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日前，日本知名動畫導演宮崎駿在吉卜力工作室雜志《熱風》上發表文章《修改憲法，豈有此理》，表示“政府乘機隨意修改憲法，簡直豈有此理”，并指出先行修改旨在放寬修憲提案條件的憲法第96條為“欺詐”行為。文章發表之后引發強烈反響，日本右翼網友甚至罵他是“反日賣國賊”。觀察者網駐日本觀察員劉元海翻譯全文，以饗讀者。

　　我雖是1941年生人，卻沒有日本憲法出臺那時的記憶(日本國憲法頒布于1946年——觀察者網注)。比起憲法的故事，我在孩提時代只有“真的是打了一場愚蠢的戰爭”這樣的切身感受。那時有些大人大言不慚地談論日軍在中國大陸的胡作非為，我有好幾次間接聽到了那些事兒，同時也了解到(美軍的)空襲有多厲害。各種亂七八槽的傳聞傳進了我的耳中，當時我就想自己生在了一個做混賬事的國家里，真心討厭起日本來了。

　　由于在我4歲時戰爭就結束了，所以和比我年長6歲的高田勛導演以及比我大3歲的妻子相比，我對戰爭剛結束的感受不大一樣。我只記得空襲，也親眼目睹過街道燃燒的情景，有那么一點兒打輸了的屈辱感。戰后來了許多美國人，大家老是圍著他們看新鮮。不過，從美國人那兒領泡泡糖和巧克力那樣丟臉的事，我是做不來的，我就是這么想問題的孩子。

　　我讀過許多現在所謂戰記作品那樣的東西。在我幼年時代出版的戰記作品中，多用“極為反省”和“真是這樣的”之類的語句來描述太平洋戰爭。除去作品中提到的開槍的事情，就拿雷達來說吧，那么爛的雷達，無論你怎么努力也是無濟于事。諸如此類的事情，由各行各業絕非英雄好漢的人們寫了出來，大量出版。

　　在這些書中，當真沒寫什么振奮人心的事，倒是加進了像軍艦沉沒之后，船員們在漂流中如何得救這樣的內容，這些東西只能讓還是孩子的我心中充滿了“這真是場可悲的戰爭”的感想。后來，當我讀到羅伯特·威斯托(Robert Atkinson Westall，英國作家)寫的《“機槍塔”的少年們》(The Machine Gunners，即機槍手，出版于1975年)等作品時，頓時感到“咦，這人是我前輩耶”。作者筆下的主人公對大人們嘴上喊著“戰爭、戰爭”，卻不認真參與戰爭的作法感到氣憤，并由此看清了自己與周遭環境的界限所在。威斯托這人比我要年長吧(生于1929年——譯者注)，他在63歲那年死去了。

　　我通過讀威斯托的書，意識到了自己的天性。我有了“難道不是存在著比自己的生命更為重要的大義么”，還有“要為之獻身”的念頭，原來自己是那種朝著一個方向猛沖的人啊。要是再早生一會兒的話，我絕對會成為一個激情澎湃的軍國少年的。要是再早生一會兒的話，一定會是一個志愿在戰場上急急忙忙去尋死的人。我想，那是一個只有在死時才明白真正的戰爭是什么的時代。不管幸運與否，假使我因為視力不好的緣故無法志愿參加特攻(即神風特攻隊)的話，或許會去畫宣傳特攻的漫畫也未可知。

　　戰時父親在打造戰機零部件

　　盡管只是孩提時代的記憶，我仍然記得日本社會變成所謂的戰時狀態是從昭和19年(1944年)后，全國整體陷入歇斯底里狀態開始的。不過，我老爸受到現實主義和虛無主義的影響，是一個“天下國家，咱不懂”這樣的人物，因此只要聽一下我老爸的言論，就知道他的想法是全然不同于他人的。

　　關東大地震時，我老爸從位于東京墨田區的陸軍被服廠這個死人最多的地方逃出生天。不僅如此，他還為能拉著9歲妹妹一起逃生而感到自豪。戰爭期間，在東京大轟炸的翌日，他為了確認親戚們的安危進入了東京，因而再一次目睹了死尸累累的慘狀。

　　我老爸在被問及對學生時代的回憶時，說自己就像小津安二郎戰前的電影《青春之夢今何在》的主人公那樣，是個徹頭徹尾的剎那主義者(momentalist，懷有享樂主義生活態度的人)。戰爭期間，我老爸頂替生病的大伯父，當上了生產戰機零部件的軍工廠廠長。盡管知交們都勸他說：“這場戰爭就要輸了，不要干了”，可到了昭和20(1945)年，他仍然向銀行貸款投資給兵工廠。我老爸不肯承認世界形勢的大趨勢，有人問他為什么要這樣做，他說是憑著“我從事的不是戰爭。現在的這個買賣，只要有客戶下訂單就能賺錢”這樣的理由行事的，所以一丁點也不后悔。盡管他完全沒有大局觀。

　　戰后，老爸的軍工廠理所當然沒法再干下去了，所以只好從事把剩余的杜拉鋁材(硬鋁材料，二戰期間用于制造戰斗機)直接“噗”一下彎成調羹的業務，生產這種粗制濫造的玩意。盡管如此，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這東西賣火了。我老爸一口氣把原材料全都做成調羹賣了個精光，然后把利潤和工人們平分了，隨即他說服了剛成立不久的工會，巧妙地解散了公司。這以后，因為只剩下個空廠房，老爸便在那里開辦了一家舞廳。雖然最初幾年還有客人光顧，可舞廳坐落在即使從宇都宮出發，也只有坐車才能到得了的鹿沼，所以沒過多久，舞廳就因為無人光顧而倒閉了。于是，老爸來到了東京，我才有機會看到老媽和老爸跳華爾茲。在我上高中那會兒，父親還若無其事地揶揄我“你小子連舞都不會跳啊”。

　　戰前，也就是昭和10(1935)年吧，當時雖說世界處于恐慌和經濟不景氣中，可實際上這個時期正是電影的全盛期。總而言之，只要有事業有錢，哪怕是通貨緊縮也能讓人快活。我老爸曾說過：“哎，那個時候可真好啊”，當然，恐怕只有東京的一部分人是這么過的吧。想想看，這樣的老爸對于戰爭會說些什么呢?一句“斯大林說過日本人民是無罪的”就完事了。我說“老爸肯定也是有戰爭責任的”，雖然我和他吵了一通，可老爸一點也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他可是個戰后伊始就和美國人交了朋友并招呼他們“上我家來玩”的人啊。他曾說過“美國好，不喜歡蘇聯”。我不知道他為何要說不喜歡蘇聯，我想他不喜歡的是沒有自由的生活吧，他這人可是自由慣了的啊(笑)。

　　我30歲才開始重新認識日本

　　雖然我現在也閱讀半藤一利（日本作家，被稱為“昭和史著作第一人”——觀察者網注）的《昭和史》，可是已經不忍卒讀了，因為越讀就越能了解到日本所犯下的惡行。我在想，日本為什么要去其他國家打那樣的戰爭呢?難道沒有別的出路了嗎?日俄戰爭結束的時候，日本在遼東半島的問題上也不得不聲明“這畢竟是中國的，所以還是歸還了吧”。可當時的日本絲毫沒有這樣的想法。雖說我以為那是帝國主義時代常有的想法，但當日的世界也不存在這種思維方式。

　　當時，聚集在中國周邊的有蘇聯、英國，稍遠處還有法國、荷蘭、美國，世界列強都齊聚于此。往事如煙不可追，盡管我想并非只有日本當過壞人，但說出“我只是最后加入的，為什么我被抓到了?”這樣的話也很奇怪，因為“你這家伙是強盜啊”。從老媽那里，我聽到不少去過中國東北的熟人們如何威風八面地吹噓自己在那里的所做作為，每當我聽到這些事，我就覺得日本人不好。

　　因為這些事，我長大后不大愿意唱日本歌。所以，我會一邊唱著“為了祖國的光明戰斗”之類的俄羅斯民謠，一邊想“如果我有這樣的祖國就好了”。可說起來，俄羅斯就那么好嗎?我也并不這樣認為。只不過那個時候的我是一個沒有什么內涵的人，只想著“難道沒有什么會比自己更重要嗎?”

　　我重新開始認識日本，是在過了30歲第一次從歐洲回來的時候。雖說是歐洲，其實也只是毫無目的地在歐洲小國瑞典晃了一圈。從歐洲回來甫一踏上日本，我突然感到自己是多么喜歡島上的植物和自然。那時我想，如果沒有人的話，日本也是個非常美麗的島嶼。我并不是就此喜歡上了日本國和日之丸，而是認識到了日本的風土極好，這無關貧困或富裕，我覺得自己身處豐饒的環境之中，明治神宮中有美麗的森林，盡管我知道那是人造的森林。慢慢地，我逐漸了解到，自己生活在擁有此等地力的島上。

　　我這里也拾一點半藤的牙慧。在他的書中，日本近代史被分為每40年一個階段。從1865年開國起的40年里，日本在日俄戰爭獲勝，但欠下了巨額債務。此后又花了40年時間，讓軍閥政府把國家給敗亡了。這以后，從1945年到1985年左右的40年間，看上去注重經濟增長并順利取得了成效。而在經濟泡沫消失之后，日本在不知該如何應對的情況下步入了沒落的年代。如果半藤的意見是正確的，我們可能要失去40年而不是什么“失去的20年”，所以后面還有20年左右要失去（笑）。說到歷史，堀田善衛(日本作家——觀察者網注)講過“歷史在我們眼前，未來在我們背后”，所以我們能看到的只是眼前的過去。我理解沒人想看日本軍閥歷史，不過，要在日本這個國家擔當政治家的話，就必須接受歷史教育。如果你不想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那么在國際上將會寸步難行。

　　因為撒了謊就繼續撒下去好了

　　對于修改憲法這件事，我是堅決反對的。（安倍）政府在大選中的得票率和投票率都不高，卻打算用拍腦袋想出來的辦法趁亂修改憲法，簡直豈有此理。我真的是這么認為的。政府在法律層面修改憲法第96條，這以后也許會將其心中的謀劃付諸實現也未可知，這明擺著是欺詐呀。正因為修憲是決定國家未來的大事，所以不盡可能地反映多數人的意見是不行的。雖然，我并不認為多數人的意見就一定正確，但如果要修改憲法的話，不經過充分討論是行不通的。

　　盡管如此，現在當(民眾的)心聲外泄引發強烈不滿之后，政府就用一句含糊不清的“不，我不是這個意思”來蒙混過關。看到這里，我為政府和政黨領導人如此沒有歷史感和定見而感到震驚。考慮不周的人就不該去搗鼓憲法啥的。真的，不學習、思維局促、喜歡拍腦袋想問題的人，他在決策時只聽得進滿嘴漂亮大話的家伙們的意見。所以，一在國際舞臺上露臉，就慌忙拋出“基本尊重村山談話”【注】之類的話來迎合。真是的，“基本”算什么意思？“你這家伙對村山談話難道不是完全否定的么？”安倍經濟學早晚是走不下去的。

　　不用說，對照憲法第9條，自衛隊的存在多少有些奇怪。雖然有些奇怪，可還是不改作國防軍的好。原本我覺得職業軍人之類的公務員大軍當真沒什么用處。現在，當我看到自衛隊員奔赴各地救災時，就感到原來自衛隊還是好的。隊員們的表現出色，禮貌端正。雖然迫不得已出動去了伊拉克，但終歸一槍未發、一人未殺地回來了。我以為這很了不起。海灣戰爭后，自衛隊也不得不向波斯灣派出了掃雷艇。這么小的船在看似沒有水雷的海域默默地掃雷，也很不簡單哪。盡管如此，它們最后還是靜悄悄地回來了。當時我嘴上雖沒說什么，心里卻被感動了。倘若真的有戰火燃起的那天，認真考慮一下那時的情形，雖然憲法改變與否不得而知，總之能夠為了自衛而行動起來的話就好。盡管反擊肯定會慢半拍，但總歸不是咱們先出手，也不會過度防衛。如果不這樣有所準備的話，我們這個國家的人當真會由于不適應國際政治而很容易被人玩弄。我想如果開戰的話，情況只會變得更糟。

　　我曾經確實憧憬過瑞士和瑞典這樣的中立國，當時我頭腦中滿是在和平的國土上走來走去的海蒂(瑞士著名兒童文學作家約翰娜·斯比麗代表作《海蒂》中的主人公——觀察者網注)的形象。然而，現實并不是這么回事，日本的非武裝中立在現實中是無法實現的。所以，從現實主義角度考慮，我們不得不保有一定的武裝。可是我以為，對超出這一限度以上的武裝說“慢，等一等”終歸是正確的。所以說，盡管看上去有點傻，最新式坦克還是多少造一些的好。說真的，要能造出高達(日本機器人動畫——觀察者網注)讓它開動也沒有什么不好嘛?(笑)。這當然是句玩笑話，“這玩意(高達)的實際能力是機密，所以不得泄露”。

　　總之，某些人覺得既然已經撒了謊，就繼續撒下去好了。為此，這些追求（言辭上）前后一致的人也許很想說：“戰前的日本并不壞”，這可真糟糕啊，不承認（戰前的日本是壞的）這一點是不行的。慰安婦的問題也是一樣，因為這事關本民族自尊的問題，所以更應該好好謝罪、好好賠償才是。對于領土問題，可以兩邊平分，或者提議“由雙方共同管理”。無論你如何糾結于這些問題，即便是到國際法庭上訴也于事無補。曾幾何時，日本也是一個為擴張而擴張的國家。然而，這一次戰爭是打不起來的。比起這種事，我由衷地認為，今天日本的當務之急在于轉變產業結構。我們這個遍地核電站的國家難道可以進行戰爭么!中國的對外拓展是中國的內在問題，并且中國的國內矛盾如今也成為世界性的矛盾，所以我想，僅僅靠增強軍備，組建國防軍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重要的是產業結構該怎么辦

　　雖然作為法治國家，保護人權是日本憲法極為重要的支柱，可是歷史學者堀米庸三等人卻寫什么日本原本就沒有基本人權的思想根源。言下之意，因為世界上都在講“基本人權”，日本才會跟著去講，可日本人中間是不存在這種思想的。那么，堀米認為這個問題該怎么辦呢?他在臨死前說過“佛教‘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思想可以解釋這個問題”。萬物佛性啊!對于堀米的解釋，司馬遼太郎(日本右派作家——觀察者網注)說“鐮倉武士(日本戰國時期北條家聲威赫赫的頭號攻城部隊——觀察者網注)‘愛惜名聲’的思維能夠解釋得清”，可我覺得他的說法有點站不住腳。此外，堀田善衛的想法與他們截然不同，他認為即便在日本傳統中找不到思想根源，也沒有比基本人權更好的想法了。作為偏處東方一隅的國家，即便搞不來(基本人權)這樣東西，但在世界化和國家化中，必須應用這一共同語言，便不得不引進了人權思想。所以，就非要在我們的文化傳統和林林總總的事物中找出一點人權思想不可。

　　雖然上面已經提到過，現在仍然必須明確的是如何應對產業結構的問題。沒有“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思想，只知道消費，然后大家都去從事服務業，把國家搞成這樣可就沒辦法了，(以后也)絕不可能順風順水。勞作只換回來一些數字，用這些買各式各樣的東西，而我們對各種身臨其境的體會卻越來越陌生。雖然也有為了真實的體驗而一步一個腳印努力的人，可那樣的人只體會得到一些真實，實際上，當工作纏身的他疲憊不堪地回到家后，只看電視和郵件，反而變得無法理解真實的事物了。

　　總之，現在籠罩著全世界的這種以市場為中心的做法是不行的。為什么我們可以吃到100日元3根的香蕉?我們若無其事地穿著自己國家已經無人制作的衣服，又隨意扔掉，這不正常啊。這樣做絕不是什么好事。直到某個時期以前，在日本都是母親為兒女們縫制衣物的，可現在不知針線為何物的母親卻不乏其人。或許她們也不知道炊火為何物吧，丈夫不吸煙的話連個打火機也沒有，火柴也沒有。有誰會認為那樣的人能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下去?這是辦不到的。這種人連拿根繩子綁東西也不會。不過，如果變成那樣子的話，又會有說“搞征兵制就好了”的蠢貨出現。那些人年紀應該比我小，所以應該是自己沒被征過兵遭過罪的人。對那樣的人，不管他們是50歲還是60歲，我都想告訴他們“你自己先去”。自己不想去的話，就送自己的兒子去，沒兒子的話就送孫子去。因為那么做的話，他們就會知道所謂征兵制是什么了。

　　扔掉“自己規規矩矩，但他人不很規矩”的想法吧，如果自己規規矩矩做人的話，還是認為大家都那么規矩的為好。所謂征兵制度是最差勁的，即使在韓國，也有征兵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使年輕人變得暴戾的提法。打仗并不是靠堆步槍的數量并排向前進就可以的。即使要考慮戰爭，在如此擁擠繁忙的地方開戰又會怎么樣呢?日本，已經是一個不能進行戰爭的國家。

　　不要跟風當下的流行

　　憲法是一個目標，什么“把條文改好貧困人口就會消失”之類的事情是不會有的。然而，戰后的日本托了遵守憲法搞經濟建設的福，亦或是托了剝削其他國家人們的福，建立了一個幾乎看不到餓殍的國家。我想如果沒有健康保險制度，馬上就會出現大批看不了醫生的人，動漫界的人大概都看不起牙醫了吧(笑)。若是真正到了某一天，就連右翼的政治家們也會努力想要實現戰后設定的目標，想要創造公平的社會。

　　當經濟上無力完成上述目標的時候，就會冒出“這個制度不好吧”、“生活保障制度不好吧”之類的言論。因為無論何種制度都必然會有人濫用，以此為由取消制度是錯誤的。只是，所有地方自治體的財政都在僵化，福利事業全都變得進退維谷。這一點我已經體會到了，看看我所居住的所澤的財政支出賬目，你會覺得情況看上去很嚴重啊。所以，看過了就會覺得不得不一點點地變貧困，那已經成為事實，別無他法。

　　所以今后，人們不是靠著對未來的希望，而是必須要靠著比方說現在做的工作很有趣、和朋友安心共度美好時光、見到了心愛的丈夫很開心之類的事情活下去。未來可沒有什么擔保。雖然說這些并不會起到什么鼓勵作用(笑)。不過，人本來就是那么活過來的。

　　我工作地方的旁邊蓋了間托兒所，這真是件好事。我看到孩子們一個接一個走過，不得不恢復理智，想到這些孩子們將要如何生活下去，就感到那會是無法預料的悲慘。那么他們沒有被生出來就好了嗎?話不能那么說。還是必須要祝福，實際上也只能祝福。所以，只好說“總有辦法的”。

　　人口減少也好。我想日本的適當人口在3500萬人左右。如果將農業技術的進步考慮進去，可以再多養活一些，但達到5000萬人的話就辦不到了。盡管如此，日本現在有1億多人，動畫片之類的才能維持下去，因為市場小的話是維持不下去的。因此，如果人口減少下去話，今后動畫片會維持不下去的哦(笑)。不過辦不下去的話就不辦好了嘛，我是這么想的。始終說什么“巨人軍(宮崎駿電影《風之谷》中的戰斗機器人——譯者注)啊永不倒”之類的話，滑稽之至!“吉卜力工作室啊永不倒”這類事情也是不可能的。鈴木一倒下去的話就全都會死的哦，鈴木敏夫(吉卜力社長——觀察者網注)摔到腰的話就全完啦(笑)。

　　最后，我要說的是“不要跟風流行的玩意”。對動畫片而言也是如此，當你去追流行的時候，就已經趕不上趟了。現在大家一開口都說“不安”，我真想問一句“那么之前不會不安嗎?”實際情況并沒有那么糟，能健康工作就好;沒有工作的地方，自己搞起來就好。正因為流行著不安，才會讓人不安。所以，流行的事不要去跟風的好。

　　【觀察者網注】199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50周年紀念日，時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發表講話，承認日本過去實行了錯誤的國策，走了戰爭道路，并表示，要深刻反省歷史、吸取歷史教訓，“必須把戰爭的悲慘告訴年青一代，以便不再重犯過去的錯誤”。史稱“村山談話”。

　　(文本由觀察者網日本特約觀察員劉元海先生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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