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國際問題專家 葉海林

作者簡介：2000年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畢業，獲得法學碩士學位，2000年至2004年為中央機關政府公務員，2004至2006年為我駐外使館三等秘書，2006年2月至今任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政治室副主任、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中心秘書長。

對于中國來說，詹其雄船長能否回家并不只是一個公民的安全與自由在海外遭受非法侵犯時能否得到祖國救助和保護的問題，也關系到一片被他人竊據的領土的主權地位問題。

任由日本“逮捕”甚至“審判”在中國領海正常捕魚的中國公民，無異于變相承認釣魚島屬于日本。這個道理每個中國人都非常清楚。所以中國政府才會連續15次透過外交渠道表達抗議并且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

但對于日本來說，情況則完全不同。日本繼續扣押詹其雄，能夠體現所謂日本對釣魚島的“主權”，滿足國內民眾的心理需求、體現跟著美國跑的決心、并把偷來的東西大模大樣地擺在自家桌面上，可謂一石四鳥。

“釋放”，哪怕是無條件地“釋放”詹其雄卻并不會影響到日本政府長期以來對釣魚島的“主權主張”，也不會改變釣魚島目前實際被日本所控制的狀態，在對美關系上蒙受任何損失，只是會讓民主黨和菅直人在日本民眾面前很沒面子。

當然，無條件“釋放”詹船長這種可能性就當前而言，只具有理論意義。以日本人的性格，哪有不討便宜的道理？

別說現在他們手中扣押著咱們的公民，就算他們的人跑丟了，還不是照樣獅子大開口，他們在1937年就這么干過，不是嗎？

當然，現在這樣的事情不可能再發生了。但唯因如此，這一回日本才會在詹船長的自由問題上格外多打算盤，這本來就是他們在釣魚島水域動手的原因。

日本當然不打算永遠扣留詹船長，這樣他們什么都得不到。利用抓人在手的“優勢”待價而沽才是日本的如意算盤。

只要中國的抗議仍舊是外交層面的，日本就大可以國內民意壓力為由不斷推遲詹其雄的歸期，直到爭取到中國同意日方的某些條件。

倘若中國什么都不答應，日本作為一個國家固然無所得，日本民主黨作為一個政黨和菅直人作為一位首相，卻會在國內被奉為英雄，好處“大大的”。這種穩賺不輸的心態為日本的囂張氣焰奠定了基礎。

實際上，在詹其雄船長的自由問題上，中日雙方并不處在零和博弈狀態，倒不是因為這事兒還可能有什么雙贏結局——在領土爭端上尋求雙贏基本上屬于白日做夢；而是因為就算日本把船長無條件地還給我們從而在某種意義上“輸”了，中國也不能宣稱己方獲勝。

原因很簡單，即便在某種情形下，詹船長回到了祖國，釣魚島也還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中。

他們要是愿意，隨時還可以再抓扣幾條中國漁船，再來一次詹其雄事件。除非在那片中國的藍色國土上再也沒有飄著五星紅旗的船只駛入。而這恰恰是日本所希望的。

因此，對于中國來說，要回詹船長固然是當務之急，對日本政府扣押中國公民的惡劣行徑必需給予足夠嚴厲的反制。

但是，我們的反制措施卻不能以詹船長的自由為終結。

透過詹其雄事件，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已經昭然若揭，東京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了最終能把這片中國領土據為己有。

資料圖：臺灣海巡署出動數艘海巡船護航保釣船，無奈船小勢單，被數量更多、噸位更大的日本海上保安廳巡視船攔截，只得返航。

不解決詹其雄事件發生的根源，要回詹船長也遠遠談不上是一次外交勝利。

作為結論，我們要詹船長回國去祭拜自己未曾見上最后一面的老祖母，我們也要釣魚島上升起五星紅旗。這兩件事情享有同等的重要性，解決時間固然有先有后，卻不能互為代價。

這就意味著中國在堅決要求日本交還詹船長的同時，還要堅決和可持續地強調我們對釣魚島的主權，這種強調絕不能只是姿態上的。

這兩項主張只能通過強有力的行動而不只是強有力的語言來表達。

要想維護中日關系的大局，便必需對破壞這一大局的圖謀給予強有力的回擊。在當前中日關系的力量對比態勢下，中國的回擊顯然是有成本的。

事實上，零成本的反制在涉及主權和國家尊嚴的問題上本來就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中國自身不可能不為我們的反制支付代價，我們應該對此有足夠的勇氣和忍耐力。

在反制日本的問題上，中國應該考慮的是給日本帶來的絕對代價，絕不是相對代價。就是要打在他們最疼的地方，不管我們的拳頭會不會因此皮破流血甚至指骨骨折，而不是考慮打在哪里我們的拳頭不會痛。

過多考慮姿態是否嚴正是否不違背全球化時代世界的“規則”，試圖找到一種不產生回火不授人以柄的反制方式是沒有必要的，甚至有可能是有害的。

那么，哪里是日本的痛腳呢？我聽說這個國家的失業率很高，好多人之所以還有工作是因為他們公司的海外業務部效益很好。好象有這么回事兒。

當然，我們也有失業問題，但在中國開辦一家新工廠的成本比日本要低很多，好像也有這么回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