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世滔滔凡是論　　

京城是思想文化活躍之地，如果不為居之不易發愁，是可以常能聽到一些高見的。最近就是一例。一位講者談五四新文化運動。首先就對五四運動與五四新文化運動進行了區分，打出民主與科學旗幟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這糾正了一些人有意或無意的混淆與誤解；五四運動的主題則是愛國救亡，外延上要小得多；五四運動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分水嶺。

講者會有自己的觀點與主張，聽者也會有自己的判斷，也都是自然的事情。對這一次的講者所論中，涉及到的幾個概念問題，我有一點自己的看法。這幾個概念是：普世價值、全球化、凡是論。

對于普世價值，只是提到，沒有展開來說，大約是從人性論、道德論上認識的，這不是現在人們所談的同一個概念，現在所談不是在討論有無人類共同價值追求的問題；也不是從認識論意義上談的，沒有人否認存在人類共識，更不是討論當代世界有無共同利益這類國際政治話題。一般地說普世價值，沒有意義，也是容易遭受誤解的。全球化概念類似，不可省略前面的限定詞。　　

凡是論則在談論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追求的科學精神時，聯系實際舉例子展開了一點。大意是，科學精神一直沒有在中國扎下根來，否則也就不會出現“兩個凡是”的論調了。　　

凡是論之所以有名，是因為當年就是憑著對一篇社論中所說的“兩個凡是”的批判，揭開了三十多年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就是這兩句話，成了影響深遠的句子，甚至可以說，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要大得多。　　

順便說說，有人因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是公開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就想當然地以為當年名動一時的“兩報一刊”是指《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紅旗》雜志，實際上“兩報”中有《解放軍報》而無《光明日報》的。　　

這一社論是當時主管宣傳口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確定的，是經華國鋒主席批準發表的。這是關鍵。社論一出，鄧小平以他特有政治敏感，即發表反對意見，認為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并抓住不放，逐步把之引導到新的軌道上去。　　

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開闊一些，我們不難發現，這個世上，又有什么領域、什么地方沒有凡是論呢？夸張一點說，這個世界的運轉，所有的喧囂、攻訐、造謠誣蔑、手腕……處處都可見到它的身影。所謂舉世滔滔凡是論，是之謂也。　　

對于那些孜孜不倦地否定中國革命、指認中國共產黨專制、挖空心思要打倒毛澤東主席的人們，2010年我們聽到來自主流反駁的聲音，在進行理論清理的時候，有這樣幾個判斷：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對于那些論調，是可以從凡是論的角度來說幾句的。　　

我在一篇雜志文章中，讀到有人總結的西方“西化”和“分化”中國戰略的四個“凡是”：凡是企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組織、勢力和個人，他們都極力扶植和庇護；凡是有可能影響中國政治穩定、引發動亂的事件，他們就設法插手；凡是給中國抹黑的活動，他們就大肆渲染；凡是有利于西方思想文化滲透的機會，他們就百般利用。　　

對于有著特定含義的“普世價值”、“政治體制改革”之類，對于多年來為人耳熟能詳的“市場化”、“憲政民主”概念之類，其想說而不能明說的話語，其實就是一條或幾條“凡是”，豈有它哉！更不用說背后公理般的“美國”概念。　　

12月26日是毛澤東主席誕辰117周年的日子。除了幾個特殊的地點，特殊的場合，我很難聽到對于這個日子的說法。倒是早就被一次次提醒，“圣誕節”就要到了。12月26日零時，CCTV新聞頻道說了一番“歷史上的今天”，我以為總該提一下這個誕辰紀念日的吧，然而沒有。這讓人感嘆。　　

對于現代中國歷史上重要人物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人物的紀念，已經過世者，多選取在誕辰紀念日。一般情況下，多以整數年份來紀念。特殊情況下，也會打破常例，選擇逝世紀念日，不考慮是否是整數年份。比如說2010年4月15日，是擔任過黨的最高領導職務的胡耀邦去世21周年的日子，就出現了規模談不上大，但是規格談不上低，說不上隆重也說不上低調的紀念活動，至今為社會廣泛議論。　　

因此之故，我也想寫一點紀念毛澤東主席的文字，然而沒有寫。這個日子已經悄然過去，公歷紀元的新年就要來到，難忘的2010就將成為一般過去式，還是寫點什么吧。　　

就寫了一點，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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