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我們中國人在最近的幾十年中算是幸運的——我們的社會基本上是穩定的，這就足夠幸運了。然而，這個世界，在最近幾十年中，一次次遭遇了人間的災難，有時幾乎是毫無征兆，所以人們也毫無防備，就爆發了出來。從前蘇聯、東歐事變，到各地的“顏色革命”，到“阿拉伯之春”，經濟方面則有幾次金融危機，其間還有美國發動的幾次規模較大的戰爭。最近這一次，則是歐洲的難民危機。
僅僅就在一個月之前吧，大概誰也想不到突然會爆發歐洲難民危機，若且爆發得這么大，以至于嚴重影響到了發達國家扎堆，人民生活相對富裕而舒適，甚至可以說悠閑的歐洲國家大面積人民的日常生活。而在這場危機讓我們看到了我們的人類社會是如此之脆弱，我們的社會轉瞬間就在現實和理想之間被撕得粉碎：對難民關上大門吧，我們的良心受不了那個沙灘上被淹死的孩子的畫面，受不了哭泣著的兒童和婦女的畫面，受不了被匈牙利警察打得滿頭是血，抱著孩子的父親的畫面;對難民敞開大門吧，一開始，歐洲的政客們、民眾們為了表達自己的人道主義理想，這么做了。但是，僅僅幾天的功夫，就反悔了，就意識到在現實中他們負擔不起這個人道主義重擔。不僅是今天的經濟負擔問題，還有將來更漫長的如何消化異質人口的問題，后一個問題解決不好，今天好心救助的落難者，明天就可能反目成仇。
這幕場景，讓筆者想起了二十年前以“觀復”的筆名寫的一篇文章，《面對“圣徒的營地”：與我們的青年交流》(《中國青年報》1995年8月11日第8版)。這篇文章，引用了一本42年前出版于巴黎的政治幻想小說《圣徒的營地》(The Camp of the Saints)里的一個幻想的場景：“一百萬貧窮不幸的人，他們的唯一武器是他們的孱弱和他們的數量，為苦難所壓倒，為饑餓的棕色和黑色的孩子所拖累，要踏上我們的土地，他們的先頭部隊正在沖擊著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西方的每一個角落。我確確實實看見了他們，看見了他們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問題，一個我們現有的道德標準絕對無法解決的問題。讓他們進來，我們將被毀滅。不讓他們進來，他們將被毀滅。”筆者當時雖然引用了這個場景，但怎么也沒想到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居然它會成為一個接近的現實。
面對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筆者不敢譴責任何人，不敢譴責現在已經變得十分粗暴，用迅速豎起的長達175公里的柵欄、警棍、催淚瓦斯攔阻難民的匈牙利，也不敢譴責出爾反爾，一開始高調敞開接收難民，讓一些中國人佩服得潸然淚下，可占據了道德制高點僅僅幾天就封閉了國境的德國。筆者只希望人類能夠接受以下幾個教訓。
首先，不要輕易替別的國家的人民選擇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毫無疑問，今天的歐洲難民危機，和美國及歐盟參與策動的“阿拉伯之春”，以及更早的對于中東地區的多次大規模武力干涉，甚至以戰爭手段推翻當地的政權，有著直接的關系。即使我們不以不道德的動機去推斷美國和歐盟，他們的干涉事實上造成了今天的人類災難，這個責任是推不掉的。我不譴責不得不采取現實主義手段的歐洲國家，但我要譴責那些在今天仍在這個問題上譴責中國“冷漠”的中外偽君子們：你們忘了中俄在聯合國安理會三次否決關于敘利亞問題的提案嗎?歷史的進程證明，中俄的選擇是正確的，是符合敘利亞人民和世界人民——包括歐洲人民——的利益的。你們當時譴責中俄，可能是出于目光短淺，這也就罷了，但你們今天還譴責，就是無恥了。
其次，中國的那些喜歡占據道德制高點的“君子”不要鼓動中國在這樣的問題上去隨隨便便地占據道德制高點，而喪失了對于現實形式的判斷力。有些逆向種族主義者說，中國這么爛的國家，難民不會有興趣來，根本不必擔心這個問題。然而，事實是在我們國家的土地上，已經有了至少幾十萬“三非”“五過”外國人。隨著我國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這個危險會越來越大。實際上，中國的那些喜歡占據道德制高點的“君子”這次就在鼓吹中國接受難民，替歐洲分憂。這些人只知道自己占據道德制高點，別的一律不在乎：幾天前還一邊為歐洲的“人道主義”聲嘶力竭地歡呼，一邊狂罵中國“冷漠”，這兩天被歐洲人打了臉，卻毫不知羞愧。我們一定不能聽這些人的。無論是從經濟上，還是從文化上，中國都沒有能力消化這么多難民人口。
再次，看到了今天的難民的境遇，看到了今天在現實與理想之間被撕得粉碎的世界，我們更要珍惜自己國家的安寧，一定不能聽那些“推墻黨”“沉船黨”“帶路黨”的忽悠，穩扎穩打地建設我們自己的國家，改進我們自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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