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馬稱中國崛起為南非“提供榜樣”》，法新社比勒陀利亞3月26日電。據報道，中國與南非之間的貿易總額去年達到600億美元，幾乎占了中非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一。南非總統祖馬在與習總的會談結束后說：“中國的發展為南非提供了榜樣和希望，鼓舞我們把國家建設得更好。”他說：“中國的崛起為我們所有人提供了經驗，我們會爭取效仿你們。”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但是，這里存在兩個問題，其一，對南非等后發國家而言，究竟以中國的什么為榜樣?是以中國政府目前大力推動的私有化、外資化改革為榜樣嗎?如果是的，那南非除了被再次殖民外就不會有別的下場了。其二，以中國為榜樣的做法究竟能不能使南非等后發國家崛起呢?大家都知道南橘北枳這個成語，環境不同了，即便是種子相同、種植方法相同，但最后獲得的結果也會和預期大相徑庭。更何況南非與中國的國情存在巨大的差異。如果說中國真有什么能夠值得其他后發國家以為榜樣的地方，那也只有一條，即如何在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重重壓迫下使自己崛起。不過，且不說這條真正的中國經驗因其是毛澤東思想的產物而被中國的主流媒體所無視甚至妖魔化，就算南非等后發國家知道了這條中國經驗，那也不能照搬照抄，更何況南非等后發國家也沒有這個條件供其照搬照抄。因此，對南非等國而言，首要的任務還是弄懂資本主義，擺脫對西方主流思潮的迷信，特別是要走民族獨立自主的道路。任何依靠外部力量來克服內部矛盾的做法都只會使自己處于被動的狀態，因而也就意味著自己根本不可能觸動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利益，相反，只會使自己永遠被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耍弄。

　　《韓國紀念“天安艦事件”三周年》，韓聯社首爾3月26日電，韓國《中央日報》網站3月26日報道。三年前，我們就多次分析過此事，“天安艦事件”發生后，韓國李明博政府的對外政策發生了重大轉變，由此完全倒向美國，從而使得當時日本鳩山內閣一心想促成的中日韓經濟整合計劃徹底破產，不久，鳩山下臺。因此，美國作為“天安艦事件”最大的受益者，它理所當然地成為該事件幕后真兇的最大疑犯。相反，朝鮮一方面處于新老交接班的時期，根本不可能冒險破壞東北亞安全形勢，另一方面，當時鳩山之所以提出整合計劃，就是因為當時東北亞的形勢一片大好。和去年一樣，美國正是因為無法忍受東北亞形勢太好，所以才不擇手段地在該地區制造緊張氣氛。現在韓國總統樸槿惠在“天安艦事件”上的表態只不過是向世人表明她和李明博一樣是美國的一條走狗罷了。

　　《俄意外支持歐盟救援計劃，外媒猜其一再促使資金回流》，英國《獨立報》網站3月25日報道，俄塔社莫斯科3月25日電。既然這些俄羅斯富人已經將資金轉移至了俄羅斯以外，那么也就意味著他們根本不愛俄羅斯，既然他們根本不愛俄羅斯，俄羅斯政府又何必去關切他們的利益呢?而且，即便塞浦路斯這個避稅天堂消失了，世界上還有別的地方可供那些想逃稅的富人們棲身，因此，資金也不可能流回俄國。當然，塞浦路斯問題為俄羅斯推出某些旨在維護和擴大自身利益的政策提供了借口，換言之，俄羅斯同意支持歐盟救助塞浦路斯的計劃必然是有條件的，這些條件當然和要回存款無關，而是某些政治條件，如果不能滿足俄羅斯的要求的話，那么俄羅斯還會動用別的手段來干涉塞浦路斯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俄羅斯富人在塞浦路斯問題上遭受了損失，但是，俄羅斯因此找到了一個干預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杠桿，由此，盡管歐元區想盡辦法在緩和自己與美國的關系，但是，現在歐元區應該更多地考慮俄國的想法了，因為俄國隨時能夠以塞浦路斯問題為借口做出足以重挫歐元國際信用的事情來。

　　《英國小伙“唱紅歌”走紅中國》，英國《每日電訊報》網站3月25日報道。伊恩·英格利斯身著紅軍軍裝，高唱《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等中國傳統革命歌曲，在中國一舉成名，據說，現在他每晚的演出報酬高達5000英鎊。中國社會的公平正義究竟在哪里呢?外國人唱紅歌不僅出名而且賺錢，中國人唱紅歌卻要被指稱為“文革余孽”，支持唱紅歌的人甚至還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打入大牢。盡管這兩天高官們又在喊公平正義了，但是，社會的公平正義不是喊出來的，而是要做出來的，如果那種憑著自己的權勢靠出借老娘、老婆的身份證就能聚斂到幾百億財富的官員不被判刑下獄，如果受廣大人民群眾擁護愛戴的被以莫須有罪名打倒的領導干部不能被平反昭雪的話，那么中國人民是不會相信中國社會是有公平正義的。

　　《非典十年：我們能否更好應對疫情》，美國《時代》周刊網站3月22日報道。非典病毒的特殊性在于它是針對特殊一類人的致命性病毒。不過，讓美國感到無奈的是，中國人的基因差異太大，從而使得美國無法研究出某一種一勞永逸地可以讓所有中國人都能有機會感染上的致命性病毒。相反，由于美國統治集團核心成員的來源非常單一，因此，無論這些統治者用什么手段來掩飾自己的真實身份，在使用生物基因武器開戰的時代，都是無法幸免的。

　　《中國出口轉向高端市場》，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3月24日報道。盡管從出口統計數據來看，中國近幾年的高科技產品出口量增速較快，但是，這些從中國出口的高科技產品絕大多數要么是由在華的外企生產的，要么這些產品的核心部件是由外企制造的，真正完全是由中國人自己研制的高科技產品的出口量是乏善可陳的。事實上，也正因為中國不掌握高科技產品的核心技術，所以才會發生類似光伏產業泡沫破裂的問題。因此，盡管美國已經開始關注中國出口轉向高端市場的問題，但是，中國出現的這一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發達國家的產業資本加緊向中國轉移高科技產業的結果而已。

　　因此，這個問題，與其說是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問題，倒還不如說是發達國家的政府與它們的產業資本家之間的問題。由于美國“再工業化”進程遭遇到了資本主義固有規律的挑戰，因此，美國自去年下半年開始的一系列的內外政策的調整使得奧巴馬五年內出口翻番的計劃越來越面臨泡湯的危險，當然，美國的這一遭遇主要不是由中國造成的，相反，倒是由美國自己主動生產出來的。無論是允許日元大幅度貶值，還是不斷打壓歐元國際信譽，從而導致歐元貶值，都使得日本和歐洲發達國家的高科技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獲得提升，由此也就進一步壓縮了美國同級別出口商品的國際市場占有份額。

　　《英媒稱上海交大與“網軍”合作》，英國廣播公司網站3月24日報道。據報道，路透社說，幾十年來，大部分發達國家的大學學者很少愿意與國家情報機構發展合作關系。由此指稱上海交大與中國軍方的合作是“非正常的”。

　　首先，這種以西方發達國家的國情為標準來判別中國事務是非對錯的做法本身就是在搞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中國怎么建設和發展網絡安全技術，這只能根據中國既得的條件來進行，既然中西各自所擁有的現實條件不同，那么中西各自所走的建設和發展網絡安全技術的道路當然就會不同。因此，路透社以西方標準來衡量中國道路是否正確的做法在邏輯上就站不住腳。

　　其次，西方國家的情報機構與大學之間的關系是否真的如路透社所說的那么“清白”呢?恐怕不見得。兩個起碼的事實就是，首先，如果沒有西方大學及各種科研機構對網絡安全技術極其深入的研究，西方國家長期占據網絡霸主地位的物質條件也就根本不存在了;其次，如果沒有西方大學及各種科研機構培養了大量的掌握網絡安全技術的人員，那么西方國家也就不可能組建規模那么龐大的網軍隊伍。由此可知，路透社借以指責中國的論據本身就是不符合事實的。

　　其三，按照路透社的邏輯，好像大學不應該與國家情報機構發展合作關系似的。那么，如果這個邏輯能夠成立的話，那么國家情報機構又怎么能高效率地維護國家網絡安全呢?又怎么能對敵對國家的網絡形成安全威懾和威脅呢?如果不能充分地利用既有的社會資源，凡事都自己從頭搞起的話，那么又怎么能實現高效發展呢?如果不能實現高效發展的話，又怎么能應對日益復雜的網絡安全問題呢?對中國而言，由于在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方面嚴重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因此，中國所存在的問題不僅不是大學與國家情報機構發展合作關系的問題，而是中國的教學研機構與國家情報機構在發展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等問題上合作不夠的問題。換言之，中國應該以更大的力度來推動教學研機構與國家情報機構發展合作關系，以便在實踐需要的引領下盡快實現計算機及網絡產業核心技術的獨立化目標。

　　最后，由于深陷經濟金融危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新舊殖民主義勢力手里的劫財也日漸匱乏了，因此，無理取鬧式的搬出各種借口——利用其掌握的國際媒體話語權，以及它們所理解的中國領導人喜歡外國人表揚、害怕外國人批評，換言之，中國領導人更加重視境外人士而非境內人士、更加重視海歸而非土鱉、更加重視漢奸買辦勢力而非人民群眾對他們言行的反應——意圖訛詐中國財富。對此，我們希望中國領導人對此應該有足夠清醒的認識，更不要用以此來作為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新舊殖民主義勢力輸出甚至出賣中國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國應該盡早明確擁有完全獨立的信息產業核心技術的規劃，而不要再幻想靠什么法律條文來束縛住掌握著信息產業霸權的美國的手腳。CPU和操作系統就是信息時代的導彈與核彈，只有認識到這個層面，中國的網絡才能有安全的希望。

　　此外，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從事信息產業的人大多都是在吃青春飯，因為，這個活不僅極耗腦力，同時還極耗體力，但是，從業人員所得的回報卻是極低的。如果中國黨和政府不及早明確擁有完全獨立的信息產業核心技術的規劃，從而調動盡可能多的資源來研制完全屬于中國自己的CPU和操作系統的話，那么信息產業的老化將使得從業人員的收入也將無法提高，由此可能產生的一系列負面影響總是不會有利于中國乃至世界網絡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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