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面紅旗 ”是 “ 總路線 、大躍進 、人民公社 ” 的統稱 。它是我國完成對農 業 、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并全面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之 后 ， 中國共產黨于一九五八年首次提出的旨在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施政口 號 ，是毛澤東時代由政治大革命階段轉入經濟大革命階段的重要標志 ，一九六〇年 五月以前它們被稱作“三個法寶 ”，此后改稱為“三面紅旗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 日 ，毛澤東在《十年總結》 一文中 ，著重總結了一九五六年以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 設的經驗 ，并闡述了提出“三面紅旗 ”之間的關系 。毛澤東說 ，前八年照抄外國的 經驗 ，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 十大關系 ”起 ，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 線 。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風斗爭 ，是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反映了客觀規律 ，而探索 如何處理“十大關系 ”則是聯系實際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規律的開始 。一九五八年五 月黨的八屆二中全會制定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并且提出了打破 迷信 、敢想敢說敢做的思想 。它肇始于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 ；八月 ，“又發現人民 公社是可行的 ”。于是 ，“八月在北戴河 ， 中央起草了一個人民公社的決議 ，九月發 表 。幾個月內公社的架子就搭起來了 ，但是亂子出得不少 ，與秋冬大辦鋼鐵同時并 舉 ，亂子就更多了。”毛澤東曾明確地作過自我批評 ，他指出 ：“主動權是一個極端 重要的事情 。主動權 ，就是‘高屋建瓴 ’、‘勢如破竹 ’。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 ，來 自客觀情況在頭腦中的真實地反映 ， 即人們對于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 。我 們過去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就是這樣一個過程 。中間經過許多錯 誤的認識 ，逐步改正這些錯誤 ， 以歸于正確 ”。“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 。有些是和 當事人一同犯的 ”。“看來 ，錯誤不可能不犯 。如列寧所說 ，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 有 。鄭重的黨在于重視錯誤 ，找出錯誤的原因 ，分析所以犯錯誤的客觀原因 ，公開 改正 。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 ，實際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 。有一部分錯誤大概 也是難以避免的 。哪里有完全不犯錯誤 ，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圣人呢？ 真理不

　　是一次完成的 ，而是逐步完成的 ”。“ 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 。 由必然王國 到自由王國的飛躍 ，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 ”。“我們對于社會主義 時期的革命和建設 ，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 ，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 國 ，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 。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 ，去研究它 ，從其 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 ， 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毛 澤東年譜》第 4卷 419頁） 由此可見 ，“總路線 、大躍進 、人民公社 ”的提出 ，是毛 澤東和黨中央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次重要探索 。我們高舉 “三面紅旗 ”所取得的勝利與成功 ，最為重要的就是把世界上最大的一個小農經濟 國家的人文素質提升到工業國所需要的人文素質 。當然 ，它在探索前進中所帶來的 經驗教訓也是需要人們認真汲取的。

　　第一節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制定

　　蘇共二十大以后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 ， 總結自己的經 驗 ，更加積極地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四 月發表的《論十大關系》 的著名講話 ，就是這一探索的最初成果 。這個講話的根本 思想就是明確了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根據本國的情況 ，走自己的道路 。對于蘇聯的經 驗 ，決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 ，或者一概照搬 。他們走過的彎路 ，我們不要再 走 。從這一根本思想出發 ，毛澤東對經濟 、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設提出了 一系列新的觀點和方針 。一九五六年九月 ，黨的“八大 ”在正確分析國內主要矛盾 變化的基礎上 ，指出我們黨現時的基本任務是 ：依靠已經獲得解放和已經組織起來 的幾億勞動人民 ， 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 ，充分利用一切對我們有利的條 件 ，盡可能迅速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這實際上就是“八 大 ”路線的概括 。根據這一路線 ，“八大 ”把發展國民經濟作為黨和國家的中心任 務 ，并確定黨的經濟建設方針 ：就是要隨時注意防止和糾正右傾保守和“左 ”傾冒 險的傾向 ，積極地而又穩妥可靠地推進國民經濟的發展 。八大以后 ，毛澤東又發表 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的講話 ，強調要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敵我 之間與人民內部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 ， 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 ，進行一場向自然開

　　戰的新的戰爭 。這是“八大 ”路線的進一步發展。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高潮過后 ，毛澤東認為 ，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 主義革命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 ， 階級斗爭又趨向緩和 。兩個階級 、兩條道路的斗爭 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但他強調這種斗爭大量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 ，人民內 部矛盾中又有大量不屬于階級斗爭的性質 。在這種情況下 ，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注意 力又轉向經濟建設方面 。一九五八年初 ，毛澤東在他主持起草的 《工作方法六十 條》 中發出了“不斷革命 ”的號召 ，并明確提出 ：“從今年起 ，要在繼續完成政治 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 ， 把黨的工作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 去。”（參見 《毛澤東年譜》 第 3卷 300 頁）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正是為適應這種形 勢的需要而提出來的。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經過黨內多次爭論 ，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醞釀過程才逐步  形成的 。總路線的根本思想是要打破常規 ，高速度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這種思想  早在一九五五年冬就已經開始提出 。這年夏天 ，毛澤東發動了批判“小腳女人 ”， 反對“右傾機會主義 ”的斗爭 ，大大加快了對農業 、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  會主義改造的步伐 。到這年冬天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問題已經基本上  解決了 。現在的問題是在工農業生產和其他各項建設事業的發展方面 。“在這些方  面 ，都是存在著對于情況估計不足的缺點的 ，都應該加以批判和克服 ，使之適應整  個情況的發展。”他提出 ，“中國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 ，科學 、文化 、教育 、衛生等  項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 ， 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 ，這些  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參見 《毛澤東年譜》 第 3 卷 476 頁） 同年十二月五  日 ，劉少奇在一次黨中央召開的有在京中央委員和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座談  會上 ，傳達了毛澤東關于批判右傾保守思想 ，爭取提前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指  示 。其中心思想就是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 ，再加上我們的努力 ，加快我們的發  展 ，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任務 。為此 ，就要反對右傾保守思想 ，打破常規， 沖破平衡 。否則 ，就會出現兩翼走在前面而主體跟不上的現象。

　　為了加快各項建設事業的發展 ，毛澤東立足于中國是個農業大國這一現實基 礎 ，首先主持制定了農業發展規劃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中旬 ，他就在杭州和天津分 別同十四個省委書記和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共同商定 《農業十七條》。 以后經各

　　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補充修改 ，擴展為四十條 ，形成《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 并經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  議討論通過后公開發表 。按照《綱要》 規定的畝產量計算 ，到一九六七年 ，全國糧  食總產量將達到一萬億斤 ，棉花總產量將達到一億擔 。毛澤東當時就說過 ，他抓  《農業十七條》， 就是為了造成“ 鄉下壓城市 ”的形勢 ，“要求大家考慮一下 ，形勢  已經到來了 ，本來可以快一點辦好的事 ，不要慢慢來 。一年能夠辦到的事 ，不要拖  到兩年去辦。”（參見 《毛澤東年譜》 第 2卷 518 頁） 劉少奇 、周恩來等其他中央領  導人開始時也都贊同毛澤東關于加快發展的戰略 。據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  件的回顧》 一書中回憶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以前 ，周總理和我提出了‘多 ’、 ‘快 ’、‘好 ’三字 ，毛主席完全同意 ，便接過去提出‘要快 、要好 、要多 ’。李富春  同志后來補充了一個‘省 ’字 。隨后 ，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的一個文件中 ， 出現  了‘快 、多 、好 、省 ’的提法 ”。一九五六年 《人民日報》 元旦社論把經過文字調  整之后的“多快好省 ”原則公開發表出來。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講話  時 ，把“多快好省 ”作為領導方法加以強調 。他說 ，有兩種領導方法 ：一種是使事  業進行得慢一些 、差一些的方法 ；另一種是使事業進行得快一些 、好一些的方法。 兩種方法中間 ，我們不選擇那種落后的 、使事業辦得壞的方法 ，而要采取第二種方  法 ，就是使事業辦得更快些 ，更好些 ，又多 ，又快 ，又好 ，又省 。老人家還說 ：我  們在延安時 ， 曾經組織過憲政促進會 ，現在沒有了 。現在有人說 ， 中央是全國社會  主義促進會 。這次會也是一個促進會 ，省委 、市委 、各部門 ，也是促進會 。如果不  促進 ，就喪失了它的職能。（參見《毛澤東年譜》第 2卷 513頁）這些情況反映了黨  和人民希望在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上 ，把生產力發展得更快一些的愿望， 也反映了毛澤東和黨中央開始把注意力逐漸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建設  方面 。在周恩來 、陳云 、李富春 、李先念等指導下起草的《關于一九五五年國家決  算和一九五六年國家預算的報告》 中明確提出 ，“在反對右傾保守主義的時候 ，必  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 ”。六月十日 ，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這一報  告 ，并確定了既反保守 ，又反冒進 ， 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 。中  央的上述精神就成為“八大 ”討論經濟建設問題的指導思想 。“八大 ”的決議明確

　　提出： 在經濟建設方面 ，“黨的任務 ，就是要隨時注意防止和糾正右傾保守的或 ‘左 ’傾冒險的傾向 ，積極地而又穩妥可靠地推進國民經濟的發展 ”。

　　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結束時的講話中強調 ：我們的  計劃經濟 ，又平衡 ，又不平衡 。凈是平衡 ，不打破平衡 ，那是不行的 。平衡是暫時  的 ，有條件的 ，不平衡是絕對的 。這樣來看我們的經濟問題 ，究竟是進 ，還是退？ 有進有退 ，主要的還是進 。雖然有下馬 ，總是上馬的時候多 。我們的各級黨委 ，各  部 ，各級政府 ，是促進呢？還是促退呢？ 根本還是促進的 。要保護干部和人民群眾  的積極性 ，不要在他們頭上潑冷水。（參見 《毛澤東年譜》 第 3卷 32 頁） 毛澤東后  來說 ，他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是做了個妥協 。此后 ， 中央和國務院按照八屆二中全會  決定的方針 ，對一九五七年的經濟計劃作了調整 ，并在全國開展了增產節約運動， 從而使這一年的經濟工作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在整風運動期間 ，有些黨外人士對一九五六年的冒進也提出了批評 。這種意見  后來被當做是否定社會主義建設成績的“右派言論 ”。毛澤東認為黨內一九五六年  的反冒進為右派進攻提供了口實 ，從而更加相信反冒進是錯誤的 。一九五七年十月  九日 ，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 ，他嚴厲地批評說 ，去年的反冒進掃掉了多快好省， 掃掉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 ，還掃掉了促進委員會 。我還想恢復 。并講道 ：“如果  大家說不贊成恢復 ，一定要組織促退委員會 ，你們那么多人要促退 ，我也沒有辦  法 。但是 ，從這次會議看 ，大家都是想要促進 ，沒有一篇演說是講要促退的 。要促  退我們的 ，是那個右派章羅同盟。”毛澤東又說 ：我們講的是實事求是的合乎實際  的多 、快 、好 、省 ，不是主觀主義的多 、快 、好 、省 ，總是要盡可能爭取多一點， 爭取快一點。（參見《毛澤東年譜》第 3卷 221頁）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 ，決定公  布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 ，并以討論這個綱要為中心 ，在農村開展一次關于農業生產  建設的大辯論 ， 以推動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 。會后，《人民日報》 接連發表社論， 批判右傾保守思想 ，要求“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 ”。

　　一九五八年 《人民日報》 在元旦社論中提出 ，我們“必須鼓足干勁 ，力爭上 游 ，充分發揮革命的積極性 、創造性 ，掃除消極 、懷疑 、保守的暮氣 ”。在一九五 八年一月和三月先后召開的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上 ，毛澤東再次指責反冒進是非馬 克思主義的 ，沒有擺對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系 ，反冒進泄了六億人民的氣 ，犯

　　了政治方向的錯誤 。甚至說 ，反冒進離右派只有五十米了 ，今后不要再提反冒進這 個名詞好不好？ 在此期間 ，毛澤東還多次反駁了張奚若 、陳銘樞等人關于“好大喜 功 ，急功近利 ，鄙視過去 ，迷信將來 ”的批評 。他說 ，我們就是要好大喜功——好 六萬萬人民之大 ，喜社會主義之功 ；就是要急功近利 ；過去不輕視不行 ；希望總是 寄托在將來。

　　由此看來 ，批判反冒進的過程 ，就是發動大躍進的過程 ， 同時也就是醞釀制訂 總路線的過程 。后來 ，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鄭州會議上曾經回憶說 ，如無 南寧會議 ，就搞不出總路線來 。經過這些曲折 ，一九五六年小躍進 ，一九五七年躍 退 ，經過比較想出了一條路 ， 叫總路線 。南寧會議后的二月十八日 ，毛澤東在中央 政治局會議上講話時指出 ：“多 、快 、好 、省 ，這是代表中央的 ，是黨的一個路 線 ，是我們黨搞建設的一個路線。”在三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又說 ，“社會主義的 建設路線還在創造中 ，基本點已經有了。”在這次講話中 ，開始把這十二個字的提 法概括為路線 。一九五八年五月 ，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代表中 央正式地提出了“鼓足干勁 ，力爭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的總路線 ，得 到了會議的一致通過 。這樣 ，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及其基本點 ：調動一切積極因 素 ，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 ，鞏 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 ；逐步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 ； 以及一系 列兩條腿走路的發展國民經濟的方針就確定下來了。

　　第二節  大躍進運動的蓬勃開展

　　“大躍進 ”的設想最早很可能是出自英國人一次動議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 日至十九日 ，毛澤東在莫斯科出席蘇聯召開的六十四個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 議期間 ，兩次會見了英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波立特和英國共產黨中央委員 會總書記高蘭 。這兩位英國同志說 ：現在英國年產三千萬噸鋼 ，而你們中國 ，再過 十五年可能是年產四千萬噸鋼 。恰好會議期間 ，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宣布 ：十 五年后 ，蘇聯可以超過美國 。在這種氛圍下 ，毛澤東被大家的情緒感染 ，也充滿激 情地說 ：我也可以講 ，十五年后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 。這是毛澤東首次公開

　　提出十五年趕上和超過英國 ，實際上為以后的大躍進埋下了伏筆。

　　一九五七年前后 ，我們黨先后發動了整風與反右運動 ，在思想戰線與政治戰線 取得了基本的勝利 ，而就在這一年 ，又超額地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 。我們現在看 見了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人民群眾在生產戰線上這樣高漲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全國人 民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內在鋼鐵及其他主要工業生產品方面趕上或者超過 英國這個口號所鼓舞 。一個新的生產高潮已經和正在形成。

　　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 ，發表了毛澤東審定的《人民日報》 社論《鼓足干勁   力  爭上游》， 主要批評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 。化工部 、河南省也相繼提出工作上的  高指標 。二月十八日 ，毛澤東在中南海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 “今年是一個很大的生產高潮 。以前沒有解放 ，一部分上層建筑 ，一些環節 ，有錯  誤 、缺點 ，生產關系上不完善 。因為整風 ，就改善了 ，破壞了不好的 ，建立了比較  好的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比較平等了 ，能講話了 ，可以貼大字報了 ，老爺氣少了。 這樣 ，群眾就高興了 ，就來了一個生產高潮 ”。“處在這個大的群眾高潮面前 ， 中共  中央 ，共產黨要采取態度 。以后反冒進的口號不要提 ，反右傾保守的口號要提 ”， “群眾中間有一個很大的革命熱情 。所以 ，我們中央委員會 、政治局要適應這種情  況 ，工作方法要改變 ，不改變就不能繼續前進。”（參見 《毛澤東年譜》 第 3卷 300 頁）不久 ，鄧小平于二月二十八日在報送毛澤東的《中共中央關于開展反浪費 、反  保守運動的指示》 指出 ，現在反浪費 、反保守的群眾運動 ， 已經在工業 、農業 、交  通運輸 、商業 、文教衛生等部門 、國家機關 、黨群機關等方面開展起來了 。這是一  個社會主義的生產大躍進和文化大躍進的運動 。這是第一次在中央文獻中提到“大  躍進 ”的概念。

　　四月十五日 ，毛澤東在 《介紹一個合作社》 一文中曾欣喜地寫道 ：“共產主義 精神在全國蓬勃發展 ，廣大群眾的政治覺悟迅速提高 。群眾中的落后階層奮發起來 努力趕上先進階層 ，這個事實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革命（生產關系方面尚未 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 、思想革命 、技術革命 、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奮進 。 由 此看來 ，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 ，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 的時間了 。除了黨的領導之外 ，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 。人多議論多 ，熱氣 高 ，干勁大 。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 ，斗志昂揚 ，意氣風

　　發。”（《毛澤東年譜》第 3卷 337頁）躍進之勢 ，躍然紙上。

　　然而 ，具體提出部署大躍進是由周恩來建議 ，毛澤東大力支持的 。五月五日至  五月二十三日 ， 中共在北京召開了八大二次會議 。期間的一天 ，毛澤東 、周恩來在  頤年堂接待羅馬尼亞客人 。客人走了 ，毛澤東和周恩來從頤年堂出來 ， 向菊香書屋  走去 ，他們邊走邊聊 。周恩來說 ：“主席 ， 現在譚震林他們提出個 ‘躍進 ’的口  號 ，我看這個提法很好。”毛澤東好奇地問 ：“噢 ，躍——進？”周恩來回答 ：“是  的。《人民日報》 上都登了 ，南方有的省份都轟轟烈烈地展開了。”毛澤東 ：“嗯， 這個題目好 ，拿來給我看看。”周恩來找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人民日報》 社論《發動全民 ，討論四十條綱要 ，掀起農業生產新高潮》 給毛澤東看 。毛澤東認  真地看了一遍 ，隨即拿起筆在上面作了批語 ：“提法很好。”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  日上午 ，毛澤東重閱了這篇社論 ，并提筆給在京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同志寫了一  封信中說： 以“躍進 ”一詞代替“ 冒進 ”一詞……“其功不在禹下 。如果要頒發博  士頭銜的話 ，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 ’） 的那一位  （或者幾位）科學家 ”。（《毛澤東年譜》第 3卷 361頁）

　　當然 ，真正創造性地把“躍進 ”變成了“大躍進 ”的是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九  月五日 ，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 ：“幾億勞動群眾 ，工人農民 ，他們現  在感覺到心里通暢 ，搞大躍進。”（參見《毛澤東年譜》第 3卷 434頁） 自此 ，“大躍  進 ”一詞正式誕生 ，成為影響中國政治生活 、經濟生活的一個重大元素 。在毛澤東  看來 ，“大躍進 ”是現實邏輯強力推動的產物 。與此同時 ，毛澤東對黨內可能出現  的“浮夸風 ”也有所警惕 。據吳冷西回憶說 ：一九五八年三月 ，在成都會議期間， 毛主席找我談話 ，毛主席說 ：“河南提出苦戰一年 ，實現……水利化 ， 除四害和消  滅文盲 。遼寧要實現三自給（即糧 、菜 、肉自給）。我懷疑是錯誤的 。河南提出今  年辦四件大事 ，有些可能做到 ，有些可能做不到 。就算都做到 ，也不要登報 。人民  日報硬是要卡住 。否則這個省登 ，那個省登 ，大家搶先 ，搞得天下大亂 。一年完成  不登報 ，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 。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長一點比較好 。我就有點  機會主義 ，要留有余地。”毛主席說 ：“現在報紙報道要調整一下 ，不要盡唱高調， 要壓縮空氣 ，這不是潑冷水 ，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 ，要大家按實際條件  辦事 。提口號 ，定指標要留有余地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

　　大歷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 ， 1995年版）

　　毫無疑問 ，毛澤東所作出的這些判斷和概括 ，是從實際生活中得到的 。不同的 區別在于 ，有的是他在考察中獲得的 ，有的則是他從一些信息中捕捉的 。例如 ，新 華社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二日編印的《內部參考》 刊登了湖北省糧食廳工作組撰寫的 《農業社辦食堂對發展生產改善生活有很大促進作用》 一文 ，介紹了湖北省京山縣 合作鄉八一社常年辦食堂的經驗 ，其中說到辦食堂的幾大好處 ：第一是節省了勞動 力 ，擴大了社員的收入 ；第二是節約了糧食 ；第三是節約了燃料 ，減少了社員開 支 ；第四是有利于發展生豬生產 。毛澤東看到后 ，很感興趣 ，隨即將此文批給時任 《紅旗》 雜志總編輯的陳伯達 ，提出“可以考慮在紅旗上發表 ”。然而 ，從后來的實 踐來看 ，公共食堂對大多數農民而言 ，確實是弊大于利 。可是在最初 ，人們卻把它 當做新生事物來支持 ， 當然毛澤東的態度實際上起到了推廣作用。

　　毛澤東積極支持和推動大躍進是真誠的 ，但對大躍進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 他也是認真抓緊和督促處理的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毛澤東在中宣部內參  《宣教動態》 第一百四十五期看到中共云南省委的檢查報告 ，說一九五八年初春夏  之間 ，云南因腫瘤 、痢疾 、小兒麻疹等發生了嚴重的死亡情況 ，對此 ，云南省委深  刻反省 ，查明原因 ，迅速糾正 ，及時制止了這種現象的發生 。毛澤東隨即批示 ，其  中說 ：“在我們對于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 ， 注意不足 ， 照顧不周  （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 的時候 ，不能專門責怪別人 ， 同我們對于工作任務提得  太重 ，密切有關 。千鈞重擔壓下去 ，縣鄉干部沒有辦法 ，只好硬著頭皮去干 ，少干  一點就被叫做‘右傾 ’，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 ，顧了生產 ，忘了生活。 解決辦法：（一 ）任務不要提得太重 ，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 ，要為群眾  留點余地；（二 ）生產 、生活同時抓 ，兩條腿走路 ，不要片面性。”從這個批示可以  看出 ，毛澤東是了解下情的 ，也是能夠體察下情的 ，提出的解決辦法也很有可行性  與可操作性。（參見《毛澤東年譜》第 3卷 531頁）

　　十一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看到河南省長葛縣坡胡人民公社的一封群眾來信 ，信  中反映 ：該社社隊干部打罵人的現象非常嚴重 ，挨打的不僅有普通群眾 ，還有黨、 團員和隊干部 ，許多人偷跑在外 ；一些堅持黨的政策而沒有打人的干部也被另外一  些干部扣上斗爭性不強的大帽子等等 。閱后 ，毛澤東將此信轉交中共河南省委第一

　　書記吳芝圃 ，并批示道 ：這種情況要“調查研究 ，作出處理 ，通報全省 ， 引起注  意 。如能在省報公開揭露 ，則更好 。……可能寫信人有所夸大也難說 ，但是似乎真有那樣的事情似的 ，從信的氣氛可以感覺得到 。究竟如何 ，待查實方能見分曉。” （參見 《毛澤東年譜》 第 3卷 536 頁） 毛澤東對此類事情非常重視 ，也打算從嚴處理 ，但同時又怕反映情況有誤 ，故他又要河南省委查實后再定。

　　作為閱歷豐富 、經驗老到的政治家 ， 毛澤東雖然對大躍進抱有極大的熱情， 但也同時估計到肯定會出現這樣的困難 、挫折和那樣的認識 、看法 。在一九五八  年十二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之前 ，他在講話提綱中寫道 ：“對犯錯誤的干  部百分之九十以上 ，耐心說服 ，不予處分 ， 叫他們作些自我批評就夠了 。對嚴重  違法亂紀的干部 ，則要加以輕重不同的處罰 。對謊報也如此 ，百分之九十以上說  服 ，百分之一 、二 、三 ，分別處罰 。總之 ，處罰的極少 ，教育的極多 ，就能保護  廣大干部的勞動熱情。”

　　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確定之后 ，大躍進的發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而其深刻 的歷史背景在于 ：建國之初 ，毛澤東一直焦慮于中國“人口上 、政治上是大國 ，經 濟上是小國 ” 的現實 ，迅速把祖國建設好的強烈愿望 ，落后就會挨打的深刻危機 感 ，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良好初衷和直接動因 。從國外來說 ， 當時的蘇聯 、朝鮮 等社會主義國家 ，“超英趕美 ”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如火如荼 ，所以中國的大躍進運 動在國際上也不是孤立的。

　　實際上 ，一九五七年九月 ，黨的八屆三中全會就揭開了農業大躍進的序幕 。這 年冬至次年春開展的大中規模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及積肥運動 ，可以說是農業大躍進 的前奏曲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至二十二日 ，毛澤東在廣西主持召開了有部分中共 中央領導人和中央部委 、地方負責人參加的“南寧會議 ”，主要議題是討論一九五 八年的國民經濟計劃與國家預算問題 ，繼續研究改進工作方法問題 。毛澤東在會上 再次批評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 ，說反冒進使六億人民泄了氣 ，是政治問題 。他 說 ，“我們要注意 ，最怕的是六億人民沒有勁 ，抬不起頭來就很不好 。要有群眾觀 點 ，從六億人口出發 ，看問題要分清主流和支流 、本質和現象 ”。不要 “攻其一 點 ，不及其余 ”，要分清“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 ”的關系 。毛澤東同時指出 ，“政治 戰線上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今后還要搞一下 ，但必須抓技術革命 。今年下半

　　年就要以技術革命為中心 。我們在人口上是大國 ，經濟上是小國 。思想 、政治始終 是統帥 。思想 、政治是靈魂 ，是技術 、經濟工作的保證 ，既是統帥 ，又為它們服 務。”（參見 《毛澤東年譜》 第 3卷 277 頁） 在這里 ，他實際上提出了思想 、政治運 動與技術 、經濟工作的關系 ，前者的社會效果需要后者的實際效能來加以體現 ， 即 抓革命 、促生產 。老人家集中中央和地方許多領導人的意見 ，起草了《工作方法六 十條（草案）》。這個文件就著重強調了“不斷革命 ”的思想 ，并提出今后“把黨 的工作重點放到技術革命 ”上去。

　　正是在這樣一種人們渴望迅速改變中國落后面貌的歷史背景下 ，轟轟烈烈的大  躍進展開了 。它是全國人民的革命意志隨著客觀的歷史進程而自覺地迸發并組織起  來的 ，它形成了人們追求社會主義事業日益強大的思想潮流 。那是一個人民當家做  主的時代 ，是一個火紅的年代 。廣大工人 、農民 、干部 、知識分子的歷史主動性以  及他們的聰明與才智被最充分地調動起來了 ，人們貢獻了可以貢獻的一切 。人們的  思想獲得了真正的解放 。一切崇洋媚外 ，迷信美國月亮比中國圓的洋奴思想 ，被掃  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一切傳統的陳規陋習 ，洋人的教條框框統統被打破 ；一切從實  際出發 ，堅持獨立自主 ， 自力更生 ，努力開創新的工作局面 ；人人都學點辯證法， 是那個時代人們思想方法的重要特征。

　　大躍進的豐功偉績是抹殺不掉的！它究竟創造了多少奇跡呢？試舉例說明： 一九五八年一月 ，寶成鐵路全線通車（全長六百六十八點五公里）。

　　一九五八年一月 ，鷹廈鐵路全線通車（全長六百九十八公里）。

　　一九五八年三月一日 ， 昆明鐵路同越南鐵路正式開始國際聯運。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一日 ，第一臺半導體收音機制成。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 ，第一套電視發送設備試制成功。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二日 ，第一臺四十匹馬力柴油拖拉機出廠。

　　一九五八年五月 ，北京修建十三陵水庫。

　　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 ，第一臺最大的平爐在鞍鋼建成出鋼。

　　一九五八年六月 ，第一座實驗性原子反應堆開始運轉 ， 同時建成回旋加速器。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日 ，第一個最大的煉鋼廠武鋼煉鋼廠開工興建。

　　一九五八年八月 ， 包蘭鐵路通車（全長一千公里）。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四日 ，第一臺內燃電動機車試制成功。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北京一包頭一銀川一蘭州航線正式通航。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海河攔河大壩合龍 ，使華北五條內河的淡水不再流 入大海 ，并使海水不再溯內河 ，從此咸淡分家。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第一艘由蘇聯設計中國制造的排水量二點二一萬 噸遠洋貨輪“躍進號”下水試航。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 ，黃河三門峽截流工程全部結束。

　　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 ，第一臺一百三十八噸交流電力機車試制成功。

　　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 ，第一座重型拖拉機廠建成投產 ； 第一臺液力傳動的內燃 機車試制成功。

　　一九五九年二月七日 ，黔貴鐵路正式通車（全長六百零五公里）。

　　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 ，北京—平壤國際航線正式通航。

　　一九五九年九月 ， 中國第一臺每秒運算一萬次的快速通用電子數字計算機試制 成功 ；標志著中國發展尖端科學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為國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重慶白沙沱長江大橋建成通車。

　　一九六〇年一月一日 ，蘭新鐵路通車（全長一千三百一十五公里）。

　　一九六〇年一月一日 ，黃河劉家峽水庫勝利截流。

　　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黃河青銅峽水庫攔河壩合龍截流。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鄭州黃河大橋建成通車 ； 蘭新 、寶成 、黔貴 、鷹 廈、 包蘭五條鐵路的建成 ，改善了西南、西北和中南內路交通 ，對這些地區的經濟 發展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

　　一九六〇年 ，第一座大型氮肥廠試制首批氮肥。

　　一九六〇年 ，河南省林縣全部工程為民辦的“ 紅旗渠 ”破土動工 ，歷時九年， 于一九六九年七月竣工。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日 ，廣東省珠江三角洲排灌電力網第一期工程完成 ， 受益 農田二百五十萬畝。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新華社報道： 農村出現了一批新的電力灌溉區， 其中有著名的產稻區廣東珠江三角洲 ； 江蘇南部和北部地區 ； 浙江杭（州） 嘉

　　（興） 湖（州） 等地區 ；重要的棉產區天津與河北的唐山 、保定 、張家口地區 ； 陜 西關中地區 ； 河南豫北和鄭（州） 洛（陽） 三（門峽） 地區； 安徽史（河）、 淠 （河）杭（埠河）地區； 山西南部、 中部地區等。

　　一九六二年 ，第一臺一點二萬噸壓力自由鍛造水壓機制成。

　　上述工業戰線創造的十二個第一 ，為鋼鐵 、機械制造 、交通運輸 、電力 、電視 及航海事業的發展 ，奠定了初步基礎。

　　尤其是在大躍進中農業戰線開展的主要群眾性運動——農田水利建設 ，是一場  數億農民與水利工作者從事著地造福于子孫后世的艱苦事業 。他們忍饑耐寒 ，長年  苦戰在工地上 。大躍進運動中突飛猛進的黃河治理 ，造福于子孫后世 ，功德無量。 自劉家峽 、青銅峽和三門峽水庫的建成 ，黃河基本上被征服了 ，再未發生大災大  險 ，人們安居樂業 。各地大大小小的水庫的建成及渠道的疏浚 ，使各省都建立了一  定的旱澇保收田 ，人們的口糧（低標準）基本得到了保障 ，靠天吃飯的局面有了一  定程度的改善 。大躍進運動中興建的農田水利工程 ，很大一部分是公助民辦的 。上  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建設的一些大型水庫 ，對城市繁榮與經濟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 ，十三陵水庫給首都北京帶來了福音 。許多老北京人都知道毛澤東等老一輩革  命家參加勞動的情形和整個工地的壯觀景象 。海河攔河大壩建成后 ，海水 、河水分  離 ，極大地改善了天津市的淡水資源 ，對天津市的工業發展與城市繁榮 ，發揮了顯  著作用 。東江水庫的建成對香港繁榮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飲水思源 ”，從一定  意義上講 ，沒有大躍進運動 ，就沒有當今某些現代工業 、現代特大城市所需的大量  充足的淡水資源 。同時 ，也就會沒有一大批創建于大躍進年代的工礦企業 、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等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部門單位。

　　一九五九年 ，包括鞍鋼在內的全國各個企業普遍大搞技術革新運動 。這一時 期 ，在毛澤東親自參與領導下 ，我國各條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許多重大成 就 ，如以革命知識分子代表李四光新的找油理論與以工人階級先鋒模范王進喜為代 表的大慶人的努力實踐相結合 ，我國終將“貧油國 ”的帽子甩進了太平洋 ，可謂是 其中的范例。

　　盡管大躍進運動中也曾出現過一些探索過程中的失誤 ，如“全民大煉鋼鐵 ”所 造成的浪費現象 ，大辦了弊多利少的“公共食堂 ”，在某些一線領導浮夸風影響下

　　所導致的虛報糧食產量 ，競放農產品產量“衛星 ”等等 。尤其是此后連續三年的自 然災害 ，再加上蘇聯的逼債 ，造成了國民經濟與人民生活的暫時困難。

　　歷史終將證明 ：大躍進運動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歷史上留下的客觀真實  業績 ，也是與世長存的 。如今當那些坐在歷經半個多世紀滄桑仍不乏現代感的——  人民大會堂參加“兩會 ”的全國人民代表 、全國政協委員們 ， 當然不應該忘記當年  它正是大躍進中一年內完成的“首都十大建筑 ”之一 。在這里 ，特別讓我們應該銘  記的是毛澤東曾與某些的人錯誤言行所進行過的堅決斗爭 ，老人家顯得處境孤立， 步履艱難 。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 ：“你說服我是可以的 ，你打通我是可以的 ；但是  你得打我才能通 ，你得說我才能服 。你們現在所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 ，我不僅  要做機會主義 ，我已經是機會主義 ，我就是要站在機會主義立場上 ，為此而奮斗， 不牽累別人 ，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 ，不打你們 ，打我 。因為我在這里反冒進 ， 以前  別人反我的冒進 ，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

　　老人家甚至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不得不將自己的觀點 ， 以 《黨內通信》 的形式公開發表 ，直接寫給“省級 、地級 、縣級 、社級 、隊級 、小隊級 ”等六級干  部 。毛澤東在信中說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 ，都是關于農業的 ”。

　　第一個問題 ：包產問題 。南方正在插秧 ，北方也在春耕 。包產一定要落實 。根 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示 ，不管這些 ，只管現實可能性 。例如去年畝產實際 只有三百斤的 ，今年能增產一百斤 ，甚至更多 ，吹牛而已 ，實在辦不到 。有何益處 呢？ 又例如 ，去年畝產五百斤的 ，今年增產二 、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 ，再增上 去 ，就一般說 ，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 ：密植問題 。不可太稀 ，不可太密 。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  缺少經驗 ，一個勁要密 。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 。不對 ，老年懷疑 ， 中年也有懷疑  的 ，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 ，那就好了 。既然要包產 ，密植問題就得  由生產隊 、生產小隊商量決定 。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 ，不但無用 ，而且害人不淺。 因此 ，根本不要下達這種死硬的命令 。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的幅度 ，不當作命令  下達 ， 只給下面參考 。此外 ，上面要進行研究 ，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 ，積累經  驗 。根據因氣候不同 ， 因地點不同 ， 因土 、肥 、水 、種等條件不同 ， 因各種作物的  情況不同 ， 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 ，作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 ，幾年

　　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 ：節約糧食問題 。要十分抓緊 ，按人定量 ，忙時多吃 ， 閑時少吃， 忙時吃干 ， 閑時半干半稀 ，雜以番薯 、青菜 、蘿卜 、瓜豆 、芋頭之類 。此事一定要  十分抓緊 。每年一定要把收割 、保管 、吃用三件事（收 、管 、吃） 抓得很緊很緊。 而且要抓得及時 。機不可失 ， 時不再來 。一定要有儲備糧 ，年年儲一點 ，逐年增  多 。經過十年 、八年奮斗 ，糧食問題可以解決 。在十年內 ，一切大話 ，高調 ，切不  可講 ，講就是十分危險的 。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 ，吃飯是第一  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 ：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 。少種 、高產 、多收的計劃 ，是一個遠景計 劃 ，是可能的 。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 ，也不能大部實行 。十年以內只能看情 況 ，逐步實行 。三年以內 ，大部不可行 。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 。 目前幾年的方針 是 ：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 ：機械化問題 。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 ，要有十年時間 。四年 以內小解決 ，七年以內中解決 ，十年以內大解決 。今年 、明年 、后年 、大后年這四 年內 ，主要依靠改良農具 ，半機械化農具 。每省 、每地 、每縣都要建一個農具研究 所 ，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 ，搜集全省 、全地 、全縣各地 比較進步的農具 ，加以比較 ，加以試驗 ，加以改進 ，試制新式農具 。試制成功 ，在 田里實驗 ，確實有效 ，才能成批制造 ，加以推廣 。提到機械化 ，用機械制造化學肥 料這件事 ，必須包括在內 。逐年增加化學肥料 ，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 ：講真話問題 。包產能包多少 ，就講能包多少 ，不講經過努力實在  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 。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 ，每項都不可講假  話 。老實人 ，敢講真話的人 ，歸根到底 ，于人民事業有利 ，與自己也不吃虧 。應當  說 ，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 。上面‘一吹 、二壓 、三許愿 ’，使下面很難辦。 因此 ，干勁一定要有 ，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 ，請同志們研究 ，可以提出不同意見 ， 以求得真理為目的 。我們辦  農業 、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 。一年一年積累經驗 ，再過十年 ，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  被我們認識 ，在某種程度上 ，我們就有自由了 。什么叫自由？ 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種高調比較起來 ，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 ， 目的在于真正調動積極

　　性 ，達到增產的目的 。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 ，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 ，我變為 保守主義者 ，那就謝天謝地 ，不勝光榮之至。（《毛澤東年譜》 第 4卷 33 頁） 毛澤 東把丑話都說到這個份上 ，難道還不足以成為一篇在大躍進中討伐黨內某些人大刮 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特殊化風等“五風 ”者的戰斗檄文嗎！

　　第三節  人民公社化在調整中前行

　　隨著一九五八年全民性的大躍進運動不斷升溫 ，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  性不斷提高 ，毛澤東和黨中央在尊重群眾首創精神的基礎上 ，萌發了在全國普遍建  立人民公社的設想 ，試圖運用人民公社這種組織形式 ，推進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 使之成為向社會主義成熟階段乃至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重要途徑之一。

　　一、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緣起

　　一九五八年初 ，毛澤東正式提出了農業生產合作社要實行小社并大社的主張， 全國農村立即開始了籌建大社的工作 ，有的地方率先以“公社 ”命名 。七月一日， 《紅旗》 雜志發表了陳伯達 《全新的社會 ，全新的人》 的短文 ，第一次提出了“人  民公社 ”的概念 。文章對人民公社體制的實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一些地方很快  出現了小社并大社再轉為大搞公社的熱潮。

　　毛澤東在這段時間里經常下到農村調查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黨的八屆  五中全會后 ，毛澤東對人民公社的興起傾注了極大的熱情 。八月四日 ，他走出北  京 ，視察了由劉少奇等人創辦“共產主義的試點縣 ”——河北省徐水縣 ，稱贊人民  公社成立后達到了“組織軍事化 、行動戰斗化 、生活集體化 ”。（《毛澤東年譜》第  3卷 401 頁） 八月六日 ，毛澤東來到了河南省新鄉地區的七里營 。這里的農民個個  精神煥發 、干勁充足 ，莊稼一片大豐收的景象 。這些景象令所有在場人員無不感到  喜悅 、振奮 。當時的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向毛澤東說 ：“馬克思創建了巴黎公社， 這里的農民自發地成立了人民公社 ，是件新生事物 ，省委給予了肯定和支持。”毛  澤東說 ：看來 ，“人民公社 ”是一個好名字 ，包括工農兵學商 ，管理生產 ，管理生  活 ，管理政權 。“人民公社 ”前面加上個地名 ，或者加上群眾所喜歡的名字 。公社  的特點 ，一曰大 ，二曰公 。公社的內容 ，有了食堂 ，有了托兒所 ， 自留地的尾巴

　　割掉了 ，生產軍事化了 ，分配制度變化了 ，一個小并大 ，一個私并公 ， 鄉社合一 了 。人民公社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 ，但比合作社高一級。（《毛澤東年譜》 第 3卷 402 頁）

　　第二天，《人民日報》 頭版頭條就用大字標題登出了“人民公社好 ” 的報道。 由攝影家侯波拍攝的毛澤東身穿白襯衣 、手持草帽或帶著草帽分別在谷田 、棉田里  的照片 ，就是記錄的這段歷史 。八月九日 ，又去了山東 ， 當山東省委領導匯報有人  大辦農場時 ，毛澤東建議說 ：“還是人民公社好。”（《毛澤東年譜》 第 3卷 404 頁） 之后 ，全國農村紛紛仿效 ，大辦人民公社 。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 ， 中央在北戴河召  開了政治局會議 。會上一致通過了 《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 到十月  底 ，全國農村已基本實現了人民公社化。

　　二、毛澤東最早發現大辦人民公社的突出問題

　　然而 ，就在一九五八年大辦人民公社的熱潮中 ，卻一再出現了因突破毛澤東原  來的構想而產生出不少新問題 。毛澤東最早發現了這些問題 ，并且在糾正錯誤與繼  續探索中及時調整大辦人民公社的思路 ，最后形成了存在長達二十多年的中國式人  民公社的模式 。當時 ，大辦人民公社中出現的最突出問題就是刮“共產風 ”。各地  領導干部對中央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里的最后幾句話 ：“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  現 ， 已經不是什么遙遠將來的事情了 ，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 ，探索  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給予極大關注 ，有的人甚至進行了片面理解。 各地在大辦人民公社的過程中 ，都在不斷加大共產主義因素 。為了擴大共產主義因  素 ，不少地方都出現了取消自留地 、副業生產 、集市貿易 ，搞供給制 、集體過渡到  全民 、消滅工資制 、消滅商品貨幣關系 ，搞吃飯不要錢等現象 。為了擴充共產主義  因素 ，各地普遍搞了平調 ，在生產中搞強迫命令和瞎指揮 。在向上級匯報的數字  中 ，也出現了嚴重的浮夸現象。

　　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以后 ，劉少奇于九月十日至十一日到他的“共產主義試 點公社 ”河北徐水縣視察 ， 當他聽到有人說 ，給山藥灌狗肉湯 ，畝產可以收一百二 十萬斤時 ， 當即說道 ：“那么作真有效果嗎？ 哈哈！ 你們可以養狗啊！ 狗很容易繁 殖嗎！”（參見 1958年 9月 18 日 《人民日報》）  九月十九日至二十八日 ，劉少奇到 江蘇視察 ，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 ，他問黨委書記 ：畝產可以

　　打多少？ 回答說 ：可以打一萬斤 。少奇同志說 ：“一萬斤 ，還能再多嗎？ 你們這里  條件好 ，再搞一搞深翻 ，還能多打些。”（1958年 9月 30 日《人民日報》）  同時 ，劉  少奇大談“如何建設美好的共產主義生活及培養人民共產主義精神 ”問題 。他指示  “應該做好五件事 ”：第一 ，要使社會上所有的人都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 ；第二 ，徹  底把婦女從繁瑣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 ；第三 ，大規模地進行技術改革 ，改革各種  勞動工具 ，提高勞動效率 ；第四 ，改善社會的勞動組織 ，例如 ，規模較小的農業合  作社轉變成規模較大的人民公社實行“組織軍事化 、行動戰斗化 、生活集體化 ”， 農村勞動組織要進一步改進 。這種改進 ，要大大有利于農村勞動力的調配 ，大大有  利于農村生產的發展 。又例如 ，實行鄭州提出的“男女換班 ，老少換班 ”，即 ：使  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 ，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壯年去做 ， 以使男女  老少能夠各自擔任自己力能勝任的工作 。第五 ，發展多面手 ，一人多藝 ，提高勞動  者的文化技術水平 。做好這五件事 ，不僅可以解決勞動力緊張的困難 ，而且將會使  整個社會的勞動制度、勞動組織發生根本的變化。

　　毛澤東是較早地通過調查研究覺察到運動中出現嚴重問題并努力加以糾正的主 要領導人 。大辦人民公社中出現的那些問題 ，僅僅一個多月 ，老人家就發現了 。當 時 ，毛澤東也相繼視察了河北 、河南等省的一些農村 ，發覺在人民公社運動中 ， 由 于受劉少奇等在河北 、河南等地鼓吹“窮過渡 ”等講話以及 《人民日報》 發表的 《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 社論的影響 ， 出現了一大堆混亂思想 。有許多人急于 宣布向共產主義過渡 ，急于實行全民所有制 ，主張消滅商品經濟等等 。然而 ，毛澤 東最早是從聽取河北省委負責人劉子厚的匯報中發現問題的。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聽取劉子厚關于辦人民公社 的匯報 。劉子厚在匯報中提到 ，下邊出現了不少浮夸數字 ，例如 ，一畝白薯產量不 過兩千斤 ，卻虛報成八千斤 ；干部下去視察時 ，有的公社把幾個村的肥豬集中起 來 ，讓人參觀 ，弄虛作假 ；在宣布搞全民所有制的同時 ，把所有個人財產與私人債 務都“共了產 ”，分配上實行完全的供給制 ，基層干部也有大量捆人 、打人的情 況 。當劉子厚匯報這些情況時 ，毛澤東首先明確表示 ：“要實事求是 。把豬都并到 一起 ，就不實事求是了 。初看可以 ，經不起細看 ，經不起分析 。要告訴縣里 ， 叫他 們不要搞這一套 ”。“對虛報的人要進行教育 ，進行辯論 ，不要講假話 ，是多少就是

　　多少。”其次 ，毛澤東對刮共產風也明確表示反對 ，他說 ：“家具可以不歸公 ，這是  一部分生活資料 。吃飯集體 ，衣服 、床 、桌 、凳等等不能集體嘛 ”。“對私人間的債  務問題 ，一風吹 ，又一次‘共產 ’哩 。這是勞動人民的勞動所得 ，把你的拿過來， 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 ”。“要把勞動力多的農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 ，使他們收入多  點 ，工資多點 ，不要平均主義 。多勞多得是社會主義原則。”再者 ，毛澤東對基層  干部捆人 、打人十分氣憤 ，他說 ：“有捆人 、打人 ，就是還有封建殘余 ，是對敵我  界限和人民內部矛盾的相互關系沒有搞清楚 。一捆 、二打 、三罵 、四斗 ，不是解決  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當劉子厚專門匯報徐水縣搞的所謂“全民所有制 ”時 。毛  澤東聽后 ，很不以為然 ， 明確地批評說 ：“徐水縣是獨立王國 ，許多事情沒有同省  委 、地委商量 ，省委 、地委對它沒有辦法 。徐水把好豬集中起來給人家看 ，不實事  求是 ，有些地方放鋼鐵‘衛星 ’的數目也不實在 ，這種做法不好 ，要克服 。反對浮  夸 ，要實事求是 ，不要虛報。”（參見《毛澤東年譜》第 3卷 470頁）

　　通過這次聽劉子厚的匯報 ，毛澤東覺察到 ，各地在大辦人民公社中存在很大問  題 。他決心派人下去調查一下 ，看到底存在什么問題 ， 問題大到什么程度 。當天， 毛澤東就要陳伯達等去河南 ，第二天 ，也就是十月二十二日上午就走 。毛澤東還當  面向陳伯達交代了調查的重點 。十月二十三日 ，陳伯達等到達河南 ，與省委領導談  過情況之后 ， 即于當天通過急件 ， 書面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毛澤東看了匯報材料  后 ，給陳伯達寫了一封信 ，要他到衛星公社搞一個星期的調查 ，要調查到團（即公  社）、營（即大隊）、連（即小隊） 三級，（當時河南實行軍事建制）， 然后再到縣里  找干部開幾次座談會 ，研究全縣各項問題。（參見《毛澤東年譜》第 3卷 474頁） 陳  伯達等把調查的情況隨時寫成匯報材料 ，通過機要急件送毛澤東審閱 ，毛澤東收到  匯報材料后 ，立即閱讀 ，提出問題 ，讓陳伯達等進一步調查研究 。通過看陳伯達等  人的報告 ，毛澤東發現基層大辦人民公社中存在的問題很大。

　　于是 ，他派吳冷西和田家英也去河南調查一下 ，一個人去河南新鄉地區的修武  縣調查 ，一個人去河南的新鄉縣七里營公社去調查 。接著 ，毛澤東又致信已經在遂  平縣完成調查任務的陳伯達 ，讓他不要回來 ，再到附近某一個縣做幾天調查 ， 以資  比較 ，調查材料同樣通過機要急送毛澤東 。毛澤東還要求陳伯達 、吳冷西 、 田家  英 ，調查結束之后 ，從調查地點直接去河南鄭州 ，他將在鄭州等他們 。毛澤東說：

　　中國是個大國 ，但是個大窮國 。今年大躍進 ，但即使根據現在報的數字 ，全國農民 年平均收入也只有七十元上下 。全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也只有六十元左右 ，現在有 些縣委不知天高地厚 ，說什么苦戰三年就可以過渡到共產主義 。這不是發昏說胡 話？ 說是“窮過渡 ”，馬 、恩 、列 、斯哪里說過共產主義社會還是很窮的呢？ 他們 都說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必要條件是產品極為豐富 ，否則怎么能實行按需分配呢？ 有些同志要“窮過渡 ”，這樣的共產主義有什么優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澤東又說 ：現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給制 ，不是按需分配 ，而是平均主義 。中國  農民很早就有平均主義思想 ，東漢末年張魯搞的“太平道 ”也叫“五斗米道 ”，農  民交五斗米入道 ，就可以天天吃飽飯 。這恐怕是中國最早的農民空想社會主義 。我  們現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 ，這非常危險 。北戴河會議規定了過渡到共產  主義的五個條件 ，哪一條也不能少 ，缺一條也不能向共產主義過渡 。談到這里 ，毛  主席很動感情地說 ：反正我不準備急急忙忙的過渡 。我今年六十五歲 ， 即使將來快  要死的時候 ，也不急急忙忙過渡 。毛澤東強調 ：“過渡要有物質條件 ，精神條件， 還要有國際條件 。不具備條件宣布過渡也沒有用 。要劃清兩條線 ：一條是集體所有  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 ，一條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 。不要輕易宣布向全民  所有制過渡 ，更不要輕易宣布向共產主義過渡。”毛澤東說 ：“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  公社化 ，不僅把杜勒斯嚇了一跳 ，也把赫魯曉夫嚇了一跳 。不過看來赫魯曉夫還比  較謹慎 ，他現在只講十二年內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 ，并沒有說到那時就要過  渡 。我們有些同志頭腦發熱 ，想搶在赫魯曉夫前頭過渡 ，這很不好 。蘇聯同志建設  社會主義已搞了四十一年 ，我們才搞了九年就想當先鋒 ，還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  中青 ，水有溪河湖海 ，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 ，有相對的規定性 ，從量變到質變要有  一個過程 ，不能隨意想過渡就過渡。”

　　毛澤東指出 ，我們共產黨人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這是沒有問題 的 。現在的問題在于 ：什么是共產主義社會？ 現在并不是人人認識一致 ，甚至在高 級干部中也各說各的 ，其中有不少胡說 。因此公社化過程中的具體做法 ，真是八仙 過海 ，各顯神通 。我們調研前必須對馬恩列斯關于共產主義說過什么有個大致的了 解 ，下去調查中 ， 面對眼花繚亂的實際情況 ，能夠保持冷靜的頭腦 。不能道聽途 說 ，人云亦云 。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 ，實事求是 ，心中有數 ，頭腦清醒 ，做冷靜的

　　促進派。

　　毛澤東還特別交代 ，下去調查時不要各級領導作陪 ，要找生產隊長就找生產隊 長 ，不要公社書記 ，大隊長參加 ；要找群眾談話時就不要干部參加 ；要找縣委書記 也只請他本人來談 ， 因為人多了談話就有顧慮 ， 同級干部如此 ，上級干部更加如 此 ，找群眾談話時要有各個階層的人物 ，尤其要注意中農的態度 。還可以找下放干 部談話 ，他們可能顧慮較少 。總之 ，要了解各種人的想法 。助手中可以選一兩個女 同志 ，那樣 ， 同農村婦女談話比較方便 。他吩咐我們下去不要張揚 。我帶的一組用 新華社記者的名義 ， 田家英那一組用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的名義。（參見 《毛澤東 年譜》第 3卷 478頁）

　　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 ，毛澤東閱讀了陳伯達 、吳冷西 、 田家英急傳過來的調  查材料 ，越來越感到大辦人民公社中出現的問題很嚴重 ，用當時他的話說 ，就是： 很多人“急急忙忙向前闖 ”。特別是在他聽取了田家英 、吳冷西調查劉少奇去過的  七里營等地回來后的實情報告后 ，發表評論說 ：首先 ，一縣一社太大了 。縣委管不  了那么多具體事 ，而且全縣各地生產水平很不平衡 ，平均分配損害富隊富社的積極  性 。我們現在還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按勞分配 。凡是有利于發展生產的就干 ，一切不  利于發展生產的就不干 。供給制只能搞公共食堂 ，而且要加強管理 ，粗細糧搭配， 干稀搭配 ，農忙農閑不同 ，要學會勤儉過日子 ，不能放開肚皮大吃大喝 ，那樣肯定  維持不下去 。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業 ，不要采取“包 ”的辦法 ，量力而為 。延安  時期搞供給制 ，是屬于戰時共產主義的辦法 ，是不得已而為之 ，不能作為分配方式  的榜樣 ，所以全國解放后 ，就改行工資制了 。其次 ，兩種所有制的接近是一個很長  的歷史過程 ，千萬不能把兩者混同起來。

　　毛澤東談到修武縣搞全民所有制說 ，修武不同于鞍鋼 ，產品不能調撥 ，只能進 行商品交換 ，不能稱謂全民所有制 ， 只能叫集體所有制 。千萬不能把兩者混同一 起 ，修武縣委書記提出的問題 ，表明他實際上是不贊成搞全民所有制的 ，縣里的產 品不能全部調給國家 ，不可能也不必要 ，他作為一縣之長 ，不能不慎重考慮 ，尤其 是國家對縣 ，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證按照縣里的需要調撥給生產資料與生活資 料 ，遇到災年更加不能保證 ，這也是明擺著的 。他提出的問題使我們想到 ：如果生 產力沒有高度發展 ，像北戴河會議關于人民公社決議中指出的 ，產品極端豐富 ，工

　　業和農業都高度現代化 ，那么 ，生產關系上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 ，分配 方式從按勞分配過渡到按需分配 ，是根本不可能的 。這兩種所有制的接近 ，是一個 很長的歷史過程 。再次 ，把夫妻分開搞集體住宿不妥當 。在我們匯報到有些公社搞 集體住宿時 ，毛主席很生氣地說 ，那種搞法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誣蔑幫了忙嗎？ 凡是這樣胡搞的地方 ，我都支持群眾起來造反 。這些干部頭腦發昏了 ，怎么共產黨 不要家庭了呢？ 要禁止拆散家庭 ，還是一家人大 、中 、小結合的好。（按 ：所謂搞 “集體住宿 ”即劉少奇的“男女換班 ”“老少換班 ”的做法 ，把男女老少分別編班集 體住宿 ，“搞軍事化生活 ”，“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夠擔任自己力能勝任的工作 ”，就 是共產主義“家庭革命 ”的辦法）

　　最后 ，毛澤東明確表示反對一千零七十萬噸鋼的指標 ，認為它可能鬧得天下大 亂 。在談到群眾大煉鋼鐵的干勁很大 ，地里莊稼沒人收時 ，老人家說道 ，從北戴河 會議到年底只有四個月 ，幾千萬人上山 ，農業可能豐產不豐收 ，食堂又放開肚皮 吃 ，怎么得了？這次鄭州會議要叫大家冷靜下來。

　　老人家決定親自下去 ，一邊調查 ，一邊解決問題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晚 ，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去河北 、河南調查 。一路上 ，他在專列上召集河北 、河  南兩地省 、地 、縣 、公社等一些干部開小型調查會 ， 了解基層情況 。十一月二日， 毛澤東到達鄭州 ，他決定在鄭州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 、大區負責人 、部分省 、市  委書記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 。十一月三日 ，毛澤東先在他的專列上召集部分省委書  記開會 ，聽他們的匯報 ， 同時回答問題 。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匯報說 ，現在有  些東西是調撥的 ，交換的范圍縮小了 。陳伯達表示贊同 ，認為只是現金結算少了。 毛澤東立即指出 ：不搞交換是不行的 。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說 ：單是生產糧食的地  區 ，貨幣很少 ，經濟作物地區貨幣多 ，貨幣比較容易流通 。毛澤東說 ：必須使每一  個公社 ，并且使每一個生產隊 ，除了生產糧食之外 ，都要生產商品作物 。西安會議  沒有提倡這個事 ，他們一心一意要取消商業 ，這是不行的 。每個人民公社 ，除了生  產糧食外 ，必須大量生產經濟作物 ，能夠賺錢的 ，能夠交換的 ，有農業品 ，有工業  品 ，總之是生產商品 。這個問題不提倡 ， 以為人民公社就是個國家 ，完全都自給， 哪有這個事？ 生產總是分工的 。大的分工就是工業 、農業 。既有分工 ，搞工業的就  不能生產糧食 、棉花 、油料 ，不能生產這些 ，他們就沒有吃的 ，只好交換 。三國的

　　時候 ，張魯的“社會主義 ”是不行的 ， 因為他不搞工業 ，農業也不發達 。要提倡每 一個人民公社生產有交換價值的農作物和工業品 ，不然生活不能豐富。

　　吳芝圃匯報說 ：下面有的干部提出要消滅家庭 。毛澤東說： 現在不是消滅家  庭 ，而是廢除家長制 。廢除家長制 ，肯定不是廢除家庭 。毛澤東在這次座談會上明  確表示人民公社必須搞商品生產和交換 ，這就劃清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 。 接下來 ，毛澤東又在他的專列上連開了兩次調查會 ，他在調查會上談到起草新四十  條的題目時 ，更明確地說 ：現在不是涉及共產主義的時候 ，涉及共產主義 ，這個問  題就大了 ，全世界都不理解了 。現在的題目 ，我看還是社會主義 。不要一扯就扯到  共產主義 。毛澤東這次談話 ，給當時熱衷于搞“窮過渡 ”的各地各級干部及時地潑  了一點冷水 。毛澤東的講話及插話 ，通過當面聆聽到的各省負責同志傳回各地 ，促  使此前刮的“共產風 ”，很快就減弱了 ，有的則干脆剎了車。（參見 《毛澤東年譜》 第 3卷 488頁）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 ，第一次鄭州會議召開 ，毛澤東提出并要求糾正 已經覺察到的“左 ”的錯誤 ，強調要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 ，劃清社會主義 和共產主義兩個發展階段 ，批評了廢除貨幣 、取消商品生產和交換的主張 。十一月 六日 、七日兩天 ，毛澤東在河南省委招待所主持召開了有中央和地方部分領導人參 加的會議 ，著重研究解決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種種問題 。這時 ， 中央的一些領 導人 ，劉少奇 、陳云 、鄧小平 、譚震林 、楊尚昆等人都來了 。會議一開始 ，毛澤東 就提出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什么叫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 叫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 實現這些過渡需要什么條件 ，要多長時間？第二個 問題是 ，鋼的指標問題 ，到底定多少？第三個問題是 ，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 這次 會議從對《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 展開討論起 ，深入到了如何辦人民公 社的問題 ，一直討論了九天 。十一月九日 ，毛澤東在談到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 題時明確說道 ，“提倡實事求是 ，不要謊報 ，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 ，不要把 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 。今年的九千億斤糧食 ，最多是七千四百億斤 ，把七千四百 億斤當數 ，其余一千六百億斤當做謊報 ， 比較妥當 。人民是騙不了的 。過去的戰 報 ，謊報戰績只能欺騙人民 ，欺騙不了敵人 ，敵人看了好笑 。有真必有假 ，真真假 假搞不清 。偃師縣原想瞞產 ， 以多報少 ，也有的以少報多。《人民日報》 最好要冷

　　靜一點 。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 ， 當成重點 ，黨的領導 ，群眾路線 ，實事求是。” （參見《毛澤東年譜》第 3卷 492頁）經過討論 ，毛澤東和與會的同志都明確了 ，現                                                                                       在是在辦人民公社問題上糾“左 ”的時候 ，頭腦要冷靜下來 。老人家在會議上多次                                                                                       講話 ，帶頭提出了一些糾正“五風 ”的意見：

　　一 、強調劃清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 ，肯定 現階段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 ；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體所有制 。針對當時普遍 存在混淆兩個社會發展階段 ，混淆兩種所有制的思想情況 ，毛澤東為會議安排的 第一個議題 ， 就是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要不要劃一條線 ， 什么叫建成社會主 義 。他在講話中指出 ，現在我們還是社會主義 。大線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小 線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 ，這兩條線一定要劃清 ，不能混淆 。他也肯定人民 公社的性質 ， 目前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 。毛澤東反復強調要劃清兩個 社會階段和兩種所有制的原則界限 。對于澄清混亂思想 ，遏制嚴重泛濫的“共產 風 ”是有積極作用的。

　　二 、指出取消商品經濟是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 。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要大發  展 。毛澤東在會上多次批評劉少奇 、陳伯達等人主張取消商品經濟的錯誤觀點 。他  說 ：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 ，有不少人向往共產主義 ，一提商品生  產就發愁 ，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 ，沒有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商品的差別， 沒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 。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 。毛澤東在講話中強  調 ：現在還是要利用商品生產 ，商品交換 ，價值法則來作為一種有用的工具 。我們  國家是個商品生產不發達的國家 ，現在又很快地進入了社會主義 ，社會的商品生  產 ，商品交換還要發展 ，這是肯定的 ，有積極作用的 。十一月十日 ，毛澤東在會上  講述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一書時說 ：有些同志讀馬列主義書時是馬  克思主義 ，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 ，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范疇  ——商品生產 、商品流通 、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 。第三十六條（指會議起  草的《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  的寫法就是證明 ，盡量用不明顯的詞句  來蒙混過關 。他說 ：有一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 ，要剝奪農村的中小生產者 ，我國  也有這種人 。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 ，廢除商品 ，實行調撥 ，那就是剝奪。 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 ，要看它同什么經濟聯系 ，商品與資本主義聯系

　　就出資本主義 ；和社會主義聯系 ，就不是資本主義 ，就出社會主義。（參見 《毛澤 東年譜》第 3卷 503頁）

　　三 、實事求是 ，不許說謊虛報 ；堅持走群眾路線 ，不許強迫命令 。毛澤東提  出 ，要把改進干部工作作風 ，注意工作方法當成重點 。他強調 ：提倡實事求是 ，不  要說謊 ，人民是騙不了的 。他修改會議決議草案時 ，專門加了一節 《工作方法》： 在人民公社中 ， 由于群眾生活的集體化程度更多了 ，干部工作作風的好壞 ，對群眾  生活影響更大了 ，必須特別注意堅持走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 ，不允許用簡單化的行  政命令手段處理有關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 。對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要采取老實態  度 ，反對虛報成績 ， 隱瞞缺點 。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  決議（草案）》。（參見《毛澤東年譜》第 3卷 500頁）

　　四 、建議讀兩本書 ，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澄清混亂思想 ，統一思想認識 。會  議期間 ，毛澤東給中央 、省 、市 、 自治區 、地 、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信 ，建議  讀兩本書 ，一本是斯大林的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另一本是 《馬克思 、恩格  斯 、列寧 、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他在信中寫道 ：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  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 ，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 ， 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  濟工作 。現在有很多人 ，有一大堆混亂思想 ，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予澄清。（參  見 《毛澤東年譜》 第 3卷 499 頁）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中 ，反復倡導讀馬列的書 ，力  求用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 ，武裝黨員干部的頭腦 ， 以統一思想和行動 ，這是一種高  屋建瓴的領導藝術 。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了兩個文件 ，一是《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  綱要四十條（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 二是《鄭州會議紀要》， 后改為《鄭州會  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 ，這兩個文件都沒有下達， 爾后提交武昌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修改 、審議 。十一月十二日 ，毛澤東致信鄧小平  說 ：“鄭州會議就是一個為武昌會議準備文件的會議。”（《毛澤東全集》 第 40卷  398 頁） 由于當時中央領導層許多人對于當時的經濟發展形勢仍存在不切實際的估  計 ，繼續堅持工農業生產的一些高指標 ，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存在的問題  嚴重性還缺乏足夠的認識 ，盡管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主張 ，但會議  僅僅為糾“五風 ”錯誤開了一次頭。

　　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講話的最核心問題 ，就是在人民公社的性質問題上剎各地

　　的車 。 同時 ，他本人對如何搞人民公社 ，頭腦也越來越清楚了 ，更貼近中國實際  了 。十一月十三日下午 ，毛澤東離開鄭州前致信劉少奇 、鄧小平 ，要求中央政治  局 、書記處同志 ，再加若干同志 ，在幾天內開三至四次會討論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  的兩個文件 。當做問題提出 ，征求意見 。討論斯大林的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中“意見書 ”部分的第一 、二 、三章 ，各省也要照辦 。毛澤東說 ：這樣做 ，是為了  對武昌會議先做準備 。所謂當做問題提出 ， 即對每一個問題 ，都提出正反兩面 。例  如 ，對一條線劃清界限問題 ，提出劃線好 ，還是不劃線好？對商品問題 ，提出現階  段要商品好 ，還是不要商品好？ 其他問題以此類推。（《毛澤東全集》 第 40卷 410  頁） 十一月十五日到達武昌 。一路上 ，毛澤東繼續做調查 。這次調查的重點是地  委 、縣委 、公社一級 。此外 ，毛澤東還找許多基層干部到他的專列上開座談會 。通  過調查 ，毛澤東感到 ，各地辦人民公社時出現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 ，在許多關鍵  問題上 ，基層干部還是不清醒的 。他決定 ，在武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進一步解  決這些問題。

　　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 ，毛澤東在武昌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著重  解決高指標和浮夸風問題 。毛澤東在會上的多次講話中特別提到 ：一些干部中存在  一種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 。他說 ，我們鄉以上的干部 ，沒有一百萬 ，也有幾  十萬 ，就是要過渡得快 ，越早越好 ，搶先于蘇聯 。我們現在是一窮二白 ，五億多農  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 ，是不是窮得要命？他們現在吹得太大了 ，我看是不合事  實 ，沒有反映客觀實際 。蘇聯一九三八年宣布社會主義建成了 ，現在又提出從現在  起十二年準備進入共產主義的條件 。因此 ，我們就要謹慎 。我們有說二年的 ，也有  說三年的 ，也有說四年的 ，也有說五年的 ，就要進入了 ，哪有這個事呀？ 范縣說二  年進入共產主義 ，我派了幾個同志去看了看 ，他們說“難于進 ”。毛澤東專門講了  大躍進中在辦人民公社時的“作假問題 ”。他說 ：建議跟縣委書記 、公社黨委書記  切實談一下 ，要老老實實 ，不要作假 。本來不行 ，就讓人家罵 ，臉上無光 ，也不要  緊 。不要去爭虛榮 。現在嚴重的問題是 ，不僅下面作假 ，而且我們相信 ，從中央、 省 、地到縣都相信 ，主要是前三級相信 ，這就危險 。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 深入到了辦人民公社的具體問題 ，實際上是著手糾具體的“左 ”。不久 ，武昌會議  很快就在毛澤東的主持下達成了一致意見 ，在接著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 ，通

　　過了 《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這個文件劃清了集體所有制和全 民所有制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 ，確定了人民公社還要實行商品生產和按勞 分配的原則 ， 同時對存在的一些具體問題也進行了糾正。（參見《毛澤東年譜》第 3 卷 519頁）

　　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澤東就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宣傳報道 ，找吳冷西長談 。吳  冷西回憶道 ，毛澤東說 ，“做新聞宣傳工作的記者和編輯 ，看問題要全面 ，要看正  面 ，又要看到側面 ，要看到主要方面 ，又要看到次要方面 ，要看到成績 ，又要看到  缺點 。這叫做辯證法 ，兩點論 。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 ，就是不讓講缺點 ，不讓講  壞話 ，不讓講怪話 。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 ，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 ，也有壞的一  面 ；反之壞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壞 ，也有好的一面 ，只不過主次不同罷了 。聽到人家  說好 ，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壞處也沒有？ 聽到人家說壞 ，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  好處也沒有？ 大躍進是好事 ，但浮夸風就不好。”毛澤東強調 ，做新聞工作無論記  者或編輯都要頭腦冷靜 ，要實事求是 。下去采訪 ，不要人家說什么你就報道什么。 要自己動腦筋想想是否真實 ，是否有理 。毛澤東還特別叮囑 ，據一些省委反映 ，人  民日報在大躍進中搞各省進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進度表）， 放“衛星 ”（糧  食和鋼鐵的高產“衛星 ” ）等報道方法 ，對各地壓力很大 。結果“你追我趕 ”，大  搞浮夸 ，這要引以為戒 。毛澤東在講了上面這些話后 ，又歸納為三個意見 。他說： 第一 ，要實事求是 ，報道時要弄清事實真相 ，不是新聞必須真實嗎？一定要查清虛  與實 ，是虛夸 、作假 ，還是真實 、確實 。新聞報道不是做詩寫小說 ，不能憑想象虛  構 ，不能搞浪漫主義 。第二 ，現在要下明礬 ，把混亂的思想加以澄清 。聽說人民日  報有一篇社論講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時把時間縮短了 ，說三、 四年 ， 四 、五年就行了 ，不要北戴河決議上寫的“或者更長一些時間 ”那半句話  了 。那半句話是我加上的 。當時的想法是謹慎一點好 。現在看來還是太急了 。你們  刪去那半句話就更急了 ，不知是聽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員的意見 。第三 ，要考慮國際  影響 ，今年我們宣傳上吹得太厲害 ，不但在國內搞得大家頭腦發昏 ，而且國際影響  也不利 。毛澤東說 ：“我在成都會議上就曾說過 ，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 ，現在就有  這個危險 。杜勒斯天天罵我們 ，說明他恐慌 ，害怕我們很快強大起來 。美國人會想  到是不是對中國發動預防性戰爭 。這對我們不利 。何必那樣引人槍打出頭鳥呢？何

　　況我們的成就中還有虛夸成分呢！ 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績 ，也不要大吹大擂 ，還 是謙虛一點好…… ”毛澤東明確要求 ：“新華社和人民日報 ，記者和編輯頭腦都要 清醒 ，多開動自己的腦筋 ，獨立思考 ，不要人云亦云 ，隨聲附和 。要調查 ，追根到 底 。要比較 ， 同周圍比較 ， 同前后左右比較 ， 同古今中外比較 。唐朝有位太守 ，他 審理案件 ，先不問原告和被告 ，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圍的人和環境 ，調查好了 才去審問原告和被告 ，這叫做勾推法 ，也就是比較法 。記者和編輯要學會這種調查 研究的工作方法 ，其實這也是思想方法 ，是實事求是的方法 。記者 ，特別是記者頭 子——這時毛主席指著我說 ，像你這樣的人 ，頭腦要清醒 ，要實事求是。”（《毛澤 東全集》第 40卷 453頁）

　　十二月 ，在武漢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通過 《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   在糾正大辦人民公社過程中“左 ”的問題的同時 ，仍然堅持認為辦人民公社是中國    億萬農民的方向 ，應該給予充分肯定與高度評價 ；另一方面通過闡述幾個重大政策    和理論問題 ，批評了那種急于向全民所有制 、向共產主義過渡和企圖過早地取消商    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錯誤思想傾向 。這以后 ，各地普遍整頓人民公社 ，遏制住了急    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和共產主義過渡的勢頭 。為了解決人民公社內部的平均主義和    過分集中的傾向 ，十二月九日 ，在全會閉幕的前一天 ，毛澤東發表了長篇講話 。他    說 ：“人民公社的出現是沒有料到的 。這是一件大事 ，找到了一種建設社會主義的    形式 ，便于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 ，也便于由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    到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制 ，便于辦工農商學兵 ，規模大 、人多 ，便于辦很多事。” 此時 ，毛澤東仍然認為 ，人民公社是實現“兩個過渡 ”（即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    所有制 、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 的“最好形式。”毛澤東批評基層干部性急 ，  要限制 ，但他還是鼓勵基層干部大膽探索 。他提出 ，對那些犯有強迫命令 、說假話    錯誤的干部 ，百分之九十不處分 。他對人民公社辦食堂 、托兒所 ，還抱一些希望 ，  說 ：這些有兩種可能性 ：看來會鞏固 ，也要準備垮臺 。 由此 ，他聯想到整個黨 ，聯    想到了整個國家 。他說 ，我們黨也有兩種可能性 ：一是鞏固 ，一是分裂 。我們中華    人民共和國也有兩種可能性 ：勝利下去 ，或者滅亡 。為了黨的事業的發展 ，為了社    會主義中國盡快鞏固和強大 ，毛澤東仍然堅持快速發展的戰略 ，正是在這一戰略指    導思想的支配下 ， 毛澤東仍然堅持對人民公社實行在整頓中發展的方針 。他說：

　　“我們在政治上是強國 ，在軍事裝備和經濟上是弱國 。因此 ，我們面前的任務是由  弱變強 。我們現在名聲很大 ，實力很小 ，這一點要看清楚 。不要外國人一吹 ，打開  報紙一看 ，盡說干勁沖天 ，搞得神乎其神 ，飄飄然然 。不要自己騙自己。”（《毛澤  東年譜》 第 3卷 550 頁） 毛澤東說這些話的意思 ，還是鼓勵全國人民要抓緊時間， 大干快上 ，發展自己。

　　到一九五九年初 ，人民公社在快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大幅度暴露出來了 。首先 的問題是各地征過頭糧 ，使各地農村人均口糧數量下降 ，這就使各公社及公社以下 的單位都找到一個對付上級的辦法——瞞產私分 。這種情況很快就反映到中央的統 計數字當中去了 。一九五九年初 ，一個問題困擾毛澤東很長時間 ：一九五八年本是 大豐收之年 ，為什么到二月全國就發生了缺糧 、缺油的問題？他苦苦思索 ，找不到 答案 。這時 ，廣東省委用機要傳來了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寫的一個報告 。這個報 告說 ：廣東的雷南縣糧食生產大躍進 ，但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的不正常現象 ，他 下去一查 ，查出基層公社瞞產私分糧食七千萬斤 。毛澤東看了這個報告 ，認為找到 了問題的癥結所在 。經毛澤東同意 ， 中央把這份報告批轉到各省 、市 、 自治區黨 委 。毛澤東在他寫的批轉按語中要求 ：必須立即解決瞞產私分問題 ，而解決的辦 法 ，是搞一個教育運動 ，說明我們的人民公社仍是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 ，不會無償 拿走他們的糧食 ，使群眾放心。

　　一九五九年二月下旬 ，毛澤東決定赴河北 、山東 、河南三省調查研究 ，發現黨 的八屆六中全會 《決議》 做出的關于糾正 “共產風 ” 的決定精神并未貫徹 ，“一 平 、二調 、三收款 ” 的現象仍然相當嚴重 。老人家通過調查發現 ， 出現問題的根 子 ，還在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問題沒有解決好 。毛澤東說 ：過去我們解決問題 ，還 沒有觸及所有制 。公社有窮隊 、中等隊 、富隊三種 。現在的公社 ，實際上是“聯邦 政府 ”。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 。調多了產品 ， 瞞產私分 ，又對又 不對 ，本位主義基本合法 。一個公社 ，有那么多管理區 、生產隊 ，有經營好壞 、收 入多少的不同 ，糧食產量多少的不同 ，吃的多少的不同 。生產水平不同 ，分配不能 一樣 。窮隊挖富隊不好 ，他們都是勞動者 。人為的抽肥補瘦 ，就是無償地剝奪一部 分勞動者的勞動產品給窮隊 。多勞的多得 ，少勞的少得 ，就都積極起來了 。瞞產是 有原因的 ，怕 “共產 ”，怕外調 。農民拼命瞞產是個所有制問題 。本位主義是怕

　　調 ，這種本位基本上是對的。（參見《毛澤東年譜》第 3卷 599頁）

　　毛澤東的這次談話 ，涉及了人民公社內部的問題 ：公社與隊之間的關系問題， 他認識到 ，公社與隊之間 ，也有一個所有制問題 。此后 ，他在南下的一路上 ，多次  談到公社內部的所有制問題 。他邊調查 、邊思考 、邊談話 ，到二月底三月初時 ，他  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比較清楚了 。他決定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談一下這個問題 。一  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五日 ，毛澤東在已經到達鄭州的專列上召開了政治局  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 毛澤東在會上發表講話時 ，先提出問題 ，他說： 人民公社現在有一個矛盾 ，一個可以說相當嚴重的矛盾 。這就是我們農村人民公社  內部存在所有制的矛盾 。他指出 ，不能認為一辦公社 ，各生產隊的一切都要由公社  支配了 。他批評了辦公社中刮共產風的三條： 窮富拉平 ；積累太多 ；“共 ”各種  “產 ”。接著 ，他談了解決這些問題的路子 。他說 ：“ 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  接所有的部分以外 ，還存在著生產大隊（管理區）所有制和生產隊所有制 ”。“六中  全會的決議寫明了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  經過的發展階段 。但是沒有寫明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也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 ，這是一  個缺點 。因為那時我們還不認識這個問題 。這樣 ，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 、生產大  隊 、生產隊三級所有制之間的區別模糊了 ，實際上否認了目前還存在于公社中并且  具有極大重要性的生產隊（或者生產大隊 ，大體上相當于原來的高級社） 的所有  制 ，而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廣大農民的堅決抵抗。”毛澤東特別看重生產隊的所有  制 ，他說 ，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 ，都是否認生產隊的所有制 ，否認生產隊應有的權  利 ，任意把生產隊的財產上調到公社來。（《毛澤東年譜》第 3卷 603頁）

　　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第一次提出公社集體所有制也要有一個發展過程 ，第一次 提出了必須劃分公社 、生產大隊 、生產隊三級所有制的問題 ，可見 ，毛澤東對人民 公社內部存在的問題的認識越來越清楚了 ，并且創造性地提出了三級所有制的問 題 ，指明了解決問題的方向 。毛澤東很快就抓住了問題的本質并提出了解決問題的 思路 ，是中央和各省委的負責人都沒有想到的 ，連在基層工作的地委書記和縣委書 記也沒有想到 ，這使在現場聽到毛澤東談話的中央和一些省市負責人從心里佩服毛 澤東 。一九五九年二三月間 ， 中央政治局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 ，從公社內部所有制 分級的問題入手 ，進一步糾正“共產 ”風 。在貫徹會議精神的過程中 ，確定生產隊

　　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 ，生產隊的所有制還是公社的主要基礎 ，清算公社成立 以來的賬目 ，退賠平調的資金物資。

　　會議還專門研究了糾正“共產風 ” 的問題 。毛澤東對此進行了更為嚴厲的批  評 ，說 ：“從去年九月人民公社成立后 ，刮起了一股共產風 ，主要有三條 ：一是窮  富拉平 ，二是積累太多 ，三是豬 、雞 、鴨、（有的部分 ，有的全部） 無償歸公社， 還有部分桌椅 、板凳 、刀鍋 、碗筷等無償歸公社食堂 ，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  ……這樣一來 ，共產風刮遍全國。”他認為 ，“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 ，這是不允  許的 。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采用贖買政策 ， 怎么可以無償剝奪農  民的勞動成果呢？ 這樣做 ，實際是搶產 ，沒給錢 ，不是搶是什么？ 這樣下去 ，一  定垮臺！”他又說 ：“我代表一千萬隊長干部 ，五億農民說話 ，堅持右傾機會主義  （當時如果誰反對劉少奇等刮的‘共產風 ’就被他們批判為右傾）， 貫徹到底 ，你  們不跟我貫徹 ， 我一個人貫徹 ，直到開除黨籍 ，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此時的  毛澤東已經堅信 ，他找到了解決人民公社問題的關鍵點 。三月一日 ，他繼續主持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上 ，他十分肯定地說 ：“基礎是生產隊 ，你不從這一點  說 ，什么拉平 ，什么過分集中 ，就沒有理論基礎了 。得承認隊是基礎 ，跟它做買  賣 。他的東西 ，你不能說是你的 ， 同它是買賣關系。”正由于毛澤東有這樣的認  識 ，所以他對此前中央和地方領導人一致認為瞞產私分是本位主義的問題 ，進行  了撥亂反正 。他說 ：“要去掉本位主義的帽子 ，要恢復農民的名譽 ”。“瞞產私分不  是本位主義 ， 瞞產私分極其正確 ，那股風一來 ，他只得瞞產。”（參見 《毛澤東全  集》第 41卷 257頁）

　　當然 ，有些基層干部想不通 ，他們還是堅持擴大公有制的思路 。對此 ，毛澤東 也看出來了 。三月一日 ，毛澤東給劉少奇 、鄧小平寫信 ，建議再開兩天會 ，解決各 地負責人的思想問題 。他在信中寫道 ：“我可以這樣說 ， 同志們的思想有些是正確 的 ，但是我覺得我的觀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錯的 ，但是還不完善 。有些觀點需要同志 們給我以幫助 ，加以補充 、修正及發展。”同時 ，毛澤東十分自信地寫道 ：“我的這 一套思想 ，是一月二月兩個月內逐步形成的 。到天津 、濟南 、鄭州 ，跟三省同志們 交換意見 ，對我有極大的啟發 。因此到鄭州 ，就定下了決心 ，形成了一套 ，雖然還 有些不完善 ，還有些不明確 ，還有些需要發展和展開 ，需待今后再觀察 、再交換意

　　見 ，再思再想。”（參見《毛澤東全集》第 41卷 263頁）

　　為了引起大家重視 ，在三月五日的發言中 ，毛澤東嚴厲地批評道 ：“共產主義 沒有飯吃 ， 天天搞共產 ， 實際上是搶產 ， 向富隊共產。”他把 “共產風 ”上綱為 “左 ” 的修正主義 、 冒險主義 。并說 ：“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 ，誤認集體所有 制為全民所有制 ，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 ，想快反而慢 。武昌會議時 ，價值法 則 、等價交換已弄清 ，但根本不執行 ，等于放屁。”（參見 《毛澤東全集》 第 41卷    278 頁）

　　毛澤東講的這些話 ，顯然是對劉少奇 、鄧小平等人拒不執行武昌會議精神和八 屆六中全會精神的批評 。毛澤東在會上還多次講話 ，強調要整頓公社內部的所有 制 ，進一步解決“共產風 ”問題。

　　一是指出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 ，需要一個發展過程 ， 目前必須以生產隊所有 制為基礎 。毛澤東說 ：現在 ，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制有一個發展過程 ，在公社 內部 ， 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 ，需要一個過程 。他強調 ， 目前人 民公社以生產隊所有制為基礎 ，有極大的重要性 。這就有力的批評并糾正劉少奇所 鼓吹與推行的 ，一律實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錯誤做法。

　　二是堅持按勞分配原則 ，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兩種錯誤傾向 。毛澤東在分  析一平 、二調 、三收款的現象后 ，指出 ：“上述兩種傾向 ，都包含有否認價值法  則 ，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 ，過頭熱是不對的。”為糾正這兩種傾向 ，毛澤東提  出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 ：“統一領導 ， 隊為基礎 ；分級管理 ，權力下放； 三級指標 ，各計盈虧 ；分配計劃 ， 由社決定 ；適當積累 ，合理調劑 ；物資勞動 ，等  價交換 ；按勞分配 ，承認差別。”（按 ：劉少奇等搞的則是 ：全社統收統支 ，統一核  算 ，共負盈虧 ，各大隊 、各小隊的收入統一交公社 ，支出由公社統一核發 ，供給標  準、工資水平公社基本一致）

　　三是指出“共產風 ”的實質就是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 。毛澤東指出 ：“公社   化后刮起了‘共產風 ’，即是說 ，在某種范圍內 ，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人無償占有   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 ，是我們所不許可的 。他嚴厲的批評這種行為是強盜行為 ，是   舊社會上海青幫 、紅幫流氓集團的偷 、搶行為 。在共產黨內絕對不允許這樣做 。我   們對民族資產階級還采用贖買政策 ，我們怎么可以無償占有人民的勞動成果呢？”

　　他在一個文件批語中指出 ：這是‘左 ’傾冒險主義思想行為。（毛澤東 1959年 2月 28 日對山西省委《關于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 的批語）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結束后 ，各地領導同志回去都抓緊落  實毛澤東的指示 ，各地辦人民公社 ，開始朝“三級所有 ， 隊為基礎 ”的方向發展。 從一九五九年三月初到六月底 ，僅僅經過四個月 ，全黨 、全國辦人民公社的路子就  基本清楚了 ，這就是 ：人民公社是集體所有制 ，這個集體所有制中包含公社 、大  隊 、生產隊三級所有 ，三級中以生產隊為基礎 。但是 ， 由于各地在大辦人民公社  時 ，生產隊的建制不同 ，概念也不清晰 ，所以 ，很多地方的生產隊 ，實際上大隊一  級 ，相當于原來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許多地方把這一級當做生產隊 ，認為這一  級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 。而把生產小隊當做包產單位 。盡管大家總的方向明  確 ，路子清楚 ，但是把基礎放在哪一級 ，還各有不同 。毛澤東發現了這個問題 ，他  決定進一步調查研究 ，解決這個問題 ，他甚至考慮到了使生產小隊成為“核算單  位 ”的解決方案。

　　三、力求從實際出發調整大辦人民公社的思路

　　在毛澤東調整大辦人民公社思路之后不久 ，就發生了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  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 ，及隨后開展的對“右傾機會主義 ”的斗爭 ，打斷了毛澤東  繼續解決人民公社問題的進程 。毛澤東從那時起 ， 開始著重強調維護 “ 三面紅  旗 ”，即總路線 、大躍進 、人民公社的重大意義 ，反而使得一些地方黨政領導的  “左 ”的思想又有所發展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浙江 、安徽 、江蘇 、上海三省一市  召開人民公社過渡問題座談會 。會上 ，三省一市領導人形成的一致認識是 ：抓緊時  間 ，搞單一的人民公社所有制 ，在五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里 ，從基本上隊有過渡到  基本上社有 。當時 ，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對三省一市的這個熱情 ，是肯定和  支持的 。一九六〇年一月 ， 中央專門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提出八年時間里  分期分批采取各種不同形式完成由基本生產隊所有制過渡到基本上的公社所有制， 并且開始向全民所有制過渡 。隨后 ， 中央又提出了大辦水利 、大辦縣社工業 。這些  有利于發展農業的舉措 ，卻在客觀上推動了某些人的一些錯誤做法。

　　當然 ，毛澤東很快就又發現了刮“共產風 ”出現的新問題 ， 即“一平二調三收 款 ”。其具體表現“一平 ”就是不按勞取酬的平均分配 ；“二調 ”就是把一個單位和

　　地區的物資任意調撥走 ；“三收款 ”就是沒有名目的征收款項 。這樣做 ，極大地傷 害了勞動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 ，毛澤東再次決定制止這股歪風 。一九六〇年 三月二日 ，毛澤東批準把廣東省委關于當前人民公社工作問題的報告印出九份文 件 ，發給中央主要領導人 。三月三日討論后 ， 以中央文件的形式 ，下發各省 。毛澤 東指導的這份廣東省委文件的主要內容 ，是提出鄭州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確 定的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 ，是適合當前的生產水平和群眾覺悟的 ，是有利 于生產力發展的 ， 因此一定要繼續貫徹執行 。當前的問題 ，不是急于過渡 ，而是明 確方向 ，埋頭苦干 。毛澤東認為這個文件寫得合乎他的心意 ，他要求各地把廣東省 委的這份文件 ， 當做中央的指示貫徹執行。

　　最初 ，毛澤東對于辦城市人民公社一直有很大的熱情 。一九六〇年三月八日， 毛澤東在中央關于城市人民公社問題指示稿上寫下批語 ：“看起來 ， 以大工廠 、以  街道 、以機關學校為中心 ，而又有各種所有制（國有制 ，社有集體制 ，社以下集體  所有制） 同時存在于一個公社內 ，是不可避免的 ，也是很好的 ”。“除了五個大城市  （指北京 、上海 、天津 、武漢 、廣州） 外 ，其他城市則應一律掛牌子 ， 以一新耳  目 ，振奮人心 ”。“最好有一位書記專管城市人民公社。”（《毛澤東年譜》 第 4卷  338頁）三月九日 ， 中央發出《關于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批示》， 要求各地采取積極  的態度 ，放手發動群眾 ，試驗組織以大型國營廠礦為中心 ， 以機關 、學校為中心， 以街道居民或者以城區再加一部分農村為主體等各種形式的城市人民公社 。上半年  試點 ，下半年普遍推廣 。 中央批示下達后 ，各個城市紛紛大辦人民公社 。到七月  底 ，全國一百九十個大中城市里 ，建立了一千零六十四個人民公社 ，參加公社的人  數為五千五百多萬人 ， 占這些城市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七 。后來 ，毛澤東發現辦  城市人民公社 ，影響城市中的生產和人民生活 ，不符合中國國情 ，便果斷地停止了  辦城市人民公社。

　　此后 ，毛澤東指導辦人民公社的重點 ，始終在農村 。對此 ，他從來也沒有含糊 過 。毛澤東批轉廣東省委文件后 ， 由三省一市重新掀起的 “共產風 ”，被壓了下 去 。但在各地實踐中 ，大多數是把生產大隊一級當做基本核算單位 ，而把生產小 隊 ， 當做“小部分所有制 ”。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 ，顯然比各地領導干部的 認識要清醒許多 。但是 ，在大多數省市都把基本核算單位放在大隊一級時 ，毛澤東

　　也尊重多數人的意見 ， 同時他也想通過實踐看一看 ，這是不是一種更好的方式。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 ，經毛澤東批準 ， 中共中央發出的《關于農村人民公社    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 中雖然規定 ：“三級所有 ， 隊為基礎 ，是現階段人民    公社的根本制度。”但這里指的“ 隊為基礎 ”，仍然是生產大隊一級 。這封指示信規    定 ：“從一九六一年算起 ，至少七年不變 。在此期間 ，不再新辦基本社有制和全民    所有制的試點。”隨后 ， 中共中央于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廣州召開    了工作會議 。會上 ， 毛澤東親自主持討論通過了 《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    案）》。條例規定 ：“農村人民公社一般地分為公社 、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 。以生    產大隊的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三級集體所有制 ，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 這個條例草案著重對人民公社的性質 、管理制度 、社員的權利和義務 ，做出了規    定。

　　毛澤東這個時候十分關注退賠問題 ， 即把刮“共產風 ”時平調的錢物退還給原  來的所有者 。六月十九日 ，經毛澤東批準 ， 中共中央發出 《關于堅決糾正平調錯  誤 ，徹底退賠的規定》。 規定要求 ，對大辦人民公社時所抽調和占用的生產大隊、 生產隊和社員個人的生產資料 、生活資料 、勞動力和其他財物的 ，都必須徹底地清  算和退賠 ，而且應該做檢討。

　　一個平調 ，一個退賠 ，這個反復 ，促使毛澤東思考 。毛澤東決定進一步搞調查  研究 。從一九六一年六月到九月 ，毛澤東不斷地找各地黨政領導干部談話 。到九月  底 ，他的思路更清晰了 ，對于他過去一度認識到而沒有堅持的基本核算單位確定到  小隊的問題 ，更明確了 。他在調查研究的同時 ，大量閱讀基層送來的關于辦人民公  社的材料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有關同志寫信， 并附上一批關于人民公社問題的材料 。毛澤東在信中說 ：“這些材料表明 ：我們對  農業方面的嚴重平均主義的問題 ，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 ，還留下一個問題 。農民  說 ，六十條就是缺了這一條 。這一條是什么呢?就是生產權在小隊 、分配權卻在大  隊 ， 即所謂‘三包一獎 ’的問題 。這個問題不解決 ，農 、林 、牧 、副 、漁的大發展  即仍然受束縛 ，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仍然要受影響 。如果我們要使一九六二年的農業  比較一九六一年有一個較大的增長 ，我們就應在今年十二月工作會議上解決這個問  題 。我的意見是：‘三級所有 、隊為基礎 ’。即基本核算單位是隊而不是大隊 。所謂

　　大隊‘統一領導 ’要規定界限 ，河北同志規定了九條 。如不作這種規定 ， 隊的八權 有許多是空的 ，還是被大隊抓去了 ”。“我們過去過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 六年 ，高級社成立時起）， 第七年應該醒過來了吧。”（《毛澤東年譜》第 5卷 32頁）

　　毛澤東雖然提出了明確的意見 ，但他認為 ，要把這些意見變成中央的政策下  達 ，還必須通過調查研究 ，拿事實說服人 。一九六一年十月 ，毛澤東派國務院副總  理 、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下去調查 。十一月九日 ，鄧子恢寫了一份關于農  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試點情況給毛澤東并報華東局 、福建省委的調查報告 。這  個報告對未來人民公社實行“ 三級所有 ， 隊為基礎 ” 的原則做出了十分明確的規  定 。報告說 ：各級干部和廣大群眾一致擁護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小隊一級 。體  制下放后 ，對小隊規模一般都做了調整 ，一般小隊一村一隊 ，大村一村數隊 ， 以三  十戶左右為宜 。體制下放后 ，要相應調整土地 。耕畜隨土地多少適當調整 。此外， 還對公積金 、公益金 、管理費上交問題 ，小隊會計問題 、大隊工作任務問題 、糧食  分配問題 、山林問題等做出了規定 。毛澤東看了這個材料后 ，十分贊賞 。他在十一  月二十三日寫的批語中說 ：“鄧子恢同志這個報告很好 ，發給你們參考 ”。“認真調  查研究 ，對具體問題做出具體的分析 ，而不是抽象的主觀主義的分析 ，這是馬克思  主義的靈魂。”（《毛澤東年譜》第 5卷 54頁）鄧子恢的報告下發至各省 、市 、 自治  區后 ，各地開始進行把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小隊一級的試驗 。經過幾個月的試  驗 ，各地取得了一致的認識 ，都認為把基本核算單位放在小隊一級 ，是合適的 ，既  深受農民的歡迎 ，又有利于發展農業生產。

　　在這種情況下 ，毛澤東決定 ， 由中央正式發出文件 ，把人民公社的體制最后確  定下來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一日 ，毛澤東批準下發中央《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  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 并在這個指示稿上寫下批示 ，要求我國農村基本核算單  位穩定在生產小隊一級至少三十年不變。《指示》 明確提到 ：“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  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 ，在我國絕大部分農村 ， 已經是勢在必行 。以生產隊為基  本核算單位 ，有很多好處。（ 一 ）能夠比較徹底地克服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 。 （二 ）生產隊的生產自主權有了很好的保障。（三） 更適合當前農民的覺悟程度。 （四） 更有利于改善集體經濟的經營管理 ”。“在我國各地農村 ，絕大多數的人民公  社 ，都宜于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 。但就整個農村來說 ，人民公社的體制 ，又不

　　應當強求一律 ”。“在我國絕大多數地區的農村人民公社 ，實行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 級集體所有制 ，是一個長時期內 ，至少三十年內實行的根本制度 。這個問題應向廣 大農村干部和農民群眾反復說明。”這個指示要求各地 ：“應當爭取時間 ，立即動 手 ，宜早不宜遲 ”。“力爭在春耕開始前后 ，把這項工作大體做完。”（《毛澤東年 譜》 第 5卷 85 頁） 這次調整 ，是一次大調整 。各地情況不同 ，認識不同 ，但實行 “三級所有 ， 隊為基礎 ”的大方向是定了的 。各地在貫徹中央指示的過程中 ，摸索 出一些新的經驗 ， 同時 ，也需要對中央原來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中的一些規定 加以改變。

　　一九六二年九月 ，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通過了 《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 案》。這個文件 ，改變了原來的中央文件中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規定 ，確 定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 。同時 ， 限定了人民公社的規模 ，確定人民公社的規 模 ，是一鄉一社 ，各個公社的規模定下來后 ，長期不變 。同時 ，對人民公社的組織 問題 ，節約問題 ，辦工業問題 ， 自留地問題等 ，都做出了規定 。這個文件下發之 后 ，各地很快就按此文件 ，調整人民公社的規模和內部結構 ，并按中央的這個文 件 ，把人民公社確定在“三級所有 ， 隊為基礎 ”之上 。從此 ，人民公社的性質 、管 理體制 、職能 、任務等 ，就在這個基礎上穩定下來了 ，一直持續到一九八二年人民 公社解體。

　　平心而論 ，在這二十多年的時間里 ，特別是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八二年間 ，人  民公社的存在 ，對于使農業生產與當時實行的國家計劃經濟體制相銜接 ，對于保障  幾億農民的基本生活條件 ，對于興修水利和搞農田基本建設 ，對于發展鄉鎮工業， 對于訓練農民的集體主義意識 ，對于農村社會秩序的穩定 ，確實起到了積極作用， 也顯示出一定的集體主義優越性。

　　毛澤東親自糾正了一九五八年公社化運動中的共產風 、浮夸風 ， 制定了 《農村人民公社六十條》， 確立了人民公社三級所有 、 隊為基礎及按勞分配等中 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基本原則 。 由互助組 ，初級合作社 ， 高級合作社 ， 一直 到人民公社 ， 因土地是共產黨取得國家政權后分給農民的 ， 多數農民對黨的號 召寄予厚望 ， 集體化進程總的來說比較順利 。農村集體化對新中國的巨大貢 獻 。在實行土地改革之后 ， 中國迅速轉入農村集體化 ， 這個以人民公社為代表

　　的集體經濟的建立 ， 是極其偉大的革命 ，更是來之不易的成功 ， 還是中國共產 黨的創造 。農村集體經濟也帶來農村巨大的變化：

　　一是實現大體均等 。避免了兩極分化 ，避免了出現新生的地主階級 ，避免了農 村再出現賣兒賣女的悲慘景象 。農民不僅活的很有尊嚴 ，有的還能當上黨和國家的 領導干部。

　　二是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解決了日益增多的人口吃飯問題 ， 中國的糧食達 到了自給自足 。“一九八〇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 ，全國糧食增長近一倍 ，棉花增長 一倍多 。盡管人口增長過快 ，現在已近十億 ，我們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證 了人民吃飯穿衣的需要 。毛澤東時代 ， 國有存糧 ，無論是天災地害 ，還是戰爭到 來 ，我們都有支撐三年戰爭的儲備糧 ，完全不怕外國的糧食禁運和封鎖。

　　三是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改變 。農業水利化離不開農業合作化 ，農業合作化  又推動了農田水利化 。正如毛澤東所說 ：依靠合作化開展大規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  完全可能的 。依靠合作化全國興修大小五萬多水庫 ，修建無數溝渠等大量水利工  程 ，其中有許多如紅旗渠這樣施工難度極高的溝渠 。全國灌溉面積已由一九五二年  的三億畝擴大到現在的六億七千多萬畝 ，長江 、黃河 、淮河 、海河 、珠江 、遼河、 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災害得到初步控制 。新中國成立前我國農村幾乎沒有農  業機械 、化肥和電力 ，現在農用拖拉機 、排灌機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 ，用電  量等于解放初全國發電量的七點五倍。

　　四是為工業化提供積累。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通過人民公社這種集中勞動和集體分  配的方式 ，僅“統購統銷 ”這一項就為中國的工業化提供了七千到八千億元的資  金。（還不算繳納的一千多億元農業稅）， 按當時的黃金比價 ，至少相當于現在的六十  萬億元。打一場抗美援朝戰爭（包括買蘇聯的武器） 中國才投入六十九億元人民幣。

　　五是在農村移風易俗 ，破除封建迷信 ，學習文化 ，科學種田等建設精神文明 上 ，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人民公都是客觀存在 ，難以磨滅的 。如果說 ，只有社會 主義能救中國 ，那毫不夸張地說 ，農村的根本出路 ，必須是集體經濟！

　　它給人們以最大的啟迪是 ：要敢于探索中國獨特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盡管我 們還必然會存在著很大的盲目性 ，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 ，但是我們要有勇 氣去調查它 、研究它 ，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 。探索的過程往往需要經過由物

　　質到精神 ， 由精神到物質 ， 即由實踐到認識 ， 由認識到實踐這樣的多次反復才能夠 完成 。毛澤東在指導中國辦人民公社的過程中 ，面對的就是一個必然王國 。他在這 個必然王國面前沒有止步 ，更沒有退縮 ，而是勇于探索 。在探索中 ，既有正確的認 識與成功的經驗 ，也有盲目性帶來的失誤 ， 中間經過了許多曲折和反復 ，但毛澤東 從未半途而廢 。他這樣做 ，完全是出于讓中國農村迅速擺脫落后面貌 ，讓億萬人民 過上幸福的生活的良好愿望 。對此 ， 中國人特別是廣大農民心里是清楚的。

　　四、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評價及其影響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 ，在中國發生“大躍進 ”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毛澤東  之所以發動大躍進 ，從老人家的主觀愿望來說 ，是為了盡快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  貌 ，使國家早日富強起來 ，使中華民族早日自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 ，再不受帝國  主義的欺侮 。這是一百多年來 ， 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理想并為之奮斗的目標 。與此  同時 ，“大躍進 ”的發生也是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之后 ，廣大干部群眾所激發出來  的前所未有的勞動熱情打動了人民領袖 ，是雙向互動的產物 。人民群眾戰天斗地， 晝夜苦干 ，在許多戰線上取得新的成績 。一九五八年的糧食產量達到四千億斤 ， 比  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二點五 ；棉花產量三千九百三十八萬擔 ，增產百分之四十九  點一 ；鋼產量（除去土鋼）八百萬噸 ，增產百分之四十九點一 ；其他一些基礎工業  也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從一九五七年冬開始持續幾年的大規模水利建設 ，特別是興  修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庫 ，對我國農業的發展和旱澇災害的防治起了重大作用 ，它的  效益至今還在繼續發揮 。科學技術也有了可喜的發展 ，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領域  填補了一些空白。

　　在總路線的指引下 ，六億人民改天換地的革命斗志感動了毛澤東 ，大躍進取得  的新成績激勵了毛澤東 。當老人家讀了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 上關于  江西余江縣消滅了血吸蟲病的報道以后 ，“浮想聯翩 ，夜不能寐 。微風拂煦 ，旭日  臨窗 。遙望南天 ，欣然命筆 ”。在黨的生日七月一日這一天的早晨 ，寫下了 《七律  二首“送瘟神 ”》。其一 ：綠水青山枉自多 ，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 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里 ，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 ，一樣悲歡  逐逝波 。其二 ：春風楊柳萬千條 ，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 ，青山著意化  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 ，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 ，紙船明燭照天燒 。這

　　富于浪漫色彩的瑰麗詩句 ，不僅是對消滅血吸蟲病這一奇跡的贊嘆 ，不僅是對新舊 社會兩重天的無限感慨 ，也是對大躍進中人民群眾表現出來的精神風貌的頌揚。

　　毛澤東深知抓住戰略機遇期的極端重要性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國際上出現了 一種嶄新局面 ，一方面以社會主義國家為主的世界和平力量進一步增強 ；另一方面 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進一步發展 ，這就有可能為我國爭取到一個相當長的和平時 期 。當時毛澤東就說過 ：“帝國主義是紙老虎 ， 中間地帶吃不下去 ， 內部又有經濟 危機 ，過去人民的力量不能制止戰爭 ，現在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抓住這 個時機 ， 以只爭朝夕的急迫心情 ，想用最快的建設速度 ，使國家發展起來 ，興旺起 來 ，強大起來。

　　毛澤東對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并不很滿意 ，認為發展速度還是慢了些 ，決  心另辟蹊徑 ， 闖出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 、發展速度比較快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八年的實踐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領導經濟建設方面已經積累  了一定的經驗 ，盡管還很不足 。但“大躍進 ”的號召 ，一經發出 ，全國上下 ，奮起  響應 ，迅速成為規模宏大的群眾運動 ，這也說明毛主席 、黨中央當時提出的為改變  國家貧窮落后面貌而加快經濟發展的戰略 ， 的確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與愿  望 。對于發動大躍進 ，毛澤東當時認為是有充足根據的 。從客觀條件來說 ：第一， 中國有六億人口 ，這是決定的因素 。第二 ， 中國已經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 ，生產關  系改變以后 ，為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創造了條件 。第三 ，經過整風和反右派運動 ，形  成了人與人在生產勞動中的平等關系 ， 由此勞動人民的積極性極大地發揮出來 。從  主觀條件來說 ，黨已經制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而且有了一套工作方法 ，能夠  適應大躍進 ，并能夠保證大躍進不出大的亂子。

　　當然 ，毛澤東關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構想也是從實踐中來的 ，并不是憑空捏造出 來的 。隨著各地工業的發展 ，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了成都會議 通過的《關于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 中第一次正式提出農業生產合作社辦工業 的問題 。為適應一九五七年農業合作社在發展中出現的并大社的趨勢 ，一九五八年 四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成都會議通過的《關于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 并為大社的意見》。 隨后 ， 以大搞農田水利建設為中心的農業生產高潮的掀起 ，地 方工業的興辦 ，帶來了農村勞動力的緊張 。一些地方為著盡可能地騰出勞動力用到

　　工農業生產上去 ，舉辦了簡易的公共食堂和托兒所 。有的地方還辦起了“農業大 學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 ，毛澤東以及中央的其他領導人開始醞釀新的農村基層組 織的結構問題。

　　毛澤東曾對人民公社的基本組織架構作了大致的勾勒 ：“那時我國的鄉村中將  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 ，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 、工業 ，有大學 、中學 、小學 ，有  醫院 ，有科學研究機關 ，有商店和服務行業 ，有交通事業 ，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 有俱樂部 ，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 。若干鄉村公社圍繞著城市 ，又成為更大的共  產主義公社 。前人的‘烏托邦 ’想法 ，將被實現 ，并將被超過 ”。“我們的方向 ，應  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  （民兵 ， 即全民武裝） ’組成為一個大公社 ，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看  來人民公社是個好名字 ，包括工農兵學商 ，管理生產 ，管理生活 ，管理政權 。還是  辦人民公社好 ， 和政府合一了 。它的好處是 ，可以把工 、農 、商 、學 、兵合在一  起 ，便于領導 。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 ，具有政社是合一等特點 ，都是建立在初步  從經濟上消滅私有制 、消滅階級差別以后 ，高度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之上的 。因此， 它與前人提出的“烏托邦 ”的空想 ，很顯然有著本質的區別。

　　毛澤東同時強調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 ，不要忙于改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  制 ，在目前還是以采用集體所有制為好 ，這可以避免在改變所有制的過程中發生不  必要的麻煩 。實際上 ，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中 ，就已經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  成分了 。這種全民所有制 ，將在不斷發展中繼續增長 ，逐步地代替集體所有制 。 由  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 ，是一個過程 ，有些地方可能較快 ，三 、四年內就可  完成 ，有些地方 ，可能較慢 ，需要五 、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 。過渡到了全民所  有制 ，如國營工業那樣 ，它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 ，各盡所能 ，按勞取酬 。然后再  經過多少年 ，社會產品極大地豐富了 ，全體人民的共產主義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  都極大地提高了 ，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 ，社會主義時期還不得不保存的舊社會  遺留下來的工農差別 、城鄉差別 、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 ，都逐步地消失了， 反映這些差別的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 ，也逐步地消失了 ， 國家職能只是為  了對付外部敵人的侵略 ，對內已經不起作用了 ，在這種時候 ，我國社會就將進入各  盡所能 ，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時代。”

　　也正是在高舉“總路線 、大躍進 、人民公社 ”三面紅旗 ，開展推進經濟大革命  的群眾運動中 ，促使毛澤東發現并深刻認識到 ，黨內官僚主義帶來的“五風 ”盛行  的嚴重性和它極有可能發展成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危害性 。一九六〇年三月三十日， 毛澤東在代中共中央起草并專門下發的 《關于反對官僚主義的指示》 中明確指出： “官僚主義這種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壞作風 ，一年不用掃帚掃一次 ，就會春風吹又生  了 。中央在一九六〇年三月下旬根據山東六級干部會議的一期情況簡報 ，批發給你  們 ，請你們對于人民公社的許多嚴重情況 ，提起充分的注意 ，務必在三 、四月間， 利用省委召開的六級干部會議和縣委接著召開的四級干部會議 ，對于那些不可允許  的 、極端嚴重的情況 ，務必徹底地整頓一次 ，到下半年再整一次 。這個文件 ，諒必  你們已經看見了 。在這個文件中曾經提到 ，現在就要利用六級和四級干部大會公開  指出三反問題的嚴重性 ，提出反貪污 、反浪費 、反官僚主義的任務 。關于三反 ， 中  央將在四月上旬有一個規定范圍和如何處理各類犯錯誤分子的指示 ，發給你們 。但  你們不要等候這個文件 ，而應利用當前正在開或準備開的六級和四級大會立即號召  整風 ，并作典型調查 ，使自己心中有數 。中央現在所要著重地告訴你們的 ，是關于  官僚主義嚴重存在的問題。

　　這里有一個山東省歷城縣的材料 。歷城縣委在今年三月十四日報告山東省委 說 ，他們那里有積極 、消極兩方面 。積極方面是形勢大好 ，這是主要的 。消極方 面 ，他們說 ，突出的表現是五多 、五少 。就是說 ，會議多 ，聯系群眾少 ；文件 、表 報多 ，經驗總結少 ；人們蹲在機關多 ，認真調查研究少 ；事務多 ，學習少 ；一般號 召多 ，細致地組織工作少 。他們這個文件 ，現在發給你們看看 。其中說到會議多和 文件表報多 ，多到什么程度呢？他們說 ：縣委及縣委各部門 ， 自今年一月一日到三 月十日 ，七十天中 ，召開了有各公社黨委書記和部門負責人參加的會議 ，共有一百 八十四次 ， 電話會議五十六次 ，印發文件一千零七十四件 ，表報五百九十九份 。同 志們 ，這種情況是不能繼續下去的 ，物極必反 ，我們一定要創設條件 ，使這種官僚 主義走向它的反面 。歷城縣已經定出辦法 ，克服五多五少 。山東省委已將歷城辦法 推到全省施行 。同志們 ，這種官僚主義狀態 ，只是存在于歷城一個縣 ，或者山東一 個省嗎？不見得 。很可能到處都存在 。請你們各自調查一個縣 、一個市（在大城市 里調查一個區）， 就可知道底細了 。克服五多五少的辦法 ，可以仿照歷城辦理 。這

　　種官僚主義的來源 ，不能只在縣 ，還在省與中央 。關于省（市 、 自治區） 的方面 ，  請你們注意處理 。關于中央方面 ，我們將采取處理辦法 。看來一年要對這個五多五    少問題談兩次 ，至少談一次 。中央幾年前曾對這個問題發過指示 ，后來沒有再過問    （主要指五多中的會議多 ， 文件表報多）， 自己也有官僚主義 ， 不能只怪別人 。” （《毛澤東年譜》第 4卷 367頁）

　　為什么號稱代表人民利益的共產黨執政后 ，官僚主義者仍然層出不窮 ，這不能  不引起毛澤東的深思 ，老人家力求從思想根源 、歷史根源 、政治根源上找答案 。特  別是在經歷了廬山會議上關于大躍進的爭論之后 ，毛澤東曾專門安排了一次歷時兩  個月的集中讀書時間（從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起到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結束）， 帶著陳伯達 、胡繩 、鄧力群 、 田家英等幾個“ 秀才 ”，主要讀蘇聯 《政治經濟學教  科書》（第三版） 下冊 ， 即社會主義部分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談話 。這次 ，毛澤東的  舉措很大 ，他不再是一個人研讀 ，而是帶上一些人和自己一起研讀 。毛澤東為什么  這樣做？ 這是因為他對這本書十分重視 。他認為這本書中包含了許多蘇聯社會主義  建設的經驗 ， 同時更包含了許多蘇聯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時接受的教訓 。中國  共產黨在全面汲取自己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經驗教訓的同時 ，也要借鑒別人的經驗  教訓 ， 目的是糾正“大躍進 ”中已經出現的一些“左 ”的錯誤 。出現這些錯誤 ，主  要在于指導思想上出了問題 ， 當時黨內高層確實有人提出了過左的思想 。所以毛澤  東在那封讀書建議信中說 ：“現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有些號稱馬克思主  義經濟學家的同志 ，在最近幾個月內 ，就是如此……一臨到目前經濟實踐中某些具  體問題 ，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打了折扣了。”但毛澤東沒有追究某個人責任的意  思 。他認為最主要是全黨都在前幾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中增長知識 ，使自己  有一個清醒的頭腦 。所以他要找一些人來和他一起讀這本書。（參見 《黨史博覽》 2018年第 3期）

　　后來由“秀才 ”之一的鄧力群出版了一本《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 與談話》。 據此書記載 ，蘇聯教科書在第二十三章 ，講到一九三六年蘇聯新憲法 時 ，論述了蘇聯公民或勞動者享有的各種權利 ，包括“勞動權利 ，休息權利 ，受教 育權利 ，年老 、患病及喪失勞動能力時獲得物質保證的權利 ”。毛澤東在這段文字 旁醒目地批注道 ：“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 ”，并發表議論說 ：“這里講到蘇聯勞動

　　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 ，沒有講到勞動者管理國家 、管理軍隊 、管理各種企業 、管理 文化教育的權利 。實際上 ，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 ，最根本的權 利 。沒有這種權利 ， 勞動者的工作權 、休息權 、受教育權等等權利 ， 就沒有保 證。”此時此刻 ， 毛澤東對民主的理解有了重大變化 ，他已經不再單純地滿足于 “人民監督政府 ”了 ，也不再籠統地談論“人人起來負責 ”了 ，而是要把“勞動者 管理國家 、管理軍隊 、管理各種企業 、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 ”作為民主的主要內涵 ——由充分實現了主體性的勞動者（人民）直接而不是假手他人管理國家——只有 這樣 ，才算真正實現了人民民主。（參見鄧力群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 注和談話》）

　　毛澤東在大躍進遭遇挫折后開始思考這些問題是大有深意的 。大躍進為什么沒 有達到預期的目標？ 直接的原因當然是干部隊伍中普遍存在的 “ 瞎指揮 ”“浮夸 風 ”“共產風 ”等問題 ，那么 ，在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之后為什么還會出現這種 現象？ 很明顯 ，是干部為了追求自己的政績而犧牲了人民的利益 。解決這些問 題 ，對干部進行教育 、整風等都是必要的 ，但如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呢？ 很 顯然 ， 毛澤東的答案是： 必須真正落實人民 “ 最大的權利 ”， 即管理國家的權 利 。在資本主義社會 ，人民受到權力和資本的雙重統治 ，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 后 ，資本對人的統治消失了 ，但是權力對人的支配還存在 ，所以要在無產階級專 政下繼續革命 ，要在解決了資本對人的支配之后 ，解決權力對人的支配 ， 以實現 最徹底的解放 ，將傳統的由權力主導的國家社會主義 ，升級為人民社會主義 。這 也就是毛澤東在以后的政治運動中 ，為什么一直強調黨的各級領導干部一定要尊重 人民賦予的權力的根本所在。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中 ，總結 世界各國發展的歷史經驗指出 ：“在十七世紀 ，歐洲的一些國家已經在發展資本主 義了 ，經過三百多年 ，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有了現在這個樣子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比較 ，有許多優越性 ，我們國家的經濟的發展 ，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毛 澤東全集》 第 45卷 42 頁）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毛澤東在對政府工作報告稿 的修改中還指出 ：“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 ，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 地爬行 。我們必須打破常規 ，盡量采用先進技術 ，在一個不太長的時期內 ，把我國

　　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 。我們所說的大躍進 ，就是這個意思 。難道這 是做不到的嗎？”“為什么西方資產階級能夠做到的事 ，東方無產階級就不能夠做到 呢？ 中國大革命家 ，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 ，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 ， 中國將要出現 一個大躍進。”（《毛澤東年譜》第 5卷 447頁）

　　雖然我們在實行人民公社化的初期 ， 曾經出現過一些錯誤 ，但經過一九五九 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整頓之后 ，人民公社就逐步完善 ，走上了正軌 。在實踐的 過程中 ，既有成功經驗 ，也有失敗的教訓 。它早已成為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 ，我 國推進農村各項事業逐步發展 ，農民生產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乃至維護社會穩定 的基礎 。如今 ，在全國現在仍有數千個建立在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農業生產合作 組織 ， 沖破重重阻力 ，保存下來了 ，并得到了新的發展 。今天號稱“共產主義小 社區 ” 的河南省漯河市臨潁縣“南街村 ”就是其中一個活生生的樣板 。歷史終究 可以證明： 毛澤東關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構想 ， 同建設現代化中國的總的大方向始 終是一致的。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