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獻·禮

　　筆者在“共富村三部”——《共富村之路》、《共富村的科學發展》、《學習共富村》等文章中都提到，對改革開放可用三句話來概括：改革開放是對的，化公為私搞私有化是錯誤的，官商勾結致兩極分化是最危險的。盡管改革開放的成績不能抹殺，但問題和后果絕不能否認和回避，特別是后兩句已將前一句糊弄成：改革越深化，財富越集中，兩極越分化，人民越害怕(“化”和“怕”)的景況。

　　在不姓社不姓資不爭論，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三不一少”私有化綱領指導下，否定毛主席一生干的兩件事,否定共產黨同資產階級政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區別，剝奪“憲法”給人民的發言權和監督權,讓歷來統治階級不敢公開說的剝削有理合法化甚至成了“圣經”。用一刀切包產到戶、大賣國企瓦解社會主義公有制，給官商勾肩搭背狼狽為奸鯨呑、盤剝公有財產和人民血汗大開綠燈。從而導致私有化泛濫，腐敗猖狂，剝削壓迫重生，兩極分化已經到了人民忍受的極限。

　　1. 以2006年山東魯能集團改制為例，將738億資產被幾大巨頭官商勾結用38億鯨呑(張宏良等向中央上書)。這僅僅是千千萬萬中的一例——九牛一毛。

　　2. 從1988年到 2007年的20年中，最高收入群體與最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差由7.3倍擴大到23倍;城鄉差3.3：1;農村的高低收入差，已經10倍以上;0.4%的既得利益者官僚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掌握了70%的社會財富;超級富豪91%為高干子弟。

　　3. 18大代表有數億、數十億、數百億甚至更多的資本家代表27名。還不算多少億的這個長、那個 書記。然而像劉莊、南街村、北徐莊、周家莊人民公社、韓村河等代表中國前途命運的8 000多個共富村、社的代表卻未見公開報道，也不在黨代會、兩會和農村工作會議上答記者問。

　　4. 富士康在一年多時間內，逼十多名20歲左右的青年跳樓自殺——工人階級主變奴，不似而勝包身工。這在舊社會我們的地下黨會領導工人造反，然而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卻得到“保護”;正如某高校解放前地下黨同志說的：我們對國民黨反動派有辦法，但對我們黨內的歪風邪氣沒辦法。

　　5. 兩三億年富力強的農民工妻離子散、背井離鄉外出打工謀生，讓自己的家鄉成了993861部隊戰爭景象，那社會主義新農村靠誰來建設?，F在又提出在農村建立家庭農場，這大概是發展黃世仁?難怪社會主義新農村20個字無“公有共富”。

　　6. 據《中國經濟周刊》2012年第43期報道，“國有企業有8 000萬職工，包括在編的和合同制的，非公有經濟組織大約有2.8億員工”(《中國剪報》2012年11月7日)。從職工數量可知，國有只占22.2%，還不知這些國有是真正的國有，還是個人承包和股份制的名存實亡的“國有”。又據《人民政協報》2012年12月5 日報道，“近年來，我國個體私營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創造了60%左右的國內生產總值，提供了50%以上的稅收、80%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和90%以上的新增就業崗位”(《中國剪報)2012年12月7日》。這大概就是私有制的寫照。

　　7. 現在大中小城市、鄉村的超市、商店已看不到公有了。

　　8. 招商引資，逼農民賣地是當今官商勾結搞私有化讓農民破產，搞所謂“城市化”的主要手段。但為什么不讓農民像劉莊、南街、華西那些共富村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的農村城市化道路?因為這樣當權者就不能以權謀私了!農村城市化的核心是讓農民當家做主人，有生存的產業。

　　9.《中國剪報》2013年10月22日，以《前400名中國富豪總財富34746億》為題摘登《國際金融報》10月18日《福斯特》2013年中國富豪榜顯示，排名前400位富豪的總財富達34746億，相當于全國13.4億人口上半年GDP的約1/7(14%)。盡管未報道這些人的身份，但可以肯定他們是官僚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2013年7月23日，《生活文摘報》刊登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家庭收入兩極分化嚴重。2012年最低收入的5%家庭收入累計占所有家庭收入的0.1%;最高收入的5%家庭累計占所有家庭收入的23.4%，是前者的234倍。2012年全國家庭人均收入13033元，最低收入的5%家庭人均只有1000元，5%～10%家庭人均2000元，最高5%家庭人均343000元。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于2012年底，中國基尼系數為0.61，中國收入不均和兩極分化嚴重，已經超過美國。不少資料顯示，這種差距還在擴大，

　　僅就這些，就可不言而喻地得出：中國已經不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了，那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在私有制社會里，人民將蛋糕做得再大，但分蛋糕的刀柄掌握在黃世仁手里，楊白勞們永遠分不到應得的一份，因為分配取決所有制。解決這些問題，就是人民對十八大新一屆中央領導的呼聲和渴望——渴望十八大解決“化”和“怕”——打鐵先需自身硬，寄希望于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

　　然而筆者調研的南街村、劉莊、龍泉村、小冀鎮東街五隊、韓村河等，并學習參考周家莊人民公社、北徐莊、華西、滕頭村、興十四村等成千上萬個公有共富村、社的資料后，才寫了那些書稿和文章。這些共富村的社員由于堅持走“一化三改”后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體質)唯一正確的道路，社員都過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居有其屋，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幾十年無刑事犯罪、幸福祥和的農村都市生活。將中央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20個字已經豐富發展成為突出社會主義本質——“公有共富”的24個字。他們與包產到戶、國企被賣后背負“新三座大山”的下崗、失業職工，妻離子散、背井離鄉出外打工謀生的農民工相比，可用兩幅對聯來概括：

　　1.上聯：堅持公有奔小康，共同富裕喜洋洋，國泰民安

　　下聯：包賣私有奔小康，兩極分化民遭殃，動蕩不安

　　橫批：涇渭分明

　　2.上聯：賣賣賣廠賣完，祖孫都下崗

　　下聯：搶搶搶地搶光，三代全流浪

　　橫批：正本清源

　　習近平上任后就講：“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這與錢學森1989年血雨腥風后講的“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和文首手筆精神是一致的。因為這是從華國鋒以后，沒有一位總書記說過的，就用它來追根溯源吧。只有這樣，才能將困難當作機遇，實干興邦才不至于空談誤國。遠的暫且不談，僅從十四大到十七大的政治報告中，都找不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指導思想，當然就喪失根本了。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與其它任何階級政黨的區別在于立黨為公。因為無產階級只有解放人類，最后才能解放它自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主要區別是消滅資本主義的私有、消滅壓迫與剝削，建立公有，走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共產主義革命只有在馬列主義政黨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長期艱苦斗爭奪取政權后建立公有制。在此基礎上，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才能逐步實現?，F在的社會主義有真假兩種——高舉馬列主義本國化開國領袖思想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的是真社會主義;喊著社會主義口號而以權謀私、化公為私，讓公有制的社會財富集中在官僚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手中，致腐敗和兩極分化越來越大是假社會主義——真資本主義。中國共產黨經過28年槍桿子出政權的武斗爭奪取政權和7年的“一化三改”后，基本建立起社會主義公有制，于1956年召開的八大《黨章》規定：“任何從事勞動、不剝削他人勞動的中國公民，承認黨的綱領和黨的章程，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并在其中工作，執行黨的決議，并且按照規定交納黨費的，都可以成為本黨黨員。”這次大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成熟——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要求每一名共產黨員必須是不剝削他人勞動、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共富村的黨員就是這樣，因為生產資料為村上集體所有，個人都不占有，村上沒有老板，也沒有老板黨員，更沒有老板書記。

　　但就在這發展成熟的黨內，30多年的所謂改革開放卻將相當一批領導(91%的富豪為高干子弟)變成官僚資產階級。國民黨里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中，沒有一個家族的子女和共產黨人子女成親的，特別是將他的姑娘名正言順地嫁給共產黨人。然而共產黨的幾大家族中卻心甘情愿地將姑娘嫁給海內外(含國民黨)大資產階級的公子，甚至好幾個子女的家庭也成了共產黨內的幾大家族。有些失密難道與此無關?!操縱北京房地產的大官商，將一平方米炒到幾萬元，據說就有國家大領導的親屬。然這樣的大官商卻加入了外國國籍，再以土買辦資產階級的身份繼續在中國盤剝，國家竟用違背《憲法》和民意、讓代表“閉嘴”的《物權法》將其保護起來。

　　私有化迅速發展中形成的新資產階級必然提出加入共產黨的政治要求。早在十六大之前，黨章不允許不愿放棄剝削的資本家入黨的條件下，實際上通過賣國企等化公為私、以權謀私、官商勾結的走資派變老板(官僚資產階級)，再讓老板變黨員，資本家已經進入黨內。這就是通過政治、經濟和生活方面的“聯·戀姻”而互變的勾肩搭背，使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急劇增加。據有關資料，資本家中共產黨員的比例，1993年為13.8%，1995年為17.1%，2000年為19.9%，2001年為29.9%。十六大修改黨章，把黨的性質改為“三個先鋒隊”，允許資本家合法入黨之后，資本家中共產黨員的比例在2004年達到33.9%(網上全國工商聯調查資料)。這個比例超過了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黨員的比例(李波等)。這些數字，就是對“三不一少”、“三個先鋒隊”即“全民黨”本質的一種最好的批判。現在有國家政治身份的官僚資產階級究竟有多少?無確切數字。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不敢申報財產作掩護。一旦財產公開，就不言而喻了。根據“八大”的資料，截至1956年6月底，全黨共有黨員10 734 384人，占人口總數的1.74%。其中，工人黨員1 502 814人，占黨員總數的14%;農民黨員7 417 459人，占黨員總數的69.1 %;知識分子黨員1 255 923人，占黨員總數的百分之11.7%;其他成分黨員558 188人，占黨員總數的百分之5.2%(肯定沒有資本家，就是著名的紅色資本家——民族資產階級榮氏家族，也不是共產黨員)。婦女黨員約占黨員總數的10%。

　　這些共富村社，在土生又土長，斗爭中成長的不求個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當大官，但求干大事;既是老黃牛，也是火車頭;無私則無畏，威力大無比，打鐵先需自身硬的共產主義者農民領袖為首的基層黨組織領導下，牢記中國歷史上從“夏傳子家天下”后改朝換代的農民起義，主要是由于朝廷官員腐敗和兩極分化的私有制根源;赫魯曉夫上臺后通過全面否定斯大林來否定馬列主義和公有共富社會主義致蘇聯解體、東歐蛻變——打江山的死了，保江山的老了，賣江山的發了，坐江山的富了，社會主義完了，中國人該醒了的慘重教訓。絕不讓這些歷史悲劇在中國特別是在他們這些村、社重演，要像毛主席當年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一樣把自己的村、社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的星星之火搞好，讓第二次農村包圍城市。因而，就能高舉馬列主義中國化開國領袖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不動搖，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不含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斗私批修不松勁，堅定不移地走 “一化三改”后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不回頭，按照“五·七”指示、大慶、大寨、鞍鋼憲法精神，充分發揮公有制對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威力，從而充分調動起站起來當家做主人的中國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才創造出有農則穩，有工則富，有商則活，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的綜合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的農村基層組織。將中央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20個字已經豐富發展成為突出社會主義本質——“公有共富”(20個字回避的，這樣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找不到的)的24個字——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公有共富。不斷實現《共產黨宣言》中的“一個消滅、兩個徹底決裂”，為最終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

　　這就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舉，前無古人今有來者的偉大創舉!

　　這些共富村英雄創造的共富村之路是中國唯一正確的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

　　這就是習近平在記者招待會上重復毛主席的話，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創造的公有共富!

　　2013年，是十八大后撥亂反正創輝煌的一年，這是得人心的必然結果。在新的一年里，以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一定能夠創造出更大的輝煌!

　　筆者的專業是獸醫內科學和營養代謝病學的教學和科研。從未寫過這方面的文章。只是退休后才調研、學寫這方面的文章，如同給牲畜看病一樣，只有實事求是地細找病根(病畜的癥狀、飼養管理上的錯誤等)，才能將病診斷確切，才能提出比較好的治療方法和預防措施。因而對寫這方面文章的片面性，甚至錯誤在所難免，敬請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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