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縱火案燒死守地村民,讓平度再次成為輿論漩渦的中心。平度此次能否平安度過?
血拆
由于征地補償出現糾紛,杜家疃村部分村民在已被圈占的被征地施工入口搭起帳篷,阻止施工。3月21日凌晨1時54分,守地村民帳篷被澆汽油縱火,致1死3傷,死者為村民耿福林。
微博輿論頓時一片嘩然。近年來強拆血拆并不鮮見,此次平度事件引發眾多媒體、公知的傾力爆炒,并非沒有原因。2013年陳寶成抗拆非法拘禁他人案發后,他所工作過的新京報、南方系媒體、財新網及他在政法報道中結識的法學界教授、死磕派律師集體施壓平度市政府,要求超越法律放人,理由竟是相信陳寶成無罪因為他所學“政法專業”。而由于陳寶成案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平度方面未做讓步。之后網上出現了大批針對平度市委書記王中個人問題的爆料,據網友@戴假發的南瓜ST 向紀檢部門了解,均屬子虛烏有。
死磕派律師、憲政派教授與普世系傳媒在陳寶成案碰瓷鎩羽而歸后,終于等到縱火案這樣一個反撲機會,又恰逢陳寶成案庭審前夕,自然使出渾身解數,動用各路資源,試圖借此扳回一局,輕則逆轉陳寶成案,重則扳倒平度主官。
可惜“平度掩蓋真相”這一重量級控訴尚未發酵,縱火案卻已初步告破。
25日深夜,平度市公安局公布,抓獲7個縱火嫌疑人,其中杜家疃村的村主任杜群山和“開元御景”的承建商崔連國是幕后指使者。另外李某、李顯某、柴培某、劉長某4人受王月某直接指使竄至現場實施縱火后逃跑。王月某是受杜群山和崔連國指使實施犯罪。
及時破案以及公開案情,有力地回擊了死磕派律師與普世公知的諸多無據謠言,但我們仍然有必要搞清楚究竟為什么會發出現這樣的暴力悲劇。
讓我們理一理平度杜家疃村征地拆遷的時間軸:
2006年,涉案的80多畝口糧耕地已完成征收,由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據時任支書李榮茂和其他村民說法,當時簽署征地合同均偽造村民代表簽名及手印。而且未開村民大會予以征地信息公布。留下抗拆隱患。
此后一直到2013年,村民耕地雖已征用,但因為沒有落實具體建設項目,一直由被征地農民進行耕種,也沒有補償。
2013年1月,平度市政府、鳳臺街道辦的工作人員在廈門路南的耕地上清點樹苗、農作物,土地被征用的消息在村子里傳開。村支書江勝軍、村主任杜群山挨家挨戶打電話,通知村民領取青苗補償費,并簽署保證書。
2013年,征用土地承建商貴和置業公司在建設前先平整土地。8月9日晚上,承建商將一百多畝農田在一夜之間鏟平。次日,村民們聚集在被毀的農田里,群情洶涌。他們開始集體阻止施工,不讓承建商用鐵皮圍擋土地。
后來,在雇傭幾十名痞子的暴力恐嚇下,承建商的圍擋順利抵搭建起來,并從2014年3月初開始挖土。挖土機開進農田的時候,村民又自發反抗。他們在工地的入口處搭建了鋼管結構的防火布帳篷,安排人手輪值守著。直至3月21日悲劇發生。按常理分析行兇者意圖應是縱火逼走守地村民,未料一念之差惹出殺身大禍。
而幕后主使人之一是承建商老板崔連國,另一人則是他的親戚杜群山,而且杜群山是征地所在杜家疃村的村主任。村主任為何指使縱火燒本村村民呢?
賄選
2006年簽署征地合同時,杜群山還不是村主任,而只是普通村民。可以說征地確實與杜群山無關,但征地補償卻與他有關,而正是補償分配引發村民不滿才導致了縱火案悲劇的發生。
杜群山今年40歲,當選村主任以前一直在外地,他入股了一輛平度跑北京的長途客車,自己還做一些其他生意。
2011年,杜群山準備競選平度市鳳臺街道辦杜家疃村村主任一職,曾給村民們作出的書面承諾,其中一條是“堅決不賣一分地”。在杜群山散發《致杜家疃村民的一封信》在信中,他承諾不賣村里一分一厘地。“土地是祖祖輩輩留給我們的共同資產,也是杜家疃老少爺們的家園,更是我們世世代代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唯一空間,利用我們的土地給老少爺們帶來的財富是長期的,是祖祖輩輩、子子孫孫都受益的,堅決不賣一分土地,充分利用土地給杜家疃人造福是我們共同的心聲。誰打杜家疃土地的主意,誰就是杜家疃村的罪人!絕不出賣一分一厘土地,是我莊嚴的承諾!”著實感人。
但打動選民的還是靠堅挺的人民幣。有多位村民稱,村里選舉存在賄選,當選村干部要靠買票,每張選票大約要1千元。多名村民稱,杜群山用1000元到5000元不等的金額,賄買村民的選票。一位村民家有3張選票,杜群山競選時,打電話稱愿意給他1萬元,但這位村民將選票投給了另外一位競選人。那次選舉,杜群山為了當選共花了30多萬元。1998年以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正式頒布施行,村委會“直選”已在越來越多的農村地區推開,而各地村民直選中的賄選現象也是愈演愈烈。一人一票的民主試驗的好處并未顯現,金錢政治的逐利惡果卻已開始在農村基層生根發芽。從秦始皇到蔣介石,幾千年來中央政令只能到達縣一級,鄉村都是依靠宗族、鄉紳管控。而毛澤東通過建立黨支部、瓦解宗族等級特權把鄉村基層給有力地組織起來,這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組織力弱而飽受列強欺凌的局面,打贏解放戰爭和快速工業化建設正是得益于此。若村民直選的賄選風不治理到位,恐怕會退步為把鄉村基層拱手送給新鄉紳巧取豪奪的境地。廣大農民群眾可否滿意這種自治?
杜家疃村村支部書記江勝軍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青苗補償款按每畝2.5萬元發給村民了,安置補償費的標準是每畝4.5萬元,村里已經按照每畝1.7萬元的標準發了一部分,剩余的每畝2.8萬元正在做方案,還沒有發。
更大的一筆錢,是政府在2014年2月27日給村里返回的1500萬元土地增值收益費,合每畝18萬左右。官方認為,對這筆費用的使用和分配,村委和村民們有分歧。正是這一分歧,引發了村民的抵制以及后來的縱火案。
暴利引發暴力?杜群山曾是生意人,他投入30多萬競選村主任應是期望利用所取得權力收回成本并盈利,適逢征地補償的機會他又怎么會輕易放過。扣留部分安置賠償費以及全部土地增值收益費便已印證了這一點。為此,他不惜與村民發生正面的沖突。而征地補償已經收取,就要騰出凈地給開發商,因此他便勾結承建商崔連國使出了黑社會恫嚇招數,乃至縱火終釀慘劇。
而這慘劇的根源則是遍及全國的房地產暴利開發。
地產禍國
平度杜家疃村征收土地所屬的開元御景項目由青島亙源地產控股集團開發,共占地4000余畝,其廣告稱,“打造平度最具有發展前景的黃金之地”,包括高端商業中心、家具體驗廣場、生態社區和休閑帶等,該項目是“政府的形象展示和標桿項目”。
這樣高端的房地產開發項目,它的實際買地成本是多少呢?涉及杜家疃村的81.59畝土地,開發商向平度市政府繳納了土地使用權出讓金1.0315億元。而81.59畝土地約為54393.6平方米。因此買地成本即是1.0315億元/54393.6平方米=1896元/平方米。這還只是地價,按照一般容積率3來計算,折算到樓面價則只有600多元每平米。而平度普通住宅的均價在5900元左右。由此可以估算出這個高端房地產開發項目的暴利程度了。這種地產暴利以及當地政府獲取到的土地財政收入正是平度幾年來幾乎遍地改造拆遷的根源所在。此時,地產商拋出“項目是凈地受讓”理由來撇清強拆的責任就不太讓人信服了。沒有因暴利而驅動的房地產商項目開發圈地運動,又怎么會出現屢禁不止的強拆血拆呢?
潘任美以及他們的御用吹鼓手董藩、葉檀、茅于軾、張維迎、許小年等所謂經濟學者,他們千篇一律年復一年地“揭露“這樣一個真相:房地產行業不是暴利行業,房價高是政府造成的,政府地價、稅費占據了房價構成的大部分!
我們來戳穿這個荒謬又丑惡的謊言。據公開資料,2012年9月30日前華遠地產的毛利率是53.79%,SOHO中國2012年上半年的毛利率是47%。也就是說房價中有一半是華遠或SOHO中國這樣房地產企業的利潤,而另外一半則包括政府受得的土地出讓金、稅費,以及設計、建筑施工成本,銷售費用,宣傳費用。在房價中,政府所能拿到的大概有25%左右吧,怎么也高不過房地產商們拿到的近五成吧。
地產商們一邊從政府拿到非常廉價的土地,一邊又把房價高的黑鍋扣到政府頭上,不可謂不精明!而政府對這種抹黑卻不理直氣壯地反駁,甚至對于地產商拖欠土地增值稅款也不能有力追繳,可能正是因為在前些年唯GDP論政績的政策導向下,地方政府為了土地財政不斷攀高不能得罪房地產商,結果被房地產商綁架共同造就了當前房價居高不下的尷尬局面。
而這一切,又都根源于那傳說中的十八號文件。據任志強自述,他曾作為國策顧問參與制定2003年國務院第十八號文件,即《國務院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國發[2003]18號)文,明確指出,“房地產業關聯度高,帶動力強,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把不創造社會財富而僅是轉移財富的房地產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當屬惡政,在擴大商品房供應商的同時也直接造成了商品房價不斷翻番攀升,其對GDP走高的促進已遠遠不敵它對國民經濟和社會安定的傷害。
首先,與國民收入不匹配的高房價掠奪光了民眾改革開放前二十年積累下的家庭財富,造就了無數負債房奴。2013年全國銷售商品房平均價已經達到6237元,(總銷售面積130551萬平,總銷售金額81428萬元)而2013年全年城鎮居民人均總收入卻只有29547元。也就是說,城鎮居民的平均全年收入也只夠買4平米多的商品房。購買一套100平米的住宅,一對年輕夫婦一人收入買房另一人收入維持日常花費的話,大約需要21年。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時間還要更長一些。由于按揭貸款的普遍性,目前三十歲左右年輕夫婦的擁有住房比例還是很高的,也就是所謂的房奴,若一般以20年還清貸款的話,考慮到需支付利息實際購買房價已經翻倍,即12000元左右。事實上房地產高價已經綁架了中國經濟,明明房價很高,但政府卻已不能調控降低到合理價位,因為一旦房價降低超過20%,就會出現房屋售價不抵銀行貸款的情況,此時要么房奴會群情激奮引發群體性事件,要么民眾大批舍棄住房給銀行抵債,造成銀行的系統性災難。因此政府目前無奈的選擇就是讓房價在10%的漲跌內輕微震蕩,最好是略降。為此政府已經自2012年起使出最嚴厲的限購手段,同時控制銀行給房地產商的貸款額度,也只是遏制了房價的猛漲勢頭。
其次,在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的政策引導下,土地財政與開發暴利造就各地強拆血拆屢禁不止,撕裂了民眾與政府的認同關系,已成為社會群體性事件最大的導火索之一。而近年在反腐高壓下不斷落馬的主政官員也讓我們看到官員縱容強拆的另一原因。如被老百姓稱為“季挖挖”的原南京市長季建業,在他主政南京的幾年內,滿城開挖,把六朝古都變成了個大工地;原河南省政協副主席孫善武在擔任洛陽市領導時,強勢推進舊城改造,“別人不好拆遷的地方,只要孫善武一去,就很快拆光了”,因此被群眾稱為“孫善扒”;云南省原副省長沈培平在大會上曾瘋狂叫囂,“同意搬遷的大大地好,不同意搬遷的大大地壞”,“誰砸我的飯碗,我就先砸他的飯碗”,甚至私自調用武警鎮壓抗拆者,被民間稱為“拆遷大佐”。如今,些許強拆派官員紛紛落馬,能夠給予拆遷工作警示?是否也意味著暴力拆遷的終止呢?
再次,在房地產猛漲大潮中牟取暴利的房地產商,卻通過各種方式向海外轉移資產,在掏空中國經濟。以SOHO中國為例,這家多年來以民企身份示人并領取政府數億補貼的房地產公司,據披露早已是一家外資控股企業。2007年SOHO中國上市前架構重組中,最重要的一環不是將境內資產注入境外公司,而是把潘石屹在Boyce公司原全資持有的SOHO中國股份,以饋贈方式,轉至張欣名下。張欣再將其于Boyce和Capevale(BVI)的全部股份,轉讓予因成立信托而在境外注冊成立的Capevale(Cayman)。該公司由張欣全資擁有。2005年11月,張欣將Capevale(Cayman)的股份轉入信托,并將自己設定為該信托的唯一受益人。匯豐信托為該信托的唯一受托人。此時,由于SOHO中國已經成為一家外籍人士(張欣微博自稱)以境外信托機構控股的境外注冊企業,不僅能以離岸企業身份逃避許多納稅項目,也利于將資本金和紅利隨時隨地轉移到境外。近一年來,SOHO中國不斷拋售國內資產,同時張欣家族卻參與購入美國紐約曼哈頓通用汽車大廈的40%股權,作價7億美元現金,開啟了海外收購資產的步伐。接下來的時間里,綠地、萬達等房企紛紛宣布自己高達百億的海外投資計劃。
最后也是對國民經濟最大的危害,就是房價猛漲形成超級地租,嚴重傷害了中國的實體工業。地租過高造成許多盈利不高的實業工廠更加窘迫,而高房價也相應導致員工工資的不斷上漲,令本來盈利可以維持的工廠虧損倒閉。而另一些實業老板,看到自己辛辛苦苦投入產業所得盈利,竟不如投資房產的獲利,而且非常省心省力。因此就逐漸選擇縮小或退出實業,而以投資房產為主業。正是這種把不創造社會財富不能參與出口國際競爭的房地產業作為支柱的惡政,形成了這種極度畸形不良的產業導向。中國人口眾多而人均資源極少,必須以實體工業立國,才能滿足就業并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通過出售制造人工而非資源來養活中國十三億人。若不及時遏制房地產業淘汰實體工業的畸形產業導向,那么中國發生嚴重經濟危機乃至社會危機就不會太遠。
基于以上危害,中央應繼續堅持對房地產業的調控政策,保持讓房價穩步略降擠房價泡沫的調控目標,才能讓人民滿意讓國民經濟獲益。
而據財新網最新報道,溫州杭州多地醞釀松綁限購令,已制定綜合政策向省里申請。受限購可能松綁消息影響,地產股在4月2日全面爆發,華遠地產、嘉凱城、京投銀泰、萬方發展等地產股出現漲停,龍頭股也普遍上漲。
中央會否因房地產刺激GDP增長的短期效應而放開限購令,將是決定中國經濟能否擠壓泡沫良性增長的關鍵政策導向,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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