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埃及的街頭革命比，中國最缺什么？

司馬平邦

2011年2月5日，以“一黨制”治理埃及的執政黨埃及民族民主黨領導層進行了大換血，包括總書記謝里夫和副總書記兼政策委員會主席、穆巴拉克總統之子賈邁勒都宣布辭職，只留下32年來“一人制”治理埃及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留任該黨主席，另，一位叫胡薩姆·巴德拉維的民族民主黨成員成為該黨新的總書記和政策委員會書記。

看似，穆巴拉克中以此為讓步作為與開羅解放廣場上聚集不散的那些牽動全世界神經的抗議者們的媾和條件。

最初，中國的自由派學者們對發生在突尼斯、埃及，以及也門、約旦等中東或者北非國家的一系列街頭革命，都懷抱著無限的期許，因為這些街頭抗議者打著的招牌都是反腐敗，尤其是在突尼斯，抗議者對專權20多年的前總統深惡痛絕，但又并不想完全推翻由其領銜的政治體制的統治，他們的訴求很快得到滿足，總統夾著尾巴逃跑了。

不過當這股街頭革命之風轉眼吹到埃及的時候，風向卻為之大變，在那些使用Facebook、推特的年輕抗議者身后，全世界都看到了一個叫作穆斯林兄弟會的宗教性政治組織的身影――穆斯林兄弟會（al-Ikhwān al-Muslimūn），伊斯蘭復興運動的宗教性政治組織，1928年由哈桑·巴納于埃及伊斯梅利亞創立，最初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班納運動”，后改為“穆斯林兄弟會”。1933年在開羅設立總部，并在埃及50個地區建立分支組織，最高領導機構為訓導局，哈桑·巴納任總訓導師。1938年，兄弟會轉入政治斗爭，以建立政教一體的伊斯蘭國家為最終目標，1948年，兄弟會軍事力量在反對以色列建國的巴勒斯坦戰爭中得到加強，但哈桑·巴納卻于1949年被暗殺，1952年，兄弟會參加推翻法魯克王朝的革命，隨后與納賽爾政府發生沖突，遂于1954年遭到鎮壓，1970年納賽爾去世后，兄弟會仍是非法組織，但被允許舉行集會和出版刊物，對薩達特政府持溫和的反對派立場，1982年后，兄弟會放棄暴力活動，與激進的伊斯蘭組織開始保持距離，并間接參加議會政治，向合法的政黨一步一步轉化，到目前為止，穆斯林兄弟會已經成為穆巴拉克統治下的埃及政體里最大的反對派。

其基本宗旨是：以《古蘭經》和圣訓為基礎，在現代社會復興伊斯蘭教，建立伊斯蘭國家，實施伊斯蘭教法；以哈里發為統一象征，建立不分民族、不受地域限制的穆斯林世界社團，擺脫外國援助，清除外來影響。

這與自上臺之后已接受了400億美元的美國政府援助，并因此而成為美國在北非的最強大同盟者的穆巴拉克政府可謂針鋒相對。

當然，包括穆斯林兄弟會在內的埃及反對派這次能發動如此震驚世界的開羅街頭革命，亦與專制統治埃及32年的穆巴拉克政府變得越來越腐敗、越來越無能有莫大頭系，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穆巴拉克32年來之所以在埃及不倒，依賴的手段除了為常人所知的“專制”二字之外，更重要的，我認為還是美援，是長久以來至少400億的美援支撐著它。

所以，當下的埃及政局與1940年代后半的中國政局頗為相似，專制和美援恰恰是當時蔣介石政府的兩件利器，只是當時的中國，有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作為最大的反對派，且這個反對派手里有幾百萬荷槍實彈的士兵。

所以，度測埃及政局當下的變化趨勢，以1940年代后半中國的政局走勢做參考一點兒不會錯，若說它們之間有區別，就是作為當政者的穆巴拉克政府可能還不夠如蔣介石政府那么專制和腐敗，以及作為最大反對派的穆斯林兄弟會也不夠如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那樣有軍事實力。

所以，埃及的政局改變暫時不是通過戰場，而只能通過手無寸鐵的街頭抗議來實現。

我相信，說埃及的反對派相似歷史上的毛澤東革命集團，一定有許多中國的自由派為之不齒，為之憤怒。

所以，我要引入另一個證據，即當今的美國政府對埃及政局的態度。

近20年來，美國從來是以在第三世界國家支持反對派搞顏色革命而達到擴大其在該地影響力的資源占有的目的，但奇怪的是這一輪的從北非到中東的街頭民主運動中，反對派們的身后卻獨獨缺少了美國的身影，到開羅街頭運動開始，謎底找到了，因為開羅的的街頭運動最明確訴求之一是反美，這是穆斯林兄弟會這么多年來能在埃及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埃及的街頭革命討求之一就是壓縮美國在埃及的影響力，而不是更依賴于美國和最終惠顧于美國，這是阿拉伯世界繼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發動的對美國世界霸權的極端手段式的挑戰之后，對這種霸權的又一次和平方式的挑戰，或者說，是一種帶著深刻的阿拉伯宗教印跡的民主斗爭。

當然，這也是種中國的帶路黨人們實在無法接受的民主方式――在他們的腦子里，凡是民主，就都要是和美國人站在一起的，這次，它們卻站在相對方向上。

亦有人說，這次風行于阿拉伯世界、尤其是風行于那些主流政體親美國的阿拉伯國家的民主運動，其實是繼當年阿拉伯民族獨立運動之后的第二次阿拉伯革命，是第一次阿拉伯革命不徹底之后，阿拉伯人民和穆斯林信徒痛定思痛之后的再一次革命。

從始至終，美國都沒有承認在埃及執政時間超過薩達姆的穆巴拉克是一個獨裁者，在政治上沒有放棄這位盟友，或者因為它們暫時還沒找到新盟友，而美國總統奧巴馬派到埃及的特使威斯納在會見了穆巴拉克之后于2月5日說，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應該繼續掌權，主導民主過渡所需要的改革。威斯納在紐約表示，“我們需要為邁出下一步的先決條件達成共識。穆巴拉克總統必須留任，來主導這些改革措施。”“我認為，穆巴拉克繼續擔任領導非常關鍵，這是他留下遺產的機會。”“穆巴拉克一生中為他的國家服務了60年，現在是他指出前進道路的最理想的機會。”

至今為止，站在埃及街頭革命的遠處張望的美國人一直在想方設法為他們過去的好盟友穆巴拉克尋找生機，所以說，本文開篇出現的所謂埃及民族民主黨領導層的大換血，其實并不是穆巴拉克在和開羅解放廣場上的反對派討價還價，而是美國在通過穆巴拉克在與后者討價還價，以及盡量將解決問題的時間拖延得久一些。

現在的關鍵是，穆巴拉克本人是立刻辭職還是如他所言等到9月份再辭。

以俟美國能在埃及找到新的盟友式替代者，當然這樣的人也不會出來掘穆巴拉克的墓。

不過，今后的局勢恐怕是美國人也不可能控制得住的，解放廣場上的抗議者，以及站在這些抗議者身后的穆斯林兄弟會，以及站在穆斯林兄弟會之后對美國的在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力早已深惡痛絕的阿拉伯宗教力量們會有這樣的耐心嗎？

或者，還是把埃及的街頭革命看成與本·拉登恐怖主義方式不同而訴求一樣的政治活動比較合適，至少是比較合理。

這時也可能有中國的自由派人士會說，埃及正在進行的所謂民主革命，會利用民主的手段達到專制的目的，這種專制亦指伊朗式的政治體制。

這時，我還要引入另一個概念：信仰。

阿拉伯世界、伊斯蘭民族的信仰，早于現代社會中的共產主義信仰那么久遠產生，而直到現在它仍然在中東和北非國家擁有巨量信眾，是用實際行動證明真主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本身就足以證明它在現代世界的合理性――而不只是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單一信仰（無信仰）為合理性。

早在1940年代的中國大地，真正能稱得上信仰的東西并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伊斯蘭教，而是共產主義。

所以，接下來的幾日、幾月或者幾年，曾經經歷過1940年代共產主義信仰帶給中國的翻天覆地變化的中國人又可以眼睜睜目睹著當下發生在埃及以及其它阿拉伯國家的藉助“信仰＋民主”達到的社會變革了。

民主！

民主并不可怕，民主還很可愛！

現在的埃及政局，以及未來必然到來的越來越傾向于以穆斯林兄弟會為代表的阿拉伯宗教形態的政體走勢，這到底是本•拉登先生的勝利還是巴拉克·奧巴馬先生的勝利？開羅的街頭革命正用活生生的實例告訴我們另一種民主，即宗教和信仰一樣可以借助Facebood、推特這樣的“民主工具”，通過街頭運動，在現代社會一樣可以獲得它們想要的，我們可以對這里面的宗教和信仰持保留意見，但卻不能忽視在這樣的民主運動中，擁有信仰將會產生多么大的偉力，所以，目擊著今天埃及的政局變故，中國人、中國政治家，以及中國共產黨不該再恐懼和排斥任何形式的民主運動，而更該怕這個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的人民沒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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