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招遠市麥當勞快餐店內的一起故意殺人案，經查明系“全能神”教成員所為。“全能神”與“法輪功”一樣都是邪教，在20多年里得到滾動式的發展，且隱蔽而迅速。(http://news.sina.com.cn/c/2014-06-01/023030272253.shtml)邪教能長久得到發展，必然有其滋生的土壤，能快速的發展，必然有其發展的條件。只有解開案件的根源，才能消除發生案件的根本。

　　為什么嫌犯都是無業人員?據警方調查，在此案中的六人，五名成年人均為無業，一名未成年人也是輟學。邪教與無業之間存在怎樣的聯系?職業是人們實現人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一個渠道，也是取得社會歸屬感的重要途徑。人們安居樂業，社會才會穩定。對于無業人員，又何來安居樂業?中國在轉制過程中出現了大量的失業下崗人員，當社會存在大量的無業人員，這個社會還會有怎樣的穩定呢?顯然，邪教組織看準了這部分人群，給一部分失業人員提供了自我實現人生價值的渠道，他們以所謂的“拯救世界”、“降魔護法”(邪教大法)來獲取情感和精神的歸宿，在邪教謊言的驅使下通過危害社會和侵害他人的行為體現自已的人生價值。因此，不能讓無業人員游離于社會邊緣，要實現人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穩定，就要做到人有所依，人有所從，人盡其才，人有所為。解決失業人員的就業問題主要是政府的責任。為什么說這是政府的責任呢?長期以來，無業人員既是政府甩包袱的結果，也是甩包袱的對象。百姓視政府為“父母官”，作為地方政府，若不能讓百姓安居樂業，又何談造福一方?此外，就業環境和條件，受社會生產方式的改變、產業結構的調整、經濟發展的水平、知識結構的變化、生活狀況的改變等一系列問題的制約，這此重大的社會變革都是政府推動的結果，非失業人員自己所能應對的，就業是一個社會問題，當然應該由政府負主要責任，主動擔當。

　　為什么嫌犯的思維不可理喻?他們把無故的受害人因為不給電話號碼，就看成了“邪靈”和“惡魔”，他們不害怕法律，但相信神靈，在鐵窗之內還能坦然地說：“我感覺很好”。認識問題就是意識形態的問題，當今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可為混亂至極，多年來，鼓吹所謂的文化“多元化”，在“包容”的謊言下宣揚西方的意識形態，在“解放思想”的幌子下全面否定了中國過去被普遍接受的社會價值觀。“全能神”的意識形態難道不是這種“自由”和“多元化”的產物嗎?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如果不是自己首先放棄了宣傳和教育的陣地，又怎么會讓邪教的思想有機可乘呢?這不只是發生在內地的邪教思想，也包括在新疆的宗教極端思想。邪教思想和宗教極端思想的蔓延，只能說明是社會主流思想和主流價值觀的失敗，因為，一種意識形態的退卻，必然是另一種意識形態來填補或替代。值得反思的是未成年人被邪教所洗腦，為什么他會被輟學，教育有沒有問題?動物都有意識，如果人沒有了意識，人也就不再是人了，所以，提出教育要“去意識形態化”，教育就不是人的教育了，未成年人失去人性也就不足為奇了。

　　為什么邪教活動會如此瘋狂?看“全能神”的發展似乎也經過了從農村到城市的過程。農村是意識形態教育最薄弱的地方，也是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再缺乏的地方，這為邪教在農村的存在提供了極大的生存空間。自私有化以來，農村的管理也更加松散，讓邪教在農村的做大有了寬松的環境。邪教從農村走向城市，伴隨著大量的農民工走向城市，他們中有很多人是失地農民，他們中有很多人在一定的時間內扮演著無業游民的角色，他們既是邪教發展的對象，也成為邪教思想攜帶和傳播的最佳載體。邪教成為這個社會私有化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改變后的產物，所以，從一個側面說明，私有化是滋生邪教的溫床。“全能神”還把大學生、商人和官員作為發展對象。大學生加入邪教，說明知識學歷與意識形態是兩個范疇，這也證明了在“教育去意識形態”下對接班人問題的激烈爭奪。商人與邪教的結合，使得資本與邪教狼狽為奸，變得更加邪惡。官員參加邪教，正是官員不信馬列寧信鬼神，信仰缺失的表現，官員的信仰危機和嚴重缺失，也是這個社會文明蛻變和精神頹廢的寫照。

　　“全能神”只是這個社會的一個毒瘤，鏟除邪教不僅要找到病源，還要找明病理，找出病根。打擊邪教可以是一場戰役，而鏟除邪教需要戰略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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