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社提出一個很重要的看法　　

今天看到一則關于利比亞的評論，題目是“利比亞的教訓：給人民選擇權 給所有人退路”（后面簡稱“給人民”），文章來源是“中國新聞周刊”。查了一下，中國新聞周刊主辦單位是“中國新聞社”。既然叫“中國”，肯定有官方背景，雖然介紹說“是由新聞界和僑界知名人士于1952年9月14日在北京發起成立的”。貧道之所以這么認真查一下該文章背景，因為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很重要，很普遍，甚至很普世。當然也很有迷惑人的地方。這樣的問題如果是官方提出的，就很有意思。　　

說實話，雖然韓寒“以月亮的名義”打到“獨裁者卡扎菲”讓很多人想起這個“月亮”曾經關照過對付老佛爺的八國聯軍，關照過對付蔣介石的日本，并以此嘲笑韓寒，但卡扎菲“獨裁”，薩科奇“民主”卻是不爭的事實。別說卡扎菲，薩達姆、塔利班，最近在美國首肯下被顛覆的所有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都有“獨裁”嫌疑。無論伊拉克、阿富汗還是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的普通百姓，尤其是知識分子，大多認為自己國家政治不民主，不自由，西方社會是民主的。如果沒有限制，他們沒有多少人會選擇留在本國，都愿意選擇成為美利堅的公民。網上右派證明美國好的一個最有力證據就是這一點，而且很真實。今天官方新聞機構中新社的文章實際上是把這個問題擺在了桌面上：所有非西方國家的政府都必須解決一個問題：“不給人民選擇的權利，就堵死了和平協商的變革路徑，也會堵死包括掌權者在內的整個社會的退路。”（該文主要論點）　　

不要以為這個問題很容易回答，因為你拿“主義”去回答，分清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很容易，但缺少說服力。一句話人家就解決了：難道卡扎菲（包括中國）的制度比美國好嗎？言論更自由嗎？老百姓表達自己看法更容易更安全嗎？心情更舒暢嗎？難道一個持續執政幾十年，阻塞了社會通過和平的政治變革獲取更好機會的體制有什么值得贊揚的嗎？　　

說實話，就貧道來講，也寧愿選擇美國民主而不愿選擇卡扎菲的“民主”，甚至傻乎乎的薩科奇民主也比中國現在的民主強。貧道喜歡“能爭論”而不是“不爭論”，而且自信如果都能在一個舞臺上說話，不輸給“專家”精英們。問題只有一個：貧道不愿意成為美國人或者法國人。前幾天親戚的孩子選擇出國讀博，征詢貧道意見：究竟是英國好還是美國好。貧道的意見是去美國。理由是：到了美國，你一下子就進入這個地球上最強勢的群體了，一些你在其它國家努力一輩子還不見得能夠享用到的，成了美國公民就實現了，哪怕是最普通的美國人。干嘛不去美國！？　　

當然，中新社這篇文章很低劣。這主要是因為該文罔顧事實，一屁股坐在薩科奇懷里的做法讓人有些惡心。　　

比如“卡扎菲，曾經有妥協的機會擺在他面前，但是他沒有珍惜。他只迷信暴力，他要用反對派的血，來讓所有的子民戰栗”這一段敘述并不是這幾個月大家眼前看見的事實。事實是沒人給卡扎菲活路。卡扎菲無論怎樣表示退縮和愿意談判，反對派和薩科奇都不答應，甚至操縱國際法庭發出逮捕令。作為一個新聞機構把眼前的事情就這么想說成什么樣就說成什么樣，很讓人傷心。　　

另外如在贊揚了戈巴喬夫后說“包括俄羅斯在內的那些轉型國家，盡管經歷了巨變與折騰，但幾乎沒有流血；而長期‘穩定’(實則停滯)的利比亞，如今卻面臨著可怕的社會裂痕”的一段文字也不像一個新聞社說的話。因為他們該知道葉利欽1993年用700名特種兵在T一80重型坦克和3架武裝直升機攻下“白宮”，一次造成393人死亡，879人受傷的事件。這可比卡扎菲下手狠多了。只是因為西方支持葉利欽這樣做而已，你們當年見過中國新聞社就此說過一個字嗎？“停滯”的利比亞人均國民收入達到一萬多美元，非洲第一。所有產油國在這20年都停滯了，隨便查查資料就知道。而“轉型國家”中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獨立后，十幾年后還有一些國家人均收入沒有恢復到1990年水平。烏克蘭1990年人均國民收入5200美元，2010年3000美元。格魯吉亞從20年前的3000多美元降低到現在的2000多美元，其中九十年代不到1000美元。普京腰都弄折了，2005年人均國民收入才達到1990年水平。一個新聞社張嘴就說瞎話真讓人惡心。　　

同時，中新社文中一些邏輯敘述也不周延。比如文章批判“誰笑到最后誰就代表民心所向的邏輯，實質上鼓吹的是一種暴力思維、‘槍桿子至上’思維”。理由是“中國外交部的表態是：‘中方尊重利比亞人民的選擇。’這個表態的意義，首先是承認利比亞半年多來變局的主體是‘人民’”，因此“我們知道卡扎菲并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這無非在說利比亞反對派笑到了最后，反對派就代表了人民。巴林國王笑到了最后，國王代表人民，那些死在巴林街頭的人顯然不代表人民。見過這樣恬著臉說道理的新聞機構嗎？　　

雖然中新社事實敘述顛三倒四，但基本道理還是讓人值得思考的。這些年來我們看到確實是這樣情況：發達國家基本采用票決方式決定首腦，社會安定，貧富分化輕，言論自由，大家享受比較充分的公民權利。另一方面，中等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在二戰獨立后的第一屆領袖大多長期任首腦，連續當二三十年領袖的多得是。這些國家有的一直皇權統治，如海灣六國。有的是軍政府或者基本受軍事集團支配，如拉美上世紀后期、泰國甚至現在的埃及。有的受宗教集團支配，如伊朗、阿富汗等。有的基本由部族力量決定國內政治走向，相當多非洲國家都是這個樣子。還有一些一黨長期執政，這主要是社會主義國家。一些看起來是選舉政治，但國內一些大的家族或利益集團左右政治走向，如東南亞一些國家。無論這些國家采取的是選舉制還是君主制，公民權利、言論自由方面都達不到西方標準，少數利益集團操縱國家政治的情況很明顯，國內貧富分化嚴重，發生社會動蕩的都是這些國家。　　

兩下一對比，制度孰優孰劣基本是明擺著的。這也是新聞周刊能夠洋洋灑灑寫出這么多文字的基本理由。任何其他論證都必須正視這種基本狀況，否則就顯得強詞奪理。　　

那么結論是不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就應該從現在這種體制變成西方體制呢？似乎也沒什么疑問，畢竟人向高處走嘛。　　

但是疑問還是有的：發展中國家獨立到現在也六七十年了，為什么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無論做多少次轉軌和調整，沒有一個能達到西方民主政治的標準？即使像韓國、臺灣地區這樣美國大力扶持的國家和地區也做的不倫不類？好像世界從上世紀前半葉就凝固成兩個部分，就像一個錢幣的兩個面。除了錢幣邊緣有些不倫不類的，大的一面怎么做都是民主自由，另一面怎么搞都不民主不自由。　　

如果這也是基本事實，那么值得考慮的就是：一人一票的選舉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上才能實現的。貧道對這個問題有點認識，是通過當本小區的業主委員會委員時感悟的。　　

我們小區有規劃有些怪：一個狹長的小區，中間是30多戶別墅，兩邊是多層居民樓。大前年我們原來的物業公司撤離了，業主委員會聘請新物業公司時，要商量究竟別墅和多層每平米各交多少物業費。物業公司先提出總計收多少錢他們才進入。按照這個總額，兩種戶型原來交的費用均提高50%就夠了。由于別墅區業主少，在6名業主委員會成員只占2名。開會時多層業主代表提出他們按提高50%交沒意見，但別墅區要翻一倍才行。別墅區業主委員就說，如果這樣等于交給物業公司很多錢。多層業主委員堅持自己意見，最后表決通過了他們的意見。當時我就想，其實如果他們提出一種多層一分不交都讓別墅交的議案也照樣能通過。當然，通過的決議是實施不了的，最后小區分治為三塊。　　

我就想：看來只要議題內容是博弈性質的，也就是你贏我就輸，你占的便宜就是我吃的虧，那么用票決方式就解決不了問題，因為多數一方一定可以實施“暴政”，最后崩盤。這讓我理解了美國聯邦憲法制定的理由。美國獨立后大量窮人因欠債瀕于破產。當時美國為邦聯制，各州實行一院制的議會。有的州有窮人議員提出發行紙幣。發行紙幣會形成通脹，對債務人有利，等于硬賴富人的賬。窮人肯定占多數，結果13個州中竟然有7個州按照“人民的意愿”通過了發行了紙幣。富人們驚呼“倘使民主分子多分得一些立法權，即讓他們在立法機構中起支配作用或占優勢……他們就會通過表決剝奪你們的財產”（霍夫施塔特《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不知道成天喊民主的人想過這個道理沒有，起碼美國聯邦憲法制定者想到了。憲法主要起草人麥迪遜對此表述的很清楚：“一般生活艱苦……人的數目，一定會超過與貧窮絕緣的人。根據平等選舉的原則，政權必然會落入前一種人的手中……應該組織這樣的政府，使富裕的少數人得到保護，不受多數人的侵犯”。美國三權分立的聯邦憲法實際就是為實現“使富裕的少數人得到保護，不受多數人的侵犯”的目標制定的，這里就不詳述了。可以說，沒悟出這個道理的人，基本是想不清楚在私有制社會中，實現真正意義的票決民主最終會是個什么結果。　　

中新社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執政者更替上，說執政者不給人民出路會堵死和平變革的道路，就會發生玉石俱焚的結果。這句話聽起來一點毛病也沒有，但放在歷史背景上就不合適。厭惡卡扎菲一個人執政40多年可能真的是今天利比亞多數人的情感，但這不說明卡扎菲始終“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二戰后推翻殖民統治建立獨立國家的第一屆領袖大多數都任期很長時間。如果大多數都這樣，一定有一定道理。什么道理？因為殖民地國家大多此前不是民族國家，尤其是列強當年往往根據列強占據地盤分割這些地區，造成這些地方缺少形成一個國家必須的條件。就算利比亞殖民化也是東、南、西北三個酋長國。如果按民族、部族、宗教等認同感來組合，幾乎整個非洲、中東地區都要做非常劇烈的調整。調整的結局必然是不斷的戰爭。避免這種持續戰爭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出現一個各派在“完成獨立”、“推翻皇帝”等革命性成果方面產生認同感。這就是為什么當時獨立領袖或者封建王朝推翻者總能夠在很長時間取得大多數人認同并維持了長期統治的原因。離開這個歷史背景談獨裁，批判“卡扎菲由暴力上臺，也由暴力下臺”并不給力。普世派最大的特點就是找到一些“好詞兒”，完全抽去歷史內容做陳述。這樣并不道德。　　

從發展中國家這六七十年的發展史看，在八十年代前，阻止這些國家通過票決選總統的主要是西方。從現在解密材料看，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整個拉美國家發生數十次推翻民選總統的軍事政變并形成軍閥統治，基本都是中情局干的。亞洲的蘇哈托、吳庭艷、阮文紹、郎諾等軍事獨裁也都是美國扶持的。非洲也不缺少這樣的實例，如剛果。直至蘇聯解體前，西方并不以“獨裁”和“不民主”來指責這些國家，相反，倒是社會主義陣營支持這些國家實現民選政府。不了解這段歷史而用西方普世價值空談什么獨裁、專制一點不顯得高明。　　

到了新世紀，維持一個人或者一個家族長期占據國家領導位置會讓這個國家失去選擇機會。不過“人民的選擇”是有具體內容的，無非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組織制度和外交政策幾個大方面。現在看，反對卡扎菲統治集中在政治制度上，也就是讓卡扎菲家族下臺。其他方面的選擇意圖不甚明了。部落社會和外交政策估計沒啥選擇，因為卡扎菲早就投降西方了。能選擇的就是經濟制度方面究竟是否維持卡扎菲高福利、勞資共享的經濟制度不很明確。　　

有一點需要考慮，1969年前，利比亞石油號稱世界最便宜石油。1970年卡扎菲要求大幅提高價格，石油分成比例提到50%，此后又幾次提高到75%甚至最后的92%。這個比例被稱為“世界最高”。卡扎菲高福利的經濟制度是建立在這個世界最高利潤分成上的。卡扎菲下臺這種“不合理”的石油分成比例降低的可能性顯然比提高的可能性大得多。比如伊拉克戰后外國公司分成從投資回收前的40%提高到60-70%，投資會收回從10%提高到了20%。這就是所謂“戰爭紅利”，不過這紅利是伊拉克人民回報西方的。即使西方從卡扎菲時期8%的分成提高到國際慣例的15%，西方每年也多得約30億美元。如果如同伊拉克人民那樣“慷慨”，就多得近50億美元。如果這是利比亞“人民的選擇”，貧道真的沒啥可說的。這每年30億或者50億美元可是卡扎菲從西方手里硬奪的，算不到卡扎菲罪惡里。　　

所以“人民的選擇”里究竟有多大人民的成分是值得思考的。一如歡呼過蘇聯解體的各前蘇聯共和國的老百姓，一如歡呼薩達姆塑像被推倒時的伊拉克老百姓都曾經被冠以“人民的選擇”。中新社“‘人民’一詞從出現的第一天起，就充滿了被挾持、濫用的不良記錄。多少罪惡以‘人民’之名行之”這段話，罵卡扎菲可以，罵反對派就沒機會么？　　

為什么大家都喜歡跑美國？很簡單，成為美國公民就成為占全世界便宜的人。我們都看得見：這幾十年中，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速度是最快的。發展中國家GDP年均增長率1992-2001年度為5.5%，發達國家為2.7%，前者快了一倍多。而且發展中國家的增長主要是物質財富創造，發達國家則是金融和服務業的增長。那么是不是雙方縮小的差距呢？還是世界銀行數據：1980年包括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中等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是發達國家的10.27%，1990年只占到6.59%，2000年繼續縮小到5.34%。新興市場國家經過20年努力，一個個興奮不已，但回頭一看數字，竟然比20年前差距擴大近1倍！而低收入國家1980年人均收入是發達國家的3.4%，2000年只占1.6%。中國人這十幾年可以說是最風光了，生產了世界一半鋼材，一多半水泥，全世界超市里大部分商品都寫著“中國造”，經濟增長率傲視全球，速度是美國的三四倍。所有中國人甚至全世界人都會以為中國人生活水平與美國人差距會明顯縮小。看看世界銀行數字照樣讓你嚇一跳：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1999年中國人均收入是美國的11.1%，2009年是11.8%。基本沒變化！　　

這就很有意思了。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創造了比發達國家更多的物質財富和資源供給，經濟增長速度遠遠高于發達國家，但是他們的生活水平與發達國家老百姓的差距卻越來越大了。這就好像我們看劉謙變戲法：3個核桃2個碗，你明明看見東邊碗里扣了2個核桃，西邊碗里1個，結果劉謙小手一揮，碗掀開，東邊1個西邊倆。究竟東邊碗里那一個核桃咋到西邊了，只要劉謙不給你說肯定看不清說不出傻子一樣。發展中國家這幾十年發展速度比西方高一倍，收入差距為什么擴大一倍，美國人不給你說，你一樣看不清說不出傻子一樣。　　

為什么中國老百姓都愿意跑美國？2007年中國最高收入20%居民人均12836國際元，與美國收入最低的20%群體人均收入12471國際元（體現實際購買力）、法國的12063國際元基本相當。在中國沒有希望混到20%最高收入的人，往美國一跑，再窮也過上好日子了，憑啥不跑？不需要流一身臭汗干活，生活水平還越來越高，不就是天堂么！不愿意進天堂的不就是傻瓜么？西方人靠著航母維護的世界經濟規則，金融體系，政治強勢、文化和價值觀的制高點，使巨額財富無聲無息地流向了他們那里，讓他們人民過著平等、悠閑和平的生活。　　

接著的問題是：為什么西方國家國內社會安定，矛盾緩和，公民權利充分，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搞得有聲有色？開始貧道也想不通，也是當業主委員會委員時想通的。我們小區是我們公司開發的，物業公司也是公司的物業公司，很多房子實際是職工低價買的。每平米多層3毛別墅5毛的收費標準也是業主委員會投票決定的，當時會上歡聲笑語，并沒有什么意見沖突。這么低的物業費實際是維持不住的，物業公司每年40萬費用，靠公司總部每年撥款20-25萬維持。大前年實行公司化經營，不撥款了，業主拒絕調高物業費，物業公司就撤走了。這才有了前面說那一幕。也就是說，在總計40萬費用中大頭是外面無償補充的，別墅5毛多層3毛沒意見。完全自己掏，4毛5和7毛5 的比例就承受不了了。也就是說，在又巨額外來補貼情況下，內部你多我少的矛盾就會緩解，完全靠自己掙，你多我少就尖銳化。　　

西方國家假如沒有遠超過自己創造的財富的補貼，在私有制情況下，結局一定是美國剛獨立那一幕（其他西方國家大多有殖民地）。后來有了巨額“不明資產”補充，就有了今天的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因此，在私有制條件下，巨額不明財產進行相對均衡的補貼是一人一票制的前提，否則就是多數人暴政。　　

貧道這樣說并不是孤證。早在2500年前雅典就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制，而且是每周都進行全民公決，絕對民主。但雅典人的生活方式也有些蹊蹺：按照當時10個奴隸的剩余價值才能供養一個雅典人悠閑生活的生產力狀況，雅典10萬奴隸顯然不能滿足15萬雅典公民和他們家屬過上悠閑富裕的生活。后來讀了威廉·弗格森《希臘帝國主義》有些明白了：5萬雅典公民中有四分之一在控制整個地中海霸權貿易的雅典海軍中通過做槳手、水手、水兵和當殖民地駐軍“就業”。同時有6000個人民陪審法庭的陪審員，500名議員和1300名官員等就業崗位，每天能領到兩個奧波爾（一個奧波爾大約可以讓一個家庭生活一天，或者嫖一次娼）的薪水。也就是大約40%的雅典人在為國家服務中就業。雅典人每周數次觀看的戲劇、音樂和各種比賽不僅不要票，而且也發補助。雅典人也勞動，但前述收入不會小于他們收入的50%。雅典國家怎么有這么多錢呢？5萬雅典人直接統治色雷斯等200萬人口的5個殖民地，軍力控制整個地中海、黑海涵蓋2000萬人口。阿里斯托芬告訴我們，數百萬希臘城邦要給雅典上繳“貢金”。當然還有海上霸權貿易。一個雅典貴族寫到：“雅典人阻止對手將商品轉運到除阿提卡以外任何其他國家，否則她就威脅將對手完全從海洋上驅逐出去”。沒有這些，雅典人肯定都去彎著腰干活討生活去了，哪里有興趣開什么公民大會。不足1萬斯巴達公民按軍營方式生活，以國家名義奴役15倍的美塞尼亞黑勞士和5倍的皮里阿西人給他們供應糧食、服裝和武器。這是他們成為公民社會，發明拒絕作弊的抓鬮民主的前提。取代雅典霸權后，雅典人的生存方式就成為他們的生存方式。古羅馬公民什么勞動也不參加，主要從事鍛煉身體，軍事訓練、打仗、看戲、泡澡。他們的公民社會和共和制度靠通過暴力維護一個奴役整個地中海沿岸和大半個歐洲的世界秩序存在。孟德斯鳩在《羅馬盛衰原因論》中這樣概括羅馬人生存邏輯的：“對人民來說戰爭幾乎永遠是一件快意的事，因為戰利品的合理分配事使人們獲得利益的一種手段。”　　

也就是說，從歷史上看，凡是實行一人一票的選舉制或者抓鬮選官體制，前提都是有巨額“不明來源財產”才行。巨額財產沖淡了私有制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所有公民都愿意維護這樣一個不出力不流汗的體制，這才會有真正意義的一人一票制。　　

真正這樣解釋一人一票制原理的，貧道還真沒看到過，當然更大可能性是貧道孤陋寡聞。每次看到包括長撟在內的右派煞有介事地討論民主貧道都偷著笑。因為連邏輯和歷史都不研究一下，光說點“好詞兒”一點意思沒有。了解這些邏輯和事實，再談民主和專制也不遲。　　

發展中國家全都一個德行：貧富分化嚴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世界上基尼系數最小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大約0.20-0.25（中國1985年是0.24），其次是發達國家，0.25-0.35。撒哈拉以北非洲和亞洲發展中國家是0.35-0.45。美洲發展中國國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是0.48-0.55，甚至道道0.6。現在沒了社會主義國家，總體講發展中國家基尼系數在0.4-0.55之間，發達國家在0.25-0.35左右（美國0.41偏高，但美國“不明財產”最多）。發展中國家專制，西方民主，與以上結構有沒有關系呢？一定有，相關系數太高。實際上，想通獨立時的美國和今天的美國的差別就知道了。　　

張木生說世界是一個錢幣，發達國家一面，發展中國家一面，誰離開誰都沒這個錢幣。發展中國家財富“不明損失”，在私有制情況下自然貧富差距嚴重，社會矛盾尖銳，因此要“維穩”，沒有一個強力維護這種剝削秩序的專制體制是不行的。西方國家財富“不明增加”，私有制情況下收入差距縮小，社會矛盾緩和，大家都愿意維護這樣一個占便宜體制，適合一人一票。兩種互相依存的經濟關系決定兩個互相依存的政治結構，誰也不用羨慕誰，誰也不要指責誰。　　

問題在于，為什么今天西方和中國右派都慌著拿民主、人權衡量發展中國家呢？很簡單：為了維護和強化現有世界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價值觀秩序。沒有這個秩序這個全球化錢幣就沒了。如果今天全世界發展中國家，起碼新興市場國家都搞社會主義，收入平均化，制造能力還那么強，于是兩頭在內，不與全球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價值觀秩序接軌，變成兩個錢幣，西方必然失去“不明來源財富”，所有矛盾都顯露出來了。因此，把所有國家的社會主義想法給搞臭，政治上都不穩定，經濟上都私有化加兩頭在外，他們過得就安穩些。因此，民主就成了“好東西”，是一個可以把發展中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想法給搞光的有效措施。僅僅這一個法寶就能把一個發展中國家搞個七葷八素，就像這些搞出來的索馬里、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　　

撒哈拉以南非洲剛獨立，開始都搞點國有化等，1960年相當于發達國家25分之一，1970年相當于發達國家的20分之一。1980年變成15分之一。八十年代中后期獨立領袖先后死亡或下臺，動亂開始，1990年迅速下降到38分之一，4年后下降到51分之一。2000年下降到接近60分之一，差距比“普遍獨裁時期”擴大4倍。1989年伊拉克人均GDP4500美元（兩伊戰爭前7000美元），是美國的5分之一。兩次美國入侵，2008年才恢復到2989美元，美國的14分之一。伊拉克經濟沒發展？照樣發展，1989年海外戰爭前伊拉克出口額只有104億美元，2009年達到409億美元，蒸蒸日上。以民主的名義讓發展中國家陷入長期動亂對西方的好處，對現存秩序的穩定作用，不是簡單幾句話就能說完的。　　

中新社這篇重要文章，含義是深刻的。其結尾“逐步但堅決地給人民選擇的權利，否則，全社會退無可退的可怕圖景，終會是每個轉型社會揮之不去的夢魘”，不是教訓別人，而是告誡中國共產黨，呼喚中國的“民主”到來那一天，共產黨自動下臺，別惹出麻煩來。讀懂世界當代史后，還能有別的結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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