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將向南蘇丹維和部隊提供彈藥》，共同社東京12月23日電。奧巴馬警告說，南蘇丹處于內戰“邊緣”，發生軍事政變將導致華盛頓及其盟友結束對南蘇丹的外交和經濟援助。

　　很明顯，同樣是軍事政變，美國對埃及軍事政變的態度顯然要好得多，當然，或許其中也有南蘇丹軍事政變尚未成功的因素在內。但無論如何，我們在此又一次看到了美國在軍事政變這一問題上所持有的雙重標準。試想，如果現在有一股勢力在土耳其內搞軍事政變以圖推翻埃爾多安政府的話，美國肯定是會表示歡迎的，正如美國支持敘利亞造反派推翻巴沙爾的軍事行動那樣。

　　因此，無論是美國還是聯合國，當它們開始呼吁“結束暴力與動蕩”的時候，那肯定是因為這種“暴力與動蕩”威脅到了新舊殖民主義勢力的既得利益。例如前些年，正當斯里蘭卡政府圍剿“猛虎”組織的行動即將取得最后勝利的時候，西方殖民主義勢力就跳出來反對“暴力與動蕩”了。當然，中國政府在國內的反恐行動也被美國定性為是“暴力”行為，并因此遭到美國的強烈批判。

　　早先，我們從資本主義運動規律的角度分析了日本在本輪資本主義危機中的前途，得出了日本必然重蹈軍國主義的結論。記得當時中國的主流媒體都在十分可笑地發表論證日本走軍國主義道路注定失敗的文章，沒有一個主流媒體討論過日本必然會重走軍國主義道路的這個問題。主流媒體之所以會那么做，并不是因為它們只會在很膚淺的層面上搞愛國主義，而是因為已經漢奸化了的主流媒體企圖用這種幼稚的否定日本軍國主義前途的論調來反對中國發展壯大自己的國防力量。按照漢奸的邏輯，既然日本軍國主義“必然失敗”，那么中國就不必那么擔心了。這種妖怪邏輯在某些人看起來會顯得很荒謬，但是，這種荒謬的邏輯恰恰就是漢奸賣國勢力反對中國發展國防的一個重要借口，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借口往往能夠起到讓那些腦殘愛國憤青們盲目樂觀的效果。主流媒體經常嘲諷“中國崩潰論”，但是，通過學習辯證法，我們知道了，與“中國崩潰論”正相反對的“中國必勝論”也是一種能夠導致亡國滅種的論調，因為這種論調起著麻痹中國人民的作用，起著消磨中國人民斗爭意志的作用。腦殘愛國憤青們就是懷揣著“中國必勝論”坐等中國崛起。

　　當然，幸好漢奸賣國勢力的這一陰謀沒有完全得逞。當然，在階級矛盾日益加重的形勢下，中國政府也必然會日益重視軍事力量的建設，同時，又因為不可能公開地把克服國內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作為發展軍事力量的借口，因而只好和其他國家一樣找一個“外敵”作為自己發展軍事力量的理由。

　　當我們知道了日本重走軍國主義的必然性后，我們對主流媒體在中日關系上的各種操弄就有了免疫力，因為我們對日本前途的那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已經消失了。現在，歷史的發展無非就是不斷印證我們對日本前途的預判。對我們而言，日本已經僵化了，或者說，不可救藥了。而這也就意味著，就中日關系而言，能夠起決定性因素的只是中國自己，換言之，如果中國再次在中日對抗中失敗，那么中國自己要負主要責任，換言之，不要把導致自己失敗的責任推卸到日本的身上。

　　由于日本受到美國的軍事半殖民統治，所以，美國在推動日本重走軍國主義道路這件事情上起到了主要作用，須注意，它不止是日本得以如此的外部條件。正因為美國自己深陷主權債務危機，所以金融壟斷資本的危機給軍工集團掙脫既有的法律條文束縛創造了條件。盡管軍工資本所能獲得的解放是有限的，但是，這種解放運動本身使得美國軍工資本能夠利用資本全球化運動來降低自己的生產成本。為了利用日本較好的生產條件，美國只能解開當年自己套在日本身上的重重枷鎖。也正因為日本獲得的這種解放是以滿足美國資本的生存為前提的，是以維護美帝霸權為前提的，因此，日本只能在美帝邏輯的束縛下解放自己的生產力，由此，日本所能獲得的這種解放越多，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舉措就越多。在美帝看來，日本只是在替美國實現對外侵略擴張的目標而已，但是，在日本自己看來，自己正是通過這些對外侵略擴張的舉措使自己獲得了解放，由此反過來進一步增強了其復辟軍國主義的決心。

　　顯然，美國為了延續自己的霸權而解放日本的這個戰略舉措最終必然導致日本重新利用自己已經壯大了的軍事力量來排擠美國的這個后果，不過在飲鴆止渴的量寬政策逼迫下，視力嚴重衰退的美國已經看不到那么遠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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