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這個任務”，是誰交了給他的這個任務? 

　　二○一五年十二月九日， 曾經的“政治明星”，先后擔任過廣東省常委、宣傳部部長、深圳市市長、湖南省委副書記兼湖南省副省長、山西省委副書記兼山西省的代省長、山西省委副書記兼山西省省長、文化部的黨組書記兼副部長以及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黨組成員與副主任等職務的于幼軍，如事先高調公布的那樣，在廣州的中山大學，如期開辦了他于今年的十月九日受聘于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后的首場講座。

　　在這首場的講座中，于幼軍不僅以《反思“文化大革命”》為題，而且還更是直言不諱地這樣公開宣稱：“我是文革的過來人，我有這個任務，總結汲取歷史教訓、把握當下，走向未來。”

　　與眾多的曾經腐敗過的官員不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崛起的于幼軍，與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一樣，也有著“三起三落”或者是“三落三起”這樣的奇特經歷。二○○七年，在山西省委副書記兼省長的任上，因震驚整個當代人類世界的慘無人道的山西黑磚窯系列案件，于幼軍被迫進行了公開的檢查和道歉并被中央調離了這一職務。而后于當年的八月，于幼軍就被任命為了文化部的黨組書記兼副部長。二○○七年的十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于幼軍被選為了中央委員。而僅僅一年之后的二○○八年十月，于幼軍就因以前涉及腐敗的問題，而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被撤銷了中央委員的職務并被確認了中央政治局在二○○八年九月五日給予其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決定。二○一一年的二月，于幼軍再次復出，被任命為了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黨組成員與副主任。二○一五年一月，于幼軍因年齡的原因，正式退休。當年十月，從職場上退休了的于幼軍，被中山大學聘任為了哲學系教授和博士生導師。

　　“文化大革命”或是“文革”，是對我國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發生的那場為期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簡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與改革開放盡管方向相反，但又是緊密相連的。眾所周知，目前仍在持續并且還更是在不斷深化的這場私有化的改革開放，就是在徹底否定了“文革”，甚至是在全面否定了我國于一九五六年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后所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這段歷史之后，這才開啟的。然而當改革開放進行了十幾年之后，人們猛然發現，如今這些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所發生的全部問題，正是當年毛澤東發動那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要全力預防其出現的。而為了制止目前這些問題的繼續出現及深化，于是二○一三年一月五日，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還不到兩個月時間的習近平，就在新當選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發出了這樣的厲聲斷喝：“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的那前三十年。因此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當然也就包括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和其后“徘徊不前”的那兩年。既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已經下令不準再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那么于幼軍為何不服從總書記的命令，不僅繼續《反思“文化大革命”》，而且還更是敢于直言不諱地這樣公開宣稱“我有這個任務”呢?

　　任務完全不同于義務。任務是指上級交給下級，組織交給個人的要完成的工作或是擔負的責任。而義務，則是指人的一種自覺自愿的行為。因此，如果說“我有這個義務”，那還只是一種個人的行為和愿望。而“我有這個任務”，那背后則肯定是有主使之人或是組織。

　　十七屆三中全會，只是把于幼軍開除出了中央委員會，而并沒有開除于幼軍的黨籍。而中央政治局在二○○八年的九月五日，也更明確地給予了于幼軍只是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因此在兩年處分的期滿之后，于幼軍仍有可能繼續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一個中國共產黨的黨員，為何敢不服從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命令?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盡管在黨內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思潮，但是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畢竟還是一個有著統一的指導思想和統一的組織機構這樣的堅強組織。那么，又是哪個人?或者又是哪個組織?交給了于幼軍的這個任務?而這個人或是這個組織，則肯定不是習近平總書記或是習近平總書記所領導的那個組織。因此，為了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的純潔，為了嚴肅黨的紀律，強烈呼吁黨的紀律檢查部門，要對此事進行仔細認真的調查和嚴肅的組織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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