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了“專欄作家老愚”的文章《重慶紅色頻道發出的信號》。此文被稱為資本主義改革派占領社會主義輿論陣地,奪取無產階級政權的宣言書。原文如下:
重慶官員的決心非常之大,“資本主義社會在宣傳它的宗旨的時候,做社會活動的時候,都能保證有一家電視臺不做任何(商業)廣告,我們為什么做不到?”市長黃奇帆稱,所需三億元人民幣由市財政和重慶廣電集團均攤。
按照發言人的解釋,紅色頻道區別于“文革”的在于,不僅僅有革命影視節目,還有介紹西方政要、科學家、音樂家等內容。
公益頻道,聽起來不壞,仿佛也是按照國際慣例,資本主義社會做的好事,我們也能做好。但這里面顯然存在深刻的誤解:首先,公益電視或公共電視,不等于政府電視、國家電視、公營電視,它是由政府出資、基金會資助,委托他人獨立經營的非營利性機構,編輯獨立,不受任何人指使。其次,它是為公眾服務的,憑良知選擇傳播那些符合人類普世價值觀的精神產品,而非任由至高無上的上級耳提面命、指導公眾樹立官方欽定世界觀。更重要的是,它跟公眾的關系是平等的,尊重他們的感受和精神需求,而非強加于人。照此國際通行準則,重慶電視臺顯然不在此列。
驅逐非革命的電視劇和廣告,所謂公益電視其實就是意識形態宣傳工具。
此舉標志性的意義在于,中共在重慶這個直轄市收回了貌似放棄已久的輿論陣地,將受商業資本支配的頻道置于掌中,可以放手播放自己愿意輸送的任何東西。不言而喻,電視的媒體屬性消失了,變成赤裸裸的宣傳陣地。這不啻為明確的信號,公產即黨產,黨有官有合二為一,被壓縮的就是企圖拓展空間的民間資本和境外資本。
內容的全部意識形態化,宣告“紅二代”主導中國人民精神的決心和意圖。中國屬于社會主義,紅旗不落。這是他們的愿景。也是給那些以為中國會褪色,進而步入公民社會的人們的一記勾拳。
社會仿佛在重慶停滯,時間似乎在此凝固。但這恐怕只是個開始。媒體稱,江西、西藏、河南等地已經效法紅色重慶的做法,開始涂紅自己的領地。
一茬茬中國人在紅色文化侵染之中長大、變老,革命傳統絕無斷代之虞。他們或許擔心的是在互聯網時代長大的一代,這些逐漸接受了真實歷史,接觸外面世界的年輕人,看待中國的眼光已經改變,他們或許已經感受到一簇簇質疑的目光。強塑是為了洗腦,將尚未定型的人置于那種宿命般的文化中,讓其完成自我否定。
“造反有理”的革命邏輯,將中國從“舊社會”引向“新中國”的光輝歷程,偉大的領袖,英雄的共產黨員,支持革命的民眾,驕傲的日本人和國民黨如何敗在我們手下。我們如何戰勝一個又一個困難,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我們身邊到處都是雷鋒式的人物,那些好人就是我們的楷模。人生最大的意義就是,舍小我為大我。世界簡化為一個簡單、美好的烏托邦。活生生的重慶人,有人生煩惱和苦悶的重慶人將不再存在。
這是一場消除雜音的維穩運動。在停滯中強塑一個靜態的場面,這是中共擅長的手段,也是中國社會無從邁向現代文明的癥結所在。
這是一次急剎車。接近文明世界入口的中國人,被迫假裝退回某個蒙昧時代——表面熱鬧、有活力,有精氣神的時空。強制性的灌輸,比庸俗的電視劇更壞——人們至少還有選擇的權利,如今只能“學好”,“做好人”。而且,現在的庸俗恰恰是思想管制的結果,制作者為了安全不得不炮制千篇一律的無聊玩意兒。
更重要的是,在精神頹喪的今日,這些被用作強心劑的文化產品,很難找到注射口,人們只會體會到某種滑稽感——時空錯亂。置身于重慶紅色頻道,人們會油然而生魔幻般的游戲感。
長遠來看,傳承紅色文化的結果可能會非常嚴重。毫無疑問,這些作品提供的是一部不真實的歷史。否定前人和傳統,以創世紀自居。紅色文化是自成一體的贊歌,是自我定義歷史和執政合法性的政治工程。從《白毛女》、《紅色娘子軍》、《地雷戰》、《江姐》、《洪湖赤衛隊》到《大決戰》、《亮劍》等,無一不是這項偉大工程的組成部分。沉浸其中,將很難窺見歷史的真貌。一旦獲知真相,人們將會產生可怕的虛無感。
紅色文化高亢的精神氣場,或許可以喚起老去的青春記憶,給予他們某種精神認同。公園里有一批一批老人,高唱著蘇聯歌曲和新中國歌曲消磨時間,那曾是他們生命的寄托,人生的價值就在其中。但對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受迫害者,比如“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以及各類現行反革命分子及親屬,那是令他們顫栗的東西,會讓他們產生條件反射式的痛苦。每一首革命歌曲后面,都有無數人苦澀的眼淚和血汗。革命總要尋找敵人,那些曾經的敵人和正在成為敵人的人,在紅色文化的主旋律面前何以自處?毋庸置疑,高亢的紅色文化將損害中國的和解進程,阻礙統一大業。
紅色文化的本質是排他的,一元獨尊,將極大地壓抑人性,窒息思想,人的創造力和活力無從發揮。這肯定不是一個好的時代。那些虛假過時的主旋律影像,把人作為意志驅使的符號,一個從屬于主宰的奴隸。所有的片子無不散發出精神自大癥、狂妄癥的氣息:意志決定一切。一個永遠正確的神祗——只不過是人(毛澤東、鄧小平等等),追隨者們發揮主觀能動性,服從與自我奉獻。提倡崇高的犧牲,為了黨的事業民族的存亡等等,外在于人性的工具論、目的論,本質是非人的,是要剝奪人的幸福感和現世價值的。薄熙來所講的主流價值觀就是如此,無不滿,牢騷,無不良情緒,一心一意聽黨的話。
推行紅色文化的前提是,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觀是有害的,不適合中國國情。成為社會主義一員,你才有安全保障。統一思想,或許會窒息某些人的思想,但對社會和大眾是有利的。這其實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的要求。只知國家不知社會,消滅一切構成自發性的東西。所有東西都必須成為國家的工具。大眾喪失了自己的意志,以國家意志為意志,以服務于此意志為歸宿——一個干燥、干癟、簡單的人類集中營,交出思想和意志,服從于權威,給予你生存的權利。
此次最新奇的說法或許是,黃奇帆大聲宣告:紅色文化屬于人類優秀文化財富,理應傳承。他甚至自比于莎士比亞。其中的玄機耐人尋味。紅色文化或稱黨文化,是中國香火獨傳的革命傳統,人物、情感都在半人半神之間,在他面前無中無西,無古無后。作為意識形態的闡述,對了解中共的革命觀念有益,盡管也有一些劇目賺取了境外幾聲鼓勵,但從未有官員敢如此定位。黃奇帆此言固不值一駁,但從中可以看出某種強烈的信號:他們試圖孤注一擲奪回意識形態領導權,通過重塑主流價值觀,為中國的獨特性存在張目。紅色文化屬于人類文化遺產,既消解了某種對立思維,又強調了其獨特價值,一箭雙雕。以紅色統領人民,是包含將革命文化合法化的努力。
在主推紅色文化之余,點綴一些世界知名政要、科學家、藝術家,看似開放,實際仍是重回文革前的統治思路。只不過,以前是師蘇聯,現在假意借鑒人類文化,骨子里以己為師。國力增強給予的自信正表現在這兒。薄熙來在最新講話里,反復強調鄧小平發明的“四項基本原則”,其中的含義不可不察。他似乎看定了中國的走向——重回社會主義,以此巧妙地將毛澤東的革命斗爭精神和鄧小平的反對和平演變貫通起來,勾勒出一條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精神圖譜。他于是成了合法的繼承人,這也是對呼吁政改的改良主義者的當頭一棒。 人們在觀察,當習近平和薄熙來的政治同盟締結起來之后,中國將會怎樣?
問題或許是,中國是否支付得起獨特存在的代價?
“精神變物質”,薄熙來信奉的毛式真理,真的會梅開二度么?
《重慶紅色頻道發出的信號》(以下簡稱“信號”)是篇“雄文”,邏輯縝密,論據充分,只可惜立場、觀點錯了。作者老愚站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普世價值觀”立場上,站在他所說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以及各類現行反革命分子及親屬的立場上,視“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觀”,無產階級革命,紅色文化為洪水猛獸。老愚故意無視主流媒體已被“染白”的現實,把重慶唱紅說成是官方高層的意志,認為“紅色文化的本質是排他的,一元獨尊,將極大地壓抑人性,窒息思想,人的創造力和活力無從發揮”。而事實卻正如網友所揭露的,30多年來中國革命的紅色已漸漸褪去,辛子陵、李銳等人的反毛反共謊言登上各種主流媒體,李銳還被請去參加17大;軍人方永剛美化蔣介石被樹立為先進人物;中央 黨校 教授公開美化蔣介石時代,污蔑毛澤東時代;提倡中美國,對美國絕對開放的龍永圖、吳建民及污蔑革命的袁偉時、茅于軾、吳敬璉、張五常、厲以寧、李銳、辛子陵是政府的重要智囊;黨報南方系、中青報,以及《炎黃春秋》、《冰點》等媒體誣蔑革命,美化蔣介石時代;美化國民黨和侵略者,丑化革命的《建國大業》、《色戒》、《集結號》等電影被主流黨媒體炒作;凱迪、騰訊、新浪、網易、英國金融時報網等網絡媒體反毛、美化蔣介石從來不受打壓;為美化西方資本家而編造的《華爾街》、《大國崛起》在央視播出;黨報南方系編造事實美化劉文彩,政府報紙編造“八百壯士最后老兵”謊言美化蔣介石;污蔑革命、美化壓迫、反毛的袁騰飛、袁偉時、朱學勤等人被政府媒體熱捧;編造毛澤東稿費的文章被河北省的官方媒體發布;教科書去掉包身工、魯迅文章、狼牙山五壯士等革命內容;中青報、南方系等媒體美化藏獨勢力;反毛、罵毛的書,引用國民黨資料美化蔣介石的書,可以公開發行。
紅色網站被邊緣化,認同文革的文章被主流媒體封鎖,倡導紅色的《中流》雜志被關閉;只有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等極少數左派網站,在經常被打壓的狀態下可以合法生存,而別的宣傳紅色的人民春秋、華岳論壇、中國工人網等網站被封閉;在網絡媒體之外,不允許一家左翼媒體存在;宣揚毛澤東思想,認同革命的“一枝清荷”網友被軍校開除,張宏良等人擁護毛澤東的文章被主流媒體封閉;洛陽、鄭州打壓唱紅歌和紀念毛澤東活動,徐州把紀念毛澤東活動定為非法集會;西安趙東民反國企改制被抓;反藏獨游行、抵制日貨等民間行為被《中青報》、《南方周末》譏諷為“愛國賊”。代表廣大底層民眾的網友擔心,再這么發展下去,就很有可能重演鄧力群1989年12月在北大演講時說的“我們的學校是個美國教會學校,聽說校方為了保護美國的財產,在教學樓的樓頂上鋪了美國的旗幟。在中國讀書,竟然要頂著美國的旗幟上課。受到很深的刺激,感到莫大的污辱。走出校門不遠的地方,有個日本隨營妓院,外國兵經常酗酒鬧事,辱罵毆打中國人。再往前走,就是東單廣場,不準中國人入內。經常見到外國兵在那里武裝操練,向中國人示威。緊接著的是東交民巷,有外國的使領館,各國的駐軍,享有治外法權,完全是“國中之國”。外國駐軍不僅在這里面耀武揚威,而且常常到北平郊區實彈演習。國土被踐踏,民族受凌辱,令人無法忍受”。“蔣介石國民黨自己不救國,不抵抗,還對愛國救亡分子抓的抓,殺的殺。賣國有功,愛國被殺,這是一種什么世道?”
重慶電視臺在資產屬性上屬于全民所有制,它應該是公共媒體,要為多數人說話。現在薄熙來領導的重慶市委市政府要恢復它的本來面目,是合乎規律的得民心之舉。在眾多電視臺中拿出一個來作為沒有商業廣告的公益電視臺不存在所謂的“排他的,一元獨尊”和“剝奪人們選擇的權利”。因為電視臺、電視頻道有很多,遙控器在觀眾手里,欄目辦得不好,觀眾可以不看。至于說是“驅逐非革命的電視劇和廣告,所謂公益電視其實就是意識形態宣傳工具”,也不必諱言。重慶電視臺就是要宣講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唱響社會主義的主旋律,做對社會公眾有益的大眾傳播工具。
對此,億萬網友作出如下評論:在中國的中等以上城市中,重慶的城市面貌不是最好的,生態環境不是最優的,市民的人均收入也不是最高的。但重慶卻實實在在地被評為了中國最幸福的城市。
因為什么?因為人們的一種感覺。重慶有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弘揚了天地之間的浩然正氣。市民唱紅歌,讀經典,演講現實中涌現出來的好人好事。人民政府、專政機關打黑除惡,反腐肅奸。整個城市,整個社會人心向上,人民群眾心情舒暢。無論是在大江南北,還是在天涯海角,一說起重慶,說起重慶的現任帶頭人,大家都伸出大拇指,投來贊許的目光。這種感覺真好。
重慶電視臺沒有像湖南衛視臺,江蘇臺等為了收視率而選擇了三俗,為了迎合感官刺激,選擇的是嘩眾取寵的辦臺模式。這種模式吸引了廣告,即吸引了資本家的眼睛。而重慶的唱就是唱紅歌,讀經典,演講現實中的好人好事。這就是我們對重慶的唱,讀,演的理解聯想到我們其它地區的孩子們,許多孩子們上網成癮,最后為了幾塊網費,而殺死自己的爺爺奶奶的時候,我們感覺重慶不會,因為孩子們在唱紅歌,在讀經典,在講好人好事,誰還有時間娛樂自己呢。 我們在重慶電視臺看到重慶文理學院,講了一個老師因為學生遲到而懲罰了該學生,但是我們的家長,我們的孩子沒有抱怨這樣的懲罰。因為我們的孩子是為這個老師尋找治療心臟病的草藥而遲到的。而我們的老師是希望我們的孩子要成為一個有用的孩子而懲罰,他不希望他成為孩子的拖累。被教育者,沒有把教育看作職業,而是看作義務。教育者沒有把被教育者看作交易的對象,而是看作社會的希望和未來。所以我們的老師為社會為國家而愿意懲罰,而我們的學生把老師看作智慧的啟迪者而被懲罰。所以這里不會出現什么老師被家長告,也不會出現學生毆打老師。那么我們的教育界是不會出現精神病的,我們的學生不會出現自閉癥的。
我們還看到重慶電力專科學院學生講到,一個電力系統的線路巡查工默默無聞的故事。巡查工在許多地段是無法開汽車的,依靠的是自己的雙腳,遇到什么故障要及時排除,才能滿足千家萬戶的用電需求。我們的普通人,沒有把電力系統看作什么電老虎,電霸。而是看作了為人民服務的老虎,為普通大眾服務的好霸王。因為只有每個職工成為自己業務和敬業上的小霸王,才能更好的為人民服務。在重慶這個地方,商業行為政治化了。也就是說每個人的職業不是謀生的手段,而是一種成就個人價值的平臺。那么誰還在乎高低貴賤,誰還在乎什么體力和腦力的分工呢?那么誰還有時間把差別放在自己的精神之中呢?在精神之中沒有了差別,那么會有什么精神病呢?所以我們的重慶是最幸福的城市。
我們的大學生只有走向社會,實踐于社會,服務于社會,才能發現社會的閃光點,才能寫出真實的東西,才能講得出真實的東西。所以,他們講的故事,都能催人淚下。那么我們的大學生們就不會成為什么人的二奶了,不會成為馬家爵了。當然他們一定會知道我們這個社會需要什么,就會為這個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了。
有了唱,讀,演,那么我們的普通人是就有精神食糧了,誰還會賭博,吸毒呢?誰還會嫖娼賣淫呢?
而我們的有了唱,讀,演,就知道了我們的普通人是有眼睛的,有思想的,有信仰的,有智慧的。那么他們只有比普通群眾更有智慧,更有道德高度,才能說服老百姓,才能規范老百姓,才能為人民更好的服務。那么誰還有時間去搞歪門邪道,誰還敢坑害百姓呢?
有了唱,讀,演,那么我們每個人都有了正確的政治方向和人生目標。善良和道德就會潛移默化到我們的骨髓之中,誰也不會成為被譏笑的對象,被鄙視的對象。那么我們的歌星和影星就不會出現什么緋聞了,因為這個社會不需要,因為我們的電視臺和網絡沒有空間去登載這些東西。
一旦普通人有了政治覺悟,能夠用辯證的觀點看待問題,能夠用事實說話,有堅強的信仰。那么這個群體的政治智慧就更加高尚,更加高遠。那么還有什么困難不會被解決的呢?那么時間和空間又這么能現在光榮,正確的人呢?
所以說,我們的重慶臺,他們追求的不是短期利益,不是幾個人的少數利益,而是社會的長期利益。那么他們就不會在乎什么收視率了,因為他們是智者,是思想的傳播者。那么這樣的電視臺,影響的不是一代人,而是幾代人。
重慶是最幸福的城市。幸福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更是一種感覺,一種心理預期。這種感覺讓重慶人感受到了幸福。這種心理預期,會讓中國人滿懷希望地憧憬著幸福的感覺。
“信號”有一個觀點,公益電視臺必須宣揚“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觀”,也就是另一位代言人秦曉說的以“現代性”取代現代化,用普世價值取代社會主義價值觀。“現代性”源自于赫勒的《現代性理論》,它是站在后現代視角把現代性闡述為“自由成為了現代世界的基礎”。現在本身作為一種限制,作為一種“此時此刻”,作為一個總是向無限未來超越的重要階段,被想象成自由的領域。通俗地講,“現代性”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政治、經濟、市場的全面自由化,也就是所謂的普世價值。它的理論基礎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它繼承了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并走向極端,大力宣揚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和全球化。其基本特征是:1、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觀,主張應迅速把公有資產低價賣給或送給私人,認為私有制是人們“能夠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2、多要素創造價值的分配觀,否定活勞動創造新價值和私有制具有經濟剝削性質,認為貧富兩極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現象。3、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把國家的作用僅限于“守夜人”,反對馬克思主義和凱恩斯的國家干預政策。4、主張一切產業都無須保護,實行外向型的出口導向戰略。這套理論誤導中國經濟發展三十年,使私有化泛濫,資本日益猖獗,公開向美日歐輸送利益,導致貧富兩極分化,人民群眾住不起房,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老無所依。在人民大眾眼里,哪里還有什么公益性可言。
輿論陣地必須掌握在人們手里,這是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現在社會主義思想輿論陣地的喪失,已使這個社會是非不分,信念蕩然無存。當高尚受到嘲笑,卑鄙就會流行;當真誠受到嘲笑,虛偽就會流行;當公而忘私受到嘲笑,自私自利就會流行。當偉人毛澤東和民族英雄受到玷污,漢奸賣國賊就會泛濫。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會相信,中國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進的原因得益于1949年至1976年毛澤東時期的土地改革政策、社會主義改造、普及義務教育、簡體字、保健與福利政策,得益于重建中國精神和民族自尊的先進文化,得益于共產黨對迷信、秘密會社、黑幫、三合會和宗派的鎮壓幫助中國打破了盤踞地方上的貧窮。正是毛澤東反剝削壓迫,讓不可一世的美國在亞洲連敗兩次。毛澤東向世界輸出革命亂了美國,卻保護了中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自己不用出手,卻有東南亞人民的普遍支持,讓美國退出東南亞,為中國贏得了60年的和平環境。不僅中國人民懷念毛澤東時代,信仰毛澤東思想,世界人民也崇敬毛澤東思想。就連我們的戰略對手也在學習研究毛澤東思想。
中國人民自發地紀念毛澤東,想念毛澤東,就是要求中國重新回歸毛澤東思想的指引,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不能簡單地被叫著走回頭路,因為30年的資本主義補課業已完成,中國的內政外交已經走入內外交困的死胡同。歷史再一次證明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廣大工農大眾不希望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是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是爾虞我詐的骯臟世界,是物欲橫流的墮落世界,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冰冷世界,是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有力無工作、無力無保障的世界,是內厲外荏的世界,是轉基因主糧所向無敵的世界,是洋人的疫苗殘害一億中國兒童的世界”。中國的廣大工農大眾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他們的政治訴求是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充分照應的正義之聲。總結建國60多年的發展歷程,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中國必須走一條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對內反腐肅奸,關注民生,對外獨立自主,向強權宣戰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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