他們。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側面說來，幾千年的教育，確是剝削階級手中的工具，而社會主義教育乃是工人階級手中的工具。”

　　“兒童時期需要發展身體，這種發展是要健全的。兒童時期需要發展共產主義的情操、風格和集體英雄主義的氣概，就是我們時代的德育。這二者同智育是連結一道的。二者都同從事勞動有關，所以教育與勞動結合的原則是不可移易的。總結以上所說，我們所主張的全面發展，是要使學生得到比較全面的和比較廣博的知識，發展健全的身體，發展共產主義的道德。”

　　在這里，毛主席指出了兩個關鍵點：

　　1、幾千年的教育，確是剝削階級手中的工具

　　2、社會主義教育乃是工人階級手中的工具

　　從第2點可以得出結論：如果教育不是工人階級手中的工具，就不是社會主義教育；如果不是社會主義教育，就一定是剝削階級手中的工具。

　　這是衡量教育路線的尺子。

　　能得到毛主席的高度稱贊，陸定一在這篇文章中說了什么呢？他說：

　　資產階級的教育方針表現為：為教育而教育，勞心與勞力分離，教育由專家領導。

　　中國共產黨的教育方針，向來就是，教育為工人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我們需要什么有的教育，一目了然：我們不需要“勞心與勞力分離”的教育，我們需要的是“為工人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但凡將勞心與勞力分離的教育，就是資產階級教育——是為剝削階級服務的。

　　文章又說：

　　資產階級教育學者的大多數認為，只有書本知識才是知識，實踐的經驗不算知識。所以，他們認為，教育就是讀書，讀書愈多的人就愈有知識，有書本知識的人就高人一等。至于生產勞動，尤其是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那是下賤的，那是“絕路”。資產階級教育學者另外有一些人，則認為教育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教育。他們既不把生活理解為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的實踐，又不強調理論的重要性，因而實際上走到取消教育。資產階級的上述兩種看來似乎絕對相反的觀點，來自一個共同的根源。他們說，人是沒有階級之分的，教育學是一門超階級的學問。我們共產黨人的看法，與此不同。我們認為，教育學是社會科學。一切社會科學都要跟政治走，教育學亦不例外。

　　文中所說：“資產階級教育學者的大多數認為......有書本知識的人就高人一等。至于生產勞動，尤其是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那是下賤的，那是‘絕路’。”

　　用這個標準來判斷，我們要怎么思考我們的教育呢？我們的教育是將教育與勞動相結合了？還是將“勞心”與“勞力”相分離了？是“有書本知識的人就高人一等......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那是‘下賤’的，那是‘絕路’”？還是“勞動（力）最光榮”呢？

　　毛主席曾經指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

　　教育作為上層建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總是反映和影響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并且隨著政治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的。

　　我們的問題是：我們的教育，反映了什么樣的政治？反映了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呢？我們的教育也隨著政治、經濟的發展，發展到什么方向了呢？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也就是說，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會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就會有什么樣的教育。

　　當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是私有制的時候，叢林法則，弱肉強食，必然是“精英”統治一切。“精英”是怎么來的呢？除了世襲權力，除了欺壓人民強取豪奪外，最大的一條路就是“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鯉魚跳龍門”了。所以，必須要拼命讀書，拼命搞學歷，拼命搞名校，以便脫離勞動，才能適應經濟基礎。

　　在私有制的經濟基礎下，要鯉魚跳龍門，必須要全孩子們離開山溝，離開農村。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下，如果勸人扎根山溝，勸人脫掉長衫，那無疑是“謀財害命”——正如在一片大草原上，面對著狼的威脅，你告訴羊不要跑，安安靜靜吃草就行，那不就是在害羊嗎？

　　羊的選擇有三種：一是被教育安安靜靜吃草；二是被教育瘋狂猛跑，最好能羊跳龍門；三是被教育覺悟過來，團結起來，消滅吃人的狼。

　　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人民當家做主，一切為人民服務，勞動與教育相結合，所謂的“勞心”不再是“勞心”高高在上，“勞力”也不再卑賤，“勞力”反而更受社會尊重，涌現出了王進喜、時傳祥、邢燕子、陳永貴、焦裕祿、張欽禮等人民英雄。

　　沒有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就不會有“勞心”與“勞力”的平等，就不會有教育與勞動的相結合。如果非要說有，也可以，但絕對是騙人的把戲。

　　教育，一定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公有制社會，人民就是統治階級，所以教育是為人民服務；非公有制的社會，特權“精英”是統治階級，教育一定是為特權“精英”服務。教育為誰服務，標志了社會是何種性質。

　　3

　　在新中國前三十年，有著兩條教育路線的斗爭。陸定一的文章中說：

　　實現教育與勞動結合，必須經過斗爭，而且將會有長期的斗爭。為什么呢？因為這是教育工作中反對幾千年的舊傳統的一個革命。勞心與勞力分離的原則，在教育工作中已經統治了幾千年。歷史上的一切剝削階級，都堅持這個原則。二千多年以前，孔子就反對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他把“請學稼”“請學為圃”的樊遲斥為“小人”。孟子反對許行，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理也”。（食，讀作飼。）資產階級的教育學家們，在這一點上，同孔孟是完全一致的。教育原來是同生產勞動結合的，在階級社會里二者分離了，現在又要結合起來。

　　如何“教育與勞動結合”呢？毛主席是這么要求的：

　　《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一九五八年）：

　　一切農業學校除了在自己的農場進行生產，還可以同當地的農業合作社訂立參加勞動的合同，并且派教師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論和實際結合。農業學校應當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條件的人入學。

　　農村里的中小學，都要同當地的農業合作社訂立合同，參加農、副業生產勞動。農村學生還應當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課余時間回到農村參加生產。

　　一切中等技術學校和技工學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試辦工廠或者農場，進行生產，作到自給或者半自給。學生實行半工半讀。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這些學校可以多招些學生，但是不要國家增加經費。

　　一切農業學校除了在自己的農場進行生產，還可以同當地的農業合作社訂立參加勞動的合同，并且派教師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論和實際結合。農業學校應當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條件的人入學。

　　農村里的中小學，都要同當地的農業合作社訂立合同，參加農、副業生產勞動。農村學生還應當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課余時間回到農村參加生產。

　　大學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學校，在可能條件下，可以由幾個學校聯合設立附屬工廠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廠、工地或者服務行業訂立參加勞動的合同．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學，應當設立附屬農場；沒有土地而鄰近郊區的學校，可以到農業合作社參加勞動。

　　學校是工廠，工廠也是學校，農業合作社也是學校，要好好辦。

　　毛主席在南開大學和天津大學視察時的談話（一九五八年八月）：

　　要講實際，科學是反映實際，是講實際的道理。不知道實際，老講書本上的道理怎么成？

　　不僅學生要搞勤工儉學，教師也要搞。機關干部也要辦點附屬工廠，不然光講空的，脫離實際。

　　當按照毛主席的要求，走在社會主義教育路線的大道之時，“教育與勞動結合”、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知識分子參加勞動，下放到五七干校勞動等政策，得到了知識分子們的支持與贊揚。季羨林在人民日報就發表文章說過：

　　......我們決不允許任何人再把我們拖回到精神貴族的老路。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在改造世界觀的道路上，也要有這種精神。我們堅決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闊步前進。

　　......對于象我這樣的老知識分子，宣傳隊的同志們用毛主席的教導，熱情地幫助我們提高政治覺悟，可花費了不少心血呀！我在改造世界觀的道路上，有時候前進兩步，后退一步。然而他們總是耐心等待，允許別人犯錯誤，也允許改正錯誤，允許有思想反復。只要一有點進步，就立即予以表揚。就這樣，我終于有了一些進步。可是現在竟有人說運動一來，就批知識分子。這倘非無知，即是別有用心。我們要堅決予以回擊！

　　......中國舊知識分子那種根深蒂固的自高自大的情緒必須繼續嚴防。......但是據我看，病根還沒有完全挖掉。也許禁不起春風一吹，又會萌發起來。如果真是那樣，那是要不得的，必須克服的。不然對人民，對自己都沒有好處。

　　“但是據我看，病根還沒有完全挖掉。也許禁不起春風一吹，又會萌發起來。”真是一語成讖，季羨林后來不是寫了“牛棚雜憶”將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下放勞動當做迫害嗎？并以此來否定那個時代、否定那個時代的“教育與勞動相結合”的教育路線嗎？

看看千瘡百孔的教材，再看看遍地學閥，再看看遍地教育產業化，這一切不正是對陸定一文章中“實現教育與勞動結合，必須經過斗爭，而且將會有長期的斗爭”最好的詮釋嗎？

千瘡百孔的教材請看往期文章：實事求是還是信口開河污蔑？——對高等教育教材《中國現代史》的批判

　　正如陸定一文章所說，兩條教育路線還要有“長期的斗爭”，而且是同幾千年的舊傳統進行決斗：

　　“我們必須看到，實行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是同幾千年的舊傳統進行決斗，沒有破除迷信、埋葬教條主義、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沒有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創造精神，是不會成功的。”

　　4

　　教育與勞動相結合，教育的內容應該是什么呢？陸定一在文章中說：

　　教育首先是傳授和學習知識。但什么是知識？傳授和學習的目的是什么？對這些問題，我們共產黨人的理解是同資產階級的理解不一樣的。資產階級教育學者的大多數認為，只有書本知識才是知識，實踐的經驗不算知識。......資產階級教育學者另外有一些人，則認為教育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教育。他們既不把生活理解為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的實踐，又不強調理論的重要性，因而實際上走到取消教育。資產階級的上述兩種看來似乎絕對相反的觀點，來自一個共同的根源。他們說，人是沒有階級之分的，教育學是一門超階級的學問。我們共產黨人的看法，與此不同。我們認為，教育學是社會科學。一切社會科學都要跟政治走，教育學亦不例外。人們是為了進行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而需要教育的。我們認為，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是階級斗爭的知識。這種階級斗爭是以經濟地位劃分的人的集團之間的斗爭，這種斗爭已經存在了幾千年。現在，在我國過渡時期內，還有階級斗爭。在將來，階級消滅之后，雖然階級斗爭沒有了，但是還有人民內部的矛盾，因而一萬年還會有毒草，即是說，還會有真理和謬誤之間的斗爭，先進和落后之間的斗爭，對于生產力的發展的促進派和促退派之間的斗爭。另一門是生產斗爭的知識，即是人類與自然作斗爭的知識。而哲學則是這兩門知識的概括和總結。哲學之所以重要，因為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給人們提供正確的思想方法。人與人的本質的區別，不在于“氣質”或性格的不同，而首先是階級立場不同，再則是思想方法不同。階級立場與思想方法，是互相聯系又互相區別的。錯誤常常來自兩個根源，一個是階級根源，一個是思想根源。人們要不犯大錯誤或少犯錯誤，就應當學習政治，學習哲學。

　　在教育中，要傳授階級斗爭知識，不斷提高人民群眾階級覺悟。如果不傳授階級斗爭的知識，不去提高人民群眾的階級覺悟，那就是資產階級教育，就是修正主義的教育。就是告訴羊，狼不吃羊，不用跑；或者告訴羊，狼吃羊是自然規律，是永遠存在的，你跑的快就行，跑得慢被吃是你能力不夠，是你努力不夠。

　　如果沒有階級覺悟，山溝里的孩子考上大學，走出大山，無非就是跑得快的那只羊。

　　有10個羊群，每個羊群有10只羊。狼要吃95只羊，只有5只羊能逃脫狼口。所謂的羊躍龍門，無非是5個名額而已。A群跑出來一個，其他群自然要少一只活羊，如果A群跑出來5只羊，其他群就是全群覆滅。實際上就是你死我才能活、我活你必須死的叢林法則。

　　在教育中，不能將書本知識與實踐相結合，不能與工農相結合，培養出來的“人才”就不會對工農群眾有感情，就不會站在工農群眾的立場思考問題——比如“惡意討薪”、“惡意春耕”、“惡意降價”、“惡意提問”的“怪”事——而只能站在“精英”的立場思考問。最終無法培養出“共產主義的情操、風格和集體英雄主義的氣概”的群眾領袖。

　　5

　　蘇聯的解體，就是因為走上了修正主義，包括在教育領域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

　　《紅旗》1975年第11期刊發了一篇文章《請看蘇修的一種新行業》，揭露了蘇修的亂象：

　　近年來，在蘇修社會里，出現了一種新的行業。這種新行業，雖然沒有被蘇修叛徒集團列入他們“巨大成就”的欄目內，但倒真的搞得不壞，正在以很快的速度“發達”起來。這里，且舉這種行業的幾個小例子，使讀者開開眼界。

　　先看“私人授課”業。此業現在盛行蘇聯全國，據說是專門為中學生進入大學而設立的。私人授課每小時可得五至十個盧布，相當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資。在莫斯科街頭，“圓柱上”、“墻壁上”，“大門道里”，到處是這種花花綠綠的廣告，簡直讓人眼花繚亂。

　　再看“代人考試”業。據《莫斯科晚報》載，有一種“代人考試組織”，專門代人投考大專學校。這種組織業務繁忙，應接不暇。有一個成員上午到食品工業專門學校代人考試，下午又到紡織工業大學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學代人投考經濟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費五百盧布。

　　其次看“論文出售”業。《共青團真理報》載，羅斯托夫鐵路運輸工程學院里有一種“聯合組織”，專門“幫人做畢業設計、學習論文、測驗作業、實驗室作業”。一份設計，售價九十盧布，有的一百五十盧布。

　　再其次看“畢業證書制造”業。《消息報》介紹的一個“畢業證書制造所”，一張畢業證書售價一千盧布，兩年中他們就銷售了五十六張這樣的畢業證書。

　　若問這種行業為什么如此興隆，那就要看看蘇修的教育制度了。隨著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蘇修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早已成為進入特權階級的階梯。蘇修總頭目勃列日涅夫說：“國家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從事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國家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干部。”

　　許多材料證明，大學文憑是選拔干部的決定性標準。有此文憑，即使是個白癡，也能撈個一官半職；無此文憑，即使你是“共產主義勞動突擊手”，“從戰爭年代起”就做某項工作，并且“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但最后是“被裁掉”！

　　勃列日涅夫的話以及無數事實告訴人們：只要一進了高等學校，或者干脆只要設法撈到一張大學文憑，那就能夠得到高官厚祿，就有飛黃騰達的時機。要是進不去呢，那就對不起，只能“永遠”當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執行者”。許多人為了達到“高升”的目的，當然就只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于是各種稀奇古怪的行業都應運而生了。

　　6

　　說了這么多，歸根結底，私有制的經濟基礎，不可能產生社會主義教育。不消滅私有制，“勞心”與“勞力”一定是分離的，“勞力”一定是“卑賤”的。最后的結果——不可能人民當家作主，只能是“精英”當家做主。

　　7

　　關于道德高尚，關于道德高尚的人，還要明確一下：道德，是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有無產階級的道德標準，剝削階級——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有剝削階級的道德標準。

　　無產階級有道德高尚的人，剝削階級也有道德高尚的人。

　　孔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是教育家，他也有高尚的道德，他的道德是奴隸主階級道德。

　　朱熹，是教育家，他也有高尚的道德，他的道德是大地主階級的道德。

　　蔡元培，國民黨元老，教育家，他也有高尚的道德，他的道德是資產階級的道德（包括支持屠殺中國共產黨人）。

　　只有走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無產階級教育家，才有高尚的無產階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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