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一篇題為“那些相信‘快樂就好’的家長，他們的孩子，后來是否快樂?”的文章在各個育兒群里廣泛傳播，再次引發了公眾關于學習苦樂的爭論。著名學者、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小東一直是“快樂教育”的反對者，日前我們的記者就相關問題對王小東進行了專訪。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小東
日本英國都與“寬松教育”訣別了，我們還要“跳坑兒”嗎？
記者：最近網絡上又掀起了一輪關于學習是苦是樂的討論。您一直是“快樂教育”的堅決反對者，主張“求學必然辛苦”，現在也是嗎?
王小東：是的。我奶奶曾跟我講過一句話，“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就是說，你要想成功就得吃苦，吃不了苦就成功不了。我認為這是“四海皆準”的一句大實話。放到教育的回報率上，那就是你就讀的學校越優秀，你學歷越高，將來的收入水平可能就越高——全世界大抵如此。
記者：但總有人能舉出很多反例。
王小東：沒錯!比如有的老板會說，“我學習不咋地，但我手下盡是清華北大人。”這樣的例子確實存在，但跟這位老板同等學歷的那群人，可不是都這么幸運。我們要從統計學的常識來看這個問題：從整群或平均值來看，大學畢業生的收入肯定要高于非大學畢業生的收入，名校畢業大學生的收入往往更高。
前段時間，網上流傳一個帖子，舉了一堆有名的成功人士，說你看這些人都不是狀元，再舉出一堆當年的狀元，說你看現在大家都不知道他們。但是，這個帖子忽略了一點：狀元全國一共多少人?非狀元又有多少人?如果細論成功率，比例出來恐怕會嚇死你——狀元的成功率肯定要大大高于非狀元的成功率。
還有人動不動就說，你看西方，人家孩子受的都是快樂教育。這更是片面理解了西方。西方教育跟西方社會一樣，是分層的。那里的優質教育(比如收費高昂的貴族或私立學校)往往比我們這里的重點學校還要嚴格。前段時間BBC有個報道炒熱了中英教育比較，曾任英國伊頓公學教務長(1997～2008)的奧利弗·克雷默就說：“如果這5位老師來的是伊頓公學，他們肯定都會很開心。因為伊頓孩子能力都非常強，不會讓中國老師失望。”
值得注意的是，這幾年，“西方快樂教育說”在網上甚至媒體上甚囂塵上，誤導了許多不諳真相的家長和孩子。對那些“快樂教育”的推崇者，其實，我就一個問題：你想快樂多久，幾年?還是一輩子?基礎教育的松緊、優劣，不僅整體上影響國民素質，個體上更會影響人的一生。
記者：我們對“快樂教育”存在很多誤讀?
王小東：太多誤讀了。我們有些人根本沒搞清楚美國的“快樂教育”本質是什么，覆蓋的是什么人和他們為什么要這么搞。問問在美的華裔“虎媽們”，大家很容易搞清楚，美國的“快樂教育”，針對的主要是那些家庭條件不夠好、本人又實在學不下去或者不打算學下去的學生，不逼你，愛學不學，學成啥樣都隨便你。但這背后是階級分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說作為窮人家的孩子，如果你沒有特殊天賦，那個體制基本就放棄你了。
美國這樣做對不對呢?我認為有對的地方，也有不對的地方。對的地方是，實在不堪造就的孩子，就讓他們快樂地成長，也算作是一種慈善吧。不對的地方是，對于大多數尚可造就的孩子，第一，這是不公平的;第二，從國家角度來講，一個國家不僅需要科學家、優秀工程師、政治領導人，也需要更多的一般技工、普通服務人員。后者需要、也有權要求負責任的良好教育。美國現在嚴重缺乏像樣的技工，所以美國歷屆教育部部長都強調基礎教育要向中國學習。
記者：現在，很多家長把孩子送出國，他們難道都不理性?
王：現在好多學校都有留學項目了，不少家長也確實愿意把孩子送到國外去。除了越來越多中國家庭具備國際教育購買力外，我想與目前高考競爭依然激烈關系很大，相當一部分孩子出國留學是因為在國內考不上像樣的大學。有錢可以任性，但我想講的是：中國的基礎教育是好的。如果你的孩子還堪造就，最好讓他們在國內完成基礎教育。
記者：其實，一些西方國家早就意識到一味地強調快樂、寬松會帶來很多問題。
王小東：最近，日本文部科學大臣馳浩明確表示，日本將與減少授課內容和時間的“寬松教育”訣別。“寬松教育”是日本針對1987年之后出生的孩子、自2002年開始推行的教育政策。“寬松教育”宣稱旨在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和知識運用能力，將此前教育大綱中學生必須掌握學習的內容減少了三成，同時實行五日制學校周(每周休息兩天)，減輕了學生的負擔。但在“寬松教育”下，日本輿論認為學生的學習能力普遍下降，學習態度也不夠端正，畢業后在職場上也突顯出與同事之間的相處問題。所以，日本人普遍認為，“寬松世代”的人，學習能力和競爭力都不及以前的世代。
其實，不僅日本人覺悟了，英國人也覺悟了。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英國教育大臣伊麗莎白·查思日前表示，英國學校應該采取中國式的教學策略，比如增加晚自習，杜絕課堂之間的時間浪費，以提高英國學生在關鍵學科上的學業表現。
他們都覺悟了，難道中國現在倒要往他們過去的坑里跳了?!
教改應確保能實現足夠的社會流動性
記者：現在國內的“快樂教育”提倡減負，整個教學大綱的難度也在降低，這會不會導致我們公立教育的水平集體滑坡，變成一種保底教育?
王小東：這個問題非常嚴重。我不理解，難道現在的孩子比以前的孩子都笨了?絕對不是吧!現在不光是整個教學大綱的難度降低了，考試難度也降低了。
考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區分度。民國時期，國內名牌大學大多是自主或聯合招生，考題非常難。北大、清華、上海交大，你考個五六十分，可能就被錄了。因為難度大，把學生的成績給充分拉開了，甚至把尖子生的成績都拉開了。
我在日本留學時發現，日本學生上大學要參加兩次考試，第一次是統一高考，第二次是各高校分別考試，第二次考試的難度會更高，而且根據各大學的特點有針對性。前段時間有人詬病北大、清華的自主招生題目太難，完全不占理啊——作為中國頂尖院校，清華、北大的考題當然要難了，因為難度是區分度的基本保障。
除了詬病難度，現在也有人總說筆試有問題，要用面試替代。豈不知普及面試首先社會成本很高(需要更長時間和更多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對所有考官水平和公正性的要求更高。因此，筆試依然是目前全社會能夠獲得的、以最低成本取得最大信息的最公正的選拔方式。這么說吧，筆試有局限性，但取消筆試問題更大。
記者：周圍很多小學生家長都有這樣的感覺：孩子在校內確實輕松了，但因為選撥考試依然存在，為了讓孩子在競爭中獲勝，不得不在課外讓孩子上各種語數外的補習班，大量的教育內容轉移到了課外，形成了一種校內輕松，校外緊張的局面，最終孩子和家長反而更加累了。您覺得這是推行“快樂教育”的直接后果嗎?
王小東：我看我們現在的公立教育水平正在下降。新的趨勢是要想讓孩子接受好的教育，你就得花錢買。美國早就是這樣，但是美國對特別聰明而家里又沒錢的學生另外開了一條路——美國政府教育部門要求公立小學從一年級就把“天才”小學生選出來，進行特殊照顧。咱們中國呢?私立學校往往光認錢，公立學校尚且有些愛才之心，但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被有些教育理論家和教育官僚嚴重干擾，在所謂“教育公平”的旗號下，不敢(因為上級不準)對優秀的孩子因材施教，結果把潛在的國家優秀人才——如果家長再沒有足夠的金錢支撐的話——從小就埋沒掉。
記者：這種情況是不是會帶來一個更加可怕的后果：阻斷那些孩子向上流動的通道，加劇社會階層的固化?
王小東：中國自古就重視保證一定的社會流動性，不讓階層固化。從察舉制到科舉制，這代表著人類人才選拔制度的一種進步方向，這個傳統后來被人類普遍接受。我記得美國一位名叫克拉克的學者說過，漢語民族對世界最大的貢獻就是科舉制，堪比英語民族貢獻給世界的議會民主制。剔除科舉制的封建糟粕，這句話也許是有道理的。但今天的國人卻要把我們對人類最大的貢獻給否定了!這種否定直接威脅著我們社會上升通道的暢通。
記者：現在這條向上流動的通道正在變窄?
王小東：對，被逐漸堵死了。所以，我說一味主張給孩子提供“快樂教育”的人是“短視”。那些反對應試教育、倡導跟美國學習的人，其實沒有真正了解美國的素質教育是怎么來的。
美國出版的《被選中的：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的入學標準秘史》一書，對美國所謂的注重“素質”的入學標準怎么來的有詳細論述。美國早期的所謂注重“素質”的入學標準，直白地說主要是為了給學習不好的富人孩子上學尋找理由，但實施的結果是導致美國大學的學術水平不高，也逐漸引起美國精英階層的關注。后來，在威爾遜(曾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和美國總統)等一批美國愛國者的帶領下，美國教育從原來那種注重“素質”的入學標準轉向了考試，偏重學術。但是，到了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大量猶太人移民美國，他們考試很厲害，美國本土孩子競爭不過，沒辦法只能在社交、體育活動等所謂“素質”上尋找借口。
《華盛頓郵報》在《被選中的》一書的書評說道：“美國大學入學評鑒中特別重視課外活動、領導特質以及推薦信的做法，與歐日截然不同，許多美國人引以為榮，其實這是20世紀初特殊環境考量下的結果。誠如當時哈佛大學校長洛厄爾所說：‘是為了防止日增的猶太人比例。’”
可悲的是，這樣一種來歷的所謂的注重“素質”的入學標準(本質上可以說是一種集體作弊的手段)，今天居然被我們國內的有些專家、教育官員當成了“先進”的教育標準!
我想強調的是，階層固化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一個成熟的、良好的社會，要盡可能減少階級固化，要讓優秀的學生，尤其是優秀的下層子弟有往上走的機會，社會的中層更要往上走。現在的做法把中層給壓住了?，F在不是1%對99%，而是1‰對999‰，把這999‰的路都給封死了。
記者：對很多家長來說，教育公平是他們最在意的地方。
王小東：對。因為目前我們優秀的教育資源非常有限。你考上清華北大，很可能就相當于幾百萬元的教育經費砸你頭上了，你考其他學?？赡軒资f元都沒有，所以大家都爭著上好大學。
現在，個人和教育企業是把錢掙著了，但對于國家而言，教育的效率和公平都變差了。簡單說就是越來越“拼爹”了。富裕家庭可以用錢給自己的孩子購買最有利于他們發展的“優質教育資源”，讓他們在上升機會的競爭中占有各種優勢。過去不是這樣的，過去我們有好的傳統——通過考試來分配優良的教育資源、教育經費，比拼爹要合理得多，也有效率得多。
輕視理工科教育會讓未來國家的制造業空心化
記者：目前全國多地的中高考改革方案，似乎都有強調語文和外語，降低考試難度和區分度，強調知識寬度的趨勢。
王小東：著名數學家、北大姜伯駒教授，在十多年前就曾抗議新課綱降低數學難度，他說這個方向是錯的。姜先生是有遠見的人。我要說的是：降低理工科的要求，降低數學要求，降低考試區分度，其結果必然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成就，未來都會成為泡影。
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曾簽署過一個法令《確保天才進入國家數學和科學領域的資助法案》，足見美國對理工科的重視。現在日本文部科學省也作出決議，要取消很多公立大學的文科。取消文科對不對是有爭議的，但可以看出，美、日都意識到了理工科的重要性。我們老說學西方，那是不是也可以從這兩個國家的做法里學點什么?
記者：我們現在這樣的選撥標準，會對個人、家庭和國家造成怎樣的影響?
王小東：這么搞下去的話會造成國家人才缺乏，不僅是高精尖人才，很可能將來連優秀技工都找不著。長此以往，我們中等偏上的人才將會大大缺乏，而這些人才特別重要，尤其是對現在的工業進步特別重要。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就嚷嚷制造業很重要，不能讓制造業空心化，結果還是空心化了。我們不能重蹈美國的覆轍。
從長遠來看，我對中國的教育是看好的。因為文化的傳承是不那么容易割斷的。中國古代出來兩個偉人，商鞅和孔子。商鞅從外部給人加了個秩序，告訴你違反這個秩序就要你的命?？鬃诱f，“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主張內在的教化，讓人自覺遵守秩序。這兩個結合起來，使得中國人歷來有獨立、尊重秩序、肯干活的傳統。這些品性已經內化在了中國人的內心深處，所以，中國人不缺自力更生的進步精神。
記者：現在的教育改革趨勢是文理不分科，您怎么看?
王小東：這得看是向上拉還是向下拽。到大學本科畢業為止，我們理工科學生其實不比發達國家差，但文科生的科技素養確實比國外差。楊振寧說過，北大清華本科畢業生比美國的強。我們真正趕不上美國的，是在研究生教育階段，差距一下子拉開來了。2009年出版的《人才戰爭》一書曾披露一組數據：2006年，清華和北大分別以571和507名博士的輸入量，成為美國大學博士生來源最多的兩所院校。這雖然是個歷史數據，但足以反映中國大學教育的水平。
我感覺，國內現在文科生的水平，比上世紀80年代要強了，但比起發達國家還是不行。所以我們的文科生教育要大改，要往上拽，文科生的功課必須加緊。現在國內文科生的功課太松散了。表面看，文科生不用那么辛苦，他們撿了便宜。但是對于我們國家而言，是絕對沒什么便宜可撿的。
記者：您對當前的教育改革有哪些具體建議?
王小東：首先第一步，不要再妖魔化考試了;第二步，現在不是要降低數理化的教學難度，而是要加強文科生的通識教育和自然科學教育。要把文科往上拉，而不是把理工科往下拽;第三步，提升高考區分度。我覺得高考就應該從中段拉開，做好區分。上段識別不了也很正常，應該有第二次考試。
記者：您是說給高校一些權力?
王小東：對。但是高校自主招生不能搞推薦，一推薦，什么人都可能上來了，而是要給高校第二次考試的權力，而且必須是筆試。一些西方研究證明，面試對于一個人將來業績的檢測是很差的，筆試比面試要準確得多。
再一個，學生一定要因材施教，我們應該比過去放得更開，優秀的學生一種教法，中等的學生一種教法，基礎薄弱的學生一種教法，學習特別差的學生可以考慮“快樂教育”。當然，最優秀的學生也可以考慮快樂教育，但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快樂”。
我想訂正一個東西，許多關于人類智力的研究證明，語文才能與數學才能高度相關，不是對立的。說實話，你數學不好，語文也一定好不到哪兒去;同樣語文不好，數學也不會登峰造極。我們大學第一天，老師跟我們漫談的時候就說：“你們可別以為我們這些數學老師都只會做研究，我們啥都會，吹拉彈唱、畫畫、玩體育都很好。”
有人會拿錢鍾書說事兒，但是要知道，錢鍾書考大學時，現代數學剛引進中國不久，大家都不怎么好。要是有現在的學習條件，錢鍾書的數學肯定不一樣。但如果你有現在這種學習條件，數學還不好的話，就說不過去了。
記者：現在校外的基礎教育“二課堂”經濟迅猛發展，許多家長都給孩子在外面補課，您怎么看待補課經濟?
王小東：現在學校管得比較嚴，不準公立學校老師在外兼職。但是以現在的趨勢，這種現象很難控制得住。而且可能會造成公立學校的名師流失，因為外面補課收入太高了。這個是沒辦法的。在現在的教改方針下，公辦教育不提供好的待遇和優秀生資源，名師一定會出去。要扭轉這個趨勢，整個的教改思路要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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