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勞死”不是社會和諧的音符
正當人社部頻頻放出即將延遲退休年齡的口風,“精英”們為其大肆推波助瀾,不斷嚷嚷“和諧”、“盛世”,人均壽命延長,健康狀況好轉,退休年齡須與國際“接鬼”之時,媒體一則信息卻讓人大跌眼鏡。據央廣新聞報道,我國每年大約有60萬人“過勞死”。老夫聞此,不禁仰天長嘆:嗚呼,這豈不是對當今“和諧”、“盛世”的絕妙諷刺。
啥叫“過勞死”?顧名思義,即因超負荷工作,身心長時間處于亞健康狀態,且得不到應有的休息和治療,在生存壓力的強迫下,不得不堅守崗位,死頂硬抗,終因積勞成疾,最后突然來了個總暴發,一命嗚呼哉。
可能在“精英”、“專家”眼中,“過勞死”們都是些SB,除了拼命上班工作之外,啥都不懂。既不懂享受每周雙休,也不懂享受五一、國慶大假,就連節假日三倍的加班工資都不懂得如何向老板討要。明知身心長時間處于亞健康狀態,就是不愿意放下手中的工作,進行調養生息。比如去風景名勝欣賞一下祖國的大好河山,或外出散步、釣魚、休閑,放松一下心情,呼吸一點新鮮空氣,或享受享受海灘明媚的陽光、和曦的春風等。明知疾病上身,也非要堅守工作崗位,不愿意去醫院檢查治療,死頂硬抗,直到一命嗚呼,悲哉。
老夫不知道每年這60萬“過勞死”中有多少是官老爺或“精英”,想來應該還是有的,雖然可能為數極少,俺仍要向他們表示深切的哀悼。但在俺腦海中浮現更多的,卻是數以億計的打工仔,想必他們當中的“過勞死”一定不在少數,其中既有令人羨慕的白領階層,也有血汗工廠中每天工作十幾小時,幾乎從無休班的打工一族,當然更不乏當年幾千萬下崗職工中就業無門、生活無著,僅靠從事低端勞動獲取微薄收入,勉強維持生存的40、50人員,我想他們才是“過勞死”中的真正主角。
每年60多萬人“過勞死”,顯然已經不是少數人的悲劇,也不能說是偶然,更不能以“小概率事件”來搪塞了。問題的關鍵是,造成這個悲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過去,“精英”們喜歡把所有社會問題都歸結于體制,認為一切弊端都是體制造成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行,要改成資本主義;公有制不行,要改成私有制;計劃經濟不行,要改成市場經濟;集體經濟不行,要分田單干;“大鍋飯”不行,要“拉大收入差距”;和諧共富不行,要引進“叢林法則”……。這一改,竟然改了三十多年。而今,國有企業賤賣了,集體經濟解體了,資本市場建立了,“大鍋飯”打破了,貧富差距拉大了,叢林法則盛行了……,卻改出了貪官污吏振驚中外;改出了貧富差距世界第一;改出了富豪一擲千金、揮霍無度,窮人離鄉背井、打工為生;改出了新的“三座大山”;改出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改出了“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正在指望資本家血管中流淌“道德的血液”時,卻傳來每年發生60萬人“過勞死”的悲劇,這個問題上,卻鮮有聽到“精英”們平日那滔滔不絕、振振有詞的高論,不知他們一貫大張旗鼓四處嚷嚷的“人權”、“民主”、“自由”等都躲到哪里去了。本蝸牛認為,這倒真的應該從體制上去找找原因了,因為每年60萬人“過勞死”決不是社會和諧的音符,更不是太平盛世的標志。
說到這兒,讓俺想起了一則故事。一天,英國著名作家肖伯納先生在大街上碰到一位大腹便便的富豪。該富豪恬不知恥地玄耀說:“肖伯納先生,我一見到你那骨瘦嶙嶙的身材,就知道你一定是個窮鬼”。肖伯納先生反唇相譏曰:“富豪先生,我一見到你的肚子,就知道我們貧窮的真正原因在哪里了”。
肖伯納先生的回答,可謂一語中的。西方經濟學泰斗亞當·斯密先生說過,哪里有巨大的財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個巨富的人,同時至少必有500個以上的窮人。少數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數人的貧困為前提。
透過每年60多萬人“過勞死”的悲劇,讓人不禁聯想到富士康“十三連跳”那血肉模糊的身軀;聯想到血汗工廠中被大火活活燒死的年青生命;聯想到黑磚窯中那呆滯無助的眼神;聯想到黑心礦主為獲取最大利潤置生命安全于不顧而被活活掩埋的尸骨,聯想到為了一套住房不得不節衣宿食透支幾十年未來的嘆息,聯想到為了生存不得不在低收入下咬緊牙關任人盤剝的無奈;聯想到“開胸驗肺”、“無理上訪”、“神經病”、“刁民”、“窮鬼”、“弱勢群體”等,這一切其實都指向了一個根源——私有制,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妄圖靠資本家血管中流淌“道德的血液”來求得和諧,無異于與虎謀皮。
遺憾的是,多年來,我們丟棄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治國法寶,放棄了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最終目標,在私有化的道路上狂奔得太遠了,若再不回頭是岸,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道路,必將中華民族帶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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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清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