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招遠“全能神邪教”制造的血案已經過去一周，隨著一個無辜生命被殘酷地奪去的極端案例，我們的官方輿論似乎才開始重視國內越發泛濫的邪教危機。但是我們的官方媒體與我們的官員一樣，多少有點“飽漢難知餓漢饑”的味道，平日只知道精心揣摩領導的喜怒哀樂，而鮮有過問百姓的窮苦冷暖。當殘酷的現實與血淋淋的慘案觸動到他們內心的人性悲憫的時候，他們也只能不明就理發表一點譴責與憤怒。他們很少有人真正關注邪教盛行背后的深層次緣由，他們很少有人過問邪教盛行背后的危機……或許是他們無為，或許是他們無心，反正他們只是扮演著一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庸醫。

　　邪教盛行的背后，是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與現實原因，是西方宗教入侵與國內信仰危機的“壓迫綜合癥”。宗教歷來都是西方思想滲透的重要手段，歷來都是西方入侵主權國家的先鋒軍。清朝末年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的入侵是這樣，后來“冷戰時期”西方對東歐、蘇聯等主權社會主義國家的滲透也是如此。

　　同時，國內的信仰危機也加速了邪教蔓延并形成嚴重危害之勢。自改革開放以來，自上而下一股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意識逆流”在社會上迅速蔓延并形成嚴重危害。由此，為適應市場經濟帶來的“消費革命”，各種資本主義自由思想取代了傳統的無產階級思想，造成整體社會處于信仰真空，為各種邪教思想的繁殖提供豐饒的土壤。如：個人主義取代集體主義，享樂主義取代勤儉節約的傳統美德，各種唯心主義先驗思想取代唯物主義無神論等等。社會上個人利益至上，為了謀求個人利益不甚犧牲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享樂主義思想作祟，極時行樂思想盛行，如有權不用過期作費，提前消費，極盡物質奢華的享受與感官刺激，天價消費、包養情婦之風屢禁不止。

　　邪教盛行主要源自社會信仰迷失，而領導干部自身信仰缺失起到極其惡劣的示范效應，以至下行下效導致整個社會陷入信仰危機。領導干部中的各種唯心主義思想、資本主義自由觀極度盛行，很多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毫無黨性可言，更談不上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甚至上至中央領導大員、下至地方基層領導干部，他們到處求神問仙、燒香拜佛、興佛堂、建廟宇，還美其名曰“保護文物古跡，開發旅游經濟”。

　　邪教盛行并形成嚴重危害之勢，是中央某些高層領導失當行為造成惡劣的政治影響密不可分。中央高層某些領導干部，由于自身毫無黨性原則，說了很多不負責任的話，做了很多不負責任的事，給國家的形象造成極其嚴重的影響，給境內外的邪教組織給予了相當大的鼓勵與暗示，甚至有人內外勾結利用邪教組織在海外的宣傳陣地大肆摸黑自己，不僅給國家的正面形象造成嚴重影響，而且從某種程度上縱容了境內外的邪教，使他人更加有恃無恐、肆無忌憚。

　　邪教盛行的背后，是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大道旁落，猶如步入黃昏的夕陽，其后面將不可避免地進入漫長的暗無邊際的黑暗。一個社會的大亂必將始于思想，一個社會的大治亦將終于思想，在中國沒有任何一種思想能如毛澤東思想這樣，既經過實踐驗證符合中國國情又能凝聚最大范圍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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