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環球時報評蘇聯解體一文是為誰說話?

　　附一：環球時報社評：以蘇聯解體為鑒，應是中國最低要求

　　附二：大衛科茲：前蘇聯改革變質的階級原因

        環球時報10月11日刊了一篇社評《社評：以蘇聯解體為鑒，應是中國最低要求》。開篇一句“本文試圖超越價值評價”，格外心虛，特別像“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論調，生怕別人挖出其暗藏的私貨。這類文章后續往往露骨地體現了作者自己價值和立場。此文便是一例，值得欣賞解析。

　　文章在無關痛癢地講幾段之后，終于圖窮匕首見，拋出了作者所理解的前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的現實。

　　-- “從經濟情況來說，俄羅斯得到全面恢復”

　　--“民眾的生活質量在最近幾年全面超越蘇聯時期。”

　　--“如今的國家欣欣向榮，蘇聯時期的基本免費教育和基本免費醫療都得到保留，人們的收入在提高，有錢人逐漸多起來。”

　　--“俄羅斯可以說經歷了“糾結和停頓的20年”，它今天的技術能力基本吃的是蘇聯老本，軍事實力更是如此。但這樣的停頓對俄羅斯來說并非很嚴重，因為俄羅斯充裕資源的彌補力量是無以倫比的。”

　　--“國家大小強弱與老百姓生活質量并非完全直接對應。”

　　也就是說，通過解體，如今俄羅斯“民眾生活質量全面超越蘇聯時期”“國家欣欣向榮”，雖然解體后國家技術能力停頓，軍事能力變弱，戰略能力下降，但這些“與老百姓生活質量并非完全直接對應”。

　　有了上面的鋪墊，這才有了最后的結論：“蘇聯解體留下了一代人的痛苦，和很多原蘇聯公民的遺憾，以及一份爭議。”

　　蘇聯解體畢竟是眾所周知的“二十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悲劇”，文章作者總不能太過露骨地說成蘇聯解體一切光明。不過，作者自有高招。作者筆下的蘇聯解體的悲劇意義，僅僅表現為“一代人的痛苦”，僅僅表現為國家分裂期間短暫的社會動蕩帶來的“遺憾”，而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所踐行的資本主義道路，卻無疑帶來了國家的“欣欣向榮”，帶來了“民眾生活質量全面超越前蘇聯時期”，換言之，作者只否定國家分裂本身，而不否定解體背后精英層所選擇的資本主義道路。所以，作者筆下的前蘇聯在犧牲了“一代人”的“陣痛”之后，俄羅斯的新的“一代人”無疑是幸福的。那么，作者對前蘇聯解體教訓的借鑒，便僅僅只停留在反對國家分裂、維護國家統治的層面上，而對于前蘇聯解體前后非常明顯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道路分歧，作者雖無明顯表態，但卻很清楚地支持了后者。

　　值得探討的是，作者筆下的“民眾”，到底是俄羅斯普通大眾，還是俄羅斯的權貴階層?是俄羅斯普通大眾的生活質量“全面超越”了前蘇聯時期，還是俄羅斯的權貴階層的生活質量“全面超越”了前蘇聯時期?這個國家在“欣欣向榮”，到底是誰在“欣欣向榮”?最精辟的，是作者提出軍事“停頓”和技術“停頓”不可怕，只要有足夠的“資源”可以拿來賣成美元就好了。這就是典型的“人權高于主權論”。軍事實力和技術實力代表了一個國家的“主權”，賣資源換美元養肥買辦代表了買辦階層的“人權”。在作者眼里，一小撮買辦的“人權”實質高于覆蓋大多數人的“主權”實質。所以才導出“國家大小強弱與老百姓生活質量并非完全直接對應。”此處的老百姓，到底指誰?難道作者心中的“老百姓”，作者心中的“民眾”，完全指的是一小撮權貴階層嗎?

　　讓我們看看真實的俄羅斯。

　　第一， 大規模私有化運動后患遺留至今。

　　大規模私有化運動開始于1992年，到現在已經過去了20年，其后果是俄羅斯目前國內巨大的兩極分化，權貴階層掠奪了大量的財富和資產，普通人民承擔了生產下降、失業人數激增、通貨膨脹嚴重、財政赤字加劇、負債累累、匯率瘋跌的一系列后果。經濟問題產生的多維原因與俄羅斯社會內在矛盾的多層次性糾合在一起，致使經濟狀況的改善舉步維艱。雖然在2000年以后，飽嘗激進型經濟改革惡果的俄羅斯政府開始走上一條“市場經濟+民主原則+俄羅斯現實”的經濟發展道路，在產權改革、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經濟快速發展等方面做出了努力，但是直到2006年，俄羅斯的國內總產值只比1991年提升了2%;始于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使依靠能源型經濟模式復蘇的俄羅斯總體經濟狀況面臨挑戰，直到今天仍然無法擺脫全球經濟危機的陰影。

　　要說“生活質量全面超越”，我們只看到資產階級的“全面超越”，沒看到普通大眾的身影。

　　第二，腐敗惡疾難以遏制。

　　俄羅斯腐敗現象已經成為社會健康有序發展的一個重要制約因素，而腐敗的不斷蔓延顯然是不成功的社會改革引起的并發癥。2002—2008年這6年間，在世界18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俄羅斯的腐敗指數排名從第71位跌至第147位，每年的總金額達2500億—3000億美元。以“民主”、“公開”為幌子的改革，不但沒有改變從前的官僚主義和低效作風，反而加劇了社會的貪污腐敗，使社會更不“民主”、更不“公開”了。腐敗成了俄羅斯社會難以根治的頑疾。其主要表現是：1. 腐敗行為全面化。腐敗現象存在于社會各個行業當中。警察、教師、醫生、一般職員都會利用工作之便不失時機地為自己撈好處。2. 腐敗行為日常化。腐敗成為社會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更愿意用行賄的方式來解決一般情況下難以解決的或拖上很長時間才能夠解決的問題。2006年，29%的俄羅斯人對收受賄賂持寬容態度，認為可以原諒，這一態度讓社會失去應有的善惡標準。3. 腐敗行為公開化。與其他國家不同的一點還表現在，俄羅斯的腐敗現象呈公開發展卻無人問津的態勢。交通警察在街道上明晃晃地接過違法司機的盧布;宿舍管理員在同事和辦事人員都在場的情況下接受辦事者的禮物;老師在教研室里接受學生的錢而使考試或論文通過……腐敗的嚴重問題實際上與改革初期野蠻的私有化息息相關，私有化向人們展示了資本主義初期赤裸裸的掠奪。

　　要說“生活質量全面超越”，我們只看到官僚階層的“全面超越”，沒看到普通大眾的身影。

　　我們非常清楚地看到，作者的“民眾”指的是俄羅斯的資產階級+官僚階層，這些階層確實可以在國家軍事能力和技術能力停頓所喪失的天量地緣政治利益和核心生產力的情況下，通過賣蘇聯“充裕資源”的經濟模式過上優越的生活。

       而真正的民眾呢？

　　作者用“民眾”一詞，將俄羅斯權貴階層的社會感受強加到普通大眾頭上，熱情地贊美了前蘇聯解體后的資本主義道路。同時，作者還頗有“良心”地提醒廣大中國民眾：不能再犯蘇聯解體的錯誤。那么此處吸取“蘇聯解體錯誤”，作者的意圖就只是維護國家的統治，而絕非走社會主義道路，這點不可不分清楚。倘若國家可以不分裂，不動蕩地讓少數權貴階層掠奪全民財富，走向資本主義道路，那想必作者是十分歡迎的，這簡直是作者心中兩全其美的方案了。

　　而被掠奪者倘若要反抗少數人走資本在道路，則要吸取前蘇聯解體的教訓：不許反抗!

　　前蘇聯的解體，是來自上層的革命;而歡迎資本主義道路、一心害怕社會動蕩的人，拒絕的，是來自下層的革命。我們吸取前蘇聯解體的經驗教訓，是警惕、痛斥、改變來自上層的革命，而絕不是跟著權貴階層瞎歡迎解體后的資本主義道路，更不是被上層革命之后，還要心甘情愿地拒絕進行下層的革命。

　　附一：環球時報社評：以蘇聯解體為鑒，應是中國最低要求

　　圍繞蘇聯解體，中國輿論場近來又爭成一團。由于爭論者持完全不同的價值觀，自然會得出南轅北轍的結論。本文試圖超越價值評價，客觀梳理那場劇變帶來的種種后果。

　　蘇聯解體深刻改變了二戰后形成的國際政治格局，雅爾塔體系崩潰，美國是最大的受益者，其他西方國家次之。蘇聯的消失惡化了中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際政治環境，但同時又大大降低了中國北方的長遠地緣政治壓力。它對中國可謂利弊參半。

　　蘇聯各國人民對蘇聯解體的感受不盡相同。波羅的海三國是蘇聯的堅決掘墓人，它們早在1990年前后就脫離蘇聯，后又加入北約，蘇聯解體是三國求之不得的事情。

　　對其他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人民來說，蘇聯解體來得很突然。1991年3月蘇聯曾就是否保留聯盟國家舉行全民公決，支持者高達76%。

　　蘇聯突然解體摧毀了聯盟內的經濟聯系，帶來劇烈陣痛。各新生國家的第一批受益者大多是前官員、政治活躍人士和經濟冒險家。比如各新生國家的領導集團幾乎都是前加盟共和國領導層，第一書記紛紛成為總統，那批領導人大多在位很久，有幾位執政至今。

　　俄羅斯的政治變化從一開始就比較大，但兩代俄羅斯領導層都同蘇聯官方系統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俄羅斯完全意義上的“反對派”至今尚未獲得他們滿意的政治機會。

　　從經濟情況來說，俄羅斯得到全面恢復，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等因資源豐富也實現較高國民收入，但一半以上的前蘇聯共和國在經濟上成了聯盟解體的輸家。比如總人口約4700萬、曾很富裕的烏克蘭目前人均GDP只相當于中國的一半多一點，我們的中亞鄰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情況更糟，幾乎已進入世界最窮國家行列。

　　對蘇聯解體最耿耿于懷的是生活在俄羅斯境外的近2000萬俄羅斯族，他們一夜之間成為少數民族，他們在與俄羅斯關系緊張的新生國家里處境艱難。

　　俄羅斯是蘇聯的主要繼承者，它的國土面積比沙皇俄國小了許多，丟了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等，也丟了外高加索和整個中亞。但俄羅斯仍足夠大，橫跨歐亞，資源豐富。蘇聯解體后的前十年，俄國家政治很不穩定，并且陷入車臣戰爭，民間飽嘗困頓。普京上臺后采取內外強有力的政策，又趕上世界石油價格飆升，俄終于擺脫了自蘇聯末期就開始的漫長經濟政治危機。民眾的生活質量在最近幾年全面超越蘇聯時期。

　　俄羅斯人對蘇聯解體的感受可謂一言難盡。如今的國家欣欣向榮，蘇聯時期的基本免費教育和基本免費醫療都得到保留，人們的收入在提高，有錢人逐漸多起來。但國家的實力規模小了，影響力與蘇聯不可同日而語。雖然國家大小強弱與老百姓生活質量并非完全直接對應，但全球大國和地區大國都以擴大影響力為主要外交目標之一，顯然有其道理。俄也對淪為“二流國家”非常抵觸。

　　與其他新興國家相比，俄羅斯可以說經歷了“糾結和停頓的20年”，它今天的技術能力基本吃的是蘇聯老本，軍事實力更是如此。但這樣的停頓對俄羅斯來說并非很嚴重，因為俄羅斯充裕資源的彌補力量是無以倫比的。很多去過俄羅斯的人都相信，近十年來俄羅斯民眾的實際生活質量是不斷提高的，俄羅斯的富裕就扎根在它的幅員遼闊之中。

　　中國今天能同俄羅斯“比一比”，有些基礎設施建設甚至超過了它，完全拜改革開放這些年建設成就之功。但將兩個國家的經濟境遇做細致對比肯定是荒謬的。

　　我們的結論是：蘇聯解體留下了一代人的痛苦，和很多原蘇聯公民的遺憾，以及一份爭議。但蘇聯在逐漸被遺忘。作為其他大國，都應以蘇聯為鑒，不斷改革，避免走向蘇聯式危機和解體。這應是歷史對執政者的最低要求。

　　附二：大衛科茲：前蘇聯改革變質的階級原因

　　蘇聯解體及其轉變為資本主義乍看起來可以歸因于外部壓力，在社會主義者看來尤其如此。來自世界資本主義的壓力在整個蘇聯社會的歷史上都存在。但是，恰恰是在蘇聯及其盟國最終實現了與資本主義世界的軍事均勢、徹底打破了西方以武力征服滅亡社會主義的迷夢以后，這些國家走向了崩潰。無法想象，中央情報局連在美國大門口的菲德爾·卡斯特羅都消滅不了，竟有能力策劃把蘇聯這樣的超級大國搞垮。

　　外部壓力始終是事態進程中的一個因素，但是起主要作用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內因。本文的基本論點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嘗試導致了一個傾向于向資本主義過渡的社會集團和階級聯盟的形成。正是由于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非民主性質，這個親資本主義聯盟才得以羽翼豐滿，利用改革引起的愈益混亂的政治經濟形勢，親資本主義聯盟奪取了政權，現在正企圖貫徹自己的意志。

　　改革一開始，最高領導層就面臨一個問題，怎樣使一個從未按民主方式運行過的制度民主化，又怎樣自上而下地實現民主化。第一步是實行公開性，也就是輿論自由，包括官方傳播媒介在內。公開性的目的是為預期的經濟改革創造條件。要發揮人民的主動性，要實現經濟制度民主化，要使人民投身于經濟改革之中，就有必要公開討論社會問題及其解決方案。公開性造成了大鳴大放的局面。

　　公開性的發動者始料未及的是，公開性導致“市民社會”在蘇聯開始形成，五花八門的政治觀點紛紛在傳播媒介上亮相，政見各異的松散組織初步形成。民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和反社會主義，親資本主義的觀點，與其他觀點一樣，公開亮相。誰能用最刻薄的方式批評社會主義制度的失敗，誰就能博得許多人的同情。

　　1989年，當局著手進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在全國以半自由的方式選舉了新的人民代表大會、一部分市政府和州政府，反對派在選舉中的勝利讓共產黨丟了臉，反對派公開批評共產黨，其中一些人公開批評社會主義，對于好幾代人來說，“社會主義”就是共產黨統治下的現存的社會主義制度;所以，反社會主義觀點風靡一時，盡管絕大多數群眾所堅持的仍舊是社會主義的價值觀。

　　蘇聯社會中的三個主要的社會集團擁護走資本主義道路。第一個，也是最弱小的一個，是新興企業家階級，經濟改革的起步給小型私人企業，主要是商業、服務業和農業企業，帶來了機遇。在蘇聯社會中原已存在著一個非法和半合法的商人階級，其中一些人非常富有。這個階級現在日漸壯大，并且有了一個比較合法的地位。他們開始組織起來，在公共事務方面積極爭取自身權益，他們的自身利益要求擴大私人企業的活動范圍并增加其行動自由。然而，直到當時他們還仍然是一個不太重要的利益集團。

　　第二個積極擁護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集團是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蘇聯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相當軟弱，它的絕大多數對當局俯首貼耳，只有極少數人站在反對派立場上，公開性和民主化才使知識分子成了一個非常有影響的集團。記者和電視評論員突然有了報道他們想報道的內容的廣泛自由。作家、藝術家、演員和學者在新的條件下有機會向公眾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知識分子為數不多，但極富煽動力，在公開選舉中很多知識分子競選成功。

　　令人驚奇的是，有這么多俄羅斯知識分子真誠地信仰資本主義。其中很多人，迷信那種理想的、充滿了十九世紀色彩的資本主義。在他們看來，那是一個經濟自由和一切人機會均等的社會，米爾頓·弗里德曼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可能比在紐約和波士頓有更多的支持者。這部分地是一種意識形態現象：與舊制度聯系在一起的意識形態衰落了，很多知識分子走向了另一極端。如果官方傳播媒介過去沒有完全講真話，真話也許就是他們過去所聽到的反面。

　　但是，在這背后還有著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由于對外開放，知識分子們發現，在資本主義的西方，他們的同行在差不多所有的方面都享受高得多的生活水平。也許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西方的學者和知識分子比較而言更有特權，這種看法一般來講是正確的，盡管經常有所夸張。莫斯科的知識分子經常向西方同行抱怨自己的物質生活只比藍領工人好一點或差不多或一樣，以此作為社會不公正的證據。

　　但是，如果只有企業家和知識分子擁護資本主義，他們永遠也奪取不了政權。第三個主要的擁護資本主義的社會集團，是一部分、很可能是絕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特權階層，主要的中央政治經濟管理部委中的領導集團的絕大部分都傾向于資本主義，這或許讓人驚訝。但正是這個集團才使親資本主義聯盟有了如此強有力的社會政治實力。

　　除了圣彼得堡市長安托萊·索布恰克以外，所有主要的資本主義擁護者過去都是前政治經濟特權集團中的高級官員。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尤里·阿法納西耶夫，他是俄羅斯議會民主俄羅斯陣線黨團的領袖，這個陣線是俄羅斯總統鮑里斯·葉利欽在議會中的主要支柱，阿法納西耶夫從前是高級黨校校長，還是《共產黨人》雜志的主編，《共產黨人》是蘇共理論刊物。葉利欽同樣出身特權階層，還有他最親密的顧問、著名的“自由市場”派的莫斯科市長加夫里爾·K·波波夫，也來自前特權階層。

　　1991年7月至8月間，在一次去莫斯科的旅途上，我得到了一份關于在勃列日涅夫的孫女的別墅舉行的周末宴會的第一手報道。這份報道說明了蘇聯共產黨的主要頭目的家庭是如何蛻變的，這集中表現在那次宴會上。根據這份報道，所有參加宴會的人過去都是舊制度下的高級官員，現在都是企業家。過去蘇共的首席理論家蘇斯洛夫的孫子，現在是一個銀行家，他所在的銀行正從國有制轉變為合資股份制;勃列日涅夫的孫女成了一個女企業家;有趣的是，著名的物理學家和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的兒子也出席了宴會，他也當上了企業家;其他出席者都來自合資企業或者貿易公司。他們的豪華拉達小汽車已經換成了梅塞德斯-奔馳，他們唯一感到遺憾的是現在比過去辛苦一些。

　　為什么有這么多舊特權集團的成員倒向了資本主義呢?很多研究者發現，在最近的幾十年，特權集團的絕大部分早已不再相信他們統治的制度是什么工人國家，他們看破紅塵，一味追求權力和特權，在他們升官發財以后，他們越來越感覺到自己所享受的這點物質特權，要是與資本主義西方社會的統治者比起來，就太可憐了。西方傳播媒介詳細報道了已經公開的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元首昂納克的度假別墅的情況，從中可以看出，蘇聯集團中最富的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所擁有的度假別墅，也比不上一個小有發跡的美國牙醫所擁有的同類別墅。

　　特權集團的很多成員顯然已經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識形態，從他們自己的利益出發，一旦這個社會面臨何去何從的緊要關頭，他們便倒向資本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使他們不僅能管理生產資料，而且能擁有生產資料，并且可以公開積聚巨額個人財富。除了大大提高他們絕對的和相對的物質生活水平以外，他們還可以把自己的地位直接傳給后代，不必像在舊制度中那樣還要靠個人關系網。

　　不僅舊特權集團的個人成員，甚至舊制度的一些組織機構，也對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心向往之。1991年，《讀者文摘》打算在莫斯科發行俄文版。他們沒有選擇前持不同政見者或者新資本家做業務伙伴，而是選中了進步出版社、國際書店和第一模范印刷廠(當時是共產黨的一個機構)。所有這些伙伴都是當局的支持者。在《讀者文摘》俄文版的第一期上刊登了一篇題為“關于美國無家可歸者的十個神話”的文章，企圖抹殺無家可歸者是美國的一個嚴重問題。

　　以上事實說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有著重要的區別。當資本主義面臨大蕭條的危機時，作為統治階級的資本家傾注全力拯救這個制度，因為另一種制度與他們不共戴天，社會主義意味著他們永不再能作威作福。像資本主義一樣，社會主義國家也有一個統治集團，它統治著社會并在其中占有特權地位。但是，與資本主義不同，社會主義國家統治集團不擁有生產資料。而且，根據官方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國家的統治集團在管理經濟和政府時要無私地服務于勞動人民的利益。由于這個制度是不民主的和集權主義的，工人在名義上是社會的主人，實際上根本不能像法律所規定的那樣作為統治階級發揮作用。俄國革命的領袖們為他們創造了一個工人國家;在他們離開人世以后，意識形態和傳統使社會主義國家在很長時間以后仍然保留了很多社會主義特征。

　　但是，這個統治集團并不想在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棵樹上吊死，更不用說什么傳統。社會的徹底民主化很可能把統治集團的絕大多數從他們的高位上趕下來，還會減少領導崗位所擁有的特權，工人階級必定能從社會主義民主化中得益。但是工人階級不掌握支配事態發展的權力。工人階級唯一能做的選擇就是在統治集團的不同派別中選擇其一，葉利欽一伙憑著反對舊制度和許諾支持社會民主化，一度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奪取了政權。但是，在葉利欽當選總統以后，他的所作所為證明他正是舊特權集團中那些把資本主義看作自己最好出路的人的領袖。

　　各種各樣的偶然事件和主要人物的個性都在事態發展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中根本的結構性因素是，社會主義沒有能形成一個與之利害共存的統治階級，這樣的統治階級應能保衛自己所統治的社會。一旦社會陷入略微嚴重一些的社會經濟危機，統治集團的絕大部分馬上拋棄舊制度，倒向資本主義。如果這種分析是正確的，這就說明為什么這樣一個表面上看起來穩定的和比較成功的社會經濟制度竟然如此迅速和如此平緩地垮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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