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就不得不回顧新中國的歷史發展脈絡 ，毛 澤東之所以會在相繼推進政治大革命與經濟大革命并取得一定勝利之后 ，毅然再 次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里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具體地講 ， 主要是來自于老 人家的三個 “ 不太滿意 ”：一是對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一批高層領導試圖走資 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太滿意 ；二是對當時國家政治體制的不太滿意 ；三是對我 們執政的黨員干部隊伍（領導管理層） 中存在相當一部分當官做老爺的人的現實 狀況不太滿意。

　　第一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太滿意之處 ，主要體現在三個階段 ：首先是在解放 初期的政治大革命階段中 ，劉少奇求穩怕變 ，缺少將新民主主義革命持續推向社會 主義革命的銳氣 ，一再宣揚“鞏固新民主主義新秩序 ”及“剝削有功 ”等論調 ；其 次是在五十年代末期的經濟大革命階段中 ，先是總結推廣河北徐水人民公社放衛 星 ，大刮共產風的所謂“試點 ”經驗 ；后則臨陣慌亂 ，主張缺少底線的退夠 ，或明 或暗地支持將所有制改造退到合作化以前的以私有制為主體 ；再次是在六十年代中 期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 ，偏離依靠群眾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展開斗爭的大方 向 ，大力推廣自己牽頭在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總結的矛頭對準基層領 導干部的所謂“ 四清與四不清 ” 的矛盾 ， 以及帶有神秘主義色彩與人海戰術的形 “左 ”實右的以清經濟問題為主的“桃園經驗 ”。

　　第二 ，毛澤東對國家政治體制的不太滿意之處 ，主要表現在他不滿蘇聯式的政 治體制 。新中國建國時 ， 由于諸多原因 ，我國不得不幾乎全照搬了蘇聯的一整套政 治體制 ，但毛澤東卻不很滿意 。他認為蘇聯式體制的最大特點是“高度集權 ”，而 這種集權一旦缺少群眾的有力監督 ，就有可能以“黨的領導 ”之名 ，塞進個人的私 貨 。蘇聯式體制的弊病很大 ，容易導致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 ，甚至會演變為修正主 義 。毛澤東認為蘇聯之所以變修 ，其根本原因就在政治體制上 。因此 ，毛澤東搞文

　　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 ，就是在進行思想領域自我革命的基礎上 ，推動政治體制改  革 ，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 。為了打破這種僵化的領導體制 ，毛澤東  甚至允許造反派在一定時期內“踢開黨委鬧革命 ”，進行黨的自我革新 。毛澤東在  文化大革命中 ，創建了一套完全不同于蘇聯體制的新政治體制 ， 比如革命委員會、 三結合領導班子 、非黨員群眾參加整黨以及工農兵大學生 、赤腳醫生等等 ，這都是  蘇聯體制中完全沒有的東西 。再比如直接推選王洪文 、李素文 、姚連尉 、陳永貴、 吳桂賢 、孫健等這樣由普通工人 、農民 、營業員成長起來的干部 ，分別擔任黨的副  主席 、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政府副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職務 。這或許是老人家  在參照了“ 巴黎公社 ”選人用人的原則后所作出的抉擇 ，它也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  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事情。

　　第三 ， 毛澤東對干部隊伍的不太滿意之處 ， 主要是不滿干部隊伍中有的人  貪圖安逸享樂 ， 脫離群眾 。他在一九六七年曾說過：“建國十八年了 ， 我們脫  離了群眾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群眾歡迎我們 ， 那個時候干部吃住很簡  單 ， 吃小米飯 ， 住帳篷 。進城后搞薪金制 ， 群眾就不歡迎我們了 。搞薪金制 、 搞軍銜制我從來就反對 ， 國家機關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聯系群眾 。一九五  二年以后群眾對我們冷淡了 ， 我們黨脫離了群眾 ， 群眾不歡迎了 ， 這次文化大  革命就是要改變我們脫離群眾的問題 。”（參見 《毛澤東全集》 第 49 卷 405 頁） 由此可見 ， 毛澤東試圖通過文化大革命 ，對黨員干部的思想作風進行一次徹底  的整頓 。他一九六九年又說：“你是共產黨員 ， 是整個人民群眾中間比較更覺  悟的一部分人 ， 是無產階級里面比較更覺悟的一部分人 。多少年我們都是沒有  啥薪水的 ， 沒有定八級工資制 ， 就是吃飯有個定量 。現在進了城 ， 這個進城 ， 是好事 ， 不進城 ，蔣介石霸住這些地方了 ； 進城又是壞事 ，使得我們這個黨不  那么好了 。現在我們自己也提出這個口號 ， 叫整黨建黨 。每一個支部 ， 都是要  重新在群眾里頭進行整頓 。要經過群眾 ， 不僅是幾個黨員 ，要有黨外的群眾參  加會議 ， 參加評論 。”與此同時 ， 對共產黨奪取政權后黨內外仍然存在著復雜  的階級斗爭這一客觀事實 ， 毛澤東一直有著清醒的認識 。早在一九六二年九  月 ， 他在修改八屆十中全會公報時 ， 就特意加寫了一段話：“被推翻的反動統  治階級不甘心于滅亡 ， 他們總是企圖復辟 。 同時 ，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

　　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 ，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 ， 因 此 ， 在人民中 ， 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 ， 他們人數不多 ， 只占人 口的百分之幾 ，但一有機會 ， 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 ，走資本主義道路 。在 這些情況下 ， 階級斗爭是不可避免的 。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 歷史規律 ， 我們千萬不要忘記 。”（《毛澤東年譜》 第 6 卷 158 頁） 尤其應當引 人關注的是 ， 自一九六四年開始 ， 毛澤東先后開始明確提出了關于黨內走資本 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概念 。 當年五月毛澤東在一份報告上批示 說：“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 ， 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 產階級分子 。”這是毛澤東首次提 “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 ”。當年十二月十 二日 ， 毛澤東閱讀了薄一波報送的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 陳正人給薄寫的信 。信中說： 經過蹲點 ，“開始發現了廠里從不知道的許多嚴 重問題 。這些問題 ， 如果再讓其繼續發展 ， 就一定會使一個社會主義的企業有 蛻化為資本主義企業的危險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 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勝利 有了政權以后 ，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 ， 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 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 ， 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 。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 ， 官僚主義 又很嚴重 ，對下面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 。這就是在奪取了政權之后一 個十分嚴重的危險 。”薄一波在旁邊批道 ：“這是個問題 。所以成為問題 ， 主要 是由于我們多年來沒有抓或很少抓階級斗爭的緣故 。”毛澤東接著就批了一段 分量更重的話：“我也同意這種意見 。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 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 。”（《毛澤東年譜》 第 5 卷 445 頁） 陳正人在信中還寫 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認真克服 ， 干部和群眾生活距離如果不逐步縮小 ， 群 眾是必然會脫離我們的 。”毛澤東又寫了一段批語 ：“管理也是社教 。如果管理 人員不到車間 、小組搞 ‘ 三同 ’（指同吃 、 同住 、 同勞動）， 拜老師學一門至幾 門手藝 ，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 ， 最后必然要被 工人階級把他們當做資產階級打倒 。不學會技術 ， 長期當外行 ， 管理也搞不 好 。 以其昏昏 ， 使人昭昭 ， 是不行的 。”（《毛澤東年譜》 第 5 卷 445 頁） 顯 然 ， 毛澤東這時對國內階級斗爭形勢的嚴重性已經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他擔 心 ， 干部嚴重脫離群眾的狀況如果發展下去 ，會變成 “ 官僚主義者階級 ”，“最

　　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做資產階級打倒 ”。 當時主持中央 “ 一線 ”工作 的領導人和許多大區 、省一級的領導人對此卻沒有作出相應的反應 。這使毛澤 東非常不滿 。毛澤東又在同一份工作報告上批示：“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 導人 ， 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 ， 他們對社會主義革 命的必要性怎么會認識足呢？ 這些人是斗爭對象 、革命對象 ，社教運動絕對不 能依靠他們 ， 我們能依靠的 ， 只有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 部 。”（《毛澤東年譜》 第 5 卷 445 頁） 同時 ， 在一份外事工作情況報告的批示 中 ， 再次使用了 “ 官僚資產階級 ” 的用語：“他們（指外賓） 看我們的干部關 系不準確 ， 我們國內嚴重的尖銳的階級斗爭 ， 他們不感覺 ， 我們的大批官僚資 產階級壞干部在他們看來正是好人 。”

　　自一九五九年以來 ，在黨內高層領導中對形勢估計 、農村“包產到戶 ”等問  題的意見分歧 ，一步步累積起來 ，更使毛澤東認定問題必然首先出在黨的上層。 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關鍵還不在城鄉基層 ，而是在上  層 ，尤其是中央 。如果在中國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義 ，它的危險比自下而上地出  修正主義要大得多 ，也快得多 。至此 ，他對如何鞏固社會主義制度 、防止資本主  義復辟的關注重點有了很大變化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 中共中央發布 《農村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 第一次明確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  當權派的概念 。文件指出 ：“這次運動的重點 ，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  當權派 ”。“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有在幕前的 ，有在幕后的 ”，從中央  到地方 ， 層層都有 。 同時肯定干部的多數是好的或比較好的 ， 要盡快解脫他  們 ，逐步實行群眾 、干部 、工作隊 “ 三結合 ”；工作方法要走群眾路線 ，不要搞  神秘化 ，也不要搞人海戰術 ；“ 四清 ”要落實在建設上面 ，增產要成為搞好運動  的標準之一（參見 《毛澤東年譜》 第 5 卷 470 頁）。 在此前后 ， 毛澤東多次分別  在不同的場合公開地提出 “ 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 的問題 。這些都十分清  楚地表明 ， 如何選擇恰當的時機與突破口 ， 或者說運用哪種方式才能充分發動  群眾自下而上地揭露我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陰暗面 ， 統籌解決這些問題 ， 從而不斷推進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 ， 這是毛主席當時經常考慮的重  大課題。

　　第一節  戲劇改革與思想文化領域的斗爭

　　中國向何處去？ 是走社會主義道路 ，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新中國成立以來 ，  特別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這個根本問題很快就擺在    中國人民的面前 。圍繞著這個根本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內尤其是高層領導之間一直存    在極其尖銳 、復雜 、激烈的斗爭 。特別是一九五九年以后 ，黨內外有的人利用黨的    工作某些失誤與三年自然災害所造成的暫時困難 ，勾結國內外的敵對分子 ，依靠其    竊踞的部分權力及意識形態領域的陣地 ，從政治 、經濟 、文化等各個領域里向以毛    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發動了猖狂的進攻 ，企圖瓦解社會主義經濟 ，顛覆    無產階級專政 ，實行資本主義復辟 。在這個關鍵時刻 ，毛澤東認真研究并總結了我    國和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 ，特別是吸取赫魯曉夫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在蘇聯實    行資本主義復辟的慘痛歷史教訓 ，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矛盾 、階級和階級斗爭    的光輝理論 ，為全黨和全體人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針對突出地表現在思想文化戰    線上的嚴重階級斗爭 ，毛澤東發表了—系列重要講話并采取了相應的舉措 。一九六    二年八月九日 ，毛澤東在主持召開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 ：“資本主義思    想 ，幾十年 、幾百年都存在……社會主義才幾十年 ，就搞得干干凈凈？歷代都是如    此 。蘇聯到現在幾十年還有修正主義 ，為國際資本主義服務 ，實際是反革命。”“改    變了生產資料所有制 ，不等于解決了意識的反映 。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的    所有制 ，不等于政治上 、思想上的斗爭沒有了 。思想意識方面的影響是長期的。” “修正主義的國內根源是資本主義殘余 ， 國外是屈從資本主義的壓迫 ”。（《毛澤東    全集》第 45卷 168頁） 同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主席在親自主持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    全會上 ，再次指出 ，“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 ，承認階級與階級斗爭 ，反動階級可能    復辟 。要提高警惕 ，要好好教育青年人 ，教育干部 ，教育群眾……老干部也要研究    教育 。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所以我們從現在起 ，必須年年講 ，月    月講 ，天天講 ， ……使我們對這個問題 ，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    線。”（《毛澤東全集》第 45卷 225頁） 老人家反復強調了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    矛盾和階級斗爭的理論 ，指出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 向全國人民發出“千萬不    要忘記階級斗爭 ”的偉大號召 ，著重指出要抓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

　　資產階級之所以可以實行它對國家政治的壟斷 ，不光是通過它對警察 、軍隊、 法庭及整個國家機器的控制（也包括通過對符合自己利益的政客直接給予大量的資  助使其當選）， 還因為它能控制人們的思想意識形態 。后者的控制是通過資本對文  化 、教育等方面的控制 ，通過它在市場經濟中占主導地位而實現的 ，反對資產階級  思想意識形態的文化和教育很難得到有效傳播 。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大多數工  人在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形態影響下 ，并不認為資本對生產資料的支配權是不合理  的 ，反而認為個人的財產就是應當由個人來支配 ， 即便是雇有成千上萬工人的個人  財產 ，也是同樣 。工人只不過要求他支配自己的勞動力的權利受到保護罷了。

　　社會主義革命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權力結構 ，但人們的主體意識 ，從總體上看， 還是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占有主導地位 。這種意識是不會馬上就改變的 ，改變是  要花時間的 。這是因為人們的思想意識是和它的社會存在密切相關的 。當勞動還只  是謀生手段而不是像馬克思所說的是人們生活的“第一需要 ”的條件下 ，每個人都  會在日常生活中 ， 即便是無意識的 ，面臨著那種自己的行為出發點是為個人謀利還  是為階級謀利的選擇 。只有當機械化 、 自動化把人們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  后 ， 當生活所需的物質 、精神財富豐富到人們不必為基本生活所需發愁時 ，才具備  勞動不是謀生手段的物質基礎 ，才有勞動是人們生活的“第一需要 ”的可能 。即便  是到了那時 ，為誰謀利的思想斗爭還是會有的 ， 因為人的欲望是無窮的 ，但是世界  上的財富是有限的 。只不過那時以全局利益出發的無產階級思想意識不光在危機  時 ，而且會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都更容易被人們所接受罷了。

　　因此 ，我們所說的社會主義不光是要同生產資料私有制決裂 ，但更重要的是它 以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至上的社會準則替代了以資產階級的個人利益至上的社會準 則 。在資本主義的思想意識形態占社會思想意識形態主導地位的條件下 ，是不可能 維護工人階級的最高利益 ， 即公有制和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 。在以全局利益出 發的無產階級思想意識形態沒有占主導地位以前 ，西方固有的思想意識形態只能把 剛剛革命后的社會主義引向資本主義 。這是因為 ，每個人光為自己著想 ， 以個人利 益出發是符合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的 ，但不符合無產者的階級利益 。在社會主義社 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之間 ，只有后者才是符合人人為自己的社會 。這也是社會主義社 會在改造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形態上所面臨的困難。

　　鑒于當時我國思想文化領域內宣傳混亂的狀況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澤東正式向中央提出“對修正主義有辦法沒有？”這一問題 ，要求中央組織一些  人專門研究這一問題 ，要求文化部門宣傳部門對越來越多的“帝王將相 、才子佳  人 ”戲保持警惕。（《毛澤東年譜》第 5卷 177頁）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毛澤  東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直接批評了文學和藝術界出現的種種問題 ：“帝王將相 ，家  院丫頭 ，保鏢的人 ，黃天霸之類 ，那個東西不行 。……現在經濟形勢已經改變了， 是社會主義經濟了 。上層建筑應該適應這個經濟形式 ，上層建筑的形式也應該有所  改變 ， 內容也應該有所改變 ”。（《毛澤東年譜》 第 5卷 264 頁） 十一月 ，毛澤東又  指示文化部 ：“《戲劇報》 盡是牛鬼蛇神 ， 聽說最近有些改進 ，文化方面特別是戲  劇大量是封建落后的東西 ，社會主義的東西少 ，在舞臺上無非是帝王將相 。文化部  是管文化的 ，應該注意這個方向的問題 ，為之檢查 ，認真改正 。如不改變 ，改名為  帝王將相 、才子佳人部 ，或者外國死人部。”（《毛澤東年譜》 第 5卷 285 頁） 十二  月十二日 ，毛澤東在一份反映柯慶施大抓故事會和評彈改革的材料上批示 ，再次尖  銳地指出 ：“各種藝術形式——戲劇 、曲藝 、音樂 、美術 、舞蹈 、電影 、詩和文學  等等 ， 問題不少 ，人數很多 ，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 ，至今收效甚微 。許多部  門至今還是‘死人 ’統治著 。不能低估電影 、新詩 、民歌 、美術 、小說的成績 ，但  其中的問題也不少 。至于戲劇等部門 ， 問題就更大了 。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 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筑之一的藝術部門 ，至今還是大問題 。這需要從調查研究  著手 ，認真抓起來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 ，卻不熱  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 ， 豈非咄咄怪事。”（《毛澤東年譜》第 5卷 288頁）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毛澤東對文化部文藝處五月八日報送的《關于全國  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匯報（草稿） 》 做出批示 ：“此件送劉 、周 、鄧 、彭 、康  生 、定一 、周揚 、吳冷西 、陳伯達同志閱 。閱后退毛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  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是好的）， 十五年來 ，基本上（不是一切人） 不執行  黨的政策 ，做官當老爺 ，不去接近工農兵 ，不去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 ，最近幾  年 ，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 。如不認真改造 ，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 ，就要變成  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毛澤東年譜》 第 5卷 368 頁） 這是當年毛主  席關于文藝工作的第二個著名批示 。文藝部和全國文聯各協會相應再次進行整風。

　　七月七日 ，毛澤東提名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組長彭真 ，成員康生 、陳伯達 、吳 冷西、周揚。

　　哲學 、歷史和文化 、文藝一樣 ，都屬于上層建筑 ，都是極具階級性的 。所以， 在這個時期 ，毛澤東在批判文化文藝的封資修傾向的同時 ，也對哲學界楊獻珍的  “合二而一 ” 的哲學觀提出了批判 。認為楊獻珍的合二而一 ，其實就是階級調和  論 。要是他那個東西成立 ，那修正主義和馬列主義也可以合二而一 ，資本主義和社  會主義也可以合二而一 ，對立統一的任何東西 、是非不同的都可以合二而一 。這是  機械主義 ，庸俗辯證法 ，不是馬列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 。八月十八  日 ，毛澤東北戴河召集康生 、陳伯達 、吳江 、關鋒 、龔育之 、邵鐵真談哲學問題， 提出“哲學家要下鄉……參加階級斗爭 ，不搞階級斗爭 ，搞什么哲學 。……搞哲學  的人 ， 以為第一是哲學 ，不對 ，第一是階級斗爭 。壓迫者壓迫被壓迫者 ，被壓迫者  要反抗 ，想出路 ，采取尋找思想武器 ，我們都是這樣過來的…… ”他批評大學文科  “從書本到書本 ，從概念到概念 ”，要求大學文科的“教授 、助教 、行政工作人員、 學生統統下去……理科的現在不動 ”。毛澤東的這次談話非常重要 ，他不但談自然  辯證法 ，談微觀無限 、物質無限可分 ，對楊獻珍的合二而一繼續進行了批判 ，還談  到宋明理學 、禪宗 ，主觀唯心論 ，客觀唯心論 ，還說 《紅樓夢》 是講階級斗爭的， 階級斗爭激烈 ，幾十條人命，《紅樓夢》 寫出兩百多年了 ，研究紅學的到現在還沒  有搞清楚 ，可見問題之難 ，等等。（參見《毛澤東年譜》第 5卷 388頁） 當時文藝作  品流行寫“ 中間人物 ”，這是“合二而一 ”的哲學觀在文藝領域的反映 。很多知識  分子搬出所謂“三十年代傳統 ”，說“今不如昔 ”，這實際上就是否定毛主席倡導的  文藝的工農兵方向 ，否定文藝的延安道路 ，否定知識分子必須要改造思想。

　　與此同時 ，也有不少革命知識分子自覺響應毛澤東的偉大號召 ，在哲學 、經 濟 、史學 、文學 、新聞 、戲劇各界開展了對資產階級的大批判 ，在意識形態領域里 對資產階級進行了大反攻 。眾所周知 ，革命通常是需要由一個地方打開缺口的 ，而 文藝革命就是由京劇打開缺口的 。以京劇革命為主要標志的文藝革命從一定意義上 講 ，是震撼世界的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開端 。人們沖破了黨內一小撮走 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阻撓與壓制 ，通過對現代戲劇的大力創作展演 ，尤其是對作 為國粹的京劇的改革與創新 ，沖開了缺口 ，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洪流 。在有關領導

　　的高度重視與廣大演職員工的共同努力下 ，文藝界創作排演出了一批以北京京劇一  團的革命現代京劇《蘆蕩火種》 為代表的反映現代革命題材內容的新劇目 。六月五  日至七月三十一日 ，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勝利舉行 。演出期間 ，毛  澤東親自觀看了革命京劇 《蘆蕩火種》 的演出并做了重要指示 ：“要突出武裝斗  爭 ，改名為 《沙家浜》 ”。（參見 《毛澤東年譜》 第 5卷 377 頁） 這對勇于投入戲劇  改革的文藝工作者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鼓舞 。接著 ，毛澤東還觀看了 《紅燈記》《智  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 等優秀劇目并接見了全體演員 。這次觀摩演出的成功， 開拓了無產階級文藝發展的嶄新紀元。

　　關鍵時刻 ，毛澤東再次明確指出 ：“在政治思想領域內 ，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 之間誰勝誰負的斗爭 ，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 ，幾十年內是不行的 ，需要一 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 。在時間問題上 ，與其準備短些 ，寧可準備長些 ，在 工作問題上 ，與其看得容易些 ，寧可看得困難些 。這樣想 ，這樣做 ，較為有益 ，而 較少受害。”（《毛澤東年譜》 第 5卷 370 頁） 一九六四年七月至九月 ，毛澤東又指 示把三十九個 《文學藝術資料》（批判資產階級權威的準備） 發到全黨縣一級 ，其 中包括吳晗的《海瑞罷官》 和鄧拓的《燕山夜話》 等材料 。在毛澤東的直接發動與 指導下 ，思想文化戰線展開了一場群眾性的批判運動。

　　第二節  歷史的沉思：重上井岡山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五日 ，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去外地巡視 。毛澤東到達的第  一站是武漢 ，住在東湖賓館 ，他在這里一住就是一個半月 。毛澤東初來的十幾天， 既沒有到外面視察 ，也沒有要求當地領導人來談工作 ，只是一個人單獨地看書和思  考 。對于執政已達十五年之久的共產黨內 ，是否也會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  層 ，老人家早就有所警覺 。當一九五六年波蘭 、匈牙利出亂子時 ，毛澤東就在十一  月十五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過 ，“生產關系搞得不對頭 ，就要把它推  翻 。上層建筑（其中包括思想 、輿論）要是保護人民不喜歡的那種生產關系 ，人民  就要改革它。”“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干部 ，主張要大民主 ，說小民主不過  癮 ，他們要搞的‘大民主 ’，就是采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 ，學西方的‘議會

　　民主 ’‘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 ’那一套 。這是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 ，缺乏階級觀  點 ，是錯誤的 。民主是一個方法 ，看用在誰的身上 ，看干什么事情 。我們愛好的是  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 ，它是對付階級敵人的 ， 民族的敵人也是階級敵人 。大民  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 。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好幾十萬 ， 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  他們手里 。如果不搞好 ，脫離群眾 ，不是艱苦奮斗 ，那么 ，工人 、農民 、學生就有  理由并贊成他們 。我們一定要警惕 ，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毛澤東年譜》 第 3卷 34頁）據工作人員回憶 ，毛澤東在最初這段時間里吃飯不香 ，飯量減少 ，經  常打的乒乓球也很少打了 ，而散步的時間增長了 。平日毛澤東散步時 ，喜歡跟站崗  的哨兵 、工作人員說說話 ，而這些天毛澤東只是一個人靜靜地散步 ，一邊走一邊思  考 。毛澤東當時主要思考的問題 ：一是蘇聯已經出現的修正主義者上臺的局面會不  會在中國重演？二是為什么中央高層會一再出現反對推動集體經濟發展 ，實現農民  共同富裕的聲音？ 三是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哪里？ 毛澤東思來想去 ，認為創辦人  民公社推動大躍進 、大建設 ，雖然因經驗不足曾出現過某些失誤 ，但那畢竟是九個  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系 。因為幾千年的歷史早已證明 ，個體單干的小農經濟可以讓  少數農民致富 ，但要讓全體農民都致富那是不可能的 。分田單干的道路肯定不行， 只有走人民公社這樣由合作化到集體化的道路 。既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辦人民公社  沒有錯 ，那么為什么也會遭受影響長達三年的重大挫折呢？ 毛澤東想到的答案 ：首  先是領導層的思想問題 。不少當權派缺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 ，革命理想喪  失 ，革命精神消退 。其次是群眾的思想覺悟問題 。不少人私心太重 ，大家都想少出  力 、多享受 ，只想獲取 ，不想奉獻 ，失敗就在人的覺悟上 ，如果能讓大多數人都有  像張思德 、 白求恩 、雷鋒那樣的共產主義覺悟 ，社會主義建設就一定能夠成功 。那  么什么是修正主義呢？ 毛澤東在批評蘇聯變成“修正主義 ” 國家時 ，是這么說的： “蘇聯已經形成一個特權階層 ，控制了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這個特權階層 ，把  為人民服務的職權 ，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 ，利用他們支配國家財富的權力 ，侵  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 ， 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的收  入 ，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 ，營私舞弊 ，貪污受賄 ，化公為私 。他們在生活上完  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 ，過著寄生的腐朽資產階級生活 。這個特權階層在思想上已  經完全蛻化 ，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 ，拋棄了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 。他們

　　自己背叛革命 ，還不準別人革命 。他們唯一的考慮 ，就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  和政治統治。”毛澤東認為 ：革命成功后 ，很多共產黨人的革命理想退化了 ，革命精  神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追求生活舒適 ，追求物質享受 ，這種思想就是修正主義。 毛澤東在批評蘇聯共產黨變“修 ”的同時 ，也深深感到中國共產黨內有一股力量正  在向修正主義靠攏 ，一個凌駕于人民之上的特權階層正在逐步形成 。因此 ，毛澤東  提出要“反修防修 ”，要阻止中國共產黨“變修 ”。毛澤東不止一次地說：“蘇聯修正  主義正是有了一個特權階層 ，把列寧的黨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黨 ， 國家也變了顏色。 我們決不能像他們。”（參見 《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  訓》 一文 ，“人民日報 ”1964年7月14 日） 當然 ，在共產黨內也有不少高層領導能  夠理解毛澤東為什么要搞“反修防修 ” 良苦用心。比如中共元老謝覺哉就說過：“中  國歷史上一直是‘官國 ’，當官做老爺的特權思想一代又一代傳下來 ，從古代到民國  都是如此 ，有很厚的土壤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打破‘官國 ’傳統的人是毛主席 ，共  產黨的官就是不能當官做老爺 ，要為人民服務 ，這是黨的宗旨 。可是我們共產黨進  城了 ， 當官的特權跟著就來了 ，很多人感到這是天經地義 。我的親戚要我幫忙安排  工作 ，覺得這是正常的 ；我的孩子也要坐我的小車 ， 吃得比別人好 ，穿得比別人  好 ，也感到很正常。可我感到這些對我們黨來講 ，是不正常的 ，非常危險的。”

　　毛澤東認為防止特權階層形成的有效辦法之一 ，是減少并降低官員們的物質待  遇 。在毛澤東的主導下 ，一九六五年二月中央軍委做出的 《軍官減薪決定》 指出： “軍隊現行的工資標準 ，是全國各類工資中較高的一種 ，它同我軍與人民群眾同甘  共苦的優良傳統不相適應 。因此 ，必須降低現行的軍官薪金 ，這樣有利于保持和發  揚我黨我軍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當共產黨勝利之后 ，毛澤東仍然要求大家繼續  過艱苦樸素的生活 ，這時有的干部就不滿了 。戰爭時期因為沒有條件享受 ，只能提  倡艱苦奮斗 ，所以也沒有人埋怨毛澤東 ；勝利之后有條件享受了 ，毛澤東繼續提倡  艱苦奮斗 ，不讓大家享受 ，干部們自然就有怨言了 。四月二十八日 ， 中央軍委副主  席賀龍 、總參謀長羅瑞卿 、副總參謀長楊成武來東湖面見毛澤東 。這次他們是來向  毛澤東請示取消軍銜制以后的軍裝式樣問題 。取消軍銜后 ，軍裝上不再使用表示軍  銜的獎章 、領章 、大檐帽 ，官兵一律戴解放帽 、紅五星帽徽和紅領章 。毛澤東說： “我贊成走回頭路 ，恢復到老紅軍的樣子 ， 只要一顆紅星 ，一面紅旗 ，其他的軍銜

　　牌牌統統都去掉 。我看到那些牌牌就不舒服 ，過去沒有牌牌打勝仗 ，現在有了牌 牌 ，我看倒是要打敗仗了。”（《毛澤東年譜》 第 5卷 492 頁） 接著 ，毛澤東開始安 排自己重上井岡山的行程。

　　井岡山是毛澤東創造奇跡的起點 ，毛澤東對井岡山情有獨鐘 。一九二七年毛澤 東等人被蔣介石“逼上井岡山 ”，從此有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紅色根據地 。而奠 定 “ 毛澤東思想 ”基礎的幾部重要著作——《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 等 ，都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撰寫的 。每 當毛澤東遇到困難或者挑戰時 ，總會情不自禁地想到井岡山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 上 ，毛澤東說 ：“你解放軍不跟我走 ，我就上井岡山組織紅軍。”一九六七年“二月 逆流 ”時 ，毛澤東說 ：“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 ，我就和林彪撤出北京 ，重上井岡山 打游擊。”一九七一年“九一三 ”事件前 ，毛澤東對林彪親信黃永勝說 ：“如果解放 軍跟你黃永勝走 ，我就到井岡山找紅軍去！” 由此可見 ，在毛澤東心目中 ，“上井岡 山 ”是他遇到最糟糕情況時的最終對策 。毛澤東認為 ，在井岡山上他可以激發起靈 感 ，思索出答案 ，創造出前所未有的斗爭方式和武器 。毛澤東一路上帶著滿心的沉 思 ， 回到他赤手空拳創業的起點井岡山 ，宛如一個哲人到山上苦苦思索真理。

　　五月二十五日 ，毛澤東向專程陪同前來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吐露心跡時  認真地說 ：“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 ’看得那么嚴重？ 因為中國是農業大國 ，農村  所有制的基礎變了 ， 中國的整個經濟體制就會改變 ，就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但中  國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走不通 ， 因為帝國主義們不會讓中國真正富強起來的 。美國對  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既合作又排擠 ，怎么可能允許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 ，后來居  上？ 況且中國的人口多 、民族多 ，封建社會歷史長 ，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 搞得民不聊生 。我們在這樣的條件下搞資本主義 ， 只能成為別人的附庸。”毛澤東  首先說了他不同意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第一個理由 ：“帝國主義國家不允許中國  后來居上 ， 中國搞資本主義只能成為別人的附庸。”

　　毛澤東接著對張平化說 ：“帝國主義從第一天起 ，就眼睛盯著中國這個大市場， 準備對我們弱肉強食 。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 ，如果我們搞了資本主義， 外面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資產階級來一個內外夾攻 ，聯合起來壓迫榨取老百姓 ，到  時候我們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 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 ，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

　　利益 ，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原則宗旨。”接著 ，毛澤東又說了他不同意中國走資本主 義道路的第二個理由：“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

　　他繼續對張平化說 ：“戰爭時期容易檢驗路線的正確不正確 ，打勝仗的路線就 是正確路線 ； 和平時期檢驗路線的正確不正確 ，就要難得多 ，不能光看成績和錯 誤 ，還要看舉什么旗幟 ，走什么道路 。走資本主義道路 ，在一定的時間內可能會有 些成績 ，但長久地看 ，就不行了 。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 ，今后中國要走 資本主義道路 ，我看還是走不通 。要走的話 ， 國內的階級矛盾 、民族矛盾都會激 化 ，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搞不好 ，還會被敵人所利用 ， 四分五裂 ，危險得 很 。印度不是分裂了嗎？”這里毛澤東再說他不同意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第三個 理由 ：“中國搞資本主義 ，搞不好 ， 國家就有分裂的危險。”

　　最后毛澤東說 ：“我反復說 ，我們一定要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 ，堅決走社會  主義的道路 。我沒有私心 ，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 ，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  路的。”毛澤東最后表明自己的心跡 ：“我不是出于個人的私心要走社會主義道路， 而是中國的老百姓希望走社會主義道路。”（參見 《毛澤東年譜》 第 5卷 494 頁） 毛  澤東期待張平化在自己死后 ，能把自己吐露的這些“心跡 ”告訴后人 ，讓后人能對  自己做出公正的歷史評價。

　　與此同時 ，毛澤東在山上還有過一次關于民主問題的重要談話 ，時任江西省公  安廳廳長的王卓超后來回憶道 ：“記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師考學生一樣問我們井岡  山精神是什么 。我們回答說艱苦奮斗 。他笑了 ， 叫我們再想想 ，說艱苦奮斗只是一  個方向 ， 只是一點 ，還差兩點 ，要從制度方向想 。汪東興加了一條支部建在連上。 主席點點頭 ，繼續說 ：在井岡山時 ，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 、好作風 ，現在比較提  倡的是艱苦奮斗 ，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 ，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 。支部建在連  上 ，隨著我們掌握政權 ，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 ，成為領導機構 。黨的  力量加強了 。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 ，實行政治民主 ，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 ， 比井  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 。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 、一種有  效的方式 ，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 。主席將井岡山士兵委員會的作  用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他重新提起 《井岡山的斗爭》 一文中他寫過的話：‘中  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 ，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 。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 ，將是破

　　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 ’”（《毛澤東全集》 第4卷 142 頁）。這段談話 表明 ，毛澤東正在考慮“全國性的政治民主 ”以及民主如何形成制度 ，如何才能找 到民主實現的“有效的方式 ”等問題 。在毛澤東看來 ，像“士兵委員會 ”這樣的可 以對“黨支部 ”進行監督和制衡 ，并參與連隊管理的群眾組織 ，將成為中國實行民 主的一個重要方式 。從這里 ，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一點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所采取的 一些重大舉措的端倪了。（參見《毛澤東全集》第4卷 133頁）

　　那么 ，文化大革命前夜的毛澤東 ，其所面臨的社會結構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況 呢？一般用“兩個階級 ，一個階層 ”來概括 ， 即工人階級 、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 層 。但這種概括其實忽略了一個當時最強有力的階層 ， 即管理領導者階層 。這個階 層曾經是中國革命的中堅和領導力量——由于中國革命被迫選擇了武裝斗爭的道 路 ，在漫長的戰爭年代 ，培育出了千千萬萬的各級干部 ，新中國成立后 ，他們順理 成章地成了各個地方 、各個部門的領導 。 由于中國革命取得了極其輝煌的勝利 ，他 們因此在社會上享有崇高威望 ，斗爭經驗豐富 ，具有捍衛政權的強烈意志 ，并且控 制著包括黨 、政 、軍 、人 、財 、物在內的全部資源 。當時的中國 ，在經歷了長時間 大規模的急風暴雨般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洗禮之后 ，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團或曰精英集 團 ， 已經蕩然無存——地主階級已經被從政治上消滅了 ； 民族資產階級在敲鑼打鼓 地宣布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之后 ，也已經被贖買 ；帝國主義勢力已經退出中國 ；知識 分子表示擁護社會主義 ，處于被改造的狀態——唯一有組織的強大力量 ，就是管理 領導者階層 。在中國 ，這個階層沒有天敵 ：工人農民對他們表示擁護 ，知識分子也 很恭順。

　　毛澤東要搞“全國性的政治民主 ”，落實勞動者管理國家的權利 ，就必須要動  管理領導者階層的奶酪 。但對毛澤東來說 ，麻煩在于這個政治精英階層是老人家自  己在長期的革命和戰爭年代親手創造與培育的 ，并在他的帶領下從勝利走向勝利， 絕不可能也不應該像對待“ 國民黨反動派 ”那樣用徹底推翻的方式來對待 。如果毛  澤東能夠成功找到解構官僚權力的辦法 ，或者將人民群眾組織起來構成有效制衡， 則中國不難從此走上民主的坦途 ，社會主義制度也因此變得不可動搖 ，反之 ，如果  聽任管理領導者階層控制一切 ，則一旦管理領導者階層在他身后轉而利用自己掌握  的權力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則中國革命就會為山九仞 ，功虧一簣 ， 已經獲得的

　　革命果實也很可能大部或全部的喪失。

　　毛澤東曾于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會議上對艾思奇等滿懷深情地說 ，今后  的幾十年對中國的前途和人類的命運是多么寶貴而重要的時期！現在二十歲的青年  再過二三十年是四五十歲的人 ，我們這一代青年人 ，將親手把我們一窮二白的祖國  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 ，將親手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斗 ，任重而道遠 。老  人家明確地指出 ，政治工作要走群眾路線……群眾的事情由群眾來辦理就是民主， 這里有兩條路線 ，一條是單靠個人來辦 ，一條是發動群眾來辦 。我們的政治是群眾  的政治 ， 民主的政治 ，要靠大家來治而不是靠少數人來治 ，一定要發動人人開口 。 沒有黨的領導 ，單靠首長個人來領導 ，事情一定辦不好 ，一定要靠黨和同志們來辦  事 ，而不是靠個人來辦 ，群眾要發動 ，要形成群眾動口動手的風氣 。上面要靠黨的  領導 ，下面要靠廣大群眾 ，這樣才能把事情辦好 。這難道不是毛澤東當年要建立突  出人民的政治從而發動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嗎！（ 《毛澤東全集》 第48卷244頁）

　　當然 ，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為止 ，這個管理領導者階層基本還是    紅色的 ，它的革命銳氣和理想主義色彩還沒有完全褪去 ，但在人民群眾缺乏主體    意識和民主權利 ， 不能對其進行有效制約的情況下 ，“紅色 ”有可能變成 “ 灰    色 ”，甚至有可能變成 “ 黑色 ”，但也恰恰是因為管理領導者階層還是 “ 紅色 ” 的 ，不僅黨內干部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 ，甚至黨外干部也看不懂 。在“文化大革    命 ”高潮中的一九六七年國慶節 ， 民革中央副主席張治中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禮    時 ， 曾親口向毛澤東道出了自己疑惑 ：“主席 ，你走得太快了 ， 我們跟不上！ 我    一向以為共產黨的干部都是好的 ， 怎么一下子這么多的好干部都變成了走資派    了？”但后來的歷史證明 ，是毛澤東而不是別的什么人早就真正看透了管理領導    者階層的本質及其演變趨勢 。縱觀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我們會發現 ，傳統的    由管理領導者階層壟斷一切的社會主義 ，必定是一種不穩定的 、暫時的狀態 。其    前景 ，要么是繼續向前 ，走向 “ 自由人的聯合體 ”，建立一個人民擁有 “ 管理國    家 、管理軍隊 、管理各種企業 、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 ” 的人民社會主義 ；要么是    向后倒退 ， 回歸所謂 “世界主流文明 ”，在社會主義的廢墟上重建資本主義 ，二    者必居其一。（參見郭松民：《愚公毛澤東》 破土網 ，2015年 12月 27 日）

　　當時 ， 毛澤東還對護士長吳旭君說過 ：“我多次提出這些問題 ，他們接受不 了 ，阻力很大 。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 ，這不是為我個人 ，是為將來這個國家 、這個 黨 ，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 、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 。我很擔心 ，這個班交給誰 我能放心 。我現在還活著呢 ，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 ，我以及許多先烈 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之后 ，毛澤東終于想到了解決問題的關鍵 ，這 就是培養可靠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 ”。毛澤東的夢想是把中國建成一個偉 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但他已經是七十多歲的人了 ，在他的有生之年 ，不可能完成這 個夢想 ，所以他要把這個夢想寄托在他的接班人身上。

　　毛澤東理想中的接班人 ，第一要年輕 ；第二要堅信馬克思主義 ， 堅決走社 會主義道路 。 毛澤東為吸取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的教訓 ， 防止 “ 中國赫魯曉 夫 ” 的出現 ， 曾在 《人民日報》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發表的 《關于赫魯曉夫 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 一文中 ， 提出接班人必須具備的五項 條件：（一 ）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 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的掛 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招牌的修正主義者。（二 ）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 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 ， 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 ， 在國內為一小撮資產 階級特權階層的利益服務 ，在國際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利益服務。（三） 他們 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 。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 見相同的人 ， 而且要善于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 ， 還要善于團結那些反 對過自己并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 。但是 ，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 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 ， 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四） 他 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執行者 ， 必須學會 “ 從群眾中來 ， 到群眾中 去 ” 的領導方法 ， 必須養成善于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 。而不能像赫魯曉夫 那樣 ， 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 ， 專橫跋扈 ，對同志搞突然襲擊 ， 不講道理 ， 實行 個人獨裁。（五） 他們必須謙虛謹慎 ，戒驕戒躁 ， 富于自我批評精神 ， 勇于改正 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而絕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 ， 文過飾非 ， 把一切功勞 歸于自己 ， 把一切錯誤歸于別人 。然而 ， 如此理想的接班人 ， 毛澤東還正在繼 續苦苦尋找 。但當時毛澤東要做的 ， 首先是摧毀阻礙革命事業接班人接班的思 想障礙 ， 這就成為老人家決心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動因之一 。他站

　　在黃洋界 ， 眺望遠處 ， 詩興大發 ， 寫下了最著名的詩詞之一 《重上井岡山》：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岡山 。千里來尋故地 ， 舊貌變新顏 。到處鶯歌燕舞 ，更有  潺潺流水 ， 高路入云端 。過了黃洋界 ， 險處不須看 。風雷動 ， 旌旗奮 ， 是人  寰 。三十八年過去 ， 彈指一揮間 。可上九天攬月 ， 可下五洋捉鱉 ， 談笑凱歌  還 。世上無難事 ， 只要肯登攀。”

　　一九六五年八月三日 ，毛澤東與戴高樂特使馬爾羅交談時 ，馬爾羅問 ：“你們  是如何啟發農民這么勇敢的？”毛澤東回答 ：“這問題很簡單 ，我們同農民吃一樣的  飯 ，穿一樣的衣 ，使戰士們感覺我們不是一個特殊階層 。我們調查農村階級關系， 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 ，把土地分給農民。”談到中國的前途 ，毛澤東說 ：“中國也有  兩個前途 ，一種是堅決走馬列主義的道路 ，社會主義的道路 ，一種是走修正主義的  道路 ，我們有要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社會階層 ，我們采取了一些措施 ，避免走修正主  義道路 ，但誰也不能擔保 ，幾十年后會走什么道路。”（《毛澤東年譜》 第 5卷 516 頁） 十月十二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說 ：“我不怕你們造反， 你們制造機器 ，制造武器 ，你們就造嘛 。我提倡造反 ，是反對袁世凱稱皇帝的那種  反 。如果中央出了軍閥也好 ，修正主義也好 ，總而言之 ，不是馬克思主義 ，不造反  就犯錯誤 ，要準備造反……靠老爺 ，不靠人民 ，你有飯吃呀？你有衣穿呀？ 而百分  之七十是貧下中農 。工廠里也有這個問題 。……我快要去見馬克思了 ，怎么交代？ 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 ， 我不干。”（《毛澤東年譜》 第 5 卷 534 頁） 老人家認  為 ，必須提請全黨注意 ，要提升共產黨人的政治站位 ，反對具有修正主義思潮特點  的折中主義 。僅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一天內 ，毛澤東就此議題連續寫下五篇文  章及批語 ，對“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 ，對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 ，而自己另外散布  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 的人們 ，大家應當有所警惕。”并駁斥了折中主義的  五大特點 ：第一個特點就是用二元論來代替 、冒充 、偷換馬克思主義的兩點論（兩  點論即一分為二）。第二個特點就是用混合論 、調和論來代替馬克思主義 、辯證唯  物主義的結合論 。第三個特點就是用似是而非 、模棱兩可的東西來冒充和代替辯證  法 。第四個特點 ，有折中主義傾向的人 ，總以為自己很有政治 ，其實他的腦子里政  治缺的很 ，少得可憐 。第五個特點是哲學上的折中主義必然導致政治上的機會主  義、修正主義。（《毛澤東全集》第 48卷 226頁）

　　第三節  擘劃推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當然 ，最終直接促使毛澤東采取自下而上充分發動群眾的方法開展文化大革命  的 ，主要源于中國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期發生的四件大事 ：一是一九六二年初在  七千人大會上 ，劉少奇對自己一九五八年煽動浮夸風 、共產風 、強迫命令風 ，沒有  做認真的自我批評 。毛澤東對劉少奇感到失望 。二是一九六二年五月劉少奇召開西  樓會議 ，擅自改變七千人大會對于形勢問題的民主決議 ，鼓吹黑暗悲觀論調 ，要在  全國百分之六十以上社隊恢復單干 ，堪稱是一次復辟資本主義的演習 。引起了毛澤  東的警惕 。這就是毛澤東當初提出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背景 。三是一九六四年社教  運動中 ，劉少奇把黨內高層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歧公開化 ，公開反對關  于“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的提法 ，形“左 ”實右地把大多數一般干部當敵人。 事關大局 ，事關路線 ，事關人民 ，毛澤東是從不妥協的 。把劉少奇從黨和國家最高  領導職位上撤下來的想法 ，最初正是產生在此時 。四是一九六六年初 ，劉少奇 、彭  真等在明知蘇共剛剛發表過攻擊我黨的言論和毛澤東并不同意的情況下 ，組織在京  中央領導討論并提出要參加蘇共二十三大 ，試圖實現國內修正主義與國外修正主義  某種程度上的合流。

　　正是這些嚴峻的事實 ，促使毛澤東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國家有可能出現資本主義復  辟的問題 ，現實使毛澤東充分認識到 ，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資本主義危險主要來  自內部，來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即中央的背叛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社  會主義基本原則的修正主義集團。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曾多次提出“ 中央出了修  正主義怎么辦？”的問題。老人家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會見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  日成時曾明確指出 ：在國際上 ，我們黨內有些人主張“三和一少 ”。什么是“三和一  少”呢？就是對帝國主義要和 ，對修正主義要和 ，對各國反動派要和 ，就像對尼赫魯  那樣的反動派也要和。一少是 ，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一點 ，要少支持世界革命。 毛主席大手一揮說 ，這是修正主義的外交路線！這些人在國內還是搞長期“三自一  包 ”路線的提倡者。三自 ，是自留地、 自由市場、 自負盈虧 ；一包是包產承包到戶。 眼前是能解決一些落后地區農民的吃飯問題 ，但是 ，作為一條政策 ，要長期這么下  去 ，那就是解散了社會主義的農村集體經濟 ，搞垮了社會主義存在的經濟基礎。只強

　　調個人主義 ，不講團隊精神 ，不講集體主義 ，社會主義就會倒退到資本主義血汗工廠    和封建主義分散各自為政的小農經濟。“三和一少 ”是他們的國際綱領 ，“三自一包” 是他們的國內綱領。這些人中有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他們    在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到處宣傳串聯鼓動。為了防止中國出現修正主義掌權，從現在起    就要大講特講反修防修的斗爭問題 ，大講特講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    ——我擔心 ，我死以后 ， 中國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什么樣的情況都有可能發生 ，  但我不希望中國變得像蘇聯那樣出現資本主義復辟；如果真的那樣 ，我們這么多革命    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現在我還沒有死 ，在我們黨的中央內部就有人敢公開提出來搞    “三自一包 ”、提倡“三和一少 ”；如果我死了 ，這些人還在 ，他們還不鬧翻天？我們    搞社會主義 ，搞經濟建設 ，都沒得經驗 ；蘇聯先搞了社會主義 ，在許多地方也有不    少失誤 。我們這些國家怎樣搞？要根據各自國家的具體情況 。中國是要搞社會主義    的 ，這一條不能變 。為了防止中國出現資本主義復辟 ，所以我們才念念不忘階級斗    爭 ，念念不忘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參見《毛澤東年譜》第 5卷 320頁）一九六五年    十月十日 ，毛澤東在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的會議上又說：“如果中央出了修    正主義 ，應該造反 。如果中央搞得不對 ，不是講小的不對 ，而是講大的不對 ，如果    出了赫魯曉夫 ，那有小三線就好造反。”（《毛澤東年譜》第5卷534頁）在無產階級    文化大革命中 ，毛澤東進一步提出所有制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 ，我們這個基礎不穩    固 ； 以及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兩大論斷 ，形    成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 ，正確回答了社會主義運動提出的斯大林犯錯誤和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篡權復辟資本主義這兩個重大問題。

　　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 ，被普遍認為是點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導火索的 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一文 ，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 匯報》 上公開發表了 。它究竟是江青組織的還是中共上海市委組織的？ 或者說江青 只是參與了組織文章的聯絡協調工作 ，真正具體組織撰寫批判文章的主要是中共上 海市委？ 毫無疑問 ，應當是后一種情況 。聯系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毛澤東在中 共八屆八中全會閉幕會議上關于“海瑞 ”的一段講話 ，就不難理解了 。“明朝的海 瑞是個左派 ，他代表富裕中農 、富農 、城市市民 ， 向著大地主大官僚作斗爭 。現在 海瑞搬家 ，搬到右傾司令部去了 ， 向著馬克思主義作斗爭 。這樣的海瑞 ，是右派海

　　瑞 。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嗎？有人講我這個人又提倡海瑞 ，又不喜歡出現    海瑞 。那有一半是真的 。海瑞變了右派我就不高興呀 ，我就要跟這種海瑞作斗爭 。  我們是提倡左派海瑞 ，海瑞歷來是左派 ，你們去看 《明史·海瑞傳》。講我提倡海    瑞 ，又不愿意看見海瑞 ，對于右派海瑞來說 ，千真萬確 ，但不是左派海瑞 ，左派海    瑞是歡迎的 。如果不歡迎左派海瑞 ，不喜歡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來批評我們的缺    點錯誤的這種人 、這種同志 ，那么就是錯誤的 ， 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了 。” （《毛澤東年譜》 第4 卷 152 頁） 顯然 ， 毛澤東是從階級斗爭的觀點出發 ，喜歡    “左派海瑞 ”，不喜歡吳晗寫的“右派海瑞 ”。由此可以肯定事前毛澤東是知道并有    明確態度的 ，不然的話 ， 即使江青等人也沒有膽量組織撰寫這種把斗爭矛頭直指代    表黨內資產階級的頭面人物 ，且針對性與政治攻擊性都是很強的文章 。除毛澤東之    外 ，大概誰也不可能有如此氣魄和膽略。

　　當時的實際情況應當是 ：一九六五年初 ， 中共上海市委根據毛澤東的要求組織了  相關的寫作班子 ，時任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曾給予了大力支持 ，并決定由分管市委書  記張春橋具體組織協調。張推薦了時任上海《解放日報》編委兼文藝部主任 ，小有名  氣的文藝評論家姚文元主筆 。因姚文元自一九五五年起 ，經常在報紙雜志上發表文  章 ，包括胡風、王若望、徐懋庸、施蟄存、許杰、徐中玉、魯莽、流沙河、周谷城、 艾青、巴金、丁玲等名人的文章都曾被他公開批評過。姚文元執筆寫作《評新編歷史  劇〈海瑞罷官〉》 一文開始于一九六五年五月 ，在張春橋的支持下 ，姚文元找到了復  旦大學歷史系的教師朱永嘉，請其來幫助他查閱史料 ，又經常回到家里求助于父親姚  蓬子的指點。為了保密 ，江青甚至都只能以討論樣板戲為借口 ，經常跑到上海來 ，表  面上是看京劇《海港》《智取威虎山》，暗地里是參與討論姚文元的修改稿。而張春橋  則以匯報樣板戲為名，來往于北京上海之間 ， 向江青報告撰寫評《海瑞罷官》文章的  進程及問題。當然 ，負責牽頭組織討論的是陳丕顯。時任市長曹狄秋就曾說過 ，姚文  元的文章，“市委改了四稿”（引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斗爭  大事記》） 。為此 ， 中共上海市委曾組織過多次黨內外專家的討論會。姚文元的文章清  樣排出來之后 ，張春橋親自擬訂了一份名單 ，多是上海學術界、理論界、文藝界的知  名人士，請他們來為這篇文章提意見。參加的人包括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兼復旦大學校  長周谷城、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周予同、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李平心、上海社會科學院

　　黨委書記李培南、《文匯報》總編輯陳虞孫等。張春橋親自主持了會議并發表講話說： “今天 ，請各位專家 、教授光臨 ，不勝榮幸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 ， 只是‘征求意見  稿 ’。所謂‘征求意見稿 ’，也就是供征求意見之用 ，還很不成熟 ，請各位不吝指  教 ， 以便作出進一步修改。”有的與會教授、專家曾直言不諱地對此文提出了不同的  意見 。十一月八日 ，上海市委書記處又專門組織了一次討論姚文的會議 ，與會的有  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 、市長曹荻秋 、主管此事的文教書記張春橋 、分管教育衛生的  市委候補書記楊西光 、市委候補書記王少庸 ，加上作者姚文元 ，協助姚文元寫作的  朱永嘉 ，還有市委寫作班子黨支部書記徐景賢等 。正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后來  回憶所述 ：批判《海瑞罷官》“張春橋組織姚文元建立班子在上海寫 ，沒有背著上海  市委和華東局 ，張春橋是作為上海市委和華東局的代表來組織文章的 。華東局和上  海市委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的指示他們能不執行嗎？ 當時是執行的 ，還  是光榮的 。毛主席對上海市委是信任的 ，寄予希望的 。并沒有把張春橋 、姚文元和  上海市委分開 ”。（引自《王力反思錄》 王力著 ，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出版）上述  情況至少說明姚文元是在接受上海市委領導的指令才開始撰寫此文的 ，文章也是經過  上海市委和專家反復研討后九易其稿才最終定稿的。

　　姚文元的文稿是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日由陳丕顯去北京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 大會議時帶到北京的 。據陳丕顯回憶錄記載 ，到北京后將稿子交給了江青 。原準備 找個機會向周恩來或陳毅匯報 。沒等他們匯報 ，毛澤東已向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 透露自己要批判吳晗的打算 。那是在這次會上 ，毛澤東忽然提出要批判資產階級反 動思想 ，并轉向彭真問 ：“吳晗的問題可不可以批判呀？”彭真答 ：“吳晗有些問題 當然可以批判 ”。陳丕顯于是認為毛澤東向彭真發問 ，一是征求意見 ；二是打招 呼 。會后華東局書記魏文伯對陳丕顯說 ：“阿丕 ，這下不用擔心了 ，毛主席都問過 彭真了 ，我看我們也不用再找總理和陳老總匯報了 ”。（引自《陳丕顯回憶錄——在 一月風暴的中心》 福建黨史月刊 2005第 3卷） 陳丕顯的回憶充分說明姚文元的文章 在發表前是非常慎重的 。九月十日就已送北京 ，直到十一月十日才發表 ，期間很多 人都知道 ， 已經沒有什么秘密可言 。“不過 ，張春橋自己在姚文發表前 ，還是向北 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打了個招呼 。他和鄧拓是老同事 ，一九四九年前在《晉察冀 日報》 共事時 ，鄧拓是社長兼總編輯 ，張當時是理論部主任 。張春橋說：‘我和鄧

　　拓是老朋友了 ，我要不跟鄧拓打招呼 ，鄧拓就會說我不夠朋友了 ’”。（引自《陳丕 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 福建黨史月刊 2005第 3卷）鄧拓與吳晗兩個人關 系密切 ，不可能不告訴吳晗 。而且吳晗在看到《文匯報》姚文后也沒有當回事 ，只 是覺得有點上綱上線 。盡管前有毛澤東親自打招呼 ，后有上海市委告訴了北京市委 書記處書記鄧拓 ，但作為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彭真并不認為這樣就是通知了北京市 委 ，他后來在許多場合責備上海市委發表姚文元文章不打招呼“黨性到哪里去了 ”。

　　吳晗是著名歷史學家與明史研究者 ，文化大革命前擔任北京市副市長 。他從一 九五九年開始 ，發表了 《海瑞罵皇帝》《論海瑞》《海瑞的故事》《海瑞》《海瑞罷 官》 等多篇文章并出版了單行本 。之后 ，吳晗和鄧拓（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廖 沫沙（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 三人用“吳南星 ”筆名 ，在《前線》 雜志開辟雜文 《三家村札記》 專欄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姚文元的署名文章 《評新編歷史劇〈海 瑞罷官〉》  在上海《文匯報》公開發表后 ， 曾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江青一九六七 年四月十二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題為 《為人民立新功》 的講話中說 ：“本來寫評 《海瑞罷官》《評三家村》 這樣的文章 ，是主席在那里親自領導的嘛 ，是姚文元同志 寫的嘛 ，有些人卻貪天之功 ，說是他們搞的。” 同時 ，毛澤東在審閱江青的這個講 話稿時 ，刪去了“是主席親自在那里領導的嘛 ”句（引自江青秘書閻昌貴所著《毛 澤東幫江青改文章》 紅旗出版社 ，2009 年出版）。 江青話中的“有些人卻貪天之 功 ，說是他們搞的 ”，很可能指的是上海市委 ，這篇公開講話顯示姚文元的文章并 不是江青直接組織寫的 。同時 ，它也旁證了中共上海市委在組織寫批判文章時 ， 曾 專門通過江青向毛澤東請示 ，江青顯然只是個二傳手。

　　早在一九六四年中央就將 《海瑞罷官》《燕山夜話》 列為三十九個可供批判的                                                                                      文學藝術資料 ，并批轉發至縣團級（宋永毅主編《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                                                                                      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9— 1967.10〕》）。此后 ，全國展開了對文化人及其作品的                                                                                      批判活動 。包括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的 《逼上梁山》、文化部副部長周揚的 《武訓                                                                                      傳》、 文化部副部長夏衍的 《林家鋪子》、 中央黨校副校長楊獻珍的 “合二為一 ” 論 、華東工業部副部長孫冶方的“經濟思想 ”、高等學校歷史教材編審組組長翦伯                                                                                      贊的“讓步政策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周谷城的“ 時代精神匯合論 ”等 。論職務與                                                                                      名氣 ，這些人都不比吳晗低 。姚文元這篇政治敏銳性較強的文章之所以在上海《文

　　匯報》 頭版發表 ，而沒有在上海市委的機關報《解放日報》 上刊登 ，是張春橋的主  意 。他認為文章刊登在這張非黨報上 ，首先不會引起人們猜測 ， 因為這份民間報紙  過去也發表過一些學術爭論文章 ；其次這張上海報紙在全國特別是知識界擁有廣泛  讀者 ，可以通過對姚文元文章的爭論 ，將知識界同情或同意吳晗觀點者都牽出來， 便于以后進行更深入的批判 。文章發表那天 ，姚文元自己并不知道 ，是上海市委第  一書記陳丕顯電話通知的 ，還向姚文元表示祝賀（引自 《上海文革時期的群眾運  動》 1965年 11月 12 日至 26 日）。 當時 ，華東六省一市所有黨委機關報全都轉載了  姚文 ，接著 ，全國其他地方除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華國鋒 、宣傳部代部長徐天貴） 以外 ，都開始轉載 。而北京的報刊直到十一月二十九日 《解放軍報》 和 《北京日  報》 才轉載了該文 ，三十日《人民日報》 轉載 。這就是后來毛澤東所指的“十九天  拒不轉載 ”說法的來源 。有一種說法是羅瑞卿打電話給彭真 ，告訴他 《解放軍報》 將要轉載姚文 ，并建議北京的報紙也盡快轉載。《解放軍報》 之所以轉載 ，據說是  調查了姚文后 ，發現是毛澤東同意的才決定轉載 。據記載：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  周恩來同志的督促下 ，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會堂西大廳開會 ，討論北京報紙轉載姚  文元同志文章的問題 ，有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宣部副部長周揚 、許立群 、姚溱等同  志參加。”北京媒體轉載姚文顯然是不情愿的 ，轉載后即展開了反擊行動 。“北京  派 ” 的北京市委書記鄧拓以向陽生的筆名寫了一篇 《從〈海瑞罷官〉 到道德繼承  論》、文化部副部長周揚主持寫作了一篇署名方求的文章 《 “海瑞罷官 ”代表一種  什么社會思潮》、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李琪以李東石的筆名寫了 《評吳晗同志的歷  史觀》 等文章對姚文元進行反駁。

　　“上海派 ”也來者不善 ，接著發表了《評“三家村 ”——〈燕山夜話〉〈三家村 札記〉 的反動本質》 等一系列文章 ，把攻擊對象擴大到鄧拓 、廖沫沙等北京高官文 化人 。“京派 ”與“海派 ”在各自把持的媒體上展開了三個多月激烈的論戰 。十二 月二十九日 ，吳晗迫于形勢壓力 ，寫了《關于〈海瑞罷官〉 的自我批評》 一文 ，登 于 《北京日報》， 在一些問題上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其實 ，毛澤東在 《評新編歷史 劇〈海瑞罷官〉》  發表后兩天 ， 即離京赴滬 ， 以坐鎮滬上的姿態 ，亮明了他對此文 的支持態度 。對此 ，毛澤東沒有作明確的解釋 ，彭真等人便進行了合法抵制 。毛澤 東得知北京各大報不轉載《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后 ，十分震怒 。毛澤東當

　　時想挑起這場政治批判 ，借此扭轉“七千人大會 ”后 ，劉少奇等人否定包括總路線  在內的“三面紅旗 ”的局面 。這場整風運動怎么搞？假如中央一線領導順從 ，就和  緩些 ，否則就激烈些 。北京的公開抵制把毛澤東惹火了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 ，毛  澤東就 《海瑞罷官》 發表談話說 ，“吳晗的 《海瑞罷官》 的要害是罷官 ，是同廬山  會議 ， 同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有關的 。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斗爭 ，是長期的階  級斗爭 ，絕不是匆促做一個政治結論就可以解決的。”（《毛澤東全集》 第 48卷274 頁） 四月二十二日 ，毛澤東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 ，甚至當著劉少奇的面說 ：“我  不相信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只是吳晗 ，后面還有一串串‘三家村 ’。文化大革  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革命 ，是意識形態的斗爭 ，觸及很廣泛 ，涉及面很寬 。朝里有  人 ， 比如中央宣傳部 、中央文化部都發生這方面的問題 ，朝里都有人。”（《毛澤東  年譜》 第 5 卷 580 頁） 他怒斥北京市委 “是一根針也插不進去 ，一滴水也滴不進  去 。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觀改造黨 ，事物是向他的反面發展的 ，他自己為自己準備了  垮臺的條件 ，對他的錯誤要徹底攻 。這是必然的事 ，是從偶然中暴露出來的 ，一步  一步深入的 。歷史教訓并不是人人都引以為戒的 。這是階級斗爭的規律 ，是不以人  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毛澤東在接見他的老朋友斯諾中  有這樣一段話 ：“關于 《海瑞罷官》 那篇文章擊中了我們的敵人的要害 。那個時候  在北京組織不出文章 ，說吳晗是個歷史學家 ，碰不得！ 找了第一個人 ，不敢寫 ；找  了第二個人 ，也不敢寫 ；又找了第三個人 ，也是不敢寫 。后頭在上海組織了一個班  子 ，寫作班子 ， 以姚文元為首 。文章出來了 ，北京不登 。我那時候在上海 ，我說： 出小冊子 ，看他們怎么辦！ 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北  京日報》 不登 。后頭全國各地 、各省 、市都轉載了 ，只有一個省沒有登 ，就是我那  個省——湖南。”（《毛澤東年譜》第 6卷 357頁）

　　第四節  《二月提綱》要害所在

　　面對由《海瑞罷官》 而引起的改造批判運動 ，需要中共中央有一個明確的指導 方針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 ， 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這個小組成立于 一九六四年七月 ， 目的是為了代表中央領導文藝界的整風 。組長是中央書記處書記

　　彭真 、副組長是中宣部部長兼文化部部長陸定一 ，成員包括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 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人民日報》 總編輯吳冷西） 在人民大會堂討論關于批判吳晗  的問題 。參加這次會議的還有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 、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等人， 周揚因病缺席。

　　彭真在會上首先發言并明確地說 ：“這場討論斗爭要有領導 、有步驟地進行 ，  一要謹慎 ，二要層層把關 。凡是要點名的 ，都要經過有關領導機關批準 ，決不能自    行其是 。不要談《海瑞罷官》 的政治問題 ，像郭沫若這樣的人都很緊張了 ，學術批    判不要過頭 ，要慎重。”陸定一立即贊同彭真的意見 ，特別講了斯大林時代的歷史    教訓 ，說 ：“學術批判不能過火。”康生反駁說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 ， 同吳晗的斗    爭是兩個階級 、兩條道路的斗爭 。應該把斗爭的鋒芒集中到吳晗身上 ，要揭露吳晗    的政治問題 、要害問題 。談吳晗的問題 ，要聯系到廬山會議的階級斗爭背景。”彭    真也反駁說 ：“我們已經查明 ，吳晗與彭德懷沒有聯系 ， 因此不要提廬山會議。”彭    真又把 《關鋒材料》 拿出來 ，說 ：“現在一個重要問題是 ， 我們對那些 ‘ 左派 ’ 們 ，也要進行必要的整風 ，不要讓他們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 ，進行挑撥離間    和破壞活動 ，要警惕‘左派 ’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 、學閥的道路。”康生    繼續反駁說 ：“你們不搜集吳晗材料 ，卻專門搜集關鋒等左派同志的材料 。我們要    分清階級界限 ，要保護關鋒等左派同志 ，依靠他們組織我們的學術批判隊伍。”但    會上康生是孤掌難鳴 ，大家并不理會他的意見 。會議結束后 ，彭真讓許立群起草一    份會議提綱 ，這就是后來著名的《二月提綱》。

　　《二月提綱》 的全稱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 只  有兩千多字 ，文章雖短 ，但分量一點兒也不輕 。它公然抵制由毛澤東擘劃并起主導  作用的推動對修正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所開展的政治大批判。《二月提綱》 分六部  分 ，第一部分是“ 目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 ”，首先對批判 《海瑞罷官》 作出一  個明確的性質定義“學術批判 ”，這顯然就是熄滅毛澤東對 《海瑞罷官》 進行政治  批判的火力。《二月提綱》 的開場白說 ：“對吳晗同志《海瑞罷官》 的批判 ， 以及由  此展開的關于道德繼承 、歷史人物評價和歷史研究的觀點方法等問題的討論 ， 已使  思想界活躍起來了 ，蓋子揭開了 ，成績很大。”在“京派 ”與“海派 ”激戰正酣， 乃至毛澤東已經公開表態支持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發表的情況下，《二

　　月提綱》 卻拋開毛澤東關于 《海瑞罷官》 第一個要害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 草 ”；第二個要害是“為彭德懷翻案 ”的論斷 ，認為 ：從批判 《海瑞罷官》 開始的 大辯論 ，是“在學術領域中清除資產階級和其他反動或錯誤思想的斗爭 ，是興無滅 資的斗爭 ， 即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 。這場大辯論勢必 擴展到其他學術領域中去 。我們要有領導地 、認真地 、積極地和謹慎地搞好這場斗 爭 ”。同時 ，在學術討論中“要堅持實事求是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要以 理服人 ，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以勢壓人 。要提倡堅持真理 、隨時修正錯誤 。要有破 有立 ”。“只有這樣 ，才能利用無產階級思想逐步地改造舊知識分子 ，提高革命的知 識分子。”很顯然，《二月提綱》 主要是為了把已開始的對《海瑞罷官》 的批判限制 在學術范圍內 ，避免把學術界的思想斗爭發展為政治運動。

　　二月五日 ，劉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討論 《二月提綱》。參加這 次會議的有劉少奇 、周恩來 、朱德 、鄧小平 、彭真 、康生 、吳冷西等人 。當時毛澤 東在武漢 ，沒有參加這次會議 。彭真在 《提綱》 的討論稿前面寫了一個說明 ：“此 件由于時候倉促 ，來不及在五人小組內傳閱和商討。”很顯然 ，這是為了繞過康 生 。但《二月提綱》要下發全黨 ，還要經過最后一道手續 ，那就是黨中央委員會主 席毛澤東的同意 。于是 ，會議決定派彭真等赴武漢向毛澤東匯報。

　　二月八日 ，毛澤東在武漢東湖聽取了彭真 、陸定一 、康生 、吳冷西 、許立群、 胡繩等對《二月提綱》及有關附件材料的匯報 。關于《二月提綱》 本身 ，毛澤東知  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已經討論并同意后 ，沒有立刻表示不同意見 。彭真試圖得到毛  澤東的明確首肯就故意說 ：“以前很多批判都是虎頭蛇尾 ，沒有結論 ，這次我們應  該要做一個政治結論。”毛澤東說 ：“不同的意見可以放出來 ，可以比較鑒別 。同資  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 ，是長期的階級斗爭 ，不是匆忙做一個政治結論就可  以解決的。”（《毛澤東年譜》第 5卷 557頁）

　　二月十二日 ， 中央辦公廳正式下發了 《二月提綱》， 作為中央處理吳晗和 《海 瑞罷官》 的方針 ，劉少奇 、鄧小平把《文化部黨委關于當前文化工作中若干問題向 中央的匯報提綱》 批轉全國 。文件第一部分第一段寫道 ：“毛主席的兩次批示 ， 中 央和各級黨委的督促和領導 ，全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深入開展 ，推動了全國的社 會主義文化大革命 。這是一場激烈的 、深刻而復雜的 、兩個階級 、兩條道路和兩條

　　文藝路線的斗爭。”這是“文化大革命 ” 的概念第一次出現在中央文件上 。 同時， 《二月提綱》 認為 ：一九六四年以來 ，學術文藝戰線上批判資產階級“權威 ”的革  命搞“過火了 ”，“妨礙了創作的繁榮 ”，要趕緊剎車 。并特別提出“報刊上公開點  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 ，有的人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準 ”。這種觀點顯然帶有很大  的針對性 ，“學閥 ”明顯指向“海派 ”的秀才們 ，公開點名一事指的是吳晗被批。

　　《二月提綱》 把黨內領導層的重大分歧擺上了桌面 ，激怒了毛澤東 ，他終于走  上前臺 。三月二十八日 ，毛澤東在談話中直指“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 ，不分是  非 ，是錯誤的 ”。如果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壞人 ， 中宣部要解散 ，北京市委  要解散 ，五人小組要解散 ”。（《毛澤東全集》第 48卷 313頁） 而此時的北京市委已  經感到大事不妙 ，開始轉向批判吳晗 。四月十六日 ，在《北京日報》 以三個版面的  篇幅發表了對“三家村 ”和《燕山夜話》 的批判材料 ，全國許多報刊已經展開了對  “三家村 ”的批判 ，彭真在市委常委會議上也做了自我檢討 ，并要求在 《前線》 和  《北京日報》 發表自我批評式的“編者按語 ”說 ：“本刊 、本報過去發表了這些文章  又沒有及時地批判 ，這是錯誤的 。其原因是我們沒有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 ，頭腦  中又有資產階級 、封建階級思想的影響 。以致在這一場嚴重的斗爭中喪失了立場或  者喪失了警惕 ”。還說吳晗“不止一次地為被黨和人民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鳴不平 ，不止一次地歌頌他們 、鼓舞他們 ，不止一次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 ”。廖  沫沙則是 “ 自覺地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一員主將 ”，而鄧拓 “ 吹捧死  人 ，頑固地提倡向死人學習 ，頌古非今 ，借古諷今 ，大量地宣傳了封建階級和資產  階級思想 ，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 ”。配合著“ 編者按 ”，《北京日報》 還發了 《 “燕山夜話 ”究竟宣傳了什么》， 給 《燕山夜話》 定性為“歪曲黨的百花  齊放 、百家爭鳴的方針 ， 主張讓資產階級思想泛濫 ”，“全面美化封建社會制度 ”， “借封建社會古人之尸 ，還資產階級之魂 ”，“宣揚資產階級沒落的人生哲學 ”，“以  古諷今 ，旁敲側擊 ”。然而為時已晚。

　　就在《二月提綱》 擬定的同時 ，在林彪的委托下 ，江青于一九六六年三月在上 海主持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 。這次座談會的 《紀要》， 認定文藝界被一條“反 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 ”，號召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 義大革命 ”。這種政治責難當然不僅是對著文藝界 ， 而且對著的是一些中央領導

　　人 。與批判《海瑞罷官》 大體同時 ， 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 因曾在毛澤東本人不知情卻在其住處安裝監聽裝置等遭到審查 ，被免去中央辦公廳 主任職務 ； 中央書記處書記 、國務院副總理 、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被林彪等加以 “篡軍反黨 ”野心家等罪名 ，遭到軟禁 。一九六六年三月底 ， 中央宣傳部和北京市 委被指責為包庇壞人 ，壓制左派 。于是 ，彭真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被停止工作 。四 月十六日 ，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彭真 ， 同時撤銷彭真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 組 ”。五月十一日 ，李雪峰（華北局第一書記） 調任代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 ，吳德 （吉林省委第一書記）任第二書記 ，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宣告解體。

　　一九六六年四月 ，毛澤東在對中央關于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 論的匯報提綱》通知稿的批語和修改中明確闡述 ：高舉文化革命的大旗 ，徹底揭露那 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 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 ，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 界 、新聞界 、文藝界 、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 ，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 權。而要做到這一點 ，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 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清洗這些人 ，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 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 ，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 ，這是異常危險 的。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是一批反革命的 修正主義分子 ，一旦時機成熟 ，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 ， 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 專政。這些人物 ，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 ，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 ，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 用 ，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 ，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 ，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 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參見《毛澤東全集》第48卷3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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